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丰田汽车召回谈汽车消费者权益的保护
关键词: 三包；汽车缺陷；召回； 维权
内容提要: 丰田汽车由于刹车装置存在质量问题在全球范围发规模召回，但其在美国和中国对待消费者的召回方案却大相径庭。其原因是有些观点对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称《消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以下《质量法》）的不当理解；但同时我国相关法律也确实存在不够清晰明确的问题，而对法律法规的曲解导致了丰田公司对我国消费者采取区别对待的召回方案。本文试图纠正公众对我国相关法律的误读、梳理我国现行法律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
一、丰田汽车在美国召回的方案及受到处罚
丰田汽车2009年底由于加速踏板存在缺陷在美国召回430万辆不同种类的车型。按照美国联邦法律，汽车制造商如确定车辆存在安全缺陷，必须在5天内告知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局并迅速采取召回行动。由于丰田公司未能及时通知美国政府有关汽车缺陷，并采取召回措施，美国交通部于2010年3月5日宣布拟对丰田汽车公司处以超过1600万美元的最高罚款。这将是美国政府向汽车制造商开出的有史以来的最大的一笔民事罚款。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局已于2月16日要求丰田公司上交与大规模召回相关的文件，包括产品数据、客户投诉等信息，以期查明丰田公司在知晓车辆存在安全缺陷后多久才宣布召回。
美国丰田汽车销售公司与美国检察部门研究后，决定对受召回事件影响的美国所有丰田和雷克萨斯车主提供额外服务。此项额外服务主要针对担心汽车送往维修前行驶安全的丰田车主，其中包括为车主提供经济赔偿。这样的赔偿在美国有着严格的法律依据，根据《美国法典》第49编第301章中对于“缺陷与违规赔偿”中的“赔偿方式”的规定，如果机动车或配件存在缺陷，可供制造商选择的赔偿方式包括修理机动车、以等价机动车更换、减去合理折旧退车等。“制造商赔偿规划”条款规定，机动车制造商应该赔偿购买者在修理、更换、退车等合理期间内带来的成本。
二、浙江省工商局依据地方性法规要求丰田汽车公司公平对待浙江的汽车消费者
丰田中国公司在我国境内实施了召回。而在我国，丰田公司给出了与美国不同的召回方案，我国丰田车主只能自驾缺陷汽车至4S店去完成召回。而由此产生的相关应交通费用及经济补偿，丰田公司以我国法律没有相关规定为由拒绝赔付。
丰田公司对中美两国消费者提供不同的召回服务，引起了我国丰田车主的普遍不满。浙江省工商局在3月14日发布了《丰田召回事件浙江消费维权措施通报》，后与丰田公司管理人员进行沟通，要求丰田公司对消费者因此召回造成的损失予以赔偿。经过浙江工商局释法明理，丰田公司作出承诺对我国浙江地区消费者实行补偿措施，但两天后，丰田公司高管出尔反尔，表示丰田公司仅提供免费三选一服务，不向消费者提供补偿。在浙江工商局要求丰田履行承诺下。丰田公司了最终向浙江部分消费者提供了每人约三百元人民币的补偿。
在此次丰田汽车召回事件中，浙江的消费者得到了丰田公司的赔偿，是根据浙江省的地方性法规。《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办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对实行“三包”的大件商品，应当由经营者负责修理、更换、退货的，经营者应当上门服务或者负责运送；经营者要求消费者运送的，经营者应当承担运输费、误工费、差旅费等合理费用。”而2000年出台的《浙江“三包”商品目录》则进一步明确规定，汽车属于实行包修、包换、包退的商品，其三包期限为“一年或1.5万公里”。浙江省是目前唯一的将汽车纳入三包规定的省份。
三、正确解读和适用《消法》第45条及《质量法》第41条
1、《消法》第45条明确规定了经营者的三包义务
有人认为浙江消费者之所以能够获得丰田公司赔偿，原因在于浙江的地方性法规对汽车产品有三包规定。而我国法律、行政法规对汽车并没有明确的三包规定，其他地方也没有汽车三包的地方性法规，因此我国其他地区的消费者就无法要求丰田公司对损失进行赔偿。事实上，这是对我国法律的误读。《消法》第45条完全可以作为相关法律依据，解决召回赔偿问题。该法第45条规定：“对国家规定或者经营者与消费者约定包修、包换、包退的商品，经营者应当负责修理、更换或者退货。在保修期内两次修理仍不能正常使用的，经营者应当负责更换或者退货。对包修、包换、包退的大件商品，消费者要求经营者修理、更换、退货的，经营者应当承担运输等合理费用。”，根据该规定，产品三包分为国家规定三包和经营者与消费者双方约定三包。尽管汽车并未没有国家规定的三包，但通常经营者都会与消费者约定在一定期间内进行免费修理，丰田公司与消费者约定两年或5万公里内实行免费修理。该约定虽然未完整涵盖“包修、包换、包退”等三包服务，但明确约定了经营者的包修义务。而《消法》中对三包的规定是并列的，而非递进关系。事实上，三者都是售后服务的一种方式，并不互为条件。也就是说虽然经营者与消费者仅约定了包修，但也是经营者与消费者双方对三包的一种约定。众所皆知汽车是大件商品。对包修的大件商品，消费者要求经营者修理的，经营者应当承担运输等合理费用。这是法律明确规定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丰田等汽车厂家与消费者都有一定期限内包修的约定，因此约定的三包也可以适用《消法》的相关条款，经营者在其约定的三包期限内应对消费者承担相应的责任。
