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研大战已经落下了帷幕，作为侥幸上岸的一员，回顾整个考研过程，虽然多次在复习过程中崩溃，但好在结果还令人满意。在这里简要说一下我的考研经验，供大家参考。
总体来说，考研主要分为四个过程：确定目标学校和专业、复习、初试和复试。
一、确定目标学校和专业
这是考研的第一步，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在确定目标学校时一定要慎重，因为每个学校的专业课考试题目不一样，后期如果临时调整目标会对复习过程产生影响。不管是考学科教学、中国史、世界史还是考古文博，我都建议尽量多地搜集一些历年真题，看看自己比较适合考哪个。如中国史的专业课分为自主命题和统考：自主命题每个学校都不一样，人大考633历史学综合（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古代汉语），南大和社科院古代近代分开考；统考则是313，中国史世界史都考。此外学校的历年分数线、报录比、地理位置等，也是需要考虑的因素。
二、复习
1、英语
英语分为英语一和英语二，一般来说学硕考英语一，专硕考英语二，一比二要难一些。复习英语的基础是单词，背单词贯穿考研全程，我建议买任意一本单词书即可，一遍一遍地背，用手盖住汉语意思，认识就可以跳过，不认识的标记出来再背，这样循环往复，需要背的单词量就越来越少了。
英语的历年真题是最宝贵的资源，题型分为完形、阅读、新题型、翻译和作文。刚开始自己做阅读的时候肯定会错一大片，不要慌，每做完一篇就参照译文把不认识的单词意思标注上去，并思考为什么选错了，为什么应该选这个。
考研英语是有独特的做题思路的，这里推荐唐迟老师的阅读课，在B站上就能搜到，可以学习一下解题思路。作文也十分重要，不管是大作文还是小作文都需要自己多背多写，总结出一套自己的模板。我参考的是王江涛老师的《考研英语高分写作》，词汇和句式相对简单，容易模仿，但不要直接背原句，可以适当修改一下。
英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字体和字迹，一定要整洁清楚才能给阅卷老师留下好印象。我练习的是手写印刷体，先描字帖，再慢慢自己练，每天十分钟，后期呈现的卷面效果会好很多。
2、政治
政治是比较简单的一门科目，开始复习时间可以在9月后，投入精力也比较少。
前期复习我建议多看徐涛老师的政治网课，可以搭配肖秀荣老师的知识点精讲精练，边看网课边在书上勾画知识点，看完一章就做相应的选择题。等所有单元都复习一遍之后，就开始做各个老师出的选择题，只要能找到的都做做，因为选择题做起来很快，做完之后对答案，积累错题，再重新复习一下对应的知识点，一定要完全弄懂，保证下次不再做错。
主观题只需12月份背背肖秀荣老师的四套卷即可，不放心的话还可以背肖八、徐涛八套卷等。总之信肖老就对了！一般都能考到60＋，对政治不用太担心。
3、专业课
专业课是难度最大的科目，分值也最高（300分），越早开始复习越好。人大中国史633有八个名词解释、四个论述题（四选三）、两个材料题和两段古汉语句读翻译。
我参考的教材是朱绍侯老师主编的中国古代史教程＋朱英老师主编的中国近现代史，边看边搭建知识框架，标记重点问题，特别是一些能在时间线上串起来的大问题，如科举制、土地制度、赋税制度等，一定要各个时间段对比着来记。
基础性的书我还看了张帆老师的《中国古代简史》
张岂之先生的《中国历史十五讲》和陈旭麓先生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等，主要作用就是明晰历史脉络，强化史实记忆。
此外还有各种考研历史工具书，如长孙博系列、范无聊系列等，一些微信公众号如“历史学考研与就业”、“青史考研帮”等也会出题库，大家可以综合各方面的资料整理出一套自己的知识体系，主要是名词解释和论述，打印出来再一遍遍地背。背资料也有技巧，不是每个字都要背过，可以只背关键词和关键句等，其他内容理解透彻，能用自己的话表达清楚即可。我建议考前至少需要把全部资料背三遍以上，后期就算实在背不过也要多看几遍，标出最最重点的题目，考前几天再翻一遍，加深印象。
答题时讲清史实是基础，要想得高分还需要介绍相关研究成果，但这样复习起来强度太大，所以我建议背书之外多关注最新的学术动态，可以定期翻阅《历史研究》期刊
《近代史研究》期刊。
看看最近哪些大佬又新发表了什么文章，出了什么书，尽量读一读做好笔记。目标学校院系的官网也要定期去看看，特别是老师的最新研究成果，说不定就会考到某个老师的某个研究点。
总之，专业课复习是非常庞杂的，考背诵能力，也考历史积累。本专业的同学多多少少还有三四年的上课积累，跨专业的同学完全是凭自己对历史的一腔热爱，非常不容易。虽然很难，但只要尝试了尽力了就有希望，所以一定不要放弃。
三、初试
初试一般是在12月的下旬，第一天上午考政治，下午考英语，第二天上午考专业课（专业课是发一个单独的密封信封，里面有试卷和空白答题纸，要赶快写不然做不完，但字迹要保持整洁清楚）。建议大家第一天考完先不要刷手机，把有关考研群都屏蔽，因为其他同学的讨论很可能会影响到你的心态。以我自己为例，考完英语后觉得有点难，但是群里大家都在说今年英语很简单，各种讨论答案等，导致我以为自己考砸了，也影响了晚上的复习状态，但出成绩时我的英语反而是最理想的。微博上也可能会流出各种参考答案，但是都不准确，这时就真的要做到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切等考完最后一场再说。
四、复试
过了初试还会有复试，一般是在出成绩的下一个月，今年人大是三月初复试，在各大高校里还是比较早的。复试还需要考专业课知识和英语，所以如果参照往年分数线有机会进入复试，就要抓紧认真复习。
