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西安城市化过程的分析，得出50年来西安城市化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快速发展阶段，停滞阶段和稳步上升阶段。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与国民经济的增长基本同步，回归分析表明：西安城市化水平与人均GDP的对数呈正比关系，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有效地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城市化进程中，产业结构的调整与第二、第三产业比重的上升加速了城市化的推进。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与城市化水平呈正相关系。伴随城市化的发展，出现了耕地面积减少及大气污染、水污染、固体废物污染、噪声污染等环境生态问题，通过对城市化过程中的环境生态问题分析，指出实现西安城市化可持续发展的基本途径。
蒲城县的变化如下：
[摘要]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蒲城的行政区划调整目标发生变化？它将为渭南市整体发展格局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陕西人口第一大县蒲城县正成为陕西时下关注的焦点，起因是7月20日,蒲城县政府网站上一条“我县召开撤县设区工作协调推进会”的新闻，表明蒲城停止推进坚持5年的撤县设市之路，正式推进撤县设区工作。
从谋划“设市”到“设区”，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蒲城的行政区划调整目标发生变化？它将为渭南市整体发展格局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换道超车
近几年，蒲城的目标一直是成为一座县级市。2021年蒲城县政府工作报告还明确提出：“实现撤县设市目标，进入全省县域经济发展‘十强县’”。蒲城“十四五”规划中也将撤县设市作为预期目标：“到2025年，综合实力迈进全省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十强县’，撤县设市申报成功”。
近期，蒲城县这一坚持发生了改变。
7月20日，蒲城县“撤县设区工作协调推进会”召开，宣布正式推进“撤县设区”工作。
会议提出“全力以赴、凝聚合力，加快推进撤县设区各项工作步伐”，并要求将逐项任务落实到人。《撤销蒲城县设立蒲城区实施方案》也随之宣布。
蒲城县隶属于渭南市，地处陕西省中部东侧、渭南市中部，是我国的授时地，即北京时间的诞生地。蒲城也是陕西产粮第一大县，县域经济发展状况良好，在陕西省位居第12，在渭南市仅次于临渭区和韩城市，长期居全市第三。
值得注意的是，陕西县域排名在蒲城之前的11个县市中，已有神木、韩城、兴平、彬州4个县级市，排名蒲城后一位的旬阳，也于今年2月成功撤县设市。
而蒲城县的区划调整却并未如愿。
从公开资料看，从2015年蒲城首次提出“撤县设市”目标后，“撤县设市”均被写入蒲城县历年的官方文件当中。2016年蒲城县政府工作报告就提出“打造渭北区域副中心城市，实现撤县设市目标”。
按蒲城县“十三五”规划，当时的设想是“推动蒲城、大荔、澄城撤县设市，打造区域副中心城市”，而大荔和澄城也在积极推动，三县步调一致，而渭南也将此写入“十三五”规划中。
五年过去，三市的目标依然未改，但今年2月18日，一封蒲城县民政局回复网友关于“撤县设市”情况的回复显示，其“撤县设市”工作并非一帆风顺，“截至2016年年底关于蒲城县撤县设市的18项资料已全部上报省厅。
但因经济指标和人口指标未能达到撤县设市标准要求，省厅未将蒲城县撤县设市资料上报至民政部。”该回复同时表示，“根据2018年、2019年数据显示，我县经济指标和人口指标距离标准仍有较大差距”。
