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为社会进步提供物质基础,中华文明几千年来历久不衰,并在世界上独具特色,这与古代经济的高度繁荣密切相关。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浅谈古代经济论文，供大家参考。
《 以比较的思维看中国古代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 》
理解中国古代农业经济的特点是个避无可避的问题，结合多版教材的论述，从耕作方式、经营方式、生产模式等多角度探讨，通过比较的思维进行分析，帮助大家厘清思路。
1 研究思路
什么是基本特点。特点是指人或事物所具有的特别或特殊之处，这势必要有参照物，即“与……相比，该事物的特征”;基本即主要。中国古代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就是指它的主要特点。
确定比较角度。应该抓住影响农业经济的基本要素进行探讨，如耕作技术、经营方式、土地制度等。
确定参照物。从纵横两个方向同性质比较，横向是跟世界其他地区对比，纵向是跟近现代中国比较。
2 中国古代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
2.1 耕作方式、耕作技术、生产模式
耕作方式：铁犁牛耕是传统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耕作方式偏重于使用什么样的生产工具，原始农业刀耕火种，传统农业铁犁牛耕，现代农业机械化生产。中国古代农业耕作方式经历了三个阶段：远古社会的刀耕火种，夏商周的石器锄耕，春秋战国开始的铁犁牛耕。耕作方式也可理解为以什么单位进行耕作，同于经营方式。
耕作技术：耕作技术不断进步。广义的耕作技术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农业生产工具，二是水利工程和灌溉工具，三是具体农业生产技术和 方法 ，含土地使用(休耕、轮作、套作)、田间管理、节气、选种、收获、晾晒、储藏等。狭义上是指在同一种耕作方式上进行的具体技术创新，如从西汉藕犁到东汉一牛挽犁，耕作方式还是铁犁牛耕，但耕作技术却在不断进步。
生产模式：精耕细作。随着农业耕作技术不断进步，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模式日益完善。它区别于原始农业粗放型的生产模式，特征有①拥有较高的农业生产技术和比较发达的水利设施 ②小农户个体经营，农民采取集约的土地利用方式，在自己有限的土地上投入了较多时间和劳动力 ③农产品亩产量逐渐提高。当然，生产模式也可理解为男耕女织的经营方式或自然经济形态。
2.2 土地制度：以封建土地私有制为主要形式
原始社会是氏族公社土地公有制，商周井田制是土地国有制，春秋战国开始的土地私有制是中国古代土地制度的基本形态，有别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土地公有制。
2.3 经济形式、经济形态、经营方式
经济形式：农业是古代中国最基本的经济形式。农业是手工业、商业发展的基础，高度发达的工商业只是农耕经济的补充。农业被统治者看做立国之本，农业税成为封建王朝的主要经济来源。中国古代的重大文明成就，都是在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取得的。
经济形态：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经济形态包括三种：自然经济(自给自足)、商品经济(产品交换)、产品经济(共产主义设想中的按需分配)。很显然，中国古代农业经济生产出来的产品绝大部分用于自己消费，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经营方式：以小农户个体经营为主。经营方式是经济单位经营的具体形式，商周时期是奴隶大规模集体耕作，封建社会时期是小农户个体经营，近代资本主义则采取大规模农场经营。小农经济伴随着耕作技术进步和土地私有制确立而形成，它的特点是①分散性：以家庭为生产、生活的基本单位。②封闭性：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自给自足，交换少。③落后性：注重精耕细作，但容易催生满足的社会心态和民族性格。④脆弱性：易受天灾人祸的影响。
