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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剖学报是08中文核心，北京的。
《中华检验医学杂志》《中华内科杂志》《中华骨科杂志》《中华传染病学杂志》《中国全科医学》《现代免疫学》《局解手术学杂志》《中国临床医生》《神经解剖学杂志》《国际护理学杂志》等，都可以选择
·鲁迅·
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上野的樱花烂熳的时节，望去确也象绯红的轻云，但花下也缺不了
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
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
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
中国留学生会馆的门房里有几本书买，有时还值得去一转；倘在上午，里面的几间洋房
里倒也还可以坐坐的。但到傍晚，有一间的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咚地响得震天，兼以满房烟
尘斗乱；问问精通时事的人，答道，“那是在学跳舞。”
到别的地方去看看，如何呢？
我就往仙台的医学专门学校去。从东京出发，不久便到一处驿站，写道：日暮里。不知
怎地，我到现在还记得这名目。其次却只记得水户了，这是明的遗民朱舜水先生客死的地方。
仙台是一个市镇，并不大；冬天冷得利害；还没有中国的学生。
大概是物以希为贵罢。北京的白菜运往浙江，便用红头绳系住菜根，倒挂在水果店头，
尊为“胶菜”；福建野生着的芦荟，一到北京就请进温室，且美其名曰“龙舌兰”。我到仙台
也颇受了这样的优待，不但学校不收学费，几个职员还为我的食宿操心。我先是住在监狱旁
边一个客店里的，初冬已经颇冷，蚊子却还多，后来用被盖了全身，用衣服包了头脸，只留
两个鼻孔出气。在这呼吸不息的地方，蚊子竟无从插嘴，居然睡安稳了。饭食也不坏。但一
位先生却以为这客店也包办囚人的饭食，我住在那里不相宜，几次三番，几次三番地说。我
虽然觉得客店兼办囚人的饭食和我不相干，然而好意难却，也只得别寻相宜的住处了。于是
搬到别一家，离监狱也很远，可惜每天总要喝难以下咽的芋梗汤。
从此就看见许多陌生的先生，听到许多新鲜的讲义。解剖学是两个教授分任的。最初是
骨学。其时进来的是一个黑瘦的先生，八字须，戴着眼镜，挟着一迭大大小小的书。一将书
放在讲台上，便用了缓慢而很有顿挫的声调，向学生介绍自己道：——
“我就是叫作藤野严九郎的……。”
后面有几个人笑起来了。他接着便讲述解剖学在日本发达的历史，那些大大小小的书，
便是从最初到现今关于这一门学问的著作。起初有几本是线装的；还有翻刻中国译本的，他
们的翻译和研究新的医学，并不比中国早。
那坐在后面发笑的是上学年不及格的留级学生，在校已经一年，掌故颇为熟悉的了。他
们便给新生讲演每个教授的历史。这藤野先生，据说是穿衣服太模胡了，有时竟会忘记带领
结；冬天是一件旧外套，寒颤颤的，有一回上火车去，致使管车的疑心他是扒手，叫车里的
客人大家小心些。
他们的话大概是真的，我就亲见他有一次上讲堂没有带领结。
过了一星期，大约是星期六，他使助手来叫我了。到得研究室，见他坐在人骨和许多单
独的头骨中间，——他其时正在研究着头骨，后来有一篇论文在本校的杂志上发表出来。
“我的讲义，你能抄下来么？”他问。
“可以抄一点。”
“拿来我看！”
我交出所抄的讲义去，他收下了，第二三天便还我，并且说，此后每一星期要送给他看
一回。我拿下来打开看时，很吃了一惊，同时也感到一种不安和感激。原来我的讲义已经从
头到末，都用红笔添改过了，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连文法的错误，也都一一订正。
这样一直继续到教完了他所担任的功课：骨学、血管学、神经学。
可惜我那时太不用功，有时也很任性。还记得有一回藤野先生将我叫到他的研究室里去，
翻出我那讲义上的一个图来，是下臂的血管，指着，向我和蔼的说道：——
“你看，你将这条血管移了一点位置了。——自然，这样一移，的确比较的好看些，然
而解剖图不是美术，实物是那么样的，我们没法改换它。现在我给你改好了，以后你要全照
着黑板上那样的画。”
但是我还不服气，口头答应着，心里却想道：——
“图还是我画的不错；至于实在的情形，我心里自然记得的。”