2、因为降低成本，缩短研发时间而导致的产品缺陷不能适用《质量法》第41条的免责规定
有观点认为缺陷产品召回不适用民事赔偿制度，根据是《质量法》第41条。事实上这种理解也是对这一条款的曲解。根据《质量法》第41条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缺陷产品以外的其他财产（以下简称他人财产）损害的，生产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生产者能够证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承担赔偿责任：（一）未将产品投入流通的；（二）产品投入流通时，引起损害的缺陷尚不存在的；（三）将产品投入流通时的科学技术水平尚不能发现缺陷的存在的。”笔者认为，只有当今科学技术水平不能发现缺陷存在的，生产者才可以免责。对丰田汽车出现的缺陷不能适用免责条款。第一，并不是所有汽车品牌都存在刹车加速的问题；其次，就丰田汽车来说，也并不是所有车型都存在刹车加速的问题，第三，对于汽车生产者为了竞争而加快新产品的上市，缩短了新产品的研发时间或为降低生产成本，而导致产品的安全出现缺陷的，不能以科学技术水平尚不能发现缺陷的存在而免责。从以上三点结合现现今汽车技术水平及丰田发展的情况来看，丰田汽车的缺陷不能援引产品质量法第41条的规定而免责。四、没有汽车三包的国家规定，《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法律层级低、对违法经营者处罚轻，相关法律、法规对缺陷汽车产品召回只有原则性的规定，相关法律法规需要进一步完善
1、没有汽车三包的国家规定
1986年，国家经贸委等8部委颁布了《部分国产家用电器“三包”规定》，从此“三包”规定成为我国保护消费者权益的重要行政性规章，并逐步为消费者所认同。1995年，国家经贸委、国家技术监督局、国家工商局、财政部联合发布了《部分商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该规定采用了“三包”的运作机制，又兼顾了生产者、销售者、维修者三方的利益，并将“三包”的商品范围从6种扩大到18种，明确了“谁销售、谁负责”的原则，强化了销售者对所销售产品的质量责任，而且写明了消费者申诉的途径。但同时该规定列明实行三包的商品目录。在该目录中中并不包括汽车，在以后，相继出台了电脑三包、手机三包等国家规定，汽车产品一直没有国家规定的三包。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汽车消费在我国越来越普遍。2009年我国汽车销量达到1364.48万辆，首次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汽车保有量巨大，消费者遭遇的汽车质量问题也会越来越普遍，迫切需要汽车三包相关法律的出台，帮助车主维权。但汽车三包规定在我国虽经多方呼吁，却因种种原因始终无法出台。汽车消费者的利益无法得到保障。丰田召回事件让我们看到应加快汽车三包的国家规定的出台。
2、《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法律层级较底，对违规者处罚轻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由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商务部、海关总署联合制定，并于2004年10月1日起开始实施。
由于该规定属于部门规章，处罚力度偏轻。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第四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主管部门可责令制造商重新召回，通报批评，并由质量监督检验检疫部门处以10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一)制造商故意隐瞒缺陷的严重性的；(二)试图利用本规定的缺陷汽车产品主动召回程序，规避主管部门监督的；(三)由于制造商的过错致使召回缺陷产品未达到预期目的，造成损害再度发生的。从中可以看出，对于汽车制造商故意隐瞒缺陷的，最高罚款额度仅为三万元。相对于汽车产品的高额利润和汽车召回的高昂成本，制造商完全有可能因违法成本低而超越法律底线。