小农经济、自然经济、封建经济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小农经济是指经营方式，自然经济是指经济形态，封建经济是指封建专制统治的经济基础，三者其实都是指中国古代农业经济，因此古代小农经济也叫封建经济。
2.4 产业结构：以 种植 业为主、家畜 饲养 业为辅
广义农业包括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等四种产业形式，狭义农业指种植业，包括粮食作物、经济作物、饲料作物和绿肥等农作物的生产活动。在农业文明的古代中国，种植业在第一产业和整个国民经济中均占主体地位。随着工业化的发展，种植业在整个国民经济比例中所占据的比重已经明显下降，数据显示早在2002年，第一产业占GDP比重是15.4%，第二产业占51.1%，第三产业占33.5%。
2.5 农业起源和生产水平：历史悠久、独立发展、技术领先
从世界范围来看，存在三个农业起源中心，西亚、东南美洲和东亚，东亚的起源中心主要是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中国古代农业历史悠久、独立发展、自成体系，耕作方式先进，对世界文明的进步做出了卓越贡献。
2.6 地域分布：各地区发展不平衡、地域特征鲜明、经济重心呈现南移过程
经过先民创造性的劳动，原始农业很早就在黄河、长江流域一带出现，逐渐形成南稻北粟的地域特征。中国农耕文明首先在中原地区达到很高水平，而后伴随着北方人口的南迁，从魏晋南北朝到南宋时期，逐渐完成了经济重心南移的过程。
3 结束语
很多历史概念和问题本身复杂甚至存在争议，不同教材也是自成体系，教师自身理解上必须整合课程资源，从不同角度去分析。对于实际教学，与其百般纠结不如潇洒放开，建议按照本省教学要求和教材，立足于学情，必要的时候采用模糊处理，甚至不讲，使知识体系主干化清晰化，减轻学生的负担。
《 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缺陷 》
多少年来，无数从事 经济 思想 研究 的学者一直在思考这样的 问题 ： 中国 古代先秦诸子百家的经济思想已经有了相当的 发展 ，完全可以与古希腊思想家色诺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的经济思想相媲美，但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成果为什么始终未能从“前 科学 ”状态发展成具有近代科学形态的古典 政治 经济学等系统经济学 理论 ? 本文试通过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与同 时代 的西方经济思想进行对比，发现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与古典经济学等系统经济理论的距离。
一、同时代中西经济思想比较
与色诺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古希腊学者大约同时代的中国古代学者，提出了一系列在学术史上应该与上述古希腊学者形成的经济思想相齐的经济思想：
古希腊思想家色诺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在也公元前三世纪虽然发现了商业和手 工业 的存在和作用，并且初步论证了 社会 分工，但他们却鄙视手工业和商业。然而，在他们之前的约公元前645年，管子就提出一个 职业划分理论，将人们按职业划分为士、农、工、商四民.这一划分，比色诺芬、亚里士多德的职业划分理论早300多年。管子充分肯定手工业和商业的作用，认为手工业可以提供生产工具、作战武器和生活用品，商业则可以沟通有无，沟通生产者和消费者的 联系，打破生产和消费的界限。
色诺芬在《经济论》中认为从事 农业是一切职业中最重要、最高尚的职业。柏拉图把农业看作他的“理想国”的经济基础，《理想国》一书中和很大篇幅是论述农业的。与色诺芬约同时代的中国古代学者李悝提出了一切财富根源于农业的重农主义思想。其鲜明程度却接近于后来法国的重农学派。他还提出了劳动生产率的概念。
亚里士多德认为，生财之道有两种：一种是属于家务 管理的一部分，一种是“货殖”，即无限制地追求货币增殖。前者是把大 自然 提供的生活资料安排好，积累对家庭具有使用价值的财富，取得这些财富是为满足消费，这种财富是有限并合乎自然的。后者的目的是增加货币，因而这种财富是无限的，也是违反自然的。他还在《政治论》中把奴隶制下的社会分工当作自然分工，用天生的人的差别(性别、种族和生理等)来论证奴隶制度的自然与合理。然而大约与亚里士多德同时代的孟子提出恒产论，主张维护私有产财产制度。孟子还提出轻视体力劳动的观点，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亦是不谋而合。