蒲城县常住人口虽然位居渭南全市第二，但蒲城近几年的常住人口有着很大的流失压力。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蒲城全县常住人口为66.26万人。
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74.30万人相比，十年共减少8万多人，下降10.82%。这个结果相对于渭南全市人口比重有所提升，但渭南在过去十年是西北地区人口流失最多的城市。
经济方面，2020年，蒲城县GDP刚突破200亿，虽在陕西县域经济中尚可，但体量还是偏小，尤其是工业并不算太强。
这样一个小县城要升格为县级市确实有现实的困难，从“县”到“市”，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背后的差距却不小。
陕西目前有兴平、彬州、韩城、华阴等7个县级市，其华丽转身背后都经历了较为艰难的操作。蒲城没能实现“撤县设市”，很大程度上或因县域工业经济比较薄弱，无法支撑起一个县级市的发展规划。
相比“撤县设市”来说，“设区”相对更容易实现，而行政区划调整目标的转向，凤翔已为先例，经历从“撤县设市”到“撤县设区”的转变。从现实情况来看，“撤县设区”其实也是蒲城当下最好的选择。
蒲城为何谋“区”
其实，蒲城当时实行“撤县设市”并非“一厢情愿”。
2018年初发布的《关中平原城市群发展规划》中就明确提出，要培育发展中小城市，“推动彬县、蒲城、三原、华亭、秦安、 甘谷等具备条件的县有序设市，增加城市数量”。
虽然蒲城在人口、经济方面对比“撤县设市标准”不足，但放在渭南，蒲城还是有继续坚持下去的理由。
毕竟蒲城是渭南面积第二大县，东邻澄城县和大荔县，南依临渭区，西接富平县，有一定的区位优势，文化积淀深厚。
在其三产结构中，农业占比在20%左右，在一产“二产化”过程中，构建起现代农业园区带动果畜设施的支柱产业，培育形成金银花、奶山羊、食用菌等特色产业，“蒲城酥梨”“蒲城西甜瓜”品牌知名度大幅提升，农业综合实力稳定在陕西前三，被评为陕西省“现代农业强县”。
相比农业，工业发展数据也不弱，“十三五”期间蒲城县较“十二五”时期增长69%，形成了能源化工、新材料、生物科技、装备制造、食品加工等五大产业体系。而且蒲城文旅产业发展良好，蒲城近年经济发展稳步上涨。
但目前蒲城的问题是，虽然在县域工业赛道上发展迅猛，但产业结构还有待优化；产业聚集度不高，缺乏大项目带动且转型压力大。
当下，我国经济发展正向创新驱动型转变，传统产业竞争力下降，因此，蒲城资源型产业占主导地位的劣势将进一步被放大，加快新旧动能转换的任务十分艰巨。同时，矿产开发、能源化工等资源型产业发展将受到严峻挑战。
所以蒲城一直希望踩准城市化进程节点，将自身放在一个更加有利的背景或“风口”中。渭南副中心、渭北中心城市就是其目标。
在《关中平原城市群发展规划》中，渭南定位是建设成为重要节点城市和区域性交通枢纽。
这些年，渭南不断融入西安发展，西渭融合不断升温。2018年，渭南将富阎产业合作园区富平板块整体交给西安管理。
去年，西安和渭南签署《西渭融合重点项目合作框架协议》，合力推进“轨道交通、富阎产业合作园、公路规划建设、铁路专用线及物流基地、城市供水、航空产业发展”等8个重点项目建设；今年6月初，西渭东区揭牌让“西渭一体化”成为热议。
同时，西安都市圈正在加紧建设，陕西“十四五”规划提出：“支持渭南全方位深化与西安市融合发展，加强产业配套协作，推动工业倍增，构建现代化产业新体系”。
而西安正在创建先进制造业强市，突破的重要方向就是渭北，这为全面实施“工业倍增”计划的渭南承接西安产业外溢带来历史性机遇。
蒲城自然也不会放过这个发展机会，其进入全省县域经济发展10强县行列，凭借的就是立足新材料等优势产业。
蒲城也从一开始就将自己定位为“渭南副中心、渭北中心城市”，希望建成渭北医疗中心、渭北教育中心、渭北商贸中心、渭北文化中心、渭北旅游中心、渭北养老中心，加快推进融入大西安都市圈的进程。
而目前，从基础条件上来看，蒲城县已融入西安1小时经济圈。
