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区管理论文范文篇二
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创新
社区，原是一个外来名词，源于欧美，在日本被称为地域社会，而在以前的中国又称居民小区。为此，对社区如何定义，则是第一个需要解决的理论问题。其次，社区的性质和功能又受人的认识的制约。既然社区是居民集中居住和生活的场所，它就必然涉及到生活、就业、教育和娱乐等各种活动。这些活动之间应如何协调、如何统筹、又如何制度化和法制化，则是社区管理体制的第一个重要课题。
一、传统城市街道管理体制存在的弊端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中国城市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企事业单位与政府脱离，单位组织与个人之间也出现了分离，使得城市社区出现了多元化的利益主体。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使得大量的社会服务、社会管理、社会保障功能与企业剥离。行政管理体系的改革，也使得一部分社会管理、社会服务职能从政府职能中分化出来，所有这些转移出来的社会管理和服务功能直接由社区承担下来，社区功能呈现出社会化、多元化的趋势，城市社区建设的要求非常迫切。我国城市社区建设还是一件新生事物，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处于探索阶段，存在着许多矛盾和问题，需要我们认真 总结 ，不断摸索。传统城市街道管理体制存在的弊端有：政治行政色彩较浓，居民自治意识不强;经济功能强，管理、服务功能弱化;管理各自为政，缺乏协调，缺少人文建设，居民缺乏归属感等等。
二、新型社区管理的启示和 经验
随着社会的发展，改革开放的深入，社区建设也在蓬勃发展，各地开始了社区管理体制的构建实践，出现了具有代表性的社区管理模式。社区管理模式是对不同类型城市在各自特色的管理体制、管理机制组合基础上，实现城市高效有序运行目标的特定方式的形态概括。城市基层的政权结构、社会结构都处于动态的演变过程中，中国的社区建设应该呈多元模式进行。上海模式、沈阳模式、江汉模式、深圳莲花北模式……从1999年12月28日南京锁四社区在全国第一家进行社区体制改革以来，许多城市陆续推出各具特色的社区管理体制改革模式。
这些模式各有特色，对社区管理体制改革都具有推动意义。目前，城市基层的政权结构、社会结构都处于动态的演变过程中，各种社区管理模式的形成与发展，都是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这一特定条件下的产物，归根到底又不能脱离不同地区、不同社区的具体条件和客观实际。社区管理体制改革不能搞“一刀切”，必须遵循“渐次推进，梯级发展，全面带动”的思路，根据具体情况，设计和选择最合适的改革路径，达到政府提高管理效率、居民当家作主、社区和谐安宁的目的。
三、建设新型社区管理体制的实现途径
(一)加强宣传教育，提高思想认识
要顺利进行社区管理体制建设，加强宣传教育，提高思想认识是准备。加强宣传教育可采取召开教育大会、各种类型的座谈会和发公开信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努力使改革精神深入人心，统一思想形成共识。这种共识主要包括要充分认识到改革的重要性、紧迫性、长期性。充分认识重要性是指建设城市社区管理体制是城市基层政权建设新的突破口，是全方位拓展社区建设的一项有力举措，它有利于推动基层民主和社会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发展，是关系到发展稳定大局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要增强改革的紧迫感，并要树立长期作战、常抓不懈的思想，正确理解渐进规律，指望在短时期内把所有问题都解决的想法是不现实的，这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克服急于求成、急功近利的短视行为，要作长期的思想准备，循序渐进，才能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并最终积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来推动改革的顺利进行和逐步完善。
(二)调整居委会管理规模，科学合理地划分社区
适当调整居委会管理规模，科学合理地划分社区是搞好街道管理体制改革的前提。要按照便于服务管理、便于开发社区资源、便于居民自治的原则，以及地域性、认同感等社区构成要素，对原有街道、居委会规模作适当调整，以调整后的居委会辖区作为地域，并命名为社区。上海、深圳、沈阳、南京、青岛、合肥、石家庄、哈尔滨等城市的实验区，对街道和居委会的管辖范围进行了调整，其中以沈阳市的做法最具有代表性。沈阳在沈河、和平两个实验区试点的基础上，在全市重新划分社区。新型社区主要分为四种类型：一是按居民居住和单位自然地域划分出来的“板块型社区”;二是以封闭型居民小区为单位的“小区型社区”;三是以职工家属聚集区为主体的“单位型社区”，四是以不同功能特点划分的“功能型社区”。这种按照居民居住的自然地缘关系，社区的资源配置，适度的管辖人口和人们的心理认同感来划分社区的方法，具有合理性和科学性，可以达到对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
(三)加强党和政府对社区的管理
实行社区管理必须以党的领导为核心，并加强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充分发挥党和政府在社区中的促进作用和服务作用。必须加强社区各类基层党组织的联系，培养高素质的党的社区工作者队伍，并始终坚持党对社区建设的方向进行政治上的引导和组织上的保证。政府是社区管理中的重要力量之一，各级政府的主导作用应体现在：统一思想，提高认识，负责制定和组织落实社区发展规划，对推进本地区的社区建设负总责。发挥职能部门的作用，协调企业、社团、志愿者和社区成员参与社区建设和管理工作，解决人力、物力、财力方面的困难，形成社区建设工作的整体合力。在具体做法上，政府应建立专门的领导小组，并在分析一些社会现象、社会结构、社会发展的质量和数量特征，以及国内外各种模式比较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出一套指标体系，并逐步量化，以便于对各种各社区管理的质量状况进行评价、监督、预测和服务。政府要现代化，政府从直接提供公共物品到对公共物品的质量进行监督和保障;居委会要民主化，居委会对居民负责，工作贴近居民。
(四)建立健全社区的自治组织
在建立健全社区自治组织过程中要遵循“直接民主”的原则，社区自治组织应该包括社区成员大会或社区成员代表大会，社区居民委员会和社区协调议事委员会等。在民政部启动的“全国社区建设实验区的试点工作中，各实验区在居民自治方面进行了大胆创新，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做法。大力发展社区民间组织，提供公共产品;居民公民化，在社区为居民服务的同时，居民要为社区作贡献。如上海卢湾区在社区内建立了社区居委会议事层与执行层的分离的工作体制;沈阳市在重新划分管辖区的基础上，建立了新的自治体系，分为决策层―社区成员代表大会，招考执行层―社区委员会，议事层―社区协商议事委员会，领导层为社区党组织;北京西城区建立了社区管理体系和社区中心。虽然这些组织的名称各异，但他们为如何在社区建立新的自治组织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创新社区组织机构。按照“议行分设”的理念创新社区组织，创立“一会(分)两站”模式，从组织结构、性质、职能、人员、经费、场地等关键问题一一分离，理请社区工作站和社区居委会及社区服务站相互关系，创新新型的社区工作站和社区服务站两个社会组织，使社区居委会成为名副其实的居民自治组织。
