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积极地面对世界，增强自我力量感。主动争取个人生存和追求个人幸福的基本权利，特别是通过劳动获得基本生活条件和个人幸福的权利。这种权利意识本身就是对自己负责也对社会负责的表现，因为这也是现代公民社会对个人素质的要求。保持乐观并有控制感的生活状态，相信自己能在一定程度上创造条件改变自己的环境，以至于改变自己的经济状况乃至整个生存状况。如果你生性是个内向且情绪很不稳定的人，要提升你的幸福感，还要尽力去改变自己的性格，使自己更外向一些，情绪更平和一些，多接触外向平和、乐观向上的人，寻求社会支持，建立安全的依恋关系，并构建积极的自我概念，提高自尊、自主性和控制感。人是环境的产物，但人也改造环境；性格决定命运，但性格也是可塑的。第二，不要总是向上比较，适当向下比较，保持理性平和的心态，不仇富，不欺贫。幸福感没有绝对的衡量标准，人们往往拿自己的现有情形与周围的人进行对比，在收入方面也是如此。对一个人的心理感受来说，最重要的不是他的绝对收入水平，而是他和别人比较的相对地位。研究表明，向上比较能激励个体去做得更好，但也会使满意度降低，而向下比较虽然容易使人安于现状，但会使满意度增加。因此，当我们在朝目标奋进的过程中感觉太累的时候，不妨适当向下比较，缓解一下压力，以便为下一次的奋斗蓄积能量。第三，科学地认识物质财富与幸福的关系。金钱不是幸福的充分条件，钱本身买不来幸福。过高的物质生活目标不仅不会使人更幸福，反而使人更烦恼。彩票中奖是很多人的梦想，如果真中了大奖，我们的幸福是不是会相应增长呢？一项经典的研究发现，彩票中奖的人并不比一般的人更幸福。首先，与中奖后的兴奋和高峰体验相比，许多平常的生活事件看起来就不再那么有乐趣了。其次，中奖的兴奋会随着时间而逐步消退。当他们习惯了期待由新的财富所带来的快乐时，这些已经来到的快乐体验就不再那么强烈，对总体的幸福感就不再有很大的影响。一项对《福布斯》杂志公布的富翁的调查发现，与一般的民众相比，他们的幸福感只是略高一点；49位超级富翁中，有80%的人报告钱既可以增加也可以减少幸福；一位富翁从来不记得自己曾经幸福过；一位富翁（婆）报告钱不能解除由她孩子的问题所造成的痛苦。由此看来，金钱在人们心理上的作用被夸大了。在一定范围内，在贫穷状态下，金钱对幸福感的影响较大，而一旦超出这个范围，金钱对幸福感就不产生什么大的影响或者根本不产生影响。第四，设置多样化多层次的生活目标。金钱是个人实现生活目标所需的条件或手段，如果把金钱本身作为追求的终极目标，它对幸福感又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呢？大量研究表明，那些认为金钱比其他目标更重要的人对他们的生活质量更不满意，把追求经济的成功作为生活的中心目标反而会降低幸福感。因为过分追求经济目标会消耗大量的能量，如果多数心理能量都被投资到物质目标上，那么追求其他目标如亲密关系、体育锻炼、兴趣爱好、审美活动、公益事务上可用的能量就减少了，这样就减少了实现它们的机会而最终阻碍了总体幸福感的提升，因为这些目标对于幸福也是必要的。第五，建构有利于幸福的价值观。幸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对于幸福的理解。对于有些人而言，幸福取决于物质享受、功名权势；而对于另一些人而言，幸福在于真知的获得、道德的完善、艺术的享受、宗教的关怀。前者是外部定向，后者是内部定向。心理学家和哲学家弗洛姆（E. Fromm，1900―1980）将人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区分为占有与存在（To Have or To Be）两种，重占有者将生活视为追求金钱、权力和外在成功的无止境的过程，而重存在者关注的是生命本身的成长和人性潜能的实现，这两种人的幸福是不同的：前者会越来越烦恼，后者会越来越幸福。适当控制物质欲望的增长，从生活中寻找其他快乐因子，特别是更多致力于精神需要的满足，如潜能实现、求知、审美、终极关怀，会增加幸福感。经济学家伊斯特林（Easterlin）发现，幸福水平不一定随收入的增加而提高，并结合欲望水平进行了解释。他认为，幸福感取决于收入欲望与实际收入之间的差距而不仅仅是实际收入水平。如果收入欲望不变而实际收入增加，那么人们的生活满意度会提高。但事实上，更多的情况是收入提高，物质欲望相应地提高，结果是抵消了收入增加带来的满足。或者是收入欲望的增加大于实际收入的增加，那么收入增加的结果不是幸福反而是不幸福、不满意。刚好将欲望的增长控制在低于收入增长的范围内本身难以做到也耗费心力，更重要的是在物质生活能够得到基本满足的情况下，更多地致力于精神需要的满足，这样才会更幸福。这样的建议还可以继续列下去，但幸福显然不存在于心理学家的“处方”之中。幸福在哪里？没有确定的答案。子曰：“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一、先要选题目。确定方向：《谈社会与自我》《失去的自我》《现实与
理想》《社会价值与自我价值》
二、确定好写作思路。
三、内容参考：
1，很多人踏上了社会都不顺心,看人脸行事,做自己不喜欢做的事情,背负着家庭和人际关系的沉重压力,往往身心疲惫,喘不过气来,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嘿嘿,那是小时侯的梦吧,我现在只想多赚钱工分,多赚点奖金,去讨老婆,去买房子......多么现实的想法啊!
有人问为什么当代的中国的文化艺术科学长时间停滞不前,有的回答是中国对科技的投入太少,有人回答是中国现在基础底子比较薄,可我要告诉你,中国在当代文化艺术乃至人的道德水准下降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是个没有生存保障的社会.你想去干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好,你辞职,然后拿着两百来块的低保,你去创造你的未来去吧,你敢吗?
我们这一代人还有我们的父辈是被这个社会牺牲的一代,父母那时侯刚生下来遇到了三年自然灾害,吃不饱,穿不暖,要读书的时候遇到了文化大革命,书没读好,好了,改革开放总算有个一个工厂里工作的"铁饭碗",结果企业改制,又下岗了,他们因为自己的不幸遭遇就要求自己的孩子好好去读书,一个个考大学,找个好工作,可结果呢,从小学开始就面临激烈的竞争,上个初中要择校费,上个高中也要这个费那个费,考大学的时候千军万马,大学是好考,可毕业了找工作呢?正如开头所说的焦头烂额.可以说从这点来看,我们也并不比我们父辈好上多少.
