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即是 方法 论。哲学源自于生活，自然适用于生活。对于哲学与生活之间的关系，一直有很多的论文加以描述。以下是我整理分享的哲学与生活的关系论文的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摘要：哲学，即是方法论。它源自于生活，自然适用于生活。它是一种先进的思想，永不过时。它指导人们由已知的，去了解、认识未知的。它的矛盾囊括宇宙万象，存在于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懂得这些后，就应该把它应用于生活，从而减少生活中少犯错误的次数。哲学一词源出希腊语philosophia，意即爱智慧,爱上智慧，并运用智慧来提高生活质量。
摘要：哲学，生活
哲学就是理论化、系统化了的世界观，是人们对整个世界的根本看法的理论体系，是对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与 总结 。哲学是一门给人智慧，使人聪明的学科，它能指导人们追求美好的幸福的生活。哲学的智慧产生于人类的实践，哲学源于人们对实践的追问和思考，哲学总是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影响着我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哲学是美好生活的向导，是指导人们生活的更好的艺术。
从哲学的任务上看，哲学能在人类生活的路途上点起前行的明灯，指导人们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真正的哲学可以使我们正确看待自然、社会和人生的变化和发展，用睿智的眼光看待生活和实践，正确对待社会进步与个人发展，正确对待进与退、得与失、名与利，从而为生活和实践提供积极有益的指导。由哲学的定义可以知道，哲学是对生活的高度提炼、抽象出来的理论体系。这个世界上的所有哲学观点都是由人提炼出来的，而人都是在生活中成长起来的，所以他们的哲学观点也是生活作用于他们的大脑的主观印象，都是生活的烙印。 哲学是源自于生活的。17、18世纪,当时自然科学的发展揭示了自然界的各种事物都是不同的元素组成的，元素是组成化合物的基本单位，各种元素的分子又可以分解为原子。原子是当时科学所达到的对物质结构最深层次的认识，因而，人们就认为原子就是最小的物质单位，原子的属性就是一切物质形态的不变的属性，各种元素的原子既不能分割，也不能转化。哲学家用这一理论来研究世界的本原于是得出了：物质就是原子，原子就是世界的本质的结论。例如伽森狄和霍尔巴赫，他们关于物质的观点可以概括为：原子是世界的本原，原子及其属性都是不变的，世界上形形色色不同性质的事物和现象，都是原子的结合和分离在空间位置的变化所造成的。哲学家从近代自然科学的成果中研究出了世界的本源，这足以说明哲学是源自于生活的。
哲学的思想是随着生活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例如原子论，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已经有人提出来了。徳谟克尼特是第一个提出原子论的，当然在当时的古希腊并没有近代的科学仪器来发现原子，所以他说的原子并不是现在我们现在经常所提到的原子。徳谟克尼特认为“真正的存在由无数微粒构成，这些微粒在虚空中运动”，而这种物质微粒就是原子。他认为原子是微小的物质粒子，是不可分得;在时间上是永恒存在的;数量上是无限存在的;从空间上说，这无数的原子在虚空中运动着。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科学家发现物理学上的原子，当时的哲学家用这一自然发现来研究世界的本原于是得出了：物质就是原子，原子
就是世界的本质的结论。从古代的原子论到近代的原子论，随着社会生活的不断进步，哲学思想也在不断进步。
哲学对生活具有指导作用。哲学是照亮人们生活路途的明灯，真正的哲学可以使我们正确看待自然、社会和人生的变化和发展，用睿智的眼光看待生活和实践，正确对待社会进步与个人发展，正确对待进与退、得与失、名与利，从而为生活和实践提供积极有益的指导。 我个人认为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能够给我们的生活提供有意义的指导，他提出一下几个观点：第一，幸福是终极目的。他认为只有幸福才有资格称作绝对最后的，我们永远只是为了它本身而选择它，而绝不是为了其他别的什么。第二，幸福是心灵合于完全德性的现实活动。 第三，德行非生于天性。亚里士多德认为德性包括理智的德性和道德的德性：如智慧、理解、明智是理智德行;宽大和节制是道德的德性。第四，要获得幸福，必须奉行中庸之道。第五，幸福是实践的果实。亚里斯多德认为，一个人光有德性还不够，还必须要把德性付诸现实活动。第六，幸福不是一时一事的事，终身幸福才能算作真正的幸福。第七，幸福还需要好的外在条件为助。亚里士多德认为许多高尚的事情，需要朋友、财富、政治权力才能做到，借助这些条件比较容易获得幸福。但是亚里士多德并不赞成以外在的好处作为追求幸福的目的。他强调财富、名誉、门第、闲暇等外在好处并不是幸福的原因。他还明确表达了一种利他主义的道德准则。在他看来，一个真正幸福的人是那种为了朋友和国家尽其所能，在必要时甚至献出生命的人;是抛弃财富、名誉和人们普遍争夺利的利益，保持着自身高尚的人;是宁可要短暂的强烈的快乐，也不要长期的平和的快乐，宁可高尚地生活一年，也不要庸庸碌碌生活多年的快乐的人。
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告诉了我们要在德性的指导下追求幸福，在生活中要通过学习来增长智慧、加深理解、使自己明智，要用德行来调适情感和行为的，因为情感和行为都存在着过度与不及的可能，只有德行才能使情感和行为保持适中。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为人们追求幸福指明了道路，这体现了哲学对生活的指导作用。 哲学与生活密切相关，从哲学与时代的关系上看，哲学反作用于时代，是社会变革的先导。真正的哲学可以通过对社会的弊端、对旧制度和旧思想的批判，更新人的观念，解放人的思想。哲学还可以遇见和知名社会的前进方向，指出社会发展的理想目标，指引人们追求美好的未来，同时能够动员和掌握群众，从而转变为变革社会的巨大物质力量。
现在我们中国遵循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它是以往哲学和科学发展的思想结晶，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人生的根本指南，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发挥哲学的思想库作用，有利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有利于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胜利。
参考文献：
[1]杨敏姣,万小龙.伽利略的原子论思想——近代科学革命的形而上学基础[J].自然辩证法通讯,2012,05期
[2]赵敦华.西方哲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89—90
[3]周华.论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5
[4]罗洪铁，徳谟克尼特的原子论[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81,02期
哲学与生活的关系
一 哲学和哲学的基本问题
二 哲学源自、适用于生活
三 哲学在生活中的应用
四 结论
一 哲学和哲学的基本问题
