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苏联影片《牛虻》在中国上映，再次掀起了“牛虻热”。
北京开始放映外国原版影片
《人民日报》1956年4月29日
北京的苏联展览馆电影馆和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二十八日开始分别放映苏联原版影片“牛虻”和“忠诚的考验”，以便丰富在北京的国际友人的文艺生活，同时使北京的观众更早地欣赏到外国的影片。
今后每星期六和星期日将陆续放映外国的原版影片。最近放映的将有苏联影片“第十二夜”，英国影片“哈姆雷特”，法国影片“没有留下地址”，意大利影片“橄榄树下无和平”，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影片“魔鬼集团”，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影片“世界之心”等。
《大众电影》，1956年第11期，该期相当于《牛虻》专刊，相关文章（4篇文章、一篇献诗和两篇刊内资料）占了杂志一半的篇幅。封底为该电影剧照。
李希凡 《大众电影》，1956年第11期 4页
小说《牛虻》中的主人公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曾经广泛地影响过苏联的几代青年，鼓舞过像保尔·柯察金和卓娅那样的无产阶级英雄进行革命的战斗。这本小说译成中文后，对于我国青年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现在，根据这一小说改编摄制的苏联影片《牛虻》就要和.我国观众见面了。.它在不损害原著的原则下，更集中更概括地表现了这个英雄人物的革命品质。在影片里，许多与表现牛虻性格本质相游离的情节被删除了。这样，也就使得牛虻的性格更加突出和鲜明了，它很有助于青年同志对于牛虻性格的进一步理解。
牛虻生活的历史时代，是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的意大利。当时的意大利正被奥地利所占领，“并 且他还执行着欧洲君主联盟的卑鄙的意志。”而教会也是奥大利的凶恶的同盟者，对意大利人民和青年进行极恶劣的精神毒害和间谍活动，他们勾结起来迫害意大利的爱国志士。意大利的人民和青年，不能忍受这种残酷的压迫，反抗的烈火在意大利国土上猛烈地燃烧着。人民和奥大利统治者和教会的冲突日益尖锐起来，许多爱国的宗教徒，后来都变成严峻的无神论者，牛虻就正是这样一个由幼稚无知、虔信宗教，渐渐成长为勇敢刚毅，背弃宗教，严峻得近于冷酷的革命者的典型人物。
有些青年同志读过小说“牛虻”以后，经常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 牛虻这样冷酷呢？彷佛他对什么人都有着强烈的仇恨？
我们想解决这个疑问，必须和他早年的生活遭遇联系起来看。年轻的亚瑟还在宗教徒的年代，就热爱他的祖国，向往于革命事业，“准备为未来的共和国而死”。可是，教会和神父的欺骗，却险些毁灭他的理想，因此，他对任何虚伪和欺骗，都燃烧着强烈的憎恨。影片更集中地表现了牛虻的这个性格本质。 十三年的革命斗争经历，使他远远地超过了他过去参加过的青年意大利党人，更进一步地接近了人民，参加了人民的起义粗织，因而，也更加体会到，在奥地利占领下，人民是陷在怎样的水深火热里面。所以当他面对着那些大小资产阶极空谈家们的时候，当他听到那些优闲的老爷们，在“沙龙”客厅里，侈谈“号召人民为物质幸福而斗争，那只会助长自私自利”的鬼话时，牛虻正以辛辣的讽刺，揭露了他们的伪善面孔。牛虻不是对什么人都恨，他爱人民，他是“人民的好朋友，人民很相信他，跟着他走。 ”