中国是处在一个转型期,必然会导致要去牺牲一大批人的生存空间来获得发展的资本.正如十六世纪英国的圈地运动,我们很多人就象失去了土地的农民,靠着乞讨为生,残喘而无奈的活在现实中,越来越失去纯真,失去自我......
2，人的价值，是价值观研究最重要的课题之一，也是几千年来人类思想文化史上争论不休的重要问题之一。马克思主义既重视人的社会价值，也重视人的自我价值。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与社会是密不可分的，人是社会的人，社会是由人组成的。人的价值是多方面的，其中最根本的是两个方面：自我（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人的自我价值既表现为个体存在的意义（个体对社会的重要性、责任和贡献）和个体需求的满足，也表现为社会对个体的尊重和满足。人的社会价值则表现为个体对社会需求的满足和对社会进步的贡献。
马克思说：“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不应认为这两种利益是敌对的，互相冲突的。”这里所说的“人类的幸福”是指社会价值，“自身的完美”是指自我价值。在马克思看来，人的这两种价值不是敌对的，而是统一的。这种统一的基础是什么呢？就是为同时代人的完美、幸福而工作。马克思说得好：“人们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美”；“历史承认那些为共同目标劳动因而自己变得高尚起来的人是伟大人物；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这些论述，精辟地阐明了人的社会价值与自我价值的关系：社会价值是自我价值的基础，具有很高社会价值的人，必然具有很高的自我价值。
从理论上说，人的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关系是很清楚的，但是具体到某一个人时，这两种价值的关系的体现往往差别很大。有些人往往以自己拥有的金钱多少、权力大小、知识贫富，或以自己所处的地位高低，甚至以自己的“自我设计”来评价自我价值。
这是不科学的。因为他们并不能说明自己对社会究竟作了什么贡献，有什么社会价值。而离开了社会价值来评价自我价值，是没有根据的。进而言之，如果你的金钱来路不正，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利用自己的知识干了坏事，身居高位而饱食终日，甚至搞了腐败，不但实现不了自我价值，还会堕落成为社会的害群之马。作为现实的、在一定社会实践中的人，衡量其价值大小的尺度，只能是他对社会所做的贡献。贡献越大，价值越大；贡献越小，价值越小；没有贡献，就没有价值。“个人价值”论者只强调“自我价值”，不讲社会价值，甚至以自我价值来否定、抹煞社会价值，是极其错误的。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并没有处理好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关系，往往强调社会价值，忽视自我价值。主要表现在：片面强调个人利益无条件服从国家的、集体的利益，对个人正当的利益和要求不够重视，助长了个人对国家和集体的依赖，不利于个人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强调自我价值，忽视社会价值的倾向又产生了。有些人为了实现自我价值，不惜损害国家的、集体的利益，这是必须制止和纠正的。
3，有时,情绪真是一种难以掌控的东西,它会莫名其妙的失去控制!
当一个人的情绪失去有效的控制时,那么,在那种状态下,他有时将会失去自我,或许,他自己也将奇怪自己在那时的一些行为!那么,可能造成的后果是,在那种状态下,他的心情自我调节能力将极度的减小!
有很多种情况都有可能会造成自我失去掌控的局面:
在酒精的刺激下,当一个人摄入的酒精含量超过他所能承受的范围时,通常许多人在这种情况下,会短暂的失去自我;
处于恋爱的状态中,当一个人处于这种状况下,他的情绪有时将会受到对方的影响,因对方的情绪变化而变化,会出现经常性的失去自我的现象.虽然根据每个人的情绪掌控能力的不同,所受到的影响大小也不同,但相信大部分肯定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遭遇自己的心理难以承受的外来刺激,这种情况是我们最经常能见到的,比如,至亲好友的背叛或者逝去;工作上遇到巨大的挫折;家庭中,因为矛盾而产生的严重分歧。在这些情况下，即便心理素质非常过硬的人也会受到巨大的影响，根据个人心理承受力和适应力的不同，自我失去的频率和程度也有所不同。
因为人生观或者价值观的矛盾冲突，这种情况其实也非常常见。人是逐渐成长和自我完善的生灵，在成长的过程中，因为所闻所见，导致的所思所想，会造成内心的矛盾挣扎和思想冲突，无论你是孩童或者是青年抑或者是中老年人都不例外，也无论你是穷人或者富人仍不例外，还无论你是农民或者市民更不例外。在很多次的自我矛盾和困惑中，许多人会在失去自我和找回自我中徘徊，这或许也是人生某种本质的体现吧！
上面分析了几种有可能会导致失去自我的情况，其实，能够导致人们失去自我的情况还有很多，但也许都没有代表性
如果一个人能一直保持着自我认定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坚定的走下去，那么，这个人绝对是值得尊敬和钦佩的！因为，他有着绝对强的心理素质和心理承受力！但是，我个人觉得，这种人出现的几率很低，也许世间根本就没有这类人！
因此,本来想把标题定为‘切莫失去自我’，但想了想，感觉想要做到这种程度，难度还是太大了。近乎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所以，告戒自己，尽量不要失去自我！
