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中国社会是一个差异性极大的社会。此种差距已有长久的历史，今日中国社会的突出问题之一，仍然是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同处在一个历史时期，既有非常原始的农耕社区，也有达到欧美水平的后工业化发达社区，比如上海的浦东社区。差异如此悬殊的社会结构，在世界上并不多见。一般说来，城市的生活水平、生活方式、基础设施、资金投入等，都是农村所无法比拟的。尤其是中西部落后的农村与东部一些发达的城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以城乡居民的消费差异为例。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城市居民消费水平为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倍数大约为2.6－2.8倍，20世纪80年代初期和中期，城乡经济差距曾经有所缩小，从指标上看，降到2.2－2.3倍。但到了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此种差距又有回归的趋势，即城市居民消费水平为农村居民的2.8－3.0倍左右。90年代中期，差距扩大到3.3－3.4倍，到了90年代末、21世纪初叶，两者的差距更扩大到了超过3.5倍的水平。城乡之间的巨大经济差异，是导致农民大量从农村流入城市的基本动因。
由于地区之间的差异性大，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城市化就处于不同的阶段。一些发达地区，比如北京、上海、广州，已出现了生活富裕起来的阶层从城里向郊区迁移的趋势，也就是说，进入了城市化发展的第二阶段：“市郊化阶段”。然而，绝大多数地区，却仍处在第一阶段，即人口由农村向城市集中的阶段。由于不同发展阶段同处于一个历史时期，这样，政策上就无法统一，顾及了第一阶段的对策，必然就与进入了第二阶段的对策相忤逆，反之亦然。此乃城市化困境之二。
此外，根据2000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中国内地人口总数已达12.658亿，即使按照较高的指标计算，城市人口也仅占到总数的36.09％，这样，即使达到不太高的标准：60％的人口城市化，也面临着完成3亿农村人口迁入城市的任务。如此巨大人口的城市化，在世界上是没有先例的。这不仅面临着城市多方面设施的投资与建设任务，而且还面临着使数亿人改变生活方式的艰巨努力。此乃城市化困境之三。
现阶段我国的城市化战略问题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采取的是一律严格控制的对策，即在对策上不鼓励任何一种城市发展模式。改革开放以后，采取的是鼓励发展小城市战略，同时，对于大城市和中等城市的正式居民人口仍然实行比较严格控制的做法。当然，改革开放以后，由于放开了暂住型的流动人口，允许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因此，实际上，农民工还是更多地流向了大城市。
希望能给你帮助，祝你好运！
人类与地理环境的协调发展人类的一切活动都离不开环境。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对环境的作用越来越广，影响程度越来越深，对环境的污染和生态的破坏也日益增强。同时，环境的反作用已使全球的环境问题渗透到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对此，大家要行动起来，为解决环境问题尽一份责任。人类进入工业文明时期以来，科学水平迅速提高，人口数量急剧膨胀，经济实力空前提高，人类对自然资源开展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开发利用，由此带来了一系列环境问题，其中包括全球气候变暖，氧层的破坏、大气污染与酸雨。＊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大量的燃烧矿物燃料，如煤、石油、天然气等。向大气排放了大量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由此增强的温室效应会加剧气候变暖，全球气候变暖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冰川消融和海水受热膨胀，导致海平面上升。随着气温加速上升，预计到2100年，一些沿岸低地和沿海大城市以及一些岛国将面临被淹没的威胁，海平面上升还会家具暴潮和洪涝灾害，造成城市排污系统失效；海水倒灌则导致土地和农田盐渍化。＊过多地适用氯氟烃化学物质（用CFCs表示）是破坏臭氧层的主要原因。氯氟烃是一种人造化学物质，1930年由美国的杜邦公司投入生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进入60年以后，开始大量使用，主要作用气溶胶、制冷剂、发泡剂、化工溶剂等。另外，哈龙类物质（用于灭火器）、氮氧化物也会造成臭氧层的损耗，臭氧层被破坏造成地球紫外线增加，紫外线会破坏包括DNA早内的生物分子增加罹患皮肤癌、白内障的几率、而且和许多免疫系统疾病有关。海洋中的浮游生物受致命的影响，海洋生态系统受破坏，作物减产，加强温室效应。＊大气污染主要与汽车尾气中的一氧化碳、氮氧化物、以及煤炭燃烧产生的硫氧化物、烟尘等有关。由大气污染引起的酸雨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才出现的环境问题。工厂排放的含硫污染物进入大气层后，与水汽结合形成亚硫酸和硫酸，从而使降水呈现出较强的酸性，落到底面即为酸雨。酸雨毁坏森林，使湖水酸化；腐蚀建筑物、塑料和金属设施；使土壤酸化，从而影响农作物的生长造成减产。