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女工开公益门店 无偿为女工提供服务(图)肖红霞，湖南邵阳洞口县人，初中学历。1995年，17岁的肖红霞到广东潮州打工，一年后到深圳，是深圳一家电子厂的车间主管。2009年12月，《时代》周刊评选中国工人作为时代周刊年度人物。该杂志认为中国工人拯救了世界金融危机，并刊发了7位深圳工人的照片，其中有5位女工，肖红霞等在列。南方日报讯(记者/马芳)曾代表中国工人登上《时代》周刊杂志的深圳工人肖红霞、丘小院、黄冬艳、李春英、邓涛共同创办的时代女工服务部，昨天在深圳正式揭牌（见图，鲁力摄）。时代女工服务部理事会理事长肖红霞告诉记者，希望通过时代女工服务部为女工在性别歧视、职业安全、卫生健康、权益维护和能力建设等方面提供完全免费的公益性服务。“有人能帮帮她们会好很多”时代女工服务部位于深圳宝安区大浪街道三合新二村。丘小院和邓涛担任副理事长，理事成员黄冬艳、李春英负责外联、志愿者管理等。其中，理事会成员中全职工作的只有肖红霞一人，另外4人依然在原有公司正常上班，将利用周末时间参与服务部的工作。33岁的肖红霞为什么放弃工作成立该服务部？肖红霞告诉记者，她从1995年开始到广东打工，在多年的打工生活中，她发现已婚女工在处理家庭关系、子女教育方面都可能会面临一些个人难以解决的问题，而未婚年轻女工在卫生健康如妇科疾病等方面缺乏知识和经验往往会处理不好严重的会给身体带来危害。“现在社会风气比较开放，女孩子谈恋爱、换男朋友都很正常，遇到意外怀孕、妇科疾病等方面的问题经常不知所措，或偷偷去小诊所买药治疗，结果越治越糟糕，这时如果有人在这方面能够帮帮她们会好很多。”肖红霞说。工人志愿者为公益发起人去年5月，肖红霞因怀孕主动从工厂辞职，正是在这段时间里，她开始琢磨着成立一个关爱女工的慈善机构，让在外打工的女性都能有安全的“避风港”。肖红霞坦言，成立时代女工服务部与她的丈夫张治儒有一定关系。张治儒是深圳春风劳动争议服务部的负责人，深圳春风劳动争议服务部是专为劳务工提供非营利性服务的社会公益机构，因为肖红霞的关系，她的工友如丘小院、黄冬艳等都在服务部多次做过志愿者，因此大家对劳务工群体的常见问题有深刻的认识，在成立时代女工服务部的想法上一拍即合。经过几位工友的多次谈论交流和数月的筹备，时代女工服务部正式在3月6日揭牌成立并开始运作。
舒婷（当代著名女诗人、朦胧诗派代表之一）编辑 讨论3舒婷，原名龚佩瑜，女，汉族，1952年生，福建晋江人。 [1] 中国当代女诗人，朦胧诗派的代表人物。从小随父母定居于厦门，1969年下乡插队，1972年返城当工人，1979年开始发表诗歌作品，1980年至福建省文联工作，从事专业写作。中文名舒婷国 籍中国民 族汉族出生地福建龙海市石码镇出生日期1952年7月28日职 业作家主要成就1980年，中青年优秀诗歌作品奖
1993年，庄重文文学奖代表作品《舒婷文集》原 名龚佩瑜籍 贯泉州目录1 人物经历2 主要作品3 主要荣誉4 社会活动5 写作风格6 人物轶事7 人物评价人物经历编辑舒婷出席2008年度中国十佳诗人颁奖典礼 [2]请点击输入图片描述1950年代中期，母亲带着她和兄妹三人从漳州回到厦门，被分寄在祖母和外婆家里。舒婷从小随母亲在外婆家长大。四岁起，外祖父就拿唐诗当儿歌教她念，外婆则娓娓讲述“三国”、“水浒”、“聊斋”哄她上床睡觉。小学三年级，有了一点阅读能力，便开始取五花八门的书籍来看，一直到初中，也因此眼睛越来越坏。1964年就读于厦门一中，1969年，舒婷在“上山下乡”洪流中插队到闽西山区。1972年，舒婷以自己姨妈的继女身份，被照顾回城。1979年4月，《诗刊》从《今天》上选发了舒婷的《致橡树》，两个月后，又发表了她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和《这也是一切》。198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3] 2013年04月28日，再次高票当选厦门文联主席。2019年10月20日上午，厦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召开第十次代表大会。舒婷连任市文联主席 [4] 。舒婷连任市文联主席。