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不仅有灿烂的文化，更有令人瞩目的遗产。遗产，《辞海》上解释为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而冠以文化二字，则说明与文化相关。而前面又修饰以民族、民间四字，更加明确其意思是指散落在民间，流传在民间，而又被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民间文艺、民间舞蹈、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节日、民族服饰、少数民族英雄史诗、话本等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文化形态（状态）。
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的特质。既向世界宣告其曾经的辉煌，也向世界证明其精神之本。中华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众多的，有许许多多已经进入了世界文化遗产的行列，诸如莫高窟、都江堰、黄山等等，随着辽宁一宫两陵、牛河梁文化遗址、五女山古城等一批文化古迹相继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的进一步展开，在辽宁乃至全国兴起了一股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热潮。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①学者保护。②政府保护。③世界保护。
悠悠中华五千年，散落在各地的古村落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见证，是中国农耕文明的结晶，是镌刻着人类智慧光芒的“活化石”。
中国的村落遍布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江南水乡之唉乃，茫茫草原之炊烟，东方海岛之渔村，西北山中之人家，黄土高原之窑洞，东北密林之木屋，西南边陲之寨子……千姿百态，魅力迷人。
但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现代演进，许多历史街区、古镇、古村落正遭遇着被忽视、甚至被毁灭的命运。
这些即将消失的历史遗存，在中国的文化中占居着何等的地位，它们目前的境遇如何，现在的人们又该如何对其进行保护和利用？带着这些疑问和担忧，近日中外专家聚首西塘，探讨古村落保护之法。
在前来参加论坛的五十多名专家学者当中，有被称作“民间文化守望者”的中国文联副主席、著名作家、画家冯骥才；有以“骂”著称、且被媒体称为“保护古城的卫士”的国家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同济大学教授阮仪三；还有远道而来的两位日本民俗学界的领军人物：日本神奈川大学教授福田亚细男和日本东京大学副教授菅丰博士。
另外，国内外具有典型意义的古村落——江西婺源、山西榆次、越南顺化等地的代表也悉数到场，为论坛带来了更多的声音。让我们借着专家的智慧，试着寻找延续这些传统文化的良方。
宣言书
4月27日清晨，银色的月光刚刚退去，苏醒中的古镇西塘充满了生机，鸟鸣声、摇橹声、脚踏车声、还有清风拂柳的婆娑声袅袅不绝于耳……一如“生活着的千年古镇”本色。
而此时，冯骥才和西塘镇党委书记沈国强两人早早地就出现在了“明清食代”的二楼露台上，参加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的节目录制，主题正是“古村落保护”。
第二次来到西塘的冯骥才还是老样子，一头桀骜不驯的头发，说起话来慷慨激昂。这几年他一直为抢救民俗文化而奔忙，走了不少地方，今年他把保护的重点放在的古村落上，他坚定地认为，在民间文化遗产和抢救过程中，古村落是民间文化的“箱底”，因此从2005年3月至今，他已辗转考察了国内七八个省的古村落。他说：“时间很紧迫，我们现在连多少古村落都不知道，怎么保护？因此在这里开这个会议，希望集中各方力量探讨今后古村落的出路。”
“古村落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农耕文明留给后人的财富，我不希望我们的后代只能在博物馆里看到镰刀、锄头，那将是无比的悲哀。”这是他最大的担忧。
不止在一个场合，冯骥才用“来晚了”来形容对西塘的感受，他也不止一次讲述他第一次到西塘时偶遇的一个细节：“我去年第一次到西塘，镇长陪我在岸边走，走着走着天有些凉了，我看到一个老太太正把支窗户的棍子拿起来关窗户，同时把一盆窗外的花拿进去。我注意到当时花盆上落了一只蝴蝶，老太太拿起花盆，轻轻一抖，蝴蝶飞走了。西塘连生活的诗意都保存下来了，这种和谐让我感动。”
冯骥才认为西塘的经验是一种生态的保护方式，它延续了当地人生活的原态，是以人为本，可以作为典型供其他地方学习。当谈到为什么选择西塘作为论坛主办地时，他说，除了西塘的保护做得成功之外，当地政府的观念也让他感动。
“当时西塘镇领导有两句话给我印象特别深，一句是‘对于古村落的保护，责无旁贷是政府的事’，还有一句是‘当经济的GDP和文化保护发生冲突时，我们要把根留住。’一名基层的领导能有这样的先见之明和文化责任感，让我看到了希望。”
带着这样的希望，冯骥才把论坛带到了西塘，并发出了旨在呼吁开展古村落保护的《西塘宣言》。他说：“必须要抓紧时间，不然的话，很多古村落可能我们还没来得及认识它，就要失去它。”
观点论
一批重量级专家、学者、官员的到场无疑为本次论坛增色不少，他们在会场上激烈的观点碰撞更是擦出了精彩绝伦的火花。
冯骥才：古村落遗产，比万里长城还大
