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类学用于史前研究存在的问题摘 要：本文以考古材料为基础，列举、大量事实和案例，说明文化人类学的观念、、材料用于史前，无论在物质文化还是精神文化方面都会存在明显的，同时也分析了其中的原因，而最根本的原因即是：文化人类学的观念、材料，对原始人类和原始文化的认识，均是来自或建立于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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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考古材料为基础，列举、大量事实和案例，说明文化人类学的观念、、材料用于史前，无论在物质文化还是精神文化方面都会存在明显的，同时也分析了其中的原因，而最根本的原因即是：文化人类学的观念、材料，对原始人类和原始文化的认识，均是来自或建立于现当代地球上仍然残存的原始民族、土著居民生活和生存之状况，它们与古代、埃及、西亚、印度、印第安人文明、米诺斯文明这些人类文明的“主流”各是一回事，二者不能人为等同；文章还着重分析了中国“图腾”问题，认为图腾在中国古代文化或史前文化中难以证实，值得怀疑，同时指出文化人类学中没有“文化”这一项目或是其先天性重要缺失，故不能据此去判定和推测人类古代文明、文化之“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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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化人类学;; 史前研究;; 问题和原因;; 科学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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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由于记载有限或残损不全，更由于相当于史前而言，现存古代文献一般都显得非常晚近，而神话传说非史实记录，其中事象多被人们视为古人想象、幻想、虚构之情景（这由中国“古史辩”派的认识及各种相关的工具书与研究对于“神话”的定义可以看出[1]），另一方面现今的学者多相信西方人类学家、民族学家考察现当代地球上仍然存在的原始民族、土著居民所得关于原始文化的结论，相信中国上古及史前时代文化、程度与现在地球上仍然存在的那些原始民族、土著居民是处于同样的发展阶段、状况，所以学者在考察中国古代和史前时代文化时常用、多用文化人类学的一些结论、认识和方法去比对、观照。本来，这是一个正常的、有益的现象和方法，但是在当代中国、在学术界，似乎有一种滥用文化人类学、民族学资料的现象和倾向，文化人类学及有些观念、认识被抬高到了一个不恰当的地位，乃至可能存在被人用于装潢门面或用于摆脱话语困境、研究困境的情形。我们在有关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宗教、文学、制度、神话等研究领域尤其是有关上古和史前时代考古研究及有关著述中，常常可以看到作者或帮助宣传者介绍说“运用了文化人类学”、“从文化人类学角度研究”等等用语，而这些研究和著述中又的确充斥着图腾、神灵、巫术、崇拜、祭祀、母系、父系、公有、私有等等诸如此类的语汇和相关论述。其中既有系统的著述、建构，也有零星的或简单的相互比对、参照，甚至也不乏直接将图腾、巫术、祭祀、种种“崇拜”等用于史前遗存及文化现象，所得结论、认识正确与否多半经不起检验、质问或不容易判断、无法判断。作为研究人类文化起源及进化[2]的文化人类学本身的先天性缺失及局限，文化人类学用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尤其是史前考古、史前研究存在的问题，似乎少有人谈及，所以本文主要谈一谈文化人类学用于中国史前研究所存在的问题。先例举现象和事实，后谈为什么会“存在问题”，不妥之处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 一、“问题”列举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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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史前时代或历史时期，我们都可以把整个人类文化划做三大块，即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含科学技术）和社会制度。关于社会制度，涉及家庭、氏族（胞族）、部落、由母系发展到父系、由公有发展到私有等一系列概念、术语和理论，这些东西在面临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材料时的不适应笔者在《“炎黄大战”的考古学研究（10—11）》中已有一些例举和涉及，这里不再重复。这里谈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这两方面（当然事实上物质、精神、制度三者是相互关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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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物质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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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尔根将人类历史划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文明时代三个阶段，其中野蛮时代又分为低级、中级、高级三段。关于低级野蛮时代（约当新石器时代初期）之社会，摩尔根有一个著名的论断，他认为该时期或社会在东半球是指“那些流行制陶术而尚不知饲养动物的部落”，而在西半球是指从懂得制陶术到“用灌溉法种植玉蜀黍等作物以及用土坯和石头来建筑房屋”之前的阶段[3]。摩尔根的论断主要来自对美洲印第安人的考察，所以关于西半球的认识大体上是不错的，但关于东半球，摩尔根的认识却与后来的考古发掘结果不相吻合：人类文明最早的起源地西亚地区中石器时代的凯巴拉文化（约前1.6万年—前1万年），其“居民过着以狩猎采集为主的生活，有矛、镞等细石器，并以刮刀剥制兽皮蔽体。从兽骨较集中的情况看，可能已有畜牧的萌芽，如佩特拉附近的马达马格遗址，山羊骨占全部兽骨的82%；卡尔迈勒山附近的法拉赫遗址，羚羊骨已占74%。一般认为，这种现象表明可能已出现放牧，这些山羊或羚羊可能即是最早的家畜”。此时凯巴拉文化居民尚未发明陶器，即使由凯巴拉文化发展而来的呐吐夫文化，仍然是一种“无陶新石器文化”[4]。