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济地理是以人类经济活动的地域系统为中心内容的一门学科，它是人文地理学的一门重要分支学科，包括经济活动的区位、空间组合类型和发展过程等内容。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国际经济地理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国际经济地理论文篇1
浅析国际贸易专业经济地理课程改革
一、经济地理课程的基本情况
目前，广西高职院校国际贸易专业以服务泛北部湾区域经济发展为宗旨，通过产学合作、工学结合教育模式创新，为中国—东盟经济第一线培养系统掌握国际经济与贸易知识，具备专业素质，实践技能强、富于创新精神和职业素养的高技能应用型人才。经济地理作为高职院校国际贸易专业的基础课程，有利于加深学生对世界各国家与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了解，熟悉通行国际贸易规则与惯例，更全面、系统而有针对性的完善知识结构。
经济地理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除了讲授自然环境、人文环境、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等系统知识，还引入经济环境的概念，阐述国际、区域经济及政治格局的发展，使地理科学研究和经济理论研究相辅相成。为更好的适应经济发展对高职院校人才的需求，使学生掌握经济地理基本知识与一般规律，学会运用经济学思维去分析和解决经济地理问题，强化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和能力，高职院校在国际贸易专业中专门开设了经济地理课程。其教学内容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切合当前国际、区域经济建设实际。
二、经济地理课程的主要特点
第一，涉及面广，课程综合性强。经济地理课程内容涉及地理学、国际贸易、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与经济以及国际经济合作等学科。因此该专业学生在学习这门课程时，需要建立多学科基础理论的概况，在综合性思维的前提下，更好地理解和掌握课程内容。
第二，实用性强，针对专业提高学生专业水平。经济地理课程的设置是针对性培养和增强国际贸易专业的学生的国际经贸能力，提供实用的各经济区域知识和理论，使学生能将相关理论和知识运用到实践当中。通过课程学习，还可以进一步拓宽学生知识面，增加知识结构的纵深，形成综合看待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维，培养和加强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对各种经济行为效应的分析能力。
三、经济地理课程现存问题
目前经济学科综合性和实践中综合素质受到重视，广西高职院校经济类专业都逐步开设了经济地理课程。但随着教学实践的开展，一些问题也逐渐显露。
(一)缺乏有针对性的教材
首先，现阶段主要采用的教材多为地理概述，分析问题的视角基本上建立在地理知识的陈述，与经济类理论知识结合较少;其次，教材内容缺乏科学性，知识结构欠合理，导致教学实践环节薄弱，教学实践任务不明确、不系统，没有明确的目标和切实可行的实践措施，尚未形成一套培养学生经济地理实践能力的实施方案。最后，教材的知识模块与相关课程重复较多，同一内容在教材总论和分论中重复较多，学生重复学习，既浪费宝贵时间，又容易产生厌学心理。
(二)教学条件、方法单一
经济地理课程属于综合类学科，在教师配置上，既具备经济学理念和知识，又具备扎实的地理学知识的教师数量较少，往往只能选择偏重其中一项的教师担任授课，教师无法很好地把握课程的深度与广度等;在教学手段上，多采用“填鸭式”为主的教学模式，教学手段单一。
(三)学生重视程度不足
由于缺乏针对性的教材，师资不足，教学方法单一，学生对经济地理课程理解程度低，容易失去学习的兴趣和动力;还有的学生单纯地从字面上去理解学科内容，片面认为这是一门单纯的地理课程，因此忽视课程的学习。
三、经济地理课程教学的改革
(一)明确教学思路，重设课程教学
1.合理定位教学思路。
经济地理课程作为高职院校国际贸易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具有基础理论性、综合交叉性、典型区域性、实践应用性等特点。基础理论性要求我们主动吸收学科发展新成果，主动借鉴相关学科的最新理论;边缘交叉性要求我们不断借鉴历史学、心理学、管理学、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生态学等学科的理论研究方法;典型区域性要求我们主动根据特定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实际，不断丰富和完善教学内容、手段和方式，让课程教学和经济产业走向有机结合，进一步强化教学的针对性和应用性。经济地理课程与国际贸易实务、国际贸易理论等课程一样，是国际贸易专业的基础知识，应该受到重视，合理安排教学，不能简单的作为辅助类学习或者兴趣类学习。
2、优化教材与教资。
经济地理作为一门综合性较强的课程，不能单纯的使用地理环境概述、经济环境概述类或者写实类纪录性作品作为教材，经济学专业教师与地理学专业教师应共同开发新的教材以适应该学科教学的需要。同时，应注重选择既具备良好的经济学类理论和实践经验，又具有丰富的人文素质和理知识的综合性人才任教。
3.丰富教学内容。