专业课考两道论述题，英语考阅读翻译等，相对比较简单，大头是面试。英语面试需要提前准备自我介绍，老师会根据你的介绍再提问，还有抽题回答环节。老师提问时最尴尬的就是听不懂老师问的问题，如果英语听力和口语不大好，前期一定要多练习一下，找同学模拟考官。
专业课面试是关键环节，考察你的精神状态、专业素养、未来规划等，自信大方即可，老师们都很和蔼，跟英语一样，也会根据你的自我介绍提问，有抽题回答环节。有些同学会担心自己的分数比较低，刚刚压线比较危险，其实不用太过担心，在老师眼里，过了初试来复试的都差不多，只要面试表现足够优秀，最后总分高就行，因此考完初试或者出成绩后一定要好好准备，脚踏实地，不要浮躁。
复试参考书
《中国共产党思想史》，张静如，青岛出版社1991年版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编写组，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编导读》，北京市高校党校协作组组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导读》，黄小寒主编，郇庆治、张守民副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考研是一场时间耐心恒心与努力和方法的综合性战争。所以在备考的过程中，一定要保持良好的心态，更不要认为自己准备的时间没有其他人早而终日惶惶不安，以本人为例：本人跨专业考研之前对历史专业一无所知，是从考前五个月开始才决定考研，每一本资料都是自己上网搜索购买的，当资料准备的差不多的时候已经快八月份了。和研友一起在自习室里经历了最炎热的日子，当时的条件大致是坐在椅子上面二十分钟左右，椅子上面就会冒汗，可是我并不觉得这有什么苦的，但是考研学习进度却很慢，因为当时我觉得自己准备的太晚，没有一点信心，所以即使扛住了炎热却终究因为内心惶恐而无法安心学习，总是一遍遍的往家跑。
直到九月份才定下心来，也只有在定下心后才意识到时间真的不多了，好在本人心理素质较好，能够及时的克服消极情绪，全力以赴备考，每天都会给自己定下具体目标，即使在自习室中没有完成，也会带着书回去边泡脚边学习直到完成任务。到了十一月中旬终于把教材都看完了，大纲也浏览了三遍，值得提醒的是，由于教材过多。
朱绍侯的中国古代史两册、
李侃的中国近代史、
王桧林的中国现代史、
郭大钧的中国当代史
古代史教材比较难懂，知识零碎，所以很有必要借助大纲了解知识的框架帮助自己树立知识点并掌握重点，同时也提醒大家，真题是绝对经典有价值的，除了背诵大纲，长孙博的《名词解释》以外，长孙博的《历年真题》也是非常有必要认真学习的，若时间不够可以集中学习与所报学校性质较接近的学院真题——这不是要大家去死记硬背，是要你理解学习出题方式及答题重点。
关于英语强烈建议大家坚持每天看单词句子、至少做一篇阅读理解以便在真题中把握重点词汇语法。而政治确实是一个可以提高总成绩的科目，但不建议作为重点科目去备考，可以在考前一个月左右每天抽出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根据大纲重点熟记相关知识点，看够两遍的时候就可以通过真题检测自己对知识的掌握情况并查漏补缺，最后的时间再去通过各种预测卷掌握时政要点。（本人觉得如果时间不是特别充裕这样复习政治基本可以取得及格以上成绩，当然，如果自身时间充足且学起来比较困难，可以适当多花费一些时间，但仍不提倡用时过多，毕竟专业课才是重中之重）完成以上内容时间也就所剩无几了，则需要定下心按照考试规则去认真模拟几套各科真题试卷。但一定要记住，无论成绩如何，都不是最后的结果，这样模拟知识去熟悉过程，每人很有可能没有身临其境而没有全力以赴。
最后要总结的就是：学习方法+良好心态+恒心=成功的独一捷径。当然，我从内心是非常感谢博仁考研机构的老师的，他们从咨询到授课都保持热情与耐心的态度，尤其作为一名跨考生，我非常庆幸自己接触到该机构并在梳理知识点方面得到老师的及时指点，再次感谢他们的帮助成就了我的考研梦！愿未来的你们也能够感受到博仁教育的魅力，从我这里取得一点有限的经验，少走弯路，不忘初心，一举实现自己最初的梦想！
五、一些建议
1、考研是一场拉锯战，不仅拼你的知识也拼你的毅力，要细水长流，慢慢积累，从开始坚持到最后。但复习累了的时候也可以适当休息，不必非逼着自己学习。当然休息频率要适中，不能说半天学习半天休息，一周大概可以学习六天左右（早八晚十一），剩下一天可以睡个懒觉散散心等，要保持良好的学习状态。
2、从开始复习起建议大家到自习室或者图书馆复习（尽量不要在宿舍），固定位置，这样每天在座位上坐下后就会自动进入学习状态。手机不要放桌面上，会情不自禁地拿起来玩，可以放书包里或者交给一同学习的朋友，等中午吃饭或者晚上睡觉前再适当刷刷微博聊聊天等。
3、考研期间心态很重要，焦虑崩溃是常有的事，这个时候可以向朋友或者家人们倾诉，不要自己憋在心里，不然会越来越绝望。人生也不是只有考研这一条路可以走，看开一些，条条大路通罗马，要相信自己就是最棒的！
考研风雨路，只有自己走完全程才能切实体会到其中的喜怒哀乐，不管上岸与否，这都是人生中一段难得的经历。祝各位考研er完美发挥，成功上岸！
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专业性学术刊物，1954年2月在北京创刊。毛泽东为该刊提出“百家争鸣”的办刊方针；郭沫若直接领导了编委会和编辑部的组建工作并撰写了发刊词。第一届编辑委员会成员有郭沫若、尹达、白寿彝、向达、吕振羽、杜国庠、吴、季羡林、侯外庐、胡绳、范文澜、陈垣、陈寅恪、夏鼐、嵇文甫、汤用彤、刘大年、翦伯赞。历任主编有尹达、黎澍、庞朴、徐宗勉，现任主编是田居俭，副主编阮芳纪。1979年起为双月刊。