“我一直认为古村落是中国最大的文化遗产，比万里长城还大。”冯骥才这样解释他的观点，“从规模上讲，我国有5000年到7000年的农耕文明，56个民族，960万平方公里，约1600个县，19000个镇，按照一个镇10个行政村来算，我们有20万个左右行政村落。但不是所有村落都是古村落。我原来估计中国的古村落大约有3000个到5000个。但后来听说仅贵州黔东南地区就有六七百个古村落。所以我们心里应该有个数，我们的古村落数量至少过万。”
他认为，古村落应该符合以下几个标准：悠久的历史，丰富的物质与非物质历史文化遗存，基本保留原来村庄的体系以及鲜明的地方特色。“村落是历史文化的容器，它是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综合体。它的建筑，它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独特规划，都是其物质遗产，还有很多诸如民俗之类的非物质的文化遗产。”
关于民俗，他补充道：“我所说的民俗，包括人们生产、生活的民俗，商贸的民俗，婚丧嫁娶的民俗，起居饮食的民俗，节日的民俗，信仰的民俗，还有类似神话、故事、谚语、歌谣之类的口头文化。民间戏剧、民间美术、民间音乐、民间舞蹈等艺人们身怀的民间技艺和民间手艺都是这个村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为什么要进行保护？冯骥才这样回答：“我们的古村落有它研究的价值、学术的价值、见证的价值、历史文化的价值、审美的价值、欣赏的价值，但最终的价值还是它的精神价值。我们之所以传承文化遗产，最终的目的就是传承我们民族的独特文化，就是把我们的民族身份、民族基因传承下来。”
他认为我们的文化遗产有一个问题，就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面对的是全球化这种同质化的文化，它把我们的文化变成了同一个样子。同时它又是商业文化，能成为卖点的就利用，不能成为卖点的就抛弃、甚至毁掉。“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文化危机，也是我们这一代文化人的失职。”
“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从去年开始做的，但是由于目前没有法律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现在只能做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但令他感到欣慰的是，目前有关方面正在加紧相关法律的制定。
阮仪三：村落是最后的“净土”
“阮仪三”这个名字，对于关注中国遗产保护的人并不陌生。作为一名建筑学家，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他就发起了山西平遥古城的保护运动，而他最让人熟悉的“力作”莫过于周庄古镇的保护了。
在他的努力下，上世纪80年代，北京、西安、开封、扬州、洛阳等城市相继被列入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山西平遥、江苏周庄、云南丽江等又在上世纪90年代同时进入世界文化遗产的行列；进入21世纪，阮仪三又马不停蹄地促使了同里、南浔、乌镇、西塘等古镇走上了“保持原汁原味、扩展文化内涵”的道路，为中国留下了叹为观止的“水乡”。
阮仪三认为，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城市建设热潮使许多传统历史地域遭到了灭顶之灾。许多旧城在“旧貌换新颜”的同时，失去了原有的特色风貌。
他说：“一个民族文化的根基、一种精神文明的传承，需要载体。而我们所说的非物质的东西，民俗文化的东西，就依存在建筑等物质载体当中。所以那些具有价值的物质与非物质的遗存都应该保护。比如江南水乡，就要保护构成江南水乡的构建：因水成市、因水成街、因水建房、邻水建镇的特点，这是它的灵魂。”
在谈到“城市记忆”这一概念时，阮仪三举了“上海犹太人保护区”的例子，那里是中国人民与犹太人民友好的见证，现在是上海市第12块历史风貌区。
“二战期间，德国法西斯残酷屠杀犹太人，在许多国家拒绝接纳四散逃亡的犹太难民时，也在遭受日本帝国主义蹂躏的中国人民友好地接纳了3万多犹太人。曾任美国卡特政府财政部部长的布鲁门撒尔60年后旧地重游时，泪流满面，对身边的女儿说，‘记住，没有上海就没有我们一家，没有中国就没有我们这些犹太人的活路。’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街区反映了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慈爱之心，是和世界人民和谐相处的里程碑。这个街区就是重要的城市记忆，记忆着一代人的友谊，这不是语言能够承担的。相反，如果承载着历史信息的载体消亡了，负载在其上的历史和文化也必然会被冲淡或消亡。”
他对把旅游与保护等同起来的看法嗤之以鼻：“我们通常认为用保护来发展旅游，来搞经济开发，把保护等同于赚钱。”他认为保护不应该围绕着商业利益，因为商业利益的背后必然是破坏。“保护不是为了政绩，不是为了开发旅游，为的是留存我们祖国优秀的文化遗产、民族建筑的精华、和谐的人与自然相处的环境。而这些是我们今后创造新城镇、新建筑的规范。”
青岛泰之：保护活态的文化
联合国教科文驻亚太地区总代表青岛泰之应邀出席了论坛。他在发言中表示，古村落是一个特定文化历史发展的珍贵的有形见证，反映了人们文化、哲学和审美价值的演变过程。与考古遗址和废墟相比，这些历史遗产群落是活态的遗产。