我国长江以南重庆、四川、贵州、广东、广西、江苏、江西、浙江等省市受酸雨污染严重。这一时期，环境问题上升成为从根本上影响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重大问题，危及整个人类的生存，人地矛盾迅速激化。为解决这一问题，谋求人地关系协调，必须坚持之路可持续发展。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 ，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称为可持续发展，坚持可持续发展必须遵循三项原则：公平性，持续性，共同性。坚持可持续发展也就是创建一种心的生产方式、新的消费方式、新的社会行为规则和新的发展方式。这需要我们转变观念，调整行为，加强国际间的合作。需要转变的观念包括发展观、资源观、环境观、伦理道德观和消费观等※续发展的发展观认为，经济增长只是发展的一部分， 用经济增长代替发展是片面的。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追求社会的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人的全面发展，其中包括环境质量的改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人的精神修养的提高、社会风尚的改善，科学技术水平的进步等。※续发展的价值观要求人类重新认识和评价自然界对人的价值，并在经济核算系统中加以考虑。※照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要达到就有可持续意义的经济增长，必须重视能源和原料的适用方法，以求减少损失，杜绝浪费，并尽量不让废物进入环境，以减轻对环境造成的压力。 ※可持续的观点看，处理人类与其他生物之间关系的伦理道德也是必需的。人类必须和其他生物保持和谐与平衡的关系，如果这种关系被破坏，人类所处的食物链将遭到破坏，人类的生存就会受到影响。※传统的消费观念是形成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重要原因。可持续发展呼吁人们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要求人们在生产时尽可能少投入，多产出，在消费时尽可能多利用、少排放。 调整行为主要是指政府行为、市场行为和公众行为三种。 政府行为的调整主要包括：落实环境保护有关法律；防污染为主，控污染发生；大力发展环保产业；计算某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力；完善各种环境税费的征收；加强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管理；加强对产品的环境监督管理；树立环境与发展的综合决策机制等。 市场行为的调整主要包括：变末端治理为全过程的清洁生产；实行科学管理；行业经营目标兼顾经济、社会、环境三个目标；策划企业发展战略；具体可行的环境行为标准融入员工的考评、奖惩机制；减少流通领域的浪费等。 公众行为的调整包括；积极参与环保活动；用环保产品；少过度包装，倡导简朴生活；普及环保知识；实行垃圾分装等。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就意味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要从现在运行的传统模式转换到一个变化很大的新模式中去，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转变。同时，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要求建立真正的全球合作伙伴关系《21世纪议程》明确了世界各国对于保护地球“共同的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是人类历史上最深刻的一次社会变革，它的成败关系到人类这个物种的生存或者灭绝。我们每个人都以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改变着地球环境。因此，我们倡议：节约资源，减少污染；对废品进行回收利用；绿色消费，选购环保产品；珍爱生灵，万物共存。要做到人类与地理环境的协调发展。必须坚持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我们要了解当前人类面临的主要环境问题，知道这些环境问题的根本原因，进而理解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是人类的必然选择。原创哈~~~~· 24 回答者： 节约水资源 地球上水的体积大约有 1 360 000 000 立方公里。海洋占了1 320 000 000立方公里(约97.2%)；冰川和冰盖占了25 000 000立方公里(约1.8%)；地下水占了13 000 000立方公里(约0.9%)；湖泊、内陆海，和河里的淡水占了250 000 立方公里(约0.02%)；大气中的水蒸气在任何已知的时候都占了13 000立方公里(约0.001%)，也就是说，真正可以被利用的水源不到0.1%。
矿产资源 矿产资源是重要的自然资源，是社会生产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现代社会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都离不开矿产资源。矿产资源属于非可再生资源，其储量是有限的。目前世界已知的矿产有1600多种，其中80多种应用较广泛。