《历史研究》主要刊载史学界较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包括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史学理论和方法论、史学史，史学著作评介并发表重要的历史文献、历史资料及其研究、考证、介绍，设有读史札记和史坛信息等栏目。该刊提倡用科学的观点和方法研究历史，探讨历史发展规律，分析和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提倡实事求是、各抒己见，并就史学研究中一些重大问题开展讨论，以促进历史学的发展和繁荣。
《历史研究》在国内外享有较高声誉，编辑部与东欧、西欧、美国、日本等国的一些著名学者和学术团体建立了较密切的联系；许多优秀论文由《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翻译介绍到国外。
自海通以还，新学渐兴，域外学术书籍译介遂成近代中国“输入学理，再造文明”（胡适语）之重要途径；而对外国学者中国史研究著述的译介，不仅有益于学术的繁荣发展，更有助于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因“身在此山”而形成的某些局限。但国外中国史研究林林总总，洋洋大观，几十年来（特别是近20年）对其译介虽多，终也只能是“取一瓢饮”，因此这种译介的态度和选择标准本身小而言之实际又是学术变迁的反映，大而言之甚至可说是时代、社会变化的一种折射，成为值得研究的对象。本文不拟对50年来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译介的丰硕成果作全面研究述论，更非具体的书评书介，仅想对这种译介在不同时期的主要特点、对国内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要影响和意义等试作初步研究概述，难免挂一漏万，诚祈方家指正。
（一）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不仅仅是一种政权的更迭，而是从经济基础、社会结构到上层建筑深刻而全面的巨变，马克思列宁主义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上层建筑反过来又会影响经济基础，因此一种全面的社会变动要求一种全新的意识形态与之相应。“学术”属上层建筑．所以对旧有的学术进行“改造”就“势所必至”了。由于对中国近代历史的认识与中国革命关系重大，所以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在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的革命战争年代就已相对成熟；但在原先的高等院校的知识分子中，这一时期占统治地位的一直是种种非马克思主义学派。这样，以前者改造后者，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进行批判，自然成为这一领域的中心任务，对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的译介，自然也不可能离开这一中心任务。
对此意图，当时出版的所有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译介几乎都有明确的说明。《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的“中译本序言”谈到之所以翻译此书一是因为该书的资料“有不小的利用价值”，但更重要的一个理由”是因为它“一向被中外资产阶级学者奉为圭臬之作”，现在“不要忘记这些谬论在很长的一个时期中，曾经严重地毒害了中国的思想界。应该说在殖民主义理论的作品中，这部书是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的，因而也就是反对殖民主义者所应该注意阅读的东西”。①丹涅特著《美国人在东亚》、莱特著《中国关税沿革史》、约瑟夫著《列强对华外交》、威罗贝著《外人在华特权和利益》、伯尔考维茨着《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的译者“前言”或“后记”，都毫无例外地郑重声明了这一点。
在当时百废俱兴的历史条件下，就数量而言，翻译出版的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并不算多。但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50年代组织选译的绝大多数著作的确代表了国外有关学术研究的一流水平，选书之精当与译品质量之高至今仍令人钦佩，此皆说明选译者眼光的不凡、学识的深厚与态度的严肃认真。例如，直到现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仍是被国内中外关系研究者引征最频的著作之一；《外人在华特权和利益》一书在整体上仍未被超越……更有意义的是，当时代环境发生变化后，这些译著的学术性便立即显示出来，为一些相关学科在新时期的迅速发展打下一定基础。