国际贸易专业学生在整个课程学习中需要学习国际贸易、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经济以及国际经济合作等理论的运用。因此，经济地理教学就需要教师在讲述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知识的同时，巧妙地引入上述相关理论，使学生更深刻地把握课程教学的内容。
(二)多手段相结合，强化课程教学
地理知识的修养可以增加知识厚度，经济的思维可以强化分析、处理问题能力。高质量的经济地理教育可以使学生形成良好的思维品格、思辨能力和创造素质，使他们更加全面客观的看待事物。所以，教师应该以多种手段强化教学。
1.以讲授法夯实基础知识。
讲授法是教师通过口头语言运用讲述、讲解、讲读等方式，向学生系统地传授知识的方法。讲授法具有传递信息密度大，学生接受知识效率高，教学可控性强的优点。同时，通过对世界经济发展分析及相关基础理论的教学，教师可以使用讲授法最大限度地将国际政治经济基础理论，如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知识传输给学生，有助于学生更好的学习。
2.以多媒体教学丰富知识载体。
通过多媒体教室的硬件条件，借助视频、音频、课件等软件条件，以其图、形、声、色对学生进行感官刺激，为学生感知、理解、记忆创造条件。如在介绍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越南五国地理知识时，引入中央电视台拍摄的电视纪录片《同饮一江水》，让学生对该地区的人文、物产有更加直观的认识。讲述纷繁复杂的交通线路时，可以引入3D立体影像，将众多交通线路、地名等地理事物和现象更加生动的反映出来，让学生一目了然。
3.以案例实践增进课程互动。
案例教学的出发点是激发学生个体的探究兴趣和动机，适合教学内容的案例所创设的情景能够激发学生的求知欲，主动寻找答案。国际贸易是一项复杂的经济活动，它涉及法律、法规、惯例等，有很多经典案例可供分析和借鉴。在讲授专业课时，可引用典型案例进行详细分析，加深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引导学生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4.以体验式教学法引导学生实践。
国际贸易行业具有很强的实际操作性，单纯依靠书本理论知识和传统的多媒体教学方式是远远不能反映该行业的特性的。因此，在教学方法上，注重采用体验式教学法，确保学生在掌握理论知识的同时，通过角色扮演、小组合作等训练，有效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教学效果。2004年以来，中国—东盟博览会落户广西南宁市，不仅大力发展地区间经济贸易往来，也为学生的实践提供了实际项目。教师可以引导学生，通过各种项目的实践，亲身参与博览会，研究东盟各国，研究东盟经济贸易区，置身于一系列真实案例中进一步去掌握区域经济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概念。同时，在教学过程中的实践，还能够较为全面客观地反映学生对经济地理知识和能力的掌握程度。
【参考文献】
[1]吕虹.经济地理课程教学现状及对策探讨[J].教育科学，2011(12)
[2]刘存明.与时俱进，拓展高职中国经济地理教学新思路[J].职业与教育，2011(7)
[3]陈慧.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课程的实践与思考[J].今日南国，2009(6)
国际经济地理论文篇2
浅谈新经济地理与国际贸易
【摘要】20世纪末，经济地理引起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的关注。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们打破了传统的国际经济学中的国家界限，从区位的角度讨论规模收益递增、外部性、比较优势等对产业的区位分布产生的影响。本文总结了新经济地理近年来取得的主要成绩，并着重分析了新经济地理在国际贸易理论方面的发展和应用情况。
【关键词】新经济地理 关联作用 聚集力
一、新经济地理的主要理论基础
1、新贸易理论
传统的贸易理论是在完全竞争和要素不可流动的条件下由李嘉图模型发展而得，认为要素的相对丰裕程度是国际分工和贸易的根本原因，具有不同资源禀赋的国家会生产并交换不同的产品。传统贸易理论只能解释具有不同资源禀赋的国家之间的商品贸易，而对于产业内贸易则失去了理论意义。新贸易理论则是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基础上，为了解释产业内贸易而发展起来的，它在传统贸易理论的基础上有了新的突破：各国分工和专业化生产是为了利用其收益递增的优势;而分工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历史条件的影响，具有“路径依赖”性;由于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递增，各国可以制定策略性的贸易政策，创造比较优势，改变专业化模式。
2、区位理论
