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商人对中国商业文化的创新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并且对浙江的人文精神有了新的提升。它的独特性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讲求速度，常常是非禁果即入，觉得一个差的结果也比没有结果好；二是善于创新，常常是无中生有。而这恰恰是在浙江几乎零资源的前提下对经济文化的创造性提炼；三是善于独创“创富模式”，最典型的是遍及各地的块状经济产业生态链，这正是对浙江人人文性格内涵进行整合的天才创造。当代浙商文化与浙江文化已经互相融合、共同促进，而且是无法简单克隆的。这是因为浙江经济背后有着许多浙江独有的文化力量在起作用。浙江商人有自强、坚韧、务实、开拓等草根精神，但更是诞生了诸如“冯根生与正大青春宝国药传统坚守”、“鲁冠球与万向国际化思维”、“马云与阿里巴巴电子商务理念”、“宋卫平与绿城房产文化细节和气质”这些文化力和商业哲学思想。
一、最宜经商。市场经济的规律告诉我们，惟思路创新才有出路，邯郸学步、东施效颦的思维定式在今天已是举步维艰，成功的喜悦总是属于那些思路创新、不落俗套的人们。例如，一堆木料，用作燃料，几乎分文不值；将它卖掉，价值几十元；如果做成家具，价值几百元；如果做成高级屏风，价值几千元。浙江商人有很专业、很独特的经商技巧。一是经商理念独特。理发，是人们生活中最常见的小事，但北方和南方的理发师却有不同的经营理念：北方人求快，内容单一，认为理得快就赚得多。以浙江人为代表的南方人尽量地磨你的时间，理发的同时伴随着配套服务，在精心细致的服务中，提高收费，赚到的钱比北方人更多。二是经商思路独特。思路决定出路，决定命运。候车室里，两个人分别要到北京和上海打工，听到人们议论：北京人厚道，见吃不上饭的人，不仅给馒头，还送旧衣服。上海人精明，外地人问路都收费。准备去上海的人想，北京人好，挣不到钱也不会饿死；准备去北京的人想，上海好，给人带路都能挣钱。于是去北京的人改道去上海，去上海的人改道去北京。去北京的人发现北京果然好，银行大厅的矿泉水可以白喝、大商场里还有欢迎品尝免费的点心，捡破烂还能挣钱。去上海的人发现，上海是一个遍地黄金的城市，带路、看厕所、弄盆凉水让人洗脸居然能赚钱。他敏锐地观察到上海人喜欢养花，到郊区挖了10袋泥土，冠以 “花盆土”的名义，以一元钱一包的价格兜售，居然一抢而空，当天往返数回，赚到50元钱，成为他淘到的“第一桶金”，激起了他创业的雄心和信心。他开始仔细地研究土的配方和各类花生长的营养需要，渐渐地，他的“花盆土”名气越来越大，生意越来越好，不久，他在上海拥有了自己的事业。几年后，去上海的人成了老板，去北京的人成了乞丐，观念的差异，导致两人不同的命运。三是经商胆识独特。一位老太太，从没有上过学，不会讲普通话，也没学过经商，请人写了两张纸条，分别装在衣服左右两旁的口袋，一张是“我是浙江平阳人，请你帮我买车票”，一张是“我收购兔毛，XX钱一斤”，凭着这两张纸条，老太太做出了许多年轻汉子都不敢做的事，走遍了大半个中国，赚到几十万元。四是以小钱赚大钱。小商品创造大市场是浙江人赚钱的秘诀，起初他们经营螺丝钉、矿灯、纽扣、眼镜、打火机、剃须刀、小五金等商品经济的“针头线脑”， 当淘到“第一桶金”后，他们以敏锐的眼光寻找商机，大胆投入，自己做老板。为积累原始资本，他们不惧远走他乡，在我很小的时候，浙江商人就来到绿春的村村寨寨，手摇拨浪鼓，用鸡毛换糖，岁月流逝，但他们弹棉花“铮、铮铮、铮”的声音永远回荡在我们的耳旁。