青岛泰之认为，在快速的经济发展、社会转型以及全球化过程中，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正面临严峻的挑战。与此同时，传统建筑和街道正不断被现代建筑所替代。因此，保护历史遗产群落的非物质文化元素与保护其物质形态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而在保护这类遗产的努力中，提高当地社团保护遗产的意识，促进他们的参与至关重要。
他说，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文明的国家，文化遗产资源丰富。在中国快速发展经济的同时，文化遗产保护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平遥古城、丽江古城以及皖南古村落西递和宏村已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他同时希望中国政府、非政府机构和组织以及地方社团都能够参与到遗产保护工作中来。
他山石
在“中国古村落保护”（西塘）国际高峰论坛上，浙江西塘、江西婺源、山西榆次、越南顺化等地代表的经验发言也为其他古村落的保护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江西婺源——文脉的延续
婺源的乡村被誉为“中国最美的乡村”。冯骥才对婺源也是赞不绝口，“色彩太漂亮了！青砖、灰瓦、白墙、翠绿的竹林、金色的菜花、蓝色的山野、红色的霞光，简直像一幅画。”
婺源县政府根据各村落的实际情况，确定了不同的保护方式。包括景区式、博物馆式、分区保护式和原始生态式。
由于婺源境内徽派建筑遍布乡野，独具地方特色的傩舞、徽剧、茶道等文化绚丽多彩，因此政府出资对分散在乡村的古建筑进行普查、登记、建档，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保护性规划，同时成立了“婺源县历史文化名村（古村落）建设管理领导小组”，还制定了详细的农村建房审批流程，以抑制乱拆乱建的现象。
为了增强古村落的生命力，该县还专门成立“婺源文化研究会”，研究会下设茶文化、民俗文化、古建文化、徽商文化、民艺文化和民间故事等9个分会，负责对全县民间民俗文化进行保护性挖掘整理。
今年，婺源傩舞、婺源徽剧、婺源徽州三雕、婺源歙砚制作技艺等4项民间艺术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山西榆次后沟古村——民居博物馆
后沟古村以古朴的农耕文化、精美的建筑文化、传统的信仰文化、灵动的生态文化，构成了完整的民间文化体系。特别是精巧别致的古戏台、玉皇殿、观音堂等堪称北方民俗文化的“活化石”。
后沟古村因地制宜、顺势选址、择吉而居，强调和谐的“田园山水”和“耕读文化”。2005年，在经过周密论证的基础上，当地政府对后沟古村进行了抢救性的整理和修复开发。同时还成立工作组，围绕村民生产生活的自然形态开展调查、挖掘、整理、引导工作，再现了古村久远的民间艺术、独特的饮食文化、特色地域节庆活动，并筹建了农耕民俗博物馆。
在抢救和保护古村过程中，始终贯穿“简单不简陋，民俗不粗俗”这一主线，在修复保护过程中，力求展现其简单而精巧的建筑、悠久而古朴的风俗、厚重而传统的民风，使“田园风光、淳朴民风、古村风貌”跃然而出。
越南顺化——新旧的和谐
顺化市是承天化的省会，位于越南的中部。在顺化市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和金属时代遗物的年代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00年，当时受南方考古文化的影响和北方青铜时代文化的影响。因此从古代起，这里就成为独特文化的十字路口，也奠定了多样风格和生活方式的城市基调。
顺化的一个特点是博采众长，历史上所有的独特艺术形式都为顺化文化所吸收利用；而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宫廷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共存与互融。
顺化是一个都市，但仍保存着历史中形成的诸多传统。因此，顺化不仅扮演着多样城市和历史城市的角色，其实它本身就是一座博物馆，在这座博物馆里有着很多的可触与不可触的文化遗存。
非物质型的文化遗产属于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重要结晶，属于人类生活紧密联系的一种文化的具体表现形式，包括：民间传统知识、手工技艺等，发展至今已有上千年历史。
最近几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非物质型文化遗产让高科技型的产物逐渐替代，反映出历史发展当中，人类慢慢淡忘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原生态化文化遗产整体保护与传承造成了一定阻碍。
为发扬中华民族的重要智慧结晶，我国对非物质型文化遗产的重点保护愈发重视，相继颁布各种规范与条约，进而明确提到非物质型文化遗产的有效保护以及传承工作的关键。所以，本文主要阐述非物质型文化遗产基本概念，探讨保护与传承的价值，以期提供相应参考与借鉴，给非物质型文化遗产良性发展提供助力。
非物质文化遗产滋养了纳西族多元的传统文化
纳西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在深远的文化意义。它不仅是纳西方文明的起点，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它又不断地与各种文化交流而逐渐丰满。纳西族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是其文化多样性的生动体现。它像永不干涸的河床承载着纳西文明，使之得以薪火相传。
“它犹如民族文化的基因库，人文学科、自然学科都源于其中，文学艺术更是以非物质文化作为其生长的肥沃土壤。像诗歌艺术根植民歌民谣，小说创作的母胎是民间故事的口头传承一样。”