您 可以自己到网上再去搜索，找点资料。
人是哲学的一个永恒主题，而 教育 的本质则是精神成人，由此，人成为了哲学与教育的契合点，是联系哲学和教育的重要媒介。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教育哲学3000字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教育哲学方面的论文3000字篇一
《浅析教育哲学视角下的生命教育》
摘 要：生命教育是对生命本身的关注，不只是生理与心理教育，还是对意义与价值探究的教育，现今社会对生命教育给予了更多的关注。本文从教育哲学的视角浅析生命教育，关注生命教育的价值和意义，探寻生命教育的哲学思考，寻求生命教育的实施策略，力求对我国当前生命教育的发展有所裨益。
关键词：教育哲学; 生命教育;生命
生命教育有广义与狭义两种：狭义的生命教育指的是对生命本身的关注，包括个人与他人的生命，进而扩展到一切自然生命。广义的生命教育是一种全人的教育，它不仅包括对生命的关注，而且包括对生存能力的培养和生命价值的提升。
生命教育思想首先是由美国学者杰•唐纳•怀特在1968年首次提出的，杰•唐纳•华特士指出,生命教育是一套系统,它和生命本身有相同的目标:在心灵与心智、身体与精神的各个层面上逐渐进步，变成比较平衡、成熟、有效率、快乐、和谐的人。唐纳•华特士所指的生命教育是一种对个体生命状态进行的教育,强调的是最终使个体能够追寻到终极信仰的愉悦和幸福。 生命教育不应该只是生理与心理教育，还是对意义与价值探究的教育，以引导学生去思考生命，追求有意义、有价值的生命。
一、生命教育的哲学思考
(一) 爱好 智慧与追求真理
智慧是思考的结晶，是哲学家对人、对生命、对世界、对所有问题思考的结晶。有了智慧，人的生命才有深度。学习哲学是一个获得智慧的有效途径，而真正的智慧，还是要透过生命的体验，更重要的是要把生命投入人生的价值体系中去实践，藉以安身立命。对生命与世界的好奇，探究与追求真实与真理是哲学最内在的动力。哲学追求真实的道理，追求人类共同的道路与理念，透过 理性思维 的分析，掌握事物的本性。哲学对人与世界作根源性、全盘性与深入性的反省与探究，进而寻求人类更真实的存在。
(二)重视生命教育的伦理价值
生命教育是与伦理与道德联系在一起的。古希腊的哲学家无不重视伦理道德的重要性，从他们的伦理道德思想中我们得以追寻生命教育的踪迹。伦理具有普遍性，中国哲学家常将良心视为伦理价值的标准。因此， 良心的基本要求就是要求我们要按真理的本质去生活。在实际的生命教育过程中，不以伦理道德为基础和核心的生命教育是无法正常和有效开展的。
(三)关注现实的思考与反省
当今的社会，科技与物质文明中强势的工具理性与科技理性的冲击，带给生命与生活前所未有的困惑。面对困惑和迷茫，作为现代人不该是自怨自艾，在迷茫中度过余生，而应不断对现实加以思考和反省，寻求解决问题的策略和方式 方法 ，以积极的姿态面对复杂的社会现实。
二、生命教育的实施策略
生命教育在我国历来已久，也日益受到全社会各个方面的重视，但总体而言，教育系统中对生命教育的重视还很不够，应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实施：
(一)重视生命教育应当成为教育部门新的教育使命
作为教育行政当局，要成为生命教育的发动者和引领者，要转变教育观念，与时俱进，从思想深处认识到对学生进行生命教育的重要性，将之纳入学校教育目标中，并制订相应的教育政策加以推动。作为学校和各科教师，要成为生命教育的响应者，要把生命教育和自己所从事的实际工作结合起来，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去对学生进行生命教育。
(二)拓宽 渠道 ，生动活泼地开展生命教育
现阶段，中国内地开展生命教育并非一定要另起炉灶，而是要从学校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地进行。生命教育可以和学科教学、专题教育、课外活动、校园 文化 建设、德育、心理教育等有机结合起来，充分整合和利用学校的教育资源优势，调动广大教师参与生命教育的积极性，增强生命教育的效果。
(三)重视生命教育师资队伍的建设
建设一支有力的师资队伍，是开展生命教育的重要保证。台湾教育当局在开展生命教育的初期就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因而也相当重视对师资的培育。他们的具体做法是：采取指派教师和自愿报名相结合的办法，通过集中教育培训、加强生命教育观念的宣导、举办读书会、现场观摩教学、观看视听教学资料、制定教师手册等方式组织教师进行培训。
(四)重视家庭、社会力量，形成生命教育合力
生命教育是一项系统的工程，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密切的配合，共同参与。我国的生命教育尚处于萌芽阶段，需要全社会的广泛参与，充分发挥社会、家庭的力量，形成教育合力，共同推动生命教育的发展。
人生命的全过程就是由一次次的生命活动所组成。教育就是对学生的每一次生命活动进行关怀，学习过程就是一种享受生命的过程，这种关怀是社会价值、个人价值和教育自身发展价值在“生命活动”实践中的统一，在此教育实践中教师的价值得到实现，生命质量得以提升。从教育哲学的视角关注生命教育，使我们得以开拓视野，从新的角度解释看待生命教育的贯彻和实施，更好的推动生命教育的开展。
参考文献:
[1]吴亮奎.先秦道家生命教育哲学的特征及其当代意义[J].现代教育论坛，2008(10).
[2]王明洲.新生命教育的哲学思考[D].苏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
[3]南志涛.生命教育的哲学基础[J].当代教育论坛，2007(04).
