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任总编：周跃敏，男，1958年7月生，江苏省苏州市人，高级编辑。1982年2月从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进入新华日报社工作，先后任新华日报体育记者，扬子晚报文体部副主任、第一新闻部主任、经济新闻部主任，扬子晚报编委兼经济新闻部主任，扬子晚报副总编辑，新华日报社副总编辑。
2006年6月，任新华日报社总编辑、党委副书记。
原总编：周正荣同志：1995年7月—2006年6月任总编辑
1997年7月—2006年6月任党委书记
2001年8月—2006年6月任董事长
2006年6月13日卸任。
2002年12月，新华日报在整合原有版面的基础上，由10—12版增加到16个版
。这是自1995年以来的第三次改版。这是新华日报自1995年以来第三次改版。
1903年6月29日，在清政府的要求下，上海租界工部局发出了逮捕章太炎、邹容等人的拘票。次日，当巡捕冲进办公室，章太炎指着自己的鼻子说：“余皆没有，章炳麟是我！”7月1日，邹容投案自首。
这是一起中国近代史上震惊中外的案件。
史称“苏报案”。
共发行了七年的《苏报》。
这一年的6月1日，《苏报》刊出章太炎的文章《康有为》，提出“革命如铁案之不可移”。9日，推出少年邹容创作的《革命军》，称之为“国民教育第一教科书”。22日，更是刊出《杀人主义》一文，使用“借君颈血，购我文明，不斩楼兰死不休，壮哉杀人”等词句。
旋即，清廷雷霆震怒。湖广总督端方，数次致电责问两江总督魏光焘。魏光焘回电端方，称已要求租界工部局查禁《苏报》。数天后，6月29日，工部局同意了清政府的要求。
章太炎
（左，1869年—1936年），世人常称之为“太炎先生”。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鲁迅在1936年临终时回忆其师章太炎：“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
邹容
（右，1885年—1905年），原名桂文，留学日本时改名邹容，期间入同文书院，撰《革命军》初稿。1903年返回上海，住入爱国学社，结识章太炎，结为莫逆之交。
如今一般都认为“苏报案”是帝国主义、封建势力联合镇压爱国革命运动的事件。此后，邹容所著《革命军》等宣传革命的小册子广泛流传，革命思想在国内产生了广泛影响。八年后辛亥革命爆发，中国社会开天辟地，开始进入一个新纪元。有过曲折，有过荣光。故此，“苏报案”也被认为是辛亥革命的重要前奏，但关于它的历史细节，我们可能知之甚少。
撰文 | 王敏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1903年6月底7月初，上海发生了一个牵动朝野、震惊中外的案件，章太炎和邹容因鼓吹革命，相继于6月30日和7月1日在上海租界被捕（邹容系投案自首），这就是轰动一时的苏报案。
之后，清政府就章太炎、邹容的移交、审讯与判决等问题与上海租界当局和英法美俄等列强展开的交涉，直至1903年12月初，苏报案在上海正式开庭审理，清政府聘请律师，以“煽动性诽谤罪”起诉章太炎、邹容。1904年5月，苏报案宣判。章太炎被判处监禁三年，邹容二年。1905年4月，距刑满释放还不到三个月，邹容瘐死狱中。1906年6月29日，章太炎刑满释放。
苏报案在近代史上，特别是辛亥革命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苏报案后，邹容所著《革命军》等宣传革命的小册子广泛流传，革命思想蓬勃而起，在海内外广泛传播，为几年后发生的辛亥革命打下了的思想基础。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再回顾这个事件，尽管其起因、经过似乎已经相当清楚，但仍然有很多值得深思之处。
20世纪初、50年代、90年代和21世纪初等不同历史时期的《革命军》封面。
苏报案发生在清政府控制薄弱的上海租界
苏报案的发生，根本原因是庚子事变之后革命思潮在海内外的兴起，而上海则是国内革命思潮的传播基地。而上海革命思潮的起源可追溯至20世纪初年在上海成立的中国教育会及其附属学校爱国学社。
中国教育会成立于1902年4月27日，由时任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特班教习的蔡元培发起，上海及其江浙一带的新派人士成立中国教育会。蔡元培为会长，蒋观云、戢元丞、蒯若木、王慕陶为干事。陈范、黄宗仰、吴稚晖、钟观光、王小徐、汪允宗、林白水、蒋维乔、章太炎、张继、徐敬吾、陈竞全等为会员。
1902年11月5日，南洋公学学生罢学风潮，有二百余学生退学。这些退学学生向中国教育会寻求支持，于是中国教育会决定在泥城桥福源里成立爱国学社，以安顿这些学生。
上海爱国学社成员合影。
爱国学社成立后，一批思想激进的、有革命思想的青年学生相继汇集与此。1903年4月，南京陆师学堂也发生罢学风潮，30名罢学学生在章士钊带领下来沪，加入爱国学社。同月，留日学生邹容、张继也从日本回国，住在爱国学社。一群意气风发的青年学生碰到了一批同样激进的老师。这时的上海，汇集了当时中国国内思想最为激进的知识分子。
他们定期在上海租界的张园集会，发表革命演说，更希望能有一“言论机关，供吾徒恣意挥发”。而中国教育会成员之一的陈范主持的《苏报》就是在这个时候与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建立起合作关系，成为其代言机关。1903年6月1日起，《苏报》接连发表鼓吹革命的文章以及章太炎为邹容所著宣传革命的小册子《革命军》所写序言。
张园。
具有革命思想的知识分子能够汇聚上海，组织团体，在公共场所发表公开演说，出版革命书刊，进而激荡起革命思潮，这种局面的形成，同上海存在着清政府无法有效控制的租界有很大关系。