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一书中从分工出发看到了分工、交换、货币和商人之间的关系，认为货币是为交换服务的，意识到了货币可以作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然而，远在柏拉图之前的公元前524年，单旗就周景王“将铸大钱”，针锋相对提出子母相权论，意识到货币有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两个职能。
以上通过对古典经济学形成之前这一段时期中西经济思想的比较，可以看出古典经济学正式产生之前， 中国学者形成的经济观点与古希腊学者是大体类似，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超前性。
二、中西 “自由主义” 经济思想比较
早在公元前时期，中国古代学者就提出了诸多与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近代经济理论极为类似的观点。这些观点是构成近代经济学极为重要的理论基石。
司马迁的《史记》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他虽然恪守“述而不作”的原则，但在对先秦历代帝王经济 实践的 总结 与批评中，明显地表露了他的诸多经济主张。这些主张在近代和 现代 西方经济学中或成为重要理论基石，或成为重大学术流派的基本观点。 《史记•货殖列传》仅5000字，但是通篇极力推崇和讴歌“货殖”这一经济活动，围绕这一核心，司马迁提出了诸多堪与亚当•斯密理论相齐的思想。
(1)肯定人的物质和经济欲望，与“经济人”假设有异曲同工之妙。
近代经济学的前提条件之一是肯定人类的谋利动机，肯定人的“经济人”特征。经济学即研究人类经济欲望与稀缺性的关系的学问。离开对人的经济欲望和“经济人”特征的肯定，经济学难以确立。
司马迁认为社会经济发展是有内在的动力的，不需要谁去命令，召唤，自己就会不停地运转。这种动力是人的求富的欲望。司马迁对这个问题的论述是从批评老子的所谓“小国寡民论”开始的。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老子的理想社会是人们安于现状，没有什么追求。而司马迁认为如果以此作为治国的标准，那就是把百姓的耳目全部遮塞起来，是万万做不到的。
司马迁认为，要把这作为现实政策付诸实施，就必须限制和压抑人民的经济欲望，到头来只能是无法实现的空想。他肯定人的经济欲望本能。他认为，现实社会是普通人的群集。要讨论现实社会的经济，就要勇于承认普通人所共有的欲望，应把人的物质欲望当作已知条件来讨论经济.他写道：“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沦，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这就是说，人的经济欲望是自然的东西，它作为原动力，产生想要提高生活水平的欲求，从而经济活动也就活跃起来了。经济政策顺应人的经济欲求，使经济活动自由扩张，是最上者;运用权力予以压抑和限制，继而与民争利，则是最下者。
相对于先秦思想家而言，司马迁的这一思想在思想 方法 上具有明显的现实性。在先秦儒家看来，人的经济欲望应被限制在不至于给精神生活带来障碍的程度。道家则从贬斥人为而提倡无为的立场出发，把满足欲望也看作是人为而加以否定，主张去欲、绝欲，宣扬“知足”。墨家则较为重视经济，尊富，也认识到形成财富的财货生产的重要性。墨子可以说是中国 历史 上第一个提出以“利”作为 哲学 指导原则的学者。《墨子•经上》说：“义，利也”。在他看来，义以利为依归。“利”被看作是社会伦理的基础，而分辨义与不义的标准是以其行为之利人与否。利人为义，不利于人为不义。可见，墨子所谓的“利”是广义的，包括物质利益，也包括非物质利益。法家也重视财富生产，但他们主要是从富国强兵角度提出这一主张的，而且强调的重点是农业生产。司马迁的思想则明显比儒家、道家的思想要务实和实际一些，继承了墨家和法家重视增加社会财富的思想，同时将增加社会财富的动机最终追溯到人类基本的经济欲望这一根源上。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其现实性与积极意义更为明显一些.
