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孙中山三民主义系统性
20世纪初,孙中山总结了历史教训,吸取了前人成果,顺应了主张反侵略和改革的各派势力互相接近的趋势,进行了思想创新。他认识到,要想使中国摆脱殖民阴影,克服积贫积弱,必须改变一盘散沙的局面,使各阶级各阶层中不甘沦亡人们的力量不致因内耗而使民族的总体力量下降。要解决中国社会的再组织问题,必须有一面共同的旗帜,这就是三民主义。 民族主义:辛亥革命前,孙中山民族主义的基本内容,是用革命手段推翻以满洲贵族为首的清政府,力求避免被帝国主义“共管”或“瓜分”的命运,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首先,他吸收西方近代民族观,探讨了民族的起源、定义和本质。指出,民族的形成来自五种自然力,即血统、生活、语言、宗教和风俗习惯,把民族的产生与经济、文化和风俗习惯等因素联系在一起。其次,他以西方近代政治观来论证自己的民族主义思想。认为“民族主义就是为国家自由”,就是林肯所说的“民有”。再次,他参照西方近代民族理论,提出了建立近代民族国家的设想。指出中国应效法美国,把中国各民族融合成一个中华民族。 民权主义:辛亥革命前,孙中山民权主义的基本内容,是以国民革命为手段,推翻封建帝制,建立平等、民治、民主立宪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实行政治的民主化。他以自由、平等、博爱来解释三民主义,认为国民革命就是“一国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自由、平等、博爱既是三民主义思想的精神支柱,也是民权思想的具体体现。只有全体国民都具备民权思想,认识到自己的职责,才能建立起真正的民国。怎样才能使民权发达?他认为应培养人们的集会观念和能力。数千年来,封建统治者严禁人们集会,剥夺了人民的政治权利,致使中国人不具备集会的原则、条理、习惯和经验,成为“一盘散沙之民众”。这种国民素质无法适应时代的要求,必须改变。他在建设民权主义理论和设计国家政治制度时,还吸收了孟德斯鸠提出的互相制衡、防止专制的分权理论。在《民权初步》一书中,他提供了详细的民权程序,大到集会的组织和原则,小到每一个细节,告诉人们如何开会、发言、表决,如何当会议主席,如何作提议等等,甚至罗列出种种格式和样本。 民生主义:辛亥革命前,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内容可以概括为两点,平均地权和发展近代经济。土地问题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最重要的问题,一切社会重大问题的解决无不与之相关。农民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主力军,不发动农民参加斗争就不会有强大的民族民主运动,而欲发动农民,就必须推翻封建土地制度,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前以“平均地权”作为动员农民参加革命的口号,确实看到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对于争取革命成功的重要性。他还提出“核定地价,涨价归公”,着眼于工商业发展后的城市土地问题。关于发展近代经济,孙中山在1894年提出,只要“人尽其才,地尽其力,物尽其用,货畅其流”,中国就可以变为“驾欧洲而上之”的富强国家。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中提出了大规模引进外国资本和技术,全面开展经济建设,实现工业和农业现代化的方案。 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中,民族、民权、民生三者不再分离,而是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发挥作用:民族主义是在近代经济薄弱,中国各地的经济联系尚未充分发展的情况下,人们基于共同历史和共同文化,因抵抗西方侵略而产生的感情联系纽带,是民权民生得以实现的文化背景;民生主义是解决贫富悬殊,使人民共同富裕的理想,是民族民权得以实现的经济依据;民权主义符合近代历史潮流,为民族民生的实现创造必要的民主气氛和群众基础。三者互为前提,互为因果,具有内在的不可分割的组织性。 对于民族、民权、民生三者的内在联系,孙中山指出,他所进行的革命,是要把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一起解决。他说:“我们推翻满洲政府,从驱逐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把来分作两次去作。”又说:“夫欧美社会之祸,伏之数十年,及今而后发现之,又不能使之遽去。我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还视欧美,彼且瞠于后也。”他在考察了外国的现代化,分析了其经验教训后,认识到即使建立起现代经济体系和民主政治,如果不解决贫富悬殊问题,也不是真正的现代化。为了避免欧美的弊病,孙中山决心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即“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此三民主义之主张所由完成也”。 从策略上看,这种“毕其功于一役”的办法不符合革命阶段论的原则,但从战略上看,它却正确指出了在中国这样的经济落后国家实现现代化的社会组织方式。在研究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时,不但应分别考察其各个部分,更要从整体的角度加以把握,才能认清三民主义对集合革命力量,推翻帝制,建立民国所起的巨大作用。 孙中山继承了太平天国反对民族压迫思想的合理内核,在相当程度上抛弃了其狭隘的种族复仇成分,并与反帝思想相结合,形成了近代民族主义。他的民族思想不仅为主张反清的各个派别所拥护,而且为主张反帝的各派势力所支持,甚至吸引了主张反帝爱国的保守势力,具有更加广泛的代表性。他批判了帝制思想,吸取了近代民主思想的精华,得到新一代知识分子的支持。他提出了反封建的土地纲领,使农民和资产阶级都得到不同程度的满足,又因其赎买政策而不致过分触犯地主阶级的利益;他发展近代经济的设想,不但符合民族资产阶级的理想,也不违背地主阶级中主张富国强兵那一部分人的愿望。总之,孙中山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既考虑革命的首要目标,也兼顾各派的主要利益,把由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利益所反映出来的那些有着或松或紧联系甚至彼此冲突的思想,用系统论加以整合,在民族、民权、民生的相互作用中加以协调,科学地阐明了争取民族民主革命胜利的战略原则。