二、最想赚钱。一是赚钱欲望强烈。假若有一个外星人来到中国，北京人想研究他的特点，上海人想办展览，广东人问能不能吃，浙江人问外星上有什么生意。如此强烈的赚钱欲望是浙江人成功的第一要素，没有一个浙江人会试图掩饰他们血液里始终涌动着的发财欲望。不赚钱，毋宁死，这是浙江人的财富逻辑。浙江人个个想创业，人人想赚钱，有强烈的老板情结。打工的青年，下班以后，一定要脱下工作服，不想让人知道打工的身份，在积累了一定的资本和经验后，他们就开始自己创业。他们成为富人的野心特别大，宁为鸡头，不做凤尾，认为贫穷比50种灾难还要惨重，强烈的赚钱愿望，使他们很乐意从事一般人不愿意从事的如补鞋、弹棉花、下苦力等工作。二是对金钱有特殊的理解。中国人对钱的态度是很微妙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但心里又认同“有钱能使鬼推磨”的观念，没钱时幻想财源滚滚，想赚钱又羞羞答答，赚了钱则遮遮掩掩。浙商对钱有特殊的理解，没有为富不仁或为仁不富，对钱的渴望路人皆知，从不讳言对金钱的热爱，认为有钱才能过好日子。威力打火机集团的老板徐勇水面对“你创业成功的动力是什么时”，他回答“为了赚钱，为了过上好日子。”因为他们对金钱本质把握准确，所以钱挣得干干净净、大大方方、堂堂正正。三是勇于抓住商机。他们钱商很高，极具赚钱、花钱的智慧，他们知道什么时候一掷千金，什么时候一毛不拔。一旦看准商机，敢于在创业或关键时刻孤注一掷。他们认为投资像大江截流，只有一次性地投入大量土石方，才能截流成功而筑起高坝；如果少量慢慢地抛投石料，很容易被水冲走，反而是浪费。如果一个年轻人赚了10万，他会再去借10万，办一个自己的企业。穷人最缺少的是成为富人的野心，温州有个陈先生，贷款20万到上海开一家小小的美容院，现在拥有30多家美容院、生物制药厂、化妆品厂以及职业培训学校，并在全国建立了300多家连锁加盟店，个人资产超过亿元。他说；“梦想有多大，事业就有多大。”人类社会的发展史证明，金钱对个人和社会是极为重要的，它使人们能够从事许多有意义的活动，个人在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在对他人和社会做着贡献。美国作家希克斯在《职业外创收术》一书中说，金钱在十二个方面可以使人们生活得更美好：物质财富、娱乐、教育、旅游、医疗、退休后经济保障、朋友、给你更强的信心、更充分地享受生活、更自由地展示自我、满足更大的成就感、更好地从事公益事业。无须讳言，在现实生活中，金钱可以买很多东西，而且80%的人生目标都可以通过金钱来实现。只要不违法犯罪，有了金钱的人生肯定是成功的人生。人只要不过分沉溺于金钱，不被金钱所左右，那么，追求金钱、崇尚金钱应该是一种优良的品质，一种崇高的信念，也是最终能够赚到钱的最好保证。
三、最会做人。会做人凡事可为，浙江人是天生的商人，在做人上更是无可挑剔，小生意靠智慧，大生意靠做人。想赚钱先做人，赚钱要凭真本事，所有的真本事最终都落脚到做人上。经商讲的是利润，不追求利润的商人是不成功的商人。但要做成大生意，首先要做好人。无商不奸，但浙江人的“奸”是对事对钱不对人。做人是一切事情的基础，会做人各种资源就慢慢地积累起来；不会做人，拥有的资源会慢慢丧失。浙江人都是先做人，后做生意，赚钱不是他们的唯一目的，做事才是他们真正的目的。赚钱和做人做事的关系，是一心想赚钱还是一心想做事，值得我们深入地思考。我认为如果一心只想钱，永远都赚不了钱；如果一心只想做事，就会积累很多人文资源，赢得人气，给你带来滚滚财源。浙商最会做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讲诚信。诚信是为人处世之本，是创业之本，不讲诚信，可能会赢得一时之益，但终究会失长久之利。“诚”就是待人真诚，童叟无欺；“信”就是信守承诺，言必行，行必果。