请点击输入图片描述2016年12月，当选中国作家协会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5] 第十二、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6-7] 主要作品编辑诗集 《双桅船》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2年 《舒婷顾城抒情诗选》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2年 《会唱歌的鸢尾花》 四川文艺出版社 1986年 《始祖鸟》 海峡文艺出版社 1991年 散文集 《心烟》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8年 《秋天的情绪》 中国华侨出版社 1993年 《硬骨凌霄》 珠海出版社 1994年 《露珠里的“诗想”》 浙江文艺出版社 1998年 《预约私奔》 台湾九歌出版社 1998年 《柏林，一根不发光的羽毛》 花城出版社 1999年 《Hi 十七岁》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年 《今夜你有好心情》 花城出版社 2002年 选集 《舒婷诗文自选集》 漓江出版社 1993年 《舒婷的诗》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4年 《舒婷文集》（三卷） 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7年 《当代中国文库精读－舒婷集》 香港明报出版公司 2000年 《致橡树》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3年 主要荣誉编辑诗歌《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获1980年全国中青年优秀诗歌作品奖； [8] 请点击输入图片描述《双桅船》获全国首届新诗优秀诗集奖、1993年庄重文文学奖； [8] 《真水无香》获第六届华语文学传媒盛典“年度散文家授奖”； [9] 《在那颗星子下——中学时代的一件事》 入选沪教版六年级下的语文教材； [9] 2008年，获得《诗选刊》杂志社主办的“中国2008年度十佳诗人”荣誉。 [10] 2012两岸诗会桂冠人物奖得主。 [3] 2018年12月19日，获得“玉润四会”女性诗歌奖杰出贡献奖。 [11] 社会活动编辑2014年5月29日至30日，包括舒婷等作家应邀到泗阳采风创作。请点击输入图片描述在泗阳期间，十作家与当地文学爱好者互动交流，参与“泗阳县文学院”揭牌仪式，并为该县《林中凤凰》杂志获奖作者颁发证书。泗阳重视培植文学新人，全县文学创作队伍逾200人，当地作家张荣超作品《家殇》入围第六届鲁迅文学奖。 [12] 写作风格编辑舒婷擅长于自我情感律动的内省、在把捉复杂细致的情感体验方面特别表现出女性独有的敏感。她的诗歌充盈着浪漫主义和理想的色彩，对祖国、对人生、对爱情、对土地的爱，既温馨平和又潜动着激情。她的诗擅长运用比喻、象征、联想等艺术手法表达内心感受，在朦胧的氛围中流露出理性的思考，朦胧而不晦涩，是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风格相结合的产物。舒婷又能在一些常常被人们漠视的常规现象中发现尖锐深刻的诗化哲理（《神女峰》、《惠安女子》），并把这种发现写得既富有思辩力量，又楚楚动人。 [13] 人物轶事编辑笔名的由来：舒舒婷请点击输入图片描述婷出生时，祖父循族谱“佩”字辈，为其起名叫“龚佩瑜”。舒婷在上幼儿园时，妈妈嫌这个名字不谐音，于是改名为龚舒婷。她哥哥是“书”字辈。《诗刊》刊用她的第一首诗《致橡树》时沿用“舒婷”，如此舒婷便成了她的笔名。 [13] 她与顾城：她曾经写过一篇散文来怀念顾城和谢烨，记录不少小事。其中有一件事——他们一起在北京吃饭，舒婷请他们吃饭，还请了一帮北京的诗人，但只有顾城抢着付钱，尽管他那时连木耳都养不起。他还帮着过去端盘子，而那帮北京诗人只在一般坐着隐隐地看着。她与谢烨：当时顾城他们过得不好，她拿了些不穿的时髦衣服送过去，谢烨很喜欢，穿着也总念着。