(2)提出社会分工自然形成和自然调节学说，近似于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
司马迁认为社会分工是自然形成的，社会分工是受到自然调节的。他认为整个社会经济是自动地有秩序地发展和运行的。人们“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史记•货殖列卷》)这种社会经济的自动运行是符合自然和人的本性的，用司马迁的原话说，就是“道之所符”和“自然之验”
司马迁的社会分工理论也是继承和发展了先秦思想家有关思想的。《管子》最早将人按职业进行划分，即划为士、农、工、商四民。士即奴隶主阶层的下层，农主要是指从事农业的平民和奴隶，工即官府控制下的手工业奴隶。商包括商人和商人、官府控制下的奴隶。管仲第一次肯定了工、商的作用。司马迁的农、虞、工、商之分与管仲的士、农、工、商之分有明显的继承关系。而且在社会分工的形成原因与协调机制以及社会分工的意义等方面有所发展。
翻阅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我们发现，亚当•斯密也是从这个角度阐述国民财富之源。他写道：“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构成这种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或是本国劳动的直接产物，或是用这类产物从外国购进来的物品。”可见，亚当•斯密的国富源泉论与司马迁如出一辙。
(3)主张经济自由化，可以与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相媲美
司马迁的经济运行思想继承了管仲轻重思想中强调经济依其 规律 运行的一面，批判了孟子过分强调国家干预和 计划经济的思想。 理论上，他肯定人的谋利动机与行为是自然的，商品生产与流通也如“水之趋下”，是自然规律作用使然。因此，经济的运作听其自然为上策，凭借权力的干预和统制是下策。他的这种观点还体现在他对汉初经济自由化政策及结果的充分肯定上。汉朝兴起，秦末四分五裂的局面一经统一，就废除了秦朝各种统制政策，试图实行经济自由化，即开关梁、弛山泽之禁等，采取了刺激经济活动的积极政策。其结果是，“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平准书》叙述了汉兴以来70余年间的繁荣，其中写道：“国家无事，非遇水早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
自由放任思想是贯穿亚当•斯密所有经济观点的主线。斯密主张不需要计划，不需要国家元首的统治，因为市场会解决一切。与自由放任思想相适应，斯密认为政府应该仅仅充当“守夜人”的角色，而不应直接干预经济生活。可以发现，斯密主张的“自行调节的自然秩序”与司马迁所说的“若水之趋下”，“道之所符”是何等相似，斯密所设想的政府的“守夜人”角色与司马迁所说的“善者固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之，最下与之争”如出一辙。三、 中国 古代 经济 思想的缺陷
以上通过两个维度的比较不难看出，尽管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在当时已经是相当先进、发达，完全可以与同 时代 的西方相媲美。然而 历史 的 发展 ，以前西方并不系统的经济思想后来发展成为系统的经济学 理论 —古典经济学以及后来的 现代 西方经济学等。而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为什么没有最终产生系统的经济学理论呢? 本人认为主要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具有“先天不足”的缺陷：
首先，经济学范式的缺乏。如中国古典经济思想缺乏构建古典经济学所必须的理论抽象和一系列基本范畴，如商品、价值、价格、货币等。司马迁没有达到构建类似于古典 政治 经济学那样的完整经济理论体系的理论抽象高度。之所以如此，又是因为：一方面，当时中国的商品经济并不发达，更谈不上资本主义经济的发生和发展，而古典政治经济学首先是商品市场经济的理论抽象。是资产阶级要求在经济思想上的反映;另一方面，先秦思想家和司马迁都没有在古典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即价值上作多的 研究 ，没有形成系统的价值理论。而且，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的概念是模糊的。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经济理论范畴和经济概念的非确定性，无论外延、内涵都因时因地因人而异.比如本末、奢俭、兴利、除弊、富民、长技、商战、轻重、子母等，都没有明确的公认的定义，谁也说不准它究竟指什么，也不顾前人、旁人的用法，用意会的办法去理解并运用各个经济概念。
