说说作品上架那点事
我是喜欢写作的人 ，来已经三年，这三年里我写完了四部长篇小说，其中三部已签约上架，实现了写作变现的夙愿，另外还有一部也即将完稿。
说起写作变现，这是许多喜欢写作人的梦想与追求。写作能够变现，是值得高兴的事。变现说明你写出的文字有了可读性，有了价值，同时也为自己增加了经济收入，一举两得。
下面就说说我签约的几部小说吧，目前它们都上架了多家文学平台，其中《一教十八年》不只是上了点众、番茄，还上了懒人畅听平台，实现了写作变现的夙愿（收入多少不好说。），后来签约公司又把它申报了喜马拉雅，目前还没有得到结果。
说到这里我可就要好好感谢山人、淡水浅唱两位老师了，是他俩帮我的几部小说签约上架的。
我签约的这几部小说在2019年、2020年就已经写好了，期间有香港、北京的几家出版社约我出书。其中“北京汇文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比较可靠，它的编辑曾经两次约我出书，还提出许多优惠条件，我都拒绝了。原因是出书必须自费，价格都很高，香港的便宜十万字左右还要三万多。北京的就更昂贵了，要六万多，倒是正规出版，也有国家统一书号，我却不敢答应。一是自己没那么多闲钱，二是担心书印出来了谁买？（尽管北京汇文传媒答应帮助推销，我还是担心。）出书的事就这样搁置了下来。
转眼到了2021 年五月，一天我正在写《悠悠岁月》突然山人兄弟发来了邀请，说是可以帮我把写好的几部长篇小说推荐给“北京翎远华章传媒有限公司”签约上架，公司不收取任何费用，签约成功文章有了收益平台还分给稿费。这该是天大的好事，我何乐而不为呢？我听后欣然应允，告诉山人用心操作就是。接着山人老弟就把我的《一教十八年》《打工人》《聊斋新编》相继上传给鹿阅读平台，作品得到老总首肯，很快便着手签订合同，因此才有了一口气签约三部长篇小说的戏份。
签约后两个多月，也就是今年八九月份，传媒公司通知我说作品上了点众平台。到了十月份我的三部小说同时又上了番茄免费阅读平台。在这之前淡水浅唱的《人面桃花随风去》早已经上架，与我同时的李刚《我的民国爷爷》也上了番茄。再后来，也就是现在，文友青衣青衫的《众生》，我的《一教十八年》，淡水浅唱的《人面桃花随风去》一块上架懒人畅听平台，接着又上了喜马拉雅有声平台，至此看到了文字变现的希望，令人欣慰。
最后再附带说一说题外话，也就是我们作品的档次情况，供文友们参考。在番茄上，一些名著，例如《聊斋》给分是9.5以上，一些名人作品是在9分以上，而我们的几部作品给分是8分以上，最高8.5，应该属于中等水平吧，不高也不低。签约上架的作品还有不少是在7分以上，再低就没有了。因此我们还需要付出更大努力，让自己的作品再上一个台阶。
我喜欢逛书摊，就像女同志喜欢逛服装商场一样。凡是书摊集中的地方，常去逛一逛。解放初期王府井东安市场有几家旧书摊，其时我在汇文上学，星期天有时去那里看书。到后来则是逛中国书店。再后来喜欢赶书市，哪里举办书市总要去看看。如今，潘家园的书摊也是我常光顾的地方。逛书摊有一种逛公园的感觉。进公园为的是看奇花异草，徜徉在五彩缤纷之间。逛书摊是浏览各样图书，特别是那些未曾见过的图书，也如奇花异草惹人注目。有趣的书翻看翻看能增长点见识，便宜的书买回来几本还能增添点收获的喜悦。闲暇时逛逛书摊也是一种乐趣。
书摊上并不都是些破旧书、积压书，也有大部头的系列书、过期的精美画册，甚至还能见到一些古版书，如明清时代的木刻本、清末民初的石印本，有些书在正规书店很难见到。古版书多是些文人的手札、杂记、诗词之类，属闲暇逸趣之作，述说着当时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细微琐事。在这些琐事中却包含了极其难得的史料，恰好补充正史中不曾涉及到的一些问题，通常所说的“野史”就夹杂在这些书中。
电视剧《孝庄秘史》就涉及到清朝初期发生的一桩疑案，即“太后下嫁”。到底皇太极死后其庄妃（顺治之母，即孝庄皇太后）是否下嫁多尔衮？清史学者说没有下嫁，因为档案中查不到。但其他史料表明，太后下嫁之事确实发生过。最直接的证据就是同时代人张煌言的那首诗：“上寿称为合卺樽，慈宁官里烂盈门，春宫昨进新仪注，大礼恭迎太后婚。”合卺（音锦）是古时结婚的一种仪式。这首诗说明结婚仪式已经举行，新房就在慈宁宫（孝庄住慈宁宫），多尔衮是倒插门进了皇宫。古人作诗都是有感而发，如果没有此事，张煌言怎么能凭空冒出这么一首诗来？而且事件的时间、地点、人物样样都说得那么清楚。再者，太后下嫁符合满族的“兄死嫂嫁弟”的习俗，刚刚进关的孝庄皇太后不可能违背这条祖宗传下来的道德观念而不嫁给多尔衮。马克思认为，民风习俗是一种顽强的社会力量，支配着千百万人的牢固观念，即使在社会经济发生变化之后，原有的习俗和传统仍然会在相当长时期内继续存在和发生作用。太后下嫁这件事在当时清室权贵看来是遵循宗法，是很自然的事，并不是什么不光彩的绯闻，只是后世之人才觉得有伤皇家脸面，避而不谈。