而今无论是大型实景演出《映像雪山》、民族歌舞汇演《丽水金沙》还是闻名遐迩的纳西古乐、东巴歌舞，其原初形态都是当地民族民间的音乐与舞蹈。
《中国首届非物质文化遗产研讨会论文集专题》“青年文化遗产日”倡议
作者：[MOCR] 转贴自： 点击数：0 更新时间：2004-05-10 文章录入：admin
“青年文化遗产日”倡议 2002年是一个特殊意义的年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遗产年、《世界遗产公约》实施三十周年、《人类口传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启动一周年。 2002年10月在北京中央美院召开的“中国高等院校首届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教学研讨会”，标志着民族文化资源整合在教育体系中的开始。会议围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极度丰富但又濒临消失的紧迫现状；围绕教育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普及的严重脱节；围绕教育作为信息智能集聚地，如何在国家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中发挥更重要积极的作用，会议推出了面向中国教育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宣言》。为了使会议倡导的文化遗产保护精神可持续的传播与实现，以及当前中国文明转型期无形文化遗产面临消失的紧迫现状。中央美术美院联合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高校的青年学子及专家学者共同倡议：把每年的元月一日定为“青年文化遗产日”。在新的一年的第一天，举行和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相关的公益志愿活动，发挥高校及社会青年群体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事业中的重要作用，这对于目前文明转型期的中国，具有独特深远的时代意义。 青年群体对民族文化遗产的关注与传承．是文化遗产面向未来的一个重要起点，青年是文化遗产未来的主人。中国几千年农耕文化型态中许多民众自发传承的文化传统，今天正在告别昔日文化自发传承的时代，现实在呼唤着民族自觉传承发展文化时代的到来。青年人正是文化自觉传承发展时代中最具活力、最具发展和未来意义的生命群体。因此，根据“青年文化遗产日”的倡议主题，我们向全国高校及社会青年群体呼吁： 一、呼吁当代青年人以开放的时代胸怀和人类多元文化平等共生发展的文化理念，树立民族自信心，不仅注重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学习，同时，也应关注本民族文化资源的整合认知，中国文化遗产的未来和当代青年人的文化理念、文化素质、以及民族文化情感都是紧密相连的。 二、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发展，不仅包括有形遗产和文字记载的历史，同时还包括无形文化遗产。人民以口传身授方式传承的民间活态文化浩如烟海，面对这些即将消失的遗产，我们呼吁青年群体，尤其是不同区域文化遗产丰富地的高校青年，应当以自己学科知识之专长，参与到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保护事业中来。关注即将消失的民间文化、关注民间文化优秀的传承主人，真正发挥青年知识群体有组织，有计划的在文化遗产中的重要作用。对于青年群体，保护的过程就是传承的过程。 三、我们呼吁各地青年在每年元月一日“青年文化遗产日”中，用自己民族的文化（艺术）方式传承创新青年人自己的节日，我们呼吁不同民族的青年去传承创造多元丰富的“青年文化遗产日”方式，在公益与志愿活动中、在传统与现代文化的互动中感受民族文化，保护民族文化之河的生生不息。 四、我们呼吁中国境内《世界遗产》地的高校学子及社会青年，热情关注本地区的《世界遗产》，积极宣传文化遗产中蕴含的民族文化，为《世界遗产》的保护及可持续存在尽自己的力量及知识专长。 五、呼吁高校的青年利用假期回乡的机会，采集民间文化艺术，记录了解本土的文化遗产。呼吁当代青年用现代传媒网络的方式，宣传、传播文化遗产理念，沟通文化遗产信息，在传承中创造，在发展中传承。 “扶持对重要文化遗产和优秀民间艺术的保护工作”这是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提出的新的文化工作重点。保护人类文化遗产、保护民族民间优秀的活态文化传统，已成为国家在新的发展时期如何保护民族象征，推动传统的可持续发展，发掘民族民间文化资源，促进文化生产力发展，关系到国计民生等一系列整体相关的新课题。也是中国进入WTO，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如何走出自己的经济与文化互动可持续发展之路的新挑战。 我们呼吁青年群体共同关注人类文化遗产、保护民族民间文化遗产、共同传承创造中华民族美好与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三议
2006 年的春节刚过，随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展”的开幕，一股守护精神家园、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热潮在京城涌起。当一个四岁的孩子被奶奶引领着用稚嫩的小手在展览会“守护精神家园、保护文化遗产万人签名”的留言板上签下自己的名字时，我们在被深深感动的同时坚信我们祖先留下的文化遗产一定会代代相续、薪火永传。但是，有关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些理论问题却依然困扰着我们，对这些问题，我们迫切需要一个新的认识。
