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昶，性别：男，生于1957年，政治面貌：中共党员，文化程度：大学现任职务：四川科技报社社长主要社会任职：中国气象学会会员、四川省气象学会员、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四川省科普作家协会会员。1976年7月26日，自贡蜀光中学高中毕业1976年12月26日到农村插队落户1978年，参加全国统一高考，考入四川省气象学校1980年，从气象学校毕业，分配到四川省气象局业务管理处1985年，参加全国成人高考，考入四川电大，全脱产三年学习图书情报专业知识。1988年电大毕业后回到省气象局后又调到省气象学会任专职干部，受聘为助理工程师、主任科员、中国气象报特约记者。1992年1月，被评为四川省气象系统首届十佳青年。1992年6月一11月，被省科协借用，专职筹备中国科协首届青年学术年会四川卫星会议。1992年12月从省气象局调到省科协四川科技报社，担任编辑、记者、总编助理工作。1996年5月，又参加全国成人高考，考入四川大学新闻学院三年制本科班学习。1996年10月一1997年11月，挂职下派彭山县人民政府，任县长助理。1997年11月，任四川科技报社副社长。2000年9月，任四川科技报社社长、总编。2004年2月，任国防时报分管业务副总编。2008年10月，调任四川科技报、科幻世界杂志社社长、总编。2010年3月21日 成为《科幻世界》编辑倒社长事件中的主要人物。2010年4月1日，四川省科协宣布暂停其《科幻世界》社长、总编辑职务，并要求其配合处理遗留的刊号合作问题。2010年9月26日，李昶被免去科幻世界杂志社社长、总编辑职务。
阿来，当代中年作家，藏族，1959年出生于四川西北部阿坝藏区的马尔康县，俗称“四土”，即四个土司统辖之地。毕业于马尔康师范学院，曾任成都《科幻世界》杂志社社长、总编辑，目前已经辞职，全心创作新书《格桑王》。1982年开始诗歌创作，80年代中后期转向小说创作。主要作品有诗集《棱磨河》，小说集《旧年的血迹》、《月光下的银匠》，长篇小说《尘埃落定》、《空山》，长篇地理散文《大地的阶梯》,散文集《就这样日益在丰盈》。《尘埃落定》，1988年3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长篇小说《尘埃落定》，于2000年荣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评委认为这部小说视角独特,“有丰厚的藏族文化意蕴。轻淡的一层魔幻色彩增强了艺术表现开合的力度”,语言“轻巧而富有魅力”、“充满灵动的诗意”,“显示了作者出色的艺术才华”。著名军旅作家柳建伟更是肯定地说,阿来会以本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2009年3月 阿来当选为四川省作协主席从1994年《尘埃落定》写出至1998年出版其间，阿来由阿坝州一家杂志转辗到四川成都《科幻世界》由编辑到总编辑社长，《科幻世界》在阿来手里由一本杂志变为五六种，成为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科幻类杂志。数百万读者期待读到阿来新作。
据我所知，科幻世界编辑部内部出现问题，一度被网民称为“科幻世界风波”。详情请百度，这样情况下，杂志出现质量下滑实在正常。
《科幻世界》风波
2010-04-20 13:26:21 来源: 中国企业家(北京) 跟贴 0 条 手机看股票