更值得注意的是，50年代初期对苏“一边倒”，各学科都在自身建设方面竞相翻译出版“苏联老大哥”的有关著作作为“教科书”，并奉为“典范”时，有关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著作却翻译出版极少，更无被视为“典范”之作。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在中国近代史学科中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派当时即已相对成熟，已基本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框架和方法，无需像其他不少学科那样匆忙照搬苏联的“教科书”。
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和发展，“阶级斗争”愈演愈烈，对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分析、批判言辞也日趋激烈，这种“译介”更明确被提到“了解敌情”、“兴无灭资”、“反帝反修”的程度。《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资本主义国家反动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论著选译》（第1、2卷）和《外国资产阶级对于中国现代史的看法》近120万字，选译了从19世纪末叶以来，尤其是近几十年来仍有影响的英、美、法、德、日等国数十位资产阶级学者对中国近代社会性质、近代经济及文化问题、中外关系、农民战争、边疆危机、中国革命、国共斗争……等各方面有代表性的论述。在长达万言的“序言”中，选编者对近百年来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中国研究状况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对各种观点进行了严厉的政治批判，并进一步申明了编译的目的：“我们选译这些资料，即是为了了解敌情和提供反面教材进行兴无灭资的斗争。我们从这些资料里可以进一步认清学术思想领域内，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真面目，认识帝国主义通过文化侵略毒化中国人民的罪恶活动，借以激发我们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积极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上主义的斗争，并且从斗争中清除资产阶级历史学在中国史学界的流毒和影响，壮大历史科学队伍，团结一切爱国的历史科学工作者，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新文化。”②
十年“文革”特别是它的中后期，有关俄苏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著作在一片荒芜的学术园地中突然“一花独放”，翻译出版了一大批。这种“一花独放”，完全是由于“反修”斗争和中苏边境冲突的需要。齐赫文斯基主编的《中国近代史》的中译本“出版说明”写道：“本书炮制者以极其卑劣无耻的手法，全面、系统地伪造近代中国历史”，“恶毒诽谤攻击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斗争和中国共产党的马列主义正确路线”。这篇个到5000字的“说明”充满了“恬不知耻”、“疯狂攻击”、“秉承其主子出意旨”……这样一些几近谩骂的文字，并认定这部书的目的是“妄图否定毛主席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一系列科学论断，否定毛主席为中国革命制定的马列主义正确路线”，“变中国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③当时的“时代精神”可说尽在其中。而有关中俄边境著述的译介更多，由于这些译著以资料、回忆录为主且限于本文篇幅，恕不细述。但是这些翻译为后来的中俄关系史研究打下了较为深厚的基础。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中美关系在1971年开始解冻，费正清的名著《美国与中国》也在“供有关部门研究中美关系时批判和参考之用”的名义下，由商务印书馆组织翻译出版。
（二）
“文革”结束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的开始，沉寂已久的学术开始复苏，由于较长时期的自我封闭，学界对国外学术研究的了解尤其必要、急迫。这种形势，为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介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而开风气之先且成效最著的则为中的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在国门初启的1980年创办的不定期刊物《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