尤其是西安都市圈建设已被国家点名，正式批复只是时间问题。这种情况下，蒲城从战略上转变思路，实行“撤县设区”，在西安都市圈发展背景下，将有利于蒲城主动承接东中部发达地区产业梯度转移及西安经济圈产业转移，建立黄河金三角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调整和优化产业布局。
从国家顶层设计来看，“合理确定城市规模、人口密度、空间结构，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一直是新型城镇化的目标，意在加强中小城市的自身实力，向都市圈靠拢。蒲城“撤县设区”的全新目标，也许并不会像“撤县设市”的路那么难走。
将改变渭南发展空间格局
按照蒲城“撤县设区工作协调推进会”的说法，蒲城“撤县设区”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且已基本具备“撤县设区”条件。
蒲城县列出了4条恳切的理由：
一是能够将蒲城融入渭南市城市空间，拉大渭南主城区框架，形成临渭、华州、蒲城三个核心区域互补发展，有利于蒲城缓解土地供求矛盾，全面加快推进城镇化建设。
二是有利于渭南市产业统筹利用、合理规划、加快聚集，进一步加速新型工业、民用航空、文化旅游等产业快速跨越式发展，促进渭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与蒲城高新区园区协同发展，进一步增强蒲城经济社会发展活力。
三是有利于城市优质公共服务资源整体提升，促进基础教育、市政设施、医疗卫生、公共交通、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等基本公共服务统筹协调发展。
四是有利于争取更多上级优惠政策和项目支持，更好地统筹实施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较好地解决洛河流域综合治理、桥山南麓采石区生态恢复及北部采煤沉陷区治理等问题，不断提高主体功能区的环境承载能力。
也就是说，在西安和渭南跨区域融合的趋势下，渭南正积极参与西安都市圈功能布局，蒲城撤县设区能更好地融入渭南，进而更好地融入西安都市圈。另一方面也能更加优化自身经济结构，获得更多的资源。
其实，蒲城将谋划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之一转向市辖区，也有助于渭南承载近年来的城市发展战略。
在渭南构建“3+5+3”现代产业体系中，蒲城及京昆高速沿线发展轴对接富阎合作区，有着极强的优势，而蒲城将成为联结连霍高速发展轴的重要节点。
特别是京昆高速沿线发展轴的食品工业、新材料、精细化工、能源等产业项目将对渭南的工业具有支柱作用，沿线有着建链补链强链的独特优势，或可改变渭南新兴产业规模小、带动弱的局面，并凸显渭南中心城区、富阎产业合作区、韩城市的工业三极支撑。
毕竟渭南市城区地处渭南市域西南一隅，距离西安市不足60公里,而其他县市离渭南城区太远，偏离市域几何中心。这样的行政区划导致渭南对下属辖县辐射及集聚能力不强，使渭南在过去10年成为西北流出人口最多的城市。
但如蒲城“设区”成立，渭南城市发展的空间将发生变化，至少城市发展空间将大幅扩容。尤其是城市骨架向渭北迈进，有助于渭南城区提升辐射带动能力和发挥中心城市作用，形成临渭、华州与蒲城三个核心区互补发展格局。
使其城市能级得以提升，增强渭南在郑洛渭西合作带中的分量。此外，蒲城在获得更多工业用地和城建用地指标的同时，为渭南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腾挪出更大空间，其产业和资源也能得到更好的整合。
在如今西渭融合的大趋势下，蒲城“撤县设区”最明显的好处是原有的城市基础设施将纳入渭南城市整体规划，可实现从农业主导到工业主导的过渡。
尤其值得探讨的是，当下在大城市人口密度逐步饱和的情况下，其周边县域城市作为二次创业的主阵地，无疑是提升产业经济的一种尝试。
城市化是由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城市化水平随工业化发展而不断提高。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城镇化建设有关的毛概论文2000字，希望大家喜欢!