在三民主义思想中,民族、民权、民生思想不再是彼此孤立,而是相互联系,这就各个阶级各个阶层提供了有效的沟通渠道,使各派势力能够在共同的目标下协调行动,大大增强了中华民族整体的斗争力量。 建立在系统论基础上的三民主义思想对于中国反帝反封建运动有着极大意义,以此为指导,中国革命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第一,三民主义对各派思想的积极因素兼容并蓄,使之成为各种改革派别都能接受的理论体系,统一了革命目标。第二,它促进了各革命派别的团结,使各阶级各阶层先进分子的斗争不再分散进行,而开始汇聚在三民主义的旗帜之下,在三民主义提出后仅仅两年,就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统一的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使中国的反封建斗争摆脱了各自为战的状况,有了有组织力量的领导。第三,它促进了反帝反封建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据统计,加入同盟会及其外围组织的不仅有资产阶级革命派,还有资产阶级维新派、农民、地主、会党成员、工商业者、知识分子,甚至包括部分清朝官吏和相当一大批清军士兵,其参加者的阶级和阶层之广泛,是以前历次改革和革命运动所没有的。第四,它加速了封建阵营的分化瓦解。太平天国时期,各地的地主阶级分子纷纷组织团练,疯狂镇压农民起义,他们的活动对于延续清王朝的寿命起到了重要作用,而在辛亥革命中,汉族地主的态度却大为不同,很多人观望中立,积极维护满清统治的人相对减少,甚至相当一部分人倒向反清营垒。第五,它加速了清王朝和封建专制的崩溃。在三民主义提出以后仅仅八年,以同盟会为领导的革命力量就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绵延两千年之久的封建专制统治,显示了推动历史前进的巨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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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论文3000字篇一
《论“五四”精神及其现实意义》
摘 要:五四运动所凝炼出的“五四”精神包括“爱国、科学、民主、进步”。“五四”精神在当今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五四”精神;爱国主义精神;科学民主精神;进步创新精神
1919年,中国历史上爆发了划时代的五四爱国运动。这场运动的领导者是当时的青年知识分子,但是运动的主体却是广大的无产阶级人民群众。这场运动的性质是彻底的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主义,它也被看成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开端。同时在理论层次上,作为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也为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这场伟大的爱国主义运动高扬了中华民族精神和革命精神,引领着中国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人为着中华民族的独立自强和伟大复兴不断地奋斗。时至今日,五四精神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具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一、五四运动的精神内涵
五四运动的内在精神蕴含着爱国主义精神、科学民主精神和进步创新精神。这种精神特质对于中国思想和中国文化的转变和发展意义重大,而对于中国在历史发展的现代化进程中也影响深远。因此,我们要深刻理解五四运动的精神实质,深入挖掘五四运动的价值。
第一,中华民族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凸显了五四运动的爱国主义精神。它是五四运动中最核心的精神,也是中华民族的灵魂和主旋律。从中国历史的纵向发展历程来看,中华人民从来都是在抵抗外辱的过程中,用自身的爱国壮举来抒写着一幕幕爱国主义行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和会上,由于当时执政的北洋政府软弱无能,致使国家利益受损;但是,中国广大社会民众是不会对自己的核心利益置之不顾的,他们在大学生的引领下进行了持久的爱国游行示威活动,并提出了“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拒绝在合约上签字”等一系列维护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口号,并在这场运动中烧毁了丧权辱国者曹汝霖的官邸。大学生的爱国运动行为遭到了反动政府的镇压并逮捕了一部分参与运动的大学生,而这也成为了五四运动不断扩大的导火索,全国各地都积极以罢工、罢课、罢市和示威游行的方式来声援五四运动。这样,五四运动就由单纯的学生爱国运动转变为以无产阶级工人为主导,包括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全国性的爱国主义运动。由此可以看出,五四运动体现出了中华人民群众对于帝国主义侵略的痛恨和对政府软弱无能的气愤。
《中国近代史纲要》
——论中国共产党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关键词:鸦片战争 十月革命 马克思主义思想 中国共产党
《中国近代史纲要》主要讲授中国近代以来抵御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推翻反动统治、实现人民解放的历史。其主要目的是帮助学生了解国史、国情,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怎样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如何把“80后”大学生的思想带回到近代,让他们从历史中有所感悟,接受先进思想,激发爱国之情,成了任课教师肩上的重任。