在西亚的前陶新石器时期，许多地方都已有成熟的家畜饲养：如黎凡特南部的耶利哥已种植小麦、豌豆、燕麦，出现了“确实的家畜山羊”，土耳其恰约尼遗址发现有小麦、大麦、豌豆、扁豆的种植，有绵羊、山羊、猪等家畜，安纳托利亚地区也已产生最初的农耕和畜牧，家畜有猪、绵羊、山羊，伊拉克东北部的耶莫遗址也已种植小麦、大麦，驯养家畜，它们的年代都在前6000年前，此未出现陶器[5]。东半球的另一个农业起源中心中国，畜牧的发生也不迟于制陶业，而是大体上同时：在距今约一万年前，陶器开始出现，同时可能已有鸡、猪、狗的饲养，如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出土的鸡骨、猪骨、狗骨，被认为可能是家畜；尤其是同一时期广西桂林甑瓦皮岩洞穴遗址上下层都有较多猪骨出土，“据鉴定有67个个体，猪的年龄数值比较集中，以1—2岁间的成年猪最多，罕见长大粗壮的犬齿，门齿一般都较细弱，未见有磨蚀深重的第三臼齿，这些都是反映人工饲养和被宰杀的结果，饲养的时间又较偏长”。而到距今8000年左右，制陶业初步发展起来时，鸡、猪、狗等家畜的饲养也亦很普遍和成熟，牛、养的饲养可能也已开始，如裴李岗、磁山、贾湖、大地湾、跨湖桥等遗址的相关发现[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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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器是新石器时代人类生活中使用最普遍的一类日用品，也被考古学家视为新石器时代最重要的特征和标志之一。关于陶器的起源，恩格斯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常常被学者引用：“可以证明，在许多地方，也许是在一切地方，陶器的制造都是由于在编制的或木制的容器上涂上粘土使之能够耐火而产生的。在这样做时，人们不久便发现，成形的粘土不要内部的容器，也可以用于这个目的”[7]。恩格斯这个论断受到摩尔根《古代社会》的，而摩尔根《古代社会》中的说法又来自人类学家泰勒《人类远古史研究》，泰勒又是借鉴了别人的观点：戈盖“于上一个世纪最先提醒大家注意陶器发明的过程，他说，人们先将粘土涂在这样一些容易着火的容器之上以免被烧毁，以至后来他们发现单单用粘土本身即可达到这个目的，于是世界上便出现制陶术了”[8]。民族学资料中的确有这种情况，比如林惠祥先生就列举了南美洲的土人、亚里桑那的哈瓦苏派人都将纺织物敷泥，然后用于盛物在火上烧烤，用以说明有些陶器可能是这样制成的[9]，但是说陶器起源于在编织物上敷泥，经烧烤而成，迄今在考古学上并无确凿而充分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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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者一般都认为陶器的发明是伴随着定居和种植农业的发生而出现的，是应谷物贮藏、炊煮以及盛水盛汤之需而产生[10]。这种认识实际上意味着陶器的起源和发明是因为人类进化历程、生活方式中某些内在的及动力因素在起作用，而不是因为敷泥于编织物烧烤或因偶然失火而导致。这种认识大体上已为考古发掘所证实，而且可以认为它就是来自于现代考古发掘和研究。现知人类各种不同的古代文明中，早期陶器出现的时间有早有晚，也不都与种植农业相伴生，但是没有发现陶器起源于编织物敷泥烧烤的证据。以人类历史上农业起源最早的西亚为例：西亚地区在陶器起源之前曾经历大约1000年的前陶新石器时期（约8000前—前7000年），而此期已有比较成熟的种植农业和家畜饲养，甚至在年代更早的中石器时代如纳吐夫文化中已有农业起源的迹象并已开始家畜饲养[11]。在已有种植农业的无陶新石器时期，应该存在能够代替陶容器的器物（能够盛装汤水，能在火上烧烤、蒸煮）。考古发掘表明，这类器物在西亚的前陶新石器时代应该是木、石类容器（木器可盛汤水）尤其是石器：贝达遗址文化堆积为前陶期及中石器时代遗存，其石制品有臼、杵、碗、盆等，哈吉拉尔遗址前陶器遗存有大理石碗碎片，基罗基蒂亚遗址前陶期遗存有类型各异、大小不一的石制容器，其器型有带流的盆、碗，也有盘、长柄勺等，耶莫遗址前陶期也发现石臼、石杵、马鞍形手磨、户枢、石球、石斧等[12]。西亚最早的陶器发现于黎凡特北部的穆赖拜特遗址，“这些陶器过于粗糙，烧得不透，气孔犹存，不能盛水，还不能代替木石制作的空器”[13]；在土耳其恰塔尔休于遗址出土的早期陶器“胎中掺有草和砂砾，颜色为奶黄色或浅灰色，表面光亮，器型常见平底的深碗、浅盆，火候较低”，考古学家认为当时“陶器数量不多，可能是由于当时的居民使用木、石制容器及篮子之故”[14]。由于人工用火的出现远远早于种植农业的发明，火能使泥土坚硬乃至不透水这种认识和知识的形成也当早于种植农业的出现，同时编织物的产生也当早于种植农业（因为采集所需），所以如果陶器因敷泥于编织物再经烧烤而发明，那么在西亚的前陶新石器时代应该已普遍使用陶器而不会是制作更为困难、更费工时的石质容器，而最早陶器的出现有可能上溯到西亚的中石器时代，因为其时种植农业已开始萌芽。显然在西亚，陶器的出现更多的是模仿和替代木、石容器尤其是石器（前陶时期制作和使用木、石容器应该是所谓“木器时代”、石器时代传统的一种延续，这导致西亚陶器的出现滞后于种植农业的发生）而非编织物，当然并不排除陶器在造型上会模仿编织物。在亚洲另一个农业起源中心中国，已有证据表明制陶业的出现正是与原始农业存在着共生关系[15]，早期的制陶方法主要是捏制、片状贴塑（泥条盘筑法应更晚一点），但是发现最早陶器有捏制而成的证据而无敷泥于筐篮烧制的证据[16]。陶器如因在编织物（或木制容器）上敷泥烧烤而起源，那么在早期陶器、陶片上必会留下证据（或者陶器、陶片里面有编织物痕迹，或者陶胎的中间层有编织物痕迹），但是迄今为止并未见有这种证据或相关报道。 ;
;;; 日本的农业起源时间很晚，但它却是世界上最早出现陶器的地区：日本爱媛县上黑岩阴遗址曾出土距今约1·2万年前的陶器，后来在除北海道和冲绳以外的地区都发现了早期陶器。“最近在长野县下茂内和鹿儿岛县简仙山，都出土了经测定约为距今1·5万年前的陶片，其中鹿儿岛的陶片烧成温度只有400度——500度，质地疏松，还没有完全陶化，可谓名符其实的土器。1999年，日本青森县大平山元一号遗址出土了无纹饰陶器，其陶片附着碳化物的碳测校正年代为1·6520万年——1·4920万年，在国际考古界引起了轰动”[17]，但是没有发现这些陶器的制作和生产与编织物有关。据研究，我国和日本、俄罗斯西伯利亚南部等世界上最早出现陶器地区的早期陶器大多是圆形球体，平底器很少，其原因除了模仿陶器出现之前人类广泛使用的植物果壳形状、制作相对容易、容积又较大以外，“最初的陶器首先考虑的是满足炊事需要，然后才是盛储需要，或者说先有煮饭的锅，后有盛饭的碗。圜底器物支架在几块石头上，便能生火加热，也较为稳固，而且采热功能好” [18]。显然，早期陶器制作成圜底形，不会是模仿编织物而成，因为后者一般不会是圜底，既不实用也没有必要。可见恩格斯关于陶器起源的论断是不正确的，来自文化人类学的资料和认识是不能直接与人类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现象划等号的。
