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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体制改革投稿经验

2023-02-10 01:50 来源:学术参考网 作者:未知

经济体制改革投稿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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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经验和教训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经历了20多年,取得了巨大成功,对它从理论上加以总结是很有价值的。我个人认为,有以下基本经验和教训或值得反思的地方。s0100
一、基本经验
1、以产权制度改革和产权关系调整为核心和主线。
改革者也许并没有意识到最初的,以“放权让利”为内容的改革就是产权改革,当时也没有产权理论作为指导。但是,这场改革实质上就是权利关系的调整。这种选择也许是制度变迁的内在力量的推动和人们的本能选择。无论是农村改革,还是城市的改革,或者二者相关的改革,都是以责权利关系及其制度的调整为核心和主线。农村的改革主要包括: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的推行,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乡镇企业的建立、发展和改革,在家庭联产承包制基础上的股份合作制改革,农业产业化等。考察这一过程,我们发现每一步改革的实质都是“产权制度改革”或“产权关系的调整”。国有企业改革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是产权制度改革,因为放权让利、利改税、承包经营责任制、租赁经营责任制、股份制等改革,本质上都是调整企业和政府的产权关系。公司治理结构的改革,实质也是企业的利益相关者责权利的界定和调整。
2、以旧制度最薄弱或新制度需求最强烈的环节——农业制度为突破口。
从总体上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最早是从农村的土地产权制度和生产组织制度开始的。为什么制度变迁首先发生在农村?我们认为这是适应客观需要而做出的理性选择。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制度、价格剪刀差以及户籍管理制度,使农民蒙受了巨大的利益损失。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名为集体经济,实为变相的国营经济。与城市的集体和国营经济不同的是,国家对农村的集体经济基本上“管而不包”。这样农村改革的机会成本很低,农村对新制度的需求也就更加强烈。因此,农村相对于城市而言,旧的制度更容易打破,新的制度更容易产生,自发的制度变迁发生之后,更能够得到政府的迅速认可和支持。
3、允许旧体制外生产新体制,即体制增量调整与体制存量调整并行,而且以前者促进后者。
中国的经济体制,在旧体制的根本性变革难度较大的情况下,确实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增量改革、体制外突破来改革经济体制的结构和促进或倒逼旧体制的变革,这是渐进式改革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和主要经验之一,应该予以充分肯定。但是,不能因此而认为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和经济的持续增长靠的就是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无论体制改革还是经济增长,都是“两条腿”走路。公有制经济(包括集体经济和国有经济)的体制,一直都在改革,甚至比非公有制经济的出现要早。对集体农业经济体制和国有企业的改革,包括对土地制度的改革,都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开始了。而且,在强调体制外改革的积极作用的同时,决不应当忽视国有经济在改革和发展中的巨大作用。与非国有经济相比,国有经济市场化的速度较慢,这固然不利于市场化的进程,但是可以使大量经济资源特别是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部门处于政府直接控制之下,这不仅有利于维护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稳定,有利于控制转轨过程中的各种矛盾,而且能够在市场机制很不完善的情况下,通过政府的调节弥补市场的不足,克服市场的缺陷,充分发挥政府导向的作用,保证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国有经济实际上也为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和非公有经济的发展承担着成本。我们假设:国有经济体制一开始就彻底变革,那么,非公有制经济能否发展到现在的水平?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能否顺利?这些问题的答案可能要改变。
4、包括政府在内的多元主体联合创新体制,政府扮演重要角色。
