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总理5月22日重访北川中学，在恢复上课的高三（一）班教室的黑板上，用粉笔写下“多难兴邦”，并对同学们说：“我们要记住这4个字，相信经历过灾难的同学会更加努力。”这就是辩证法。老天给我们制造“多难”，但“多难”却激发刚强不屈的民族精神，因而推动国家的兴起。
天（自然）没有意志，无所谓喜怒哀乐，但其运动有规律——有的人类已完全掌握，有的还没有或还没有完全掌握。但不管是何种情况，人类的行动规则只能是、必然是“自强不息”。人类“自强不息”就能天人合一。人类从来就是在与天（自然）的矛盾对立统一中繁衍、壮大、飞跃。
科学的灾难观，就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认识灾难。要坚持唯物主义的观点，把各种灾难看作是一种客观的自然现象，是可以认识，可以战胜的。同时，要坚持辩证法，要用辩证的历史的观点全面认识灾难。
首先要坚持辩证法，要进行分析实际情况，不迷信，不盲从。在灾难面前，保持冷静的头脑，坚持矛盾对立统一的观点。例如，在认识地震灾难的影响时，就要通过分析得出冷静客观的结论。在地震后，既要看到地震的巨大危害和强烈的破坏力，又要看到地震后的相对安全性；既要看到地震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以及巨大的精神创伤，也要看到，地震主要发生在相对较小的区域造成的损失是有限的。在应对灾难的过程中，既要高度重视，加强防范，采取果断措施，也不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过于紧张；既要集中精力、整合资源全力救援，也要统筹兼顾，保证正常的秩序，保证各项救援工作有序进行，保证大多数人的人身安全和心理健康。
在面临灾难的时候，坚持辩证法，学会分析，可以为我们提供战胜灾难的精神武器。坚持辩证法，学会分析，对于我们在灾难面前正确的认识和估量形势，具有重要的意义。例如在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人们容易被灾难冲昏头脑，失去理智，失去客观判断形势的能力。当大难临头的时候，容易以偏概全，对于灾难，容易只看到灾难的可怕，看不到灾难也是可以战胜的，只看到眼前的黑暗，看不到更远处的光明，只看到不利的因素，看不到有利的条件。这种片面性，不利于树立战胜灾难的信心，不利于科学地作出与灾难斗争的部署。因此，在地震灾难面前，坚持辩证法，学会分析，是十分重要的，关系到取得同抗灾救援的胜利。
用辩证的历史的观点认识灾难，还要善于把灾难这个坏事转变为好事，克服坏的方面，引出好的结果。毛泽东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就是坏事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变成好事。当人们遇到坏事的时候，不要惊慌失措，不要怨天尤人，而要通过努力创造条件，力争把坏事变成好事。毛泽东在《关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专门用一节的篇幅深入论述了“坏事能否变成好事”的问题。对于这场自然灾难，我们也要用这样的观点来看待。发生地震，当然是大坏事，夺去了那么多人的生命，使那么多的人失去了健康，饱受疾病的折磨。更为严重的是，灾难严重破坏了我们的生产秩序和生活秩序。遭受打击最严重的是人民。各行业遭受的损失，也十分严重。但是，对于汶川大地震也要全面的看，既要看到它的反面，也要看到它的正面。地震对于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影响并不是完全一样的，例如，对于医药卫生，心理保健，抗震救援等等，就带来了重大的发展机遇。而且，经过我们的努力，我们完全可以把坏事变成好事，也就是通过地震援救的战斗检验我们的体制和机制，发现问题，总结经验，更好地改进我们的工作。例如，灾后心理干预能力有限，灾后救援行动盲目性大。例如，我们已经发现，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的背景下，需要进一步实行属地原则，充分整合各地区的各种包括中央机构、军队机构、地方机构的各种资源。发现问题，才能够解决问题，而许多问题，在平时的条件下是不容易充分暴露的，是不容易被人们普遍认识的。这场灾难，提供了一个机会，使问题充分暴露了出来，这就为解决问题奠定了基础。
对于我国的救援工作者队伍，他们是在和平时期投入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超负荷的工作，重大的精神压力，甚至流血牺牲。这总不能够说是好事。但是，这场战斗锻炼了我们的救援队伍，使我们积累了丰富的与地震斗争的经验。这场与地震的大规模战斗，将会大大提高我国的抗震救灾水平，将会出现一批国际高水平的专家。这样说来，这次地震，又不完全是坏事，它也可以引出好的结果。