;;; 严文明先生在分析半坡、姜寨等遗址发现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聚落、房屋及当时的家庭、婚姻形态时，认为那些有灶有炊具和饮食器、有1.5米宽土床而粮食储备很少的小房子应该是供过对偶婚姻生活的夫妻和他们的婴幼儿居住的地方，而老人和较大的孩子可能要住中等房子或其他小房子。与此同时，他发表了一番议论：有人说“原始社会生产技术水平那么低下，盖一座房子很不容易，哪能象我们现在住得那么宽敞？从前彝族的穷苦人披个麻袋在屋檐下一蹲就能睡一夜觉，仰韶一二十平方米的房子不是足以蹲一二十人吗？这从表面看起来也好象有些道理。如果全部都是空房子，就没有法子驳倒这些似是而非的说法”[19]。这是说不能用民族学材料去衡量和比对史前考古所发现的材料。如果放开眼界，我们会发现，严先生这里所论及的现象和情形并不是孤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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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亚，距今约9000—8000年的有陶器新石器时代，具备一定规模的聚落遗址已普遍出现技术高超的原始建筑及房屋、居所：哈吉拉尔遗址的前陶新石器时期已有用泥砖建造的方形房屋，其大墙有石基，壁面及地面涂有灰泥，重要房间的地面铺小石子或卵石，门道可能设于屋顶；进入有陶新石器后期，该遗址见有9座房屋，均长10.5米、宽6米左右，方砖墙厚达1米，以石为基，每座房屋开有两门[20]。基罗基蒂亚遗址位于一座陡峭的小山上，其房屋墙壁的下半部一般用石灰石砌筑，上部和圆形屋顶用粘土、土坯等材料建造，有些房子建有双层墙；大型房屋内则有两根石柱，用来支撑半圆形的阁楼，阁楼有小梯上下，可能是睡觉之处，屋内石铺地面上设有灶等生活设施，屋外有用墙围起来的院落；有些房屋中还建有走廊、仓库、碾谷房、厨房、石桌等[21]。恰塔尔休于遗址发现的房屋“由土坯砌成，每一房屋由一面积5米×4米的起居室和一个至几个附属房间组成。房屋平顶，在两根大梁和许多小梁上铺苇草和干砖。屋顶有长方形入口以供进出，起居室与附属房间有低矮的门洞相通，门洞高仅77厘米。屋内南部有木梯和炉灶以及放燃料的柜子，另有平台和长凳以供坐卧……”[22]。索万遗址内“有砖坯结构的T形建筑3座，均由许多大小房间组成，布局规整。房屋的地面和墙壁涂抹泥灰，以外扶壁墙承托支撑屋顶的木板。其中的一座建筑似具有宗教的职能，在一房间的壁龛内发现一“母神像”[23]。1999—2000年，德国考古学家汉斯·格奥尔格·格贝尔领导的一个国际考古小组在约旦的巴亚村发现一座新石器时代早期墓室及许多壁画，同时该遗址还表明：约在9000年前人们建有一些两层的房子，显示出当时居民极高的建筑水平。考古学家说，考虑到巴亚村是建在约1000米高的岩石陡坡上，跟外界很难沟通，这一成就更显得了不起[24]。在中国，距今7000—5000年的仰韶时代，房屋建筑技术和取得的成就也非常可观：甘肃秦安县大地湾仰韶文化大型房基F901被称为“原始宫殿遗址”，其总面积达420平方米，由主殿、左右侧室、后室及前沿附属建筑构成；其主殿按后世构架原理当是十柱九间，其顶梁大柱直径达57厘米；在主室中辅助顶梁大柱的两个较大的木柱之外侧，又各增立了三个直径为10厘米左右的小木柱或木板作附衬，然后用草泥包裹为一体，组成一个外径为80厘米的大柱，再抹上白灰面；其墙体用红烧土筑成，壁面抹石灰压实，居住面用碳性料礓石铺垫，打磨得光亮照人，坚硬尤如今日的水磨石地面，而据甘肃省博物馆化验室技术鉴定，这种料礓石经火烧粉碎后的物理性能，相当于现代所使用的100号矾土水泥[25]。湖北枣阳雕龙碑遗址15号房址以及陕西扶风案板遗址的大型房址，其建筑规模、技术与大地湾F901不相上下，前者的墙壁以密集的木料栽立而成，木柱之间的间隔仅有1—10厘米，“所有的木材都经精选和细加工，形状方正，棱角分明，十分规整”[26]，后者“在主室内近四角处，对称地分布着4个直径达0.4—0.5米的大柱洞”[27]。河姆渡遗址发现距今7000年前的干栏式长屋，现存桩木和长圆木220余根，较规则地排成四列，计宽约7米，最长一列桩木为23米，所以其室内面积应在160平方米以上[28]。1999年至2001年，中国的考古学家在河南灵宝西坡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发现距今5500年前仰韶文化的特大型房址，其整体面积达到516平方米，四周有回廊，其柱洞直径大都在0.45米—0.7米之间，室内居住面自上而下分五层处理，各层均十分致密而坚硬，其中第三、四层近似当代混凝土，最上层为灰白色细泥。考古学家认为：依下部结构推测，该房屋可能为四面坡式建筑，由于面积大、跨度广、布局复杂，也可能为重檐结构，“仅从保存较好的下部房址便不难想象，此房屋曾经是一座多么宏伟的建筑”[29]。无论是西亚新石器文化或是中国新石器文化仰韶时代房屋建筑所取得的成就、达到的高度，都是现、当代地球上那些原始部落、土著居民所不及的，更不用说古代埃及的金字塔、方尖塔、神庙，古代印度哈拉巴文明、巴比伦和苏美尔、玛雅文明以及米诺斯文明的城市、宫殿、神庙建筑。故知文化人类学所考察的现、当代仍存之原始部落、落后民族材料与中国、西亚、埃及、印度的古代文明及其新石器时代可比性甚微。 ;
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的大量“灰坑”历来被视为“垃圾坑”、“祭祀坑”，近年来有学者研究，“灰坑”中其实有一部分可能是“粮食窖”，另有一部分则可能是“小水田”或“水坑”、“水塘”、“水井”、“水渠”、“鱼塘”等农田水利设施。刘志一先生认为“祭祀坑”一说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在“远古时代原始祭祀中，即使祭地神也没有挖坑祭祀的习俗。只有到了商、周时期或早一点的夏代才有挖坑祭祀的习俗出现的可能”[30]。最近四川的考古学家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茂县营盘山遗址发现120余座灰坑，其形制规格各异。他们对这些灰坑作了具体的分析和推测，认为“一些灰坑底部及四周采用卵石（有的内含大型砾石）垒砌而成，推测应是进行石器加工的场所或有其他用途。个别灰坑内还发现涂有鲜红色颜料的石块，可能具有某种宗教含义。有的坑内还发现数量较为丰富的陶器堆积，应是以理葬陶器为主、具有特殊含义的器物坑。少量口小底大的圆形袋状灰坑底部平整且较深，可能为贮存粮食等实物的窖穴[31]。曾经，在湖北天门肖家屋基遗址的发掘过程中，遗址中部发现一个面积颇大的水塘，先被断为具有宗教性质的遗迹。后来注意对水塘细部的清理和观察，通过水塘边缘、塘底及水塘附近的遗迹、遗物留存和堆积的分析、推断发现，认为该水塘应是“一处与盥洗、制作石器也许还包括汲取生活用水等活动有关的场所，而基本否定了原有的宗教性质遗迹等推测[32]。杨鸿勋先生在谈到建筑考古学时说：“将新石器时代古池塘底的木构井干挖出，而解释为‘原始崇拜建筑’的遗迹；将殷商宫殿‘土阶’的残迹误认为完整的‘祭坛’……”等等，这些错误都是缺乏专业知识所造成的[33]。将很多生产、生活性遗迹、遗存断为宗教性遗迹、祭祀场所，除了与工作细致程度不够、专业知识不够有关外，可能还有一种潜在或显在的观念和印象在起作用，即认为新石器时代的人类（亦即原始人类）很愚昧、生活中凡事皆有神灵，处处要崇拜、祭祀，这种观念和印象的存在显然与文化人类学的一些认识和观点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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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今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出土了大量的“骨耜”和稻谷遗存，以前学者依据文献资料、民族学材料对河姆渡“骨耜”的形制、用途以及当时的耕作方式等作了不少研究，其说纷纭。