该刊编者在创刊号中明确表示其“目的在于及时介绍外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情况，了解外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动态，沟通中外学术交流”。承认“近年来，在中国近代史这个学术领域内，国外的研究工作发展较快”，“一些我们还未涉及的问题，国外也有了较深入的研究；国外还不时对我国近代史研究上的某些观点提出不同意见，进行商榷或争论。凡此种种，都需要我们及时了解，以改变闭目塞听的状况，活跃学术空气，促进研究工作的发展”。“所收文章主要看其是否有新观点、新资料，或新进展，至于内容与观点正确与否，则不一定要求”。④从“了解敌情”、“反面教材”……到“沟通中外学术交流”、彼此平等地“进行商榷或争论”，承认自己多有不足、曾经“闭目塞听”……这种转变是巨大的、根本性的。这篇“编者的话”虽只短短400多字，但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新时代的新精神，亦说明所谓新时期确非虚言泛论，而是实实在在地发生了方方面面巨大的新变化。后人或许很难想象，这种平实如常的语言所说的本是最“平常下过”的道理、然而实际却是那样地“不平常”，因为它是那样地来之不易。这种态度，可说是新时期译介的代表。从1980年创刊到1995年终刊，《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15年来共出版27辑，发表了40O余篇近80O万字的译作。其中有国外学术期刊的论文翻译，也有著作摘译，文种涉及性、日、俄、法、德等诸多语种，以较快的速度、较为全面地向国内学术界介绍了外部世界的有关信息，对学术研究起了重要作用。对学术发展如此重要的刊物却因种种原因不得个于几年前停刊，学界至今仍咸为惋惜。另外，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的《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从1990年创刊到1996年停刊，共出刊42期，也曾是了解国外有关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窗口。
在最近20年中，有关译介越来越多，越来越快，其中影响较大的译丛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从1987年起出版“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陆续出版的有美国学者魏斐德著《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孔飞力著《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从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费维恺著《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1844―1916）和官督商办企业》、陈锦江著《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施坚雅著《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英国学者杨国伦著《英国对华政策（1895―1902）》、日本学者滨下武志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
江苏人民出版社从1988年起陆续出版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中与近代中国有关的译著有美国学者费正清、赖肖尔著《中国：传统与变革》、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格里德著《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1917―1950》、郭颖颐著《中国现代思潮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史华兹著《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柯文著《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墨子刻著《摆脱困境——新儒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周锡瑞著《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杜赞专著《文化、权力与国家——190O―1942年的华北农村》、艾恺著《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张灏著《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一1907）》、任达著《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周策纵著《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萧公权著《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
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五四与现代中国”丛书收有译著《五四：文化的阐释与评价——西方学者论五四》、美国学者施瓦支（舒衡哲）著《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张灏著《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纪文勋著《现代中国的思想遗产——民主主义与权威主义》、日本学者近藤邦康著《救亡与传统》。