通过对《中国近代史纲要》的学习,我更加深刻了认识了中国近代的这段血写的屈辱和抗争史。这是一段有关民主生死存亡的整容抗争岁月,无数的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为了中华民族的自强和复兴做出了艰辛的努力和巨大的牺牲,我们应该牢记历史,牢记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通过对中国近代史的学习,我也明白了今天幸福生活得来之不易,所以我们要倍加珍惜,珍惜历史的人民的选择。以下我将就中国共产党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谈谈我的认识。
首先,历史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是历史和人民的必然选择,中国要独立和自强就必须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人民的选择和历史的必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选择的符合国情的唯一正确道路,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唯一正确道路。
鸦片战争,打破了长期封闭的中国社会,使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自然经济开始解体。在中华民族危难之际,一代民族精英觉醒: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龚自珍“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则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林则徐、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洪秀全领导的反清农民起义;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图强”;孙中山的国民革命。正是他们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挺身而出,为反对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同仇敌忾,英勇奋斗,前赴后继,拼搏不息,谱写了中国近代史上可歌可泣的悲壮篇章。
这让我们看到了民族的内部团结和力量凝聚是抵抗外辱和实现复兴的基本前提。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的。
共产党最初登上历史舞台时就是无产阶级(即工人阶级)利益的代表。鸦片战争,打破了长期封闭的中国社会,但是,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和国内封建势力的压迫,中国没有走上独立发展的资本主义道路,而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就决定了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因而,要完成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反动统治的任务,就不能不经过一个长期的艰苦奋斗过程。
从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中国人民进行了近80年的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其中包括太平天国革命、洋务运动、义和团运动、戊戌维新等,这些斗争不同程度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但最终都失败了。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但辛亥革命没有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进行到底,最终以同旧势力妥协而告终。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给人们以重要的启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都不能领导革命取得最终胜利,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反动统治,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必须有新的阶级领导和新的思想指导。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迅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来考察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状。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的传播和工人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以及两者走向结合的初步实践,表明建立共产党的阶级基础和思想基础已经具备,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他与以往任何政党不同,一开始便旗帜鲜明地表示自己是中国工人阶级利益的代表,也是中国广大人民和整个中华民族利益的代表。他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在长期斗争的实践中找到了使革命走向胜利的道路,并且把被外国列强视为“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团结在一起,最终取得革命的胜利。
选择共产党的必然性: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给因辛亥革命失败而迷茫的人民群众带来了光明和希望,为他们的斗争开拓了通向胜利的新航道。从此,领导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振兴中华的伟大使命,历史地落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身上。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就为之一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此以后,“中国改换了方向”。