(五)转变政府职能，改进工作方法
转变政府职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须要求，也是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改革的内在要求。这就决定了政府各职能部门必须按照新体制的要求，切实转变职能，真正把赋予社区的各项职责落实到位。应理顺政府与社区、社区与社会各组织之间的关系。为规范新型社区组织运作，制定一系列相关政策和办法，明确了政府各职能部门的职责、社区居委会的任务及其相互关系，使政府在社区腾挪出空间给社区居委会搞居民自治，培育了公民社会，积累了社会资本。政府“减肥”――将社区公共事务作细致的分析，在此基础上准确定位政府的责任，让其从直接提供公共服务转变为间接提供公共服务，从靠设立机构提供公共服务到靠政策工具提供服务;从给钱、给物、给机构到培育各类民间组织，让民间组织承担起政府下放的职能，从而使政府的职能归位，社区的自治力量增长。在转变职能过程中，要把着眼点放在充分调动基层工作积极性的基础上来，放到为群众服务上来，服从大局，适应城市新体制的变化，根据社区管理的要求，切实转变工作方式和工作内容，实现重心、权利、财力的下移，并按照“权随责走、费随事转”的运作方式，把该放下去的权不折不扣的转移下去。
(六)加强法律法规和制度等的建设
一是法律支撑。目前，因无明文规定，连专家都很难说清楚社区组织的定位和性质。据统计，理论界关于“社区”的定义多达76种。这个事实，成为社区管理体制改革不得不迈的“一道坎”。专家呼吁：有关部门应尽快在相关法律中明确“社区”的概念和范围。在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同时，应对与社区相关的1000多条法律、法规尽快进行修改和调整。有专家提议：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组织法》，或将它作为母法，根据实际需要制定一些必要的细则，逐步建立、完善有关社区管理法制体系。城市基层管理体制的改革，涉及到城市建设和管理的方方面面，当前一些需要城市建设和管理只能部门齐抓共管的工作，有时存在着相互推委的现象，还没有形成很好的合力，这就需要对一些工作进行一个明晰和划分的过程，并用制度、法规加以保证。二是改革居委会干部制度。可对社区干部实行公开招聘，通过民主选举，竞争上岗。这有利于提高居委会干部的素质，形成一支年轻化、职业化的社区工作者队伍，又能安置下岗职工和大中专 毕业 生，开辟新的就业 渠道 。三是加强硬软件建设，主要是指加强理论研究，加大对管理体制改革的理论知道力度。硬件建设包括对街道办事处、社区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办公场所等。
(七)创新社区服务体系
各社区居委会成立社区服务站，各街道办成立了社区服务中心，在社会福利中心建成了区一级社区服务中心，初步形成了区、街道、社区居委会的三级社区服务网络。并对社区服务站进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使其按照产业化、实体化模式运作，出台相关规定等配套措施，成立社区服务专项资金，规定政府按照购买服务项目的方式，对社区服务站从事为居民提供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社区残疾人服务、社区老人服务等无偿服务进行评估、补贴，并鼓励社区服务站低偿运营，享受税收减免政策，实现社区服务的社会化。使政府提供了品种多样的福利和服务等新公共产品。
另外，还要提供社区居民交往平台，以政府信用为起点，积累城市社区人际关系的信任基础;在社区公共事务中倡导平等和宽容的原则，强化居民合作与参与的意识。
随着新世纪的来临，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在城市相应地要求改革原有的管理体制。实践已经证明，社区管理体制是我国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和具体内容，建设新的社区管理体制在城市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中的地位日显重要，在加强城市管理、服务市民生活、促进社会进步方面的作用也越来越大，我们一定要增强建设新的社区管理体制的自觉性和紧迫感，在物质生活不断丰富的同时追求精神需要的不断满足，在尊重历史和关注现实的基础上，一个小区一个小区地建设，一个社区一个社区地拓展，最终把各级各类城市都建成人们安居乐业、文明的城市，有力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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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吴新叶.城市社区管理中的政府失灵，城市发展研究，1999(6).
(作者单位：浙江绍兴文理学院美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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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政府改革是政府适应社会的变化而对政府体系的结构、功能以及行为进行调整和变革的过程。从20 世纪80 年代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变革和转型是中国政府改革与创新的动力。30年的政府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主要表现在政府管理价值的重新确认和公共性的回归、政府职能日趋合理、政府治理结构日趋理性、政府运行机制逐步完善等方面。未来中国政府改革也面临着重建行政文化、进一步优化政府职能和结构、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建立和发展有效府际关系和管理、提升政府能力、建设法治政府等艰巨的任务和挑战。
[关键词] 社会变革；政府改革；成就与挑战
17 世纪英国思想家霍布斯曾经讲过，一个缺乏能保证秩序的、有效的政府的社会，人的生活将是孤独、贪婪、残忍和短寿的。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也曾从政治和经济互动关系的角度分析了政府对一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影响。马克思在分析亚洲的经济发展时指出：“我们在一些亚洲帝国经常可以看到，农业在一个政府统治下衰败下去，而在另一个政府统治下又复兴起来。在那里收成取决于政府的好坏，正像在欧洲随时令的好坏而变化一样”。[1 ] ( P763) 在他们看来，如果政府及其权力能按照合乎规律和经济发展的方向起作用，它和经济发展之间便没有冲突，经济发展便加速。反之，政府权力也能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害，并引起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浪费。