3、《质量法》对缺陷产品的免责条款的规定容易被经营者滥用
《质量法》也是缺陷产品召回制度的立法重要依据。但根据《质量法》第46条规定：“本法所称缺陷，是指产品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产品有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是指不符合该标准。”该法对缺陷产品的免责条款规定过于宽泛。由于其它原因导致产品缺陷很容易被经营者以科学技术不能发现的缺陷为借口而不承担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4、《消法》关于召回的条款过于原则且没有相应的处罚规定。
《消法》也是建立缺陷产品召回制度的立法依据之一。根据《消法》第18条规定：“经营者应当保证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对可能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商品和服务，应当向消费者作出真实的说明和明确的警示，并说明和标明正确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方法以及防止危害发生的方法。经营者发现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存在严重缺陷，即使正确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仍然可能对人身、财产安全造成危害的，应当立即向有关行政部门报告和告知消费者，并采取防止危害发生的措施。”该条款是建立缺陷产品召回制度的立法依据之一，但在《消法》的“法律责任”一章中，没有规定经营者违反第18条应负的法律责任，这对于蓄意违反规定的经营者来说毫无震慑力。
五、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及制度的建议
我国应借鉴美国柠檬法的相关规定，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法律法规，切实保障我国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首先，尽快出台汽车三包法规
随着我国汽车销量的逐年上升，消费者可能要面对的汽车质量纠纷将会更加频繁。我国可以借鉴美国柠檬法的相关规定，尽早出台汽车三包规定有助于消费者在维权时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这一规定应该包括：车辆7日内可退、15日可换，在包修期内，主要部件因同一问题维修三次仍然不能正常使用的可换车等等，这样的三包法规的出台将能解决多年来一直困扰汽车消费者的大量投诉。
其次，提升召回规定的层级，加大行政监管和处罚力度
我国虽然已经有《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但由于该规定仅是部门规章，层级较低；且囿于《行政处罚法法》及《国务院关于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通知》的相关规定，其所能设定的最高额罚款仅为三万元。罚款数额偏低不足以震慑汽车生产商，因此建议相关部门进行调研并将该规定上升为法律或行政法规。加大对违法、违规的制造商、进口商、销售商等的处罚力度，根据具体违法情形的主观过错、严重程度、涉及产品的数量、销售价格等，确定处罚。明确召回的汽车生产者对车主的补偿机制。对于同样的缺陷问题，召回的方式应该一样，要公平地对待缺陷汽车的消费者，缺陷汽车的生产者要对因汽车召回造成误工、误时、交通费等合理费用的汽车消费者进行合理补偿、赔偿。国家要对汽车召回进行全程监管，使召回制度得以有效实施
第三，《消法》在修订时，笔者有如下建议：
一、应该明确不以价值大小作为认定消费品的标准，应将房屋、汽车等相对价值较大的产品纳入到《消法》的适用范围内。
二、在该法中加入缺陷产品召回听证、处罚制度，明确相应的惩罚措施，并着重要求其具有可操作性。
三、对于第45条，笔者认为应该修改为对实行三包的商品，经营者应当承担运输等合理费用。而不区分所谓的大件商品或一般商品。
四，要增设惩罚性条款
尽管将要实施的《侵权责任法》第47条明确规定了对缺陷产品造成损害的惩罚性赔偿，但《消法》在修订时仍应明确引入，并增强惩罚性赔偿的可操作性。
五、赋予消费者保护组织诉讼的主体地位。
在丰田汽车召回事件中，丰田公司向中美两国消费者提供的召回服务差别很大。丰田公司对待同一件事，却有不同的解决方案，这对我国的丰田车用户非常不公平。但我国丰田车用户单独向法院提起诉讼，维权成本将会非常高。如果赋予消费者保护组织可以自己的名义代表不特定多数的消费者起诉，可以更充分地发挥消费者保护组织的作用。针对当前消费者维权难的现状，可以考虑创设以消费者保护组织为主导的公益诉讼，赋予消费者保护组织诉讼主体地位。当面对不特定多数消费者利益受损时，消费者保护组织作为诉讼主体代表众多消费者诉讼能够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利益。
