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李贺集版本校勘琐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0年第1期。《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2000年第6期转载。2、《浅谈高校教学方法的改革》，《北京经济瞭望》2000年增刊。3、《胡商·胡马·胡香—唐文学中的外来文明和唐人精神品格》，《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4、《李密生卒年可定谳》，《文学遗产》2001年第4期。5、《飘泊病魂—黄碧云小说创作散论》，《殷都学刊》2001年第4期。6、《大学语文教育改革刍议》，《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7、《二十世纪李贺研究述论》，《文学遗产》2002年第6期。8、《李贺和他的诗》（译文），《中国文学研究》第6辑（2002年）。9、《文学史中的李贺》，《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10、《现存清江三孔集版本源流略考》，《文献》2003年第4期。11、《李贺和比喻》（译文），《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12、《晁冲之词风论略》，《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13、《求实与尊古——晁说之的学术》，《中国文化研究》2004年第3期。《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2005年第1期转载。14、《晁说之年谱》，《淮阴师院学报》2004年第5期。15、《晁冲之年谱》，《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16、《晁补之研究述论》，《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17、《论晁说之的诗歌及诗学观》，《文学遗产》2004年第6期。18、《〈晁氏世谱序〉的发现及其价值》，《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19、《晁公遡诗文简论》，《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20、《晁补之的五古——兼论苏门诗人的诗体选择》，《中国文化研究》2005年第3期。21、《苏门的变相——晁补之散文论》，《文史哲》2005年第5期。22、《晁迥及其文化意义》，《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23、《论晁冲之的诗歌》，《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24、《评唐代文史论丛及其它》（与陶文鹏先生合作），《文学评论》2005年第4期。25、《斜阳红一点——沈祖棻》（译文，与易爱华合作），《南京大学文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26、《宋代晁氏著述考》，《地方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4月出版。27、《乾隆版〈晁氏家乘〉及其意义》，《文献》2006年第1期。28、《宋代晁氏家族文化及其时代特征》，《烟台师院学报》2006年第1期。29、《宋代的家族文学与文学家族》（与吕肖奂合作），《文学评论》2006年第4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2006年第11期转载；《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6年第11期转载；高等教育出版社《中国文学研究前沿》英文版第2卷第1期。30、《影山词三题》，《北京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31、《宗泽佚札考论》，《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32、《莫友芝〈解连环〉》，《文史知识》2006年第8期。33、《〈甲辰家规〉及其意义》（与白雪华合作），《文献》2006年第4期。34、《李贺的表现——以代词和形容词为中心》（译文），《新文学》第六辑，大象出版社2006年出版。35、《珍本影山草堂学吟稿考述》，《文献》2007年第1期。36、《家族与地域风习之关系》，《中国文化研究》2007年第1期。37、《家谱中的文献问题》，《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38、《两宋文学家族风貌及其成因》（与吕肖奂合作），《文学遗产》2007年第2期。《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2007年第6期转载。39、《〈韵学源流〉作者考实》（与白雪华合作），《文献》2007年第3期。41、《宝文堂书目作者晁瑮晁东吴行年考》（与王义印合作），《文史》2007年第3期。42、《郘亭书画经眼录的发现及其价值》，《西北师大学报》2007年第4期。43、《宋元旧本书经眼录探疑》，《中国典籍与文化》2007年第4期。44、《两宋地域文化与家族文学》（与吕肖奂合作），《江海学刊》2007年第5期。《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2008年第4期转载。