从政府现实主义的观点来看，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区别，并不在于政府形式的不同，而是在于政府治理程度，特别是政府能力大小或高低的不同。“有些国家的政府拥有一致性、一体性、合法性、组织性、高效和稳定的特点，而另一些国家的政府则缺乏这些特点”。[2 ] ( P1) 的确，历史的发展，特别是现代化发展过程的经验表明，政府治理的能力及其有效性同政治发展、经济发展、社会的稳定与繁荣有着密切的关系。美国学者齐斯曼(J1 Zysman) 比较英、法、德、日、美诸国的经济发展情况后认为，政府能力越强的国家，应付经济震荡的能力就越强，宏观调控的能力就越强，故而经济表现就越佳。[ 3 ] 瑞典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缪尔达尔( G1Myrdal) 也指出：“尽管程度不同，所有不发达国家都属于软政权”。[ 4 ] 他同时认为，软政权的表现主要是缺乏立法和具体法律的遵守与实施，各级公务员普遍不遵从交给他的规章与指令，以及普遍存在腐败。许多研究发展行政的学者更是认为，发展的主要障碍在于行政的因素而非经济的因素。
的确，对于所有社会而言，始终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与挑战是如何创建一个有效的政府体系，以支持、促进社会的发展、繁荣和进步。有效的政府治理体系是一个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必需品，而不是奢侈品。政府不再是传统的保守主义眼里的所谓的“必要的恶”，而是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提升国家竞争优势的重要力量之一。在今天，越来越多的人更倾向于同意这样一个命题：政府的性质、能力和绩效，是决定经济和社会发展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正因为如此，全世界都在重新考虑政府以及政府自身的改革与发展问题，建立一个与变化着的时代相适应的新政府体系，并使之更具能力、更具有效性，成为发展的推动力量，已成为各国政府面临的共同的任务和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处于历史性的转型过程之中，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次转型可谓是一场波澜壮阔的革命。这场革命，波及了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涉及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经过这场革命的洗礼，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没有哪一个国家尝试过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尽管也产生了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
如同在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巨大变化一样，在过去的30 年中，中国政府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种成就，不仅体现在政府治理体系的不断完善方面，更体现在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国家竞争力的提升等方面。改革与创新政府，建立一个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有效治理体系，最终推动社会的发展和繁荣，始终是中国改革过程中最重要的篇章之一。政府改革与创新既是中国整体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和社会改革与变化的动力之一，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的主旨在于研究和探讨以下问题： (1) 中国政府改革与创新的历史背景和时代背景是什么？ (2) 30 年中国政府改革的成就体现在哪些方面？ (3) 中国政府改革的经验与教训是什么？ (4)未来中国政府改革面临的挑战主要是什么？
一、中国政府改革的契机和动因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5 ] ( P257) 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认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6 ] ( P617 - 618) 中国政府改革与发展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经济体制变革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的变化。
20 世纪80 年代以来，中国由经济体制变革引起的社会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治国理论的指导思想发生了变化。这一变化突出表现在发展生产力代替“以阶级斗争为纲”成为核心的指导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总结20 多年经济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提出科学发展观。二是经济体制的变化。经过20 多年的改革，中国成功地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步转型，这种转型对整个社会的变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三是社会形态的变化。整个中国社会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化的工业社会转变。四是社会结构的变化。社会结构从封闭走向开放。五是政治体制的变化。政治体制朝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方向发展。上述方面的变革与发展，为政府改革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中国政府在整个社会现代化的转型中，面临和承受着全方位的、巨大的压力和挑战。在经济领域，政府始终面临着如何促进经济增长、实现经济稳定、充分就业、收入公正分配等艰巨任务。与此同时，政府还肩负着经济体制改革创新的艰巨任务。这就是说，政府既要成为经济发展的推动者，也要成为新经济体制的设计者、改革的推动者。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经济体制的改革，都要求政府扮演发展与改革推动者的角色。在政治领域，政府始终面临着维护政治秩序和政治稳定，增强政治合法性，聚合和分配各种利益等艰巨任务。
在社会领域，政府也承担着创建新的社会管理体制，确保13 亿民众生活保障的艰巨任务，要化解各种社会矛盾的压力。与此同时，民众对政府的期望值不断增大。凡此种种，均表明中国需要一个有能力、有效率的政府。