黄渭金先生详尽地分析了各类“骨耜”的加工、使用特征和痕迹，认为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骨耜”实际上包含了专门用于翻耕农田的“骨耒”、修整水田的“骨耜”和平整农田的“平田器”，“至于双齿刃、斜刃和平刃等刃部特征是由于骨料的再加工、再利用所形成”，而河姆渡遗址的耕作方式应该是“踏耕”和“耜耕”并存，“它们是一种并存关系，并不互相矛盾。‘刀耕火种’不适于河姆渡的平原沼泽型稻作农业”。他最后说：“以前学者对河姆渡骨耜的论述，大多偏重于古代文献史料的考证及民族学材料的引用，忽视了对现成考古实物资料的探索，笔者在此并非贬低和鄙视文献史料及民族学材料在考古研究中的地位，而旨在说明考古学的研究还是要以考古发掘资料为主，文献史料和民族学材料可作为我们进一步研究的必要补充和旁证，如此才会使我们的研究更客观而真实地反映事物的本来面目”[34]。著名人类学家林惠祥先生在其著作中说：“猪、羊在原始生活中居较不重要的位置”[35]，这一认识与中国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显然是相违背的，因为无论是作为食物、营养来源、物质财富或者是作为精神信仰、原始宗教方面的象征、借代物，猪在原始人类的生活中都是非常重要的[36]。林先生的认识显然不是“以考古发掘资料为主”而得出的。
2、关于精神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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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原始社会、史前时代的精神文化，原始人类最重要的精神信仰和崇拜对象，人们最普遍的印象可能就是“图腾”。如果将这个问题交给中学生去回答，十之八九他们都会说：图腾；电视、书刊里面如果出现某个古代文化、器物中的动、植物图像，看起来很重要的样子，有文化的人多半会脱口而出，那就是图腾。“图胖”就是这样普遍地存在于原始人类的生活和现代人的头脑之中，不仅“大多数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都认为新石器时代彩陶上的动物纹样及其象征性纹样是古代氏族部落的图腾标志”[37]，而且“目前只有触及到中国各民族古代社会的文化，不仅有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提到图腾，民族学家、宗教学家、古文字学家、家、美学家、美术史学家、神话学专家、民间文学专家和民俗学专家也几乎都要照讲图腾。然而，许多著述往往是将‘图腾’一同做简单的套用，普遍缺少应有的论证和具体的说明”[38]。研究原始文化的著名学者也不例外，如朱狄先生就有这样直接而简洁的判断：“1963年，山东日照两城镇龙山文化遗址中，在一件石器上发现的兽面纹饰和饕餮纹十分相似，而半坡彩陶上有鹿纹；江苏邳县大汶口遗址（此处似有误会：大汶口遗址在山东泰安县，而江苏邳县有大汶口文化大墩子遗址——王先胜）中发现有猪头纹；马家窑文化类型和辛店文化的彩陶上有狗纹。这样，地下发掘说明图腾之说不无根据”[39]。丁山先生说：“在氏族社会，以图腾为宗神，每个家族的闾里之口都立有图腾柱（Totompole）以保护他们的氏族。所谓图腾柱，大抵雕刻为鸟兽怪物形”[40]。陆思贤先生继续发挥说：“其为鸟兽怪物形，在中国古史的传说中，龙、凤是其中最有名的，其他虎、豹、熊、罴、龟、鳖、蛇、鱼，包括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水中游的，还有住洞穴里钻的，无所不有，又有神柱圣树，奇花异木，都应是图腾形象的实录。它们被装置在图腾柱上，氏族林立，图腾柱也林立，在当时祖国的大地上，有多少图腾柱，大概是不计其数的。或可以说，氏族制时代也就是图腾时代、图腾世界，那么图腾文化、图腾，也就是原始文化的核心或纲领”[41]。也有学者将现今中国各少数民族的“图腾”作了统计、归纳，不少民族的图腾多达几十种，也有的仅有一、二种[42]。大约哪个民族经常和哪些动植物打交道、对其有所礼敬，在日常生活的器物上有所表现、在礼仪活动中需加以利用，那便成为该民族的图腾。“图腾”真是这样广泛而深刻地存在于中国史前时代和原始民族的生活及精神世界中吗？对此，我们需略加认真地考察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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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的《辞海》解释“图腾崇拜”，说它是“原始社会一种最早的宗教信仰，约与氏族公社同时发生”，而氏族公社“产生于考古学上的旧石器时代的晚期”[43]。研究图腾文化的学者说：“世界上大多数学者认为图腾文化形成于旧石器中期或晚期，而新石器时代是图腾文化的衰退落和演变期”、“根据国外考古学资料，图腾文化发生于旧石器中期，繁荣于旧石器晚期和中石器时代。欧洲发现的众多的属于旧石器时代的洞穴壁画和雕塑等，证实当时图腾仪式、图腾歌舞是丰富多彩的”，而“新石器时代是图腾文化开始衰落的时期
语副词研究
郭振
摘要：副词是一种半虚半实的词。它们能表示行为、动作或性质、状态的程度、范围、时间、可能性、否定作用等，有一定的词汇意义，能独立用作句中的次要成分，这是它近似实词的一方面；但是它不能单独地表示一种实物、一种实情或一种实事；同时有不能用作句子的主要成分：主语、谓语；也不能用作宾语、定语，这是她同其他各类虚词性质相近的一方面。
关 键 词： 来源 ；发展变化 ；语法特征
Abstract: The adverb is one kind of half empty half solid word. They can express the behavior, the movement or the nature, the condition degree, the scope, the time, the possibility, the denial function and so on, have certain glossary significance, can serve as in the sentence independently the accessory constituent, on the one hand this is it is approximate the full word; But it cannot alone express one material object, one kind of truth or one kind of real situation; Simultaneously has cannot serve as the sentence the principal constituent: Subject, predicate; Also cannot serve as the object, the attribute, on the one hand this is she with other each kind of function word nature close.