《推进农村城镇化建设》
摘要：城市化是由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城市化水平随工业化发展而不断提高。2005年，英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90%以上，目前我国城市化率已超过50%。城市化促进经济的规模化和专业化，但也产生了人口密集、交通拥堵、住房紧张、环境污染等问题。推进农村城镇化进程，已经成为保持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手段。
关键词：城市群;农村城镇化;三农
一、农村城镇化的积极意义
纵观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中和我国城市化高速发展来看，今后20-30年城市化为主的后期过程中，将会伴随着郊区城镇化。咨询公司麦肯锡开展的一项研究称，2011年全球有五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仅仅600座城市，城市创造着世界60%的产值。随着私家车的增多，人们可以工作范围大幅增加。同时交通条件的改善，各企业也可以在郊区选址建设工业园区。也可以因地制宜，根据各城镇为中心组建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充分利用城镇现有的技术和手段，实现生产一条龙经营，真正使农业产业规模化经营依托城镇化建设得以实现和发展。
中国正在形成23个城市群，但是珠三角、长三角以及环渤海圈等城市群容纳能力有限，水资源和交通拥挤形势非常严峻。而我国2856个县级行政单位的建设搞好，对于解决上亿农民的流动安置意义重大，发展了当地经济也解决了劳动力就业，极大地降低了交通、住房等城市生活成本，对于国家的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以农村城镇化较为成功的浙江省为例，2011年，浙江农民人均住房已经达到60.8平米，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达到36.9平米。江浙公路一代农村家家户户几层的小楼房，不比城市别墅差。便捷的交通和舒适的居住环境。2011年浙江农民人均收入13071元，是全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最小的省份之一。让人们看到了城镇化实现的好处，并有很多的借鉴意义。
二、我国城市化进程及出现的负面影响
我国城市化进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限制城市化进程阶段(1949-1978年)。从建国初期的离开农村的高潮，到1962年一1965年“禁止农业劳动力向城市和非农产业转移”的极端方式，以及“”期间千万知青上山下乡。
第二阶段为城市化较快发展阶段(1979-2000年)。中国城市化进程虽然起步较晚，但是发展迅速，城市化率由1979年的18.96%提高到2000年的36.22%，1997年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大量下岗职工减缓了城市化发展速度。
第三阶段为高速发展阶段(2000年以后)。随着加入WTO和经济发展环境的好转，以及国家和地方各种配套政策的出台，大大促进了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的转移。2002年至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以平均每年1.35个百分点的速度发展，城镇人口平均每年增长2096万人。2011年，城镇人口比重达到51.27%
城市化进程是我国经济化的必然过程。但随着工业化的推动，在客观上又给我国造成了较为严重的生态环境及社会影响：
(一)城市贫民数量剧增
根据2011年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我国城市贫困人口有5000万人。产生的原因主要有农民的迁移从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贫困人口的迁移。许多农村的殷实之家，也很难在城市相对高的物价中很好地生活。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留在大城市就业，而就业形势变化、高房价、大学生就业观念滞后等原因，城市化中逐渐出现一个特殊的群体--“蚁族”，城市化率到达75%以上就算是城市化进程基本完成，新来的居民努力改善生活，但很多人却面临困境，大量人口没有像样的住房甚至基本的卫生设备。
(二)城市环境变坏
空气污染、水污染、噪音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很多城市的废物排放已超出自然的承受能力。2012年我国三分之二以上城市缺水，其中沿海城市90%以上缺水，成为制约城市进一步发展的主要瓶颈。城市规模的迅速扩张带来了城市交通量的高速增长，城市交通日趋拥堵。2011年城市上班路上花费时间，北京以52分钟居首，广州、上海则以48、47分钟紧随其后，无形中造成大量的经济损失。
(三)部分城市化过热现象
城市建设的规模过大、速度过快，建设的投资超出了各方面的承受能力。多年来，中国各地建设大量房地产项目，吸引了众多购买者。随着房价持续上涨，更多投资者变成投机者，在北京，一幢幢商业楼盘空置着。在鄂尔多斯老城区23平方公里上拥挤着30万人，康巴什新区就是为百姓投资建设的，新区总面积352平方公里，市区32平方公里，人口2.86万人，“空城”成为中国房地产泡沫的展品。
三、农村城镇化的政策建议