政府体制是连接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社会管理体制的关键。正如邓小平同志曾经讲过的，中国的问题多多少少与政治和政府体制有关。中国改革与发展的经验和教训表明，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全面可持续发展的体制障碍，根本在于政府体制的不完善。1978 年以来，中国虽然保持经济高速发展的势头，但始终存在着区域发展和城乡发展不平衡、经济结构不合理、经济增长方式粗放、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矛盾突出、社会事业发展滞后、投资盲目扩张与经济过热、重复建设严重、收入差距扩大与分配不公、就业压力大等方面的矛盾和问题。这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之所以长期存在且得不到有效解决，关键在于相关的体制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政府所处的特殊地位和特殊角色，决定了政府改革在中国全面改革过程中的特殊制约作用，其他方面的体制改革能否顺利推进，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政府体制改革在多大程度上取得进展和成效。如果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就必须割断政府与企业的行政关系，切实解决政企不分和政资不分的问题；要建立统一的市场体系，就必须打破行政垄断和地区封锁；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就要把资源配置权交给市场，减少政府的干预，减少政府对生产要素和资源性产品价格的管制；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必须有促进技术进步、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体制、机制和政策；要强化公共服务，就必须改革财政体制；要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就必须实行政社分开，还权或者放权于民；要实现法治国家，就必须实现法治政府和依法行政。
中国的政府改革，就其基本任务而言，就是要破除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建立确保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要破除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相适应的障碍，建立适应和谐社会要求的体制；要破除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相适应的因素，建立适应和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体制和机制；要破除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不相适应的东西，建立适应民主政治发展的政府体制。总之，政府改革就是依据中国社会发展的要求，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政府体制，这是政府改革的直接动因所在。
二、中国政府改革与创新30 年的基本成就
1978 年以来，适应经济体制和社会的变化，中国政府在价值理念、职能调整、理顺关系、机构优化、完善机制、活化人力、依法行政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探索、改革与创新，实现了向现代化的政府治理体系的初步转变。
(一) 政府管理价值的再确认与公共性的回归
政府治理的过程，既是社会目的的执行过程，也是社会目的和价值的创新过程。中国政府改革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趋于理性化的过程，是形式的合理性与价值的合理性的有机结合。政府价值的合理性在某种程度上是指形式的合理性具有优先性。因为政府管理的价值不仅影响着政府的合法性，也影响着政府行为的合理性。中国政府改革30 年，最重要的是政府对其自身价值的重新思考和确认。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单纯片面地追求经济增长到科学发展观，从物化的思考和选择到以人为本观点的确立，从强调政府是一个权力中心到强调政府是一个公共服务中心，从强调强势国家的治理到强调社会的参与与协同治理，从政府行为的秘密性到公开性，从依靠人治到重视法治，等等，都体现出对政府管理价值的重新思考和确认。在我看来，最大的变化在于中国政府的“公共性”的回归和立国价值( regim value) 的捍卫和落实。概括起来，对立国价值的捍卫和“公共性”的回归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认识到人的基本权利和人性尊严的重要性，并致力于不断提升和改善公民的权益。(2) 认识到政府管理不仅是追求秩序、经济和效率，更重要的是促进和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3) 认识到政府不仅是一个管理的中心，更是一个服务的中心，政府的核心职能和职责在于提供公共的产品和服务。(4) 认识到公共事务的管理需要建立在政府、社会、企业共同参与治理的基础之上。(5) 认识到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委托人，理应承担更大的公共责任。诚然，公共价值的实现可能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但重要的是公共性的价值得到了重新的确认、选择，并在具体的公共行动和公共政策中得到体现。
关于加快小城镇树立的思索 小城镇是以聚集人口、商品、文明、音讯、科技、教育、金融和效劳为特征的地域系统。小城镇位于乡村之首、乡村之尾，与乡村经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完成农业现代化的主要支持点；又与大中乡村联系亲密，是大中乡村进一步开展的根底和后台。党的十六大演讲指出：“要逐渐提高城镇化水平，坚持大中小乡村和小城镇谐和开展，走中国特征的城镇化路途。”这是十堰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开展，促进城镇化树立的根本指点思想。加快小城镇树立，走契合十堰实践的城镇化路途，是处置“三农”效果的根本出路，也是片面树立乡村小康社会的一个战略性效果。 一、开展小城镇、加快城镇化进程的战略意义 十堰作为地处鄂西北山区的新兴工业乡村，产业构造繁多，城乡二元经济构造典型，扶贫义务艰难，减速促进城镇化，既是我市片面树立小康社会必需跨越的历史阶段，也是处置目前以及今后经济社会开展诸多效果的关键。开展小城镇，促进城镇化，完成社会、经济构造转型，把城镇化与乡村工业化和产业化无机别离起来，促进乡村富余休息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完成城乡共荣、谐和开展。因此，加快城镇化进程，提高城镇化水平，成为我市新世纪片面树立小康社会面临的主要而紧迫的战略义务。 1、促进城镇化，有益于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片面树立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在乡村，特地是像十堰这样经济欠兴旺地域的乡村。十堰市有近70%的人口在乡村，有14万贫穷人口尚未处置温饱效果。贫穷山区的自然条件卑劣，单位土地的产出率很有限，种植业增加的空间也很有限。要使农民致富，独一的出路就是经过城镇化，完成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增加农民的数量，提高人均消费率。转移出来的乡村休息力支出增加了，乡村休息力的价值也大大提高，支出相应增加。而大中乡村吸纳乡村盈余休息力的才干又极为有限。因此，完成大范围乡村人口转移只要开展小城镇，完成城镇化，改善城乡二元经济构造，完成人口、经济要素的合理散布和自在活动，促进地域经济谐和开展和城乡独自富余，除此别无出路。 2、促进城镇化，有益于加快完成乡村工业化和农业产业化。从实际上说，城镇化是社会合作的开展和消费专业化的结果。