其他译著更是难以胜数，对不同专业领域都有相当的影响。
通论性的主要有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两卷）、《剑桥中华民国史》（两卷），另外费氏的《美国与中国》不断重印，《费正清集》、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费正清自传》和《费正清看中国》等都翻译出版。还有美国学者石约翰著《中国革命的历史透视》、史景迁著《天安门》、柯文著《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以及日本学者沟口雄三著《日本人视野中的中国学》等。
经济史方面主要有美国学者郝延平著《中国近代商业革命》、《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刘广京著《英美航运势力在华的竞争（1862―1874）》、日本学者中村哲著《近代东亚经济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美国学者珀金斯著《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黄宗智著《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国农村的过密化与现代化》、杨格著《近百年来上海政治经济史（1842―1937）》、法国学者白吉尔著《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等。
政治、军事、社会史方面的译著主要有美国学者周锡瑞著《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易劳逸著《1927―1937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流产的革命》、胡素珊著《中国的内战》、齐锡生著《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小科布尔著《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1927―1937）》、鲍威尔著《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1895―1912）》、施坚雅著《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英国学者贝思飞著《民国时期的土匪》、加拿大学者陈志让著《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苏联学者卡尔图诺娃著《加伦在中国，1924―1927》、切列潘诺夫著《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贾比才等著《中国革命与苏联顾问》、论文集《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苏联学者论文选译》等。
有关中外关系史的译著主要有英国学者季南著《英国对华外交（1880―1885）》、美国学者李约翰著《清帝逊位与列强（1908―1912）》、威维尔著《美国与中国：财政和外交研究（1906―1913）》、柯里著《伍德罗·威尔逊与远东政策（1913―1921）》、塔克曼著《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1911―1945）》、菲斯著《中国的纠葛——从珍珠港事变到马歇尔使华美国在中国的努力》、科尔著《炮舰与海军陆战队——美国海军在中国（1925―1928）》、沙勒著《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柯伟林著《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包瑞德著《美军观察组在延安》、布赖克福特著《卡尔逊与中国》、凯恩著《美国政治中的“院外援华集团”》、孔华润著《美国对中国的反应》、谢伟思著《美国对华政策（1944―1945）》、日本学者藤村道生著《日清战争》、苏联学者鲍里索夫等著《苏中关系》等。
思想文化史方面的译著主要有美国学者伯纳尔著《一九○七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林毓生著《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卢茨著《中国教会大学史》、日本学者实藤惠秀著《中国人留学日本史》、法国学者卫青心著《法国对华传教政策——清末五口通商和传教自由（1842―1856）》（两卷）等。
人物研究方面的译著主要有美国学者德雷克著《徐继畲及其〈瀛寰志略〉》、史扶邻著《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薛君度著《黄兴与中国革命》、麦柯马克著《张作霖在东北》、日本学者松本一男著《张学良》、苏联学者普里马科夫著《冯玉祥与国民军》、英国学者施拉姆著《毛泽东》、美国学者特里尔著《毛泽东传》、迈斯纳著《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周明之著《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弗思著《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等。