教育哲学方面的论文3000字篇二
《教育哲学的必要性与价值》
摘要：石中英教授在《教育哲学》一书中为教育哲学存在之必要性做了辩护，并针对教育哲学的价值危机重估了教育哲学的价值。笔者受其启发，从人作为哲学和教育的契合点出发，认为教育哲学的独立开设极其必要，其价值性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引领生命的境界提升，帮助人们澄清教育价值，促进对教育实践的 反思 。
关键词：教育哲学;必要性;价值性
石中英教授的《教育哲学》一书从发展史的角度探讨了教育在人的生存、发展中的意义，着重关注了人的自由、理智、权利的发展和教育的职能与价值，体现了教育的人文主义关怀。面对来自学术界和实际教育工作者对教育哲学价值性的不断质疑，石教授为教育哲学存在之必要性做了辩护，重估了教育哲学的价值，并针对教育领域中的几个基本议题――知识、教学、民主、公正等，从哲学的高度给以清晰、具体、理性地阐释和论述。这本书让笔者收获的绝不仅仅是一个个概念，它使笔者在全新的视域里窥得了教育的全貌，加深了对教育的理解和信念，更引发了笔者对教育哲学存在之必要性和价值性的深思。
一、哲学和教育的契合点
哲学不仅是一种方法，更是一种态度，它是人文精神和理性精神的结合，探索现实世界变得更好的可能性。哲学自产生之初，就以人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人们源于生存困境而提出哲学问题、进行哲学思考，不断对人类自身进行探究、追问、考察、批判和反省，以不断追求民主与自由、超越与解放、人生价值与意义。与此同时，教育就是力图使人向最真最善的方向发展的活动，人是教育的目的，教育的最终追求应是“使人成为人”。无论教育者持有何种人性论，认为人性善也好人性恶也罢，或者认为人生而是块白板，其目的都是试图采用较好的教育形式和教育内容来增进人的知识和技能，提升人的思想和素养，完善人的性格，促使人全面和谐地发展。从这个角度来讲，教育的根本精神和哲学是相通的，都关注人的发展，并体现出理性的精神。哲学和教育都以人、世界以及两者的关系为根本问题。
人是哲学的一个永恒主题，而教育的本质则是精神成人，由此，人成为了哲学与教育的契合点，是联系哲学和教育的重要媒介。在此意义上，教育哲学的根本目的就是使人活得更美好，它的本真追求应该是不断地回到教育的基本问题，回到教育初始的问题，其真义就是为了探询何谓教育，什么是好的教育。正如刘铁芳教授所言，“教育哲学就是这样一种给教育行动赋形的活动，即赋予纷繁的教育行动以和谐而优美的形式，使散乱的教育行动朝向对善好人性的促进”[1]。
二、教育哲学存在的必要性
众所周知，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受苏联的影响，教育哲学课程一度取消。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百废待兴，各行各业拨乱反正，教育哲学才迎来了复苏的机遇，并由此得以蓬勃发展。到21世纪初，我国的教育哲学已经重构了相对完整的学科体系，但是教育哲学研究还存在着不少的问题。其中，教育哲学的价值不断地遭受来自学术界和实践教育工作者的质疑，人们为教育哲学与教育学如何区分、教育哲学是否有必要独立开设等问题困惑和争论不休。
对于这些困惑和问题，石教授给予的回应是清晰而明确的：教育活动需要哲学，教育哲学的独立开设极其必要。正如黄济先生所谈到的，重新开设教育哲学，首先是学科设置的需要，是培养视野开阔、理论思维水平高的师资的需要;其次是拨乱反正、有效审视教育基本理论问题并得出合乎规律的结论的迫切需要;另外还是有效应对教育所不断面临的新挑战并完成未来赋予教育新使命的需要。总之，教育哲学的重新开设，是教育实际提出的客观要求，是教育科学深入发展的必然趋势[2]。
我们知道，教育目的的根本问题是培养什么样人的问题，教育目的具体要回答的是理想的人的素质结构与规格。在这方面，虽然社会学、经济学、文化学、心理学等都可以提供知识基础，却仍然不能满足界定和明晰教育目的的要求。只有当教师及教育研究者追溯各种教育问题的哲学根源，才能以比较广阔的眼界来看待这些问题，才能真正寻觅到教育的意义。此外，哲学对于教育活动之必要性还通过对教育理论的影响而间接地表现出来。众所周知，教育活动是蕴含着理论的，即使这些理论可能只是一些缄默的理论。教育理论的产生和辩护必然受制于一般的哲学，不同的教育思想流派往往有着不同的哲学基础，“一个时代哲学基础或立场的变化也必然会带来教育理论的革新，从而间接然而却是非常有力地影响到教育实践”[3]。
三、教育哲学存在的价值
高伟教授认为，“为教育哲学存在的价值进行辩护是一种不具有思想性的学术行为。作为学科的教育哲学不需要辩护，教育思想才需要辩护。教育哲学的意义就在于为时代所需要的教育思想给出理由”[4]。石教授对教育哲学的价值进行了新的认识和评价，并重估了教育哲学的价值。教育哲学可以帮助教育者思想的成熟，增进其理性并引导其反思自己的教育生活，因为教育哲学就是对教育实践寻根究底的反思，教育者唯有在其帮助下才能在学习许多教育知识的同时获得教育的“真知灼见”。这一点正如奈勒所指出的：“无论你干哪一行业，个人的哲学信念是认清自己生活方向的唯一有效的手段。如果我们是一个教师或者教育领导人，而没有系统的教育哲学，并且没有理智之信念的话，那么我们就会茫茫然无所适从”[5]。除此以外，教育哲学还可以检验和引导公众的教育观念，对教育政策进行理性的分析，促使教育学者对教育知识进行批判与反思，为多学科知识的交流和对话提供思想平台。在这里，石教授特别指出，重估教育哲学的价值不是一个无立场的思考，而是从著作者自身的文化背景和学术信念出发，对教育哲学价值的主观阐释。
受到石教授思想的启发，笔者认为，教育哲学的价值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生命价值：引领生命的境界提升
时下最时髦的一句教育 口号 是“教育‘以人为本’”，而人是双重生命的存在，既具有和动物共有的种生命，又具有自己独特的类生命――超自然生命的生命[6]。超越性――人的生命本质――对人来说，追求的是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然而，当今的教育只教人掌握“何以为生”的本领，放弃了引导受教育者对“为何而生”的思考。其结果是，在教育的作用下，现代人拥有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的生存能力，但是却越来越对存在的必要性发生怀疑，这种怀疑使得现代人的生活充满了无聊、空虚、寂寞和无意义感，从根本上威胁到人生的幸福与人类文明的进步[7]。更让人触目惊心的是自杀问题的日益严重。自杀源于人生意义的匮乏，源于作为日常生活准则的价值合理性的丧失[8]。因此，我们的教育最基本的作用就应该帮助人们特别是青少年不断获得或重建价值的合理性，获得或重新体验生命的意义。