1978年以来，我国城市化政策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支持农民进入城市就业，鼓励农民迁入城市;二是确立了以积极发展小城镇为主的城市化方针。我国城乡发展的不平衡是促使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根本原因。城市生活比农村生活条件优越很多，比如文化娱乐、教育、金融、交通、医疗等软硬件环境远远好于农村。根本解决途径还是要发展农村经济。
(一)国家仍需加大对农村地区财政的投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和引导社会资金投向农村建设。加快推进农村公路、饮水水安全、电网、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抓好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解决村内给排水、垃圾处理等问题，提高乡镇卫生院公共卫生服务的能力。
(二)要确定政府在城市化中的职能和地位，把城市化从政府行为为主转变为市场经济行为为主导。我国地域辽阔，东西、南北地区在环境和经济水平差别很大，城市化的进程也是各有特别之处，不可能齐头并进。城市化进程必须充分照顾和考虑到各地实际情况和经济发展水平，避免政府行为地扩大或限制城市化的过程。
(三)更好的落实国家的三农政策和支持力度。针对农村人才流失，提高现有农村劳动者素质，全面开展农民职业技能培训工作。要结合农业结构调整、发展特色农业和生产实际的需要，开展针对性强、通俗易懂的农业科技培训;根据农民需求开展农业科技培训。
(四)加快推进户籍、社保等相关制度的改革力度。持续十几年，农村物价涨幅一直高于城市，使得目前农村物价已经接近于城市物价。农村低保仅为城镇居民最低生活待遇的1/3，甚至更低。急需相关政策制度改革，让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在国家的福利政策上，可以得到同等的对待，并最终实现医疗、养老、失业等保险能跟随人口的迁移。
(五)大力发展城镇第三产业。工业和城市都必须依赖第三产业的流通和服务两大部门来生存和发展。第三产业发展越完善，将直接推动城市环境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潜力。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有利于增强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促进工农业生产的社会化和专业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优化生产结构，缓解就业压力。
小结
农村城镇化建设是一项利国利民的政策，一定要多管齐下，做好社会主义农村城镇化建设工作。从长远发展的角度看，农村地域辽阔，没有高房价，自然条件好，交通通畅，因而更适宜人居住。而医疗不方便、文化生活相对匮乏等问题，相信随着农村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会得到解决，统筹经济与环境、资源的协调发展，走可持续的城镇化道路，将会赢得越来越多人的安居乐业，并成为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保障。
(作者简介：邹晓光(1981—)，男，山东荣成人，山东大学(威海)科研处职员。)
中国必须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市化道路
我国城市化进程加速是个不可逆转的趋势，但却有着许多发展中国家没有的困难与阻力，根据1999年联合国的世界经济发展报告，在21世纪，中国将面临“人口、就业、资源、环境上的四大挑战”。那么我们能否正确地处理中国人口的增长问题，使之成为重要的生产力；能否以经济、产业和技术上的革命，为国民提供更多的就业和发展机会；能否利用相对贫乏的资源，创造性地使社会消费和生产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并保障经济环境在持续发展中处于优化状态，均有赖于城市化道路的正确选择。在城市化道路的选择问题上，目前仍存在严重分歧，有的主张重点发展小城镇，有的主张重点发展大城市及城市群，有的则主张重点发展中小城市。这些观点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又有其局限性，其实城市化道路的选择应建立在客观分析的基础上，要遵循城市化发展的规律，立足我国国情，借鉴他国城市化的经验，总结我国以往城市化道路的教训。那么，我们应走什么样的城市化道路呢？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我们应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市化道路。
（一）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之路是城市化客观规律的必然要求
城市化的客观规律告诉我们，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在城市化进程中发挥着不同作用，都是不可或缺的，在功能上也是互补的，其规模结构是由内在规律决定的，也是市场选择的结果。我们不能强调一个方面而偏离另一个方面。