工业化和城镇化是现代化进程的两个正面。工业化需求聚集形状，只要人类活动集合才会降低工业消费利息，才会形成聚集效应。因此，城镇化是工业化的肯定产物，合并了城镇化，工业化的效率就会降低；合并了工业化，城镇化就无的放矢，就会失掉开展的动力。目前，我市乡镇企业范围小，集约化水平低。经过开展小城镇，使乡镇企业向小城镇聚集。充沛发扬小城镇作为乡村交通中心、音讯中心、技术中心和人才中心的作用，为乡镇工业的开展提供根底装备、市场、技术和人才条件；经过发扬小城镇对乡村的辐射作用，带动农业产业化。 3、促进城镇化，有益于改善生态环境。十堰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调水源头，改善生态环境的义务荣耀而又艰难。我市山多地少，生态环境软弱，在全市240多万乡村人口中，有当家地仅160万亩，由于寓居聚集，自然灾祸频发，种植业的70%望天收。只要经过城镇化，增加农民数量，在总量上相应增加现有耕地承载人口数量，改动农民的营生方式，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使他们向城镇聚集，给大自然以疗养生息的时机，最终才干处置土壤提高、水土丧失、森林掩盖率降高等生态环境效果。 二、小城镇树立的现状与效果 革新封锁以来，特地是1994年地市兼并后，十堰市的城镇有了较快开展。截止目前，建制镇由1984年的13个开展到63个，其中城镇居民万人以上的9个，城镇总人口111。8万人，短短17年城镇化率由14。9%提高到32。5%。城镇的空间布局主要沿交通支线襄渝铁路、汉江、209国道、316国道展开，城镇职能改动了过去繁多的政治职能或低水平商贸职能为主的状况，形成了以经济职能为主的各种类型构造。纵观十堰城镇化进程，有两个特性：一是十堰城区(中心乡村)作为区域经济增加极，因汽车产业的聚集效应使乡村人口增加较快，乡村剖析实力日益增强；二是乡村城镇化即小城镇的开展相对缓慢。建制镇的开展由于在地市兼并以前受行政管理区划的限制，中心乡村与区域内城镇之间的经济联系表现为松懈型，区域城镇的经济开展主要依托自然资源开拓应用、边境贸易、农业产业构造调整等，中心乡村对小城镇开展的辐射才干较弱。地市兼并后，城镇树立步入谐和开展的轨道。由于十堰市乡村人口较为稀疏，土地资源，特地是耕地资源有限，这就决议了农业休息力转移压力适中，同时乡村经济十分落伍，因此，在乡村地域形成小城镇的内、外动力较弱，招致小城镇开展滞后。 十堰小城镇开展具有诸多效果：一是规划效果。规划不迷信，实施缺少严肃性。城镇树立缺少特征，作风相同；二是融资效果。目前，城镇化依然是一种政府行为，尚未面向市场，形成多元投资主体，因此，城镇树立资金根源贫瘠，投资渠道繁多，投入严酷缺乏；三是制度阻碍。城乡联系的户籍制度，延缓了农民离土离乡的步伐，有利于调动农民进镇务工经商的主动性。社会保证制度革新滞后，社会保证体系不健全，使农民进镇缺少“平安感”，增加了城镇化利息；四是政策效果。各地出台了鼓舞农民进镇务工经商的系列优惠政策，但落实不力，农民在市场准入、税费征收、子女就学等方面享用不到优惠待遇，甚至有的中央农民进镇享用不到城镇居民的待遇。我市小城镇开展滞后固然有许多缘由，但从客观下去看，主要缘由在于城镇树立的思想方式和指点思想具有有思想误区，我们必需克制： 第一，要克制官位设市的思想误区。在冗长的封建社会中，除了帝王以外，下面的州、府、郡、县的设置，等级威严，不可僭越，哪一级官管辖下的乡村，城墙该有多高，该有几条街道，衙门有多大，均有严厉的规则。建国后到革新封锁以前，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省、市、县、镇的设置，也根本沿用封建社会那一套，严厉按行政级别、管辖面积、人口设市，城镇范围根本以官帽定位，而不是按经济范围以及经济开展速度定位。革新30多年了，包括体制上、观念上很多脱离实践的东西都改正去了，但这一激进的设市设镇形式仍被坚强地保管下去。而且在我们的头脑中、在体制上形成了固有的形式，难以表现时期肉体，限制了城镇化开展，我们必需克制。 第二，要克制人为构市的思想误区。假设说古楼兰曾为古丝绸之路开拓立下汗马功劳的话，那么它的消逝，也应是经济、社会开展的肯定规律。城镇的生活与开展及其开展范围该有多大，完整是有规律可循的。因此不能凭客观想象来构筑城镇框架，我们不能不顾城镇开展范围和区域经济社会动态比拟优势，好大喜功，人为构市，自觉扩市，以致于城镇“增肥”了，却有城无市。如我市一些小城镇，虽耗巨资建起了几条街道和广场，至今门可罗雀，成为“空壳”。这样的糜费和经验令人心痛。今后，我市的城镇化必需留意克制这种违犯规律、人为构市的思想误区。 第三，要克制全能乱市的思想误区。由于受计划经济思想和自然经济的影响，我市不少小城镇总想来个各行各业齐头并进，搞“大而全”、“小而全”，疏忽自身城镇的产业强项和文明特征，搞“全能城镇”。资深社会学家费孝通教员在苏南地域凋查后曾提出一个“小城镇、大战略”的概念，意义是说，革新封锁后，乡村商品经济开展很快，召唤小城镇的开展，为其提供音讯、市场和迷信文明效劳。加快小城镇树立，其手段一是处置乡村外部商品经济开展的凝滞效果；二是以小城镇的普遍树立处置大乡村的“通病”。惋惜的是我们却歪曲了费老的原意，片面以为开展小城镇商品经济就是要搞“小而全”，而未能与时俱进，把小城镇树立放在国际社会合作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去调查去树立，招致在小城镇的开展上出现了不少“全能城镇”，形成了社会资源的糜费。 三、加快我市小城镇树立的思绪与对策 我市小城镇树立要立足市情，既要增加城镇的数量，但更应留意提高城镇化的质量，不能搞“一刀切”。要迷信规划，完美体系，合理布局，一般重点，梯度促进，片面增强城镇的剖析实力、聚集才干和经济辐射功用，逐渐形成以重点城镇为支持、各具特征的城镇体系。要把为农业、乡村和农民效劳，作为小城镇树立的动身点和归缩点，把小城镇树立与开展乡镇企业和促进农业产业化无机地别离起来，增强小城镇的接收力和带举措用，使小城镇成为推进乡村小康社会树立的战略支点。依照小城镇树立的根本思绪，加快我市小城镇树立应采取以下对策： 1、变官位设市为按经济范围设市 我国革新封锁以来，就经济范围而言，一些原本默默无闻的内地乡镇已超越了西部不少地级市，其城镇开展的范围和格式，也超越了西部的不少县和市。就十堰而言，城镇化进程起步晚，即使是县城，与内地一些乡级小镇相比，不论是经济总量还是经济质量上的差异都很大，思想观念上的差异、运营理念上的差异就更大了，固然国度还沿用按行政级别设市的激进行政管理形式，但突破这一激进的桎梏，只是时间迟早的效果。我市应遵照城镇化是一个以经济开展为中心的自然历史进程这样一条客观规律，按经济范围来布置城镇资源的分配，收紧拳头，一般重点，掌握规律，有选择、有特征地走自己的城镇化之路。否则，我们的城镇化进程肯定会遭到不可估量的影响。 2、变人为构市为产业兴市 城镇开展必需以经济产业作为依托。我市少数小城镇近些年来之所以出现布局紊乱、交通梗塞、城镇效劳功用不配套等效果，甚至是没有经济外延的“空壳镇”，主要缘由之一，就是没有从经济开展的角度和产业开展的角度去规划和架构小城镇，小城镇缺少主导产业支持。一个城镇可以构筑多种产业功用，但从城镇特性来看只能一般一两项主功用，形成一两项优势产业，而不是面面俱到。我国革新封锁以后新兴的城镇，如温州、绵阳、诸城等等都是以特征产业立市。小城镇的开展，必需依据各自的优势，推准主攻方向，鼎力培植工业主导产业，走依托产业支持辐射功用的路子。我市小城镇应当发扬山区资源优势，开展山区资源加工工业，培育城镇支柱产业，增加城镇经济实力，从而增强对乡村经济的辐射功用。 3、变全能镇为特征镇 我市小城镇树立中不同水平地具有着片面追求“小而全”，使小城镇特征不一般。我市城镇化应当走“小而特”的路子，不同的小城镇必需打造不同的特性，或以产业特、或以文明风情特、或以区位特，一般特征，形成比拟优势，实施差异化协作战略，以新颖的城镇特征，形成“名镇效应”，带动乡村经济社会开展，提升小城镇的协作力，反过去又推进城镇范围的扩张。别离十堰产业与资源特性，可以着力开展以下几类具有特征的小城镇：一是树立工业主导型小城镇。