哲学就是理论化、系统化了的世界观，是人们对整个世界(包括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的根本看法的理论体系，是对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与总结。
哲学的基本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思维与存在哪个是第一性，哪个是第二性的问题，这是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客观标准。在哲学史上，凡是主张存在第一性，思维第二性的，即认为物质是世界的本源，意识是有物质派生的，是对的，属于唯物主义派别。凡事主张思维第一性，存在第二性的，即认为意识是世界的本源，物质是有意识派生的，是错误的，属于唯心主义派别。
二 哲学源自、适用于生活
由哲学的定义可以知道，哲学是对生活的高度提炼、抽象出来的理论体系。
就拿伏羲氏的《连山》来说，据曾仕强教授的观点：“当年伏羲氏看到了太阳从东边升起，西边落下，就仔细思考啊，通过各种推理假设，虽然不怎么科学，但是是哲学的概括，提炼出了阴阳---太极。一个作用力把太阳拉上去---阳;一个作用力把太阳拉下来---阴。一上一下，一阴一阳，才能是太阳东升西落。上下组合、阴阳组合才能使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万物正常生长繁衍，生生不息”。阴阳融合极为太极，太极---象征着每个正常运行的“小宇宙”，在生活中推而广之，“小宇宙”可以是一个人的心情，喜(阳)和忧(阴)组合才能形成一个正常人的心情(太极);“小宇宙”可以是一个人身体的成长、衰老过程，同化作用(阳)和异化作用(阴)相互作用，使人的身体呈现出成长、衰老的外在形态(太极);“小宇宙”可以是逻辑判断，真(阳)和假(阴)的组合，才会出现精彩的逻辑世界(太极)。“小宇宙”也可以是一对相互作用的力、可以是数学里面的一对互逆运算、可以是一个人的思想、可以是一对恋人、可以是丰富多彩的网络世界(其本质就是0和1)、可以是阶级斗争、可以是敌对国家…你说他是什么他就是什么，因为他是矛盾的统一体。
接下来用“小宇宙”来分析一下人类的繁衍。
精子(阳)和卵细胞(阴)相遇、互动，就形成了受精卵(太极)，“小宇宙”形成，就往下发展，一个受精卵，分裂成两个，两个变四个…最后就形成了婴儿(新太极)。
婴儿体内的同化作用(阳)大于异化作用(阴)，所以婴儿呈现出来的是生长和发育;发展到青年或中年的时候，同化作用基本上等于异化作用，停在生长;人到老年时，异化作用大于同化作用，呈现出衰老，最后死亡。
这个世界上的所以哲学观点都是由人提炼出来的，而人都是在生活中成长起来的，所以他们
的哲学观点也是生活作用于他们的大脑的主观印象，都是生活的烙印。哲学是源自于生活的。
三 哲学在生活中的应用
哲学一词源出希腊语philosophia，意即爱智慧。当你爱上智慧，并懂得运用智慧来提高你的生活质量。本人对生活的体味太浅，加上现阶段的同龄人对恋爱比较感兴趣，所以只能拿生活中的爱情的某一方面来开始说事。
一对恋人是一个“小宇宙”，他们是相互作用的一对矛盾，但都统一于爱情这一主题下。现在大部分的人啊，只要一谈恋爱，都爱分分秒秒，时时刻刻地黏在一起，或者是熬电话粥既影响生活，又影响学习。他们无原则地黏在一起或者太深地介入了对方的生活，本是想与对方亲近，舍不得对方的离去，但实际上他们是适得其反的。我曾在火车上问过一些人，他们都不喜欢熬电话粥，但是迫于形势或者不好向对方说明，他们的感觉是累的。我也见过一对恋人由于没有了私人空间，最后选择了分手。 累的感觉、分手的结果，都是他们不懂得物极必反的哲学思想，要懂得控制矛盾的发展。一旦两个人成为了恋人关系，他们间就少了很多顾虑，为了对方他们可以做某些牺牲，影响了个人生活，最终导致了分手。问题的症结就出在少了顾虑，为了对方可以做出某些影响生活的让步。懂哲学的人大概都知道，这就为事物向相反方向发展提供了条件，潜在的分手结果在孕育着。明智的人就不会那样，他们知道“掉线的风筝是飞不高的”所以他们还是有所顾虑的，而对于自己不想做的事也敢大声地说出来，他们看似无情、不懂恋爱的规则，但是他们的恋爱会更长久，因为他们内心深处没有隐藏疙瘩。物极了，就容易反;两个人异性的关系太好了，好到了恋人关系的程度上来了，这时就容易反、出问题(无顾虑是关系太好造成的)，所以要特别小心，注意控制矛盾互化的条件，从而把握矛盾的发展方向。
大部分人的人生轨迹也是如此。通过不断地努力，获得了一定的社会地位和个人财富，后便开始自翊、飞扬跋扈起来，自以为已获得的社会地位和个人财富是他骄傲的资本，殊不知，正是这些他的个人成就，才使他的人生向反的方向发展，最终跌入人生低谷。 你自翊、飞扬跋扈的时候，是目中无人的，自然就会得罪你身边的人，当然对于忠告你根本听不进去，因为你正被光环所包围，更不用说“吾日三省吾身”、注意个人修养和能力的不断提升。这样，能力被限制了，承担不起大事;关系弄僵了，承担不到大事。很自然，跌入人生低谷。
问题同样是出在“极”了。物极(相对于以前没有获得地位和财富来说)后，必然导致心理变化(正常人来说)，行为变化，反向发展，跌入低谷。我还是那句话，看清事物的本质，控制矛盾互化的条件，把握矛盾的发展方向，才能使你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四 结论
哲学，即是方法论。它源自于生活，自然适用于生活。它是一种先进的思想，永不过时。它指导人们由已知的，去了解、认识未知的。它的矛盾囊括宇宙万象，存在于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懂得这些后，就应该把它应用于生活，从而减少生活中少犯错误的次数。哲学，爱智慧，才会爱生活。
浅谈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生活的关系
【摘要】马克思主义哲学最重要的理论特征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下的世界观与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结论与问题是可以被批判并最终超越的，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科学的方法论这一原则是无法超越的，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思考和研究的方式，其并不会随着内容而改变。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人们生活的关系也是密切而复杂的。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 生活 联系 影响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 文章 编号】2095-3089(2016)11-0033-01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实生活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与恩格斯于上个世纪初期根据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事实基础上，结合了自然科学的成果，吸取了历史上优秀有价值的思想成果而创建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也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现实基础与理论源泉。单纯的理论与概念只是一种抽象的概括，即使这理论与实践是来源于实践的积累。理论如果脱离了现实的实践就会变得空洞而无内涵，当然也就没有了实际的价值。马克思主义是一门实践的科学，不仅在于其理论的论述，同时也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指导思想，这足以体现出其实践的价值与作用。