通过丰田汽车召回事件，可以看到我国相关法律的不足之处。笔者希望通过本文的写作，可以达到抛砖引玉的目的，能够推动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相关法律的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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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汽车工业的迅猛发展,很多国产车开始逐渐走出国门。在出口到其他国家之前,生产企业必须使自己的汽车产品满足目的国对产品提出的法规要求。通过分析欧盟体系法规（EEC/EC,ECE）与我国汽车标准法规的差异,总结了M1类车出口到这些国家所必须完成的项目,以及车辆必须达到的相应技术水平,以供国内汽车企业参考。概述汽车产品(整车及零部件)法制管理的核心是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令(如:交通安全法、标准化法、质量法)制定汽车技术法规(既强制性标准)并授权有关部门执行汽车产品型式认证制度的方式予以强制实施,使车辆达到安全、环保、节能及可靠性的要求。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竞争力分析 [2010-04-29 03:35]
新能源汽车是指采用非常规车用燃料作为动力来源(或使用常规车用燃料、采用新型车载动力装置),综合车辆的动力控制和驱动方面的先进技术,形成的技术原理先进、具有新技术、新结构的汽车。新能源汽车包括混合动力汽车、纯电动汽车(BEV,包括太阳能汽车)、燃料电池电动汽车(FCEV)、氢发动机汽车、其他新能源(如高效储能器)汽车等。在能源紧缺,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的今天,新能源汽车已成为汽车产业未来发展的趋势。
一、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现状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始于21世纪初。经过“十五”、“十一五”的努力,中国新能源汽车研发能力由弱变强,实现了电动汽车自主创新和技术集成,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产业布局。但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仍面临着不容忽视的瓶颈问题:
一是新能源汽车整车集成开发和产业化技术方面有待提高;混合动力汽车发动机技术、自动变速箱技术有自主产权的不多;纯电动汽车和燃料电池汽车在发展中还面临动力蓄电池、电机控制器、燃料电池发动机等零部件上的技术挑战。
二是市场推广有一定难度。新能源汽车虽然清洁,但面临着产品可靠性、稳定性、成本高等方面的问题。
三是配套设施建设缓慢,严重制约着产业发展。纯电动汽车、可充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和燃料电池汽车在应用中面临着充电、加氢困难的问题。
二、基于“钻石模型”的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要素分析
(一)“钻石模型”简介
哈佛大学商学院迈克尔·波特提出了著名的“钻石”理论模型和相应的分析框架。波特认为,一国的特定产业是否具有国际竞争力主要取决于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及支持产业,企业战略、结构和竞争四个关键要素。这四个要素具有双向作用,形成“钻石”体系,在四大要素之外还存在两大变数——机会和政府。机会是无法控制的,政府政策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钻石”模型为我们分析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竞争力的形成与保持,提供了重要的方法。
(二)影响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竞争力的因素
1、生产要素。波特将生产要素分为初级要素和高级要素。初级要素是指一个国家先天拥有的天然资源、非技术工人、资金等;高级要素通常是人力创造出来的,包括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力、技术、科研机构等。新能源汽车产业作为先进制造业,对先进技术和人力资源的依赖性很强。同时,作为新兴产业,其发展离不开配套的基础设施建设。