学年试验完毕之后，我便到东京玩了一夏天，秋初再回学校，成绩早已发表了，同学一
百余人之中，我在中间，不过是没有落第。这回藤野先生所担任的功课，是解剖实习和局部
解剖学。
解剖实习了大概一星期，他又叫我去了，很高兴地，仍用了极有抑扬的声调对我说道：
——
“我因为听说中国人是很敬重鬼的，所以很担心，怕你不肯解剖尸体。现在总算放心了，
没有这回事。”
但他也偶有使我很为难的时候。他听说中国的女人是裹脚的，但不知道详细，所以要问
我怎么裹法，足骨变成怎样的畸形，还叹息道，“总要看一看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有一天，本级的学生会干事到我寓里来了，要借我的讲义看。我检出来交给他们，却只
翻检了一通，并没有带走。但他们一走，邮差就送到一封很厚的信，拆开看时，第一句是：
——
“你改悔罢！”
这是《新约》上的句子罢，但经托尔斯泰新近引用过的。其时正值日俄战争，托老先生
便写了一封给俄国和日本的皇帝的信，开首便是这一句。日本报纸上很斥责他的不逊，爱国
青年也愤然，然而暗地里却早受了他的影响了。其次的话，大略是说上年解剖学试验的题目，
是藤野先生讲义上做了记号，我预先知道的，所以能有这样的成绩。末尾是匿名。
我这才回忆到前几天的一件事。因为要开同级会，干事便在黑板上写广告，末一句是
“请全数到会勿漏为要”，而且在“漏”字旁边加了一个圈。我当时虽然觉到圈得可笑，但
是毫不介意，这回才悟出那字也在讥刺我了，犹言我得了教员漏泄出来的题目。
我便将这事告知了藤野先生；有几个和我熟识的同学也很不平，一同去诘责干事托辞检
查的无礼，并且要求他们将检查的结果，发表出来。终于这流言消灭了，干事却又竭力运动，
要收回那一封匿名信去。结末是我便将这托尔斯泰式的信退还了他们。
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
无怪他们疑惑。但我接着便有参观枪毙中国人的命运了。第二年添教霉菌学，细菌的形状是
全用电影来显示的，一段落已完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便影几片时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
本战胜俄国的情形。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
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
“万岁！”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
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此后回到中国来，我
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彩，——呜呼，无法可想！但在那
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
到第二学年的终结，我便去寻藤野先生，告诉他我将不学医学，并且离开这仙台。他的
脸色仿佛有些悲哀，似乎想说话，但竟没有说。
“我想去学生物学，先生教给我的学问，也还有用的。”其实我并没有决意要学生物学，
因为看得他有些凄然，便说了一个慰安他的谎话。
“为医学而教的解剖学之类，怕于生物学也没有什么大帮助。”他叹息说。
将走的前几天，他叫我到他家里去，交给我一张照相，后面写着两个字道：“惜别”，还
说希望将我的也送他。但我这时适值没有照相了；他便叮嘱我将来照了寄给他，并且时时通
信告诉他此后的状况。
我离开仙台之后，就多年没有照过相，又因为状况也无聊，说起来无非使他失望，便连
信也怕敢写了。经过的年月一多，话更无从说起，所以虽然有时想写信，却又难以下笔，这
样的一直到现在，竟没有寄过一封信和一张照片。从他那一面看起来，是一去之后，杳无消
息了。
但不知怎地，我总还时时记起他，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
的一个。有时我常常想：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
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他的性格，
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