把小城镇树立与乡镇企业二次守业严密别离起来，依据区域市场、资源特性，合理调整产业构造和产业布局，指点乡镇企业集合连片开展，树立小型工业园区，把乡镇工业塑形成为带动小城镇树立的主体力气。二是树立旅游效劳型小城镇。旅游资源丰厚的乡镇要搞好景区生态环境树立，完美效劳装备，片面提高景色名胜区的硬件装备水平和效劳接待水平。三是树立凝滞商贸型小城镇。边贸口子镇要在一般抓好市场等硬件装备树立的同时，以最优惠的政策、最便利的效劳、最宽松的运营环境，接收周边的鄂、渝、陕客商前来经商兴业。四是树立特征产业型小城镇。要依托药材、黄姜、茶叶、绿松石等山区资源，树立特征产业基地，在扩展范围的根底上，鼎力开展加工、包装、出售业，逐渐形成集种植、加工、包装、出售于一体的产业镇。五是树立移民镇。抢抓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机遇，用好用活移民政策，推进移民小城镇的树立。 4、主动处置小城镇树立中的详细效果。 党的十六大演讲指出：“开展小城镇要以现有的县城和有条件的建制镇为根底，迷信规划，合理布局，消弭有利于城镇化开展的体制和政策阻碍，指点乡村休息力合理有序活动。”依据这一肉体，别离我市实践，为使小城镇得以安康开展，还应处置如下效果： (1)搞好迷信规划。小城镇规划要坚持迷信合理准绳，选址要与国度的微观产业政策、导向政策、交通、通讯大动脉相联系。终点要高，具有时期气息；必需满意我市农业产业化的央求，使小城镇成为农业消费、加工、凝滞、效劳的载体。小城镇开展的规划，不只要思索久远权益教育装备布局，还招思索职业技术教育装备布局，科教兴镇，保证小城镇可继续开展战略的实施；要把市场一体化央求与外地经济特性相别离，将小城镇规划树立融入合作清楚、布局合理、同中心乡村树立相别离的城镇化体系格式，应用大市场形成强有力的经济增加点；小城镇的面貌肯定要表现剖析经济实力和居民团体凝结力，使外地的文明历史激进失掉承袭和发扬；要把环境生态树立列为主要形式，应用激进技术手腕和自然条件，树立生态小城镇。规划必需表现全局见地，着眼于久远，决不能因党政负责人的改换而改动。规划一经同意，就具有法律效能，而且要列入目的考核权益制，要强化规划的实施力度。 (2)运用市场机制，多渠道筹措树立资金。筹集小城镇树立资金，可以实施财政资金为指点、吸纳官方资金为主，接收外资为辅的多元化投融资体制。首先，财政资金可以向小城镇倾斜，在注重抓好水、电、路及通讯、市场等根底装备树立的同时，增加与农民利益有亲密联系的、有庞大消耗空间的项目，以此吸纳官方投资与接收外资，加快树立速度，完美城镇功用，增强城镇的经济实力。其次，经过小城镇安居工程，接收农民建房资金。再次，把市场机制引入小城镇树立。政府经过在提高效劳质量和任务效率、健全规章制度、发明优秀投资环境等软件上下功夫，使小城镇发生较强的接收力，并以“谁投资、谁一切、谁受益”的准绳，接收众多的人带着资金参与城镇树立。要大胆尝试和探求将城镇当作资产来运营的思绪，坚持市场化运作，不时树立和完美“运营城镇”的新机制。要最大限制地盘活土地资源，把自然资源变成城镇开展的珍贵财源，变过去土地运用的“行政审批制”为往常的“市场配置制”，使国有土地的资本效益趋向最大化，鼎力推行竞价拍卖等多种土地运营方式，为城镇树立筹集更多的资金。同时，营运市政装备，完成滚动开拓。运营城镇有形资产，把公共房产及路途、桥梁、公路灯杆等市政装备的运用权和运营权推向市场，能卖则卖，宜租则租；运营城镇有形资产，把城镇空间、户外广告标牌运营权、交通线路营运权、路途和其它装备的冠名权等，经过转让、拍卖、租赁等方式推向市场，使有形资产变成有形资产。 (3)加快革新步伐，消弭制度阻碍。 要促进城镇户籍制度革新，逐渐落实以现寓居地域分城镇户口和乡村户口的户籍注销制度，实施以住户、职业、生活根源等主要生活根底为依据的落户规范，以居民住地域分城镇人口和乡村人口，以职业区分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确保进镇农民的子女退学、从军、失业等方面享用同等候遇。鼓舞和接收农民进镇落户，务工经商。要革新土地运用方法，在坚持动摇现有乡村土地承包联系的同时，对乡村土地运用流转制度停止创新，容许农民对土地停止出让、出租、转包、入股、抵押等流转活动，处置农民担忧临时合并乡村后、遇到艰难生活没有保证和后路效果，并为农民进镇后土地集合运用打好根底。同时，要促进配套制度革新，鼎力促进医疗、失业、教育制度等配套革新，树立规范的失业、养老、医疗等社会保证制度，为农民进镇处置后顾之忧。 hν▆aねm
如何解决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我们做了一些调研，也曾到国外做了一些调查，看了国外的实际情况，翻阅了很多国外的材料，英国、瑞典这些国家也都去过，了解了他们促进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有关政策，给大家也介绍一下。
一是政府设立专门机构负责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工作。说到这插一句，我们在国务院讨论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文件初稿时，有的同志说这个文件角度好像有点问题，他认为，资源型城市的资源本来就是不可再生的。那么这些城市必然面临一个开采以后衰减的问题。按照市场经济，资源开采不可持续就搞别的行业吧。为什么政府还要制定一个政策搞可持续发展呢？人口计生委的主任张维庆回答了这个问题，我觉得他讲得很好。他说从矿产资源的角度来说，开采没了不可能持续。但是这个角度不对，我们讨论的可持续发展不在于矿的可持续发展，而是人怎么可持续发展，矿没了，人怎么办？而且这个情况在国外也不是完全靠市场调节。我们在德国、法国都问过人家。他们说原来早期政府确实管的也不多，这样造成了大量的社会问题。政府认识这些问题，政府专门去帮助。当然人家的企业大多数是私有的，也不尽然，像法国，兰斯地区的煤矿就是百分之百国有的，就连那矿区所属的教堂和坟地都是国有的。根据过去完全靠市场自发调节造成的大量的失业、社会问题，政府认为需要出面来促进、协调这些地方的转型。比如说德国，在联邦经济部下设立联邦地区发展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州政府设立地区发展委员会，市政府成立劳动局和经济促进会等职能部门，负责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的综合协调。法国在1963年成立了由政府10多个部门组成的矿区重组部际小组。跟我们的部际协调小组大致一样。我们当时东北地区等振兴老工业基地领导小组成员有七十多个部门参加。法国的矿区重组部际小组负责全国煤炭矿区重振工作。现在矿区重组部际小组已并入国家领土整治与地区行动署。它是独立的，挂靠法国内政部，有正式的编制140人，专门负责资源枯竭地区的转型工作和其他的转型工作，不光是资源枯竭地区，比如说炼钢厂，生产能力萎缩，要破产应该怎么办？他们还说下一步要研究汽车行业，可能也要面临转型。他们专门形成了转型的队伍。这是国家负责的。过去到澳大利亚、新西兰、南美的一些国家看他们那里一八几几年的矿，例如金矿挖完了，人就都走了，“矿竭城废”。但在欧洲本土，“矿竭城废”都行不通，那么多的人口要到哪去？在中国，大多数地方也不能搞“矿竭城废”。但也不是说有一些地方不能考虑这种模式，比如说在新疆沙漠里，发现油田，就不一定要在这建城市了。就可以拉一个队伍开采油，油开采没了，人也就走了。但是大多数地方不行，必须得研究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而且在中国政府必须出面，因为本来这些企业就是政府所有的，问题也是在当时那个历史背景之下，中央企业种种因素造成的。现在地方就抱怨了，计划经济时好处都让中央拿走了，现在搞市场经济分灶吃饭，问题就留给地方了，相当于工人给你干完活后，留我这养老，环境破坏由我治理。