45、《弥寿日记作者考》，《文献》2007年第4期。46、《郘亭诗钞》版本小识，《文学遗产》2007年第6期。47、《略谈〈汪道昆墓志铭〉》，《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48、《方志视野下的文化考察——以明清〈义乌县志〉为例》，《合肥师院学报》2008年第1期。49、《莫友芝关于持静斋藏书手札六通考释》，《文献》2008年第3期。50、《大陆所藏莫友芝稿、钞本考述》，《文史》2008年第2期。51、《两宋科举与家族文学》（与吕肖奂合作），《西北师大学报》2008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8年第11期转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2008年第12期转载。52、《郑珍佚词〈贺新郎〉解析》，《文史知识》2008年第8期。53、《莫友芝佚诗考》，《长江学刊》2008年第3期（与王兆鹏合作）。54、《晚清藏书家莫棠、莫绳孙生卒年考》，《文学遗产》2008年第4期。55、《浅论吴世昌先生对现代化问题的若干思考》（与陶文鹏合作），《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56、《影山词考论》，《长沙理工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57、《两宋党争与家族文学》（与吕肖奂合作），《中国文化研究》2008年第4期。58、《上虞刘氏宗谱及其价值》，《文献》2009年第1期。59、《〈国家图书馆善本书志初稿·独山莫氏遗稿〉辨误》，《北京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60、《刘书年和他的读书诗》，《古典文学知识》2009年第4期。61、《宋代王銍及其家族事迹考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刊》第2辑。62、《李正民及其家族事迹考辨》，《国学学刊》2009年第2期。63、《绘制文学家族的文化地图》，《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9月1日。64、《南宋名臣刘汉弼考》，《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65、《刘履著述考》，《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66、《〈瘦碧轩词〉考录》，《词学》第二十二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67、《宋代名臣诗人张守及其家族事迹考辨》，《中国诗歌研究》第6辑（中华书局2010年版）68、《从〈桂岩吟馆存稿〉到〈兰馨堂诗存〉——家族文化层累性的个案分析》，《文献》2010年第2期。69、《从家族和地域视角看〈宋登科记考〉的文化价值》，《清华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70、《宋代以降家族文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及文献问题》，《文学评论》2010年第4期。《新华文摘》2010年第18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0年第11期转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2010年第11期转载。71、《诒砚与承砚——从常熟杨氏的“砚”看中国家族文化精神的承传》，《文史知识》2010年第7期。72、《诗艺与家法》，《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73、《欧阳澈考略》，《北京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74、《杨沂孙先生事迹征略》，《国学学刊》2010年第4期。75、《宋才子传校笺·北宋后期卷》出版，《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总第476期（2010年第10期）。76、《评宋代文学编年史》，《文学评论》2011年第1期。77、《翁同龢的几首佚诗》，《文献》2011年第2期。78、《翁心存日记及其历史文化价值》，《中国典籍与文化》2011年第2期。79、《朱翌及其家族事迹考辨》，《汉语言文学》2011年第2期。80、《家族文学研究的分层与守界原则》，《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2011年第11期全文转载。81、《翁心存日记中的名人佚闻》，《文史知识》2011年第5期。82、《道光十七年杨掌生顺天科场案发覆》，《北京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83、《〈艺苑词钞〉考录》，《词学》第二十五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84、《道咸宋诗派的解构性考察》，《中国文化研究》2011年第4期。《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2012年第4期全文转载。85、《祁寯藻诗歌管窥》，《齐鲁学刊》2012年第1期。86、《〈画话〉〈井蛙鸣〉及作为文艺家族的翁氏》，《苏州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87、《困窘与出路：中国古代文学文化学转向的背后》，《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88．