以上仅是一个极为粗略的鸟瞰，但从中却足可看出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的译介在这20年中的繁荣盛况，确实起到了“改变闭目塞听的状况”、“沟通中外学术交流”的作用，对这期间中国近代史学界学术的活跃和发展起了不能忽视的推动作用。
（三）
这期间的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译介对国内有关研究的影响、促进是多方面的。当然，学术的变化、各种新观点的产生总体而言自有更为深刻的社会与学术自身的背景和原因，这种“译介”只是其中因素之一。但由于本文的任务只是分析这种“译介”的作用，不必对其他背景与原因作深入探讨与详细论述，故祈读者勿因此而以为笔者认为新时期的种种新观点完全是这种“译介”外在作用的结果；同样，对各种新观点本身的具体分析、深入研究和评判也不是本文的任务。故本文亦仅限于客观论述“译介”对各种新观点的影响和作用。大体而言，这种影响有以下几个方面：
新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一个引人注目、也引起激烈争论的观点是从现代化（本文中“现代化”与“近代化”二词意义相同，根据行文需要选择使用）的角度，而不仅仅或主要不是从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的角度来看待中国近代史。“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总序”明确表示：“故步自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透过强烈的反差去思量自身，中华文明将难以找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收入本丛书的译著，大多从各自的不同角度、不同领域接触到中国现代化的问题”。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以费正清为代表的“西方冲击一中国反应”模式是西方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学派。这一模式认为“传统”与“现代”互相对立，中国近代的历史尤其是现代化史的动力完全来自外部的刺激和挑战，因此“19世纪之前使得中国如此伟大的东西，恰恰被证明也就是后来严重地阻碍着中国实现现代化转换的东西”。“中国作为‘中央之国’，其自我独立的政治和文化运转体系，以长期未受到外来挑战而闻名于世”。但也因此“直到现代挑战不可避免地降落到它的大门口之时，都未能领悟到这种挑战的性质”，因而错过了现代化的时机。⑤新观点也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从中国近代自身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探讨现代化受挫的原因；同时对西方的侵略带来的不同（广义的）文化的“碰撞”以及这种“碰撞”引起的中国社会的变化等作了不同以往的结论。在现代化理论框架中，洋务运动自然成为“中国早期工业化”的一个重要阶段，而兴办洋务的最初动机则无足轻重，也因此才会在80年代形成洋务运动研究热。同样，一些研究者对民国时期尤其是抗战前的经济状况也作了更为客观的研究。
近代中国的“市民社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公共领域等是近些年美国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并有激烈的争论，而近年中国的有关研究，如对晚清商会、自治社团或组织、地方精英、公共机构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甚丰，明显受此影响与启发。甚至对近代中国“市民社会”这种观念提出质疑、反对意见的，其基本“理论资源”也还是来自美国学界的不同观点，亦见其影响之深。
由于主要地不是从阶级斗争或民族斗争而是从中西文化冲突、互补（在近代中国实际几乎是西方文化向中国文化的单向流动）的角度出发，不少研究者更侧重于“买办”、“租界”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与意义。同样，传教士、教会学校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主要是传播近代科学文化知识，近年也得到更多的强调与重视。文化与社会的关系或曰文化背后的社会意义，是近些年来在西方兴起的一种新的学术观点、方法和思潮，《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和《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便是这种新范式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代表作。前者对19世纪山东省的社会、经济结构作了区域性分析，尤其是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对鲁西北地区的民间文化，如社戏、话本、宗教、庙会、集市、尚武传统、中西文化冲突的历史等都作了细致的研究。在此基础上，作者认为义和团运动的爆发是鲁西北的社会经济结构与文化传统之间由多种原因“互动”的结果。后者力图打通历史学与社会学的间隔，从“大众文化”的角度，提出了“权力的文化网络”等新概念，以华北农村为例，详细论证了国家权力是如何通过种种渠道，诸如商业团体、庙会组织、宗教、神话等深入社会底层的，如“龙王庙”的实际意义是掌管水资源的分配，乡绅关注“关帝庙”是将其。既作为国家的守护神又作为地方的保护者。这两本书对近年来国内的有关研究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如传统文化与义和团的关系，庙会的社会文化意义、功能都受到研究者的重视。