1826年冯・杜伦(Von Thunen)在其名著《孤立国》中提出了著名的圈层布局论，奠定了区位理论的基础。100年之后，在继承和发展冯・杜伦理论的基础上，克里斯泰勒(Christaller，1933)的《德国南部的中心地》以及勒施(Losch1940)的《区域经济学》提出了“中心区位理论”。但是对新经济地理影响最大的还是哈里斯(Harris，1954)和普雷德(Pred，1966)在区位理论方面的贡献。 哈里斯(1954)认为制造商会选择接近市场的地方建立工厂。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他利用“市场潜力指数”测量美国各县接近市场的程度，该指数实际上是与各县附近市场购买力的加权平均，其权重取决于该地区与市场的距离并与距离成反比。结果表明：美国工业集中地区都具有较高的市场潜力，而且生产的聚集能够自我加强。厂商选择离市场较近的地区进行生产;但同时接近市场的地区也是其他厂商会选择的地区。普雷德(1966)则关注于地区经济增长的动态变化，他采用了 “基础乘数”分析法。他认为收入中用于当地支出的份额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取决于当地市场的规模，那么随着该地区的经济增长，市场会大到足以支撑一个高效的规模企业，从而使得本地提供更大范围的商品和服务变得有利可图，如此反复，便会启动区域经济增长的积累过程。
3、规模经济和外部性
新经济地理和传统的经济地理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规模经济的引入。因此，要理解新经济地理，就要从规模经济和外部性开始，其中影响最甚的当然要数马歇尔模型。该模型将规模经济看作是外部的，是由于劳动的专业化分工而引起的。马歇尔认为厂商之所以集中有三种不同的原因：首先，厂商的集中形成了劳动市场的集中和共享;其次，产业的集中能够降低投入品的获得成本;最后，集中还会带来技术的外溢。马歇尔的外部性理论被克鲁格曼用来解释产业地方化的动机，而这种解释也渐渐被后人所接受。因此我们在新经济地理的许多文章中都能发现，其实所谓的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正是这种外部性理论的延伸。
二、新经济地理的基本理论
克鲁格曼(1991)第一次试图用经济学的模型来解释哈里斯和普雷德所提出的观点。他利用DS方法，建立了一个最简单的两个地区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只存在两个行业：农业和制造业，农业是规模报酬不变的，制造业规模报酬递增;农产品没有贸易成本，而制造品的贸易存在运输成本。为了简化模型，他将生产要素分为专门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和专门从事制造业生产的工人，并且限制农民不能在两个地区之间自由流动，工人则是可以自由流动的要素。
在均衡的形成过程中，要受到“向心力”和“离心力”的影响。“向心力”是指使得制造业集中于一个地区的作用力，其作用与外部经济相似。向心力主要来自于规模经济、运输成本和要素的流动性三个方面的互相作用。简单的说，规模经济和运输成本的存在使得厂商总是想聚集在靠近市场和供应商的地方进行生产;但同时靠近市场和供应商的地方也是别的厂商选择的地方。这样的一个不断循环的过程就造就了经济中的“聚焦”现象。而“离心力”则是那些阻止厂商聚集在一块儿的力量，例如农业生产受地理限制。
当运输成本较高的时候，很少有区域间贸易，工人的收入主要取决于当地的竞争，随着工人人数的增加，收入减少。此时的均衡就是制造业人口均匀分布于两个地区。当运输成本很低的时候，一个典型的厂商会在两个地区都销售其产品;但是如果它位于人口较多的地区，就会更加接近市场，因此也能提供更高的工资;反过来，工人由于接近市场，其工资能够转化成高的购买力。因此，在低运输成本的情况下，实际工资会随着人口的增加而增加。在此时，生产集中于两个地区的任何一个都是均衡的，因为工人不会有离开的动机。除此以外，人口在两个地区均匀分布也是一种均衡，因此，运输成本较低时存在三个可能的均衡。当运输成本中等程度的时候，离心力和向心力旗鼓相当。
如果两个地区的差异较大，向心力占优势;而当两个地区条件相似的时候，离心力占优势。因此，在运输成本中的时候，存在五种可能的均衡状态。是否所有的均衡都能稳定存在?答案是否定的。当经济中具有很高的运输成本时，均衡只有一个――制造业在两个地区之间平均分布;若运输成本逐渐降低，经济会达到一种临界状态，这时对称分布的均衡不再稳定。只要某个地区的制造业少许增长就会导致几乎全部制造业集中于该地区，最后该区成为了制造业的“中心”。经济的这种自发调节过程，可能只依赖于一件十分偶然的历史事件，但历史并不是全部起作用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人们的预期也会影响经济的走向。克鲁格曼对历史与预期给均衡带来的影响进行了分析。他指出历史与预期究竟哪个起决定性作用，取决于三个参数：贴现率、外部经济的影响力大小和调整速度，如果贴现率很大、外部经济作用小或者调整速度很慢，历史会起决定作用，克鲁格曼的这些理论给经济学家们留下了引路石，后来的研究虽然引入了新的元素，但是其基本的结构和建模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他的影响。
三、新经济地理和国际贸易
目前，新经济地理的研究可以分为两个方向，一方面以区域经济学和城市经济学为主要目标，研究城市的形成和发展;另一方面是以克鲁格曼和维纳布尔斯为代表的国际经济学家，致力于将新经济地理模型引入到国际贸易的研究中，分析国家之间差异的形成原因，聚集对经济的影响等等。
1、基本模型
