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怀着感恩的心前行马建华（中国教育学会副秘书长）认识张在军是在两年前，拟借调到中国教育学会之时。一位衣着朴素、面带微笑、话语不多的山东汉子。当时只知道他曾是一位特级教师、一位基层教育干部，一位优秀共产党员。但是一年后，当他拿出主编的《教师人文读本》四卷书稿时，我对其肃然起敬。和他交流他说的最多的就是两个字是“感恩”。他是位名师，编写过很多中小学生喜爱的优秀书籍，获得过很多荣誉，上过央视接受过专访，走进人民大会堂受到共和国领袖的接见，可谓功成名就。但他没有忘记家乡父老的养育，没有忘记党和政府的关怀。在中国教育学会依然如此，为教师心灵的纯净，为学生素养的提升，构思每一个选题，编写每一本书，不计报酬地彻夜工作着。在当代中国教育版图上，他对教育的了解不是专家学者、博导硕导那样到下边发发材料收收卷子，走马观花指手划脚，他是置身其中、无所不在、用全部生命来灌注的“体验式研究”，其感悟、其成果，一定可以给大多数教师、学生以智慧、以启迪。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愿他的梦想越飞越高、越飞越远。赵焕祥向教师捐赠《凭什么成就卓越》50万元图书 （四川在线白雅张国文报道）近日，城市建设杂志社常务副社长赵焕祥向绵阳师范学院和北川羌族自治县共捐赠价值50余万元的教师成功励志书《凭什么成就卓越》和《论语感悟》10000余册，支持四川教育灾后恢复重建。 赵焕祥，现任《城市建设》杂志社常务副社长，1990年从事新闻工作以来，在各大媒体发表消息、通讯、报告文学、散文、业务论文等作品上千篇，达1000多万字。赵焕祥曾在基层做了十年的教师，他深知教师的甘苦和教师渴望进步、渴望学习、渴望充实自己的心理。他后来从事新闻媒体工作，一直关注着中国教育的发展。这期间，他写了大量的报道基层教师和教育改革的文章。从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高校他都给予了深深的关注，采访了上百位基层教育工作者，讴歌了广大教师那种求知探索、无私奉献的精神。他深知“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他一直渴望为基层教师尽自己的绵薄之力，为中国的教育增砖添瓦。一个偶然的机会，赵焕祥同志读到了于中华老师的《论语感悟》、张在军老师的《凭什么成就卓越》，他觉得这两本书很适合教师的专业发展，能帮助渴望成功者走出迷茫，圆人生的成功之梦，于是，他用自己积累的稿酬购置了以上两本书捐赠给教师。首次捐赠，赵焕祥选择了绵阳的教师。他曾经14次在四川采访，他被北川人民那重建家园，奋勇向前、积极乐观、自强不息的北川精神所感动。他希望四川的广大教师多读书，读好书，尽早超越平凡、成就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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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凤君与骨刻文刘凤君教授是学界公认的美术考古学理论体系创建第一人，骨刻文的发现者和骨刻文学理论框架的奠基者，崇山石祖林的发现者和研究者，济南四门塔佛头像回归的文化使者，“青州风格”佛像提出者。2002年被中国文物报社评为中国文博考古百位名家之一。2004年被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西山服务局聘为中国当代书画名家。他发现的骨刻文，被认为是“继100多年前王懿荣发现甲骨文以来,对中国文字发展的又一次重大发现,是中国文字研究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是对我国历史文化研究的重大贡献。”