对人民无限的爱，对敌人强烈的恨，这就是牛虻英雄性格的本质。
在牛虻性格里发展着的、最值得我们骄傲的品质，是他的革命精神。牛虻对于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热情、大胆和无畏，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和保尔.柯察金一样，这个前辈的英雄人物，表现出坚忍不拔的毅力。在生理上被残酷现实完全压碎了的牛虻，仍然燃烧着革命热情的火焰，用惊人的毅力克服着生理上的痛苦，积极地从事革命活动。正象他自己所说的： “我不能停止为意大利自由的斗争，我就是为了她才活着的！” 他的铁的誓言都实现任行动里。英雄的牛虻，经受着战斗的考验，怀着民族解放的必胜信念。在法庭上、在监狱里、在刑场上，他都表现出革命者的高贵品质。在受刑时的几个镜头里，这种革命的毅力表现得更加顽强和突出。在就义场面上从牛虻性格中喷射出来的革命的火焰，强烈地映照着创子手们的卑微和渺小。
但是，像小说一样，影片对于牛虻的精神面貌，也没有采取简单化的处理方法，而是相当其实的表现了牛虻的复杂的思想感情。牛虻是深深地爱着他的生父蒙泰尼里的。从影片的许多镜头里，我们可以看出，在他和蒙泰尼里展开斗争的时候一一在影片里这个斗争集中得特别尖锐，在他的内心也经受着剧烈的思想感情的斗争。第一次当他在广场上揭露蒙秦尼里的虚伪后，他自己也受了强烈的刺激并因而病倒。他的被捕，也是由于蒙泰尼里的拦阻，最后，他甚至幻想过争取蒙泰尼里。他向蒙泰尼里说： “爸爸，你跟我们走吧，难道你具不愿意让自由的曙光照到意大利的上空么？”“怎么你不能理解你那个天主，这是旧时代的灰尘。这个世界是个完全错误的世界。脱掉你的袈裟，跟我们走吧！” 可是，当他明白蒙泰尼里不能和他走同一条道路时，他的刚毅的革命品质，立刻就战胜了违反革命利益的私情。坚决地向蒙泰尼里宣布：“我决不接受神父的恩赐”，“你要我，或者是上帝”。牛虻这种高度的革命责任感，坚强的忍受一切考验的力量，正是使得保尔·柯察金和卓娅以及许许多多青年热爱他的原因。
有人认为，“牛虻”虽然有可取之处，可究竟带有许多盲动主义的色彩，不足以为我们社会主义时代青年仿效，这是一种不妥当的论调。尽管牛虻所参加的革命，和我们的革命有着根本性质上的差异，他所采取的革命策略，也是完全和我们无缘的。但是，正像保尔.柯察金所说：“就牛虻的本质，就他的强毅，他那种忍受考验的无限力量，以及那种能受苦而毫不诉苦的人的典型而言，我是赞成的。我赞成那种认为个人的事情称毫不能与全体的事业相比的革命者的典型。”而这一切，也正是值得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青年学习的。
陈安京，《大众电影》，1956年第11期，8-9页
澎湃的海洋，狂啸的海浪冲击着礁石。一群意大利革命志士，在异乡的国土上：深深地怀念着祖国，他们了望着惨遭奥地利统治者蹂躏的国土，遥遥地向祖国默誓：“朋友们，那儿是我们的祖国！透过狂风暴雨，透过迫害烈士们的枪声、一我听到我们祖国痛苦的声音.....她的光荣和力量，被粉碎，被剥夺了，并且她还执行着欧洲君主联盟的卑鄙意志——这就是我们的祖国意大利！”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意大利，是这样的动荡不安，大学生亚瑟（后来的牛虻）就在这充满了艰难和斗争的岁月里度过了他的青年时代。