随着全球化的进程逐渐加快，际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但是，真正用地理模型来说明国际贸易还是克鲁格曼和维纳布尔斯(1995)的模型。这个建立在克鲁格曼(1980)和伊希尔(1982)基础之上的经济地理模型，既不同于传统的国际贸易模型，也不同于克鲁格曼的模型(1991)。为了体现国家和区域间的区别，该模型取消了劳动力具有流动性的假设，而加入了中间品贸易。这样一来，导致产业活动集中分布的不再是厂商和工人之间的联系，也不是厂商和消费者之间的联系，而变成了厂商和厂商之间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又进一步被解释为成本关联和需求关联。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如果一个地区拥有较大的制造业部门，该地区便能为中间品提供较大的市场，这就使得这个地区能够吸引来更多的制造业厂商，这是所谓的需求关联(其含义类似于后向关联)。另一方面，如果这个地区能够生产较别地更多的中间产品，那么该地区的最终产品生产成本就要比别处低，这是成本关联(其含义类似于前向关联)，这两种联系使得厂商越来越多的聚集于该地。当运输成本降低到一定程度，世界经济就会自发的形成以制造业为中心，非工业化地区为外围的产业分布。
他们还进一步解释：如果制造业部门足够大，还会造成国家之间的工资差异。前向关联和后相关联会使得工业化地区的劳动力需求增大，而其他地区的工业逐渐衰落则会降低该地区对劳动力的需求。这样一来，成为制造业中心的地区实际工资会上升，而非工业的外围地区实际工资下价，全球的经济一体化导致了不平衡的发展。但是如果运输成本继续下降，厂商会逐渐失去由于接近市场和供应商所带来的前向关联和后相关联的优势。同时，外围的非工业化地区，由于具有较低的工资率从而具备了较低的生产成本。当运输成本降低到足够低时，外围地区低成本的优势将足以抵消远离市场和供应商带来的不便。此时，制造商将搬出中心地带，到外围地区进行生产，从而使得中心和外围地区的工资率差距逐渐缩小。所以随着贸易自由化程度的逐渐增大，各国的工资差异经历了一个由小到大再变小的过程。
克鲁格曼和维纳布尔斯(1995)采用了更极端的模型向我们展现了一个没有国界的世界――地区不再是可分的断续的数值，而是完全连续的。他们认为，一个“平坦的世界”――所有产品和要素均匀分布的世界即使存在，也是不稳定的。劳动力的分布若发生些微变化，整个世界就会自发的形成一个个具有一定规模和一定距离的中心-外围结构。在这样的结构中，参数的变化将会导致“断续均衡”，即一旦区域专业化结构建立起来，即使经济体中的条件发生改变，在一定时间还是会继续存在下去的。但是当条件的改变达到一定的临界值，专业化结构就会变得不稳定，从而出现另一种经济地理结构。
2、聚焦与经济增长
克鲁格曼和维纳布尔斯(1995)迈开了经济地理迈向国际贸易的第一步，他们建立起了产业聚集和国际贸易之间的桥梁，这篇文章被后来的学者们认为是经济地理在国际贸易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帕格和维纳布尔斯(Puga&Venables，1996)在多产业的均衡方面又进一步深化，提出了聚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们从工业化的角度出发，分析产业聚集对世界经济的拉动作用。他们将制造业的发展作为聚集的一个动力，而不再仅仅局限于运输成本的降低。我们已经知道，不完全竞争、运输成本和投入――产出关联之间的相互作用会刺激厂商在接近市场和供应商的地方生产。而这种聚集使得某些国家的工业化程度提高，同时也具有了较高的工资。如果工业化国家的制造业继续膨胀，会使得该国的工资过高，刺激厂商从该国转移到非工业化的外围进行生产。如果产业继续膨胀，外围国家也会逐渐变为工业化国家，进而厂商会继续向更加落后的国家转移。这种过程不断重复，工业化就犹如一股浪潮，从中心国家逐渐波及外围国家。在不同的行业中，产业间关联较弱的行业，处于上游位置的行业或是劳动密集度较弱的行业，在工业化的蔓延中会先行调整，然后再波及到其他行业。
鲍德温和福斯里德(Baldwin&Forskild，1997)借助内生增长理论的分析方法，也提出了一种新的地理和贸易模型。这个模型中的循环因果涉及到的不是要素的流动而是要素的积累，拥有较大市场的国家往往会进行较多的投资，而这些投资又进一步扩大了该国的市场。
3、贸易政策与经济福利
新贸易理论认为，单边贸易壁垒的提高，有助于降低该国国内产品的价格。鲍德温(1999)利用存在聚集力的模型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并指出聚集力的存在强化了贸易保护的降价效应。然而这种效应是从一系列简化的假设结果。虽然单边贸易保护政策，从提高本国工业生产份额这个意义上说，可以促进本国工业化的发展，但这也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发生的，这需要一定的条件，其实贸易自由化也可以促进工业化的发展。帕格和维纳布尔斯(1997)首次对贸易自由化促进工业化发展的可能性进行了研究，指出单边自由贸易政策与进口补贴虽然在吸引外资的效果上较为接近，但是前者能够产生更高的经济福利。
鲍德温和福斯里德(2002)详细分析了自由贸易协定所带来的经济影响，他们指出全球经济自由化有利于大国而不利于小国。在多边自由化过程中，最小的国家首先失去其所有工业，随着自由化的推进，其他国家依市场规模小于平均市场规模的程度，依次变为“边缘”国家。当贸易完全自由化时，所有工业将集中于市场规模最大的国家。如果这些国家之间取消贸易壁垒，就会形成很大的市场，从而引起投资创造和投资转移效应。而自由贸易协定的成立会使成员国的居民实际收入增加，非成员国的经济利益受损。而贸易集团的形成，也会产生一种自我强化的作用，从而导致一种“多米诺”效应，导致贸易自由化向全世界逐步扩散。
地理和贸易本来是密不可分的，新经济地理打开了一扇大门，为贸易理论的研究引进了区位的分析方法。而经济学家们在这方面的工作“更多的是提出问题，而不是解答问题”。但更重要的是，经济学家们已经开始意识到地理的重要性，并且应用到了模型中去。