近代上海共设有两个外国租界：其一为1845年设立的英租界（后来发展成为上海公共租界）；其二为1849年设立的法租界。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到20世纪初苏报案发生时，两租界逐步地建立起市政管理机构，并基本上掌控清政府在租界的司法机构——会审公廨。另一方面，租界的管理理念来自欧美。在租界，居民均拥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正是因为有这个保障，蔡元培、章太炎等才得以成立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上海租界因而成为晚清中国革命思想孕育的温床和传播基地。
以维护良好管理为由，
上海租界当局拒绝清政府的交犯要求
章太炎、邹容等被捕之后，清政府即向租界当局提出将章太炎、邹容交出的要求，并打算治以杀头重罪。但是租界当局却坚持在租界审讯。租界当局这样的态度，并非是有意庇护或支持革命者，而是出于维护自身在租界的管辖权完整性的考虑。
晚清时期的上海租界。
事实上，在逮捕章太炎、邹容的问题上，租界当局也毫无积极性。早在苏报案发生前的几个月，即1903年的三四月间，清政府已经一再严令两江总督等查拿在张园演说的首要分子，上海道台亦反复同上海领事团交涉，请上海领事团向租界当局施压，令其执行清政府的逮捕令。
但租界当局一再拖延，甚至苏报案发生前巡捕在传讯章太炎、吴稚晖之时，明确表示说，如果他们没有私藏武器，巡捕会保护他们。这也使章太炎等人认为租界当局不会逮捕他们。因此，尽管苏报案发生前早就风闻自己在清政府逮捕的名单上，但章太炎、邹容、陈范等人并未逃掉，一个重要原因是不认为自己有多大的危险。如果租界当局采取的是与清政府是合作的态度，那么苏报案的发生不会被拖延至6月底，而且被捕的肯定不只章太炎、邹容等人，蔡元培、吴稚晖、《苏报》馆主陈范等人恐怕也会被捉拿。
租界当局拒绝了清政府的要求，而清政府仍然一意严惩，以儆效尤，进而导致英美等国的介入。
“沈荩案”的发生与英美等的干预
上海租界当局拒绝将章太炎、邹容交给清政府，因此清政府转而同英国驻华公使交涉，英驻华公使于是就此请示英国外交大臣蓝斯唐侯爵。蓝斯唐侯爵起初考虑在与清政府达成不对案犯施以酷刑的谅解的前提下，将章太炎、邹容交出，并就此问题咨询英国皇家法官。恰在此时，“”发生，使得苏报案交涉情况发生逆转。
沈荩（1872—1903）。
沈荩是1900年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起义的主要领导人。1903年7月19日被人告密在京被捕，31日慈禧太后下令将其在狱中杖毙。8月2日，英国《泰晤士报》以《反改革运动》为题，予以报道：
依照慈禧太后的特别指示，沈荩被打死而不是被杀头。这个处决是1900年的屠杀以来最恐怖的事件。执行的地点是在刑部衙门的院子里。昨天下午，犯人被鞭打了两个小时。
8月3日，英国驻华公使致电蓝斯唐侯爵，描述沈荩惨死情形，并认为如果苏报案被关押者交给清政府，会遭遇同沈荩一样的命运。8月7日，《泰晤士报》又补充报道沈荩被处死的经过和惨状 “在把被害人鞭打了三至四个小时之后，因为无法完成慈禧太后将沈荩杖毙的命令，执行者只好依照沈荩的请求亲手将他勒死。”
苏报案的公开审讯
1903年12月3-5、7日，苏报案在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公开审讯。法庭由会审公廨谳员和英国副领事翟理斯组成，代表清政府的上海知县也在座。案件审理过程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翟理斯。
此案的审讯情况颇为奇特。清政府和章太炎、邹容分别以原、被告身份出庭，双方都聘请了外国律师。清政府聘请的是古柏律师，章太炎和邹容聘请的是琼斯和爱立司律师。原告律师以“煽动性的诽谤罪”指控章太炎、邹容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和《革命军》中的言论，而被告律师则以原告举证、言论思想自由等为依据为被告辩护。法庭上，被告律师的滔滔雄辩和章太炎、邹容的配合，使得被告一方明显处于相当主动的地位。
章太炎、邹容的辩护律师辩护策略首先是坚持程序上应由原告举证，即要求原告证明章太炎、邹容有发表被控言论的故意。为配合律师，章太炎在法庭陈述中表示被指控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原本是他写给康有为的私人信件，并未拿去公开发表。因此，该书是谁出版的，他自己毫不知情。邹容则表示《革命军》是他在日本留学时所写的一份作业，从日本回国时，留在了日本的留学生会馆。回到上海后，才发现这篇作业已被印刷出版。邹容在法庭上还表示自己已经放弃了书中的观点，现在信仰的是社会主义。
《邹容与苏报案档案史料汇编》
“第一次在大陆影印了倡言排满时期的《苏报》原件，第一次将英国、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的相关外交档案呈现在读者面前。”
原告举证是欧美法律的一项基本原则，其含义是如果原告无法提供证据，则指控不成立。《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和《革命军》出版时，均未标明出版机构。章太炎与邹容又表示自己不知情，因此，原告律师的指控就面临证据不足的问题。
在坚持程序上由原告提供证据的同时，被告律师主张章太炎在私人信件中、邹容在写作业时表达观点，是个人拥有的思想自由的权利，“如果我保存一本日记，里面记录我对当时事件和政治问题的私人看法，其中有煽动性的言论，但我没有拿去出版，仍不构成犯罪。”不仅如此，被告律师还进一步引申说：“我们都有权利——中国对此也不会否认——每个人都有权利自由思想，每个生活在文明国家的人都享有这个权利，我希望中国也应允许其国民享有这项权利，使自己跻身文明国家的行列。”
被告律师不仅雄辩滔滔，还有相当高的辩论技巧。他们在辩词中，还努力激发法官对被告的同情心：
而写作《革命军》的邹容，只不过是一位年仅十九岁、如饥似渴地吸收各种新知识的青年学生：
可以想象一下这位年轻人（指邹容）的身份，只有十九岁，在国外读书，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研究中。他眼界渐开，被各种他还无法把握的新思想所困扰，他不时地把这些思想记录下来，是在这种环境下，他写成了现在被起诉的文件手稿。广泛的涉猎使其沉溺于新思想中，其政治思想也经历一些变化；这也是非常自然的－－年轻人的思想像他的身体一样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