首先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显著的实践性，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实践为核心的，这既体现在理论的阐述中，也能够在人们生产生活中的历史过程得到验证。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注与实践的，而实践的最直接参与者就是人，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关注的显然即是人的活动。但马克思主义所关注的人的活动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所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强调了的是现实存在的，现实的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的活动。人类的历史源远流长，这段历史的早就则是归功于一代又一代的人的不断付出与劳动，是人们的不断的实践活动创造了历史，创造了社会与文明，纵观人类历史，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实践的唯物主力理论，是以物质为独享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必然会涉及到人类生产生活过程的各个方面。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是一门严肃的实践的理论，但其不局限于理论的研究，其哲学范畴放大了。
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是一门严谨的科学，并且其自称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严谨的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这是一种底层的理论与方法，这一特征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使得其能够适用于人的日常生活，这也恰恰验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因此，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进行研究时，不仅仅需要马克思主义相关的经典理论开始，同时还要充分结合新时代的现象、问题与矛盾，只有不脱离现实的研究与阐释，才能够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得到新的发展。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生活中的应用
通过前文的论述，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是理论，也是科学，同时更是方法，其显著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特性能够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人的生活中得到相当广泛的应用。在我们现实的生活实践中，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生活中会遇到的矛盾与问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等问题。对于生活中问题的复杂性，则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中的理论联系实际和批判性方法，这样能够尽可能的严谨分析复杂问题中的本质现象，从而为做出做正确的决定提供最为正确的支持;而对于问题的多样性来说，则要运用理论联系实践来帮助解决，通常认为，生活中虽然有许多的问题，但是，很多问题都存在一定的联系和相似性，通过对这部分联系与相似性的考量与把握，人们能够将多样的问题归类化简，是的负责多样的问题群类得到简化，更加便于人们的实际生活。
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功能是通过指导人们理想信念体现出来的。可以说，哲学发展的历史即是具有 反思 精神的人类不断向自己提出问题的历史。正是在不断地追问和反思的旅途中人类创造着自己的文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功能也就主要通过给人们提供理想信念体现出来的，但这绝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只能为人们提供有关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马克思主义是建立在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及其趋向基础上的，因此，它在任何时候都更重视实际和行动。但是，由于人们的任何行为和活动都是有意识有目的的，都离不开人们的思想和精神。
第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提高人们的思维能力，为人们的行动提供方法。人们也许永远不可能像技术那样使哲学直接实用，但是，它对于人们精神上的助益已足以使它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哲学的应用，绝不是哲学的庸俗化和功利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对我们进行唯物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 教育 ，使我们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立场和方法，帮助我们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帮助我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提高我们的政治理论素质和思维水平，为我们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确立崇高理想信念打下坚实的基础。
综上所述，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生活中的问题会显著的多样化和复杂化，但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运用则能够提供有力的帮助。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于人们的生活之中并不是简单的提上理论的标签，而是需要充分利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底层性，做出相应的理论支撑与指导作用，这样在我们面对新问题新环境时，能够在生活中获取巨大的帮助;此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也能够在这个时间的过程中得到一定的完善与丰富。
参考文献
[1] 李昕桐. 施密茨身体现象学视域下的马克思感性活动思想[J]. 学术交流，2014(03) .
[2] 罗许成. 马克思对自由的感性活动理解[J]. 浙江社会科学，2013(12) .