【参考文献】
[1] 藤田昌久、保罗・克鲁格曼、安东尼・J・维纳布尔斯著，梁琦主译：空间经济学――城市、区域与国际贸易[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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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安虎森：空间经学原理[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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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有一个因素在经济发展政策中被严重忽视了，我会说，这个因素就是“空间”（地理因素）。理解空间的力量直接关系到城市化和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我在专著《空间的力量：地理、政治与城市发展》讲到，今天的政策决策者和社会公众一定要认识到经济发展和地理之间的关系。
地理有多重要：以苏南为例
如果发起一场有关如何促进欠发达地区增长，实现区域间平衡发展的投票，我猜99%的人都会赞成向欠发达地区转移资源。可是，却很少有人会认真地考虑“地理有多重要”这样的问题。
用地理和空间的视角来看苏南发展，它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地理作用于经济发展的实例。苏南发展的秘密不是乡镇企业，不是外资，也不是人力资源，这些都是地理条件的结果。如果没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乡镇企业未必会在苏南成功，外资也不会大规模投资在这里，人力资源也可能不能被有效地利用。
那么，苏南到底有哪些地理优势？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在全球化的视野里看懂中国经济。中国真正的起飞是在1994年之后，确立了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这时，港口的作用重新突显出来，而其中，最具活力的港口城市就是上海和香港。在苏南地区，地理上接近上海，从而能在国际贸易中节省物流成本，而且，苏南地区还拥有长江下游的黄金水道。在这些条件上，苏南胜过了浙江。而与同样接近大港口的广东相比，苏南才真是胜在其人力资源上，毕竟苏南在改革之初便拥有较好的工业基础，使得苏南有能力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中相对技能要求较高的产业。
此外，整个以上海加苏南城市群构成的都市圈还因为地理的因素产生了更强的辐射作用。广东往北，很快就遇到南岭，而上海往西则是平原为主，而且，长江的运力远非珠江可比。同时，香港是特别行政区，拥有不同于内地的制度和文化，甚至语言习惯也有差异。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使得我在自己的研究里看到，如果说离大港口的距离会影响到一个城市的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那么，在长江三角洲，这种影响比珠江三角洲要小一些，换言之，长三角都市圈的辐射力更强。
从空间的视角审视我国产业转移
从苏南发展推广开去，地理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在整个中国也有所体现。如果忽视这种“空间的力量”，就会误以为，可以通过人为的经济政策引导资源向内地转移，而实际上，动用行政手段来干预资源在地区间的配置，会造成资源配置效率的巨大损失，极大地削弱中国产业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力。
很多人为中国的产业转移而欢呼，我看，需要冷静。如果是在完全的市场机制下，产业的梯度转移是好的，其前提是，核心城市在经济集聚的过程中会出现生产要素价格的上涨。而在行政干预下，地价和劳动力价格的上涨只会比原来应该有的趋势来得更早。问题在于，市场机制下的生产要素价格上涨本质上是源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在行政干预之下，生产要素价格上涨却不一定是劳动生产率提高带来的。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就是经济中出现的扭曲。企业家都是利润的追求者，当生产要素价格与劳动生产率相背离的时候，将企业向中国内地迁移并不是唯一的选择。至少，它们还有一个选项，那就是，将企业迁往港口条件不亚于中国，劳动成本却更低的其他地区，比如越南。如果后者成为普遍趋势，无异于中国将自己本应有的发展机会拱手相让。
同样道理，我们也发现，到区域性的大城市距离也显著地影响城市的经济增长。由于经济向大城市集聚可以带来规模效应和外部经济，促使中心城市吸收周边城市的经济资源，同时周边城市也能较多地分享中心城市集聚效应带来的好处，因此，一个城市距离区域性的大城市越远，经济增长越慢。
而中小城镇的发展才是下一轮发展的方向，甚至硬是将英文里的urbanization区分为“城市化”和“城镇化”，以所谓“城镇化战略”作为对城市化的替代。
发展中小城镇并不错，但“城镇化战略”错在将中小城镇发展与大城市发展机械地割裂开，事实上，我们的研究说明，大城市的发展可以为小城镇的发展提供带动力。试图通过限制大城市的发展来为中小城镇的发展腾出空间，这种政策主张不说是南辕北辙，也至少是事倍功半。