3月21日，一封题为《科幻世界致全国幻迷公开信，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的公开信在豆瓣、天涯等各大网络社区迅速传播。写信者以“科幻世界全体员工”的口吻，列举了现任《科幻世界》杂志社社长兼总编李昶的七大“恶行”，比如采编方面“将中文编辑取代作者写小说，外文编辑取代译者译小说，美术编辑取代画家画插图，完全不懂作者与编辑的社会分工，企图将《科幻世界》办成一个农业时代的小作坊”，指责李昶“不懂装懂瞎指挥、不作为乃至胡作为”，并要求主管部门撤销李昶一切职务，否则不排除全体编辑集体辞职。
这次事件被媒体形象地称为《科幻世界》“集体逼宫”。事件中的核心人物李昶，在主持《科幻世界》杂志社之前，曾经是中国气象学会会员，气象报记者，县长助理。2000年9月担任《四川科技报》报社社长兼总编，2008年10月，继秦莉之后，调任为《科幻世界》杂志社社长兼总编。“七宗罪”背后的李昶被描绘成了当代官僚的典型形象。有评论者说，《科幻世界》事件所能彰显出又一出“外行领导内行”悲剧，也许不仅如此，事件中还涉及到了文化与商业之争，甚至是一群守望理想的编辑与世俗的权力之争。联想到2004年的三联书店的风波，这两次事件有很多共同点需要深思，都涉及到出版界的利益化问题，都是因为一个领导者的无知和专横，甚至连公开叫卖书刊号这样的事情都戏剧性的相似。但除了这些共同之处，也许我们更应该注意到两者的不同，三联书店的品牌和历史有目共睹，它的背后有数以千万计的读者的利益支撑，它的风吹草动牵涉到了各个阶层，这种巨大的影响力直接导致了三联风波的迅速解决。
但是在《科幻世界》事件中，根本不可能具有三联书店那样巨大的影响力，也就决定它的未来道路是一波三折的崎岖。至少到现在为止，我们所能观察到的情势还不是很明朗。李昶背后是一个强大的利益链条，官僚网络，他们的隐性存在甚至可以忽视读者和编辑的存在和利益，直接决定《科幻世界》未来的命运。我们可以想象得出，在这样的外行官僚看来，《科幻世界》不过是一本小杂志，完全可以以影响力薄弱，销售量下滑，没有市场收益等各种冠冕堂皇的借口用行政手段强迫中断它的继续发行和出版。
我们经常说，要做最坏的打算，收获最好的结果，以上的分析就是最坏的打算。还可以有另外一种猜测，李昶继续留任，全体编辑可以像公开信中所言，集体辞职。这种情况也可能出现，这也是更为现实的猜测：首先，李昶担任《科幻世界》杂志社社长和总编辑，是一种上级任命，无关民主，因此编辑集体“逼宫”完全可以当做一种向上级机关挑衅的行为，甚至可以以“一小撮不明真相的编辑对领导滋生不满，聚众闹事”为由定性。尤其是事情发展到现在，已经有很多编辑心灰意懒，自动辞职，这种行为更是无形中给李昶的归来和重新掌权提供了更多的借口，因为“一小撮”已经离职，不满者早已噤声，《科幻世界》仍然回归到原来李昶一手遮天的管理模式。
当然，我们想看到最好的打算是希望上级部门能够听从和顺从“民意”，指派一个内行的领导者重新领导杂志社，但是这种希望微乎其微。一方面看，以倾听民意的名义“违背民意”已经成为了很多官僚们的行事风格，似乎只有“一意孤行”方能彰显为官者的真正尊严，而不是为人民服务。另外一方面，如果这种行政任命的体制不废除的话，我们不可能得到一个“内行领导者”。在一个专业化时代中，领导学同样可以看作一个专业，与其他专业有所不同的是，我们的领导用他们的专业统领所有其他行业，这是我们中国企业的一大特色，当然，也是一大弊病。另外，也许我们会有个疑问，比如作家阿来同样不是《科幻世界》的专业人士，为什么他能领导这样一个杂志社蒸蒸日上呢?