他所改正的讲义，我曾经订成三厚本，收藏着的，将作为永久的纪念。不幸七年前迁居
的时候，中途毁坏了一口书箱，失去半箱书，恰巧这讲义也遗失在内了。责成运送局去找寻，
寂无回信。只有他的照相至今还挂在我北京寓居的东墙上，书桌对面。每当夜间疲倦，正想
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
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枝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
字。
十月十二日。
张鋆，生于浙江省平阳县鳌江镇一个依山临海的地方。父亲张邦安读过几年书，为人正直本份，在镇上一家商店做店员，以此维持全家生计。在张鋆11岁的时候，父亲死于霍乱。从此，张鋆和弟弟张榕（原广西医学院院长，教授，已故）靠母亲替人缝补浆洗，艰难度日。张鋆自幼聪慧，4岁即能朗读堂屋中的对联，深得父亲挚友、私塾先生陈仲芸的钟爱，于是陈仲芸免费教他读书。这一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军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满清朝廷签定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富有爱国精神的陈仲芸教导张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使他在幼小的心灵里萌发了长大当海军的志愿。 张鋆结束私塾教育后顺利考入平阳县高等学堂（高小），1904年在该校毕业。陈仲芸鼓励他东渡日本留学，不仅倾囊相助，还亲自组织了一个带有募捐性的组织。1905年春，张鋆带着家乡父老资助的100元钱，东渡日本求学。抵日之后，张鋆先在东京海成中学读书，主要补习日语及数、理、化知识。1906年，他以各科均优秀的成绩毕业后，决定报考海军专业，但数次努力均告失败。那时，一般涉及军事的专业，日本学校均不收“支那”学生。在医学救国论思想的影响下，他决定改学医学。1906年，张鋆考入日本慈惠医科大学。该校以日本皇后之名创办，颇有来历。1868年，日本明治天皇进行了一系列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改革，这就是著名的“明治维新”。日本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实行“兼收并蓄”的政策。日本天皇创办的东京帝国医科大学，属日德系；日本皇后办的慈惠医科大学属于英美系。该校延聘英美籍教师，采用英美教学体系，并全部用英文授课。因此，张鋆虽在日本读书，接受的却是英美式的教育，这对他日后的成长颇有裨益。他回国后曾任教于多所学校，不论是“东洋”派、还是“西洋”派把持的学校，他均能执教。张鋆刚留学日本时不是官费生，又缺乏经济来源，因此除设法干点零活外，他还帮助富裕的中国留学生整理房间，上街买菜，下厨做饭，富裕留学生将省下的雇人的钱，补贴张鋆的开支。后来虽然张鋆通过考试取得官费生资格，但仍坚持勤工俭学。当时张鋆年仅16岁，且身材瘦小，却每天要比别人起得早，睡得晚。在整整6年的时间里，他各科成绩优秀，年年名列前茅，誉满全校。 1911年，张鋆在慈惠医科大学毕业。这年辛亥革命成功，张鋆欢欣鼓舞，当即返国。回国后，他在家乡做了一年多的耳鼻喉科医生。在那个医生极少的年月，要维持小康之家生活并非难事，但在“自强维新”、“教育救国”思想的影响下，张鋆还是于1913年远离家乡，应聘到江西医专任教，从此开始了他60余年的医学教育生涯。1915年，张鋆在母亲催促下，与家乡姑娘余韵芳结婚。妻子生于小康之家，祖父思想开明，她从小不缠足并读书识字，她一生对张鋆帮助很大。婚后，张鋆应聘去河北保定，在直隶医专（河北医学院前身）任教。该校原为清末洋务派领袖李鸿章创建于天津，辛亥革命后，于1915年随河北省会迁到保定。当年10月招生，学制4年。张鋆来校任解剖学教员时，学校实际处于草创之际。师资尚缺，资金匮乏，每年仅能招收一个班的学生，处于勉强维持的状况。张鋆不吸烟、不沾酒、不摸牌，兢兢业业全身心致力于教学和学校的建设工作。虽然他教龄不长，但治学有方，深得学生爱戴，校方器重。1921年，张鋆得到洛克斐勒氏基金会资助，由学校保送赴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进修，在著名解剖学家W.H.Lewis指导下专攻人体胚胎学。