Key words : Origin ; Development change ; Grammar characteristic
副词是一种半虚半实的词。它们能表示行为、动作或性质、状态的程度、范围、时间、可能性、否定作用等，有一定的词汇意义，能独立用作句中的次要成分，这是它近似实词的一方面；但是它不能单独地表示一种实物、一种实情或一种实事；同时又不能用作句子的主要成分：主语、谓语；也不能用作宾语、定语，这是它同其他各类虚词性质相近的一方面[1]。在这里我们把能修饰动词、形容词、名词性谓语，在句中作状语或补语的单音虚词或复合虚词的词叫做副词。副词一般只能用在动词、形容词或其它副词前作状语，一般不能和名词组合[2]。本文根据上述标准，从汉语中副词的来源、发展变化以及在现代汉语中的语法特征和一些特殊用法为切入点比较系统地对汉语副词进行了全面的论述。
一 副词的来源
关于副词的来源可以分为两大的部分：
一 实词虚化是单音副词的主要来源
1. 由实词本义直接引申虚化为副词。主要指由名词、动词、形容词、数词等直接虚化为副词。
a. 名词→副词（箭头前面的是本义，后面的是引申义。 下同）
早：早晨→很早、尽早、早点儿
A明早，遣人觇之，已行矣。（古文观止-瘗旅文-王守仁）
B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周书-召诰第十四）
C 若不早图，后君噬齐（先秦诸子-儒-春秋三传-春秋左传-庄公元年～三十二年）
D 知伯愎而好胜，早下之，则可行也。（先秦诸子-儒-春秋三传-春秋左传-哀公元年～二十七年）
E 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于枯鱼之肆。（先秦诸子-道-庄子-外物第二十六）
“早”的本义只指“早晨”这一时段，如A，而例BCDE中的“早”并非指“早晨”这一时段， 而是“很早”或“较早”的意思。
首：头→首先、开始、第一
A 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诗经-伯兮）
B 初，吴王首反，并将楚兵，连齐、赵。 （汉书-荆燕吴传）
C 余爱司空表圣《诗品》，而惜其祗标妙境，未写苦心；为若干首续之。（清·袁枚-续诗品）
D 体同而事核，辞清而理哀，盖首出之作也。（文心雕龙卷十三·哀吊）
E 微子开者，殷帝乙之首子而帝纣之庶兄也。（史记-宋微子世家第八）
“首”由“头”义引申虚化为副词，如A。人初生头先出，故可引申为“首先”、“开始”之义，如BCD。《方言》：“人之初生谓之首。”而E则是“第一”的意思。
b. 动词→副词
滋：增益→越发、更加
A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春秋三传-春秋左传-僖公元年～三十三年）
B是以窦太后滋不说。（左传·隐公元年）
C鲁缪公之时，公仪子为政，子柳、子思为臣，鲁之削也滋甚。（孟子-告子章句下）
D若能为旱，焚之滋甚。（春秋三传-春秋左传-僖公元年～三十三年）
“滋”由“增益”的“加多”义如A引申虚化为“越发”、“更加”如BCD。
c . 形容词→副词
劣：弱、少→仅仅、刚刚
A薄劣东风，夭斜落絮，明朝重觅吹笙路。（元-张翥-踏莎行）
B释鞍就穴直上，可百余仞，石路逶迤，劣通单步。（水经注-渭水）
“劣”有“弱、少”义，如A，当它转化为副词以后，仍存有这一语义；但已经不是对事物的形容，而是对动作行为的限定，如B。
d. 数词→副词
A天子大说，赐南越大臣印绶，一用汉法。（汉书·终军传）
B鲁哀公问舜于孔子，孔子不对。三问，不对。（荀子·哀公）
C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中庸-第十三章）
“一”在我国古代哲学中向来指事物的本源，事物的统一体，在A中虚化为“完全、全都”。 “三”在古汉语中表示“多次”，是约定俗成的用法。而C中的“四”也是多次的意思。
2. 由实词间接引申虚化而来
a. 实词由其本义先引申出新义，这个新义并不改变原词性，然后再引申虚化为副词。
本：草木的根→根基、根源→本来、原来
A是以广以平，则不丧本茎。（吕氏春秋·辩土）
B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王国维-人间词话）
C仆本寒乡士，出身蒙汉恩。（南北朝-鲍照-代东武吟）
“本”是其本义，指草木的根。“本”并不是由“草木的根”直接引申虚化为副词的，而是
先引申为“根基、根源”义，由此再引申虚化为“本来、原来”义。
日：太阳→白天、一天→日益、日渐
A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明-张煜言-八月辞故里）
B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王国维-人间词话）
C故农战之民日寡，而游食者愈众。（商君书·君臣）
因为有“太阳”才能称得上“白天”，这是“日”由“太阳”义引申出“白天”义的重要因素；因为自然界的规律是日复一日，所以才有可能虚化为“日益、日渐”。例中的“日寡”和“愈众”对举为文，尤可看出“日”的“愈益”义。
总：捆束→聚合→全都
A婉兮娈兮，总角兮。（诗·齐风·甫田）
B其水三泉奇发，西北流，总成一川。（水经注·汾水）
C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东坡全集·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
“总角”，指把头发结扎成角状的髻；“总”是“捆束”的意思。“捆束”是把分散的东西聚拢在一起，故可以引申为“聚合”义，如例，分散的东西聚合在一起，自然成为一个整体；而这一整体又蕴含着原来分散的个体。这就给“总”引申虚化为副词的“全都”义提供了嬗变的条件。例中的“总相宜”，意为淡妆亦相宜，浓抹亦相宜，“总”统摄“淡妆、浓抹”。
b. 实词在由其本义引出新义时改变了词性， 然后再引申虚化为副词。
遽：驿车→疾速→立即、赶快
A吴、晋争长未成，边遽乃至，以越乱告。（国语·吴语）
B夫子何为遽？国家得无有故乎？（晏子春秋·内篇谏上）
C其邻之父言梧树之不善也，邻人遽伐之。（吕氏春秋·去宥）
“遽”是古代传递紧急信息的快车。由“遽”的功能特性引发出形容词“疾速”义，再由“疾速”义引申虚化为副词“立即、赶快”义。
背：脊背→背对→暗中、背地里
A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周易·艮）
B王背屏而立，夫人向屏。（国语·吴语）
C当交颜而面从，至析离而背毁者，伪人也。（抱朴子·外篇·行品）