那时他还是一个非常纯真、幼稚的年轻人，他虔诚的信奉着天主教，从神学院院长蒙泰尼里那里得到唯一的“温暖”。亚瑟参加了当时的革命组织——“青年意大利党”，但幼稚的心灵并没有就此脱离开教会的束缚，在他看来，革命和教会二者是可以分开的，互不相干，以至在一次秘密集会上，为这个问题和另一位革命同志波拉发生了争执。可是严酷的现实，粉碎了他天真的幻想：在蒙泰尼里调走不久以后，继任的神学院院长卡尔狄，乘他在忏悔的时候，骗取了青年意大利党党内的秘密，于是亚瑟和波拉一起被捕了。在监狱中，他才醒悟过来；原来就是那个披着宗教外衣的间谍卡尔狄出卖了他，他开始认识到教会、神父的其正面目。
敌人的卑鄙目的达到以后，牛虻被释放了，可是他内心的痛苦并未就此消除，特别是爱人琼玛对他的误会，更加深了他对错误的内疚。回到家里，他又从嫂子那里知道了一件非常痛心的事情，原来蒙泰尼里就是他的亲生父亲，而这位伪善的神父却一直欺骗着他。这时，教会的尊严已经在他联子里彻底破产，他悲愤交集，怀着盛怒的心情，砸碎了那象征着圣父的十字架。在一个寂静的深夜里，写了一封自绝信：“蒙泰尼里主教，到河里去寻找我的尸体，”从此，蒙泰尼里主教便以为亚瑟真的死了。十三年以后，牛虻以一个久经战斗考验、满脸伤痕的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革命战士出现在观众面前。从这个刚毅、严峻的人身上，再也找不到丝亳亚瑟年轻时的影子，他在残酷的斗争中，在烈士们鲜血的滋养下成长了。这时，他的每一句话和每一个行动，都象一颗有力的子弹一样，致命地打击着敌人。当奥地利的将军们正鼓吹着“只有奥地利帝国，才能给意大利带来自由”时，人民的手上却在念着这样的传单： “意大利的自由，和奥地利帝国的关系，就像俗语所说的是水火不相容，”多有力的反击啊！它以像火一样的革命热情，激动和鼓舞着群众，为争取自由、独立而斗争。传单的作者是谁呢？牛虻。 这时，波拉夫人（即牛虻年青时的爱人琼玛）和马梯尼成了佛罗伦斯城青年意大利党的中心人物。由于受了自由主义政客格拉西尼的影响，青年意大利党人的斗争还是停留在喊口号，发传单上。牛虻以一个假装的外国人的身份，指出了这种做法的错误，当他们要牛虻帮助发传单时，他说：“...你们的人民，他们急需的不是传单，是行动。”
当牛虻因为旧病复发躺在琼玛家里的时候，琼玛已经开始认出了这个牛虻就是十三年前她所爱的亚瑟。但是，牛虻再不愿唤起往日巨大的痛苦，否认了这一点。在他病体还没有复元，听说起义队伍给打败了，许多人被捕并且被判处死刑时，便立即前往营救。这个非常果断的行动，使刑场上被宣布死刑的不是革命者，而是那些野心勃勃地踏入别人国境的侵略者。 不久，革命者陀姆尼钦诺又布置了一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当他因照顾牛虻而没有委派任务时，牛虻说：“....我不能停止为意大利自由的斗争，我就是为了她才活着的！” 同时他还特地去邀琼玛也投入到这场斗争中来，鼓励她离开那些“青年意大利党”的空谈家，指出依靠幻想并不等于行动。琼玛在她的帮助下决定前去参加，并且约好在布列亚盖拉城会面。牛虻答应在这次见面时，把以往的一切情况都告诉琼玛。在布列亚盖拉的广场，人们正接受主教蒙泰尼里的祝福，市集上挤满了人群。牛虻和一群起义者却在商议着行动的步膝，当他们一切都安排安当时，间谍发现了他们，广场四周顿时被封锁起来，牛虻立即命令战友们突围，而自己却为了掩护战友们退却被捕了。 琼玛和友人们布置了一个营救牛虻的计划，想帮助他逃出监狱。牛虻带着重伤锯断了狱窗的铁栏杆，可是当他刚要逃出狱斗时，因为旧病复发，昏倒过去，被卫兵们抓了回去。