教育哲学的意义就在于揭开生命的困惑，引领生命的境界提升，把个体的自然生命引向超越性的类生命，使人的生命达到真善美、理性与非理性、认知与情感的统一。教育哲学意味着不断把个体成长引导到最初的起点，以向自然的不断回归来甄定自我发展的方向，以热情与理智的培养来提升人性的境界。对教育哲学的理解，可以使得我们对教育、对人自身以及二者的关系获得更准确地把握，在研究教育问题时也有了一个根本的立足点。
(二)文化价值：帮助人们澄清教育价值
众所周知，教育的内容是文化，文化的传递又必然基于人生的理想和价值追求，价值追求直指个体的精神世界。精神的侏儒化正成为时代的精神状况，当前的教育已经越来越多地湮没在现实的功利主义欲求之中，成为了个人搏击世俗生活利益的工具。宗教关乎信仰，哲学追问本源和价值。教育学是带有人文性质的社会学科，它所要研究的教育现象或者教育问题，表面看起来是一个个属于教育事实的问题，当研究者将其作为研究对象时已内在地包含着自身价值的前提，体现着价值的追求。对于教师来说，教学活动的每个环节都渗透着价值、体现着价值、追求着价值，从而与更为宽广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相联系。因此，我们有必要借助于哲学思维来审视教育活动，以更高更广的视角来明晰各种教育价值、教育观念。从这个角度讲，教育哲学便优于教育原理，前者探求的是教育背后的深层东西，比如以什么方式、据什么观念来认识教育、教学等，已经不拘泥于就教育而论教育。所以，教育哲学能够帮助分析和辨明教育中隐含的价值观点的合理性，能帮助教育工作者发现那些未经反思而认同的价值观点，使他们通过不断地价值完善及反思以达到最终传播和传承价值的目的。
教育哲学的意义正在于帮助教育工作者澄清教育价值，激励教育实践者对教育价值的合理认同，唤起教师作为完整的教育人进入教育实践，促使教师的教育实践成为完整的实践，而非工具性的、技术性的教书匠的行动。这样的教师培养出来的学生才有更宽广的思维、独立思考的习惯和不平庸的追求。
(三)实践价值：促进对教育实践的反思
在这个急剧变革的时代，人类极易不计后果地拥抱一波接一波的变革，也极易盲目地抵制变革，保守传统的价值观念。首先，我们应该明白，一直以来，哲学的功能之一是对当时一些争论进行批判性检验，并提供新的思考方向;哲学的另一功能是帮助人们在寻找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对自己所使用的语言和逻辑问题保持一种高度的敏感性。那么，教育哲学的学习就有助于批判思维的养成和正确教育观念的形成，它能够使人们用更宽阔的视野来看待教育和新时代的变革，对教育实践中的问题给以深入、理性地反思。
石教授提到，“教育哲学的研究从根本上说是为教育实践服务的，是为那些在教育实践第一线的教师、校长、教育行政人员等服务的。”[3]35在教育实践工作者看来，教育哲学总是高高在上的形而上的知识，与教育实践相分离，因而造成了教育实践工作者对之不理不睬，也使得与之相关的著作被束之高阁。关于教育哲学的学科性质问题也一度引发了教育者的热议，它到底是该哲学化还是实践化，似乎构成了教育哲学的两难处境。其实不然，哲学化取向或是实践化取向本身都无可厚非，都是教育哲学的发展路径之一。研究者由于学术背景不同必然有自己的偏好，只是最终都需在偏向的“度”和“量”上把握好，给实践以指导。此指导并非要告诉教育实践工作者什么是无可辩驳的教育真理，而是帮助他们思想上的成熟，增进他们教育思考和教育实践的理性水平。美国当代哲学家理查德・罗蒂在评价杜威时说，杜威的最大贡献就是告诫我们不要希望从哲学中得到任何普遍有效性或真理这样的东西。那么此刻，我们也不能希冀从教育哲学中寻求到一套完整的解决教育问题的方案，我们所能得到的是理性的提升和反思品质的形成。正如高伟教授所言：“一种可能的好的教育哲学仅仅探索一种可能性，其意不在于取代，而在于希望通过它来发现我们思想当中的困难。事实上，无论是哲学还是教育，当然也包括教育哲学，都不会也不能拒绝那些关于人类幸福生活的不可或缺的价值。而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在教育中安置这些价值”[4]。
总而言之，在一定意义上来说，教育问题归根结底都是哲学问题，教育与哲学的结合点是人。教育走向哲学是把人引向对人生最重要事情上的思考，引向对日常生活的超越。教育哲学使教育工作者以哲学的观点和方法来解决教育中的基本问题，其存在必要而且极具意义。
参考文献：
[1]刘铁芳.为什么需要教育哲学――试论教育哲学的三重指向[J].教育研究，2010，(6):15-22.
[2]黄济.教育哲学初稿[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13.
[3]石中英.教育哲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4]高伟.论一种可能的好的教育哲学[J].复旦教育论坛,2011,(2)：5-9.
[5]陈友松.当代西方教育哲学[M].教育科学出版社，1982:135.
[6]冯建军.生命与教育[M].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21.
[7]石中英.人作为人的存在及其教育[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3,1(2)：19-23.
[8]石中英.自杀问题的教育哲学省思[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16-23.
教育哲学方面的论文3000字篇三
《试谈高等教育哲学对现代大学建设的重要意义》
一、大学使命的哲学观
所谓大学使命，描述了大学存在的意义和发展前景，是人们对大学应有价值的判断和要求，是人们对大学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的一种认定。《大学》中讲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事实上，这句话非常清晰地表述了“大学”的三重使命。大学的使命为大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不但能够让大学内部组成人员对大学实施的各种活动有了更好的理解，也确保了大学内部的组成人员对大学的发展目标达成共识，树立良好的大学形象，为大学的发展赢得很高的社会信誉和社会支持。因此，大学使命对于大学的发展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著名哲学家布鲁贝克认为：在20世纪，高等教育哲学存在两种途径来确立它的地位，一种哲学主要是以认识论为基础，另一种哲学则以政治论为基础。[1]坚持认识论观点的人，他们更趋向于把以“闲逸的好奇”精神作为追求知识的最终目的。西方的中世纪大学以追求知识与传播知识为目的，调要与社会保持一定距离，以进行真理的探究和人格心灵的陶冶。而坚持政治论观点的人认为，人们对深奥知识的探讨不仅是对闲逸的好奇，而且还因为它对国家有着深远的影响。如果没有大学，那么，复杂的社会问题我们也就无法容易理解，当然也就更不用说解决问题。“大学不是独立于社会的空中楼阁”，伴随着大学逐渐成为社会的轴心机构，大学走出了“象牙塔”，它成为关系到个人生存和国家生存的“工具性”活动，高等教育价值观由此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由重认识论转向了中政治论;大学的最终目的由追求和传播知识转为紧密联系社会、为社会服务。