可悲的是，他们却被清政府拖到法庭上来，指控其犯有煽动革命的罪行。
苏报案是按照西方的法律程序审理，适用的也基本上是英国的法律，因此，章太炎和邹容在审讯当中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最终的判决是章太炎监禁三年，邹容监禁两年。刑期自被关押之日算起。从判决结果不难看出，章太炎和邹容是依据西方的法律定罪量刑，并未被判重罪。而依照大清律，属于十恶不赦的妖言惑众罪行，会被杀头。
《苏报案研究》王敏
依据新发现的史料，包括英美外交文书、《纽约时报》等英文报纸和苏报案审讯记录，披露这一事件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
115年前发生在晚清上海租界的苏报案，如果是发生在清初，极有可能将会是一场牵连相当多人的“文字狱”，对于读书人来说，这将是灭顶之灾。如果此案不是发生在上海，而是20世纪初的北京，那么等待章太炎和邹容的，也将会是同沈荩一样的命运。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等。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学者。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戊戌维新运动领袖之一。
梁启超自幼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1889年中举。1890年赴京会试，不中。回粤路经上海，看到介绍世界地理的《瀛环志略》和上海机器局所译西书，眼界大开。同年结识康有为，投其门下。
1891年就读于万木草堂，接受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并由此走上改良维新的道路，时人合称“康梁”。
1895年春再次赴京会试，协助康有为，发动在京应试举人联名请愿的“公车上书”。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表现活跃，曾主北京《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和上海《时务报》笔政，又赴澳门筹办《知新报》。他的许多政论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
1897年，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湖南宣传变法思想。
1898年，回京参加“百日维新”。7月，受光绪帝召见，奉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赏六品衔，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
同年9月，政变发生，梁启超逃亡日本，一度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有过接触。在日期间，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反对革命。同时也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
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企图使革命派与清政府妥协。民国初年支持袁世凯，并承袁意，将民主党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改建进步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争夺政治权力。
1913年，进步党“人才内阁”成立，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日益暴露，梁启超反对袁氏称帝，与蔡锷策划武力反袁。
1915年底，护国战争在云南爆发。1916年，梁启超赴两广地区参加反袁斗争。袁世凯死后，梁启超出任段祺瑞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9月，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11月，段内阁被迫下台，梁启超也随之辞职，从此退出政坛。
1918年底，梁启超赴欧，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回国之后即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
1922年起在清华学校兼课，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
1927年，离开清华研究院。1929年病逝。
梁启超一生勤奋，各种著述达一千四百万字，在将近三十六年而政治活动又占去大量时间的情况下，他每年平均写作达三十九万字之多，这体现了多么惊人的勤奋和才华啊！
学术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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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于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最著。
1901至1902年，先后撰写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批判封建史学，发动“史学革命”。