精华与糟粕
一提到保护文化遗产，人们就会想到“精华”与“糟粕”的问题。我在凤凰台的“世纪大讲堂”讲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讲座之后的第二天，一个网友便在我的个人网页上贴了一个帖子，用嘲讽的口气说：“ 比如我们中国妇女的三寸金莲，那是多么的高雅，多么的精致，多么的耐人寻味啊！除了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年的精雕细刻，这个世界上还有谁能够创造出如此珍贵的人体艺术？”这位网友的话是反话，但他的想法却有一定的代表性。
首先应该告诉这位网友，今天，所有呼吁保护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人，没有一个人认为缠足的陋习是应该保护的文化遗产；也没有一个人认为我们的文化遗产中统统是“精华”而没有“糟粕”。问题是，仅仅用“精华糟粕二元论”来审视我们有着几千年历史和 56 个民族的无比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是远远不够的，在所谓的“精华”与“糟粕”之间，还存在着大量“精华”与“糟粕”共存共生的文化，存在着大量在一个文化体系里被视为“糟粕”而在另一个文化体系里被认为是“精华”的文化。更重要的是，人类的认识总是在不断进步、更新的，人们的审美标准也在不断变化。就像我们过去的一些价值判断在今天被认为是错误的一样，我们今天的价值判断也不能保证不在明天被后人纠正。比如，当北京的城墙、牌楼已经在建国初期的建设热潮中拆毁之后， 1958 年，北京市政府居然还要把故宫的城墙拆掉！在当年的 《北京市总体规划说明》里，北京市政府计划： “对北京旧城进行根本性的改造，坚决打破旧城市的限制和束缚，故宫要着手改建，城墙、坛墙一律拆掉，拆掉城墙后，滨河修筑第二环路。”
为什么要拆故宫？是因为在那个时候的“工农兵”眼里，故宫仅仅是“封建主义的大本营”，它不但没有用，而且妨碍了社会主义建设、妨碍了人们的“思想改造”。在这样一种思维下，“文革”中的“扫四旧”运动，成为破坏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高峰，几乎所有的传统文化都被当成“四旧”，几乎所有传统文化的传承者，都成了“牛鬼蛇神”。而在那个时代被视为“封、资、修”的东西，在今天看来，绝大部分并非“糟粕”而是人类文化的“精华”。短短的几十年里，我们的认识便有了不止一次的“颠倒”。而且，当年我们在犯错误的时候，每一次都像今天一样义正词严、觉得自己是正义在手、无比正确、代表了历史前进方向的。
引起那位网友反感的，是我对鲁迅先生一段话的阐述 。 鲁迅在 1925年说的这段话，曾经以它非凡的精神勇气和短促有力的句式结构造成的磅礴气势打动了青年时代的我，以至我至今还能一字不落的背下来。鲁迅在《华盖集·忽然想到》中说： “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
鲁迅当年所欲“踏倒”的，用今天的眼光看，几乎全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如下：
“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口头传说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及实践；传统的手工技能。” 我们再对照一下鲁迅的原话：“古”不必说了，“鬼”是神话、是口头传说，不管你信不信，都该把神话保护下来。《三坟》、《五典》相传是三皇五帝时的遗书，《左传》昭公十二年中有“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句，晋代杜预注：“皆古书名。”在中国，遗书野史常常作为口头传承存在，而口头传承，恰恰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部分。“百宋千元”指清代乾嘉时著名的藏书家黄丕烈和吴骞的藏书。黄丕烈藏有宋版书一百余部，故室名“百宋一廛”；吴骞藏有元版书一千部，室名为“千元十驾”。虽然文字典籍本身一般来讲不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畴，但有关古代典籍的一系列知识和手工技艺，包括手工造纸、雕版印刷、装订装帧等等，都是非常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天球”相传为古雍州（今陕、甘一带）所产的美玉。 “河图”相传为伏羲时龙马从黄河负出的图，与相传是神龟从洛水中驮出的“洛书”并称“河图洛书”，被一些学者称为阴阳学及古代数学、天文学的始祖。《易经 ·系辞上》云：“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 即使这仅仅是一个传说，也具有口头传说的价值。 “金人玉佛”指佛教的艺术作品。无论作为中国传统的工艺美术杰作，还是在宗教艺术作品中所体现的人的信仰、理念、习俗、审美情趣、手工技艺，都是极其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与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息息相关。至于“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则是中华民族传统中医药的最常见的形式，在今天不但依然有着巨大的实用价值，其中所蕴涵的古代智慧对现代医学也是一种珍贵的补充甚至启发。