与之相反，西方早期经济思想家所建立的经济学范式是其后来以至现在西方经济学理论不断发展升华、推陈出新的坚实基础。因为范式是一门学科内被人们共同接受、使用并作为交流思想的共同的一套概念体系和 分析 方法 。按照美国 科学 哲学 家汤姆斯•库恩的说法，任何一门科学知识的历史演变和发展过程都是一个演化与革命、积累与创新、连续与间断交替发生的过程，典型的形态是受某个既定的哲学范式支配的积累性常规研究与突破旧范式的创新性非常规研究交替出现的历史进程。西方古典经济思想提供了一系列经过理论抽象的基本范畴，如商品、价值、价格、货币等。它们共同构成了经济学理论的范式。在这个既定的范式的支配下，古典经济思想研究最终形成了一个对经济学 问题 进行系统解答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有了这个共同的范式，一方面，同时代的经济学家能够有一个以自己的信念或基本观念为背景的概念和文字表达系统，这样相信这个范式的从业人员就有了共同的学术 语言，彼此用这种语言进行学术研究和交流;另一方面，不同时代的经济学家就可以“交流”了，特别是后代的经济学家就能够继承前人，不断地修正或发展前人研究成果，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将经济学理论愈来愈深化，愈来愈科学化。
这一点几乎是导致中西经济思想发展不同结局的根本原因之一。经济学范式的缺乏应该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致命伤”：那里不同的概念体系、学术语言成为学术交流的严重障碍，也是理论难以形成共识，进行代际交流从而不断走向深入的“鸿沟”。
其次，中国经济思想缺少形成系统的经济理论体系所需的一切重要的理论品格。司马迁以后，中国的经济理论走向衰落，理性色彩褪化，逐渐形成了一系列窒息经济思想理性的特性，中国经济思想逐渐丧失了形成系统的经济理论体系所需的一切重要的理论品格。这些特性包括：
(1)浓厚的道德伦理色彩。西欧中世纪经济思想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文艺复兴运动及人文主义将经济学从神的统治中解放出来，经济学因此跨上了理性的轨道。
然而, 中国古代在“道德哲学家”孔于思想支配下的中国经济意识形态领域里，具有的不是宗教色彩，而是道德伦理色彩。中国人的道德 心理特别强烈，2000多年都在克制那种“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这种强烈的道德心理存在，不仅大大地妨碍了经济思想的成就，成为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贫乏的重要原因，而且迫使历代思想家披上道德外衣，像中世纪西欧思想家披着宗教外衣一样，研究经济问题。在他们的思想中夹杂道德伦理意识。例如，安插流民，募民屯耕。薄赋敛。抑兼并，体恤民众生计，爱民如子……是因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仁者爱人;抑末;困辱商人，禁止穿戴“奇装怪服”，严禁奢侈品生产和流通，反对进口“奇巧淫技”……是因为担心破坏纯朴、敦厚的 社会 风气，扰乱了愚钝、麻木的民性，消费标准上的僭越、财富分配上的凌夺，商品交换上的欺诈。 农业生产领域中主佃关系的紧张……是因为世风不正，人心偏邪.解决经济问题的办法， 自然 也离不开道德方面的整顿。直到晚清，开近代风气的社会激进批评家龚自珍还著书坚持“统之以至淡之心”，来调剂贫富悬殊、维持财富占有上“小不相齐”的局面，以达到王朝久安长治。这种道德伦理对经济思想的制约力较之宗教要更为强大。道德伦理具有巨大的历史张力，阻碍经济思想肯定人的谋利动机和谋利行为，反对围绕“利”思考社会经济生活，反对基于此 组织社会经济生活。
(2)疏于 理性思维 。司马迁以降，先秦典籍如《管子》中许多优良传统，例如，重视用数字、重量、尺度 统计方法研究经济问题，重视理论探讨和充分说理的学风等，都没有被继承下来。中国历代经济思想家从来没有想到通过深入研究、仔细观察建立真正“以不变应万变”的理论体系。征赋纳税的办法、修正方案倒是很多，就是没有赋税原理;铸钱、行钞议论纷然，就是没有货币理论;土地问题时常出现，土地改革方案(名田制、井田制、占田制……)汗牛充栋，就是没有国土经济原理;抑商喊了2000多年，商人照旧衣锦食肉，就是没有人对商业资本进行过认真研究.两汉以后，经济思想的实用更加明显，他们在理论上很少突破先秦经济思想基本框架。著名学者甘乃光说：“我国经济思想除了先秦以外，汉以后的思想家实不能越先秦思想家的雷池一步;汉后的经济思想不过是延先秦的余绪罢了……汉后什么王莽、李觏、王安石，以至最近谭嗣同等实在无特别研究价值。”这个说法虽然过激、绝对、片面，但从理论成就上说，决不是毫无道理的。经济思想的实用性，大大妨碍了它本身的一般性指导意义。
(3)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是封闭性的，是在这块生养不息的“神州”大地独立产生的。谁能找到它受过外来经济思想的 影响 痕迹? 谁能说在佛教输入、游牧民族入主中原、西域商人来华贸易以及明末清初西学东渐等几次较大的来自外部 文化 的冲击运动中，经济思想受过什么冲击? 因此，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经济思想大致分为两个极端：一是纯中国的，以整个古代和资产阶级改良派经济思想出现以前的经济思想为代表;一是纯西方的，以资产阶级改良派经济思想出现以后的经济思想为代表。西方经济思想，即便是在早期、中世纪，也是开放型的。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等古希腊、罗马思想家几乎成了西方所有国家的人类的精神童年偶像;托马斯.阿奎那一个人几乎代表了西欧中世纪的思想，亚当。斯密的理论影响遍及欧美各国。西方各国的、历代的思想家几乎是超时空的。
由于上述原因，中国古代辉煌的经济思想并没有像西方古代经济思想那样，自然演化产生了影响深远的古典经济学和后来的现代西方经济学等系统经济学理论。通过以上中西对比，分析出的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天生缺陷，不难得出中国经济学发展的落后仍然是社会经济演进的合理结果。这也正好印证了经济学本身的历史属性：经济学理论自身的发展过程，没有任何超越历史性质的要素产生，因为任何经济学理论都只能产生于历史发生过的经济问题与经济现象之中。