人物评价编辑舒婷的诗，有明丽隽美的意象，缜密流畅的思维逻辑，从这方面说，她的诗并不“朦胧”。只是多数诗的手法采用隐喻、局部或整体象征，很少用直抒告白的方式，表达的意象有一定的多义性。——况军 [9] [14] 舒婷的散文叙述轻灵而富有诗意，语言风格机敏、俏皮。——蔡强，张盛爱舒婷最初一批散文作品是知青时代人生经历的回顾和反思。如《洁白的祝福》、《梦入何乡》、《在澄澈明净的天空下》等。不同的是，写那些诗时，舒婷面对紧迫、焦灼的现实压力，而经过时间沉淀，能够比较从容地从往事追怀中提摄更超越具体人事的情思和哲蕴。——蔡强，张盛爱 [15]
女工们，世界有大家而精彩。
微笑，照亮了世界；衣着，显示出中国工人的本色；目光，透射出中国工人的坚毅，勤劳的双手，是中国经济复苏的引擎；用自已的青春，描绘出经济建设绚丽的色彩。汗水，冲洗着岁月；用智慧，谱写着劳动者之歌；用勤劳和善良，描绘着当代工人的形象。
作为今年年度人物榜的首席，伯南克登上了封面，而次席就是“中国工人”这一群体人物。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毫无疑问，要战胜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美两国央行行长都是关键性人物，他们的实际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上《时代》的榜单，也算是名至实归。但是，一个国家再好的经济金融政策，也必须有最基层或者说一线的工人来落实。国家4万亿投资抵御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大手笔计划”震动了全球，也带动了全球。但这4万亿最终要由一线的工人们用艰苦的劳动、聪明的才智甚至生命的代价才“花”得出去。时代周刊说大家立下了“首功”可谓恰如其分。大家作为全球唯一的人物群体上时代周刊的年度人物榜，同样是名至实归。
左起：肖红霞、黄冬艳、彭春霞、邱小院。黄冬艳拿的就是 《时代》登的她们的合影复印件。“中国工人”作为群体获评《时代》2009年度人物亚军。
中国工人作为群体获评《时代》周刊2009年度人物亚军。《时代》评价称，中国经济顺利实现“保八”，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继续持最快的发展速度，并带领世界走向经济复苏，这些功劳首先要归功于中国千千万万勤劳的普通工人。
在聂耳的歌曲创作取得成功之后，音乐小组的同志觉得最好直接到工人群众中去工作。他们认为，如果不了解工人的生活状况、工人的思想情绪和对音乐的要求，要创作表现工人精神面貌的、并且为他们喜爱的作品就会缺乏根据。1934年秋天，赵铭彝介绍吕骥去女青年会办的女工夜校教唱歌——他们要到工人群众中去的愿望得到实现。他们后来才知道，这个夜校是在中共党组织帮助和支持下办的几个工人夜校中的一个。到1935年初，吕骥同时担任了在三个女工夜校教唱歌的工作。1935年7月17日，聂耳在日本藤泽市鹄沼海滨不幸溺水逝世，年仅23岁。8月间，上海文化界在金城大戏院为聂耳逝世举行追悼会，吕骥指挥女工夜校的歌咏队演唱了聂耳的《新女性》。这是中国工人第一次登上舞台演唱表现自己的生活和思想感情的歌曲。由于有了在工人群众中开展音乐活动的基础，这次演唱取得了成功。吕骥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况说：“在我们教她们唱《新女性》这首歌时，我得到许多新的感受。比方，开始向她们讲，这首歌曲不仅反映了她们受剥削受压迫的生活，而且指出她们奋斗的方向。要求她们齐声轻读一遍歌词的时候，她们欢畅而肃穆的精神，使我看到她们被真理掌握了的时候，她们身上顿时产生了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使她们异口同声地发出的每一个字音具有千钧的力量。当时，使我觉得完全不是几十个人低声轻读，而是亿万人气势磅礴的呐喊，是阶级的怒吼，使我受到极大的震动，这是事前我完全没有预料到的。”他并且提出：“这些以现实主义为指导而创作的反映劳动人民生活的歌曲，真正和劳动人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产业工人结合了，引起了他们强烈的反应，成为他们的心声。