生活中哲学小论文
生活中也是有着丰富的哲学知识的，以下是我为大家精心整理的生活中哲学小论文，欢迎大家阅读。
哲学与生活世界的关系如何? 我们常常讲哲学来源于生活世界, 也应该回到生活世界。此种概括无疑是正确的, 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内容。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些内容展示出来, 以便对这个关系的脉络有更为深入的把握。
20世纪50年代, 在西方两位著名的哲学家列奥斯特劳斯和亚历山大科耶夫之间发生了一场争论, 争论是围绕斯特劳斯1948年出版的《论僭政》展开的。
争论的焦点是哲学与社会的关系。按照斯特劳斯的说法, “社会”需要立足于一种共享的信任和信仰, 或立足于习俗、道德和“意见”; 而哲学则是对智慧的探寻, 是对真理的追求, 其本性是“癫狂”的, 必然要求绝对自由, 因此哲学就其本性而言与政治社会是不相容的, [ 1] 哲学与社会势必处于一种紧张、对立、冲突之中。科耶夫基本认同斯特劳斯的上述看法。但一旦涉及到“哲学与社会的冲突能否解决、是否应该解决”的问题, 斯特劳斯与科耶夫产生了严重的分歧。
在斯特劳斯看来, 哲学与社会的冲突不可调和。因为, 如果让哲学妥协并服从于社会的要求, 那么哲学也就不再是哲学, 不再具有哲学的品格; 而如果哲学不妥协, 执意与社会对抗, 结局只能如苏格拉底一般, 被社会“处死”。所以, 为了免于被社会“处死”的命运, 哲学应该尽可能拉开与社会的距离, 以逃避与社会的冲突。逃避的办法就是要做一个好公民或良民: 附和流行的意见, 赞美现行的政治秩序。用斯特劳斯的话说就是, 由“神志癫狂”转向和返回“神志正常”, 返回澄明( sobriety) 与温良(moderation)。
斯特劳斯认为, 所谓返回澄明与温良并不意味着改变哲学的本性, 而只是改变了哲学的表达方式。哲学必须是癫狂的, 否则就不是哲学。作为良民的哲人在“思想”方面与癫狂的哲人没有分别, 但在言论表达上, 作为良民的哲人却谨慎无比。于是作为良民的哲人发明了一种特别的写作方式, 这就是在同一个文本里面用两种语言说话, 传递两种不同的教导: 一套是对社会有用的教导, 即俗白教导( the exoteric teaching) , 另一套则是在政治上有忌讳不宜直言的“真正的教导”, 即隐讳教导( the estoteric teaching)。俗白教导是任何人都能读懂的, 隐讳教导则只有少数训练有素而且仔细阅读的人反复琢磨才能领会的。通过这样一种写作方式, 作为良民的哲人就把“真正的教导”或者“癫狂的思想”限制于少数人, 以免危害社会。斯特劳斯认为, 这样一种写作方式在古典时期就已存在, 但是到了现代却逐渐被“遗忘”了。现代哲学“走火入魔”了, 哲学从一种私人性的纯粹知性追求变成了一种公共政治的武器和工具, 变成了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力和“无比巨大”的力量, 哲学被公共化、大众化、通俗化了[ 3] 。而这恰恰就是现代性的问题之所在。
科耶夫不同意斯特劳斯关于哲学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冲突不可调和的描述, 以及斯特劳斯对哲学本身的理解。他认为, 按照对哲人的定义, 哲学是对智慧的追求, 哲人就是不占有智慧但追求智慧的人。尽管在此点上科耶夫与斯特劳斯是一致的, 但是科耶夫不同意斯特劳斯由此推论出的“哲学生活方式”:按照斯特劳斯的推论, 哲人将把他“所有的时间”都贡献于对智慧的探求, 他因此将不仅放弃世俗的快乐, 甚至将放弃所有行动, 包括直接或间接的政治行为。科耶夫把这种哲学生活称作“伊壁鸠鲁派”哲人所采取的态度或“伊壁鸠鲁式”态度(笔者称之为“伊壁鸠鲁式的哲学生活”)。过这种生活的哲人生活在世界之外, 他退回到自身, 与他人隔离, 对公共生活没有兴趣, 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追求所谓的“真理”。
问题是, “伊壁鸠鲁式的哲学生活”是否哲人应该过的生活? 科耶夫显然并不认同。他认为, 初看起来,“伊壁鸠鲁式的哲学生活”是从哲人或哲学的定义推论出来的, 这似乎没有问题。然而, 如果深入分析就会发现, “伊壁鸠鲁式的哲学生活”是奠基于一个前提之上的, 而这个前提本身就存有疑问。这个前提就是: 一个人必须承认存在在本质上是不变的, 它永远等同于自身, 可以被“完善的理智”完全揭示, 不论这理智在什么地方(国家) 和什么时候(历史), 只要它发挥自己的天赋, 就可以完整地把握存在整体。如果情况真的是这样, 哲人就能够也必须使自己隔离于变化和喧嚣的世界, 生活在一个安静的“花园”里, 那样才能把握永恒不变的本质。但是, 按照历史主义的观点, 存在不是永恒不变的, 它在本质上是暂时的、生成的、自我创造的, 它在时间的流逝过程中不断创造自身。而如果存在是在历史的过程中创造自己(生成) , 那么, 一个人就不能通过使自己与历史隔离来解释和揭示这种创造活动。相反, 为了揭示存在, 哲人必须“介入”历史。同时, “伊壁鸠鲁式的哲人生活”还涉及到一个“很严重”的危险, 即培育偏见, 而这是与哲人的本义相左的。因为哲人就是能够摆脱偏见的人,因此, 想规避偏见的哲人就必须生活在一个广阔的世界里(像苏格拉底那样在“市场”或“街”上) ,他必须走出那个自我的封闭社会, 接触现实, 介入现实, 介入公共生活的历史化过程, 否则迟早都会被抛到事件的后面去, 抛到历史的后面去。
由上述不难看出, 科耶夫的哲学观与斯特劳斯的哲学观是“截然不同”的: 首先, 斯特劳斯认为哲学不应关注人类事务, 科耶夫则恰恰相反。斯特劳斯也认识到了这种差别, 他说:“在科耶夫前提的基础上, 对人类事务的绝对依系变成了哲学理解力的根源: 人必须绝对地呆在他地上的家里, 他必须绝对地是大地上的一个公民——如果并非必须是一个可居住的地上的某一部分的一个公民的话。在古典前提的基础上, 哲学要求一种彻底的对人类事务的疏离: 人绝对不应呆在他地上的家里, 他必须是一个整体的公民。”[ 4] 其次, 虽然科耶夫与斯特劳斯均把哲学看作是一种生活方式, 但科耶夫却并不认为哲学是一种完全个体性、私人性的知性追求。在科耶夫看来, 与政治家一样, 哲人也需要并追求爱和承认,因此他要求哲人应紧跟时代的步伐, 到广阔的社会上去与人交往、交流。再次, 斯特劳斯主张哲学是贵族的、精英的, 而在科耶夫的观念里, 哲学的大门却是敞开的, 随时准备接纳所有那些想“登堂入室”之人。