这让我联想到最近读过的一本书《加斯东·伽利玛：半个世纪的法国出版史》。在二十世纪的法国出版史上，加斯东·伽利玛创办的伽利玛出版社占据了半个江山，名垂青史，基本囊括了法国知名作家。但是谁能想到这位最有名的出版人当初不过是一个普通商人，对出版行业基本一窍不通呢。按照当初出版社的创始人大作家纪德的想法，当初找到伽利玛主持出版社是因为他足够有钱，能给杂志的财务添砖加瓦;足够无私，能不计较短期利益;足够谨慎，能把事情办好;足够爱好文学，能质量第一回报第二;足够能干，能树立自己的威信;足够听话，能执行创始人纪德的指示。当然更重要的是，尽管当时伽利玛还是一个二十多岁没有什么文化方面专长年轻人，但是他有一种嗅觉，能正确判断作品的质量，直奔最好的东西，不是理性方面的原因，仅仅是由于喜欢。就这样，伽利玛成了出版商。
举这个例子，我恰恰想表明一个合适的领导者应该具有一种什么样的素质才能正确领导一个杂志社。作家阿来能够领导《科幻世界》并不仅仅因为他也是一个作家，而是因为他尊重那些写作者，他尊重他的编辑团队，他尊重文学，他足够谨慎，他具有了一种领导者罕见的素养，外行能够真正尊重内行。回想起2004年的三联书店事件中，有记者采访曾在三联担任领导的范用老先生，他表示说，其实三联的领导特别好当，没什么其他事，只要同作家、作者、编辑的关系搞好，能出好书就行了。而此次的《科幻世界》风波中，从列举出的李昶的“七宗罪”来看，他把个人利益凌驾于集体之上，破坏了作家、作者和编辑之间的关系链条，才导致众多编辑和作者怨声载道，“犯上作乱”“集体逼宫”也是迟早的事情。
的确，如今在世界的每个角落都存在着一些拿着高工资，却干不好自己分内事的人。这也是管理学中有名的“彼得原理”所阐述的内容：我们假使李昶是一个优秀的气象员——1992年1月，被评为四川省气象系统首届十佳青年——我们只假使他是因为这种优秀的专业素养，而不是其他政治因素被晋升为《科幻世界》杂志社社长兼总编。但此后就可能出现（其实已经是既成事实）以下情况，这个表现极为优秀的气象员在管理《科幻世界》杂志社上却十分无能。因此，“彼得原理”认为，企业管理的规则是每个人都在做自己力所不能及的工作。当然，“彼得原理”只是国际惯例，在中国需要有中国特色的变种，“中国版的彼得原理”，总结如下：即如果要表彰某人，或者要排挤他，那么不妨让他挪挪位置，安排他去做一项他力有未逮（但却能获得更加丰富的薪水）的工作。
根据这种“潜规则”，我们不妨对李昶同志的未来做一下大胆的猜测：当他把《科幻世界》搞得一团糟时，则很有可能在不久将来改头换面，成为更高级别部门的管理者，美其名曰，调任。一方面即能安抚《科幻世界》杂志的编辑和作者，另一方面又能对李昶同志受伤的心灵进行一下经济和福利方面的补偿，这样一箭双雕的美事，上级领导部门何乐而不为呢。
最后我想对此次事件中网络的作用稍作分析和揣摩。事实上，不仅仅是此次的《科幻世界》风波，此前的很多重大事件都是首先通过网络传播，此后才逐渐引起大众媒体和上级部门的注意，涉入调查。有人说，网络已经成为了彰显民主和民意的最佳场域。但是我们该十分警惕这种民主和民意沦为一时的喧嚣的话题炒作，更应该把这种民主和民意贯彻到现实生活中去。《科幻世界》事件最早从3月21日在豆瓣上发表公开信，短短两日就得到了四千多网友的推荐，然后是各大媒体的转载传播。
这是一种很有趣的征兆，每当发生一件触动公众敏感神经的事件，整个网络群体都会抓住整个机会开始发表意见，仿佛想在一次简单的推荐和关注中重新找回在现实中无法实现的众志成城，并肩作战的感觉，仿佛每个事件的推荐者都成为社会生活的主角，在为一个共同的道德理想而团结在一起而战斗。
在我看来，这样的网络推荐和签名运动，彰显了网络的优势所在。它表明了大多数人在政治生活遭到空前毒害的今天感到了一种希望与他人团结一心的迫切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说，网络签名和推荐也表明了在这个本已人心涣散的社会中，大众感到了一种集体表达公众意愿的需要。对于这样一种信号，希望那些开口闭口查封和限制网络民意的官僚们真应该好好反思一下虚幻的网络到底有没有现实的意义和作用了。