“背”由“脊背”引申为“背对”，再引申虚化为“暗中、背地里”义，容易理解，不赘述。
c. 由实词假借而来
由实词假借为副词是副词的又一来源。“还”本义是“返回”，假借为“旋”，义为“迅疾、很快”；“阳”本义为“明亮”，假借为“佯”，义为“假装”等等。
二 从结构上看复合副词的构成[3]
除了单音副词外，在古汉语中还有为数不少的复合副词。复合副词早在先秦就已产生，汉代以后则大量出现。考察复合副词的结构，大抵有如下三种类型。
1 联合式
由两个同义或近义的副词连用构成。
A 使人往听之，犹尚越声也。（史记-张仪列传）
这类复合副词在组合时，其前后位置有的可以互换，“犹尚”也可作“尚犹”。《陈书·裴蕴传》：“我去尚犹未克，鼠窃安能济乎？”
2 后置式
由副词与助词相结合而构成。
A然则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乃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矣。（文心雕龙卷二·征圣）
B幽寺寻僧，逸兴岂知俄尔尽。（古代蒙学-声韵启蒙-卷下-二萧）
C别卿已来，倏焉二载，吾所缀文，已成一集。（魏书·崔挺传）
D比来朝廷或有事赐与，皆缘征发，须是优恩，若寻常则无此例。（旧唐书·裴度传）
E正参参欲住，轻衫掠处，又特地，因风起。（王国维-水龙吟）
后置式复合副词的产生跟助词出现的早晚有关。助词“然”、“焉”、“尔”等出现较早，所以副词跟这些助词结合后形成的复合副词也出现得较早。助词“来”、“地”等较晚见，与其相关的复合副词也出现得较晚。
3 重叠式
由单音副词的重叠连用而构成。
A是疾也，江南之人，常常有之。（古文观止-卷08：唐文）
B珑珑金锁甲，稍稍城乌绝。（曹邺-成名后献恩门）
C书辞宜答，会东从上来，又迫贼事，相见日浅，卒卒无须臾之间得竭指意。（文选·司马迁：报任安书）
D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当此之时，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史记-秦始皇本纪）
E故天下每每大乱，罪在于好知。（庄子-胠箧第十）
由重叠方式构成的复合副词，大多表示对所述事实周遍性的强调，或者表示对动作行为频度的强调。副词能够重叠连用而构成复合副词的为数不多，大抵只是在表示时间、状态、范围、程度中的少数副词。
二 副词在近代汉语中的变化
近代汉语副词的发展变化是多方面的， 因此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描写分析这种发展变化。把近代汉语副词作为一个断代平面的系统来看，其发展变化主要表现在，与上古、中古汉语相比，近代汉语中产生了大量的新的副词，而有些上古、中古汉语中的常用副词则已消失或走向衰落；与现代汉语比较，则又有不少副词已经衰亡或只保留在书面语中或某些方言中。有些副词，既不见于上古、中古汉语，现代汉语中也不再使用，而是只见于近代汉语，甚至近代汉语中的某一个时期。如“不方、重重、次第、大须、的毕、都来、端的、非分、干当、故故、恒常、火急、即渐、看、苦死、蓦、偶自、权时、塞、煞、甚生、相将、旋旋、一纳、只首、白干、大段、大故、大小、都自、多少、不成”等等。例如：
1‧慈母意，总恩怜，护惜都来一例看。
2‧只是如今这般人，已是大段好了。
3‧圣人虽说他不是，然亦不大故责他。
4‧老婆道：“嗔道恁恁久惯老成！原来也是个意中人儿，露水夫妻。”
5‧脚踏这一段了，又看第二段。如此逐旋捱去，捱得多后，却见头头道理都到。
6‧兵行雾中，直到夹寨下营，梁军兀自睡卧未起。
正是这些副词的广泛使用，使得近代汉语副词从整体上显示出一种明显的时代特色。
就近代汉语本身这一历史阶段来看，副词也是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比较晚唐五代、宋代、元代、明代四个不同时期的副词，我们可以看出，随着时代的变化，总是有些副词消亡或走向衰落，同时又不断地有新的副词产生。如《敦煌变文集》中的副词“都来（表强调语气）、不方、非分、非甚、火急、急手、镇、镇长”等，宋代以后就不大使用了。《朱子语类》中的“大段、大故、终始、将间、逐旋”等，元代以后又不大使用了。《金瓶梅词话》中的“要便、生死、只顾、只个、嗔道、干净、稳定”等，明代以后也不大使用了。不同时代新产生的副词如《敦煌变文集》中的“好生、甚生、当即、眼看、苦死、偏偏”等；《朱子语类》中的“大段、大故、怪、顶、重行、白、白地、平白”等；《新编五代史平话》中的“兀自、大举、正在”等；《金瓶梅词话》中的“老、绝、越发、只当、要便、趁早、苦死、左右、死活、管定、恒是、想必、好歹”等[4]。正是因为不同时代都有一些原有副词消亡和一些新的副词产生，所以在近代汉语的不同时期里，整个副词系统也表现出明显的差别。当然，仅就四种文献中的副词所显示出来的差别看，不排除方言的影响，还有因文献的文体和内容的不同带来的副词使用方面的差异，但参考不同时期的其它有关文献，这种差别主要还是副词系统的历时发展演变的反映。
三 现代汉语中副词语法特征以及一些特殊的用法
关于现代汉语中副词的语法特征我把它分成以下三点：
1、副词都能做状语，大多数副词还可以充当句首修饰语。（这一点古今相同）比如：
也许她已经走到半路上。
难道这种产品还受欢迎吗？
“已经”、“还”修饰句中位于，“也许”、“难道”是句首状语，修饰全句。少数副词可以充当补语。比如：坏透了 糊涂透顶 感慨万千 好得很 好极了。
2、副词是附着性的，大多数不能单用[5]。
比如问“味道怎么样？”只能回答说“好”或“很好”，不能说“很”。只有一部分副词，比如“不”、“别”、“没有”、“马上”、“也许”、“大概”、“一点儿”等可以单用，比如：
什么时候出发？ 马上。
你去吗？ 不，我不去。
3、有一部分副词能起关联作用。既可以独用，也可以合用。
a、独用：说了又说 打不赢就走 说清楚再走 不去也可以 这样更没有道理
b、合用：又白又胖 不偏不倚 越忙越乱 既聋又哑 也好也不好 非去不可
c、和连词配合使用：不但……还 只有……才 既然……就 除非……才
如果……就 即使……也 虽然……却 不论……都
同时在现代汉语中副词一般来说是不能修饰名词，但是也有一些特殊的用法，不过被修饰的名词却有特殊之处，或者具有特定的语义基础，或者是功能发生了转化[6]，例如：
真快，又星期天了。
我们要站在时代的最前沿。
小张长得很帅，就是太奶油了一些。
他真男人！
他真女人！