欧游归来之后，以主要精力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研究重点为先秦诸子、清代学术、史学和佛学。1922年起在清华学校兼课，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指导范围为“诸子”、“中国佛学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中国文学”、“中国哲学史”、“中国史”、“史学研究法”、“儒家哲学”、“东西交流史”等。这期间著有《清代学术概论》、《墨子学案》、《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情圣杜甫》、《屈原研究》、《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文化史》等。
他一生著述宏富，有多种作品集行世，以1936年9月11日出版的《饮冰室合集》较称完备。《饮冰室合集》计148卷，1000余万字。
梁启超在文学理论上引进了西方文化及文学新观念，首倡近代各种文体的革新。文学创作上亦有多方面成就：散文、诗歌、小说、戏曲及翻译文学方面均有作品行世，尤以散文影响最大。
梁启超的文章风格，世称“新文体”。这种带有“策士文学”风格的“新文体”，成为五四以前最受欢迎、模仿者最多的文体，而且至今仍然值得学习和研究。梁启超写于1905年的《俄罗斯革命之影响》，文章以简短急促的文字开篇，如山石崩裂，似岩浆喷涌:“电灯灭，瓦斯竭，船坞停，铁矿彻，电线斫，铁道掘，军厂焚，报馆歇，匕首现，炸弹裂，君后逃，辇毂塞，警察骚，兵士集，日无光，野盈血，飞电刿目，全球挢舌，于戏，俄罗斯革命！于戏，全地球唯一之专制国遂不免于大革命！”然后，以“革命之原因”、“革命之动机及其方针”、“革命之前途”、“革命之影响”为题分而析之，丝丝入扣。难怪胡适说:“梁先生的文章……使读者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
在书法艺术方面，梁启超早年研习欧阳询，后从学于康有为，宗汉魏六朝碑刻。
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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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研究法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新民说
饮冰室主人自说
中国文化史
梁启超赋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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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是戊戌变法领导人之一，我国19、20世纪之交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著名宣传鼓动家。他主张赋税的征收必须以便民为原则，实行轻税、平税政策，而反对与民争利的“固民所急而税”的传统观点。指出“西人于民生日用必要之物，必豁免其税以便民。中国则乘民之急而重征之，如盐政之类是也。亦有西人良法美意，为便民而起，而中国视为助帑之计，行之而骚扰滋甚者，如今之邮政之类是也。”他提出应仿效英国实行平税政策，便民利民而后求富强。这是一种把经济发展放在首位，财政税收放在其基础之上的观点，对当时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梁启超认为公债也是一种赋税，所不同的是“租税直接以赋之于现在，而公债则间接及赋之于将来”，“不过将吾辈今日应负之义务，而析一部分以遗诸子孙云尔”。但他承认公债对经济建设具有积极意义，“租税尽其力于一时，公债将纤其力于多次”，因此他认为公债虽然增加了后代的负担，但也有利于后代。
秩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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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学生、信徒、助手，但他们还是分道扬镳了；梁启超与孙中山合作过，也对立过；他拥护过袁世凯，也反对过袁世凯。对此，梁启超说:“这决不是什么意气之争，或争权夺利的问题，而是我的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决定的。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知我罪我，让天下后世评说，我梁启超就是这样一个人而已”。
1925年阴历七月初七，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请梁启超出席证婚。梁启超反对他们“使君有妇”、“罗敷有夫”之间的恋情，也规劝过徐志摩；碍于徐志摩之父和胡适的情面，梁启超答应出席证婚。但在婚礼上梁启超却对徐志摩、陆小曼用情不专厉声训斥，滔滔不绝，使满堂宾客瞠目结舌。徐志摩不得不哀求：“先生，给学生留点脸面吧。”
梁启超真诚的宽容。1926年3月8日，梁启超因尿血症入住协和医院。经透视发现其右肾有一点黑，诊断为瘤。手术后，经解剖右肾虽有一个樱桃大小的肿块，但不是恶性肿瘤，梁启超却依然尿血，且查不出病源，遂被复诊为“无理由之出血症”。一时舆论哗然，矛头直指协和医院，嘲讽西医“拿病人当实验品，或当标本看”。这便是轰动一时的“梁启超被西医割错腰子”案。梁启超毅然在《晨报》上发表《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公开为协和医院辩护，并申明：“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
梁启超真诚的有趣。黄苗子著《世说新篇》，其中有《梁启超写序》，文曰：“蒋百里先生为著名军事家，但在文化上亦极有贡献。他留德归国后，曾写了洋洋五万言的《欧洲文艺复兴史》。梁启超阅后大为赞赏，蒋便请梁为此书作序。不料梁文思泉涌，序成也是五万字，觉得不好意思，便加写一短序，而把长序改为著作出版，反过来请蒋百里作序。”