《科幻世界》的“倒社风波”被评为2010十大文化事件“我们的科幻，已经到了不得不背水一战的时刻。” 2010年3月21日下午5时40分，一条名为《科幻世界致全国幻迷公开信，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的帖子出现在了豆瓣等论坛上。帖子署名“科幻世界全体员工”，公开信以《科幻世界》杂志社员工的口吻质疑社长兼总编辑李昶，称“杂志社一把手李昶同志不懂装懂瞎指挥、不作为乃至胡作为”，这本有31年历史的杂志已经到了“极其关键的危机时刻”，“随时可能出现全体编辑集体辞职，中国科幻最后的一面旗帜将不复存在！”，并要求撤销李昶一切职务。2010年4月1日上午四川省科协机关党委副书记李大用表示，四川省科协党组31日对《科幻世界》杂志编辑集体要求撤销社长职务的事件做出阶段性处置，决定暂停李昶的社长、总编辑职务，并要求李昶配合处理遗留的刊号合作问题。《科幻世界》虽偏居西南，但名声显赫，是全球发行量最大的科幻杂志。许多国际知名的科幻作家因这本“小众杂志”而对中国着迷。英国的畅销科幻作家尼尔·盖曼甚至将这本杂志视为“我在中国的家”。今天已成为科幻作家的杨平，还记得自己1996年时来到编辑部，尽管当时没有发表过任何作品，但“一把年纪的老编辑邓吉刚老师陪我满成都玩，只是为了表达对潜在作者的关爱”。生长于内蒙古赤峰矿区的飞氘，在《科幻世界》陪伴下度过了整个中学时代。如今，他已经是这本杂志的主力作者。在“没有图书馆”的家乡，“这种意外的相逢，整个改变了我的生活”。为探究竟，中国青年报记者赴成都，针对公开信所涉及的内容进行调查。最先接受采访的是一群愤怒的编辑。“家丑不应外扬，但我们实在无法忍受了。”其中一人说。空降的一把手，“不讨论”的总编辑公开信选择在社长兼总编辑李昶赴台湾公干期间发表。信中要求：“撤销李昶同志在杂志社的一切职务，重新公开选举一位业务素质高且能够带领科幻世界走出迷茫的新领导！”事实上，这封公开信的酝酿时间长达两个月。去年年末，一次“封面事件”成为“倒社长”的导火索。一向以精美的原创科幻画作为封面的《科幻世界》，李昶却突然通知，用一张杂志在四川大学办讲座时的照片做封面。编辑们怀疑，这又是李由于“省钱已经达到了病态的地步”而作出的决定，因为一张正常封面画的价格是2000元。 编辑们和一把手之间爆发了激烈的冲突。李昶至今想不明白，自己的提议怎么就会引起这样强烈的反对。最终，这期杂志在进印刷厂前还是恢复惯例，封面换成了一幅展示“漫射粒子将光线散射到城市每一个角落”的科幻画。因为“害怕同样的事情还会接二连三地发生”，在茶馆里举行的编辑会上，一个编辑愤怒地摔破了茶杯。他们决定以公开信的方式寻求解决之道。中国青年报记者经采访证实，这家杂志社内部仍有编辑对这种公开宣战的行为持观望态度，但大部分编辑表示，“公开信的内容属实”、“能够代表我们的立场”。为什么最终选择去台湾时发表公开信？“他常常炫耀自己有后台，所以我们才选择这个时机”，一个编辑告诉记者。公开信中罗列了李昶的7项所作所为，而“李昶同志多次在各种场合和会议上炫耀他的上层关系网，狐假虎威，警告想要上告的员工不要以卵击石”正是其中一条。编辑们心中对所谓“后台”的担忧最早可以追溯到2008年冬。当时，杂志社“老人”、总编辑秦莉被突然调走，李昶则未经公示即由《国防时报》调入由四川省科学技术协会主管的《科幻世界》，他也成了第一个从未在这本特殊的小众杂志工作过就任职的“一把手”。 四川省科协的一位老干部对此很诧异：1998年李昶曾在科协下属的《四川科技报》任负责人，“因为在报社表现不佳才被调走，转了一圈，他竟然又有能量回到科协”。老读者们开始发觉这份杂志上有了“细微但刺眼”的改变。曾经在将近10年的时间里雷打不动地在封二放置“科学”栏目。因为编辑们相信，“只有多讲科学，硬科幻小说才能繁盛起来”。但就在2010年2月份的这一期杂志上，已经固执了多年的编辑们失去了力量，封二彩页赫然变为电子游戏广告。尽管利用彩页做广告是流行杂志的大趋势，但科幻迷们开始追问，“为什么广告可以代替科学？” 