这个新的实践进一步证明了聂耳的歌曲开辟了音乐和工人群众相结合的广阔道路……”1935年2月，吕骥经谢韵心（章泯）、张庚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聂耳离开后剧联音乐小组的工作就由吕骥负责，为革命音乐事业的发展继续前进而努力。在此之前，吕骥在1934年就创作了《活路歌》（适夷词）和《示威歌》（张庚词）。这两首以昂扬奋发的音调，表现人民群众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争取民族生存的战斗精神的歌曲，是他为抗日救亡运动创作的最早的作品。这两首作品，已经体现了他要摆脱西欧浪漫主义艺术歌曲的影响，要使音乐和革命事业结合起来的思想。聂耳出国之后，1935年春天，他承担了为进步影片《自由神》创作歌曲的任务，为该片创作了主题歌《自由神之歌》（孙师毅词）和插曲《摇篮曲》（孙师毅词）。《自由神之歌》其后改以《自由神》为曲名。《自由神》是吕骥的第一首成功作品，它初步显示出吕骥在歌曲创作方面的才华和熟练自如运用创作技巧的能力。这部影片于1935年8月拍摄完成。《自由神》一曲，在影片放映后立即受到群众的欢迎并随之向全国传播。开展群众救亡歌咏运动歌唱事业在聂耳、任光、吕骥相继在歌曲创作上取得成功之后，即有了代表新民主主义音乐文化的作品之后，开展有组织的群众歌咏活动，扩大这些作品的社会影响，以实现鼓舞群众、教育群众的作用，就成为当时革命音乐运动发展中的一个重要任务。1935年2月，上海爱国宗教界人士刘良模先生在基督教青年会（他任该会全国协会的学生干事）成立了“民众歌咏会”，以职业青年为主要对象，开展经常性的歌咏活动。他起初教唱一些浅显易唱而有情趣的外国歌曲，后来在参加歌咏会的群众的建议下，选了聂耳、任光、吕骥等创作的进步影片中的歌曲作为教唱材料，受到群众的欢迎，参加歌咏会的人迅速增加，产生很大的影响。吕骥对民众歌咏会给予积极的支持。他曾到民众歌咏会向该会全体成员发表演讲，联系抗日救亡的形势，评述了聂耳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等作品的时代意义，提出中国的新音乐应该向着为大众、为民族解放的方向发展。他的讲演，在会员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吕骥还为该会办的骨干训练班讲课，帮助他们提高音乐水平和教唱的能力。吕骥从民众歌咏会的活动看到开展救亡歌咏运动的重要意义，并由此想到应该有一个歌咏团体，有计划地介绍新创作歌曲和苏联的进步歌曲，以向社会推广。5月间，沙梅自苏州到上海，吕骥和他商议办歌咏团体的事，他非常赞成。于是两人立即进行筹备，分别联系各自熟识的爱好歌唱的朋友，有戏剧界、电影界、音乐界的人士20多人参加，在剧联领导下成立了业余合唱团。由沙梅联系借了一所中学的教室开始第一次练习。通过他们的演唱，传播了《自由神》、《救亡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等一系列新创作的抗日救亡歌曲，以及《祖国进行曲》、《青年战歌》等苏联歌曲。业余合唱团的作用不仅是传播新歌，同时还成为推动上海的群众救亡歌咏运动的核心力量。因为业余合唱团成员中的许多人，又是别的群众歌咏团体的负责人或歌咏指挥，有的同时还担任着几个群众歌咏队的指挥。业余合唱团通过他们联系着一大批歌咏团体和众多的歌咏爱好者，使业余合唱团的救亡歌咏活动产生广泛的影响。后来随着党所领导的抗日救亡群众运动的发展，救亡歌声从上海扩展到全国，汇合成中华民族抗敌救国的怒吼。创作大批抗战歌曲1935年秋天，戏剧家崔嵬要排演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该剧反映东北三省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后，东北人民被迫到处流亡的痛苦生活。剧中有一卖唱谋生的小女孩，剧情要求她唱一首歌，崔嵬请吕骥写。因为是卖唱艺人的演唱，应该类似民间小调。吕骥考虑既不能完全按旧小调的格调写，又不能写成群众歌曲，而应是接近小调音乐风格又有新的内容和新的风格的歌曲。