选择共产党的正确性:中国共产党一开始便旗帜鲜明地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来观察和分析中国的问题,并且深入到工人中做群众工作,它作为最先进的阶级——工人阶级的政党,不仅代表着中国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着中国广大人民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是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根本对立的;它掌握着马克思主义这个锐利的思想武器,正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为中国人民对于中国社会问题的解决指出了一条基本线索,指明了走向胜利的道路。中国共产党破天荒地第一次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人民指示了明确的斗争目标。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它的全部活动都是为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谋利益的,是为他们的解放事业服务的,它就敢于相信、发动和依靠群众。中国共产党采取群众路线的革命方法,这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政党和政治派别没有也不可能采取的。这个情况表明,它能够胜利地担当起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
毛泽东说:“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由此可见,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国人民选择了共产党的领导,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社会主义是中国历史道路是中国的必然出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选择什么样的社会制度,都是与其历史发展走向密切相关的,都有其历史决定性。
总之,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巩固和发展,体现了中国近现代社会运动的客观规律,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变革。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一百多年来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得出的必然结论。此外,社会主义制度有着无比的优越性。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是针对资本主义的弊病而产生的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现实社会主义发展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无比的优越性。第一,社会主义的产生,彻底改变了人民群众受压迫受剥削的社会地位,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从根本上保证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一切爱国人士管理国家、社会事务的权力和他们的民主权利。第二,社会主义不是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上,而主要是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发展生产力,从根本上解决了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从而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第三,社会主义提倡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方式,不断扩大社会福利,实现社会平等,避免两极分化。第四,资本主义的发展,建立在对内剥削、对外掠夺的基础上,并用低价商品摧毁弱小国家的民族企业,用坚船利炮把它们变为自己的附属,尤其是对第三世界国家实行不等价交换。而我们的社会主义,主要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通过充分利用本土资源,不断完善和发展自己。
如今拥有中国共产党已经拥有7000多万名党员的共产党员,中国共产党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在总结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我们党提出了适应新的时代要求的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把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落实到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上来,把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重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努力解决城乡困难群众的基本问题上来。
总的来说,党的性质、宗旨,坚定了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须坚持以党为领导核心。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但也不是一劳永逸的。长期执政是所有政党追求的目标,共产党也不例外.面对新世纪新阶段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中国共产党已经在适应执政环境,加强执政能力方面,做出了相当的努力,而且取得了一定的经验。
面对新世纪、新阶段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中国共产党站在时代和战略高度,把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总体目标之一鲜明地提出来,自觉加强执政能力建设,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是与时俱进的先进的政党。