他已独立出版《中国古代陶瓷艺术》、《考古学与雕塑艺术史研究》、《美术考古学导论》、《山东佛像艺术》、《骨刻文发现与研究丛书·昌乐骨刻文》、《考古中的雕塑艺术》和《骨刻文发现与研究丛书·寿光骨刻文》，与人合著《黄河三角洲佛教造像研究》，主编《四门塔阿閦佛与山东佛像艺术研究》和《美术考古学100问》等学术专著。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部分学术论文已被翻译成英、日、韩等文字发表。一、刘凤君教授发现骨刻文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山东省境内潍坊至济南一带和关中地区以及内蒙古赤峰地区古文化遗址经常出土刻划文字的骨头和刻字的石器、玉器、陶器和陶片等。以骨头为多，约占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大多数是当地农民翻土时挖出的。自上世纪末开始，一些文物爱好者开始收藏这些文物。考古工作者在田野考古发掘和调查时也有所遇，但都没引起学术界重视。2002年济南四门塔佛头像回归后，刘凤君教授开始启动“中国早期文字与书法艺术”的专题研究，开始搜集考古发现和民间收藏的零星资料。他发现甲骨文至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陶器符号之间相隔1000多年的时间还是一个空白期，这个时期应该是陶器符号后新产生的一种符号或文字，并且它应该还是甲骨文的主要源头。寻找这个时期的符号或文字就成了刘教授专题研究的主要内容。2005年春天刘凤君教授在济南看到一块上面刻着花纹的小骨头，当时他肯定说：“这是史前的一块骨头，上面刻划的应该是字,这是一件很重要的文物，是中国早期的文字。”刘教授的发现和认识在社会上产生了一些影响。2007年他又发现和鉴定了昌乐县收藏的一批骨刻文，当时他进一步确认并公开宣布这是“山东龙山文化时期的遗物，距今约4000—4500年，属东夷文字，是中国早期的图画象形文字。它和安阳殷墟占卜甲骨文不同，没有占卜痕迹，是一批记事文字。”许多媒体公开报道了刘教授的发现和鉴定结论。刘凤君教授之所以肯定骨刻文是中国早期的一种文字，他的主要根据是：一、这批刻划的字符很多，应该是一种文字记事现象；二、这些刻划多数象人物、动物和植物的图象形符号，“书画同源”在这里得到了很好解释；三、这些刻划符号的布局和结构有规律可寻，有些偏旁多次出现；四、有许多骨刻文成行刻字，有的几个字，有的十几个字，也有的甚至达到几十个字，词章已经出现;五、近些年在山东省的邹平、桓台等县市，以及江苏高邮龙虬庄和西安花楼子等地都已发现过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时期的文字，只是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刘凤君教授经过进一步野外调查和综合深入研究，又相继发现了关中地区和赤峰地区的骨刻文。他逐渐认为这种早期文字直接称“骨刻文”更科学。今后出版《骨刻文发现与研究丛书》，丛书中的每本书名“骨刻文”前冠以出土地名或更醒目的文字标志，如《昌乐骨刻文》、《寿光骨刻文》等。这样可以使读者知道出土地点，进行分区研究，探讨各地区之间早期文字产生和发展的相互关系。许多专家同意刘教授的意见，有的专家说：“这样与已成惯例的商周甲骨文、金文所对应，以便顺利地被纳入国内古文字研究体系。”2009年下半年刘教授将其定名为“骨刻文”。2008年7月30日山东大学美术考古研究所邀请5位专家举办“骨刻文座谈会”，2010年2月25日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邀请5位专家举办“骨刻文座谈会”，两次座谈会的专家都充分肯定刘凤君教授发现的骨刻文是一种早期的文字。二、刘凤君教授关于骨刻文研究的主要成果2008年12月刘凤君教授编著出版《骨刻文发现与研究丛书·昌乐骨刻文》，学术界评价该书“是一部融文字学、考古学和艺术学于一体的力作，是一部昌乐骨刻文学的奠基之作，也是第一部研究中国文字产生和早期文字的开启之作。”