张文荣是上海亚龙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浙江人吃苦耐劳的精神和脚踏实地的作风，在他的身上得到最好的演绎。创业不久，由他投资开发的位于浦东地区的四星级酒店公寓面向市场发售，每平方米可卖到8000元，但他坚持只卖7000元。这一举动招来小股东的责怪，但他不以为然。张文荣表示，只售价7000元每平方米，五六天就销售一空，资金早回笼，便可投入下一个项目。更重要的是，在保证足够利润的基础上，向广大消费者和市场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公司的房子质量好而价不贵，为集团未来房产经营做了免费广告。他说“赚钱不要赚到尽”，反映了商人难能可贵的平和心态。今天，张文荣的公司拥有资产12亿。浙江商人重信誉，追求个人信用价值，而信用则靠个体在生活中日积月累。西方有句谚语，银行从不轻易借钱给从未向银行借过钱的人，有一个老板为了树立个人信用，在资金充裕时向银行贷款，贷款分文未用，只是按期还款。几年后，他经营规模扩大需要资金时，因有良好的信誉记录，他向银行借款易如反掌。在浙江，有的老板到银行贷款不需要办理担保抵押手续，签名就行，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授信额度达2亿元。
以德经商。古书上说，“德者，得也。”有道德就会得到。霸力集团总裁王跃进认为，“企业与做人一样，做人应重在品德，做产品应重在质量”。德商是指一个人的德性水平和道德人格品质，具体内容包括体贴、尊重、容忍、宽恕、负责、平和、忠诚、礼貌、幽默等各种美德。一个德商高的商人，一定会受到信任和尊敬，自然就会拥有更多成功机会。台湾1000大企业用人调查显示：54.9%企业主用人最先考虑的是德性。浙江商人注重德商，乐于从事公益事业，积极回报社会。
脚踏实地是正道。浙江人对金钱的认识是务实的，为人处世也是务实的，把务实当作人间正道。他们始终把赚钱看作是一种正常的生存手段，既没有爱财如命的贪欲，更没有想赚钱又羞羞答答、畏畏缩缩的虚伪，而是清清白白做人，踏踏实实干事，认认真真赚钱。是否做某项生意，他们既不看领导讲了没有，也不看别人做过没有，只看实践需不需要，实际中能不能行得通。只要实践需要、实际中行得通、法律明文没有禁止的生意，他们都会千方百计地去做。比如农民进不了城，他们就建农民城；国家银行不给贷款，他们就自己创办信用社。分散的家庭经济在市场大潮中难以奏效，他们就创造了股份制。浙商思维灵活多变，不从教条出发而从实际出发，敢闯敢试敢为天下行。他们不空谈，不幻想，不怨天尤人。国家投资少，就自己建设；没有资金就生产眼镜、打火机、纽扣等小商品。他们面对现实，不讲大话空话，实实在在地求发展。他们的务实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四、最能吃苦。中国自古就把经商视为贱业，“士农工商”商业排在最后。新中国成立后，对各职业的排序是“工农兵学商”，“商”依然排在最后。中国人以谈商为羞耻。浙江商人很早就突破了中国的面子观，突破了经商的心理障碍，不以经商为耻辱。早在20世纪80年代，他们就肩挑着担子，穿行于全国各个城市的大街小巷，用当地人听不懂的噪音吆喝着做修修补补的小生意：弹棉花、修鞋……不少人看不起他们，觉得修一双鞋赚几毛钱没出息，甚至连农民都认为他们干的是很下贱的活。但他们不以为然，默默无言地承受着世俗的眼光，踏踏实实地赚钱，等到讥笑他们的人醒悟过来，浙江人己完成了原始资本的积累。他们敢于背井离乡，经常一个人背着背包出去创业，通过千辛万苦、千山万水、千难万险去做别人做不成的事。在浙江商人的眼里，皮肉之苦不算苦，最苦的是人格之苦，在他们发达之前，很少有人看得起，甚至遭受侮辱。英雄不问出身，大约90%的浙江民营企业精英，出身贫寒。