由此可见,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一个不可争辩的事实,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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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英国人的大炮打开了闭关自守的中国市场,中国的大刀长矛在外国火器面前不堪一击。中国人民饱受本国封建势力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直以来,为了实现中国的独立富强,各个阶级都尽可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完成这一任务,例如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清政府洋务派主办的洋务运动;维新派领导的“百日维新”;孙中山,黄兴等领导的辛亥革命;陈独秀发动的“新文化运动”。每个阶级都存在本身的局限性。历史的进程终究证明,使中国独立富强这个任务最终还是要由中国共产党来完成。但是我们不能忽视了在中国共产党之前的各个阶级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的努力,因为不管如何他们的阶级属性如何,本质上都是为了实现中国独立富强。这一点上,只有方法的区别,没有本质的区别。
鸦片战争后,地主加紧了对农民的盘剥,土地兼并更为严重。清政府的捐税,年年增加,使农民不堪重负。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率众起义,建国号“太平天国”。这场由农民阶级领导的意义迅速蔓延,使得在1853年就在南京建立起与清政府针锋相对的政权。为什么这场起义不发生在内陆,而发生在东南沿海呢?1842年的《南京条约》开放了五个通商口岸,集中在东南沿海。英国想在这些地方倾销他们的商品来获取白银,可是他们大大低估了中国传统小农经济的势力,以及高估了农民的购买力。在开放这些口岸后并没有取得他们所要取得的结果,反过来,这些洋纱洋布却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在东南沿海的确的一些小农经济趋向解体,使得“耕”“织”分离,许多破产的手工业者沦为自由劳动力。而城市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难以吸纳这些劳动力。许多人便成为了社会的不稳定因子。而这正是可以利用之处。而在内陆小农经济仍然根深蒂固,难以撼动,虽然或多或少发生过许多起义,但取得什么成就。洪秀全正是利用了这一有利形势,加上颁布了一部历代农民都奢求的革命纲领《天朝天亩制度》,农民于是纷纷投靠。但是这场由农民阶级领导的革命最终还是归于失败,其客观原因自然是由于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但是我们不能忽视其失败也有其必然性。最重要的一点是:这场起义是反封建阶级不是反对封建制度。就算是成功推翻清王朝,也只是建立另一个封建王朝而已。另外,太平天国运动具有宗教色彩,神权与王权相结合,建立起一套甚为完备的封建官制,麻痹着人民的思维。当一个人处在较为和平的环境中往往会滋生不思进取的消极思想,洪秀全便是如此,定都天京后,纵情声色,与昏君无异。种种自身的原因,使得太平天国渐渐失去民心。历史告诉我们,一旦失去民心,任何政权都难以存在,终于在1864年天京陷落,历时13年的太平天国运动宣告失败,其失败,我并不报以任何惋惜。后期提出的《资政新篇》,只是一堆空头文章,可能里面有着种种类似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但是并不能挽救太平天国的衰亡,终究只有象征意义。
在太平天国发展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封建统治者内部的一些大臣面对内忧外患已经着手研究如何让风雨飘摇的清王朝重新焕发生机。这时候分化为两派,以大学士倭仁为首的顽固派,高唱“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主张“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抵御外侮;而以恭亲王奕忻为代表的“开明派”则主张学习在维护基本的封建纲常明教前提下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则是其行动准则。其实两者并无本质区别,分歧只是是否要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实际执政的慈禧太后在权衡利弊之后,倾向于奕忻等的见解。于是,在19世纪60年代开始,以奕忻,李鸿章,张之洞等人为代表,前期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口号创办了一批军事工业,后期为解决军事企业中财政上的困难,又以“师夷长技以自强”为口号发展了一批民用企业。这个过程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史称“洋务运动”。主流观点认为甲午中日战争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失败,书上则认为:洋务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他们只在器物上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忽视了变革封建制度。这样的看法似乎有苛求古人之嫌,但本人难以驳斥。本人认为,不应轻易判断一场运动的失败与否。洋务运动固然没有使中国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然而,这场运动是为了挽救清政府的统治,也就是说,我们应该以这点来判定它是否成功。就这点来说,恐怕没有人会反对这场运动的确使得清王朝能苟延残喘一段时间。我们不应该要求他们来做出例如孙中山能做出的事。所以本人觉得,不能说洋务运动是成功的。但是至少也不是失败的。