编辑们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据一些老员工介绍，李昶自从进入杂志社就解散了原有的广告部，并将杂志广告外包给四川兴聚仁广告公司。这份“仅由李昶一人签署”的广告合同被称为“丧权辱国”，因为合同规定“杂志的所有版面都可以被广告占用”。《科幻世界》员工称，该广告公司的老总是“李昶同志在《国防时报》工作时的下属”。 李昶感到很委屈。他并不否认广告公司负责人的确“本身就是朋友”，但他声称，自己进入杂志社前，“根本没有广告，而现在的广告公司每月都能交给杂志社几万块钱”。然而有“较真儿”的员工对这个答案并不满意。他们算了一笔账：科幻世界杂志社旗下的期刊，仅以《科幻世界》为例，“2010年头3期杂志共刊登整版彩页广告18个、整版黑白广告5个，按杂志社通常的收费标准计算，广告收益应在60万元以上”。“几十万和几万，中间的差额哪里去了？”员工们追问。 李昶并没有对这个数字作出回应，但他表示，必要时可以给记者看合同的原件，“只是现在时机未到”。“因为占了他们的版面，他们就反对。”李昶认为这才是编辑们反对广告的主因。 尽管他从未有过幻想类杂志的编辑经验，但在员工心目中，这位总编辑似乎很有自信，“他的口头禅就是，‘没得必要，不讨论’。”当中国青年报记者就此向李昶求证时，他说：“《科幻世界》就是一本杂志，有什么需要一天到晚讨论的呢？” 随即，他强调自己其实“没什么精力参与编辑会议”。但这并不妨碍他提出诸多令编辑不满的办刊理念，诸如“让中文编辑写小说，让译文编辑翻译，让美术编辑画图”。杂志社旗下的《飞·奇幻世界》尽管不是李氏改革的重点，但也成为理念交锋的战场。李昶曾要求这本杂志“用四分之一的页码来做退稿选登”，这个想法被一位编辑不客气地称为“很扯淡”。最终，在编辑“争取了很久”之后，改为“选登片断”。由于实在不能认同领导的种种办刊理念，这个编辑选择辞职离开。然而让这群科幻编辑更无法想象的“荒唐事”还在后面。“我们陆续接到读者电话，说在报摊上看到我们科幻世界杂志社又办了新杂志。”编辑们这才意识到，“科幻世界”的招牌可能被人盗用了。为了搞清楚究竟有多少本“野杂志”，他们费了不少力气。最终发现，除了杂志社旗下原有《科幻世界》、《科幻世界·译文》、《飞·奇幻世界》和《小牛顿》这4本刊物外，市场上又冒出了5本此前闻所未闻但却印有“李昶总编”、“科幻世界杂志社主办”字样的刊物。这些杂志涉及房产、育儿、教育等多种内容。经过对比分析，编辑们发现，杂志社拥有刊号的《商》被拆为旬刊，除《商·蜀商》属合作刊物外，其余两刊《商·瞬》、《商·成都买房》均为使用同一个刊号的“非法出版物”。他们怀疑，李昶私自将科幻世界杂志社的刊号拿来出租或出售。这个怀疑一旦被证实，则意味着对《国家期刊条例》的严重违反。条例第36条规定：“期刊出版单位不得出卖、出租、转让本单位名称及所出版期刊的刊号、名称、版面。”李昶并不认为这属于“一号多刊”。“我们的运作有一段时间了，这种方式也不是我独创的。”他说，更何况，“那是我们的杂志，（总编一栏）不写我写谁呢？”在公开信事件发生后的第8天，这些备受争议的出版物终于被送到四川省新闻出版局。此后，记者采访到该局的一位官员。他表示，“有些刊物原来确实没看到过”，但是否属于非法操作“还需要进一步调查”，并拒绝给出调查进行的明确日程。这并不是唯一一个在这起事件的调查中进度缓慢的部门。此前，四川省科学技术协会机关党委副书记、人事部部长、纪检专员李大用是最早开始调查此事的官员之一。但在事件发生后的第5天，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却仍旧“不知道李昶此次去台湾的公干项目，也不知道他何时回来”。 这样缓慢的调查效率，让编辑们和很多忠实读者不解。苦里的热闹，沉闷里的窒息“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科幻世界。”李昶坚持为自己辩白，编辑的指责让他觉得委屈。