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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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岁 一八七三年同治十二年 癸酉 正月二十六日（公历二月二十三日）生于新会茶坑村。
五岁 一八七七年光绪三年 丁丑 由祖父和母亲教读四书五经。
十二岁 一八八四年光绪十年 甲申 应广州童子试 中秀才。
十六岁 一八八八年光绪十四年 戊子 广州学海堂正班生、兼菊坡、粤秀、粤华书院外生。
十八岁 一八九0年光绪十六年 卯寅 经陈千秋介绍，就学于康有为。
十九岁 一八九一年光绪十七年 辛卯 入京与李蕙仙完婚。
二十岁 一八九一年光绪十八年 壬辰 祖父卒，回乡居年余。
二十三岁 一八九五年光绪二十一年 乙未 随康有为入京会试，落第。参与组织“公车上书”。助康创建强学会。
二十四岁 一八九六年光绪廿二年 丙申 筹办《时务报》，任总编述，发表《变法通议》等文章，名声噪起。
二十五岁 一八九七年光廿三年 丁酉 为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参与创设不缠足会和女学堂。
二十六岁 一八九八年光绪廿四年 戊戌 参与“百日维新”，光绪帝赏六品衔，奉旨办译书局。八月政变起，逃往日本，与陈少白往还，协商与兴中会合作事宜，因康有为阻挠未果。在横滨主编《清议报》。
二十七岁 一八九九年光绪廿五年 己亥 七月创粉高等大同学校于日本东京。
二十八岁 一九〇〇年光绪廿六年 庚子 与康有为、康才常等发动“勤王运动”事败。
三十岁 一九〇二年光绪廿八年 壬寅 《清议报》停刊，创《新民丛报》、《新小说报》，倡“小说界革命”。
三十五岁 一九〇七年光绪卅三年 丁未 《新民丛报》停刊、成立政闻社。
四十岁 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 壬子 由日本返国，创《庸言报》。
四十一岁 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 癸丑 参与共和党。熊希龄内阁成立。任司法总长。
四十三岁 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 乙卯 创《大中华》月刊。辞币制局总裁。四月回乡省亲。六月写《导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斥袁称帝，南下从事倒袁运动。
四十四岁 一九一六年民国五年 丙辰 在上海策动反袁。三月抵广西，发动广西宣布独立。在肇戾成立护国军两广者司令部任参谋。后成立军务院，任抚军兼政务委员长。
四十五岁 一九一七年民国六年 丁已 七月，参与段祺瑞反对张勋复辟。任段祺瑞 内阁财政总长，十一月辞退。
四十七岁 一九一九年民国八年 已未 到欧洲各国考察。
五十岁 一九二二年民国十一年 壬戌 先后到北京、济南、苏州、上海等地讲学。
五十三岁 一九二五年民国十四年 乙丑 在清华研究院讲学，出任京师图书馆馆长。
五十七岁 一九二九年民国十八年 己巳 因肾病动手术失败（实际上是一起医疗事故。1926年梁启超肾病，协和专家通过对梁启超病情会诊，认定右肾上生有一个瘤子，遂决定为其实施手术，于3月16日将右肾全部切除。瘤子切除之后并没有止住便血，显然西医的诊断可能有问题，至少是不准确的。全部切除的治疗手段也过于草率，协和的专家通过病理检查，并没有在切除的右肾中发现病变。换言之，即便尿毒症的诊断不误，那么手术也是失败的，即将好肾切除了，将坏肾予以继续保留），于1929年一月十九日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京沪开追悼会，参加者甚众。
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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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一生有过两位夫人：李蕙仙和王桂荃。1889年（光绪十五年）年仅十七岁的梁启超考中了举人，与主考官李端棻的堂妹李蕙仙订婚，1891年（光绪十七年）梁启超十九岁时入京与与长他四岁的李蕙仙成婚，李惠仙与梁启超结婚时，带了两位丫环，其中一位即王桂荃，1903年她成为梁启超的侧室。1924年9月13日，李蕙仙因病而逝，梁启超为此写下了《祭梁夫人文》。1968年在“文化革命”中，王桂荃与孩子们四散分离，最后死在在一间阴暗的小屋里。
梁启超共有有9个子女：思顺、思成、思永、思忠、思庄、思达、思懿、思宁、思礼，其中思顺、思成、思庄为李夫人所生，思永、思忠、思达、思懿、思宁、思礼为王夫人所生。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都成为杰出的人才。
梁思顺（令娴）（1893年－1966年），长女，诗词研究专家。
梁思成（1901年－1972年），长子，著名建筑学家，1948年3月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人文组）；其妻为林徽因。
梁思永（1904年－1954年），次子，著名考古学家，1948年3月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人文组）。
梁思忠（1907年－1932年），三子，曾任国民党十九路军炮兵校官，因病早殇。
梁思庄（1908年－1986年），次女，著名图书馆学家。
梁思达（1912年－），四子，长期从事经济学研究。
梁思懿（1914年－1988年），三女，从事社会活动。
梁思宁（1916年－2001年），四女，投奔新四军参加中国革命。
梁思礼（1924年－），五子，著名火箭控制系统专家，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梁启超故居——北沟沿胡同2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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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之鸿