蒙泰尼里主教想来“说服”牛虻，可是英雄的心是任何人也不能动摇的。他不但坚定的拒绝了主教的劝说，并且说出自已就是亚瑟，无情地揭露了蒙泰尼里的撒谎与无耻。这时亚瑟还希望蒙泰尼里能够背叛宗教，跟着自己走，但是蒙泰尼里在上帝和牛虻之间终于选则了一条他必然选则的道路：皈依上帝，和革命事业对敌到底。敌人决定将牛虻处以死刑，屠杀者的枪口已对准他的胸膛，而他仍保持着饱满的战斗精神，怀着对革命胜利的无限信心，愤怒地说： ...... 你要记住，当我们的队伍行动的时候，那么大炮就会代替我说话了。” 牛虻最后英勇地牺牲了。
在这最后的时刻，他没能见到琼玛，只从牢狱中带出一张纸条，在纸条上说出了他对琼玛永远保持着的爱情，井希望琼玛乐观地为自由战斗下去。
是的，牛虻的爱国精神和坚强不屈的斗争意志会永远活在人民心里，鼓舞着更多的人们争取意大利的独立解放而奋斗！
张毕来 《大众电影》，1956年第11期
在小说《牛虻》和现在改编拍制成的同名影片中，牛蛇和神父蒙泰尼里之间的复杂关系，有着非常细致的描写。他们的特殊性格，表现着他们之间各种各样的矛盾。
就思想，信仰和生活道路说，牛虻和蒙泰尼里是处于对立的地位的，但是，就感情说，他们之闻的关系却非常不单纯。影片一开始就揭露了这种关系的特征：亚：我跟你在一起总是很快乐的，我亲爱的神父！你知道，我在家里很孤独。我不喜欢我的哥哥，尤其是嫂子。我母亲死了之后，你是我在世界上唯一的亲人了。
蒙：你知道，我在世界上除了你也没有别的人。我把你当作儿子一样！你是我的光明，我心里快乐的源泉。
这时影片上，亚瑟（即以后的牛虻）跪在蒙泰尼里的面前，蒙泰尼里拥抱着亚瑟。可以看出，他们之闻存在着深厚的、不平常的感情联系。
这时候，亚瑟刚开始接触革命思想和参加革命活动。就亚瑟这一面说，他参加的革命活动，是以推翻蒙泰尼里实际上拥护着的秩序为目的的；就蒙泰尼里这一面说，他维护着统治阶级的利益，走着同亚瑟完全敌对的道路。但是，即使这样，当时他们之间并没有引起直接的尖锐的冲突。亚瑟十分敬爱着神父。蒙泰尼里也非常关切亚瑟的生活，在他准备出发去罗马的时候，他还对亚瑟说：“我有一种非常恐怖的感觉。你只要对我说， ‘留下来’一一我就拒绝到罗马去。”可是，后来亚瑟在监牢里发现了新来的神父卡尔狄的告密，他对天主的信仰开始动摇了，实际上是对蒙秦尼里的那套谎话有了认识。
出狱后，嫂子裘丽亚又把他身世的秘密给揭开了。这时，他从实际生活中的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里看见了真理：蒙泰尼里并不是一个神圣的、具有高尚道德的人，而是个虚伪、卑鄙的骗子；而他所代表着的教会也是罪恶的。影片中有一个动人的情景：亚瑟捏着十字架，疑视着，然后沉痛地、毫不可惜地把它扔掉。他对着蒙泰尼里的照片说：“我相信你，就象信天主，但是，你一直在欺骗我。”这时，亚瑟在思想上同蒙泰尼里完全破裂了，在感情上也.深深地憎恨着厌恶着蒙泰尼里的可耻和虚伪。不过，因为他同蒙泰尼里在私情上有千丝万耧的牵连，在这种感情的改变过程里，他经历着十分剧烈的，深重的痛苦。这正是亚瑟这个人物的性格的具实特征所在。伏尼契很好地掌握了这一点，影片也很好地掌握了这一点。
我们知道，亚瑟所选择的革命道路，正是蒙秦尼里所死命反对的；但是，从另一方面说，亚瑟却又是蒙泰尼里一生里从私人关系上说最亲近的一个人。失去了亚瑟，对于蒙泰尼里，是终身的遗憾。他没有一天能够忘掉这个悲哀。他在教堂里讲话，从耶稣之死忽然沉痛地说起“我亲爱的儿子”“黑暗把他湮没了”的话来，这正反映了他的这种心情。当亚瑟面对面地讥讽他，说他哪里会有罪的时候，他说：“对于不了解的人，不要这样说。我要能改变我的过去...但我现在所能奉上给宝座的.....只有一颗破碎的心。”