二、大学使命的定位
在社会的现代化的进程中，大学与社会的关系也显得越来越密切。一方面，大学作为社会的一个子系统，对社会的依赖也越来越多，不可避免的融入到了社会的各个层面;另一方面，大学作为现代社会系统结构中的一种实体机构，承担着自己的那份责任和使命：将对真理的追求、文化的传播为己任，引导社会行为方式和道德舆论，研究和传授科学，教育新人全面发展。[4]现代的大学，除了承担教学、科研、服务社会的责任，还要引领文化传承，承担起塑造大学生心灵的使命。
(一)大学固有的职能培养人才
潘懋元在对高等教育三大职能的论述中指出高等教育三大职能的产生，首先要发展的是培养人才的职能，高等教育最为基础的价值就是促进人的发展的价值。高等教育作为教育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其主要任务救市是通过传递和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来教育人、培养人。“就本源而言，人希望成为真正的人，而非异化的人。”除了培养学生全面发展，学习文化知识外，还要培养学生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变化的能力和进行科学研究的能力，来完成它指引科学和社会发展的使命。当今的大学不是太功利化就是太理想化，教育的改革也只有使教育能够更好的适应社会的发展、科技对创新人才的需求和就业的要求，来缓解学生就业、创业的心理压力和思想困惑，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正确的面对现实、主动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二)大学教育的目的要服务社会
随着科技的发展，学校由社会的边缘走向了社会轴心的位置，作用和目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再把发展学术作为第一要务，而是着重培养实用人才，发展实用知识。“21世纪初是学术界发生重要转型的一个时期。高等教育大众化带来的是全球高等教育管理、方向和财政的变化。”高等教育的发展紧密联系社会发展需要，直接和广泛的服务于社会。不然，学生学的和将来要从事的职业不相适应，学非所用，用非所学，将会从根本上破坏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结合，学生学习和劳动的积极性也受到打击，因此新的历史时期向教育工作提出的巨大要求也就无法得到满足。
(三)大学教育要承担起塑造大学生心灵的使命
大学生并不愿意思想受到禁锢、自己的心灵受到侵犯，所渴望的而是教育者关注他们思想和心灵。如果教育者对学生只是一味的指责，并不帮助学生建立学生的热情和积极性，只会让学生的思想和心灵感到迷茫和彷徨;如果学生的思想和心灵受到陈旧的思想观念禁锢，也只会让他们产生抵触的情绪。因此，要满足学生的思想和心灵能够适合社会的迅速发展的需要，让学生能够感受到教育者对他们的关注，成功塑造大学生健康积极的心灵。
高等教育哲学的认识论和政治论要么重视教育知识，要么重视社会价值，使得人的主体性被忽略。教育作为人的活动，既是教育的出发点，也是教育的归属。希腊人生哲学的精髓是“一己之修明”;我国儒家思想则在强调“学者为己”，主张通过教育达到“为众人与社会之福利”的目的。这就将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辩证统一起来，阐释了人与社会的关系，揭示了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个体与社会“安所遂生”。
所以，高等教育所追寻的最终目的不能局限于知识的传播和为社会服务，应该达到个人和社会的协调统一;促进社会的发展同时更好的提高自身的修养，而不是单独的注重某一方面。因此，大学教育不能只停留在个人的修养上，它是培养人的社会组织，必须通过为人类发展服务来达到最终为社会服务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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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哲学小论文
生活中也是有着丰富的哲学知识的，以下是我为大家精心整理的生活中哲学小论文，欢迎大家阅读。
哲学与生活世界的关系如何? 我们常常讲哲学来源于生活世界, 也应该回到生活世界。此种概括无疑是正确的, 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内容。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些内容展示出来, 以便对这个关系的脉络有更为深入的把握。
20世纪50年代, 在西方两位著名的哲学家列奥斯特劳斯和亚历山大科耶夫之间发生了一场争论, 争论是围绕斯特劳斯1948年出版的《论僭政》展开的。
争论的焦点是哲学与社会的关系。按照斯特劳斯的说法, “社会”需要立足于一种共享的信任和信仰, 或立足于习俗、道德和“意见”; 而哲学则是对智慧的探寻, 是对真理的追求, 其本性是“癫狂”的, 必然要求绝对自由, 因此哲学就其本性而言与政治社会是不相容的, [ 1] 哲学与社会势必处于一种紧张、对立、冲突之中。科耶夫基本认同斯特劳斯的上述看法。但一旦涉及到“哲学与社会的冲突能否解决、是否应该解决”的问题, 斯特劳斯与科耶夫产生了严重的分歧。