2010年5月刘教授又编著出版《骨刻文发现与研究丛书·寿光骨刻文》。学界给予很高评价：认为刘教授的两部骨刻文专著，“已初步奠定了骨刻文学的理论框架基础。”今年9月他又编著出版《骨刻文发现与研究丛书·龙山骨刻文》。另外他分别在《中国文物报》、《中国美术研究》和韩国的学术杂志上发表数篇有关学术论文。数年来，他除了大部分时间在黄河流域和辽河流域古文化遗址调查外，他一方面抓紧时间编著出版各地的骨刻文书，把更多的实物资料公诸学界和社会；另一方面集中精力研究论证为什么说骨刻文是中国早期的文字？它的造字规律是怎样的？以及与甲骨文的关系和如何解读骨刻文等有关骨刻文学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刘凤君教授的有关研究成果主要可归纳为以下5个方面：1、对骨刻文造字规律和字体造型分类的探讨。早在2008年刘凤君教授在出版的《骨刻文发现与研究丛书·昌乐骨刻文》一书中，就明确指出：经过对骨刻文的长期观察和研究，“物象的审美再创作性、指事的组合象征性、龙凤文化与凤字多样性，应是骨刻文的三个基本造字规律。我们只有认识这些规律，才能很好解读它。”目前刘教授已详细分析和掌握了一千多块骨刻文和属于骨刻文时期的8件刻字玉石器、7件刻字陶片，粗粗约计共3000多个字符。他说：“其字体造型大体可分为写实物象型、主干分枝型和中心圆形或近似圆型三大类。”刘凤君教授对骨刻文造型的分类和造字规律的探讨对今后骨刻文的研究有着理论上的指导意义。2、对骨刻文布局和词章出现的考察分析。刘凤君教授认为：骨刻文多数一块骨头上仅刻1--5字，刻6--10字的也占一定数量，10字以上至几十个字的骨头也有一部分。其章法布局应是一种顺其自然又有初步开始形成共识的自由舒适型。大约有三种布局：一种是有的在一块骨头上只刻一个较大的字，或有的虽在一块骨头上发现数个字，但其中有的字单独刻在一个空位上，与周围其它字缺少密切联系，这是一字一局；另一种是在一定空位上，中间刻一至几个字符，周围再刻划一些字符，这是一种组合字群的布局，可称为散落组合型；再一种就是自上而下或横向成行的布局。目前笔者所见已有几十件骨刻文是这种布局，这种布局发展成今后书法艺术的主要布局形式。刘凤君教授特别强调：成行的布局,更能说明骨刻文已经是具有词章意义的文字。3、发现石祖林，佐证骨刻文，否定自然说近几十年考古工作者在田野工作时经常遇到骨刻文，当地群众深翻土时也挖出很多。不但没有引起重视，而且多被误认为是草根腐蚀或虫蛀的，还有人认为是自然形成的骨花。刘凤君教授为了说明骨刻文与虫蛀和草根腐蚀以及骨花等骨头的根本差别，近些年他在田野调查时寻找各种实物标本。经过几年的田野调查和对许多骨头的观察，进一步搞清楚了它们之间的区别：骨刻文很明显是人工刻划的，造型讲究而完美，多数都是弧线构成，刻划有深有浅，刻划底部不在一个水平线上，线条流畅均匀，凹线底部都有明显的硬划痕。并对虫蛀和草根腐蚀等自然现象作过详细说明，澄清了许多人的模糊认识。机缘有时就是天道酬勤。2008年7月22日刘凤君教授发现了昌乐县龙山文化时期的石祖林，距今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和骨刻文的年代大体接近。在距今4000年前没有金属工具的前提下，能精雕细琢这样大的石祖造型，技术之高超，令今天观赏者叹绝，相比之下在骨头上刻字就是件容易事。同年12月20日刘教授又在昌乐县鉴定和研究了首阳山岩书，进一步印证了他对骨刻文的研究结论是科学的。任何一种时代奇迹和伟大发明都不是孤独出现的，骨刻文与石祖林和岩书互为佐证，它们都是远古高度发展文明社会的产物。4、对骨刻文年代的不断深入认识。2008年刘教授根据考古类型学的器物类比法和出土骨刻文遗址的具体情况，提出了推断骨刻文年代的7个根据。