就大城市（包括50万—100万人口的大城市，100万—2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和200万人口以上的超大城市）而言，大城市发挥着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领头羊”作用。因为它具有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不可比拟的聚集效应、规模效应、扩散和辐射效应，可以带动周边中小城市和地区的迅速发展，而且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竞争力的体现。无论是工业化起步最早的英国，还是后起的美国、日本、韩国等，其大城市在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中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目前，百万以上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即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集中度），2000年美国是39%，德国是41.8%，英国是23%，日本是37.5%，韩国是52%，而世界平均水平是16.5%，中等收入国家为22%，高收入国家为30%，都大大高于我国11.3%的水平。大城市不仅是城市化的主力，而且还是经济发展的主力，如美国3/4的制造业和服务业聚集在大都市市区。日本80%的经济总量集中在3大都市圈；伦敦占了英国对外贸易货运量的75%；纽约占了全国对外贸易周转额的20%；东京拥有80%的出版社和86%的出版量，纽约和伦敦的文化氛围是世界上其他城市中难以比拟的。大城市的人口聚集、产业聚集，使得大城市在经济增长中起着龙头作用，如日本东京的GDP占全国比重为18.6%，伦敦占17%，汉城占4.6%。大城市发展速度快于中小城镇，这是世界各国城市化的普遍规律。在上世纪50年代300万—500万以上的城市地球上有6个，到90年代初已有30个。改革开放20多年来，就人口的可比增长速度而言，大城市的发展也是快于中小城市。正视大城市的作用及其大城市超先增长规律，我们推进城市化就不能抑制大城市的发展。只要大城市的经济发展是必然的，在城市经济增长不可能完全依靠内涵实现的情况下，体现城市规模的人口增加和建成区面积扩大就是难以避免的。上海的浦东开放开发，北京从二环到六环的建设，济南、长沙、杭州等省会城市的一再扩容，正说明控制大城市规模是多么不现实。
在城镇体系中，我们既要发挥大城市的龙头作用，同时还要发展若干各具特色、专业化强的50万人口以下的中小城市。我国中小城市多数是制造业的基地。在本世纪中叶，中国有望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中小城市将功不可没。
而小城镇的发展也是必须的。小城镇处于城之尾乡之头，易于就近吸纳农民进城。它是农村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对于促进农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现代化、农业产业化，传播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发挥着重要作用。小城镇的发展也符合城市梯度成长规律。自发形成的城市都是从小城镇发展到小城市，小城市发展到中等城市，中等城市又发展到大城市，所以，推进城市化离不了小城镇的发展。
综上所述，推进城市化，中国需要建设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同时需要建设一批富有特点的、专业性强的中小城市以及不可替代的小城镇。应当看到，不同类型的城镇具有不同的功能和吸引力，大城市具有中小城市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也会具有大城市所没有的特色，有些人愿意生活在大城市，甚至是小城镇，愿意享受更为悠闲、接近自然的生活，更为清洁的空气和价格更便宜的住房。我们绝不能再进行简单的量的对比，不能“崇大抑小”，也不能“崇小抑大”，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都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二）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之路是我国国情的内在要求
我国地域间经济社会发展和工业化的差距很大，不宜实行全国统一的城市化道路。人口多、地域广、差距大，是我国的基本国情。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环渤海的京津、山东半岛、辽东半岛等地区，人口稠密，经济较发达。工业化处于中后期阶段，交通便利，并有一个或若干个特大型城市、大城市为依托，城镇体系较完整。在这类地区，城市化的重点是完善城镇体系及功能分工，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在特大和大城市的依托下，可以发展起来，而且个别特大城市确实存在过密，需要向周边地区转移工业和人口的问题。对这类地区，合理发展小城市和小城镇就是正确的。
但在广大的西部地区，华北北部和东北的西北部，特别是人口稀少的西北地区，经济不发达，工业化处于初期阶段，乡镇企业不多，交通等基础设施不完备，且运距很长，缺乏具有辐射力和带动力的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中小城镇往往是由国家布局的资源开发和原材料加工项目形成的，城市功能不完善，对人口的吸纳力很弱，城镇体系不完整。在这类地区，实行大力发展中小城市，特别是小城镇是不现实的。因为你经济基础薄弱，对农民没有吸引力，既使建成起一座座小城来，也只能是空壳。城市化的重点可能主要应是发展和壮大现有大城市和少数中等城市规模，完善城市功能，增强吸纳力和辐射力。
以上这是从经济发展水平来谈城市化模式不能一刀切，下面再从人口国情看，更得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共举。