万向集团董事会主席鲁冠球是打铁出身；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本是修鞋匠；横店集团董事长徐文荣出身农民；奥克斯集团董事长郑坚江原本是汽车修理工；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曾是打工仔；正大青春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冯根生最初是个小学徒。著名的经济学家吴敬琏说：“浙江是一个具有炽烈企业家精神的地方，浙江商人既聪明又肯吃苦，敢冒风险，敢为人先，最让人佩服。”他们有“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的吃苦耐劳精神，有“有机会就抓住机会，没有机会就创造机会”的市场眼光，有“一有土壤就发芽，给点阳光就灿烂”的生存能力，做别人不愿做的事，吃别人不能吃的苦，忍受别人无法忍受的事，最终赚到别人不能赚到的钱。梅花香自苦寒来，宝剑锋从磨砺出，他们在强烈的创业欲望的驱动下，吃大苦，耐大劳，经历磨难，百折不挠，创造了辉煌的业绩
五、最为团结。“人”字是一撇一捺组成，相互支撑，表明人要互相依靠。构建和谐社会是当代中国的主旋律。“和”是由“禾”与“口”组成，意思是每个人都有饭吃；“谐”是由“讠”与“皆”组成，意思是每个人都有发言权。“和谐”的本质就是人人都有经济、政治待遇。浙江人深入地领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并巧妙贯穿于经商实践。他们有钱大家赚，抱团打天下，从不吃独食。在外经商只要站住脚，就一人带一家，一家带一姓，一姓带一村，一村带一镇，一镇带一县，进而形成规模大、协作好、分工细、效率高、竞争力强的网络经济，散居在全国各地的浙商，哪怕只有三个人在一起，也能团结互助，共同赚钱。他们认为“团结就是力量”的法则同样适用于商场，抱团打天下相对于单打独斗的优势在于凝聚力更强，可以把市场经营的风险降低到最少限度。他们以亲情、血缘、老乡等为纽带，联接成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的团体。浙江经济是地瓜生意，根系深入到全国甚至全世界吸取营养，把自己做大做强。浙商到外地寻找商机，如果找到的商机不是自己生意范围，就会通知家乡的协会、商会，让更适合的同伴及时来做这项生意。浙商抱团打天下的重要载体是协会、商会，团结的力量也来自协会、商会，他们都很热爱自己的协会、商会，我县哈尼服饰协会成立，他们踊跃交纳会费就是一个明证。在浙江，商会、协会是知名度最高、最有面子的经济中介组织，很多人印名片都把董事长、总经理的头衔摆在最上方，而浙江的企业老板愿意把所在商会的职务放在最显著的位置上。温州人认为，最大的领导是温州总商会会长。商会是浙商群团打天下的利器，是行业代言人，政府管不了的商会管，企业办不了的商会办，商会与各国都有交往。2006年，在米兰举办的眼镜展会上，温州商会组团参展，80多个展位被安排在最好的位置，一举拿到4000万美元的订单，让同去参展的江苏人很羡慕，希望下次能够编入温州展团。浙江商会规定：哪个地方的人来，就由哪个地方的会员负责接待，如果遇到破产而身无分文的老乡，商会就会安排吃住，送路费让他回家。或者出主意、想办法、借钱让他东山再起。浙江商人陈敏说：“去当会长，除了种种公众和企业的利益外，我个人也在追求一种成就感。我总觉得我不仅能带动一个企业，还能带动一个行业。”人们从管理学的角度对大雁进行研究表明：大雁有很强的团体意识，领头雁拍打翅膀是为后面的大雁创造上升的气流；后面的大雁发出鸣叫，是为激励前方的伙伴，这种团队合作的成果能使飞行效率增加70%。如果一只大雁负伤或不幸被猎人击中，会有两只大雁离群帮助它飞到安全的地方，直到它伤口愈合后一起飞或者死后才离开，这些对我们应该有很大的启发。