1923年，张鋆在美国进修结束，如期返校。除教解剖学外，又新开人体胚胎学课程。此时，张鋆已积累了10年的教学经验，形成了自己的教学风格。他国文功底深厚，语言逻辑严谨，表达力很强，且精通日、德、英三国文字，因此讲课时不仅表达自如，而且能旁征博引，深入浅出。十分枯燥的解剖学等课程经他讲授，学生们听得津津有味，尤其是他在黑板上画图更是堪称一绝。他授课时很少带挂图，讲到什么地方需要图象表示，即随手在黑板上准确、迅速地画出来。德国著名解剖学家Sobotta编写的《人体解剖图》，为三大卷彩色图谱，是国际通用教材。张鋆讲课需用此书内容时，不用带挂图，也不看书本，只用彩色粉笔两手左右开弓，一一准确地画在黑板上。他对学生要求很严，每堂课前必要口试，并将成绩记人成绩册。对作业及考试，他都要在错处一一订正，不许丝毫马虎。因此，他的学生在学习中不敢有丝毫松懈，在校期间都打下良好的基础。中国现代著名解剖学家张岩、齐登科、王有琪、郑思竞等均出其门下。1926年，奉系军阀诸玉璞入关，进驻天津，自任河北省省长，将教育经费挪为军费。不久直奉军阀交战，战火蔓延华北，学校被迫停办。张鋆不得不离开倾注了十年心血的直隶医学专门学校，赴湖南湘雅医学院任教。次年，北伐成功，河北省议会决定河北大学复校，原直隶医学专门学校作为医科并入该校。张鋆应召回校担任了两年教员。其间，北方战乱频起，创痍满目，莫说教员薪金拖欠成为常事，连教员的生命安全也成了问题。张鋆热切地希望和平，将其长子、次子、三子分别起名为国维、国孚、国和，然而这不过是愿望而已。他不得不再次离开保定。1928年，张鋆来到上海，在中国人办的第一所医学院——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任教育长、解剖学教授。到校后不久，学校改建为国立上海医学院。建院伊始，行政事务繁重，许多工作，如人员安置、设备添置、人才培训等都要从头做起。他秉公办事，平易近人，颇得人心。张鋆还亲自担任人体解剖学、组织学、胚胎学的教学工作，并且连标本模型的设计与制作、解剖学材料的收集与保存都亲自动手，没有一点教授架子。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军发动了凇沪战争，完全摧毁了上海医学院的吴淞医学基地。次日，张鋆不顾生命危险，踏着战火余烬，只身绕道赴吴淞，抢救残存的切片、模型、显微镜等公物，而个人物品一件没拿。那时正值寒冬腊月，他一家八口靠借的几条毯子才度过了难关。为保存学校，不使学生失学，他奔走联系借用房屋，维持办学。他还积极参加抢救伤兵和难民工作，曾任上海愚园路附近一所伤兵医院院长。当时伤兵和难民大量涌来，经费、人力都很困难，张鋆一面亲自抢救伤员，一面四处奔走募捐。1933年，张鋆再度赴美留学，在美国纽约大学理学院生物系和卡内基研究所（Carnegie Institute）攻人体组织学。在此期间，他当选为历史悠久、对学术水平要求甚严的美国解剖学会正式会员。此后，他连续发表了胚胎心脏、心血管、心中隔及瓣膜的发生、形态及血液动力学的关系等一系列论文：《10-15毫米猪胚瓣膜的作用》、《胚胎心中膈的发生》、《肺静脉的起源》、《心瓣膜的位置及其与血流的关系》、《软骨鱼血细胞的培养》。1934年他回到中国，在上海任教。尽管时局动荡，条件恶劣，他在教学工作之余，仍潜心科学研究。在国内刊物上先后发表了《怎样教解剖学》、《培养组织之创伤治疗》等论文。后一论文为中国最早的组织培养文献之一。1937年，张鋆率先将组织培养方法介绍到国内，同年他还发表了《关于淋巴细胞近年来研究之鸟瞰》一文。抗日战争前夕，他一边组织师生员工分批去重庆建校，一边在上海市内坚持办学，并收容失学青年准备带往内地。“八·一三”战争突然爆发时，张鋆正好患急性阑尾炎，无法撤离上海，而且他当时是上海医学院的实际负责人，大量的行政事务也不容他脱身 。为了学校的生存，他忍辱负重，虽然当时连理发钱也要掂量，但却不受敌人拉拢，保持了民族气节。1940年，张鋆在American Journal of Anatomy（《美国解剖学杂志》）发表了“脂肪细胞的发生”一文。这是他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在中国率先开展建立组织培养技术，在脂肪细胞的发生方面取得的重大成果。1941 年，张鋆与他的助手齐登科在America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美国人类学杂志》）上，发表了反响剧烈的论文“中国人脑沟回的模式”，驳斥了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人为“劣等民族”的谬论。