在斯特劳斯看来, 哲学与社会的冲突不可调和。因为, 如果让哲学妥协并服从于社会的要求, 那么哲学也就不再是哲学, 不再具有哲学的品格; 而如果哲学不妥协, 执意与社会对抗, 结局只能如苏格拉底一般, 被社会“处死”。所以, 为了免于被社会“处死”的命运, 哲学应该尽可能拉开与社会的距离, 以逃避与社会的冲突。逃避的办法就是要做一个好公民或良民: 附和流行的意见, 赞美现行的政治秩序。用斯特劳斯的话说就是, 由“神志癫狂”转向和返回“神志正常”, 返回澄明( sobriety) 与温良(moderation)。
斯特劳斯认为, 所谓返回澄明与温良并不意味着改变哲学的本性, 而只是改变了哲学的表达方式。哲学必须是癫狂的, 否则就不是哲学。作为良民的哲人在“思想”方面与癫狂的哲人没有分别, 但在言论表达上, 作为良民的哲人却谨慎无比。于是作为良民的哲人发明了一种特别的写作方式, 这就是在同一个文本里面用两种语言说话, 传递两种不同的教导: 一套是对社会有用的教导, 即俗白教导( the exoteric teaching) , 另一套则是在政治上有忌讳不宜直言的“真正的教导”, 即隐讳教导( the estoteric teaching)。俗白教导是任何人都能读懂的, 隐讳教导则只有少数训练有素而且仔细阅读的人反复琢磨才能领会的。通过这样一种写作方式, 作为良民的哲人就把“真正的教导”或者“癫狂的思想”限制于少数人, 以免危害社会。斯特劳斯认为, 这样一种写作方式在古典时期就已存在, 但是到了现代却逐渐被“遗忘”了。现代哲学“走火入魔”了, 哲学从一种私人性的纯粹知性追求变成了一种公共政治的武器和工具, 变成了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力和“无比巨大”的力量, 哲学被公共化、大众化、通俗化了[ 3] 。而这恰恰就是现代性的问题之所在。
科耶夫不同意斯特劳斯关于哲学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冲突不可调和的描述, 以及斯特劳斯对哲学本身的理解。他认为, 按照对哲人的定义, 哲学是对智慧的追求, 哲人就是不占有智慧但追求智慧的人。尽管在此点上科耶夫与斯特劳斯是一致的, 但是科耶夫不同意斯特劳斯由此推论出的“哲学生活方式”:按照斯特劳斯的推论, 哲人将把他“所有的时间”都贡献于对智慧的探求, 他因此将不仅放弃世俗的快乐, 甚至将放弃所有行动, 包括直接或间接的政治行为。科耶夫把这种哲学生活称作“伊壁鸠鲁派”哲人所采取的态度或“伊壁鸠鲁式”态度(笔者称之为“伊壁鸠鲁式的哲学生活”)。过这种生活的哲人生活在世界之外, 他退回到自身, 与他人隔离, 对公共生活没有兴趣, 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追求所谓的“真理”。
问题是, “伊壁鸠鲁式的哲学生活”是否哲人应该过的生活? 科耶夫显然并不认同。他认为, 初看起来,“伊壁鸠鲁式的哲学生活”是从哲人或哲学的定义推论出来的, 这似乎没有问题。然而, 如果深入分析就会发现, “伊壁鸠鲁式的哲学生活”是奠基于一个前提之上的, 而这个前提本身就存有疑问。这个前提就是: 一个人必须承认存在在本质上是不变的, 它永远等同于自身, 可以被“完善的理智”完全揭示, 不论这理智在什么地方(国家) 和什么时候(历史), 只要它发挥自己的天赋, 就可以完整地把握存在整体。如果情况真的是这样, 哲人就能够也必须使自己隔离于变化和喧嚣的世界, 生活在一个安静的“花园”里, 那样才能把握永恒不变的本质。但是, 按照历史主义的观点, 存在不是永恒不变的, 它在本质上是暂时的、生成的、自我创造的, 它在时间的流逝过程中不断创造自身。而如果存在是在历史的过程中创造自己(生成) , 那么, 一个人就不能通过使自己与历史隔离来解释和揭示这种创造活动。相反, 为了揭示存在, 哲人必须“介入”历史。同时, “伊壁鸠鲁式的哲人生活”还涉及到一个“很严重”的危险, 即培育偏见, 而这是与哲人的本义相左的。因为哲人就是能够摆脱偏见的人,因此, 想规避偏见的哲人就必须生活在一个广阔的世界里(像苏格拉底那样在“市场”或“街”上) ,他必须走出那个自我的封闭社会, 接触现实, 介入现实, 介入公共生活的历史化过程, 否则迟早都会被抛到事件的后面去, 抛到历史的后面去。
由上述不难看出, 科耶夫的哲学观与斯特劳斯的哲学观是“截然不同”的: 首先, 斯特劳斯认为哲学不应关注人类事务, 科耶夫则恰恰相反。斯特劳斯也认识到了这种差别, 他说:“在科耶夫前提的基础上, 对人类事务的绝对依系变成了哲学理解力的根源: 人必须绝对地呆在他地上的家里, 他必须绝对地是大地上的一个公民——如果并非必须是一个可居住的地上的某一部分的一个公民的话。在古典前提的基础上, 哲学要求一种彻底的对人类事务的疏离: 人绝对不应呆在他地上的家里, 他必须是一个整体的公民。”[ 4] 其次, 虽然科耶夫与斯特劳斯均把哲学看作是一种生活方式, 但科耶夫却并不认为哲学是一种完全个体性、私人性的知性追求。在科耶夫看来, 与政治家一样, 哲人也需要并追求爱和承认,因此他要求哲人应紧跟时代的步伐, 到广阔的社会上去与人交往、交流。再次, 斯特劳斯主张哲学是贵族的、精英的, 而在科耶夫的观念里, 哲学的大门却是敞开的, 随时准备接纳所有那些想“登堂入室”之人。
表面看来, 斯特劳斯与科耶夫的哲学观针锋相对、全然不同, 但在哲学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 两人的差别并没有表面看起来的那么大。比如, 斯特劳斯主张哲人应该远离人类事务, 去追求关于永恒秩序的知识。对此, 科耶夫在其旨在批评斯特劳斯《论僭政》的文章《哲人的政治行动》的开头, 曾经这样评价斯特劳斯的工作:“这本著作保持了学术冷静客观的外表, 但却是杰出的和热情的……斯特劳斯通过解释这篇被忘却了的对话, 揭示了仍然是我们时代的严重道德和政治问题。”[ 5] 也就是说, 斯特劳斯解读《希耶罗》、试图“复兴”古典政治哲学的目的, 不是或者不纯粹是追求“智慧”, 而是有着强烈的现实诉求。而《论僭政》一书的英文版编者则更清晰地指出了此点:“最近十余年来, 围绕着现代性的性质一直有一种活跃的论争……这本新版《论僭政》使我们得以回顾两个较早的有关现代性的命题: 斯特劳斯和科耶夫的命题。”[ 6] 进言之, 斯特劳斯之所以要复兴古典政治哲学, 就是为了解决现代性问题, 现代性问题才是他的出发点。
由此观之, 即便斯特劳斯的理论出发点是鄙视人类社会事务, 却也无法摆脱现实的“纠缠”, “不能不”从现实出发考虑并最终解决现实问题。这意味着, 哲人、哲学既不可能也不应该自闭于象牙塔中, 哲人应该走进现实生活, 自觉地置身于生活世界之中, 随着时代和生活世界的脉搏而律动。
哲学与生活世界关系的第一个层面是如何看待生活世界中的哲学, 即生活世界是作为哲学、哲人生存的环境而存在的, 笔者把这方面的考察称为“哲学生态学”。