《廉正传四海——论翁心存的廉政克己及其对翁同龢兄弟的教育与影响》，《江南文化研究-首届江南文化论坛专辑第6辑》，学苑出版社2012年12月版。89．《范浚香溪集版本源流考》，《文献》2013年第1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2013年第5期全文转载。90、《范浚的理学思想及其时代意义》，《中国哲学史》2013年第2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哲学卷）》2013年第8期全文转载。91、《〈全宋诗〉所收王十朋诗歌的两个问题》，《王十朋诞辰九百周年全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线装书局2012年版。92、《〈庐山历代诗词全集〉宋代卷补遗》，《匡山诗海映千秋：〈庐山历代诗词全集〉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93、《范浚与秦桧、朱熹关系考论》，《中华文史论丛》2013年第4期。94、《 范浚、范端臣行年考》，《汉语言文学研究》2013年第4期。95、《宋代兰溪范氏家族史料的若干问题》，《上饶师专学报》2013年第5期。96、《范浚诗歌的多元视角》，《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3年第12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2014年第4期全文转载。97、《新世纪宋代文学研究的走向与问题》，《文学遗产》2014年第2期。另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人民政协报》、《中国青年报》、《中国教育报》、《现代教育报》、《中华读书报》等发表学术评论数十篇。
【吴文化发祥赣中】吴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三大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祥地在何处历来受到史学界、文化界的关注，更为海内外吴氏宗亲所看重。早在1907年，蔡元培、吴梅、柳亚子、田汉等人就开始研究吴文化；1937年，蔡元培、吴梅、顾颉刚等人发起成立了“吴越史地研究会”，开始出版《吴越文化论丛》，掀起了吴文化研究的高潮。1984年，在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吴泽的倡导下，在苏州成立了中国吴文化研究会，重提吴文化研究与构建。樟树市境内的吴城遗址，是江南首次发现的大规模人类居住的商代遗址，经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物局、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和省、市文化工作者的8次发掘，发现了龙窟、水井、墓葬、铸铜、“逥廊式”路面、宗教场所等重要遗迹，出土的石器、陶器、青铜器、玉器、牙雕等1100多件较完整的文物、文字和符号200个、纹样40余种，尤其是商代龙窑的发现，属我国早期龙窑的首次发现，把我国的龙窑历史推前了近千年。吴城商代遗址的发掘否定了“商文化不过长江”的论点，成为打开研究江南古文化的一把“钥匙”，引起了史学界、文化界的极大兴趣，围绕吴城文化专题的论文先后在国内外重要刊物上发表了上百篇。不仅如此，樟树市境内的筑卫城遗址和新干县境内商代大墓也引起了众多专家、学者的重视。三十年代，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顾颉刚在研究清代乾隆年间江西临江府出土的11件吴国第十五民王宫重器“者减钟”时就指出：“春秋初年古句吴地城远在江西”，“临江府治今为清江县（现樟树市），在赣江西岸，又江西新建县北一百八十里有吴城镇，当赣江入湖之口，疑当时吴都即在此，其傍鄱阳湖犹之迁苏后傍太湖也。”1991年，中国吴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卢水石先生在上海出版的《社会科学报》上，正式提出了吴文化发祥地在江西的观点；1992年，原江西省博物馆袁进同志在《南方文物》上发表了“吴城文化族属句吴说”，其主要观点是吴城文化是先吴文化，早于太湖流域的吴文化。吴文化发祥地究竟在何方？素有“吴头楚尾”之称的江西已成为有关专家、学者关注的“热点”。2009年11月22日，经江西省社科院牵线，卢水石和张富余两位吴文化研究专家亲临樟树实地考察了吴城商代遗址和筑卫城遗址，参观了樟树境内出土的各种文物。在随后举行的“吴文化经济发展战略研讨会”上，省社科院副院长陈文华研究员和卢水石先生在研究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考古发现后认为，至今在安徽，江苏所发现的有铭文和吴国青铜器都是十九世纪吴王寿梦以后的，太湖东部地区迄今未发现一件春秋晚期以前的吴国遗物。江西出土的“者减钟”仍是最早的吴国铜器，同时在赣鄱流域先后出土上百件西周青铜礼器，特别是樟树市“吴文化”遗址和新干商代大墓及西周列鼎墓出土的大量文物表明，“吴城文化”是一种溶合晋陕地区先周文化与汉水流域荆蛮文化及赣鄱流域夷越文化而形成的一支自成体系的青铜文化，其族属应为句吴，吴城文化的实质就是吴国的早期文化。赣江中游的樟树、新干一带，是吴国（古句吴）始建地，也是吴文化的发祥地。在这次研讨会上，与会者一致赞同这一观点，认为这一研究成果不但在史学研究上是个重大突破，而且必将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强烈反响。