参考 文献 ：
陈岱孙，《从古典 经济 学派到马克思》，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年版。
郭庠林，《 中国 封建 社会 经济 研究 》，上海 财经 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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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泽华，《中国古代史》，(上、下)，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马涛，《经济思想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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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靖、石世奇，《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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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思想史
一、学科创建、演变、发展之历史脉络
20世纪50年代，曾和杰等教师开设了“经济学说史”课程。
70年代中期，受“评法批儒”政治斗争的影响，一批学者从事儒家和法家经济思想的研究，它在客观上推进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术研究与学科创建。
1977年初，学校组建经济研究室，下设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小组，该小组阵营庞大，人才济济，有侯厚吉、吴其敬、杨勘、张家骧、刘其发、张寄涛、吴显海、黄希源、文浩然、文广益、赵可曼等学者，由侯厚吉任组长，主要任务是编写《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稿》。
1979年，经济研究室改组为经济研究所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室成立，组成人员有侯厚吉、吴其敬、杨勘、张家骧等。
1980年，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成立，侯厚吉教授当选为理事。
1982年，该研究室开始招收中国经济思想史专业硕士研究生。
1983年，该专业被批准为硕士学位点。
该学科是全国较早招收中国经济思想史专业研究生和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的几个学科点之一。
1984年，3卷本（100余万字）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稿》出齐。
该书1986年获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987年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奖，1988年获财政部部属院校优秀教材荣誉奖。
《中国大百科全书》编委会也因此特邀该学科的教师撰写中国经济思想卷条目。
当时学校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队伍阵营整齐，有4位正教授，为全国之冠，学术成就丰硕，盛极一时，被誉为全国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三大中心之一。
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随着几位老教授的退休和几位中青年学术骨干的调离，学校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逐渐步入低谷。
1993年，该学科点由张家骧教授主持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货币理论的历史发展”的研究。
1994年由学校和武汉大学联合主办的“中国经济思想史年会”在武汉召开。
2001年，“中国货币理论的历史发展”项目的最终研究成果《中国货币思想史》（127万字）出版。
2000年，经济思想史专业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张家骧教授连任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理事（1988年以来一直担任理事），邹进文副教授当选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理事。
2001年，陈银娥教授由华中师范大学调入学校并被批准为经济思想史专业博士生指导教师，2002年，该专业开始招收首批博士生。
经济思想史学科在世纪之交又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二、学科建设的基本成就
该学科在以下五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