北沟沿胡同属东城区北新桥地区，在东直门南小街迤西。胡同自北向南沟通大菊胡同和东四十四条，长300多米。明代，称“学房胡同”；清乾隆时称“官学胡同”，宣统时称“北沟沿”，因胡同临近水沟而得名；1949年称“北沟沿胡同”，“文化大革命”中一度改称“红都胡同”，后复称“北沟沿胡同”。现胡同西侧与新太仓二巷相通，东侧有两条支巷通往小菊胡同。
北沟沿胡同23号，旧时的门牌是北沟沿13号，在胡同南段西侧，占地面积3752平方米，街门朝东。街门是被称作“西洋门”①的屋宇式街门，街门内外各有一座“一字影壁”，显示出主人非同一般的身份。虽然从建筑学角度讲，大门外对面的“影壁”，亦称“照壁”，既有遮挡大门对面零乱的墙面檐口的作用，也有作为宅门对景的作用。但是，在胡同的另一侧建影壁，或是依托别人的宅基，或是占用胡同的公共用地，岂能想建就建！所以，现在在北京城里所能见到的门外建有“一字影壁”的宅院，当年或是王府、或是衙署、或是官邸，总而言之，是“官”姓人家，不是平民住宅。汉字是表义的，“框中有人”念“囚”；“吾居行(hang，道路)中”便是“衙”。既然，门外的影壁是宅门的对景；那么，门前的这段道路自然与宅院产生了领属关系。门外的影壁分明地在警示行人:在此门前不许停留，更不许喧哗。梁启超任过北洋政府的司法总长和财政总长，其政府大员的身份与这座宅院的规格是相称的。
据1951年房屋调查登记显示:该院主体建筑集中在南半部，是东、西并列的两个三进院落，东部为住宅，西部是花厅；北半部约占整个院落的五分之二，是花园式的后院，院内树木繁盛，有假山，有凉亭；后院开有朝东的穿墙门，是整个院落的后门。该院共有房屋和亭、轩等建筑129间，建筑面积为1535平方米，其中包括带抄手廊的瓦房47间、敞轩3间、游廊21间、地窨子4间、防空洞1个、凉亭1座。该院的具体格局是:宅门北侧是一拉溜儿东房，共11间，应是回事房(传达室)、车库和警卫、杂役用房，从南往北的第三间东房的后墙开有临街券门，是“车库门”。
该院的具体格局是:进入宅门，迎面是一座“一字影壁”，往北经过坐西朝东的“垂花门”②便进入了东院的一进院；一进院有带抄手廊的南房、北房各5间，北房为腰厅，即:中间一间为连接前、后院的通道；东院的二进院均为带抄手廊的瓦房，有正房3间、耳房两间，东、西厢房各3间；东院的三进院只有7间后罩房。与东院并列的西院是休闲区，习惯称为“西花厅”，亦是三进院落；从南往北依次是:由假山叠石与3间敞轩构成的一进院，由3间敞轩和3间正房构成，并有转圈游廊连接的二进院和由两间东、西厢房与平顶外廊构成的三进院。
北沟沿胡同23号现在是单位宿舍，当年院内的主要建筑尚存，只是残破不堪而已；由于为解决职工住房而进行的改、扩建工程和住户见缝插针的自建房屋，致使该院已难寻昔日风采。
1986年1月21日，东城区人民政府将北沟沿胡同23号作为“梁启超故居”，公布为“东城区文物保护单位”。
注： ①西洋门，是清代中期以后，西方建筑文化传入中国，并与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相融合的产物，在北京四合院采用的也很普遍。 ②垂花门，在府邸、宅院建筑群中常作二门，起着联系分隔内宅和外宅的作用。
参考资料： 《梁启超传》(吴其昌著百花文艺出版社)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张 王忍之编三联书店) 《世说新篇》(黄苗子著三联书店) 《卷起巨大旋风的梁氏新文体》(作者夏晓红载《北京日报》) 《梁启超为西医辩护》(作者张建伟载《羊城晚报》)
梁启超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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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向往大时代和大成就的年轻人都喜欢把自己所处的时代视为转折年代，他们都喜欢引用查尔斯·狄更斯描写大革命之后法国的一句话——“这是最好的年代，也是最坏的年代”，他们都喜欢用混乱来形容自己的年代，他们都渴望为这“混乱年代”理出脉络或者记录这“混乱年代”。
而用历史的眼光来看，真正经历混乱年代并且因为自己在混乱年代中的作为而被写入历史的年轻人却实在不多，更令人感慨的是，这个名单因为一些原因还会在某些时候遗漏掉一些人。在我看来，梁启超正是这样一位具备了众多伟大人物的素质而又在一定程度上被时代忽略了的人。
最早激发起我对梁启超的好奇心的，是在对《剑桥中国晚清史》和一些记载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国命运的书籍的阅读过程中。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我才惊异地发现，以前我们仅仅用“改良派”三个字来描述的梁启超，在这段历史中名字出现的频率竟然比任何一位皇帝、权臣要高。
梁启超所处的年代是真正的混乱年代。在由梁启超的学生吴其昌所著的《梁启超传》中，梁这位早逝的学生用一章来写梁启超诞生之前的中国：这是一个为天灾人祸和内忧外患困扰的国度，似乎人人都甘心做一个老朽帝国的奴隶，平民以不谈国事为戒律，政府呈现给后人的则是贪腐化无能，对外只希望妥协可以带来短暂和平，对内则盘算着同洋务运动后兴起的民营企业家争夺财富，而洋务运动的重地总理衙门在当时被人们称为“混蛋加三级”。
我们的历史课本在描述这段屈辱历史的时候，从来不会吝惜笔墨，这会使我任何进一步的讲述都显得多余。而吴其昌先生给予自己老师的高度评价，我想可能是我们在历史课本上所看不到的，他把梁启超对近代中国的贡献同孙中山相提并论，“他（梁启超）自己承认陈胜、吴广之功，而天下后世的公评，他的气魄、精神、声威，实在比陈胜、吴广要高出万倍”。
梁启超是一个完全符合我们对天才的定义的人物：六岁学完五经，九岁能够写千字文章，在古老中国，我相信这两件事情的难度同今天的小孩子学习9岁就精通外语的难度相差不大。而梁启超12岁中秀才、17岁中举人的壮举同我们今天惊为天人的中国哈佛少年相比似乎难度更大。中举时的主考官以为梁启超“国士无双”，竟然打破门第观念的束缚，把自己的堂妹许配给梁启超做妻子，这是古老中国表示对一个人的欣赏的最高礼遇。