洋务运动虽然能使清政府继续执政一段时间,但是中国尖锐的社会矛盾并未解决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一个又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的签订更加证明了清政府的无能。人民的生活无法改善,甚至家破人亡。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使得中国社会矛盾达到前所未有的尖锐化,一些先进份子认为中华民族危在旦夕。这个时候,中国资本主义有了一定发展,康有为,梁启超等先进资产阶级份子主张学习西方政治制度,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制,走资本主义道路。这种观点比洋务运动只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又提升了一个层次,涉及到了制度层面。但可惜的事,当时资本主义发展并未充分,资产阶级力量极度弱小,关键时刻还需靠袁世凯的武装行事,并依靠一个并无实权的傀儡皇帝,其失败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我们在这里需要学习的是他们这种为了中国独立富强而付出的努力精神。
在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失败后,中国大地继续沉沦,《辛丑条约》的签订更是让清政府正式沦为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统治工具,其反动行为日益彰现。公然帮助外国镇压爱国运动“义和团”,已经将其反动特制表露无疑,人民仍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丝毫没有改变,有过之而无不及。虽然清政府在19世纪末实行“预备立宪”。但“皇族内阁”的出现证明这只是一场骗局。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资本主义有了进一步发展。然而,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本国封建势力的压迫;外国商品,资本的输出都使得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举步维艰。若要使资本主义发展成参天大树就必须建立一个拥有实权的资本主义国家。此时,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出登上了历史舞台,虽然在前几次武装起义中都失败了,但是他们没有灰心,终于在1911年的武昌起义成功推翻了清王朝,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可惜的是,孙中山纵然有着美好的蓝图却难以实施,种种的法令似乎难以有人愿意执行。这次革命并没有改变当时的社会状况,人民生活依旧苦难,自然难以去追求什么政治权利。本身的软弱性使其不得不依赖外国势力,这就是其不能成功的根源之所在。须知道,中国这种畸形的社会正是由于外国势力造成,而孙中山却承认外国在华的利益,主要的压迫势力仍然存在,社会难以有根本性的转变。至于民主共和思想,至少在当时中国人头脑里是不可理喻的一种思想,自然谈不上深入人心。
辛亥革命的果实最终落入了袁世凯手中。他做了总统后野心极度膨胀,于是准备登基复辟。最终只是一场丑剧,自己也悲剧收场。随后虽然有张勋两度复辟,也不过是两场短暂的闹剧罢了。随后中国进入北洋军阀时代,此时的中国四分五裂,难以形成一个有力的整体。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只有在思想上根除封建纲常名教才能是国人真正醒过来。于是陈独秀等人发动了“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与科学,反对落后愚昧。“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力度是极大的,也是广泛的,乃至于一些优秀文化都被当以糟拍给予无情打击,存在着片面性。“弱国无外交”,当巴黎和会的消息传来,北京的学生已经展现出他们的血性。他们的正义的要求使得政府不得不依照他们的意见行事。这天是五月四号,史称“五四运动”。在这期间,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经过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极力宣传,马克思主义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也被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认为是解决中国问题的良药。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的革命事业从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在这段时间,各个阶级都做出了自己的努力,然而都归于失败。太平天国的运动失败不值得人们的同情;洋务运动让人民眼前一亮;维新变法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辛亥革命让人们感到惋惜;新文化运动纵然使得人民思想得以开放,但是其后遗症直到今天都贻害无穷,中国人的精神文化的缺失盖由此出。这段历史里,资产阶级表现甚为活跃,认识的深度也不断加深。除了太平天国运动以外,洋务运动以及资产阶级的各种变法革命实质上都是在向西方学习,从开始的只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到学习西方政治制度,再到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传播西方思想,可以说,这个过程是历史的必然,是挽救民族危亡的方式之一,纵然新文化运动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是弊大于利,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中国优秀知识分子走向这条全面否定古代文化的道路是正确的。在评价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们往往在苛求古人,这点,洋务运动如是,辛亥革命亦然。
百年沉思
——学习“洋务运动”的一点体会
经过短短一个学期的近代史学习,我对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重大的近代化改革——“洋务运动”产生了兴趣。想借此机会谈一下对这段历史的认识和体会。