环境保护 沙化: 干地（定义为降水量低且降水通常由雨量小、不稳定、时间短、强度大的风暴造成的那些地区）覆盖了全球40%的陆地面积，供养着世界上1/5的人口。这些干地的沙漠化是由于植被和可利用的水减少、作物产量下降以及土壤侵蚀引起的土地退化，它起因于人口增长、人类需求增加或者政治、经济压力（例如，需要经济作物来增加外汇）造成的过度土地利用，通常由自然发生的干旱启动或加剧。目前，沙漠化的速率是每年6万平方千米或每年0.1%的总干地面积。这对于70%的干地（全球陆地面积的25%）是一种潜在的威胁。
城市农民工、流动人口与社会发展
十几年来，城市农民工、外来工、流动人口已经逐渐成为城市生活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群体，城市中的众多基础设施建设、城市中的众多制造业、服务业工作是由这个群体完成的。虽然他们在城市中并不居于核心地位，客观地说他们只是城市中的边缘群体；但是，毋庸置疑，城市农民工、流动人口的问题，意义却极为重大。它涉及未来50年中国社会能否持续发展、经济能否持续增长和社会能否长治久安的基本问题。
近代以来，大规模的城市化现象发端于工业革命。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大规模的使用机器的生产活动，要求劳动要素相对集中，再加上工业区域劳动市场价格的吸引作用，造成了农村人口向某些中心区域的迅速集中。人群的集中也带来了市场活动、商业经营以及服务业的发展，人群集中本身也创造就业机会。上述诸种因素的相互影响，使得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以及所谓“现代化”成为同样的一个历史进程。这样，在将近200年的时间里，多数西方发达国家基本上实现了“城市化”，即多数人口形成了聚集居住的格局。20世纪中叶，一些西方国家的城市人口占全部人口比例分别为：美国72％，英国87％，联邦德国79％，荷兰86％，加拿大77％，澳大利亚83％。
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中叶，由于受到世界列强的侵略，以及受到军阀割据的困扰，中国城市化的发展十分不均衡，有些地区，比如上海，城市迅速扩张，另一些地区则完全处在工业化的进程之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城市布局有了比较明确的规划。但是，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建立了城乡二元分割的社会结构，使得城市化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更有甚者，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实行的是“反城市化”战略，即大规模地将城市人口迁往农村，比较典型的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市民返乡，干部下放，等等。由于中国的城市化长期处于停滞状态，这样，到了改革开放以后，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就呈现出一种突然爆发的局面，而没有一个渐进的过程。
由此可以看到，由于矛盾长期积蓄，中国城市化任务的压力就显得无比沉重，需要在短期内解决长期积蓄的问题，出现了短期内城市化需要加速发展的局面。显然，这会带来新的发展上的不协调。此乃城市化困境之一。
迄今为止，中国社会是一个差异性极大的社会。此种差距已有长久的历史，今日中国社会的突出问题之一，仍然是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同处在一个历史时期，既有非常原始的农耕社区，也有达到欧美水平的后工业化发达社区，比如上海的浦东社区。差异如此悬殊的社会结构，在世界上并不多见。一般说来，城市的生活水平、生活方式、基础设施、资金投入等，都是农村所无法比拟的。尤其是中西部落后的农村与东部一些发达的城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以城乡居民的消费差异为例。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城市居民消费水平为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倍数大约为2.6－2.8倍，20世纪80年代初期和中期，城乡经济差距曾经有所缩小，从指标上看，降到2.2－2.3倍。但到了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此种差距又有回归的趋势，即城市居民消费水平为农村居民的2.8－3.0倍左右。90年代中期，差距扩大到3.3－3.4倍，到了90年代末、21世纪初叶，两者的差距更扩大到了超过3.5倍的水平。城乡之间的巨大经济差异，是导致农民大量从农村流入城市的基本动因。
由于地区之间的差异性大，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城市化就处于不同的阶段。一些发达地区，比如北京、上海、广州，已出现了生活富裕起来的阶层从城里向郊区迁移的趋势，也就是说，进入了城市化发展的第二阶段：“市郊化阶段”。然而，绝大多数地区，却仍处在第一阶段，即人口由农村向城市集中的阶段。由于不同发展阶段同处于一个历史时期，这样，政策上就无法统一，顾及了第一阶段的对策，必然就与进入了第二阶段的对策相忤逆，反之亦然。此乃城市化困境之二。
此外，根据2000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中国内地人口总数已达12.658亿，即使按照较高的指标计算，城市人口也仅占到总数的36.09％，这样，即使达到不太高的标准：60％的人口城市化，也面临着完成3亿农村人口迁入城市的任务。如此巨大人口的城市化，在世界上是没有先例的。这不仅面临着城市多方面设施的投资与建设任务，而且还面临着使数亿人改变生活方式的艰巨努力。此乃城市化困境之三。