脱离开鲁迅当年的社会环境而用今天的标准和视野来看鲁迅的这段话，当然是不应该的；一个人文知识分子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责任与在今天的责任，也一定有所不同。在一个积贫积弱、被列强欺侮，没有生存可能、温饱条件、发展机会的时代，为了民族的复兴，反思自己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是可以理解的。但把民族落后挨打的原因完全归结为传统文化，则过于简单。在一个“砸烂孔家店”的口号飞扬的时代，鲁迅对民族文化的情绪也可以解释成“爱之深，恨之切”。问题是：在 80年风云变幻之后，当我们的“生存”、“温饱”、“发展”这三大问题已经基本解决的今天，我们还应当用那时候的观点来看待我们的传统文化吗？
今天的现实是：在全球化、现代化及经济一体化的挤压下，我们的传统文化已经几乎被“全都踏倒”了！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面临着一个从来没有过的危险境地：每一分钟，就可能有一首民歌、一种技艺、一座古建永远地消失了。仅以山西省的地方戏为例，上个世纪80年代尚有52个剧种；现在却只剩下28个，也就是说，有24个有着悠久历史、众多剧目、精彩艺术的古老剧种在这短短的20年里消失了！而且，就消失在我们眼前！就消失在我们这一代！
就像许许多多因为贫困而远走他乡的人在发家致富之后才会回乡“寻根”、“续家谱”一样，当生存和温饱成为一个民族的“当务之急”的时候，是不可能产生“寻根”的渴望的。众所周知，邻国韩国、日本都在在现代化的同时成功地保护了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但日本在举国向“脱亚入欧”的方向努力时，也不可能产生保护民族传统的热情。只有在“二战”结束后美国文化随着政治占领而成为日本的主流文化时，保护传统文化才成为日本民族的共识。日本在 1950 年率先颁布了《文化财保护法》，并随后施行了“人间国宝”的认定制度。而韩国在 1956 年颁布类似的法律保护文化遗产并取得很大成绩，甚至形成全民族以民族传统文化自豪的风气，也与韩国在 20 世纪中期迅速现代化的大潮对本民族文化造成剧烈冲击有关。当然，朝鲜半岛的民族分裂现状也强烈激发了韩国民族高度重视民族文化传统的热情。
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但只有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人们才会逐渐认识到这一点。
先进与落后
和“精华”与“糟粕”类似，在许多人看来，一些欠发达地区或者少数民族的文化是“落后”的，理所应当被比它“先进”的文化所取代。甚至在很多人的潜意识里存在着这样一个公式：
西方文化＞汉族文化＞少数民族文化
在这个公式里，“大于”符号的含义即“先进于”。
关于文化的“先进”与“落后”的问题，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其复杂性在于“文化”这个概念的复杂性、多义性及其内含与外延的不确定性。一种文化现象的产生与存在既与相关的生产方式、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有关，也与产生这种文化的土壤与背景——包括民族、地域的独特生活方式、文化传统、文化心理、审美原则、风俗习惯有关。因此，我们不能仅仅以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及其物质生活的发达程度来判断某种文化现象的“先进”与“落后”，更不能以我们自己的审美原则和审美习惯来臧否在完全与我们不同的文化环境中产生的文化现象。
文明的发展与生产力的发展有密切的联系，但却不是唯一的联系。无论是大文豪歌德还是最强调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影响的马克思，都曾经认为希腊神话是欧洲文坛上“ 无可企及的高峰 ”。无数在农业文明中产生的文化，比如唐诗、宋词、元曲，至今仍然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骄傲，仅仅因为这些文化是农业社会的产物便认为它们属于“落后”文化无疑是对文化“先进”与“落后”的错误理解。
前文中那位网友所讥讽的“三寸金莲”，已经完全被历史所淘汰，今天所有的汉族人也都不会再认为它是“ 多么的高雅，多么的精致，多么的耐人寻味 ”。但是，即使对这样一种给女性身体带来极大痛苦、畸形、变态的文化现象的产生、滥觞、直至完全消失，也并非如今天的我们所想象的那样简单。我们今天认为天足比缠足美丽，是出于我们今天的审美观，但是，在当年，也的确存在过认为缠足“ 多么的高雅，多么的精致，多么的耐人寻味”的时代！因此，即使面对这样一种历史文化现象，我们也不能简单地下一个定义，认为凡是对人的身体造成伤害甚至畸形的文化现象就都是丑陋的、不合理的、应该谴责的。实际上，无论是在历史中还是在现实生活中，人类为了追求自己心目中的美丽而不惜伤害自身肉体的现象是一种普遍的存在。人们能否接受这种“美丽”，常常仅是一种对“度”的个性化把握和对“美”的主观感受，深受时代的局限和制约，而很难在理论上具有普世意义的清晰界限和公认的原则。比如我们今天的大部分人认为女性在耳垂上穿洞并悬挂小型的装饰品是可以接受并且有美感的，但在舌尖、肚脐眼或者其他地方穿洞装饰则是“前卫”、“另类”的。而在“文革”中的中国，任何一个女性也不敢公开佩带耳环来冲撞“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红线。