中国经济体制变迁过程中的初始主体可能存在比较大的差别,但是在制度的设计和变迁过程中,是多元主体联合创新体制,并不断进行着角色的转换。其中,政府作为多元主体中的一员在体制创新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以农村改革为例。前面已经分析,农村经济体制变迁包括许多方面,其中最主要的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股份合作制和与农业产业化相适应的正在进行的制度创新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不同主体扮演不同角色,起着不同作用,不同阶段的角色及其作用又是有所变化的。政府虽然不是在每一项改革或改革的每一个环节上都充当主角或领域者,但是,它作为重要的制度变迁主体的作用是不可否认的。
家庭承包责任制作为制度创新在很短时间里向全国推广,则属于新制度的扩散。在这一过程中,中央政府是最重要的主体。它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认可、支持极大地打消了广大农民和各级地方政府的顾虑,使新制度以尽快的速度扩散。当然,最基本、最重要的事实是:这一变革除了触犯了少数人的既得利益外,于农民、于中央和地方政府、于城市居民都是有益的,基本上属于帕雷托改进,所在大家都是从自身利益出发支持改革的。
家庭联产责任制也有局限性。还是农民自己在实践中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自然地创造了一种扬弃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适应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的制度形式——股份合作制。毫无疑问,广大农民自己是主角,他们是制度的设计者和实施者。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基本上是认可、顺应、引导。
随着农业产业化的发展,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创新,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又拉开了帷幕。农民现在已经意识到家庭小规模经营对他们的种种不利。因此,农民们自己又在探索,他们仍然是创新的主角。
乡镇企业的发展既是中国农村的产业革命,又导致了整个农村经济体制的重要创新——可以与农业中的家庭承包责任制相提并论的制度创新。这一创新有一个过程,在过程的不同阶段,创新的不同主体及其相互关系是有所变化的。几乎在家庭承包制刚刚全面实施的同时,“社队企业”开始实行承包制,即由公社、大队包给一些“能人”。这些“能人”都是农民,是农民中的“基层干部”或原来就是“社队企业”的经营者。第一步制度创新,是由“基层干部”唱主角,集体代表——公社、大队、生产队及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广大农民共同参与的,几乎没有反对的主体,因为它对任何一个群体或阶层或国家,都是有益无害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显然支持,但不是创新的发动者和领导者,不是主角。
20世纪80年代中期,已经有些大胆的农民开始投资办企业了。有些单独办、家庭办,有些是农户合伙办,这就使乡镇企业自身的组织也出现了新形式——家庭企业和合伙企业。非公有的乡镇企业取得了超常发展。农民自己仍然是创新的主角。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起了一个“放”或“允许”的作用,即所谓“给政策”,例如国务院1984年的4号文件认可、允许个体或联合投资。当然,“放”本身也是一种对创新的“参与”,它与阻挠或观望是不同的,与一般的“支持”也不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也是这一制度创新的重要主体。
20世纪90年代以来,乡镇企业进行了更深层次的体制创新,目标是与现代市场经济接轨。最大的特点就是政府特别是县以上的政府基本上退出了“制度创新主体”行列。因为经过第一、二步政府“放”以后,乡镇企业走上了自我发展、自我创新的道路。在政府跟乡镇企业没有产权关系,乡镇企业也不再需要政府“放”什么权、给什么政策的情况下,政府面对乡镇企业的制度创新,就显得没有什么可为了。进入90年代以来,乡镇企业从合伙制到股份合作制,甚至有些向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集团化的演变,都是乡镇企业、乡镇企业的投资者和广大农民自己的事情,他们顺应市尝产业变化的需要,很自然地完成了一次又一次产权关系和企业内部组织结构的创新。这是由他们的产权及由此决定的经济地位和经济利益关系决定的,他们有产权,从而有谈判实力,能够左右制度变迁的方向,而且也必须左右,以维护其产权收益。
国有企业至今为止的制度创新,尽管地方政府、企业及企业员工等主体在不同阶段的角色或作用在变化,但是中央政府除了创新初期很短时期外,一直都是创新的主角,一直都是它主导,它决定创新的方向和方式,并组织试点和推广。
5、从制度变迁的规律和中国实际出发,选择渐进式改革的方式或道路。
对于体制转轨,理论上存在多种途径或方式。在实践中,也有多种方式,人们把20世纪开始、持续至今还没有完成的许多国家的改革,大体上划分为两种方式:渐进式改革和激进式改革或“休克式疗法”。从改革的效果来看,比较多的人认为,以中国为代表的渐进式改革更加成功。主要标志是,在市场化改革推进过程中,经济快速发展,连续20年经济平均以近两位数的速度增长;与此同时,物价上涨率限制在公众可以承受的范围内,从1979年至1999年,社会零售物价上涨率平均为6.6%(居民消费价格上涨率从1985年至1999年平均为8.9%),没有到两位数,从而没有危及经济稳定和社会稳定(张卓元,2000)。由于经济快速发展,物价上涨率总的来说处于居民可承受的范围内,全国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普遍有较大提高,得到改革的实惠。