例中的名词义本身具有顺序义，是循环时间名词：星期一 ——星期二——……星期天——星期一，例中的名词“前沿”具有“量度”义，例中的名词都可以认为是性状化，因为它的性质可以引起人们的联想。奶油——缺乏阳刚气 男人——充满男子汉气概（例注意是“他”而非“她”）女人——做事办事很女性化。
参考文献 ：
[1]. 赖先钢《语言研究论稿》学林出版社 2005年2月
[2]. 郭锡良 《古代汉语讲义》 《电大教育》编辑部
[3]. 黄珊《古汉语副词的来源》1996
[4]. 杨荣祥《近代汉语副词简论》1994
[5]. 张斌 《新编现代汉语》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2年7月
[6]. 黄伯荣 廖序东《现代汉语》 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3年9月
致谢：
这篇论文历时半年终于定稿，在此我要特别感谢文会堂老师的精心指导。文老师从去年11月份选题开始，首先在我构思之初加以诱导、启发，帮助我确定写作方向；然后又在论文写作过程中为我提供参考书目，并对论文的初稿、二稿进行不厌其烦的修改，事无巨细，认真负责。在此，我深表感谢一 副词的来源
关于副词的来源可以分为两大的部分：
一 实词虚化是单音副词的主要来源
1. 由实词本义直接引申虚化为副词。主要指由名词、动词、形容词、数词等直接虚化为副词。
a. 名词→副词（箭头前面的是本义，后面的是引申义。 下同）
早：早晨→很早、尽早、早点儿
A明早，遣人觇之，已行矣。（古文观止-瘗旅文-王守仁）
B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周书-召诰第十四）
C 若不早图，后君噬齐（先秦诸子-儒-春秋三传-春秋左传-庄公元年～三十二年）
D 知伯愎而好胜，早下之，则可行也。（先秦诸子-儒-春秋三传-春秋左传-哀公元年～二十七年）
E 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于枯鱼之肆。（先秦诸子-道-庄子-外物第二十六）
“早”的本义只指“早晨”这一时段，如A，而例BCDE中的“早”并非指“早晨”这一时段， 而是“很早”或“较早”的意思。
首：头→首先、开始、第一
A 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诗经-伯兮）
B 初，吴王首反，并将楚兵，连齐、赵。 （汉书-荆燕吴传）
C 余爱司空表圣《诗品》，而惜其祗标妙境，未写苦心；为若干首续之。（清·袁枚-续诗品）
D 体同而事核，辞清而理哀，盖首出之作也。（文心雕龙卷十三·哀吊）
E 微子开者，殷帝乙之首子而帝纣之庶兄也。（史记-宋微子世家第八）
“首”由“头”义引申虚化为副词，如A。人初生头先出，故可引申为“首先”、“开始”之义，如BCD。《方言》：“人之初生谓之首。”而E则是“第一”的意思。
b. 动词→副词
滋：增益→越发、更加
A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春秋三传-春秋左传-僖公元年～三十三年）
B是以窦太后滋不说。（左传·隐公元年）
C鲁缪公之时，公仪子为政，子柳、子思为臣，鲁之削也滋甚。（孟子-告子章句下）
D若能为旱，焚之滋甚。（春秋三传-春秋左传-僖公元年～三十三年）
“滋”由“增益”的“加多”义如A引申虚化为“越发”、“更加”如BCD。
c . 形容词→副词
劣：弱、少→仅仅、刚刚
A薄劣东风，夭斜落絮，明朝重觅吹笙路。（元-张翥-踏莎行）
B释鞍就穴直上，可百余仞，石路逶迤，劣通单步。（水经注-渭水）
“劣”有“弱、少”义，如A，当它转化为副词以后，仍存有这一语义；但已经不是对事物的形容，而是对动作行为的限定，如B。
d. 数词→副词
A天子大说，赐南越大臣印绶，一用汉法。（汉书·终军传）
B鲁哀公问舜于孔子，孔子不对。三问，不对。（荀子·哀公）
C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中庸-第十三章）
“一”在我国古代哲学中向来指事物的本源，事物的统一体，在A中虚化为“完全、全都”。 “三”在古汉语中表示“多次”，是约定俗成的用法。而C中的“四”也是多次的意思。
2. 由实词间接引申虚化而来
a. 实词由其本义先引申出新义，这个新义并不改变原词性，然后再引申虚化为副词。
本：草木的根→根基、根源→本来、原来
A是以广以平，则不丧本茎。（吕氏春秋·辩土）
B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王国维-人间词话）
C仆本寒乡士，出身蒙汉恩。（南北朝-鲍照-代东武吟）
“本”是其本义，指草木的根。“本”并不是由“草木的根”直接引申虚化为副词的，而是
先引申为“根基、根源”义，由此再引申虚化为“本来、原来”义。
日：太阳→白天、一天→日益、日渐
A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明-张煜言-八月辞故里）
B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王国维-人间词话）
C故农战之民日寡，而游食者愈众。（商君书·君臣）
因为有“太阳”才能称得上“白天”，这是“日”由“太阳”义引申出“白天”义的重要因素；因为自然界的规律是日复一日，所以才有可能虚化为“日益、日渐”。例中的“日寡”和“愈众”对举为文，尤可看出“日”的“愈益”义。
总：捆束→聚合→全都
A婉兮娈兮，总角兮。（诗·齐风·甫田）
B其水三泉奇发，西北流，总成一川。（水经注·汾水）
C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东坡全集·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
“总角”，指把头发结扎成角状的髻；“总”是“捆束”的意思。“捆束”是把分散的东西聚拢在一起，故可以引申为“聚合”义，如例，分散的东西聚合在一起，自然成为一个整体；而这一整体又蕴含着原来分散的个体。这就给“总”引申虚化为副词的“全都”义提供了嬗变的条件。例中的“总相宜”，意为淡妆亦相宜，浓抹亦相宜，“总”统摄“淡妆、浓抹”。
b. 实词在由其本义引出新义时改变了词性， 然后再引申虚化为副词。
遽：驿车→疾速→立即、赶快
A吴、晋争长未成，边遽乃至，以越乱告。（国语·吴语）
B夫子何为遽？国家得无有故乎？（晏子春秋·内篇谏上）
C其邻之父言梧树之不善也，邻人遽伐之。（吕氏春秋·去宥）
“遽”是古代传递紧急信息的快车。由“遽”的功能特性引发出形容词“疾速”义，再由“疾速”义引申虚化为副词“立即、赶快”义。
背：脊背→背对→暗中、背地里