洋务运动发轫于1861年初。当时留守北京议和的钦差大臣恭亲王奕欣,领衔上奏《统筹全局折》,经过王公大臣会商同意和咸丰批准,正式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从此,洋务运动便正式开场。1894年9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洋务派苦心经营十余载的新式陆军和北洋舰队一败涂地,清政府被迫于次年4月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洋务运动从此而宣告失败。
这场历时35年的运动,作为中国近代化的开端,一直受到许多争论。洋务运动可谓中国近代化的第一炮,可是这第一炮并没有放响,基本上是失败了,没有把中国改变成为独立的近代资本主义社会。所以对于这场运动一直是褒贬不一的。
我只是一个大一学生,而且是学工科的,所以不可能又很深刻的见解。就我个人的看法而言,我认为应先从洋务运动开始的前一段时期开始阅读这段不长不短的历史,只有这样才能更为全面的看待。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鸦片战争可说是洋务运动产生的间接因素。因为正是这两场战争使得一向懦弱无能的清政府种出现了比原来的腐朽之臣更懂得反抗的“洋务派”。所谓洋务派就是清政府的统治阶级对如何解决一系列的内忧外患的一种势力,与之相对的是“顽固派”。
洋务派主张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的工商业的手段来维护清的封建统治。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洋务派在全国各地掀起了「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改良运动「洋务运动」。以大学士倭仁为首的顽固派,高唱“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主张“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抵御外侮。他们攻击洋务派学习西方先进生产技术是“陈甚高,持论甚正”,然而“以礼义为干橹,以忠信为甲胄,无益于自强实际。二三十年来,中外臣僚正由于未得制敌之要,徒以空言塞责,以致酿成庚申之变”。洋力派与顽固派互相攻击,斗争十分激烈。总理衙门是推动洋务运动的中央机构。但洋务派势力主要不在清朝中央,而在掌握地方实权的总督和巡抚。慈禧明白,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要保持清朝的统治地位,必须依靠拥有实力并得到外国侵略者赏识的洋务派。所以她暂采取了支持洋务派的策略。
在中央,不久前成立的总理衙门办事大臣,恭亲王奕欣成为洋务派在中央的代表势力。而地方上的代表人物中,多数与曾国藩有关:
曾国藩(汉族,道光十八年进士,湘军领导人) 李鸿章(曾国藩的门生,汉族,道光二十七年进士,淮军领导人,清朝后期的实力派)张之洞(汉族,同治二年进士,号称「香帅」)左宗棠(曾国藩的属下,汉族地主,率领军队收复新疆)。都是在洋务运动中又过卓越表现的大臣。
洋务运动前期,洋务派以“自强”为旗号,采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
1861年,曾国藩创办的安庆军械所,任用中国工匠,仿制西式枪炮,是中国最早的近代军事工业。从1862年起,用三年时间研制成功的我国第一艘轮船“黄鹄”号。
洋务运动后期,洋务派为解决军事工业资金、燃料、运输等方面的困难,打出“求富”的旗号,兴办了一批民用工业。诸如:天津机器制造局、上海轮船招商局等等。
其中北洋海军实力最为雄厚。1888年,北洋舰队正式组成,拥有军舰25艘,官兵4000多人,由淮军将领丁汝昌任海军提督。与此同时,旅顺口和威海卫两个海军基地竣工,整个北洋海防体系的建设宣告完成。李鸿章得意地说:北洋海军“声势已壮……入可以驻守辽渤,出可以援应他处,辅以各炮台陆军驻守,良足拱卫京畿。”(可以想象当时的风光,只可惜这批声势浩大的舰队在日后的甲午战争中依然敌不过他国的小舰队,这其中的缘由也是很值得深思的。)
更值得赞赏的是,在增强战力的同时,洋务派还注意到了人才的培养。这一点从举办了京师同文馆、福州船政学堂等一些新式学堂,培养翻译人材、军事人材和科技人材;又先派几批留学生出国深造中可以看出。
综上几点,“洋务派”的产生与发展都是十分具有意义与实际作用的,它不仅增强了清政府当下的国力,也同样做到了今天所说的“可持续发展”。
但为什么还会是以失败告终的结局呢?我大概地总结了几个原因: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阻挠,通过各种渠道破坏洋务运动。这是不可避免的因素。在当时那种情局之下,面对以“师夷长技以自强”为口号的洋务运动,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势必会百般阻扰。
其二问题就在于洋务运动它本身不完善的思想路线。就像之前提到过的,这运动主要还是用来稳固封建统治的。洋务派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希望利用先进的技术维护封建统治,改革不触动封建制度。可见这些“洋务派”们与“顽固派”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只是他们的发放更为进步罢了,其根本的利益目标还是十分落后的,这就在最初奠定了洋务运动会失败的基调。
其三是在于这些“洋务派“自身的素质条件。整个洋务运动缺乏一个健全、有力的领导核心,力量分散且有限。洋务派官员自身的近代化修养不足,没有意识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建设对其经济发展所起到的关键作用。相反,洋务派企图靠单纯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和设备,而不彻底变革封建剥削制度,试图在中国搞所谓的“中体西用”,即用中国的封建制度作容器,去盛载西方的先进技术,对两者的内在矛盾认识不足,因此必然导致失败。
所以看似先进的背后,还是不可避免的腐朽,使得这场洋洋洒洒的运动终究成为流星一现。
后来的甲午中日战争同样证明了洋务运动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但是,它引进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近代科学生产技术,培养了一批科技人员和技术工人,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也起到了一些抵制作用。
总之,一个落后了几十年的民族是不可能单靠一两次的运动儿改变其悲惨命运轨迹的。而洋务运动本身以及这段心酸的历史却可以作为一本教材,教授我们以教训并且汲取其中的先进性、避免其中的糟粕之处。只有这样扎扎实实地走下去,一个伟大的民族才能真正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