在法国、德国包括日本，他们把资源型城市转型的主要的问题放在解决就业和社会保障上。他们有一系列的解决就业问题和社会保障的政策。因为时间原因，我不一一展开。在跟法国交流的时候，我就说了我们好像没有把就业问题和社会保障放在最主要的位置。我到地方去考察，基本上谈的都是项目。地方现在很困难，你们要给予帮助，我们现在准备上个电厂，国家发改委是不是要帮助我们，商量商量，帮忙把电厂建起来。这个电厂一旦建起来可以带来多少财政收入，也顺带提到可以增加就业。我们下去，肯定第一个跟你谈项目。谈项目也不错，人家也谈项目，但是他们把解决就业等社会问题放在突出的重要位置。到底差别在什么地方？为什么我们把项目放在第一位，他们把解决就业和社会保障的问题放在第一位？他们认为这个问题太简单了。法国的工会力量非常强大。如果不首先解决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工会就会组织矿工到巴黎游行示威。看来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为什么我们的棚户区职工生活搞到这种地步，好多干部还不知道？只有三万多人堵铁路，把问题闹大了，才去解决。这涉及到我们的工会组织职能问题。这类问题就更复杂了。
德国、法国围绕就业和社会保障出台一系列政策，还采取多种措施支持资源枯竭地区产业发展。70年代初，汽车工业发展势头良好，法国政府将当时还是国有企业的雷诺汽车发动机厂设在了煤炭枯竭的北加莱地区。我去参观的时候，还特地去看了兰斯地区的一个煤矸石山，环境整治以后看上去还不错。在这个地方，政府准备投资建卢浮宫分馆，发展旅游业。这是政府支持做的。所以说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资源型城市转型完全靠市场，政府不管，这是不符合实际的。当时跟我一块去的有阜新市的一个副市长，他说回国就写报告，争取把历史博物馆的分馆建立在阜新。另外，在财税政策上，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如价格补贴、税收优惠、投资补贴、环保资助、研究和发展补助等。这都要落实到钱，欧盟还给钱了，为了治理整个欧洲的资源枯竭型城市，欧盟还负担一定的费用。
现在制约我国资源枯竭型城市发展的瓶颈是金融。那些大企业过去借国家钱还不了，银行呆坏账一大堆，一划等级根本不能给贷款。中小企业在全国都融资难，更不用说在这些资源枯竭型城市了。外国也遇到这个问题：要发展生产，融资却很难。因此解决金融问题也采取了多种措施，其中一个就是建立稳定的资金渠道。1984年，法国政府出资成立矿区工业化基金，1990-2000年每年提供1500万欧元，帮助矿区改善基础设施和发展高技术产业。此外，法国政府还组建了“矿区再工业化金融公司”，作为国家支持转型地区的资金渠道。该公司由中央政府、大区政府和银行共同出资组建，其运作方式类似于投资银行。公司创建15年来，资本从1000万法郎增加到1.2亿法郎，为230个企业提供了2.8亿法郎贷款，新创就业机会2.1万个。这就是他们的金融支持。我们也想在这个方面做一些工作。在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文件中也提出了一些政策导向，但是还未具体落实。
在当前经济社会转型的新形势下，政府管理中存在的许多问题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改革发展中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大都与政府改革不到位、政府改革滞后相关。“十一五”时期，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已在相当大程度上依赖于社会利益关系的协调和在此
基础上的社会稳定无论是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还是建设和谐社会，都对政府转型提出了相当迫切的要求。因此，“十一五”时期，政府管理创新的重要性将进一步凸显出来，成为深化改革、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
一、新时期中国政府管理创新的内容与意义
从新公共管理的视角来看，政府管理主要包括战略管理、政策管理、资源管理和项目管理。与之相对应，我们认为，政府管理创新能力可以划分为四个层次：战略规划能力、公共政策能力、资源管理能力和项目管理能力。因此，中国政府管理创新也应该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1、战略规划能力。战略规划能力是指管理者和组织者通过思考，在衡量影响组织未来的内部和外部环境的基础上，为组织创设目标、前进方向、焦点和一致性的能力。战略规划能力的强弱直接影响政府等公共部门长远的生存与发展，影响到公共部门能否在迅速变化的环境中取得更大的绩效，甚至还影响到公共部门的合法性、正当性和公正性。一方面，我国长期以来受到渐进模式的影响，习惯于“摸着石头过河”，习惯于解决眼前的问题，以至于无暇顾及政府部门的应有任务、方向及战略，导致了在很多重要的领导领域没有公共目标或者方向模糊不清，只顾短期利益，不顾长期利益，根本经不起竞争的考验。另一方面，已有的战略规划往往缺乏整体的思考，长期、中期和短期战略之间，整体和局部战略之间缺少有机整合，由此导致政府部门内部职能不明，协调不灵，彼此无法适应，从而丧失互补性。
2、公共政策能力。公共政策能力是指政府部门在战略规划的指导下，制定具体的管理创新行动方案的能力。公共政策能力不强，缺乏操作性，是我国许多政府部门的通病。这表现在：政府部门缺乏根据自身实际来制定的领导者，战略规划制定出来以后，领导者往往出于尽早看到战略实施效果的迫切愿望而匆匆上马，甚至认为制定实施计划是在浪费时间或延误战机；一些政府部门好大喜功，不结合自身资源状况来制定政策，不切实际，根本无法分步实施；公共政策的制定缺乏科学的方法，往往凭借管理者的主观臆断和历史经验，而很少运用科学的量化的标准。
3、资源管理能力。资源管理能力是指政府部门获取、配置并有效使用管理创新所需要的各种资源的能力。每个公共组织至少都应该拥有四种可能实现预期目标的硬性资源：人力资源、物力资源、财力资源和技术资源，除此之外，还应该拥有必要的软性资源，包括信息、制度以及公众的认同和支持等。总的来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的资源管理能力不断增强，但仍然有待提升。突出表现在：虽然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在不断增长，但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在不断下降，中央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在不断上升；政府部门普遍缺乏具有战略思维的管理者，人力资源的知识、素质、能力、结构比例都与管理创新的要求格格不入；政府的体制、组织结构，制度设计与管理创新的要求不匹配。
4、项目管理能力。项目管理能力是指将战略规划具体执行的能力，是将理想的目标转化为可见的现实的能力，项目管理是从企业管理和工程管理借鉴的概念，它在政府部门中被证明同样能提高绩效。项目管理在我国政府部门中的运用处于起步的原始阶段，项目管理能力也相对十分低下，在项目的实施中，政府部门对于时间、成本、收益、风险的关注甚少，项目管理极其不规范：
在当前新的历史时期，尤其是党提出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历史任务之际，研究中国政府管理创新这一课题既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样也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学术意义。