A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周易·艮）
B王背屏而立，夫人向屏。（国语·吴语）
C当交颜而面从，至析离而背毁者，伪人也。（抱朴子·外篇·行品）
“背”由“脊背”引申为“背对”，再引申虚化为“暗中、背地里”义，容易理解，不赘述。
c. 由实词假借而来
由实词假借为副词是副词的又一来源。“还”本义是“返回”，假借为“旋”，义为“迅疾、很快”；“阳”本义为“明亮”，假借为“佯”，义为“假装”等等。
二 从结构上看复合副词的构成[3]
除了单音副词外，在古汉语中还有为数不少的复合副词。复合副词早在先秦就已产生，汉代以后则大量出现。考察复合副词的结构，大抵有如下三种类型。
1 联合式
由两个同义或近义的副词连用构成。
A 使人往听之，犹尚越声也。（史记-张仪列传）
这类复合副词在组合时，其前后位置有的可以互换，“犹尚”也可作“尚犹”。《陈书·裴蕴传》：“我去尚犹未克，鼠窃安能济乎？”
2 后置式
由副词与助词相结合而构成。
A然则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乃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矣。（文心雕龙卷二·征圣）
B幽寺寻僧，逸兴岂知俄尔尽。（古代蒙学-声韵启蒙-卷下-二萧）
C别卿已来，倏焉二载，吾所缀文，已成一集。（魏书·崔挺传）
D比来朝廷或有事赐与，皆缘征发，须是优恩，若寻常则无此例。（旧唐书·裴度传）
E正参参欲住，轻衫掠处，又特地，因风起。（王国维-水龙吟）
后置式复合副词的产生跟助词出现的早晚有关。助词“然”、“焉”、“尔”等出现较早，所以副词跟这些助词结合后形成的复合副词也出现得较早。助词“来”、“地”等较晚见，与其相关的复合副词也出现得较晚。
3 重叠式
由单音副词的重叠连用而构成。
A是疾也，江南之人，常常有之。（古文观止-卷08：唐文）
B珑珑金锁甲，稍稍城乌绝。（曹邺-成名后献恩门）
C书辞宜答，会东从上来，又迫贼事，相见日浅，卒卒无须臾之间得竭指意。（文选·司马迁：报任安书）
D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当此之时，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史记-秦始皇本纪）
E故天下每每大乱，罪在于好知。（庄子-胠箧第十）
由重叠方式构成的复合副词，大多表示对所述事实周遍性的强调，或者表示对动作行为频度的强调。副词能够重叠连用而构成复合副词的为数不多，大抵只是在表示时间、状态、范围、程度中的少数副词。
论文一般由题名、作者、摘要、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和附录等部分组成，其中部分组成（例如附录）可有可无。论文各组成的排序为：题名、作者、摘要、关键词、英文题名、英文摘要、英文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和附录和致谢。
下面按论文的结构顺序依次叙述。
题目
(一)论文——题目科学论文都有题目，不能“无题”。论文题目一般20字左右。题目大小应与内容符合，尽量不设副题，不用第1报、第2报之类。论文题目都用直叙口气，不用惊叹号或问号，也不能将科学论文题目写成广告语或新闻报道用语。
署名
(二)论文——署名科学论文应该署真名和真实的工作单位。主要体现责任、成果归属并便于后人追踪研究。严格意义上的论文作者是指对选题、论证、查阅文献、方案设计、建立方法、实验操作、整理资料、归纳总结、撰写成文等全过程负责的人，应该是能解答论文的有关问题者。往往把参加工作的人全部列上，那就应该以贡献大小依次排列。论文署名应征得本人同意。学术指导人根据实际情况既可以列为论文作者，也可以一般致谢。行政领导人一般不署名。
引言
(三)论文——引言是论文引人入胜之言，很重要，要写好。一段好的论文引言常能使读者明白你这份工作的发展历程和在这一研究方向中的位置。要写出论文立题依据、基础、背景、研究目的。要复习必要的文献、写明问题的发展。文字要简练。
材料方法
(四)论文——材料和方法按规定如实写出实验对象、器材、动物和试剂及其规格，写出实验方法、指标、判断标准等，写出实验设计、分组、统计方法等。这些按杂志对论文投稿规定办即可。
实验结果
(五)论文——实验结果应高度归纳，精心分析，合乎逻辑地铺述。应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但不能因不符合自己的意图而主观取舍，更不能弄虚作假。只有在技术不熟练或仪器不稳定时期所得的数据、在技术故障或操作错误时所得的数据、不符合实验条件时所得的数据才能废弃不用。而且必须在发现问题当时就在原始记录上注明原因，不能在总结处理时因不合常态而任意剔除。废弃这类数据时应将在同样条件下、同一时期的实验数据一并废弃，不能只废弃不合己意者。
实验结果的整理应紧扣主题，删繁就简，有些数据不一定适合于这一篇论文，可留作它用，不要硬行拼凑到一篇论文中。论文行文应尽量采用专业术语。能用表的不要用图，可以不用图表的最好不要用图表，以免多占篇幅，增加排版困难。文、表、图互不重复。实验中的偶然现象和意外变故等特殊情况应作必要的交代，不要随意丢弃。
讨论
(六)论文——讨论是论文中比较重要，也是比较难写的一部分。应统观全局，抓住主要的有争议问题，从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进行论说。要对实验结果作出分析、推理，而不要重复叙述实验结果。应着重对国内外相关文献中的结果与观点作出讨论，表明自己的观点，尤其不应回避相对立的观点。论文的讨论中可以提出假设，提出本题的发展设想，但分寸应该恰当，不能写成“科幻”或“畅想”。
结论
(七)论文——结语或结论论文的结语应写出明确可靠的结果，写出确凿的结论。论文的文字应简洁，可逐条写出。不要用“小结”之类含糊其辞的词。
参考文献
(八)论文——参考义献这是论文中很重要、也是存在问题较多的一部分。列出论文参考文献的目的是让读者了解论文研究命题的来龙去脉，便于查找，同时也是尊重前人劳动，对自己的工作有准确的定位。因此这里既有技术问题，也有科学道德问题。
一篇论文中几乎自始至终都有需要引用参考文献之处。如论文引言中应引上对本题最重要、最直接有关的文献;在方法中应引上所采用或借鉴的方法；在结果中有时要引上与文献对比的资料；在讨论中更应引上与论文有关的各种支持的或有矛盾的结果或观点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