所谓渐进式改革是指在根本经济制度不发生较大变化的情况下,对经济发展过程中限制或阻碍经济发展的经济体制进行逐渐地改革。中国的渐进式改革体现在许多方面:从农村改革开始,然后扩展到城市;先着力发展比较适应市场经济的非国有制经济,而后重点推进国有经济的改革;先发展商品市场,然后着重发展生产要素市场;价格改革先调后放,调放结合,并逐步同国际市场价格相联系;生产、流通、价格等都出现计划内外双轨制,然后向市场单轨制过渡;经济特区、沿海城市改革开放先行一步,逐步向内地推开,实现全方位开放等等。在改革推进的方法上,也是这样。先是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然后随着经验的积累,逐步实行相互协调、相互配套的整体推进;还有是先易后难,先改革那些比较容易改的领域,最后搞攻坚战——推进国有企业改革。
中国的国有企业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有着密切关系。由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牵涉到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社会成员的就业与福利保障,所以一直是中国经济改革中最为复杂、最为困难的改革。为了保持社会稳定,避免对企业的迅速改革可能导致的生产下降,失去社会大众对制度变迁的支持,同时又要提高企业经营效率,中国企业制度的变迁实际上是通过体制外变迁和体制内发展相结合的道路来推进的。也就是前面分析的“两条腿”走路。
当然,我们只能说,从目前的情况看,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比较成功。但是,它同样有其局限性。而且,我们也不能认为或断定激进式改革就不成功或不能成功。一切有待更长时期的时间去检验。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的制度变迁所面临的环境和约束条件不同,改革道路的选择也可能不同。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或教训
1、对收入分配制度和收入分配状况重视不够,造成的后果将是深刻而长期的。
我国在进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的同时,也在收入分配领域进行着相应的改革,提出了“按劳分配为主,其他分配方式并存”、“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相结合,“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政策。但是,实际情况是,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1)从基尼系数来看,根据世界银行的测算,1978年我国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是0.33,这说明我国当时属于个人收入差距比较小的国家;而到1995年基尼系数已达到0.445,1998年上升到0.456,不仅超过了国际上公认的中等合理差距水平,而且超过了美国1990年家庭收入0.43的基尼系数。(2)从城乡收入差距来看,根据国家统计部门的调查,1978年,城乡居民收入比率为2.36∶1,1985年为1.72∶1,1999年为2.65∶1;从这三个比值上可以看出,1978年至1999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现出先缩小后又扩大的趋势。(3)从地区收入差距来看,1980年东部地区职工的收入要低于西部地区,中部地区的收入水平最低。大约到1989年前后,东西部地区的职工收入基本持平。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收入差距逐渐拉开,到1997年东西部地区的职工收入比达到1.4∶1;农村收入差距则从1980年的1.46∶1扩大到1997年的2.5∶1。(4)从行业收入差距来看,据统计,1978年收入最高的行业是电力、煤气和水生产供应业,职工平均工资为850元,收入最低的行业为社会服务业,职工平均工资为392元,二者绝对差距是458元,相对差距为2.17∶1;到1998年,收入最高的行业为金融保险业,职工年均收入为10,633元,收入最低的行业为农林业,职工年均工资为4,528元,二者绝对差距为6,015元,相对差距扩大到2.35∶1。(5)从社会各个阶层的收入差距来看,据温州的一项调查,在一般的私营企业中,企业主的年收入为一般职工的21倍,在具有百万资产以上的私营企业中,业主的年收入为一般职工的79倍。而据湖北省统计局、劳动厅、计委联合调查组对湖北省50家停产半停产企业的1258名职工的调查显示,他们的平均月工资只有66元,仅相当于私营企业主月生活费1827.56元的3.6%(韩留富,2001)。
目前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已经导致了严重而长期的社会经济问题。例如,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虽然有许多种,但是大多数居民收入低、收入分配不合理,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多数居民虽然有强烈的需求冲动,但是没有购买力,无法形成有效需求。收入差距的拉大在短期内难以消除,而且随着我国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政策的实施,这种收入差距还会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