表面看来, 斯特劳斯与科耶夫的哲学观针锋相对、全然不同, 但在哲学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 两人的差别并没有表面看起来的那么大。比如, 斯特劳斯主张哲人应该远离人类事务, 去追求关于永恒秩序的知识。对此, 科耶夫在其旨在批评斯特劳斯《论僭政》的文章《哲人的政治行动》的开头, 曾经这样评价斯特劳斯的工作:“这本著作保持了学术冷静客观的外表, 但却是杰出的和热情的……斯特劳斯通过解释这篇被忘却了的对话, 揭示了仍然是我们时代的严重道德和政治问题。”[ 5] 也就是说, 斯特劳斯解读《希耶罗》、试图“复兴”古典政治哲学的目的, 不是或者不纯粹是追求“智慧”, 而是有着强烈的现实诉求。而《论僭政》一书的英文版编者则更清晰地指出了此点:“最近十余年来, 围绕着现代性的性质一直有一种活跃的论争……这本新版《论僭政》使我们得以回顾两个较早的有关现代性的命题: 斯特劳斯和科耶夫的命题。”[ 6] 进言之, 斯特劳斯之所以要复兴古典政治哲学, 就是为了解决现代性问题, 现代性问题才是他的出发点。
由此观之, 即便斯特劳斯的理论出发点是鄙视人类社会事务, 却也无法摆脱现实的“纠缠”, “不能不”从现实出发考虑并最终解决现实问题。这意味着, 哲人、哲学既不可能也不应该自闭于象牙塔中, 哲人应该走进现实生活, 自觉地置身于生活世界之中, 随着时代和生活世界的脉搏而律动。
哲学与生活世界关系的第一个层面是如何看待生活世界中的哲学, 即生活世界是作为哲学、哲人生存的环境而存在的, 笔者把这方面的考察称为“哲学生态学”。
人天生是社会性存在物, 哲人也是人, 也只能生活在生活世界中, 也不得不与他人“共在”, 生活世界因而构成了哲学、哲人的“生存”环境。这个环境影响甚至决定着哲人能否成为哲人, 影响和决定着哲人过一种什么样的哲学生活以及怎样过哲学式的生活。我们可以把生活世界中的那些影响哲学和哲人的因素大致划分为三个方面: 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和学术环境。
首先, 在哲学的历史上, 有很多哲学家已经注意到政治环境对哲学和哲人的影响, 其中, 较为著名者当数柏拉图和黑格尔。柏拉图认为, 从事哲学研究的人必须有自己的天性, 否则根本无法胜任这一研究领域。同时, 这种天性还必须在合适的“土壤”中才能“生长”起来, 否则, 如果得不到合适的养分、季节、地点, 那么它愈是强壮, 离它所期望达到的发育成长的目标就愈远。“要不是碰巧生活在一个合适的国度里, 一个哲学家是不可能有最大成就的, 因为只有在一个合适的国家里, 哲学家本人才能得到充分的成长, 进而能够保卫自己的和公共的利益。”[7] 这也就是说, 一方面, 没有合适的环境, 哲学的天赋就不会生长; 另一方面, 即使是长成了, 也难以发挥作用。不仅如此, 柏拉图还认为, 如果环境不好, 不仅少数有天赋的人成不了哲学家, 还会使哲学的“领地”被庸人所占据, 从而使哲学的本性变坏。对此, 柏拉图进一步指出: 既然环境对哲人有如此大的影响, 那么, 所谓哲学家的“无用”之说, 其责任不在哲学本身, 而在于哲学家不为人所用。社会环境不好, 哲人就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
如果说作为哲人的柏拉图对政治环境的“要求”还有些“羞羞答答”, 那么在黑格尔那里就“直接”了许多。在《哲学史讲演录》中, 黑格尔就明确论述了哲学与政治自由的关系。他认为, 既然哲学以普遍的存在为对象, 那么哲学要把握这普遍的对象, 就要求主体的独立和自由, 特别是思想的独立和自由: 一方面, 人要从自然中独立出来, 成为主体; 另一方面, 人要从社会中“独立”出来, 成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人。考察人类历史, 只有当自由的政治制度已经形成了的时候, 才有可能产生哲学思想。因此, 真正的哲学始自西方, 确切地说是始自希腊; 而在东方, 比如在古代印度和古代中国这样的国度中, 因只有一个人享有自由的权利(皇帝) , 因此东方没有哲学, 东方及东方的“哲学”不隶属于哲学史。
由此而言, 不论是按照黑格尔的说法, 即哲学把握的是普遍性的对象, 因而哲人须独立、自主和自由, 还是根据斯特劳斯的观点, 即因哲学的本性是癫狂、探寻和质疑, 那么势必与现行的秩序相冲突,因而哲人须温良; 这些都说明政治环境与哲学的繁荣之间的确有很紧密的关联。
其次, 从经济环境看, 哲人也是人, 首先需要生存, 才能谈及其余。按照哲人的“本义”, 如果哲人是一群需要把毕生的精力都奉献给追求智慧的人, 那么, 他就没有时间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反之, 如果“哲人”把自己的大部分精力都用在解决生存问题上, 他就没有精力和心情去追求智慧。对于这样一个“矛盾”或者说“两难困境”, 不同的哲学家有不同的“解决”之道。
在西方, 柏拉图是较早认识到哲人对经济条件依系的思想家。他认为, 一个哲学家应该免除一切体力劳动, 因此哲学家就必需依靠别人创造的财富而生活。在一个贫穷的国家里是不大可能有哲学家的,使得雅典人有可能研究哲学的, 乃是基于白里克里斯时代雅典的帝国主义所创造的丰富的物质财富。也就是说, 精神产品的生产正如大多数物质商品的获取一样, 不能脱离经济条件。[ 8]
亚里士多德认为, 对人而言, 幸福是最高的善, 是人的终极追求, 是行为的目的。而幸福就是自足, 就是无所短缺。那么, 什么样的生活才是幸福的.? 他认为, 人有三种生活方式: 享乐的生活、政治的生活和思辨的、静观的生活。[ 9] 在这三种生活中, 只有思辨的生活才能够带给人完满的幸福。因为思辨活动是最强大的, 它持续得最久; 同时思辨活动也是自足的, 所谓自足并不是孤独地生活, 而是指以其自身而被选择, 是无待而在、不感匮乏, 它使生活变得愉快。在这种意义上, 思辨活动是最为自足的活动。既然幸福就是自足, 而思辨享有最大的自足, 那么, 思辨越多的人, 所享有的幸福就越大。但是, 自足的思辨生活并非完全就是“无待”的。在亚里士多德看来, 一方面, 人天生是政治动物, 天生要过共同的生活, 这也正是一个幸福的人所不可缺少的; 另一方面, 作为一个人, 思辨的生活还需要多重的外部条件。当然, 亚里士多德并不认为, 需要满足的程度越高, 幸福指数就越高; 反之, 他认为过度的需求带不来相应的自足感, 若只有一个中等水平的物质生活条件, 人就完全可以做合乎德性的事。因此, 幸福就是具有中等水平的外部供应, 过着节俭的生活, 却做着高尚的事情。