对于地理在城市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社会各界还缺乏科学的认识
遗憾的是，中国的社会各界对于地理在决定城市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缺乏科学的认识，不少地方政府都片面追求短期GDP增长，并陷于投资推动和政府干预的经济增长方式。
不仅如此，还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误解是，认为是经济资源向拥有地理优势的东部集聚导致了地区间发展差距的扩大。于是，在经济政策上形成的一个相应的误区是，认为要平衡区域经济发展，就要动用政府政策来抵消地理的作用，这进一步加强了地区经济对于投资推动和政府干预的依赖，而这些在长期对经济增长并不起显著的作用。
地理对城市经济增长重要，但这并不意味着地理位置不同的城市之间的发展差距将越来越大。恰恰相反，中国出现的这种“地理决定论”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政策限制了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的跨地区自由流动，加剧了地理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
无独有偶，2011年3月12日出版的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发表了“地区差距：差距经济学”一文提出，对于英国日益扩大的地区差距，关键不是要补贴，而是要实施两项政策措施：使人口自由流动，加上提高贫困地区人口的受教育水平。
中国不会是个例外。如果我们相信科学，那么，兼顾增长与平衡的区域发展战略就应该转向促进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而不是堂吉诃德式地用政府政策去扭曲市场机制。
内容摘要：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二战以后的经济快速发展被称为“东亚奇迹”。在笔者看来，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快速发展在于其在遵循自身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后发优势的结果。由此可总结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贸易发展的途径也就在于比较优势加后发优势。
关键词：贸易发展的途径 比较优势 后发优势
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战略理论本身就包含了后发优势理论的观点。遵循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所创造的经济剩余为后发国家和地区从发达国家引进先进技术和制度的学习提供了资金保障。而后发优势的利用，也只有在遵循比较优势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创造经济剩余和进行快速的资本积累，为其所需的学习提供足够的投资来源。
比较优势战略理论与后发优势理论
林毅夫提出的经济发展比较优势战略理论认为：一国的发展应遵循其比较优势，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会诱导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进入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创造更多的经济剩余。同时，促进企业低成本地从更为发达的国家引进先进技术，从而使得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报酬率不会因为资本快速积累而迅速下降，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速度就会高于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就会得以快速升级，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有助于欠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的经济收敛。
因此，在发展问题上，发展中国家重要的是使自己创造经济剩余和进行资本积累的可能性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而不是过早地进行大规模的研究与开发活动以创造产品差异性方面的优势。而最大限度发挥创造经济剩余能力的途径就是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
后发优势理论假说最早是由格申克龙提出的。后发优势是指后发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和迟缓的情况下，已有的先发国家和地区存在示范的大环境为其所提供的发展经济的有利条件或存在的各种机遇。这种后发状态对促进经济发展的优势体现在后发国家和地区对先发国家和地区的先进技术和制度的引进、学习和创新上，这种引进、学习和创新活动虽然也要付出成本，但这种成本和完全创新的成本相比是大大降低了。由后发优势促成的对先进技术和制度的引进、学习和创新将能低成本、短时间地促进经济的压缩性成长或追赶式发展。