最后，他发现即将处死的牛虻原来是他的亚瑟的时候，他跪在牛虻面前，沉痛地说：“可怜的孩子，我做过多次梦，见你回来了，可是醒来，周围是空虚....一片黑暗...”他要帮助牛虻逃走。同时，在这里也可以看出牛虻对蒙泰尼里的私人感情也并未完全消失。在这种情景下，这种感情还是回到了牛虻的身，上，他说：“你知道，我是多么想念你啊-我其想能重新再看到你，摸摸你的两支手呵。”他们真诚地拥抱着。牛虻对他说：“爸爸，你跟我们走吧，难道你真不愿意自由的曙光照到意大利的上空么？他要蒙泰尼里任二者之间选择：“你要我，或者是要上帝。自然，很明显，蒙泰尼里反动的阶级地位决定了他不可能选择革命的道路。这个人物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动性也正在这里表现出来。蒙泰尼里却还企图争取牛虻背叛革命倒向教会，这自然是不可能实现的事。 到这时，牛虻心中所潜藏着的对蒙泰尼里的最后情感都死灭了，他的幻想也再不存在了。牛虻就断然地说：“那么，你就到上校那去吧，告诉他说你完全同意对我处以死刑。”他坚决地拒绝了蒙泰尼里帮助他逃跑的建议：“不，我决不接受神父的恩赐。”他要一个抛掉天主而同他一起革命的父亲，但决不要一个因父子之爱帮他逃跑而在政治上、思想上企图使他叛变的神父。
很显然，牛虻虽然曾经对蒙秦尼里有着深切的敬爱，但是，他的一颗心是献袷革命的，为了革命，他毅然地坚决地同这种私情割断联系。蒙泰尼里也一直对牛虻存着强烈的特殊的父子之情，但他的灵魂是卑鄙和渺小的，为了反动统治阶级的利益，他可以抛弃自己的亲生儿子。这正构成了这两个人物间的鲜明的突出的对比。牛虻是崇高的，伟大的。蒙泰尼里却永远会引起人们的憎恨。
（王再，“对《牛虻》这样的认识是不对的！”，《大众电影》，1956年第11期，34-35页，这篇文章我找不到。）
晨光 大众电影 1956 第11期
啊！牛虻，你是多么年青英俊，你是多么纯洁天真。你爱神父是爱得那样纯真，从不怀疑他是个虚伪的人。但是，你更爱的是真理，是祖国和人民。你拒绝神父对你的询问，为了不对同志们失信。.当残酷的斗争和神父的虚伪撕破了你的幻梦，啊！牛虻，我深深地懂得你年轻而纯洁的心灵是多么苦痛。可是为拯救苦难的祖国而奋斗的那颗心，却永远燃烧不停，我理解你怀着怎样的心情，离开了你的祖国，离开了你的爱人。十三年的时光，把你变成了另外一种模样。你不像从前那样幼稚，无知，却变得如此老辣、坚强。透过你脸上的疤痕，我们看见你在这些年月里，忍受过多少痛苦和折磨。可是你还是回来了，你为祖国自由而斗争的意志，能经得起任何考验。啊！牛虻，不管在任何时刻里，你对祖国和人民深厚的感情，总是如此深沉。
神父不认识你了，可是祖国和人民认识你。他们认识你是他们的好儿子。当着你在酒馆门口开枪送走奥地利的宪兵老爷回天国的时候，人民一眼就认出你是牛虻。这是因为你爱人民，你和人民是息息相关。啊！牛虻，在那样漆黑的夜晚，在那样风暴的夜晚，我看到了你颠跛的双脚，是怎样踏着泥泞的道路，在和敌人进行斗争。为了意大利，你忘掉了自己，你忍受着疾病的折磨，不停地奔波。你的声音是多么震人心弦哪：....我不能停止为意大利自由的斗争，我就是为了她....活着。”
在你不幸被捕的时候，蒙泰尼里企图用父子的感情，来软化你战士的意志。可是你拒绝了“神父的恩赐”，誓为祖国栖牲。你的声音是那样坚定，你的面孔是那样镇静，你的立场是那样鲜明。最后，你昂然地来到刑场，敌入将用那颗卑鄙的子弹，射进你的胸膛。在这最后的时刻，你用深沉的眼光，了望着祖国的大地。你拒绝了忏悔，你对胜利是那么信心百倍：当我们的队伍行动的时候，大炮就会代替我说话！
啊，牛虻，我爱你。你为意大利而生，你为意大利而死。你为意大利贡献了宝贵的生命。你和意大利共同忍受了灾难和不幸，你也和意大利永远长存，永恒的活在人民心中。