后来刘教授在重点调查济南至潍坊一带古文化遗址时发现三种情况值得重视：一是调查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及商代遗址时才会发现这种骨刻文；二是一般小遗址不见，多发现在几十万平方米以上的大遗址中；三是发现骨刻文的遗址并不是全部遗址上都发现骨刻文，而是只在其中边长一百米或二百米的范围内才发现。这说明骨刻文的年代虽说主要流行在龙山文化时期，可能大汶口文化晚期已经开始产生并开始使用，并延续到岳石文化和商代；也可以看出，当时骨刻文的创作主要在生活区的某一部位，流通和使用范围也有一定的规范2010年1月7日，刘凤君教授将在寿光市城东北角圣城古文化遗址龙山文化晚期灰坑出土的“寿骨60”骨刻文送交中科院考古研究所碳十四实验室进行年代测定，检测结果经树轮校正年代为1690BC（68.2%）1625BC。根据田野考古调查和器物类型排队以及科学测试结果综合分析，刘凤君教授认为：骨刻文年代距今约3300年——4600年。5、提出：骨刻文是甲骨文的主要源头刘凤君教授早在2008年出版的《骨刻文发现与研究丛书·昌乐骨刻文》，他就指出：骨刻文是甲骨文的主要源头。最近刘凤君教授以寿骨60测试的年代距今3700年为界线，将骨刻文存在1000多年的时间初步分为前后两个发展时期:前期大约距今3700-4600年。对山东远古文化而言，这时期的骨刻文处在大汶口文化晚期和龙山文化时期。前期骨刻文的特点是：骨片上的字数少，难有超过10个字的骨片，字的造型图画性很强，有的字很复杂接近绘画。如果按照文字六书划分，应该是指事字和象形字，处于文字产生的初始阶段。后期骨刻文大约距今3300-3700年，处在岳石文化时期和商代早中期。后期骨刻文逐渐增多，一片骨上十几个字常见，多的有50--60个字，形成一篇篇文章。这时期可能出现了会意字，字体的图画性逐渐减弱，符号性增强，有的与甲骨文造型相似。刘教授还强调：后期骨刻文已经初步发展成较成熟的文字。后期的骨刻文在济南地区和淄博地区见到较多。刘凤君教授还说：“后期用于宗教祭祀的可能逐渐增多，也出现了占卜现象。这种做法和目的直接为甲骨文所继承。”2003年发掘大辛庄遗址，在商代晚期地层中还出土过甲骨文。刘教授认为：“一个遗址的商代中晚期地层同时出土骨刻文和甲骨文，而且风格特点的源流传承关系较为明显，更说明了骨刻文是甲骨文的主要源头。甲骨文可能产生在商代的中期，山东中部特别是济南地区可能是甲骨文产生的主要地区之一。”6、重视骨刻文释读法的研究刘凤君教授非常重视骨刻文的解读工作。他说：“发现一种古文字很重要，把它释读出来同样重要。因为只有释读出来，才能得知古人传达给我们的信息。”近几年他对“龙”、“凤”、“人”、“鸟”、“鹿”、“尧”、“舜”以及“豕”和“犬”等字的解读，已得到许多专家学者关注和赞同，对目前许多人解读骨刻文的工作起着指导作用。刘凤君教授总结前人的解读经验，“认为释读骨刻文的方法主要有以下五种，即考古类比直读图像解型法、历史考据法、指事组合破译法、与甲骨文金文比较顺读法和彝文比较解读法。”刘教授还进一步指出：“以上五种方法在运用的时候，很少单独运用，经常是以某一种方法为主，配合其它一种或几种共同解释一个字或一个词组，这是科学的解读法。”三、学术界对发现骨刻文的评价和发现骨刻文的意义刘凤君教授发现的骨刻文被称为是“本世纪初的重大发现”。许多媒体和国内外的许多著名专家都给予多方报道和高度评价：2008年12月12日《光明日报》发表《昌乐骨刻文破译出哪些信息》，文中说：“骨刻文比殷墟甲骨文要早1000年左右。这意味着中国古文字出现时间将大大向前推进,甚至已知的中国文字发展史也有可能发生改变。”山东大学在2010年2月25日举办了一次“骨刻文座谈会”，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中心首席专家王志民教授、山东省考古研究所原所长张学海研究员等入会专家认为：“骨刻文的发现与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是具有国际意义的发现与研究。”