1、突破传统公共行政学中的政治与行政二分法范式，将政治与管理整合起来，传统的公共行政学遵从威尔逊和古德诺开辟的范式，认为政治和行政是两个相互分离的领域。政治与行政二分法的传统由于自身的缺陷，不断受到理论的批判和现实的挑战，正逐步走向整合。政府的管理创新研究，将管理看作一个全面的过程，它要求政府部门工作人员系统地考虑组织的长期目标和未来远景，将组织的使命、价值、目标相结合，将战略制定与绩效管理、绩效评估和责任机制结合起来，强调过程和结果的统一。它克服了传统公共行政被动消极的执行命令的弊端，关注行政的政治性，强调行政在战略制定上的优势和重要性，将政治和行政看作必然联系的环节。
2、超越传统公共行政学仅仅重视中低层管理的局限，将政府部门高层管理与中低层管理融合起来。传统的政府部门是按照韦伯式官僚制组织特点建构起来的，强调层级节制的等级秩序，管理幅度和管理层次是组织结构的依据。在这种等级金字塔的组织中，管理的高层和中低层严格按照金字塔层级进行缓慢的信息沟通和命令传达，有权作出决策的是位于顶端的上级，下级的任务是执行。这种缺乏整合的组织形式，不仅会带来信息的扭曲、行动的缓慢、决策的滞后、效率的低下，还会造成中下层人员缺乏创新的内在动力和外部激励。政府的管理创新则强调组织所有成员对于组织目标、使命和愿景的参与，强调高层和中低层之间的沟通和整合。
3、摒弃传统公共行政学仅仅重视内部科层组织的弊端，将内部管理与外部环境联系起来。传统的公共行政学将组织看作一个静态和封闭的系统，研究的重点集中于组织的内部结构上：他们关注组织如何分工、如何建立层级节制的等级秩序、如何制定严密的法令规章和工作标准，而忽视了组织与外在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影响，忽视了公共行政的社会环境、文化背景、意识形态等因素。政府的管理创新，不仅关注组织内部的资源和结构，环境分析同样是一个研究重点：创新管理认为任何组织都不是孤立的，都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处于与环境的持续相互作用之中，外部环境是组织实施创新战略的依据和基础：政府创新管理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内外整合的过程。
二、新时期中国政府管理创新能力的提升途径
1、培育政治领导人的企业家精神，激发其成就需求，发挥其政治远见和管理经验优势，推动政府管理创新实践。管理创新是一种前人所未经历的开创性事业，为此，政府必须加强人才资源开发，实施人才资源国内培养和国际引进相结合的战略，致力于培养政府管理者的创新思维和能力。政府部门管理者，尤其是政治领导人，既要紧密结合管理工作中的各项事务，又要着眼现实、未来和世界的发展潮流，积极开展战略研究，方能在实际的管理与领导活动中提高自己战略思维的素质与创新能力。
2、强化知识分子与政府之间的联合，重视知识精英在政府管理创新中的作用。知识分子是社会的精英、国家的头脑。这是因为他们一方面有参与管理的能力，他们比一般的底层民众站得高、看得远、想得透，有更敏锐的分析、判断能力；另一方面他们有参与管理的热情，他们以得天独厚的文化修养和精神素质，以超越自身的济世胸怀和宽阔视野，对社会政治生活有强烈的责任感。近年来，我国开始重视知识精英的作用，高层管理者中间出现了不少高学历背景甚至海外学历背景的人才，各层级的参谋部门也开始引进知识精英。目前，要进一步强化知识精英在政府管理中的作用，还应该做到以下几点：首先，要激发整个知识分子群体的参政议政意识，呼吁他们抛弃政治冷漠的态度。其次,政府要建立开放、自由、多样、有保障、制度化的渠道，鼓励更多的知识精英学以致用，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最后，对于体制内知识精英的各种建设性的建议和决策要真正的采纳，而不是流于形式，装点门面。
3、扩大公民参与,培养和借鉴民间的创新力量。对于提升政府管理创新来说，公民参与的意义在于，可提供创新所需要的智慧、知识以及信息。公民参与可以集中民众智慧，吸收不同领域知识，并为政府管理者提供及时有效的信息，从而提升政府管理创新能力。因此，首先，政府要加强与公民的对话，通过与不同利益、政策观点的公民进行讨论和协商谈判，政府不仅可以获取群体智慧，还有利于增强共识感和责任感，实现公共利益。其次，政府要加强公民参与的制度化建设。就是在充分遵循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政治权利和自由的前提下，对公民参与的内容、方式、途径作出明确的规定，使其可以按一定的程序实际操作，并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做到有法可依、依法参与，使公民参与经常化、制度化。最后，政府必须树立正确的理念，充分尊重公民的人格和合法权利，承认公众在公共管理运行中的主体地位，积极推进公民参与。
4、改革传统公共管理垄断模式的弊端，适当引入政府间竞争，形成政府管理创新的外在激励与内在动力机制。竞争机制的缺失正是政府部门诸多弊端的症结所在。对于提升政府部门的管理创新能力来说，市场竞争机制的最大作用在于为政府提供一种外在激励，促使政府考虑竞争激烈的外在环境，进而转化为一种内在的动力，不断的创新，提升管理能力。随着新公共管理运动在西方国家的普及，引入市场竞争机制被认为是一种有效的克服政府失灵的办法。我国也开始大量借鉴西方“企业化”政府改革的一些成功经验，引入竞争机制。但是，由于政府管理创新的公共性，我们一方面要利用现代化的治理工具，不断改进政府的运作模式，改进政府与企业、市场和社会的关系，最终实现一种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共同治理模式；另一方面，要注重在公共战略中的有序竞争，引入竞争的配套措施，建立公共责任制，构建公平的竞争环境并精心管理，为所有的竞争者创造平等的竞技场。
5、充分发掘和利用现有的政治资源与优势，为政府管理创新提供稳定的环境和强有力的政治支持。政府管理创新是建立在对组织资源和优势的准确判断之上的。我国在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进程中逐步积累了一些资源和优势，正确认识并充分利用这些资源是新时期提升我国政府管理创新能力的前提。在经济上，我国经历了20多年的快速增长，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大增。在政治上，中国共产党是掌握运用政治权力的中枢和核心，一方面有利于政权的稳固，为政府管理创新创造稳定的政治环境；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强有力的政治权力来推动社会发展。在社会上，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信任感、对政府权威的较高认同感等等，对于一个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来说都是非常宝贵的财富。
6、创建学习型政府，促进政府的知识更新和自我完善，塑造“模仿一学习一创新”的知识增长链条。现代社会人们称之为知识社会，一个政府的学习能力如何，尤其是学习知识的能力如何，对未来政府管理的创新和组织成长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学习型政府通过不断的学习、模仿，在适应环境变化的过程中，对其基本的信念、态度、行为、结构和方式进行调整，从而获取一种面对各种问题的应对能力，获取一种长期效能和自我完善的能力。从某种意义上讲，学习型政府的精神实质就是集体创新，而创新正是组织活力和竞争力的来源。在新时期建立学习型的政府，首先，应该对传统的管理模式和方法进行调整，建立自由、开放、便于信息交流、知识传播和学习成果共享的系统。其次，要强调终身学习、全员学习和团队学习。最后，要注重将学习行为有效地转化为创造性行为，而不是简单的模仿和重复性的工作，惟此，才能适应政府管理创新能力提升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