作为一项重大的文化研究活动，还远远没有划上句号，而作为一个县级市——樟树市积极参与这一文化研究活动，在学术界树立了良好的文化形象。随着经济发展中文含量的提高，必将对樟树经济文化发展战略和海内外吴氏宗亲的联谊活动，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吴城文化与中国远古红铜文明】长期以来，在中原地区出土的早期铜器中，只有青铜器而没有红铜器，导致不少国外学者认为中国只有青铜时代而没有红铜时代。世界的其他文明古国，在青铜时代之前都经历了红铜时代。中国在青铜文明以前有没有一个漫长的红铜文明，是关系中国青铜文明从何而来的一个重大问题。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樟树吴城遗址和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的相继发现，随着考古发掘和研究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中国在青铜文明以前同样存在一个漫长的红铜文明。我省的考古工作者对吴城遗址和我省其他地区出土的部分先秦铜器进行成分测试，标本年代从商晚到西周早、中期，除樟树横塘2号扁兽足鼎外，其余标本含铜量都在90%以上，有的高达99%以上，未见或很少有锡和其他金属元素的存在。江西出土的先秦铜器，其成色虽也有一些是碧绿透亮的所谓“黑漆古”或“绿漆古”。但多数器壁粗糙、较薄，器表锈蚀严重，多有一层铜绿，内心多呈紫红色。这固然与我省的酸性土壤有关，但更主要的原因在铜器本身，其成分是红铜即纯铜制作。中国红铜文明始于何时，还有待于考古发掘新的发现。但通过对部分铜器标本的测试表明，吴城或鄱阳湖——赣江流域的古代先民，从商晚到西周中期，还保留了用红铜铸器的原始工艺。在古代文明的演进过程中，每一项技术的产生、发展到消亡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国红铜文明的肇始当然远比商周时期要早得多。在商周时期，由于中原青铜技术影响，先民已开始青铜器的铸造。与樟树横塘2号扁兽足鼎伴出的1号鼎即虎耳夔足鼎，造型与2号鼎风格相近。两鼎比较，1号鼎器壁较厚，2号鼎相对较薄；前者表层锈蚀不很严重，呈淡绿色。后者表层锈蚀相当严重，呈深绿色；前者硬度较高，后者硬度较低。虽然1号鼎的成分未曾测试，但从外观理化性能来看，它的含锡量显然要比2号鼎高。表明吴城先民在商末已掌握了在铜中加入锡等元素用以改进铜的性能的技术。郭沫若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曾揣想，铜的冶铸技术从南方的江淮流域输入黄河流域“是比较有更大的可能，因为古来相传江南是金锡的名产地”。虽然目前的考古材料还不足以完全证实郭老的这种揣想，便通过吴城等遗址的发现，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可以支持郭老的揣想。如江西乃至南方是铜的主要产地，有大量的古代铜矿开采和冶炼遗迹，具有炼铜的物质条件；在商周时期还大量采用浑铸法（即将多块范、芯紧密扣合，然后一次浇铸成型）和石范铸铜这种原始而古老的工艺；在商周时期还继续着红铜器物制作。我们可以设想，我国的红铜冶金术可能起源于江西乃至南方，传入中原后，又加以改进产生了青铜冶金这一新技术，而中原的青铜冶金技术又对南方各地产生了强烈影响，共同铸造了我国灿烂的青铜文明。【江西吴城遗址惊现大量商代人头骨?】继1995年江西省考古所等有关单位对吴城商代遗趾西面城墙进行解剖时发现4具商代人头骨后，近日，江西省考古专家在对该段城墙进一步挖掘时，在近4米深的外城壕中发现了密集的商代人头骨——不到10平方米内发掘了近20具头盖骨和部分肢骨，专家据此推测城壕两侧还有大量头盖骨。此次发现的近20具头盖骨上依稀可见清晰的纹路。据江西省考古专家介绍，在考古中被发掘出的头盖骨的产生一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战俘被割首；一种是祭祀中猎头仪式的产物。就目前发掘的情况来看，这些头盖骨很有可能是大量战俘被割首所至，每具头盖骨的死亡年龄、身份等还有待进一步的测量和考证，此次头盖骨的发现反映了当时战争的规模、方式和惨烈程度，对于研究商代城邑攻守战争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目前已发掘的头盖骨已被妥善保管。吴城遗址位处樟树山前吴城乡吴城村，属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于1973年修水库时被发现，是江南地区首次被发现的商代遗址，2001年被评为“中国20世纪百大考古发现”。至今，江西省考古所等有关单位对其先后进行了9次考古发掘，曾发掘出青铜器、陶瓷、窑炉、祭祀广场等古文物，其中，陶瓷中出现了大量的原始瓷，中国有考古专家认为中国原始瓷就源于吴城。江西省考古专家在吴城遗址设立了专门的考古工作站，他们认为吴城遗址是探寻赣鄱流域古代文明的起源及文明模式、文明物化形态的权威之地。【吴城遗址发现“中国分裆鬲王”】鬲,古代一种炊具，似鼎、圆中、足中空而曲。在吴城商代遗址10次发掘中，已出土几百件、大小不一、形态千姿的鬲。2001年12月，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樟树市博物馆在该遗址进行第10次发掘时，在遗址高地岭区清理出一件大型商代陶鬲，经过一年多的晾干和修补，已复原完整。它高47.8厘米，口径40.2厘米，腹径38.7厘米，为灰色夹细砂陶质，敞口，弧腹，三袋足，通体饰粗绳纹，颈部附加一道宽带绳索堆纹，腹至腿部亦附加绳索堆纹。伴着出土的还有吴城二号鬲，它距今3500多年，出土的一号鬲比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三期最大的陶鬲、河南二里冈文化上层一高43.2厘米，口径32.7厘米，腹径35厘米，陶质陶色纹饰均与一号鬲相同。其时代为吴城商代遗址一期早段，期最大的两件陶鬲都大，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最大的一件，专家们称之为“中国分裆鬲王”。吴城一号鬲的修复问世，是继吴城遗址获20世纪中国百年考古发现殊荣后的又一重大发现，对研究吴城文化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中国社会科知学报》是中国社会科学领域最高学道术类报纸，在很多学校算做一类核心期刊之列。这要看具体学校的规定，受篇幅影响，每篇文章一般不超过3000字。该报纸在国内外影响较大，受到很多答学术机构和学者的重视。