2011年2月22日《大众日报》“守望东夷——记东夷文化研究者丁再献”一文中说：“骨刻文是刘凤君教授继100多年前王懿荣发现甲骨文以来，对中国文字发展的又一次重大发现，是中国文字研究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是对我国历史文化研究的重大贡献。”2011年5月31日《大众网》发表丁再献《东夷骨刻文—-中国文字的主要源头》，文中说：“关于甲骨文的发现，一般认为是100多年前的王懿荣老先生，但也有一些争议，因为在王懿荣发现之前就已经有了一些关于甲骨文的记载了。笔者认为，几百年前就有农民在殷墟遗址上挖出甲骨到药铺卖钱的，也有拿到京城去卖钱的，但是他们都没有发现甲骨文的真正价值，因而他们都不是甲骨文的真正发现者。就如同人人都知道苹果熟了就要落地，而万有引力定律的发现者却只能归功于牛顿一样。骨刻文也有类似的经历，其发现者是刘凤君教授，这是继100多年前王懿荣发现甲骨文以来，中国文字发展史上的又一次重大发现，是中国文字研究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是对我国历史文化研究的重大贡献。”2011年8月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原所长刘庆柱教授见到刘凤君教授并得知山东大学110周年校庆期间已将“骨刻文的发现与研究”列为“百年山大第一”之一，他高兴的说：“你发现和正在研究的骨刻文何止山大第一，应是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第一。”刘凤君教授分别在2010年7月15日和2011年8月18日连续两次应韩国国学院邀请，前往韩国首尔国立博物馆参加东北亚国际文明研讨会，两次皆做重点发言。去年演讲“骨刻文是中国早期的一种文字”，今年演讲“骨刻文是甲骨文的主要源头”。入会专家都给予极大关注和高度评价。韩国国学院院长蒋永柱教授说：“刘凤君教授发现和正在研究的骨刻文意义重大，是东北亚的重大文化事件，是东亚地区早期文明的标志。欢迎你明年再来演讲！”《城市建设》2011年第8期发表赵焕祥《改写中国文字史-—-解码骨刻文与骨刻文发现者刘凤君教授》，文中说：骨刻文“这一文字的发现意味着中国古文字的出现时间将大大前推千年，甚至已知的中国文字发展史也将发生改变。它与古埃及象形文字有同样的重要性。”刘凤君教授发现的骨刻文其意义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1、上世纪初，安阳甲骨文的发现和研究，把人们对中国文字的认识提前到了商代，振奋了中华民族的自尊心。但大家同时疾呼：我们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为什么我们文字产生的历史比古埃及晚那么多年？骨刻文的发现，为这一历史问题找到了答案。它就是甲骨文的主要源头，用事实证明了我们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的文明古国之一。中华文明5000年不容质疑。2、骨刻文产生和流行使用的时间距今约3300年至4600年，文献记载中的黄帝、炎帝、蚩尤和他们的继承人尧、舜、禹等都大体活动在这一时期。他们分属于华夏和东夷两大文化集团，骨刻文的发现，把长期以来关于东夷华夏高度发展文明的研究和争论引向了深入，也把长期以来关于中国文明起源和产生问题的争论，从文明起源的时间和产生文明的主要内容作了实实在在的诠释。把这段远古的传说历史，实证为有文字记载的历史。3、骨刻文和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古埃及象形文字同为世界上最古老的三大文字体系。但前两种文字早在公元三世纪前就消失了。而中国文字自骨刻文起，甲骨文、金文……楷书，一脉相承，是研究人类思想文化发展的唯一的一份历史最长、发展序列最完善的文字。刘培平主编《山大第一》山东大学出版社2011年9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