事实上，在过去的一年多，这本刊物的质量和销量并没有出现急速的下跌。编辑和读者都承认，它的影响力早在几年前就开始缓慢地走下坡路了。有人进行了一项“纯技术分析”，经过调查，“《科幻世界》每本的传阅率在4~6人”，保守估计，“20年里,全中国有2.3亿人次读过这本杂志”。直到阅读种类极其丰富的今天，它仍然保持着月发行量13万份的数字——然而比起2001年的发行最高峰，这已整整减少了28万份。来了“一个不懂行的社长”，并不是这家31岁的杂志社第一次经历困境。《科幻世界》最困难的时候，曾经只有4个编辑苦撑。1990年，时任总编辑申请举办世界科幻协会年会，在冲破了国内的舆论阻力后，这个瘦瘦的女人坐了7天7夜的火车，从中国赶赴荷兰，最终在海牙年会上击败波兰，获得1991年年会的举办权。从此，世界才知道，中国“居然”还有一本科幻杂志。在那样艰难的时期，编辑们还是坚持每年至少召开一次笔会，见见作者。第二任总还记得，他曾在火车站里冻了一宿，却只接到了两个“从来没听说过的作者”。即便如此，4个编辑和七八个作者，“挤在招待所里也开了一场笔会”。1997年，《科幻世界》在北京举办国际科幻大会，谭楷和后来接任总编的房间成了“科幻迷的会客厅”，经常是五六个科幻迷“聊到深夜，就挤一挤，睡在地板上，天亮前肚子饿了，把小冰箱洗劫一空”。2009年5月，科幻世界杂志社本该迎来30周年社庆，已经退休了的谭楷却“没听说社里有什么动静”，甚至连原本一年一度的笔会都搁浅了。这个66岁的老人焦虑万分，自己买了一个大蛋糕送到杂志社去。“当时我特别难受。拿得起，放不下啊。”他说。2009年5月《科幻世界》整个编辑部里安静得近乎沉闷。外界曾经怀疑，这是一场因薪酬待遇问题而“集体大爆发”的行动。但参与此事的一个编辑公开了自己的收入，表示“来到杂志社之后，节缩了部分编辑的编辑费和栏目撰稿费用，但同时增加了员工福利费用，包括节日奖金和年度绩效奖金，整体而言编辑收入比之前事实上略有上升”。“我们是因为理想才留在这本杂志，如果是因为薪水，我们早离开了。”一个曾经在广告公司工作的人，在杂志社做编辑后，“薪水立减一半，只有1800块”。在这里，几年不调工资也并不稀奇。 在熟悉他们的人看来，这些写科幻、编科幻的人，几乎都是些“不太物质的人”，“只要不是伤害这本杂志，一切都可以容忍”。2009年调查还在继续，没有人能预测最终结果。“如果李昶不离开怎么办？”有人问。“那我们就离开。”编辑们说，“毕竟，自由不是全无代价。”但这里几乎已经是“中国科幻的最后一块领地”了。2001年，《科幻海洋》停刊；2003年，《梦想者》停刊；2004年，《科幻世界画刊·惊奇档案》停刊；2005年，《幻想》停刊；2007年，《世界科幻博览》停刊；2008年，《幻想纵横》停刊……从2001年到2008年，国内至少有10本幻想类杂志停刊，死因大多“不详”，外界猜测多是由于“销量不佳和资金缺乏”。2013年《飞·奇幻世界》停刊。 如今，1994年创刊的《科幻大王》仍在坚持，但却限于邮局订阅，“很多科幻迷甚至都没听说过”。《科幻世界》会成为这份“死亡名录”上的一行字吗？著名科幻作家王晋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直言不讳：“这明显就是官僚，外行领导内行……如果再这样下去，《科幻世界》肯定完蛋。”一个在科幻梦想伴随下长大的读者，如今发出这样的呼吁：“对我而言，《科幻世界》不仅是一份地方刊物，更是我和无数像我一样的人，在这艰苦拼搏、冷漠现实的世界中，一处珍贵的梦想放飞之地。想要什么，尽管拿去。但是……请把科幻留给科幻。”2010年9月26日上午，四川省科协纪委李大用书记来杂志社宣布了省科协党组于8月30日作出的关于李昶的处理决定：正式免去李昶科幻世界杂志社社长、总编辑职务，由副社长刘成树全面主持工作。《科幻世界》杂志社2010年9月26日晚在其新浪微博上透露，四川省科协党组正式免去李昶《科幻世界》杂志社社长、总编辑职务，由副社长刘成树全面主持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