“东亚奇迹”对发展中国家贸易发展的启示
(一)东亚经济发展的历史轨迹
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快速发展被称为“东亚奇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之所以取得如此辉煌的成绩，就在于其在遵循自身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充分利用了后发优势的结果。这些国家和地区在二战结束之初，其经济发展的起点都很低，人均GNP在100美元左右。由于经济规模太小、人均拥有的资源太少，这些国家和地区虽然没有把遵循比较优势的产业安排作为主动的政策选择，但在其资源禀赋没有发生结构性改变和提高时，往往出现一旦推行逆比较优势的所谓赶超战略，就马上遭遇到诸如外贸收支不平衡、财政赤字增加、通货膨胀率过高的难题，从而被迫放弃逆比较优势的赶超战略。
实际上，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快速发展都较好地遵循了比较优势原则。同时，这些国家和地区还充分利用了后发优势为其经济发展所提供的有利条件和各种机遇。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对经济和贸易的发展实施了积极的引导，政府注重对市场的协调，鼓励引进外资、引进技术和激励创新，并在经济制度上，特别是在贸易制度方面不断进行学习和调整，使得制度的持续改进成为其经济和贸易发展的推动力量。就是在这种不断积累、不断学习和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随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适时适当地促成产业结构的升级和经济结构的调整，从而使东亚经济呈现出后发经济的快速追赶性发展。
(二)发展中国家贸易发展的途径
从“东亚奇迹”可总结出如下结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贸易发展的途径在于遵循比较优势加后发优势的充分利用。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的初期，劳动丰裕而资本和技术短缺的要素禀赋状况决定了其比较优势在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其遵循比较优势战略理论的生产结构能最大限度地创造经济剩余和加速资本积累。同时，在此过程中，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开展先进技术和制度的学习。伴随这一过程的进行，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状况必然发生变化，劳动这一生产要素由于不断得到充分利用而变得短缺起来，相应地，资本和技术这两种生产要素由于不断积累和学习创新而变得丰裕起来。
在资源禀赋状况具备产业结构的转换和升级条件下，微观经济对经济利润的追求并辅之以政策的引导，这时，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就可以由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转移到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上来。也就是说，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应采取循序渐进的发展战略，首先从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出发，在遵循比较优势的基础上，通过逐渐的积累和投资，并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加强在技术、制度方面的学习和创新来形成自己高层次的要素禀赋结构，并最终带动或引导发展中国家顺利地实现产业的演进和经济的发展。
发展中国家政府在贸易发展中的作用
在发展中国家的资源禀赋状况具备产业结构的转换和升级条件下，要顺利地实现产业的演进和经济的发展，政府在其间的积极引导和干预作用也非常重要。概括起来，政府在促进经济和贸易发展中的作用主要有：
在促进经济和贸易发展中，政府作用的准确定位。首先，明确政府的市场服务功能；其次，加强政府的职能作用，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市场运作环境，降低经济扭曲和最大限度地减少市场摩擦。
政府对经济和贸易发展的积极引导作用。政府应采取正确积极的政策措施来促进贸易的发展，具体说来应：加强教育投资，为经济的发展提供所需的高素质劳动力；鼓励技术引进和制度学习；建立适宜创新的社会机制，如知识产权保护，鼓励微观经济个体进行创新活动；建立健全生产和消费法规，培养高质量的国内需求，促进企业自觉主动地进行创新生产活动；在资源禀赋结构升级后，并具备了产业结构升级的条件下，针对规模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国际分工现实，要顺利地促成产业结构的升级，需要对相关产业的发展给予政策支持和保护，以促成其达到规模经济效应；对具有明显外部经济效应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和高科技产业，应给予扶持；为充分获取产业外部性经济，应引导产业集群的建立。一个积极主动并能有效运作的强有力政府对经济和贸易的发展将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林毅夫，李永军.比较优势、竞争优势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J].管理世界，2003.7