在中外关系史研究中，一些研究者认为中国被纳入近代国际体系的过程当然是国家主权受侵犯的过程，是被殖民的过程，但同时也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破除“华夏中心”的过程，是外交近代化，即近代外交观念、制度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几十年前的“侵华史”已渐为现在更加中性的“中外关系史”所取代，虽只一名之兴替，却也可略窥学术之变化，表明研究的“理论预设”今昔已有所下同。
在思想史研究方面，以前未获研究的“唯科学本义”开始被研究者注意，对自由主义及其代表人物的研究更加客观，已从“政治批判”转入“学术研究”，这反映出“译介”的影响。《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了与五四遗产》一书中对“启蒙”与“救亡”关系的探讨，使中国思想、学术界深受启发。从70年代后期起，美国的中国史研究中“传统”与“现代”互相对立的模式渐为新的现代化理论所取代，即“现代”从“传统”中发展而来，应更加注重承继、利用种种传统资源。《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一书更侧重对近代中国，尤其是五四时期“激烈”“全面”反传统思想的负面作用进行分析，在80年代中后期“文化热”、“激烈反传统”思潮再度产生的背景下，该书的翻译出版确引人注目，作者可能也未想到，该书实际为90年代因种种原因而异军突起的“文化保守主义”作了重要的理论铺垫。
在人物研究方面，《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将孙中山个人与社会环境紧密结合起来考察，突破了以往人们讥称的“孙中心”框框。《黄兴与中国革命》一书对以往注意不够的黄兴与辛亥革命的关系作了细致的研究，引起了有益的探讨，促进了有关研究的深化。而且，以上两书均在国门初启时翻译出版，当时也更引人注目。《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一书对李大钊思想与民粹主义的关系作了深刻的研究和分析，启发了关于民粹主义对中共其他领导人思想影响的研究，这种研究直到现在仍引起热烈的争论。相对于国内的人物研究以前主要集中于政治人物，国外对“文化人物”的研究一直比较重视，如对梁漱溟、丁文江、钱穆、洪业等都有研究专著，这些专著的译介对国内有关研究有着明显的推动作用。
简言之，50年来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的译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一样走过了曲折发展的过程，现在确可说是百花齐放。但在这种繁荣之下却仍有不能忽视的隐忧，即译作的质量有每况愈下之势，一些错译、误译反而起了学术的“误导”作用，倘长此以往，会使人对所有“译介”的准确性都产生怀疑，终将使这种学术发展必不可少的“译介”本身受到严重损害。提高译作质量，是译介者的当务之急。当然，每个研究者都必须面对的挑战是，在如此多样化的译作面前如何能真正撷其精华而不是食洋不化，机械照搬。而这，却是更加艰难，也更加重要的。
注释：
本文写作中承蒙曾学白女士帮助搜集部分资料，谨表谢忱。
① 邵循山：“中译本序言”，〔美〕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2页。该书第2卷、第3卷均为张汇文等译，分别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商务印书馆1960年出版。
②“序言”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料编译组编译：《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资本主义国家反动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论著选译》第1卷，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0―14页。
③ “出版说明”，〔苏〕齐赫文斯基上编，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俄语系翻译小组译：《中南近代史》上、下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1―6页。
④ “编者的话”，《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辑，中国主会科学出版社198O年版。
⑤ 〔美〕罗兹曼主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69页。
原载 1999年第5期《近代史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