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身陷“孤岛”8年的张鋆将一所基本完整的医学院交给了国家。但他竟在派系倾轧下被排挤出校，被迫出任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上海分署专员。张鋆不愿与发国难财的贪官污吏共事，1947年10月毅然离开上海，来到北平，张鋆作为借用教授来到刚复校的北京协和医学院任教。他以娴熟的英语、高超的教学独自开设了人体解剖学、组织学、胚胎学、局部解剖学、人类学等课程，不到一年就被学校正式聘为主任教授，成为协和医学院解剖学系的第一位中国籍系主任。1951年1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式接管北京协和医学院。在召开全国政协会议期间，北京市政府曾向协和医学院借房安置外地代表；抗美援朝期间，又提出安排病床治疗志愿军伤员。张鋆对共产党的主张尽管还不了解，但欣然同意。德高望重的张鋆虽从未参加任何党派，但其政治态度在当时影响很大。1950年代初他作为慰问团第一分团团长赴朝慰问，除支援志愿军购买飞机大炮外，还积极组织解剖学系的工作人员，亲自制做教学用的组织切片出售，并将全部收入捐给国家。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对这样的“革命”他非常不满。在给一位下放干部的信中他直言不讳地写道：“要搞医学基础理论的人包治百病，要搞理工科的人保修一切机车，这不可能。”“文革”初期他就被宣布靠边站了，但全所的“财”权仍交他管理。一次，一个造反组织找他报销单据，他认为经费使用去向不明，坚决不予报销。“走资派”难住了造反派，在当时真是件怪事。张鋆曾任中国解剖学会理事长、中华医学会理事、中国医学科学院实验医学研究所所长、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 解剖学是现代医学必不可少的基础课，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全国36所高等医学院校内，解剖学教师仅60余人。许多院校无专职解剖学教师，只得由外科医生代课。1951年，中央卫生部委托北京协和医学院举办全国解剖学师资班，这一重任落在了张鋆身上。师资班先后办了两期，学员有近百人，大多为刚毕业的医学生。那年张鋆已61岁，但仍担负北京协和医学院的教学工作，还坚持主要课程亲自讲授。师资班教学任务十分繁重，白天8节课，晚上还要辅导，他每天很晚才离开学校。为保证教学质量，每个学员的作业他都要亲自订正。两批学员先后分配到西北及全国各地，填补了解剖学教学的空白，形成了中国解剖学界的骨干力量。1960年代初，北京市宣武区红旗业余大学聘请他为解剖课教师，身为中国解剖学会理事长，年逾70的张鋆欣然前往。学校考虑到他年事已高，往返派车接送，但他总是在傍晚提前乘公共汽车前往，学校派车接不到人，只好作罢。 1950年代初，免疫学迅速发展，但各国免疫学家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血清的研究上。从组织学角度来研究免疫学的科学家凤毛麟角，即使在发达国家也只是刚起步。当时中国与各国学术交流基本停顿，消息闭塞，国内无人涉及组织免疫学的研究。但张鋆却以他的远见卓识进行了组织免疫学的实验研究，发表了论文《免疫的细胞反应》，论证了免疫细胞的功能、类型，开创了中国这一领域的研究。1956年，他发表论文《肝脏再生实验观察小叶的分带成因》，提出了支持肝再生起源于胆小管芽生的假说的证据。1958年，基于对创伤愈合及植皮问题的研究，他又发表了论文《皮肤创后的组织变化》，指出血细胞在生死细胞之间的出现，是死组织脱落的原因，并提出肉芽组织细胞的多元来源论，主张肉芽细胞除来源于结缔组织外，创缘上皮细胞的增殖分裂也是重要来源之一。根据这一研究，他还设计了“皮浆植皮法”，即以自体碎皮点植于烧伤创面，为大面积烧伤提供了节约自体皮肤的方法。以后，临床工作者根据这种方法发展成为目前烧伤治疗的一种植皮技术，即“自体皮点与异体皮肤镶嵌植皮法”。1954年，张鋆发表《锥状肌的一些观察》一文，分析了锥状肌的演化规律，提出锥状肌作为“进化肌”之一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