在当时印刷手段非常薄弱的条件下，前人尚印制了这些弥足珍贵的版本书，是值得我们今天感到庆幸的事，这对于今天的出版事业或许能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由此就触动了一个敏感的话题：营造一个比较宽松的出书环境。曾有人在报刊上发表议论，说现在出书不大正规，把关不严，以至于粗制滥造者有之，质量不高者有之，似有搅乱了文化圣殿之嫌。本人认为这种担心多少有些过分。思维活动是人类各种活动中最活跃的一种活动，出书不过是这一活动的一个表现方式。你不让他思维是不可能的，不让他表现出来也不大近乎情理。对于出版业，更应以疏导为宜，不必担心会失控。我国经济上的改革开放并没有使国民经济发展失控就是明证。试想如果当初只允许出版钦定的四库全书，又怎么会有这些野史来补充历史的全貌呢？所以我认为个人出书不必指责，而应当加以鼓励。听说一位退休的老部长将其一生积累的丰富学识结集成书，自费出版，只印100套。我想这是出版业可喜的现象，出版界中人能帮助支持此事当属有识之士。出书质量高与不高并不在于是由谁出版，关键在于出书者是否有严谨的态度。现在名人竞相出书，也成了不小的一股风。如果没有对社会负责的严谨态度，即使是名人，其书的质量也并不一定有多高。那本《×××自述》在书摊上降到一元一本都少有人要，书出到这种份儿上也够惨的，何况这也是有名的出版社出的书呀！我也不反对名人出书，书尽可出，但不要印量太多就是了。
书摊之中还有一景叫礼品书，有人叫一折书，就是说按定价的一折出售还有赚头。眼下有人热衷于出版系列的大部头书，什么“世界名著一百种”、“古今名家名著大全”等等，意欲网尽天下精粹于一身。其实这正是买书人之大忌。世界上可读之书不计其数，岂能用一套书以偏概全。零散的不入群的书比起成套的书虽然显得形单影孤，但实用上更应来得便捷一些。我们现在频频以大部头书出击，与现在的社会风气不无关系。现在衡量一个人有没有水平，够不够那个职称，仿佛只看其著作有多少，甚至干脆以多少万字来取士，这是导致大部头著作的一个社会根源。这“硬写”之风实在是误人误己的事。写书需要时间，读书需要时间，这种风气不知白白浪费了多少人的宝贵光阴。要知道，文字多少并不都与水平成正比，关键还在于作品的内涵，那首“床前明月光”诗只有二十个字，却代代吟诵流传了一千多年。
书不是为了装饰书橱的，而是为了阅读的。读书是一种思维活动，思维的活跃性决定了读书方法的灵活多样，各人有各人的读书方法。而且不同的书也应有不同的读法。教科书需要反复阅读并力图消化，不但要仔细地读还要认真地做作业，方能领会贯通。对于消闲一类的书则不必如此认真，也无需从头至尾地看个遍。人的一生中能读懂的书并不多，甚至有些书名都看不懂，好像是译制片中的对口型，夹杂着半生不熟的腔调，叫人听起来特别的别扭，译制片中对口型造成的那种怪腔怪调把语言美完全败丧掉了，根本不值得效仿。还有一种读书方法叫“逐字逐句地学”，这是文化大革命年代的一种学风，但这“逐字逐句地学、反反复复地学”不过是一种宣传用语，政治作秀而己，没有实际意义。
这里我想着重谈谈另一种读书方法。为了说清楚这个问题，让我们先看看书与读者之间的关系：书是作者情感的表露，读书则是加入读者情感引起共鸣的过程。比如一首诗，诗是诗人写景抒情对于事物有感而发，即使寥寥数语却包含了深邃的情感。读者读诗之时也会加入自己的情感进去。一首好诗能千百万人传诵就是它唤起了千百万人的情感。对于同一首诗，不同读者的体会会有细微的变化，原因就在于加进了读者的感受。这就表明，诗人的情感与读者的情感并不完全一样。诗歌讲究含蓄，诗人埋伏在诗中有很多的潜台词没有充分地用语言表达出来，而读者在读诗过程中又加入了自己的潜台词。对于其他的文艺作品如音乐、美术等无不具有这种性质。这种主客观互动作用是客观存在的，并不是人们强加的。这种例子并不少见，球迷在看足球赛时也是在寻找自己的激情。看戏也是如此，一出戏的演出效果不但需要演员对角色的成功创造，还需要唤起欣赏者的真情感受来完成。演员演了一分，观众可能感受五分。演员表演了一点，那么观众很自然地通过自己对生活的认识去丰富这一点，通过这一点联想起更长的线和更广的面，艺术效果由此产生。以上所述就是读书的一种心理过程，说得通俗一点就是看别人的东西，找自己的感觉。也可以借用鲁迅先生的一句话：“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灵魂。”懂得这种读书方法的人必将从书中受益更多。
第三部分
第三部分形象思维的论点与疑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