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6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创刊。1988年6月16日《红旗》杂志停刊。新华社发《红旗》杂志于1958年6月1日在北京创刊。创办《红旗》杂志，是毛泽东首先倡议的。早在1958年3月召开的成都会议上，他就提出了“出版理论刊物”的问题，而此次会议也是毛泽东为发动“大跃进”运动而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1958年3月8日，成都会议召开的第一天，毛泽东提出25个问题供与会者讨论。其中第24个问题就是关于“出版理论刊物问题”。在22日的讲话中，他又着重讲了办刊物的问题，说:“陈伯达写给我一封信，他原来死也不想办刊物，现在转了一百八十度，同意今年就办，这很好。我们党从前有《向导》、《斗争》、《实话》等杂志，现在有《人民日报》，但没有理论性杂志。原来打算中央、上海各办一个，设立对立面有竞争。现在提倡各省都办，这很好。可以提高理论，活泼思想。各省办的要各有特点。可以大部根据本省说话，但也可以说全国的话，全世界的话，宇宙的话，也可以说太阳、银河的话。”接着，毛泽东讲了“怕教授”的问题，为此还特意表扬了陈伯达一番，认为陈在这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他说:“怕教授，进城以来相当怕，不是藐视他们，而是有无穷的恐惧。看人家一大堆学问，自己好像什么都不行。马克思主义者恐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怕帝国主义，而怕教授，这也是怪事。我看这种精神状态也是奴隶制度、‘谢主隆恩’的残余。我看再不能忍受了。当然不是明天就去打他们一顿，而是要接近他们，教育他们，交朋友。”“现在情况已有转变，标志是陈伯达同志的一篇演说、一封信，一个通知，有破竹之势。他的思想曾萎靡不振，勤奋工作好，但统治宇宙胆子小了。”其中谈到的陈伯达的“一篇演说”，是指陈伯达于1958年3月10日应郭沫若邀请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的讲话，题目为《厚今薄古，边干边学》。陈在讲话中说:哲学社会科学应该跃进，也可以跃进。跃进的方法，就是厚今薄古，边干边学。陈伯达晚年回忆说，此次讲话“是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向社会科学界传达毛主席的观点”，并不是“自己擅自决定的”。而“一个通知”，是指准备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各省、市、自治区必须加强理论队伍和准备创办理论刊物的通知》。毛泽东对《红旗》杂志非常重视。早在成都会议上，他就指定由陈伯达担任《红旗》总编辑，后经八届五中全会同意通过。1958年5月24日，也就是中共八届五中全会公布出版《红旗》杂志的前一天，毛泽东高度评价了《红旗》发刊词，并批示:“此件写得很好，可用。”当天，他在给陈伯达的信中，谈到了为《红旗》题刊头的问题。他说:“报头写了几张，请审检；如不能用，再试写。”毛泽东一共为《红旗》题写了20多幅刊头，后来从中选出两字作为《红旗》杂志的正式刊头。《红旗》杂志上正式标明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也是毛泽东决定的。《红旗》编委会的阵荣颇为强大。第一任编委有邓小平、彭真、王稼祥、张闻天、陆定一、康生、陈伯达、胡乔木、柯庆施、李井泉、舒同、陶铸、王任重、李达、周扬、许立群、胡绳、邓力群、王力、范若愚。这个编委名单是毛泽东一个一个拟定的。除了积极参与筹备《红旗》出版的相关事宜外，毛泽东对创刊后的《红旗》杂志也是多加支持的。他不仅在其创刊号上发表了重要文章《介绍一个合作社》，而且对《红旗》重要的文章或社论文章严格把关，对自己认为重要的文章也首先考虑在《红旗》上发表。
1958年6月1日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正式创刊是《红旗》。
1958年6月1日，代表着全国最高权威的党内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在沙滩北街2号大院正式创刊，沙滩北街2号大院曾是中国新潮思想的策源地，是中国思想最活跃的地方。
《红旗》的发刊词由胡绳执笔，经毛主席、邓小平同志审定。《红旗》在创刊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就形成了较大的影响力，成为了党在理论研究和宣传方面的一个主阵地。
扩展资料
毛泽东的 《红旗》情结
早在1955年1月，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上，毛主席就指出各省市要办好刊物。1958年1月，毛主席在南宁会议上正式提出创办中央理论刊物的问题。这年3月，创办中央理论刊物的决策在成都会议上被具体化。在1958年5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五中全会上，毛主席作出创办刊物的正式决定，并定名为《红旗》。
当中央酝酿创办刊物时，一些同志请毛主席为刊物起名字。主席说，还是走群众路线，让大家一起来寻个好名字。有关单位就发动大家提名，汇集上报，毛主席从中圈定了《红旗》这一名字，并经中央全会确认。
毛主席还为《红旗》题写刊头二十余幅，他给《红旗》总编辑陈伯达的信中说：“报头写了几张，请审核，如不能用，再试写。”他在题字旁还注有说明：“拟可用”、“这种写法是从红绸舞来的，画红旗”。编辑部从中选了两字作为正式刊头，这就是至今仍为大家广为认知、众口称赞的“红旗”二字。
中央同时还决定成立《红旗》杂志编委会。编委会第一次会议于1958年5月24日在中南海居仁堂由邓小平同志主持召开。编委共36名，由中央有关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和部队中理论水平高、写作能力强的同志，以及宣传理论系统的负责人、党内学术理论专家组成。其中邓力群、田家英、李友九、陈伯达、胡绳为常任编辑，陈伯达为总编辑。
这次会议也发生了一个小插曲，由于工作人员的疏忽，通知了两个李达开会，武汉大学校长“文”李达是编委，与总参的副总长“武”李达重名。“武”李达到会后发现不对要退席，小平同志说，既然来了，就坐下听听吧。
这个大编委会由于成员分散在全国各地，各人的工作繁重，会议召集困难，以后再未开过。因此，1959年中央决定在《红旗》内部成立一个编委会，由总编辑、副总编辑以及4位编委组成，主持《红旗》的日常工作。
参考资料来源：中国新闻网--从<红旗>到<求是> 中共党刊变动见证中国变革
参考资料来源：中国新闻网--中国理论第一刊《红旗》：毛主席定名并题写刊头
陈伯达（1904～1989）,字仲顺，福建惠安人。
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后，先后在北平中国大学、延安中共中央党校、马列学院任教，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军委、中央秘书处、中央政治研究室等机构工作。在此期间有《中国四大家族》政治论著等书，成为在党内有影响的理论宣传家之一；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中共七届二中全会递补为中央委员。中共八大后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及党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总编辑等职。著有《毛泽东论中国革命》等书，并协助毛泽东起草过一些党的文件。
文化大革命期间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积极参与林彪、江青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活动；1973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开除中国共产党党籍；1976年9月被捕。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之一，1981年1月25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有期徒刑18年。1981年8月5日保外就医，1989年9月22日卒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