2.林毅夫，孙希芳.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战略理论——兼评《对中国外贸战略与贸易政策的评论》[J].经济学动态，2003.11
v近年来，中国的地区经济差距引起了广泛关注，伴随地区经济差距扩大的同时，中国的金融发展在区域层面上也表现出了明显的差距（赵伟、马瑞永，2006）。研究影响区域金融发展的因素，对于解释和控制区域金融发展差距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试图就解决这个问题做初步尝试。 传统的经济地理学理论中，地区差异化的原因主要是由地区的地理位置（如距离港口的远近）、自然条件等因素决定的。传统的经济地理学并不能解释一些地理位置不是很优越的地区经济金融也能发展得很好。 正是这个原因促使了新经济地理学的崛起，新经济地理学的关键是Krugman(1991)提出的规模收益递增，核心思想是两个自然条件和地理位置非常接近的地区，也可能由于一些偶然的因素(例如历史事件)导致产业开始在其中一个地方集聚，从而产生地区差异。同时新经济地理学开始考虑经济、历史、文化和制度及其他一些传统地理学未涉及的因素对于经济的影响（Yeung,2003）。但是常常将政策因素和传统地理因素一样视为偶然事件来分析，认为它们对于经济金融起的是间接作用而非直接作用(金煜、陈钊、陆铭，2006)。在中国经济政策和传统地理因素往往不是间接影响经济和金融发展，而是起直接作用。中国的“让东部地区先富起来”的一系列政策对于东部地区的发展起了不可否认的直接作用。因此，本文的分析框架中纳入了经济政策因素的影响。 在新经济地理学基础上发展而来的金融地理学秉承了新经济地理学超越传统地理学框架分析问题的特点，并且发展出了更加综合分析问题的视角，强调跨学科的研究，从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多个角度来研究区域金融的发展。在这个视角下，传统地理因素、新经济地理因素和政策因素等都被包括在内。金雪军、田霖（2004）对这方面的实证研究已经作了初步尝试，从金融地理学的综合视角构建了区域金融竞争力评价体系，其指标体系涵盖了经济、文化、科技、区位等多个方面。 本文试图从金融地理学的视角出发，构建一个金融地理学分析地区金融发展的框架。在此框架下将地区金融发展的影响因素经济、科技、历史等多种因素主要分为三类：经济地理因素、新经济地理因素和经济政策。 二、中国区域金融发展描述性分析 我们分别采用金融相关比率（FIR）和金融市场化率(FMR)来衡量地区的金融发展程度。戈德史密斯提出的金融相关比率（FIR）作为衡量地区金融发展状况的指标已经被广泛采用，由于我国的国有金融长期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为了更好地反映影响我国区域金融发展的因素，我们特地还采用另一指标金融市场化率（FMR）来反映非国有金融发展状况（周立，2001）。FIR的定义是全部金融资产价值与全部实物资产(即国民财富)价值之比,这是衡量金融上层结构相对规模的最广义指标。 FMR是非国有金融机构的金融资产与国民财富的比值。如果用S代表存款、L代表贷款，以FIR表示金融相关率,那么计算公式则为：FIR=(S L)/GDP。本文下面也将采用这种方法计算金融相关比率。相对应的金融市场化比率FMR就为非国有银行的存贷款之和与GDP的比值（周立，2001）。 由表1也可以明显看出，中国的区域金融发展水平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存在明显的变化，表示非国有金融发展水平的FMR的变化相对表示总体金融发展水平的 FIR更加明显。我们将从金融地理学的视角来分析区域金融发展水平变动的影响因素。 三、实证分析 我们采用混同回归模型和非观测效应模型来对所获得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我们将对区域金融总体发展水平和区域非国有金融的发展水平分别建模分析。 （一）变量和数据 根据前面的分析，把影响区域金融发展的因素分为三类： 1.传统地理因素。按照地理位置和区域研究的传统，我们把30个省级行政单位分为东、中、西部三个地区。设立两个虚拟变量region2、 region3来分别代表中部和西部地区。 2.新经济地理因素。根据Henderson(1974)、Krugman(1991)、金雪军、田霖（2004）等前人的研究和金融地理学的特点，对影响区域金融发展的新经济地理因素我们考虑以下几个方面：（１）产业外溢效应。用地区第三产业产值占地区GDP的比重（indusratio）来表示。（２）地区人力资本水平。我们采用当地每百人中高校大学生的数量（hcap）来表示。（３）信息化水平。我们用当地年度邮政和电信业务的总量（comm）来表示信息化水平。（４）交通运输状况。我们用地区公路里程总长度（highway）来反映。（５）科技水平。我们用当地年度专利审批通过的数量（patent）来反映。（６）文化因素。我们用当地城镇居民除衣物、食品和居住消费以外的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consu）来反映一个地区的消费文化（金雪军、田霖，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