同样，不但今天仍然在非洲一些民族中存在着多种与“缠足”类似的、以严重改变肉体自然状态为美的现象，就是在我们 56 个民族中，也仍然留存着一些类似的文化现象。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些文化现象的主体民族是如何看待这一现象的。我这里有一本民族出版社 2004 年 3 月出版的著作《中国黎族》，主编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海南省民族学会会长王学萍（黎族）。在这本书中，黎族的朋友们是这样描述黎族的“文身”的：
“历经几千年而不断延续下来的文身，是黎族一笔极其宝贵的文化遗产。文身是黎族历史上氏族的凝聚符号，特别是与外族人发生战争时，文身、服饰就是‘自己人'的最鲜明的标志。文身也是图腾崇拜的象征、成人的符号。刻在身上这些不同纹素构成的图案中，包含着各种对生命的祈求，对幸福的盼望，对灾难的回避，对青春美丽的显示等内容，是黎族生命的综合体。
文身是黎族历史上最壮观的文化现象，但随着时代的发展，黎族文身必将完全消失。”
面对这“ 历史上最壮观的文化现象 ”的必然消失，你可以黯然神伤，也可以鼓掌叫好；对一种异族的不同文化现象，你可以理解、喜欢，也可以不理解、不喜欢。但无论如何，你不能不对另一种文化有一种起码的尊重，这不仅仅是礼貌，而且是现代社会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相处的准则。
当前，我国政府的文化政策高度强调保护文化遗产，不但因为 我国文化遗产蕴含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体现着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是各民族智慧的结晶和全人类文明的瑰宝。而且把保护文化遗产，保持民族文化的传承，看成是连结民族情感纽带、增进民族团结和维护国家统一及社会稳定的重要文化基础，更把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和创造性，当成促进人类共同发展的前提。
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首先就要对文化遗产和不同的文化保持一种尊重，用“平等”而不是傲慢的态度来对待不同民族的文化。站在自己文化的背景和个人的好恶基础上评价非己文化很容易趋向某种文化殖民主义；而以西方所谓的“先进”文化取代、统一全球不同民族的文化，无疑是人类的灾难。的确，先贤曾经把“世界大同”视为人类奋斗的终极目标。但是， 当今天这个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大城市里的青年人除了肤色不同而外，他们的思想方法、他们的追求、他们的梦境都已经没什么分别的时候，当他们都讲英语，都上互联网，都吃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一样配料、一样味道的汉堡包、肯德基，都要穿耐克鞋或者阿迪达斯的运动服，并且在这个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地方同一时间收看美国 NBA 篮球赛或欧洲足球杯的直播、同一时间进入世界各地的电影院看同一部好莱坞大片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对这样的“世界大同”是否真的美好产生疑问。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文化一体化的背景下，中国政府曾经在中国几千年文化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振聋发聩的口号：“和而不同”。这来自《国语》中史伯说的一段充满智慧的话：“ 和实生物 ,同则不继。以它平它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 ”所谓“它”，就是异己，就是与己不同，而只有在不同文化中保持“它”的生存权与平等的地位，才会有“和”的前景。而“ 和实生物 ,同则不继”的判断，则是对现代社会在“时尚”的标榜下日益趋同的文化现象的当头棒喝。我们必须认识到， 当目前我们这个地球上的许多地区充满着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信仰、不同文化间的敌视、仇恨乃至旷日持久的战争的时候，维护文化多样性、尊重不同民族的文化遗产与文化选择便不仅仅是文化的事情了，它实际上关系着人类的前途。
“迷信”与文化
在这里，我觉得还有必要对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大量存在的宗教文化及与原始信仰有关的文化现象做一个思考。
无庸讳言，宗教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非常敏感的问题。因此，长期以来，我们的许多干部对宗教文化采取了一种回避、漠视、甚至打击的态度。在我们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中，也常常出现对某些与民间信仰有关的民俗活动是否应该保护的争论。一些人认为：我们的意识形态是唯物主义，因此，对所有与宗教和信仰有关的文化，都应该斗争而不是保护。
应该说，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它本身便违背了辩证唯物论的核心。
2001年，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在 在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的演讲《中国宗教的百年回顾与前瞻 》中说：