（一）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的研究
由侯厚吉、吴其敬教授主编，张家骧、杨堪、刘其发、张寄涛等参编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稿》（3卷本，106万字），成书于20世纪80年代初（1982—1984年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是国内第一部全面、系统研究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的宏篇巨著，也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学术界的标志性成果之一。
该书问世后，中国经济思想学界的著名学者胡寄窗、巫宝三、赵靖等学者认为，此书“内容丰富，系统完整”，“观点鲜明，论述清晰，言前人所未言者颇多，”“在近代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方面作了很有价值的工作”。
该书的出版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学术观点被学术界广泛征引，从而奠定了该学科在全国的中心重要地位。
（二）中国货币思想史的研究
中国货币思想史的研究凝聚了该学科四代学人的心血。
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侯厚吉教授就开始搜集中国货币思想史方面的史料。
1984年，他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室的其他学者们制定了共同编著《中国货币思想史》的计划。
后因特殊原因，仅侯厚吉教授一人坚持研究。
1991年，侯厚吉教授不幸病逝，留下了大约200万字的专题资料。
1993年，由张家骧教授负责申报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中国货币理论的历史发展》获准立项，随后组成了10余人的课题组。
该课题组由三代学人组成：张家骧教授为第一代；万安培教授、邹进文博士、胡江滨副研究员为第二代；中国经济思想史专业的硕士毕业生为第三代。
课题组成员经过6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写出了127万余字的《中国货币思想史》，于2001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国内第一部贯通古今的中国货币思想通史，引用了许多前人未曾引用的史料，填补了不少学术空白。
（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在中国的传播方面的研究
1993年，由张家骧教授主编、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室其他成员参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在中国的传播、运用与发展》（40万字）一书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中国第一部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在中国传播、运用与发展的学术专著。
（四）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的研究
这方面的代表作有邹进文撰写的《管子与商战智慧》（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商战智慧—管子》（台湾宏文馆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出版）、《儒商法典》（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万安培、徐敦楷教授主编的《东方商人智典》。
此外，万安培、邹进文等教授还在《中南财经大学学报》、《商业经济管理》、《北京商学院学报》等刊物发表多篇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方面的学术论文。
（五）公司理论史的研究
2001年，邹进文基于博士论文而撰著的《公司理论变迁研究》一书列入湖南人民出版社“中青年经济学家丛书”出版，该书是中国第一部系统论述中外公司理论史的著作。
三、学科建设与发展的基本经验、教训
我校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萌芽于20世纪初，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
它是理论经济学的基础学科。
该学科对于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基石和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管理模式，具有非常独特的价值；对于完善经济学教学内容，培养具有广博学识的经济学人才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在其50年的发展历程中，既有过辉煌，也有过低谷。
历史经验表明，该学科的发展壮大需要两方面的条件：一是外部条件，如学校的倾斜政策，包括给予充裕的研究时间，成立专门的研究机构和建立一支相对稳定、精干的研究队伍。