现阶段我国的城市化战略问题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采取的是一律严格控制的对策，即在对策上不鼓励任何一种城市发展模式。改革开放以后，采取的是鼓励发展小城市战略，同时，对于大城市和中等城市的正式居民人口仍然实行比较严格控制的做法。当然，改革开放以后，由于放开了暂住型的流动人口，允许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因此，实际上，农民工还是更多地流向了大城市。
户籍制度以及人力资源配置的分析
像中国这样实施严格户籍制度的国家在世界上是很少的。为什么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我国要建立起严格的户籍制度呢？
户籍制度在当时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对策。从本质上看，户籍制度是一种“社会屏蔽”制度。其核心是在为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资源之间的关系建立起秩序。1949年以后，我们曾尝试了打碎阶级的实验。先是在50年代初进行了土地革命。接着，在1956年实行了城市私营经济的改造。到了50年代中后期，社会各群体之间的关系，并不存在经济意义上的阶级关系了。从法律上说，财产资源属于全民所有或集体所有了。然而，全民所有与集体所有究竟应该怎样实现，却是件难事。因为，财产、资源的分配需要一定的规则或秩序。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建立起一种社会屏蔽的机制。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户籍制度便应运而生了。该制度将人口的大多数限制在农村，仅允许居住在城市的人享有城市的基础设施。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在城市和农村人力资源配置的基本倾向就是试图最大限度维持较多农村人口和较少城市人口的格局。
改革开放以后，由于放松了对于农村人口流入城市的限制，加之产权、文凭、技术证书等作为社会屏蔽和筛选的功能越来越突出，户籍制度的社会功能已经大大削弱，中国才开始从人口的城乡逆向流动，转变为城市化的正向流动。尤其是在1982年以后，由于中共中央、国务院明确提出了“允许农民进城开店、设坊、兴办服务业，提供各种劳务”的经济政策，农民工流入城市骤然增多，从此出现了持续不断的民工潮。
从宏观结构的角度看，大量农民工的流入城市，表现为人力资源配置方式的重大变迁。农民工的流入城市并不是政府计划运作的，而是农民工自主的一种选择。对于农民工的流动，我曾在四川、重庆地区十余个县对于外出农民工的家庭做了问卷调查。从调查中可以看到，农民工在市场流动中实现的劳动力配置，确实与政府、单位的计划管理没有太大关系，政府组织的流动仅占3％，而90％以上都是农民工自己或亲友运作的。
在市场环境下，劳动力流动有两条基本规律：第一、劳动力总是从价格低的地方流入价格高的地方；第二，流动人口的经济活动能力高于流出地人口的平均水平。我们的调查数据印证了这两条定理。首先，我们发现，远距离迁移、到本省以外去打工的占大多数。我们知道，四川、重庆位居我国西部，而收入较高的地区大多在东部沿海、所以，多数人为追求高收入，自然是远距离外出。对于此数据的进一步分析证明，外出地点排在第一位的是广东，可见是经济规律使然。
其次，流出的人口多是具有较强经济活动能力的，这一点在年龄结构上展现得一目了然。35岁以下的外出农民工占到总数的88％，所以说，外出的几乎都是高能量的劳动力。所以，在国内的招工告示中，我们常常看到对于应聘条件的限制，如“年龄在35岁以下”等等，这种对于年轻劳动力的规定，在全世界其他国家很少见到，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外出劳动力的年轻特点。
所以，市场配置的结果是将十分有活力的年轻劳动力与资本密集的东部沿海区域相结合、与投资高度密集的城市区域相结合，此种结合的结果，当然会创造较高的效益。
采用市场手段配置劳动力当然也存在不少问题，比较典型的问题就是，大量高素质、高经济活动能力的劳动力流入了收入较高的城市地区，从而使得农村中出现以老人、儿童、妇女居高的人口结构问题。但是，反过来看，如果产业的升级、经济的跃进已经使得资本聚集到了沿海地区和城市地区，那么，远离资本的劳动力既不能获得收入也不能创造效益，我们确实没有道理让强壮劳动力呆在农村守穷，所以，不流动反而是对谁都不利。
关于社会财富的初次分配与再次分配
在市场条件下，市场的参与者之间的关系是优胜劣汰，于是，市场形成的第一次分配往往非常残酷，即优胜者与失败者之间形成巨大差异，优胜的企业可以成为亿万资产的集团，失败的企业则一文不名，甚至宣布破产。然而，在市场体制下，分配绝不是仅仅通过这样一次环节，而是要经过多环节的再次分配。比如，税收制度、个人所得税制度、社会福利制度、贫闲线制度、医疗保障、失业救济制度等等。在再次分配的多环节中，比较多的是体现出分配结果上的公平因素。
然而，当我们考察流入城市的八千万到一亿农民工时，我们却发现无论在初次分配环节，还是在再次分配环节和多次分配环节，城市农民工均处于不利的地位上。以往多次调研证明，相对于农民工所付出的劳动而言，农民工的收入是较低的。在不少国营工厂里，农民工的收入，仅相当于正式职工的一半甚至更少。
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所完成的初次分配中只能获得较小的份额。市场分配的原理告诉我们，在市场分配的体制中，应通过多次分配的途径，使得对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做出巨大贡献的农民工得到应有的补偿，这样，在体现社会公平的同时也维护了社会的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