“ 我们主张的辨证唯物论，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与宗教唯心论是不同的；但“物质的第一性”中，当然地包含着存在、客观的第一性，包含着承认客观事物存在、发展和变化有其内在规律，任何违反客观存在、客观过程的内在规律的外部干预，任何对复杂问题的简单处置，都是有害的。宗教作为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有其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尊重宗教信仰自由，是对客观存在、客观过程、客观规律的尊重。”
这段话，相当精辟地阐述了真正的唯物主义者对待宗教和宗教文化应有的态度，是迄今为止中国政府的主管官员对宗教问题最本质、最宏观、最令人信服的表述。赵朴初先生生前经常强调“宗教是一种文化”，其实也不仅仅是他个人的认识。他曾经多次和人们谈起一段轶事：延安时期，毛泽东路过一座寺庙，当他准备进庙时，一位随从说：“那是迷信，有什么看头？”毛泽东当即回答说：“不对，那是文化！”
既然是文化，当然应该保护。而且，我们很多人似乎忘记了宗教信仰自由是受到法律保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迫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
宗教信仰与宗教文化是一种历史的客观存在，也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组成部分。比如佛教传入中国之后，逐渐与中国固有的文化相融合，并形成了内容丰厚、影响深远的佛教文化。 诸如闻名于世的我国十大石窟艺术，其中敦煌 、云岗、龙门、麦积山的壁画、雕塑，堪称世界艺术的瑰宝。我国现存古代建筑，绝大部分是宗教寺观，如嵩山嵩岳寺砖塔、应县大木塔、五台山南禅寺、佛光寺等，均是研究我国古代建筑技术的珍贵实物。而在乐山大佛、雍和宫大佛、扎什伦布寺大佛上所凝聚的中国传统工匠的雕塑技艺，以及起源于佛经印刷需要的我国古代雕版印刷术，也都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内容。
至于民间信仰与民间崇拜，也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这样说：假如把所有涉及民间信仰与民间崇拜的内容都去掉，中国的传统文化，将所剩无几。 我国过去所谓的 360 行，行行都有自己的行业神， 这些“神”，是如此地深入民心，并成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 ：木匠供鲁班、 织工供嫘祖、医师供三皇、茶行供陆羽、梨园行供唐明皇……这些“神”的信仰与崇拜，实际上反映了后代人对前代人创造性劳动的极大尊重，是中华民族道德观的充分体现。中国人主张“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一个行业的从业人员对开创了这个行业的祖先的崇拜乃至祭祀活动，实际上是我国传统文化代代相传、薪火相续的某种制度保证。再比如近年来我国政府官员直接参加并主祭的“黄帝陵祭典”、“炎帝陵祭典”、“祭孔大典”、“女娲祭典”、“太昊陵人祖祭典”等，无不是凝聚中华民族 情感、增进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及社会稳定的重要文化活动。如果我们把这些统统视为迷信，岂不是真的迂腐到“迷信”的程度了吗？
在我国 56 个民族中，有许多民族文化是与宗教信仰、民间崇拜分不开的。这次文化部向社会公示的 501 项“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推荐项目名单”中，大部分少数民族的项目都与民间信仰有关。比如大量少数民族的节日、习俗、婚礼、葬礼，乃至民间的音乐、舞蹈，都是各个民族历史文化的反映，都既是信仰，又是民俗，同时又是艺术。凡是对我国任何一个少数民族的文化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假如把我们所谓的“迷信”去掉的话，少数民族的文化还会剩下多少。就拿藏族的传统文化来说吧，无论是格萨尔史诗，还是羌姆、弦子、唐卡、锅庄、热巴，其中那一个没有宗教与信仰？
在保护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中，我们必须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原则，从维护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高度，从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维护国家文化主权的高度，辨证地、历史地看待传统文化，在全球化、现代化的过程中保护住我们民族的精神、民族的血脉、民族的根。当然，保护与传承，并不等于弘扬，我们对某些传统文化的抢救性保护，也并不等于要把这种文化普及开去、发扬起来。在当前这个科学昌明的时代，已经有许多传统文化在默默地起变化，其中宗教与信仰的因素已经越来越多地向娱乐和艺术倾斜、转化。一个真正的唯物主义者对含有宗教与信仰因素的传统文化的保护，不仅仅是一种包容，更是一种自信。
中华文明，是人类几大古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我们有理由相信，今天的中国人，也一定会将我们祖先留给我们的伟大、丰厚、灿烂辉煌的文化遗产传给我们的子子孙孙，世代永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