从人口国情看，我国的人口基数太大（13亿人），农民太多（约占60%的人口），城市化的任务之重（大约2亿的剩余劳动力转移），是其他国家都无法相比的。发达国家美、日、德还有发展中的高城市化水平国家，其人口基数和城市化人口规模都比中国小得多，几个或几十个大中城市即可担负起全国城市化的任务。如伦敦680万人，占英国人口的12%；东京12000多万人，占总人口的10%；汉城1100万人，占总人口的20%；墨西哥城2000多万人，占总人口的25%。而我国城市化的重任，就是20年内再建100个百万人口的大城市，也只能容纳1亿多人口，自然承受不了巨大的城市化人口的压力，中国城市化目标的实现必须是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共同分流。
总之，推进城市化，我们应放弃按规模确定城市发展重点的方针，从全国统一的城市化道路，转向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多元城市化道路。
（三）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之路是对城市化发展经验的总结
世界各国在推进城市化的发展中积累了许多的经验教训。就拿中国来说，以往走的是“严格控制大城市的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的道路。这条道路严重制约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严格限制大城市的发展，导致大城市的人口集中度偏低，我国只有11.3%的人居住在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里，大大低于世界平均16.5%水平。由于人口集中度低，导致北京、上海这样全国最大的城市所产出的国民财富也处于较低水平。上海的GDP只占全国GDP的4.6%，北京只占2.5%，上海的GDP总量仅相当于香港的1/4，日本东京的1/20。因此，我国大城市还普遍存在着巨大的发展空间。我想建国以来如果我们不走控制大城市发展之路的话，在50年代与日本一块起飞，我们的上海有可能与东京一样并驾齐驱，成为国际大都市，如果是那样的话，中国的综合国力会比现在更强。以往城市化道路除了“抑大”之外就是“崇小”。即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走的是积极发展小城镇的道路。许多地方都在讲小城镇、大战略，把眼光都盯在了小城镇上，其实，城市化才是大战略，小城镇是一个重要战略措施：适当发展大中城市也是重要战略，甚至是更经济、更有效的措施。正如我们前面讲到的只有大城市，才能更好地形成城市功能，发挥辐射效应和扩散效应，产生规模效益，集聚效益和分工协作效益。过分强调发展小城镇，只能形成“走了一村又一村，村村像城镇；去了一镇又一镇，镇镇像农村”的局面。城乡一体化，不是城不城、乡不乡、小城镇遍地开花。现在有的镇人均只有2000人，这种局面造成了城镇规模结构不合理，小城镇占的比重过大，第三产业得不到有效发展，难以形成产业链、行业群，对人口的吸纳力极低，规模过小的小城镇其实不具有城市功能，过多会占用大量耕地，造成生态环境恶化。所以，小城镇只能是城市化的基础层次。城市化发展的重点不应是小城镇。发展小城镇的关键在于繁荣小城镇经济，把引导乡企合理集聚，完善农村市场体系，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和社会化服务等与小城镇建设结合起来，使小城镇有产业、市场支撑，特别注意不能用行政命令的办法发展小城镇，应该在政府的引导下主要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建设小城镇，不能一哄而起，遍地开花，唱空城计，防止有城无市，有镇无产，城镇“空壳化”，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合现布局，协调发展。
再从城市化发展的国际经验看，片面地发展大城市也不能使城市化健康发展。就拿墨西哥城来说，上个世纪70年代它就成为人口1000多万的世界第一大城市。现在4个墨西哥人中就有1个居住在首都。但是它与其它城市的发展极不协调。其第二大城市比首都人口差好几倍，由于大城市畸形发展，导致人口过多，交通相挤，污染较重，生态环境恶化。70年代由于人口过度集中导致地下水抽取过度，造成地面下沉非常严重，酿成了许多建筑事故。而且，人口过度集中，导致失业增多，社会治安极差。中国大陆一位学者曾到墨西哥调查贫民窟问题，多次央求，出租车司机才勉强成行，到了那里，不敢熄火，好随时开溜，可以想见那里的治安差到什么程度。再说韩国汉城人口高度集中，污染也较重，现在韩国准备将政府迁到另一个城市。以上事例说明走单一城市化道路不仅不会加快城市化进程，反而阻碍城市化进程。
在推进城市化过程中也积累了少经验。发展大城市带这是城市化发展的一个国际经验。如美国在北起缅因州，南到福吉尼亚的长达550公里的地带内，以纽约、费城、巴尔的摩，华盛顿和波士顿等5个大城市为核心，以上百个中等城市和小城镇为纽带，以周围农村为腹地，形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庞大，人口最集中的大都市市区。大都市带（区）的出现及发展，就是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具体体现（地域表现）。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市化道路，发展城市带，既能发挥城市的吸引力，形成国民经济的增长极，又能增强城市的辐射力，扩大城市文明的普及范围，加速城乡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目前，我国的长三角地区城市化进程快，经济增长快，原因之一就是改革开放后注意了大中小城市及小城镇的相对协调发展。
综上所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市化道路是城市化规律使然，国情使然，城市化发展的经验教训使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