《大众电影》，1956年第11期
小说《牛虻》的中译本出版后，曾受到我国广大青年读者的热烈欢迎，成为我国读者最喜爱的读物之一。
在苏联，这部小说也是极受欢迎的，它出版了七十四次，被译成十八种民族的文字，出版总册数超过两百万册。远在一八九八年时，就在这本小说在英国出版的第二年，俄国就巳经出版这部小说的俄译本了。
奇怪的是，对于这样一位有才能的作家，在英国竟没有关于伏尼契的书籍和文件，甚至在无所不包的大英百科全书中也没有一行字提到伏尼契。她的书在一八九七年出版后，也就一直没有再版。 根据很少的资料，知道伏尼契于一八六四年生在一个英国学者的家里。他父亲的名字是乔治·蒲尔。 伏尼契贫在柏林音乐学院念过书，接着又在柏林大学斯拉夫语言系听课。
有一个时期，她又在意大利求学，后来她嫁给了从沙皇的流刑中逃出来的波兰人伏尼契。在她的青年时代，曾经到过彼得堡，在那里，她和俄国的革命团体有过接触。 伏尼契住在伦敦的时候，加入了俄国逃亡者的组织。一八九一年，她是援助政治逃亡者基金会和自由俄国报刊基金会的祖织者之一。同时她还常常和意大利政治流亡者见面。当时，这些流亡者是和玛志尼和加里波的一起为意大利而斗争的。
伏尼契除翻译出版过俄国作家的作品外，继小说《牛虻》后，还写了小说<捷克·莱蒙得》（一九OO年），《奥里维雅·拉担》（一九O四年）和《断绝了的交谊》 （一九一0年）。在《断绝了的交谊》这本小说中，作者又讲到自已过去的主人公，描写牛虻在南美洲流亡的情形。在一九四五年，又出版了<脱下自己的靴子吧》，小说的主人公是牛虻的曾祖母和祖母。
二十一年前，在伏尼契的丈夫死后过了几年，她便迁到美国侨居。 如今，伏尼契已是九十一岁的高龄了。
去年，苏联记者代表团访问美国时，会在纽约会见了这位可敬的、白发苍苍的女作家。他们会向伏尼契问起如何创造亚瑟这一英雄形象的，她这样回答：“...对于一个作家，要向别人说出他创造的形象和写作的过程是很困难的....”她还说：“年青时，住在巴黎。有一次，我在鲁弗尔宫博物馆看到一幅十六世纪意大利少年的画象。这幅画，我很喜欢。亚瑟的外表特征，我就是从这幅画上取来的。”
当苏联的代表们告诉伏尼契，《牛虻》在苏联如何受到欢迎，并且已把小说拍成电影时，她非常感动地说：“谢谢，谢谢！” （本刊资料）
（《大众电影》，1956年第11期 的另一篇资料《他们找到了幸福》文找不到，但找了一个类似的报道。）
杨秀实 1985年《电影评介》
苏联著名表流艺术家 斯特里仁诺夫苏联影片《白夜》复映了，扮演幻想家的斯特里仁诺夫是我国观众熟悉的苏联演员。他主演的影片《牛虻》曾多次在我国上映。在影片《牛虻》中，他以生动、细腻的演技表演了一个天真幼推的青年成长为勇敢刚毅的革命者的过程，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斯特里仁诺夫是苏联著名影、视、剧三栖演员。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功勋艺术家。《牛虻》（1955）是他演的第一部影片，也是他成名之作。1956年，斯特里仁诺夫主演了影片《第四十一》他扮演的白匪中尉郭沃鲁哈·奥特罗克被红军俘虏。击毙了四十个敌人的红军女战主马柳特卡乘船押送他去司令部，途中遇到风暴。他们俩被海浪推上了个孤岛，马柳特卡救活了昏迷不醒的白匪中剧，并对他产生了爱情。但是有一天，海面上出现了敌船，白匪中尉欣落若狂地向敌船奔去，马柳特卡开枪打死了他——第四十一个敌人。斯特里仁诺夫把这个内心复杂的人物刻划得惟妙惟肖，从而在苏联国内外获得了高度赞誉，1957年在第十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上，影片《第四十一》荣获特别奖。法国观众称斯特里仁诺夫为“俄罗斯的钱拉·菲利浦”。