俗话说，多难兴邦。我们的民族遇到这场灾难，并不完全是一件坏事。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历来就有一种百折不挠、愈挫愈奋的民族精神，在灾难面前，更加激发出了全民族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凝聚力。这也不失为一件好事。我们长期生活在和平的环境之中，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生活水平有很大的提高，可以说是歌舞升平。这是一种幸福。但是，也容易消磨人们的斗志。这场地震灾难，使人们充分地动员了起来，激发出人们的斗志和艰苦奋斗的精神，这不能说不是我们的重大收获。在救援灾区的战斗中所激发出的民族精神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将会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里发挥作用。
灾难来临的时候，我们没法选择，但是我们可以选择对待灾难的态度。树立科学的灾难观，将会助我们摆脱灾难的阴影，怀抱希望开始新的生活。
道家最好。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竞争加剧。为了因应这种局势，黄老道家首先提出了法、术、势、利、力等概念，使先秦学术摆脱了理想主义的窠臼，开始走上了现实主义的道路。在此基础上，黄老道家又提出了道生法的主张，不但解决了法律本身合法性的问题，还为道家治世开辟了道路。另外，黄老道家还提出了因天循道、守雌用雄、君逸臣劳、清静无为、因俗简礼、休养生息、依法治国、宽刑简政、刑德并用、兼采百家等一系列的政治主张，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社会政治学的精华。从道家治国的实践来看，不管是齐威王治下的齐国还是吕不韦执政时期的秦国，以及后来的文景之治，都取得了良好的治理效果。即使儒家思想取代了道家思想成为了国家的正统思想后，黄老道家的治国思想并没有完全消失。大多数时候，统治者像汉宣帝说的那样，是“霸王道杂用之”。即有时是“外儒内法”，有时是“外用儒术，内用黄老”，每当君权受到主客观条件的部分限制时，黄老道家就会复活，并带来经济文化上的繁荣，中国历史上的许多皇帝，如唐玄宗、宋徽宗、朱元璋、康熙等都曾注解过《道德经》，“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以及两宋时期经济文化的高度繁荣、今天改革开放的成就，都与黄老思想有密切关系，因此民间有“治世道，乱世佛，由治到乱是儒家”的说法。
写作思路：从道德经的主题思想入手写。
“道法自然”是《道德经》中老子思想的精华。“道”作为《道德经》中最抽象的概念范畴，是天地万物生成的动力源。“德”是“道”在伦常领域的发展与表现。“道”与“法”在规则、常理层面有相通点，但不同于西方自然法。“法”应效法自然之道，在辨证的反向转化之中发挥其作用。
哲学上，“道”是天地万物之始之母，阴阳对立与统一是万物的本质体现，物极必反是万物演化的规律。伦理上，老子之道主张纯朴、无私、清静、谦让、贵柔、守弱、淡泊等因循自然的德性。政治上，老子主张对内无为而治，不生事扰民，对外和平共处，反对战争与暴力。
这三个层面构成了《道德经》的主题，同时也使得《道德经》一书在结构上经由“物理至哲学至伦理至政治”的逻辑层层递进，由自然之道进入到伦理之德，最终归宿于对理想政治的设想与治理之道。也就是从自然秩序中找出通向理想社会秩序的光明正道。
老子认为，上德主张无所事事，一切顺应自然，带有明显的“无为”特征，可理解为因循自然的行为规范。这种因循自然的德重生命，轻名利，持守清静，戒除贪欲，息心止行，悟道四达， 自然无为，同时以百姓之心为心，将自身与自然融为一体，最后归于道。下德由上仁、上义及上礼组成，需要人实际去实行与推广，带有明显的“有为”特征，注重人为的行为规范。
从这里可以看出，在老子眼里，孔子推行的仁义礼智信只是人为教化的结果，没有达致真正无为超脱的上德境界，所以贬之为下德。上德的无为境界与法本身需要国家制定、国家干预以及公之于世的特性相违背，所以法律不过是下德的范畴而已。
但是下德之中，法律与仁、义、礼又有所不同，老子并没有把法纳入到下德的探讨范围之内，似乎可以得出，老子认为，仁义礼是高于法律的，而法律不过是一种治国之器物。
老子之德与孔子之德有区别，同时也不同于“礼”，但是世俗之法与礼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某种程度来讲，春秋战国时期，礼法之间是合为一体的。孔子之德在老子看来是属于“下德”范畴，是属于人为规范的领域，而老子认为，上德表现为无为，即不去考虑德与不德的问题， 反而是最大的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