“浙东学术”之所以倍受瞩目，在于它出了许多一流的学人。自东汉以来，浙东出了不少全国知名的、走在时代最前沿的一流学人，如王充（27－97？）、吕祖谦、陈亮、叶适、王阳明、朱舜水（1600－1682）、黄宗羲、章学诚、章太炎（1869－1936）、鲁迅、蔡元培等。正如有的学者所言：“从南宋开始，越在全中国思想、文化、教育领域常常处于领先地位。从理学到心学，到民主启蒙思想，到研究西学，到介绍马克思主义，越都有杰出代表。”特别是它出了全国一流的浙东学派。浙东学派是中国最有名的、地域性的学术流派。30年代的何炳松（1890－1946）说：“著者的愚见以为在我国学术史上要以浙东学派为最有光彩。”浙东学派，不仅仅是浙东地方的，它也是中国的，按照现在时髦的企业命名法，它的前面应冠以 “中国”二字，称“中国浙东学派”。浙东学术是中国学术的精华，“要研究中国学术思想史，必须研究浙东学术史”。浙东是一块不起眼的小地方，然而浙东籍学人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成就却是非常了不起的。浙东学术，不仅是民间的，而且是先进的。浙东学术是中国学术的精华。明清中国学术史上的几个坐标点，都是浙东学人开创的。国家思想对现状是维护的，民间学术对现状是批判的，浙东学术的特征就在于批判性。浙东学术的魅力就在于它时常处于时代最前沿位置。浙东学术代表了当时人类思维的最高成果，这种成果符合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它虽也有地域性名词，但影响却是全国性的。浙东学术，不仅在国内占显要位置，而且在国外，尤其是在东亚的日本、朝鲜，都有很大的影响。在历史上，中国是东亚大国，而日本、朝鲜则是毗邻的小国，同属汉文化圈。中国是先进国家，而日本、朝鲜则是落后的国家。文化的影响，总是遵循先进影响落后、落后靠拢先进的规律。所以，历史上的中国文化对日本、朝鲜有着巨大影响力。浙东学术对东亚的影响，正是发生在这种背景下的。
第二，有富有活力的宁波商帮文化。宁波商人善于随时代前进而前进。宁波人经商的历史很早，起码在明末，已开始出名。在当时的首都北京，宁波商人控制着北京的中药业、成衣业、钱庄业等行业。近代以后，他们又凭沙船业、钱庄业等，挤身中外贸易。明清时候的十大商帮，发展到20世纪初，有九大商帮淘汰出局，唯独留下了宁波帮，并一直薪火相传，成为浙商的主干力量。“宁波帮”曾是中国近代史上影响力最大的商帮之一，“无宁不成市”的说法充分形容了他们的地位。在中外贸易中，宁波商人较早地接受了西方近代工业文明，从而成为中国第一个近代化商帮，涌现出包玉刚、董浩云（1912－1982）、邵逸夫、王宽诚、陈廷骅（1920－）、厉树雄等名闻中外的巨商。宁波帮所具有的开放心态、合作精神、创新意识、诚信务实等人文精神，支撑着宁波帮一直走在时代的前沿。中国号称有“十大商帮”，宁波帮最晚出，也最有生命力，影响也最大。
浙商通论可以写经商论文：经商也是要用脑子的，极端地需要知识的，一个文盲是做不好生意的。没有头脑的人只懂得“投得越多，赚得越多”，却不知后面还有“损失得越多”这么一句。而且更糟糕的是：没有知识的话，哪一天被骗了你都不知道。那经济损失是惨不忍睹的！
历来中国是重文，然后是学而优则仕。书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书是社会文化的结晶。读书，可以彻悟人生道理；读书，可以洞晓世事沧桑；读书，可以广济天下民众。如果我们不多读书，哪来的知识基础去经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