黑格尔十分赞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 但他比亚里士多德站得更高, 并把这个问题提升到文明发展的阶段来认识。他认为, 一个民族的精神文明必须达到某种阶段, 才会有哲学的产生。黑格尔这里的意思就包括应重视哲人从事哲学事业所需要的物质条件: 社会必须发展到这样的阶段, 即一部分人可以从繁重的生存性活动中解放出来, 成为“闲人”, 而这部分“闲人”又愿意且有能力过一种哲学生活。只有到了这样的阶段, 哲学才会出现。因为哲学是自由的、与私人利益无关的工作, 所以首先必俟欲求的逼迫消散了, 精神的壮健、提高和坚定出现了, 欲望驱走了, 意识也高度地前进了, 我们才能去思想那些普遍性的对象。也就是说, 只有在生活上的需要得到满足后, 才开始有哲学思想。
斯特劳斯也认为哲人是一个“神人”, 哲人对人类事务即使只有最小的依系, 也会在精神上产生最大的自足。但是, 斯特劳斯并没有迂腐到认为哲人可以不食人间烟火。他说: “当哲人试图超越人性的时候(因为智慧是属于神性的) , 当他把习死和做到对所有人事如同死了一般作为自己唯一事业的时候, 他却不能不像一个人那样活着(这样一个人不可能做到对所有人类事务都如同死了一般), 虽然他的灵魂不会处在这些事务中。”[ 10 ] 尽管如此, 斯特劳斯一再强调, 由于哲人依系于永恒的事物, 又由于他免除了那种人与人的自然联系的最通常、最有力的动机, 免除了常人、俗人的名利欲望, 他只需要一些能够保证他活下去的基本生存条件就够了, 因此哲人有着人之为人所可能有的最大自足。
尽管哲人有着最大的精神层面的自足, 但这毕竟不能替代基本生存条件的自足, 由此斯特劳斯揭示出了哲学生活与哲人的生存之间的。
有人说哲学就是在你不知向左拐还是向右拐的时候，告诉你左有左的好处、右有右好处、左有左的坏处、右有右的坏处。是的，哲学并没有为我们指明向哪个方向拐，却全面分析了利弊，以便权衡得失，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思维方式。在你选择了任意一个方向后，如果特别顺利，你就应居安思危，提醒自己不能麻痹大意，要注意阳光大路上也可能有坑坑洼洼；如果道路比较泥泞，就要相信条条大路通罗马，而且自己得到的锻炼必然要多一些，可能路边的风景也要漂亮些；倘若没有哲学的全面分析，我们这些急功近利的年轻人很可能会在遇到挫折后就匆匆折回，如果顺利也罢，如果前途还不明朗那？是不是再返回，大好的青春便被这些或多或少的反复磨去了不少；而且，我们在选择了一条路后，往往会怀着“这山望着那山高”的浮躁，被那些本可以被我们绕过的坑洼、砖头绊了一跤又一跤，大大影响了我们前进的速度。
同样一件事情，你可以从消极方面的方面去看，也可以从积极的方面去看，关键是怎样调整心态：例如，我们这些年轻人刚参加工作，不管主动的还是被动的都会多做一些工作，许多人便只是被动的抱怨，消极怠工；而另一些人则把它看作是一些学习的机会，主动积极的去做，或是把它看作增加对单位、同事了解的渠道，或是展现自己能力的机会，试想：人的一生有多少机会去做一些惊天动地的大事哪，你的才华和能力恰恰是在这些小事中体现出来的。
生活中这样的例子无处不在，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辨证法的分析对象、辩证思维方法应用对象。成语中的“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及英文中的“likeacoin!”（像个硬币，暗指什么事情都有它的两面性）都是这个意思。任何事、任何人都要辩证的去看，这个道理谁都能理解，关键是自己身在其中时要清醒：顺境时要冷静、别浮躁，逆境中要自信、要积极的等待（也就是一边充电一边等待），而且要从积极的方面看待人或事物。
“矛盾”可以泛指为“问题”、“困难”。诗有云：“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可见我们在人生道路上是最怕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了，可正是这些坎坷让我们一天天长大、成熟。所以我们首先应该正确面对他们，承认“矛盾”的积极作用，既然“问题”在所难免，为什么我们不把这看作一次提高能力的机会哪？反正我对电脑硬件的知识的了解，都是从解决家里电脑的问题学来的。
在与同事、朋友交往中同样难免出现一些矛盾，我们也不要千方百计掩饰或一次次的仅仅通过自己的让步来避免矛盾的激化。我们应该明白，这些矛盾可能会反而促使我们彼此加深了解，发展成为一种新的关系，“不打不相识”吗！实际上矛盾的发展只有三种结果：一方压倒另一方；双方同归于尽；一种新的对立统一关系产生。所以我们既不能一再的谦让，也不要拼个你死我活，而是不卑不亢的寻求建立一种新的平衡关系。
三、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及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
处理各种问题要分清主次、考虑轻重缓急，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一大堆问题扑面而来，到底哪个是最重要的、最关键的、影响最大的，把所有的时间精力都集中起来，别的问题到要让路，解决了这个关键问题是不是其他的就迎刃而解了哪！或者一些小问题办不好就算了，人不可能面面俱到，只要没什么大的原则性的错误就行了，完美主义者是最累的。
而一个问题、一个矛盾又有一方起着决定性的，或是一方比较重要，只要把握好解决问题的关键也会事倍功半。比如我们通常会遇到的“工作与学习的矛盾”，而且大家都觉得“越到考试工作越忙！”，分析起来，我们不可能从工作中拿出太多的时间，所以关键就是怎样在业余时间上做文章，少睡一会儿、少玩会儿、提高点效率、平时紧张点不就行了吗？关键之关键有成了平时要控制自己多学一点儿。另外，办事要有计划、合理安排时间就能提高效率。