2、需求条件。波特认为,国内需求是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原动力,良好的需求条件能够迅速促进产业规模化,达到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最终目的。对新能源汽车产业来说,强劲的需求有利于加快市场推广和产业化发展的速度。
3、相关及支持性产业。任何产业竞争优势的形成都离不开相关及支持性产业。对新能源汽车来说,动力系统的转型将强烈依赖电池技术的突破,因此新型电池技术产业已成为新能源汽车产业最重要的支持产业。
4、企业战略、结构及竞争。面对国家同时推进混合动力汽车、纯电动汽车和燃料电池汽车的局面,国内企业在技术路线的选择上迷失了方向,缺乏清晰的近期、中远期发展规划。波特指出,强有力的国内竞争对手普遍存在于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中。激烈有效的竞争可以促进发明创造、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增强国际竞争力。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内部竞争主要体现在国内汽车企业与跨国汽车企业的竞争上。
5、机会。波特指出,机会可以打破原来的竞争状态,提供新的竞争空间,落后国家可以借此获得竞争优势。同时他认为,基础科技的发明创造;传统技术出现断层;外因导致生产成本突然提高(如石油危机);金融市场的重大变化等都可以给企业带来机会。
6、政府。波特认为,政府对一国某产业是否具有竞争力有着重要影响。政府可以通过制定相关政策,刺激“钻石”体系的四个关键要素,来影响该国的产业竞争力。
三、提升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竞争力的对策
针对制约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因素,本文给出如下对策:
(一)加快基础设施建设
基础设施建设应以政府投资为主,多方共同参与。政府应重点建设一批企业无法承担的项目,如公用充电站、能源补充站、维修设施、交通配套设施等。天然气总公司和石化企业可以参与兴建一批加气站来服务燃气车辆,电网公司可以在自己的低压电网上建立公用充电站系统。
(二)积极扩大内需,提高消费者成熟度
促进新能源汽车消费的关键是降低生产成本和使用成本。企业和相关科研单位应加快技术研发的步伐,在技术上最大限度地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质量。政府应对新能源汽车的研发与生产给予财税支持,出台针对普通消费者的优惠政策,如减免车辆购置费、提供补贴等,来降低新能源汽车的使用成本。同时,要进一步调整燃油税政策,提高传统汽车的持续性支出。另外,政府还要加大宣传教育力度,提高整个社会的环保意识,培育崇尚购买、使用新能源汽车的文化,扩大新能源汽车用户基础。
(三)加大研发力度、掌握核心技术
在新能源汽车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发展的初期,政府要起到主导作用,通过整合国内科技和资金资源,确定关键技术领域,与企业、研究机构共同推动关键技术研发。要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保护企业相关权益。在支持自主创新的前提下,鼓励企业到海外注册专利和购买外国专利,增加产品的技术创新和竞争力。此外还要加快建立国家技术标准体系,以建立和维护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竞争优势。
(四)以市场为导向、明确阶段性战略重点
中国的新能源汽车研发应借鉴国际经验,以市场为导向,选择战略重点,采取近期开发与中长期发展并重的策略。近期发展柴油机、汽油直喷、汽车轻量化、混合动力等技术,中长期着眼于高水平混合动力、燃料电池及替代燃料汽车的研发。汽车企业要根据自身情况及其所在区域拥有的资源、文化、习俗等条件,因地制宜地研发相应的新能源汽车产品。同时应根据市场形势的变化不断调整、完善企业战略结构及经营策略。
(五)推动产业重组、发展产业集群
为把中国未来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做强、做大,建议国家推动跨国、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的收购与兼并活动,通过资本市场对现有企业实现整合与重组。积极探索中资主导型、外资主导型、中资控股型、外资控股型的新能源汽车发展模式。优化和规范公司治理结构,鼓励中外企业以多种形式的合作创新和创业,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联盟的形成与发展,同时要实施严格的公平竞争与反垄断环节的重组审查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