戊戌变法令梁启超和他的老师康有为名扬天下。在当时的外国人眼中“梁启超是中国罕见的高洁志士，是热心策划北京政府根本改造的士大夫”。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当时在中国逗留的伊藤博文对日本驻中国公使林权助说：“姓梁的这个青年是个非凡的家伙啊！真是个使人佩服的家伙……救他吧，而且让他逃到日本吧！到了日本我帮助他。梁这个青年对于中国是珍贵的灵魂啊！”此后这个年轻人在日本和欧美流亡期间，往往被当作中国新的政治和知识上的领袖来接待。当时梁启超26岁。
而梁启超在政治上的辉煌并不像教科书上记载的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而终结，或者和他的老师康有为一样成为明日黄花的人物。梁启超在日本的时候，和同样在日本流亡的孙中山交往频繁，据说，很多东南亚的华侨和日本重臣都是由梁启超介绍给孙中山的，可以想见，以孙中山当时的声望，自然无法同梁启超相比。而此时梁启超和康有为的分歧越来越大。尽管如此，梁启超顾及到康有为，没有给革命党人过多的支持。
梁启超的另外一次辉煌来自于他的一篇文章。袁世凯宣布称帝，此时的梁启超却已不是昔日的改良派，在欧美的游历和对西方各国历史的学习给他一种印象，称帝者必亡。于是长于雄文的梁启超写出一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袁世凯得到消息，派人给梁启超送来一张20万元银票，给梁启超的父亲祝寿，交换条件是这篇文章不得发表。梁启超将银票退回。 袁世凯再派人对梁启超说，梁先生也曾经在海外流亡十几年，其中的苦头不是不知道，何必再自寻苦吃？梁启超回答说，我这个人疲于奔命的逃亡经验已经很充足了，我宁肯选择逃亡也不愿意在污浊空气中生存。
梁启超在另外一次反帝运动，即反对张勋复辟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这一次也意味着他同改良派的彻底决裂。周善培规劝梁启超说：“事情有该自己做的，有该听别人做的。讨袁，革命党该做，我们也应当做；讨张复辟只该听革命党去做，不必我们去做。”而康有为则正站在复辟的一方。梁启超和康有为从此决裂，康有为当着梁启超学生的面痛骂梁启超“梁贼启超”，并且用古文中食父食母的怪兽来称呼梁启超。
至于梁启超在中国新闻事业上的地位，早有新闻学者将他同沃尔特·李普曼相比较。才气纵横自然不说，梁对中国文体的改革被认为是他的最伟大贡献之一，或许我们也可以把这称为表达方式的革命？周善培认为梁启超文气太盛反而是一件可惜的事情，写习惯了报纸文章，结果文章只追求打动人，“中国长久睡梦的人心被你一支笔惊醒了”，但是却没有其他精力写出真正大师级别的著作。
长久以来一直被我们认为属于保守派的梁启超的死，更是嘲笑我们对历史局限的判断能力。梁启超晚年进入协和医院看病，医生诊断的结果是一个肾溃烂，必须割掉。不幸的是现代医学可能发生的错误发生了，手术医生将梁启超健康的肾割掉反而留下溃烂的一个。于是“群情愤慨、舆论抨击，社会对于协和医院以及主治医生大表不满”，而梁启超因为担心这件事情会影响新的医学在中国的发展，竟然在病床上写文章为协和医院和医师辩护。最后，梁启超允诺在自己死后将脑部捐献给医院。
姑苏晚报和苏州日报区别是不同的编辑方针。
1、根据查询相关公开资料信息显示，姑苏晚报实施全新改版，明确与苏州日报不同的编辑方针，日报晚报差异化发展。实现了创出新活力，展出新作为。
2、姑苏晚报以服务民生为宗旨，星期五调查、新闻CT、茉茉关注、涛哥说事等诸多栏目。
3、苏州日报以念好重，动，靓，这三字经为理念，对报纸编辑思路进行调整优化。
作协工作总结范文
一、活动开展
1、“逐梦江南、相约凤凰”散文笔会。1月14日至16日，同中国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联合举办了 “逐梦江南、相约凤凰”散文笔会，来自全国20多个省（直辖市）的30多位作家参加此次活动。笔会期间，张家港市作家协会凤凰创作基地挂牌。活动共收到湖南、湖北、山东、山西、福建、江西、安徽、四川、甘肃、新疆、西藏等地500位作家2200多篇应征作品，经该社书稿选拔编辑初审、二审后，全国各地有30多位作家来我市凤凰参加笔会，有11位作家与中央广电视大学出版社成功签约，其中，我市3名。
2、赴常熟采风活动。为开阔我市作者文学视野、促进两地文学创作交流，3月13日上午，组织部分作家一行18人赴常熟采风交流。常熟市作协主席、《常熟日报》副刊部主任俞小红等热情接待了采风团一行，对大家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采风团一行先后参观了常熟兴福寺、虞山等地，领略了常熟秀美的湖光山色。常熟作家浦君芝、潘吉、李正琼等同我市作家进行了座谈、交流。
3、赴香山采风活动。3月20日，组织我市部分作家来到到金港镇香山采风。金港镇文化中心主任王燕群全程陪同。会员蔡克荣、曹国庆、孙丽萍、张国雪、朱艳莉、蒋虹等参加了采风。活动后，《张家港日报》副刊部出了一期专版，用稿四篇。
4、赴锦丰镇采风活动。5月8日上午，在张家港日报社副总编郭晓虹带领下，市作家协会和《张家港日报》副刊部联合组织部分会员走近美丽富饶的滨江小镇——锦丰镇，对我市沙上文化、新农村建设及生态环境等方面进行采风。会员孙丽萍、安昌礼、王如梅、顾丽虹、蒋虹、颜士洲参加了采风。张家港日报社编辑任星海、作协大学城分会会员闫超健等参加了采风活动。
5、赴金村采风活动。3月5日，在“三八”妇女节到来之前，市作协女会员孙丽萍、王芳、张国雪、孙雁群、浦敏艳、王如梅、顾丽虹、钱志芳等8位同志赴金村采风活动。在塘桥镇文明办张维民先生、塘桥镇文联秘书长庞伟龙先生等陪同下，女作家们兴致勃勃地来到位于金村的徐塘桥，来到金村，了解了金村的名胜古迹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6、承担了《感动港城好人榜——张闻明》报告文学集的采访工作。召开部分骨干会议，布臵了《感动港城好人榜——张闻明》报告文学集的采访工作。 其有30多位会员参加，撰写了10篇演讲稿。