四、矛盾的双方总是处在不断的转化中；
这点大家很容易由市场上的供求关系理解，想想VCD刚出现时，“求”大于“供”，利润很大，大量厂家一窝蜂的生产之后，矛盾就转化了。而对于我们中有些总觉得“英雄无用武之地”的“金子们”，很多情况下，是在抱怨中虚度了时光，等机会真正来临，又没有能力把握了，变成了“用武之地无英雄”了。所以正在郁闷的我们更要打牢基础，要知道“学业才识，不日进，则日退！”
五、量变与质变的关系；
我对这点的认识是比较深刻的，这也是来自钢琴的学习，因为我这个人兴趣比较广泛，音乐、美术、英语、乒乓球、摄影样样喜欢，但因为小时候没有机会接触，总想找个什么机会弥补，后来终于知道了青年宫有这样的钢琴成人班，便欢天喜地的报了名，开始还挺新鲜，可每天最少得练一个小时，真是没办法坚持，而且老师说至少的弹两年才能像点样子——还得聪颖好学，后来没俩月我就退学了。之后我就琢磨：学点什么才能又省力见效又快哪？钢琴得弹两年；素描、色彩什么的没两年也差的多吧；英语就更别说了，这都学了十多年了不还那样吗？想来想去终于明白了：什么都得慢慢积累，别太急于求成，人的时间是很有限的，踏下心来认认真真的做好一件事情已经很不容易了。你如果想在“台上”风光十分钟，还就的能耐得住那十年的辛苦。
这其实也是我们为人处世种的“度”的道理。节俭是一种美德——过分了就是吝啬；忍让是大度——太甚了就是软弱。在生活中，就要特别注意这个“度”：对人别太苛刻，那样会让人无法与你相处——也不能太软弱、没主见，这样大家总是充当保护的角色，在困难的时候又没法得到你应有的支持，当然也不愿和你呆在一起；对自己别太苛刻，那样活着会很累，而且在很多情况下是逼着自己比别人强，最后赢了别人输了自己——也不能太放纵，人都有惰性，谁都知道呆着轻松，可还得逼着自己尽量克服这种惰性，在年轻的时候多学一点东西。
六、必然和偶然的关系；
我们总是抱怨机会太偶然，再轮到自己头上可能性就更小了，却没有想到偶然中又蕴藏着必然。汪国真说过：“实力就是机会！”的确，只要你有实力，在你的言谈举止中，在你处理的任何小事中，群众雪亮的眼睛当然能够辨别出你的与众不同，领导自然也会将难度一件大于一件的事情交给你处理，机会自然多了，得到的锻炼也多了，成功的必然性也就大多了！
七、实践与认识的关系
实践是认识的源泉，而认识则可以指导实践，这可以引申到我们面临的“学习”与“应用”的关系，通常我们在业余时间学习，都比较辛苦。也许是因为书本上学到的东西真的与实际相差太大，或认为有些科目如“马克思主义哲学”、“高数”、“管理学”一类的根本没有什么实际的用处，总之是没什么兴趣，我们基本上都是被逼学习，单单为了“考”而学。其实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辨证法的逻辑观点，研究事物的深度和广度本来就是一对矛盾体，正因为哲学是科学的科学、具有指导一切的普遍性，我们才不可能期望它在某个具体问题上给出明确的答案。而其他那些看起来没什么实际应用的科目，恰恰也是普遍应用在工作生活之中的。
“高数”最主要的是锻炼了人的逻辑思维能力，解题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处理各种问题的过程，先对题目进行分析、弄清题意，然后考虑属于哪些知识点，找出关键问题，再搜索一下大脑中有几种方案可以解题，判断一下那种方案最简便，之后便是具体解题过程，最后再检查一下就ok了。在生活中我们也应注意说话办事的逻辑性、条理性。
而像“管理学”，虽然我们不是高层管理者，却仍处在一种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中，知道如何“管理”也就知道了如何“被管理”，比如管理学中有个“例外原则“：即领导一般只抓最好的和最差的，所以你要想拥有更多机会，就要努力做的最好。
另外，也许一些科目没有明显的作用，或是目前没有作用，但“书到用时方恨少”的遗憾却告诉我们：既然学了就应该努力掌握。所以我们应该树立“学而有用”的思想，相信“艺多不压身”，而且要想办法多应用，在应用中你就会有进一步的认识，在应用中学东西也比较快。
八、现象与本质的关系
现象必然与本质有一定的联系，哪怕是假象也只是本质的一种特殊表现；所以观察一个人的言谈举止，必然能够了解它的部分内心活动。而我们在认知事物或是了解一个人时，应该全面分析各种现象，因此与一个人交往要注意别过分相信“第一印象”，那只是某时某地某种环境下给你留下的某个印象。
我们在工作时也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自己辛苦工作了大半天，刚闭会儿眼睛，领导偏偏这时候来找你了，俗话说“不打馋的、不打懒的、只打不长眼的！”，我们是不是应该多做些表面文章哪？领导同事在眼前时多干活，桌子上什么时候都摆一大堆文件。我认为工作的确需要别人认可，但没必要太刻意，你只要平和心态、干净利索的把手头的活干好，别人也会通过你表现出来的多种现象了解你的本质的。
九、共性与个性的关系
任何事物都是一个矛盾体，既是一系列对立统一关系的集合，事物之间便可能存在相同的矛盾，也可能有自己独特的矛盾，这便是矛盾的共性与个性，因此也就形成了事物的不同特点、人的不同个性。这里我想强调一下“个性”，因为我们受“儒家”思想的“中庸之道”影响较深，不太鼓励个性的张扬。实际上，我认为有“个性”到也不一定非穿奇装异服，或是处处不屑与人相同，他更反映在你与他人相同之处的特殊上，比如对同一件事物有自己独特的看法，看一同件事情有自己的独特眼光，做同一件事情由自己独特的创意，特别是“创造力”最能体现出你的与众不同。
十、发展的本质是新事的产生和旧事物的灭亡；
明白了这个本质，也就清楚了我们要想发展，就要不断的学习新的知识、掌握新的技能。有用武之地的“英雄”们，在放电的同时别忘充电；没机会放电的同志们更应该抓紧机会充电。有人说：“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可要紧的只有那么几步，特别是在年轻的时候！”这句话说得真是太好了，我们发展的黄金时间，或者说为我们以后发展打牢基础的黄金时间就是现在——为数不多的几年。
参考：