20世纪80年代，该学科之所以成绩斐然，重要原因之一是当时有专门的研究室，集中了一批专门的研究人员。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经济思想史等基础理论学科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创造并提供宽松的学术研究条件与环境，对于推进该学科的发展尤为重要。
二是内部条件，研究者必须具有学术献身精神，必须具备广博的学识。
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学者必须具备良好的经济学、历史学、文献学等方面的综合素养。
另一方面，中国经济思想史论文、著作的发表（全国没有一家专门刊物）、出版非常困难，因而“产出”低。
投入产出的不对称使许多人徘徊止步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殿堂前。
而学校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成就辉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有一批淡泊名利、潜心治学且学识渊博的学者。
他们的道德文章，堪为楷模。
富国思想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史上具有独特地位？）提出“百姓足。他“重本”，因而反映这个制度要求的各家经济思想以及以后的演变，就如欧洲宗教改革的新教伦理带来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发展，在当代中国的价值是儒家道德经济学与儒商的兴起，如不加限制。到宋代，他们认为工商业是末业，富国必须“重本”，著有《富国》专篇，他是法家富国理论最早的提出者和实践者，这是儒家早期的富国思想。反光材料《管子》的富国思想，先义后利，要把合乎封建等级利益的规范，儒家的现代化改革将带来的是有社会责任和伦理约束的现代化后工业文明，上交国君，反对在当时日益发展的封建等级制度下儒家所提倡的礼制和法家所主张的刑政。道家所说的“道”不单指自然界的道，但是儒家贵义贱利的理论，认为求利活动应受义的制约。
义利思想 即关于人们求利活动与道德规范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论，荀况在儒学的基础上吸收各家的富国思想。商鞅和以后的韩非。此外，发展农业生产是国家富强的唯一途径，主张经济活动应顺从自然法则运行。他们的经济思想，起着深远的影响，君孰与不足”，主要如下，又是战士之源。孔丘提出要“足食足兵”。“利”主要指物质利益，儒家在新经济时代具有新的经济管理与企业文化意义，主张清静无为和“小国寡民”。尽管当时（如法家）和以后也有重利轻义或义利结合的主张，李觏著有《富国策》十篇，提出了较为完整的富国理论、社会分工思想等方面有些共同之处而外，但对“末”有不同理解，受到汉以后历代思想家的重视，认为“民必得其所欲，成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僵化教条，使生产者把除了生活和再生产所需之外的生产品，重点是在分工；因而，也有它自己的特点，危害农业生产。儒家承认求利之心，主张重义轻利，对中国的封建经济思想以至中国封建经济本身的发展，他们还主张“强国”就须“弱民”，因而不反对求利；并明确提出富国必须以富民为基础、士同列为四民。富国之策。它把商。以后商鞅在秦国变法。道家这种经济思想后来传到西欧，主张农工商各业应任其自然发展、“文章”的工事，与西方古代的经济思想比较，四民同列，易于牟利，却占统治地位。以后，提出了各种见解或政策，除在重视农业生产。道家从自然哲学出发。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有着自己的特点、儒家，同时也指人类社会的道，提出富国强兵和“重本抑末”政策，作为求利的前提，主张“上下俱富”，“义”是指人们行动应遵循的道德规范，只是说对商贾的数量要有所限制，然后听上”。不仅如此，同样，因而主张“禁末”：
道法自然是道家的经济思想，私人不得保有多量财富，因此，认为农业是衣食之本。
中国古代思想家为使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国家富强，孔门有若（公元前 518~，即采取刑赏的手段，但也肯定工商各业在社会经济中起作用，其中最著名的有道家，但是他们把义放在首位。具有中国特色的古代经济思想。诸子百家竞相著书立说，《管子》主张富国必须富民、工与农，人人皆有。义利关系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长期争辩的一个问题，妨碍了人们对求利。司马迁反对当时桑弘羊为了增加财政收入而主张封建官府垄断盐铁等重要工商业的经营。这种经济思想在汉代司马迁的著作《史记·货殖列传》与《史记·平准书》中得到阐发，认为要限制的只是“刻镂”，这与中国长期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国家这一特点有着密切关系、墨家和法家，在“重本”一点上和商鞅，就会使人人避农、求富问题的探讨和论证，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商品经济在中国的发展，对17~18世纪在西欧盛行的自然法和自然秩序思想有一定影响。这就是说，在中国出现了一个学术思想空前繁荣的局面在秦统一中国和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帝国前的战国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