7、举办了清明诗歌朗诵会。4月1日上午，主办的“我们的节日——清明”大型红色诗歌朗诵会在金港镇南沙街道社区广场隆重举行。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朱兴华参加朗诵会并致辞。此次诗歌朗诵会的红色诗歌共有13首，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由市作协作家创作的红色诗歌；二是由老一辈革命家创作的具有代表性的.红色诗歌。同时，还汇编《2011年张家港市清明大型红色诗歌朗诵会作品选》。
8、召开了六届六次理事会。2月27日，召开了六届六次理事会，会议通报了2011年作协工作情况及2011年工作打算，并就举办清明诗歌朗诵会等有关事项进行了协商。
9、参与了凤凰河阳阳山歌词创作。会员共有7名同志参加歌词创作，有6件作品谱曲；同时，并参与了环保诗文比赛活动。
二、创作成果
1、3月26日，“逐梦江南、相约凤凰”散文笔会作品集《江南最美是凤凰》，由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中国戏剧出版社联合出版。该书由张家港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凤凰镇党委书记卞东方先生作序。本书择优选录本次活动中的60篇精美散文，我市有20多位作家的30多篇散文入选。该书为我市首部以文学手法描写乡镇旅游景点的散文书籍，该书的出版将为2011张家港市旅游节暨凤凰河阳山歌节献上一份珍贵的贺礼。
2、编印2011年《沧江》增刊第一期，用稿40余篇，约10万字；印300本，印费3600元；对栏目进行了调整，新增了《小作家》、《作协信息》二个专栏，同时，对农场笔会（本来出书，因文联洽谈有变）出了一期专辑。
3、编排了2011年《沧江文学》第一期。用稿47篇，约12万字，印600本（200本发
机关单位及上级对口部门，100本作者），余另处。 沧江文学：草根墨含香/蔡克荣主编.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11.4 ISBN 978-7-104-03414-8
4．推出了一批成果。《姑苏晚报》先后， 2月19日（农耕笔会 、北岸、颜士州、孙丽萍）4月16日（凤凰桃花、俞慧军、曹乾石等），新年诗会（徐小华、蔡克荣、孙丽萍、施向军）；《张家港日报》《张家港日报》（1月19日团圆、 2月2日年 味、2月16日元宵同题散文）；周成新作品入选《散文百家十年精选》；孙丽萍童话集《云公主的波波花》由辽宁少儿出版社出版；周成新散文集《逐梦江南》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谢金良的寓言集《蝴蝶的奉承话》，日前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5．发了一批会员。上半年度将吸收杜宏娟、张红艳等三人为市作协会员；许国华、周成新2位作家加入中国散文家协会（吴文华、成建中、程向东、闫超健、丁竹鸣）。截止目前为止，我会共有7名作家加入中国散文家协会。
三、创收工作
1、任文浩在凤凰笔会拉了3800元赞助费，供会务用；
2、本人在凤凰笔会拉了价2600元物品，供会务用；；
3、本人清明诗歌朗诵会16000元（帐从大爱走的,交税2080元），劳务费由400降为300,扣去相关费用9980元，余6020元，作为二期《沧江文学》的书号费。
下一步工作：
1、办好2期《沧江文学》、1期《沧江》；
2、争取拉到6个以上理事单位及赞助单位；
3、出书作者义卖活动；
4、下半年外出采风一次（中秋或国庆）；
5、举办一次征文活动（与赞助结合起来）；
6、走进大新、塘桥（与报社联办）、沙电、联合铜业、新农村；
7、外出上海松江作协或吴江作协学习考察；
8、举办中秋诗歌朗诵会并成立朗诵分会；
9、上报加入苏州作协代表作品；
协会分工
1、主席蔡克荣主持协会全面工作，负责《沧江文学》编务工作，牵头策划重大活动，分管作协财务工作；
2、副主席任文浩分管通联工作、创作工作；
3、副主席曹国庆分管抓好文学进校园、小作家培训、分管《沧江》杂志编务工作；
4、副主席樊林分管作协物品添臵管理工作，负责外协工作、大型活动组织、抓好协会创收工作；
5、秘书长孙丽萍负责作协QQ群管理、文联信息上报、新入会会员备案工作，协助主席做好会议通知、采风活动联络工作；
6、副秘书长周江伟负责朗诵分会工作、作协物品采购工作；协助主席做好《沧江文学》编务外联工作（排版、校对、修改、传输）；
7、副秘书长安昌礼负责会费收交、作协物品采购工作、做好《沧江》杂志编务工作（排版、校对、版式修改、传输）；
8、副秘书长王芳负责会员通联（通讯录修改）、作协物品采购工作、档案收集（会费收缴明细、订刊明细、工作总结、会员名单、会议纪要）、信息工作；
9、理事施向军逐步要承担点工作:参与《沧江文学》编务工作、相关事务承担，包括协助曹国庆开展小作家培训工作；
10、会员张红燕任作协财务会计；
11、会员周成新负责《沧江文学》QQ群管理、作协博客信息上传，并做好信息用稿统计工作；
12、理事卞继扬协助吕大安老师做好暨阳诗社工作，负责诗社QQ群，负责省诗词、苏洲沧江诗社联络工作；
13、所信息统一发作协信箱，一是作协博客信息更新需要、二是文联信息上报需要、三是《沧江》杂志需要，四是对苏州、江苏作协发稿统计需要；五是写总需要；
14、刊物发放
①订户刊物发放工作（大户及外地邮递），由安昌礼负责；
②部委办局及作者赠送寄发：由孙丽萍负责联络，安排王如梅、浦敏艳、朱艳莉、顾丽虹、王芳一起工作；
③大学城由罗从政安排；
15、关于《沧江文学》排版费，
①火凤凰广告公司的设计水平高，是50元一个页码，按100页码算，排版费约5000元；
② 泽尚传媒小庞设计费10元一个页码、封面、封二、封三、封底，是120元一个页面；100页码约1500元；
③指南针广告设计费：5元一个页码，100页500元；封面、封二、封三、封四100元一个页面，总计约900元；
16、关于出差旅费报支工作
从今年起，凡作协安排的外出开会，按车票报销，或公务员车贴报销（0.9元/公里）双程苏州150公里,南京400公里,130元;360元;(过路费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