哲学与生活的关系问题是当前学界讨论的一个热门话题，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参与到讨论中，诸如哲学与时代、哲学与生活世界、哲学与现实、哲学与人的生存等话题，其实都是这一讨论的部分。然而，任何讨论都必须首先确立自身存在的合法性，所讨论的问题应当是具有“现实”针对性的真问题，否则，就是无病呻吟或胡言乱语。那么，哲学与生活的关系问题是否是一个真问题？为什么它现在成了问题？是追逐西方哲学谈论回归生活世界的“时髦”？ 是在哲学被边缘化之后，学者们不甘寂寞，试图重新回到社会关注的中心，使哲学成为像“经济学帝国主义”一样的“显学”？是学者们不愿清贫，试图通过关注现实，充当“工业的宦官”，勾引消费者皇帝的最下流的欲念、迎合皇帝们的最肮脏的欲望，然后从他们的口袋里套钱？是出于某种“民族主义的心理”，即对中国至今尚未产生在世界范围内有影响的哲学家的忧虑？还是哲学与生活的关系真的出了问题：哲学远离了生活？
其实，哲学与生活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一个永恒话题。一方面，哲学的历史就是一个愈来愈贴近人的现实生活的过程。古代哲学关注的是客体、对象世界，近代哲学以人的认识为对象，现代哲学讨论的是科学的发展和人对生活的体验、感受。这是一个哲学问题越来越生活化、哲学的地位越来越“平民化”的过程。另一方面，生活之树常青，生活的生成性必然使前一个时代的哲学与后一个时代的生活发生断裂，这时就要求哲学回归生活世界。所以，每当时代发生变迁，既有哲学的解释力无法包容生活或者说生活越出了哲学的解释框架时，就会产生哲学回归生活的呼声。而当前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状况正是哲学与生活之间出现了断裂。
从“论坛哲学”的角度（按照高清海教授的说法，现今马哲在国内有三种存在状态：讲坛哲学——存在于讲话、官方文件报告、公共政治课讲坛上的哲学，论坛哲学——学者们讨论的哲学，应用哲学——生活中发挥作用的哲学），马克思哲学在新中国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前实践唯物主义（1978年前），实践唯物主义（1978-1990年）和后实践唯物主义（1990年后）（这里的实践唯物主义是广义的，即指所有主张凸显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的观念，而不是仅指把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冠之以“实践唯物主义”这个名称的观点）。改革开放前，哲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当然也是扭曲的，那时哲学作为无所不能的指导者被应用于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哲学的地位、作用以及与生活的关系并未受到质疑。20世纪80年代，哲学与生活的关系问题也没有成为问题，因为那时哲学与生活是同步的，从真理标准问题到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再到主体性问题，最后到实践唯物主义问题，所有这些讨论都不仅是理论问题，而且是现实问题，并且首先是作为现实问题粉墨登场的。比如真理标准问题讨论针对的是“两个凡是”的极“左”路线；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是对“文化大革命”时期肆意践踏人、侵犯人的反动；主体性问题的讨论是为了给市场经济的发展清除障碍，等等。可以这样说，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时期，是中国的启蒙运动时期，哲学不仅见证了这一过程，而且是这次启蒙运动的“始作俑者”和生力军。也是由于哲学问题与现实息息相关，所以，8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是乐观的、朝气蓬勃的，新思想、新观念层出不穷，哲学家们并没有被边缘化和失落之感。而到90年代后，恰如在西方19世纪上半叶的哲学与科学之间所发生的一切一样，哲学与生活的姻亲关系解体了。事实上，在90年代末的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中，就已有解体的趋向。因为实践唯物主义要求体系化，试图建构取代旧教科书体系的新体系，这样一种学术上的诉求就蕴含着脱离现实的种子。有的学者曾用“学术凸显，思想淡出”来概括90年代中国学术界的状况，这一概括虽然不是十分贴切，但也反映了部分真实。的确，90年后，一部分学者专注于学术，甚至以纯学术自居，沉迷于史的挖掘，耻于谈论现实，把学术性和现实性对立起来。这当然与建国后马克思哲学与政治过于紧密、与哲学研究的学术性不强、与90年后学术界日渐浓重的商业气息有关，是对它们的反拨，是对学者的自身操守或职业意识和具有学术底蕴的学术研究的呼唤。但是，对于哲学、特别是对于马克思哲学来说，“史”的研究并不能以“论”的牺牲为代价，对学术性的强调不应排斥对现实的关注。另有一部分学者转向庸俗，学术的崇高感、神圣感、使命感荡然无存，学术研究成为挣钱的工具、谋生的手段，写文章是为了评职称、挣稿费。对于这部分人而言，那种旧有的在理论上毫无顾忌的精神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没有头脑的折衷主义，是对职位和收入的担忧，直到极其卑劣的向上爬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版第258页）诚然，上述两种倾向是90年后学术界的两种极端现象，并不代表学术界的全部，但这两种倾向的存在却真切表明，90年后马克思哲学的研究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时代感和生活气息，成为象牙塔里的学问，成为学者们自娱自乐、自产自销的学问，哲学与生活的关联断裂了。这正是哲学贫困化或思想淡出的原因，也是哲学被边缘化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