于是他创作了《新编“九·一八”小调》（崔嵬、钢鸣词）。它既有群众听来熟悉亲切的传统音乐的音调，又抒发了抗日救国的感情，并适于一般演员歌唱。因此，在该剧演出后，很快就传播开了。1936年，为适应新的形势，在剧联解散后继续开展音乐工作，吕骥又发起成立了“歌曲研究会”。入会的成员是从业余合唱团选择吸收的，有周钢鸣、孙慎、孟波、麦新、联抗、华嘉、张恒等十多人。研究会初期的活动主要是学习作曲的理论和技术知识，除周钢鸣讲过歌词写作经验外，还请冼星海、贺绿汀来讲授过作曲、和声学方面的课。到这一年下半年，歌曲研究会的活动偏重于讨论歌曲创作，在吕骥的建议下，研究当前有什么新的题材，大家热情讨论并酝酿作词作曲。歌曲研究会的活动一直坚持到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时，因各成员分别参加各种抗战组织而离沪才停止。在这期间，他们创作了《牺牲已到最后关头》（麦新词，孟波曲）、《大家看》（凡容词，孙慎曲）、《只怕不抵抗》（麦新词，冼星海曲）、《大刀进行曲》（麦新词曲）等一批反映抗日救亡斗争的歌曲，给予人民群众以有力的鼓舞。通过这样的创作活动，同时又培养了一批为民族民主革命事业而献身的年轻的音乐人才。吕骥的《保卫马德里》一曲，也是在歌曲研究会活动的过程中写成的。《保卫马德里》写好后，正好那时西班牙共产党领袖伊巴露丽的女儿来华，吕骥把它献给伊巴露丽的女儿，用以表达中国人民对西班牙人民正义斗争的声援。这首具有国际主义精神的作品，在《现世界》杂志上发表后，立刻在各地群众中热烈传唱。后来被上海世界语学会将它译为世界语、西班牙语及英、法、德、日、意、俄等外国语歌词，传播到世界各国。注重音乐理论探索在组织领导抗日救亡群众歌咏运动，开展抗日救亡歌曲创作的同时，吕骥也看到理论对实践指导的重大意义。早在1934年11月，他就以穆华的笔名，在《中华日报》上发表了《反对毒害音乐》一文，针对汀石（张昊）的一篇文章，提出了对过去的西洋音乐的认识和建设中国新音乐的意见，并指出汀石文中主张人的精神生活与现实政治应保持和谐的观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错误的。从此他就开始投入新音乐运动的理论建设工作。1936年4月，吕骥在《生活知识》第1卷第12期上发表了《论国防音乐》一文，全面论述了国防音乐问题及与此有关的音乐艺术的理论问题。1936年8月10日出版的《光明》第1卷第5号上，吕骥发表了《中国新音乐的展望》一文。文章提出新音乐是作为争取大众解放的武器，表现、反映大众生活、思想、感情的一种手段，应负担起唤醒、教育、组织大众的使命。1936年12月出版的《光明》杂志又发表了吕骥《伟大而贫弱的歌声》一文，文章以新音乐运动为主，对1936年的音乐运动作出了一次总结。文中论述了新音乐运动在国内反动派和日本帝国主义势力直接或间接的压制和破坏之下，进行顽强地斗争而取得蓬勃发展的成就，同时指出新音乐运动本身存在的缺点和不足之处。文中进一步探讨了现实主义创作问题，认为“现实主义的新音乐应当指出现实社会生活的真实状态，并且肯定地指出可乐观的前途，欣然地一齐走上前去。”在提倡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同时，文章提出了反对“超现实主义”（即“现代主义”）的创作方法的意见。文章还谈到向过去时代的音乐文化的学习问题。“新音乐也还得从我们自己民族的或西洋音乐去学习”，“我们应当学习过去一切伟大的作品所有的优点，这是为了要创作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新作品。”此外，吕骥还在许多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在吕骥迈进音乐理论领域的最初阶段，他的理论视线就触及音乐艺术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如音乐与社会生活的关系、音乐与时代的关系、音乐的社会功能、世界观和音乐观对创作的影响、音乐艺术创作方法、内容与表现形式的关系、不断向民族传统学习和向外国学习等问题，并鲜明地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