人天生是社会性存在物, 哲人也是人, 也只能生活在生活世界中, 也不得不与他人“共在”, 生活世界因而构成了哲学、哲人的“生存”环境。这个环境影响甚至决定着哲人能否成为哲人, 影响和决定着哲人过一种什么样的哲学生活以及怎样过哲学式的生活。我们可以把生活世界中的那些影响哲学和哲人的因素大致划分为三个方面: 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和学术环境。
首先, 在哲学的历史上, 有很多哲学家已经注意到政治环境对哲学和哲人的影响, 其中, 较为著名者当数柏拉图和黑格尔。柏拉图认为, 从事哲学研究的人必须有自己的天性, 否则根本无法胜任这一研究领域。同时, 这种天性还必须在合适的“土壤”中才能“生长”起来, 否则, 如果得不到合适的养分、季节、地点, 那么它愈是强壮, 离它所期望达到的发育成长的目标就愈远。“要不是碰巧生活在一个合适的国度里, 一个哲学家是不可能有最大成就的, 因为只有在一个合适的国家里, 哲学家本人才能得到充分的成长, 进而能够保卫自己的和公共的利益。”[7] 这也就是说, 一方面, 没有合适的环境, 哲学的天赋就不会生长; 另一方面, 即使是长成了, 也难以发挥作用。不仅如此, 柏拉图还认为, 如果环境不好, 不仅少数有天赋的人成不了哲学家, 还会使哲学的“领地”被庸人所占据, 从而使哲学的本性变坏。对此, 柏拉图进一步指出: 既然环境对哲人有如此大的影响, 那么, 所谓哲学家的“无用”之说, 其责任不在哲学本身, 而在于哲学家不为人所用。社会环境不好, 哲人就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
如果说作为哲人的柏拉图对政治环境的“要求”还有些“羞羞答答”, 那么在黑格尔那里就“直接”了许多。在《哲学史讲演录》中, 黑格尔就明确论述了哲学与政治自由的关系。他认为, 既然哲学以普遍的存在为对象, 那么哲学要把握这普遍的对象, 就要求主体的独立和自由, 特别是思想的独立和自由: 一方面, 人要从自然中独立出来, 成为主体; 另一方面, 人要从社会中“独立”出来, 成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人。考察人类历史, 只有当自由的政治制度已经形成了的时候, 才有可能产生哲学思想。因此, 真正的哲学始自西方, 确切地说是始自希腊; 而在东方, 比如在古代印度和古代中国这样的国度中, 因只有一个人享有自由的权利(皇帝) , 因此东方没有哲学, 东方及东方的“哲学”不隶属于哲学史。
由此而言, 不论是按照黑格尔的说法, 即哲学把握的是普遍性的对象, 因而哲人须独立、自主和自由, 还是根据斯特劳斯的观点, 即因哲学的本性是癫狂、探寻和质疑, 那么势必与现行的秩序相冲突,因而哲人须温良; 这些都说明政治环境与哲学的繁荣之间的确有很紧密的关联。
其次, 从经济环境看, 哲人也是人, 首先需要生存, 才能谈及其余。按照哲人的“本义”, 如果哲人是一群需要把毕生的精力都奉献给追求智慧的人, 那么, 他就没有时间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反之, 如果“哲人”把自己的大部分精力都用在解决生存问题上, 他就没有精力和心情去追求智慧。对于这样一个“矛盾”或者说“两难困境”, 不同的哲学家有不同的“解决”之道。
在西方, 柏拉图是较早认识到哲人对经济条件依系的思想家。他认为, 一个哲学家应该免除一切体力劳动, 因此哲学家就必需依靠别人创造的财富而生活。在一个贫穷的国家里是不大可能有哲学家的,使得雅典人有可能研究哲学的, 乃是基于白里克里斯时代雅典的帝国主义所创造的丰富的物质财富。也就是说, 精神产品的生产正如大多数物质商品的获取一样, 不能脱离经济条件。[ 8]
亚里士多德认为, 对人而言, 幸福是最高的善, 是人的终极追求, 是行为的目的。而幸福就是自足, 就是无所短缺。那么, 什么样的生活才是幸福的.? 他认为, 人有三种生活方式: 享乐的生活、政治的生活和思辨的、静观的生活。[ 9] 在这三种生活中, 只有思辨的生活才能够带给人完满的幸福。因为思辨活动是最强大的, 它持续得最久; 同时思辨活动也是自足的, 所谓自足并不是孤独地生活, 而是指以其自身而被选择, 是无待而在、不感匮乏, 它使生活变得愉快。在这种意义上, 思辨活动是最为自足的活动。既然幸福就是自足, 而思辨享有最大的自足, 那么, 思辨越多的人, 所享有的幸福就越大。但是, 自足的思辨生活并非完全就是“无待”的。在亚里士多德看来, 一方面, 人天生是政治动物, 天生要过共同的生活, 这也正是一个幸福的人所不可缺少的; 另一方面, 作为一个人, 思辨的生活还需要多重的外部条件。当然, 亚里士多德并不认为, 需要满足的程度越高, 幸福指数就越高; 反之, 他认为过度的需求带不来相应的自足感, 若只有一个中等水平的物质生活条件, 人就完全可以做合乎德性的事。因此, 幸福就是具有中等水平的外部供应, 过着节俭的生活, 却做着高尚的事情。
黑格尔十分赞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 但他比亚里士多德站得更高, 并把这个问题提升到文明发展的阶段来认识。他认为, 一个民族的精神文明必须达到某种阶段, 才会有哲学的产生。黑格尔这里的意思就包括应重视哲人从事哲学事业所需要的物质条件: 社会必须发展到这样的阶段, 即一部分人可以从繁重的生存性活动中解放出来, 成为“闲人”, 而这部分“闲人”又愿意且有能力过一种哲学生活。只有到了这样的阶段, 哲学才会出现。因为哲学是自由的、与私人利益无关的工作, 所以首先必俟欲求的逼迫消散了, 精神的壮健、提高和坚定出现了, 欲望驱走了, 意识也高度地前进了, 我们才能去思想那些普遍性的对象。也就是说, 只有在生活上的需要得到满足后, 才开始有哲学思想。
斯特劳斯也认为哲人是一个“神人”, 哲人对人类事务即使只有最小的依系, 也会在精神上产生最大的自足。但是, 斯特劳斯并没有迂腐到认为哲人可以不食人间烟火。他说: “当哲人试图超越人性的时候(因为智慧是属于神性的) , 当他把习死和做到对所有人事如同死了一般作为自己唯一事业的时候, 他却不能不像一个人那样活着(这样一个人不可能做到对所有人类事务都如同死了一般), 虽然他的灵魂不会处在这些事务中。”[ 10 ] 尽管如此, 斯特劳斯一再强调, 由于哲人依系于永恒的事物, 又由于他免除了那种人与人的自然联系的最通常、最有力的动机, 免除了常人、俗人的名利欲望, 他只需要一些能够保证他活下去的基本生存条件就够了, 因此哲人有着人之为人所可能有的最大自足。
尽管哲人有着最大的精神层面的自足, 但这毕竟不能替代基本生存条件的自足, 由此斯特劳斯揭示出了哲学生活与哲人的生存之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