2、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导致经济体制改革有时难以突破。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也在进行着政治体制改革。但是从现实中可以看出,后者是滞后于前者的。当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时才考虑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而且往往是推而不动或大推小动,甚至越改越令人不满意,例如,机构改革,越改越臃肿。可以说,政治体制改革的严重滞后,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阻力。
3、对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互动关系重视不够,技术创新落后于制度创新。
这里所谓的“技术创新”是指直接生产领域的技术发明、创新、运用,不是科学家的实验室或档案柜里的“科研成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不断进行,可以说制度创新是明显的。但是,技术创新相对于制度创新是严重滞后的。技术创新滞后于制度创新的后果就是当制度创新所带来的效率完全发挥出来之后,经济发展的动力就趋于消失。
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来看,从1978年开始的农民自发改革,到1984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面推行,农业技术基本上没有创新,甚至有倒退。即使到现在,农业技术也没有太大的、普遍的进展。国有企业主要强调进行经营管理体制和产权改革,技术领域的改革和创新、设备的更新和改造、员工的技术培训等,都没有明显的进步。在调查研究中也发现,同一个地区的不同企业在面临相同的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下,在制度变迁发生后,虽然在短期内都促进了企业效益的明显好转,但是过几年后,却出现了企业效益的明显差异。其中一个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技术进步的作用。这也说明了技术创新在制度创新后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
当然,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是互动的,技术创新的相对滞后,也与制度有关。说明制度安排对技术创新、推广和运用没有足够的激励。因此,我们应该从技术创新的相对不足反思我们的制度创新——它的不足和不配套。
4、渐进式改革的累积成本或后摊成本成为进一步改革的阻力。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易到难,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目前的国有企业改革已经进入攻坚阶段,这实际上是渐进式改革的累计成本所导致的。渐进式改革强调在不改变宪法、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进行改革。从另一角度来看,制度的适应性总是有限的,任何一种制度只能适应特定的环境,而且这种适应也只能够在短期内适应,可以说适应是相对的,而不完全适应是绝对的。例如,价格双轨制是渐进式改革的最主要表现之一,但是价格双轨制所带来的“腐败”问题,则可以看作是渐进式改革的累计成本;在旧体制外生长出新体制,旧体制的改革则逐步进行,这种渐进性确实既依靠新体制的外力推动旧体制变革,又不至于使因旧体制的突然崩溃而导致巨大的社会震荡。但是,它却产生了新旧体制之间的摩擦和摩擦成本,而且,对旧体制内公有经济形成巨大冲击,境况相对恶化,导致旧体制改革的难度越来越大。目前国有企业的效益不断下降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国有企业大量下岗职工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都反映了渐进式改革的后摊成本越来越大,成为进一步改革的巨大阻力。
【参考文献】
〔1〕张卓元,2000:《中国改革开放经验的经济思考》,经济管理出版社。
〔2〕韩留富,2001:《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现状、成因及调控措施研究》,《经济体制改革》,第2期。

美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论文怎么写?

美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
像"布里丹的驴子"
"布里丹的驴子"指徘徊於两垛草之间无从抉择的驴子.美国经济一年来的表现,仿佛掉入了"进两步,退一步"的模式.
二00二年是人们寄望美国经济完全走出衰退并强劲复苏落空的一年.大企业丑闻接二连三,股市失血不止,吸引外资大幅下降等,导致经济增长似有若无.岁未年初,利空消息频仍,对伊动武的紧张气氛四处弥漫,经济真正复苏当有一段长路要走.