此后，斯特里仁诺夫主演了一系列根据古典文学名著改编的影片：《上尉的女儿》（根据普希金的著作改编），《白夜》《根据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著作改编，《北方的故事》（根据帕乌斯托夫的著作改编），《黑桃皇后》《根据柴可夫斯基的歌剧改编），《决斗》（根据契诃夫的著作改编），等。在这些影片中，斯特里仁诺夫通过自己创造的形象忠实地传达了原作精神，赢得了观众的好评。斯特里仁诺夫不仅善于扮演形形色色的古典人物，而且把影片《生命在你手中》中的苏联军官杜金，《点名》中的宇航员鲍罗金等现代人物形象表演得活灵活现、扣人心弦。此外，斯特里仁诺夫参加拍摄的影片还有：《墨西哥人》、《三姊妹》、《第三次青春》（苏、法合拍）等、影片《三海旅行记》于50年代在我国上映过，斯特里仁诺夫扮演的俄国古代旅行家阿法纳西的形象受到观众的赞赏。
苏联著名女演员斯特里仁诺娃
凡是着过苏联影片《牛虻》的观众，都久久不会忘记牛虻青年时代的女友琼玛的动人形象。它是苏联著名女演员斯特里仁诺娃创造的。斯特里仁诺娃在孩提时代就爱上了戏剧艺术，中学毕业后，她到莫斯科艺术剧院当了舞台工人。一次偶然的机会，她的表演天才被莫斯科戏剧学校的领导发现，于是她进入了戏剧学校。经过四年的刻苦学习，她成了一名戏剧演员。
1950年斯特里仁诺娃涉足影坛，在影片《丰收的夏天》中扮演了奥克莎娜、接着，她拍摄了影片《乌克兰诗人舍甫琴珂》（饰将军夫人乌斯科娃）。
1956年，她主演了影片《牛虻》。在与饰男主角的斯特里仁诺夫合作拍片时期产生了爱情，影片拍成后，他们结为伉俪，从此女方按苏联习惯姓了男方的，这就是斯特里仁诺娃这个姓的来由。
1959年斯特里仁诺娃与斯特里仁诺夫再次合作，演出了影片《生命在你手中》，斯特里仁诺夫扮演男主人公杜金，斯特里仁诺娃扮演杜金的妻子波丽。此后，斯特里仁诺娃还参加演出过《高空》、《福玛·高尔杰耶夫（根据高尔基的同名著作改编）等影片。
《大众电影》1950年6月1日在上海创刊，当时负责该刊编辑工作的是上海市电影事业管理处研究室。1952年4月，该刊与中国电影发行公司编辑的《新电影》合并，由上海迁北京编辑出版。1957年成立《大众电影》编辑部，由中国电影出版社领导；1960年随同中国电影出版社划归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领导。1962年秋，以印刷原因,与《上海电影》合并迁回上海，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停刊。1979年1月在北京复刊由中国电影家协会《大众电影》编辑部编辑，1986年后改由《大众电影》杂志社编辑出版。2014年进行改版，新版《大众电影》预计4月开始进驻万达影院。 《大众电影》在1961年前为半月刊，后改为月刊。创刊号仅发行 1万册，后印数逐年增长。复刊后的1982年，发行量曾高达 950多万册，成为当年国内发行量最高的艺术刊物，受到国内外人士的瞩目。《大众电影》创刊时，主编梅朵、王世桢；1962年秋迁沪后，主编袁文殊，副主编洪林；1979年复刊，主编林杉，副主编唐家仁、崔博泉。
单本的没什么价值，成套的挺高好像收藏价格还挺高，尤其80年代初的，那时发行量有限，好多一个单位才有一本，争相借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