《中国社会科学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主办、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辑出版，面向全国理论界、学术界的大型理论、学术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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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扎根学术、服务中国、面向未来，坚持政治性、思想性、学术性、国际性、悦读性的有机统一，倾力打造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最精良的报纸。
《中国社会科学报》关注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瞩目热点、难点、焦点和前沿问题；坚持理论创新，鼓励学者在坚持科学精神和科学原则的前提下，运用新方法，开辟新领域，提出新观点。
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提倡坦诚、平等、说理充分的批评与反批评，支持和扶持学派的形成与发展；注重对国内外社会思潮、学术动态的分析和评介，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坚持弘扬优良的学风和文风，强调实事求是，鼓励严谨治学，提倡深入浅出，注重由博返约。
《中国社会科学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扎根学术、服务中国、面向未来，坚持政治性、思想性、学术性、国际性、悦读性的有机统一，倾力打造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最精良的报纸。《中国社会科学报》关注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瞩目热点、难点、焦点和前沿问题；坚持理论创新，鼓励学者在坚持科学精神和科学原则的前提下，运用新方法，开辟新领域，提出新观点；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提倡坦诚、平等、说理充分的批评与反批评，支持和扶持学派的形成与发展；注重对国内外社会思潮、学术动态的分析和评介，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坚持弘扬优良的学风和文风，强调实事求是，鼓励严谨治学，提倡深入浅出，注重由博返约。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将利用自身深厚的理论学术积淀和完备的编辑出版体系，使《中国社会科学报》与《中国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s in China、《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历史研究》等重要学术期刊，协同作业、相辅相成，努力成为深刻反映学术前沿、时代精神与中国经验的权威阵地，推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高端平台，展示中华民族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当代智慧的重要窗口。《中国社会科学报》前身是社科院办公厅编辑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和社科杂志社编辑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报》，内容偏社科，属于行业报。为进一步扩大《中国社会科学报》的影响力和覆盖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已在广东、上海、陕西、武汉等四地建立记者站，吉林、四川、重庆、美国等记者站正在筹备中。2012年，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拟将《中国社会科学报》由周二刊改为周三刊，分别于周一、周三、周五出版，报纸零售价由原来每期3元调整为每期2元，全年订价296元。订户可在邮局订阅，也可直接联系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事业发展中心进行订阅。《中国社会科学报》国内统一刊号：CN11-0274；邮发代号：1-287。
好像人民大学把中国社会科学报定位为核心期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