美经济怪象频仍,令分析家大跌眼镜
美经济现状至今仍未明朗,自衰退以来,复苏步伐形同"牛步",各种增长动力和反作用力交织呈现,互为消长,经济乱象不断,被普遍认为是一场"奇怪","危险"和"不完整"的复苏
股市"熊市"为战后所仅见.美股自二000年三月开始下跌,已落入连跌三年的境地,今年一月份仍没有明显回升,连黑四年,这种情况即使在大危机年代也未曾有过.如从高峰值计算,迄今总市值已经跌掉7万亿美元.
经济衰退与劳动生产率增长并存.与以往经济周期的表现不同,美劳动生产率在衰退中不仅没有降低,反而一直超强增长.整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美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为1.9%,而二00一年的最后增长率却高达5.6%,二00二年首季更一跃增长8.6%,居19年来之冠.据摩根士坦利估计,从二000年底到二00二年底,美国劳动生产率累积增长5.6%,显示美经济潜力未可低估.
美元贬值与贸易赤字增长同步.美元在去年随股市一度滑落不上,汇率贬幅最高曾达20%.但由於国内对进口消费品需求持高不低,加上美元价位被认为过於高估(摩根士坦利认为高估15%),美元贬值并未减少美巨额贸易逆差.二00一年贸易赤未高达3,583亿美元,二00二年则继续扩大,前10个月,美国的贸易逆差以年率计算仍高达4,200亿美元,比二00一全年猛增了17%,创历史最高纪录.
经济复苏与失业率"复苏"相伴.此现象为战后所仅见.美经济缓慢复苏没有反映在劳工市场,去年失业率达到了6%,是美国近8年来的最高纪录,意味著在全美近1.4亿劳工中,失业人数已超过800多万,其中167万人失业逾半年.
商业信心持续下跌和个人消费支出强劲共存.一方面,制造业订单大幅下滑,企业利润持续走低.今年甚至出现了10年来首次整体亏损,企业破产数目不断增加.另一方面,美多年形成的消费模式并未因信心受挫而改变.股市下跌的"负财产效应"并不明显,民众继续消费.商务部报告显示,当前,住房,汽车和家用电器继续成为刺激人们消费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几年来,美经济反常表现让人"雾里看花",也令业内人士的预测"大跌眼镜"(广东方言,喻意料之外),近期<>著名专栏作者,经济学家罗伯特.萨缪尔森断言美经济进入"新滞胀"时代引起普遍关注,作者指出"新滞胀"有别於"复苏"或者"持续衰退"的经济状况.美去年经济增长2.3%左右,但这一增幅根本不足以带动就业和企业盈利增加,相反,有些数字甚至显不出经济衰退的情况.因而在这一时期,人民生活水平将有所下降,持续高涨的房市也将退潮.
或许用"布里丹的驴子"来形容现时美国经济较为恰当,与这头徘徊於"两垛草之间"无从抉择的驴子一样,由於存在太多的不确定因素,美国经济一年来的表现,仿佛掉入了"进两步,退两步"的模式,这实施上意味著美国经济荣景已经远去,可能进入一个较长的的调整或低速增长期.
新经济计划源於政治需要
布什政府对美国经济现状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一月七日,布什政府急於推出大规模减税为主的经济振兴计划公布,该项跨期10年,涉及6,740亿美元的经济计划基本是一个著眼於民生的计划,意在为竞选连任铺路,主要包括救市和增加就业两方面内容.
首先,大幅削减直至废除股市利得税以推动投资是最大方案.减税的对象主要是美国股东,白宫称将有1亿人从中受益,但民主党坚持认为主要还是富人和大公司受惠,预计25%的减税因此将惠及年收入一百万美元的家庭.其次,创造就业旨在使低下及中等收入阶层选民从中受惠.方案中包括36亿美元的就业训练计划,延长失业救济法案以及对能够增加就业的新兴事业投资进行租税减免等.布什声称此举可使美"工人阶级"受惠,达到穷人和富人间的平衡与公平.分析认为,该项计划由国会通过后,最快将於今年见效,仅就从争取选民的角度看,这无疑为明年的布什竞选连任铺平道路创造了有利条件.
选在此时通过经济振兴计划,显示布什政府已经意识到把经济带入快速复苏的时间所剩不多.目前,一连串刺激经济的政策和计划正逐步展开,在上月刚刚完成经济班子改组,本月就公布新的振兴计划,显示政府治理经济已由幕后转到台前,反映布什政府急於走出经济困境,拉抬经济复苏的迫切心态.
美国以往的经验表明,每当经济出现问题,立法变革总是走到前列.如果说去年先后通过的<>,<>是布什政府旨在振兴经济的"中医疗法",意在治本,对资本主义进行局部"托梁换柱"改革,那0此时的新经济计划则可称为"西医疗法".新经济振兴计划能否有效,效果如何,还应放到美国经济大背景下去观察.
当前经济隐忧不减反增,攻伊战争又增新变数
总体而言,美国经济围绕股市转动,股市泡沫破裂并暴跌改变了美经济的宏观环境和增长态势,不仅使美经济固有的结构性矛盾日益显现或加剧,还使美经济出现了一些值得警惕的新隐忧,但遗憾的是此次振兴计划并未涉及到美经济的潜在问题,因此,即使美经济走出衰退,短期内也走不出困局.
贸易和财政再现巨额"双赤字".二00一年美贸易赤字高达3,583亿美元,二00二年则继续扩大,前10个月,美贸易逆差以年率计算仍高达4,200亿美元,比二00一年猛增了17%,创历史新高.而美财政也在连续4年盈余后再次进入赤字时代,且来势凶猛.二00二财年(截至去年九月三十日)赤字达到1,590亿美元,与二00一财年盈余1,270亿美元形成鲜明对比.而此次大规模减税加上战争费用支出必然使本已尾大不掉的预算赤字更加恶化.
外资流入趋降.全球资金"选美"的趋势持续下降.二000年美吸收外国直接投资高达3,010亿美元,二00一年急剧滑落到1,240亿美元;进而再滑到二00二年的440亿美元.在全球企业兼并活动中,美在去年仅有24亿美元的资金净流入,与一九九八年至二00一年间平均1,000亿美元的净流入形成鲜明对比,意味著美经济的外部金融支持已到了一个"十分危险的时刻".
债务负担空前严重.美政府,公司和私人债务有增无减,成为经济的沉重包袱.去年底,美净国民储蓄率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6%首次掉到2%的新低,意味著美经济将严重依赖外部借贷,并由此加深其作为全球最大债务国的地位.
新隐忧浮出台面.在所有资产泡沫中,除了企业泡沫破裂外,其他诸如消费和房地产泡沫仍在持续"发酵",经济陷入双底的可能尚不能完全排除.美经济此次反常复苏,预计去年经济增长只有2.3%,根本不足以带动就业和企业盈利增加,市场认为美经济低通胀率,低增长态势基本确立,通货紧缩隐忧因而挥之不去.
当前,正值中东战鼓频催,油价高企和强势美元地位出现松动之际,各界对这一刺激经济计划以及今年经济复苏发展仍存很大疑问.在所有不确定因素中,反恐与打伊最为关键.市场关注的是,美国经济是否经得起与伊拉克一战以及随后的反恐态势发展.一九九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时,美股转趋下跌,然而"沙漠风暴"开打后,美股就会出现触底迹象,而在战事胜利后便开始反弹,美历史上最长的经济增长期正是由此开始的.不过,这次美经济前景和计划竞选连任的布什能否有这样的"好运"相信尚存变数.
目前,鉴於美打伊在即,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纷纷调低今年对美经济增长率的预测,预估大致在2.6%左右.如果准确,那意味著美国还要过很长一段"苦日子".

参考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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