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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灾科技学院始建于1975年，隶属于中国地震局，位于北京东燕郊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是我国仅有的以防灾减灾高等教育为主，具有理、工、经、管、文等学科门类的综合性普通高等学校。2011年被教育部列为培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试点工作建设单位和第二批“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高校。学院面向全国招生，现有全日制在校生8000余人。
防灾科技学院始建于1975年，隶属于中国地震局，位于北京东，燕郊经济开发区学院街，是我国仅有的以防灾减灾高等教育为主，具有理、工、经、管、文等学科门类的综合性普通高等学校。2011年被教育部列为培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试点工作建设单位和第二批“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高校。学院面向全国招生，现有全日制在校生8000余人。 防灾科技学院校徽学院现占地面积600余亩、建筑面积16万多平方米，现有教职工500余人，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总值达5000多万元，图书馆藏书88万余册、拥有17个数据库和2个资源搜索平台，体育场馆和设施齐全。
学院立足行业、面向社会，以防灾减灾类特色专业群建设为核心，初步形成了涵盖理学、工学、管理学、文学和经济学等五大学科门类，涉及地球物理学类、仪器仪表类、电气类、电子信息类、计算机类、土木类、测绘类、地质类，管理科学与工程类、工商管理类、公共管理类，中国语言文学类、外国语言文学类、新闻传播学类以及金融学类等16个专业类，现有20余个本科专业；形成了以全日制本科教育为主，专科教育、成人学历教育、行业技术培训等并存的多学科、多层次、多形式的办学体系。
学院现有2个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1个省部级重点实验室、1个省级防灾减灾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高地、1个省级重点发展学科和3个院级重点建设学科。近几年，先后承担了各级科研、教研课题，在城市防震减灾规划编制、地震前兆观测数据处理、城市震害预测、应急科普等领域，以及汶川地震、玉树地震等国内重大地震灾害应急与科考中，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学院学生在全国性学科竞赛中屡获佳绩，在“2010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中荣获国家一等奖。
建校三十多年来，学院秉承“崇德博智，扶危定倾”校训，发扬“自强不息、艰苦奋斗、求真务实、团结奉献”的优良传统，立足行业、面向社会，坚持特色立校、质量强校、和谐兴校，解放思想、开拓进取、求真务实、潜心育人，成功实现了由中专到大专再到本科的大跨越、大发展。学院已为地震系统和社会培养了3万余名毕业生，许多校友已经成为技术骨干、地震台台长、地震监测预测专家或厅局级领导干部，为防震减灾事业和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得到了社会和用人单位的好评，多人获得各级科学技术进步奖及全国和省级劳动模范称号，学院因此被誉为“地震系统的黄埔军校”。
学院现有南北两个校区，占地600余亩，建筑面积16万多平方米，拥有实验室63个，校外实习基地76个，教学仪器设备总值达5000余万元，其中地震监测预测实验设备在国内高校中处于领先水平，能开出一批独具防震减灾特色的实验项目。同时，学院是中国数字地震观测网络的节点单位，可实时享用翔实的地震监测数据。学院藏书88万余册、拥有17种电子文献数据库、面积 13000余平方米的现代化图书馆，学院30000余平方米的标准化运动场，新建的13000多平方米的体育馆、游泳馆和13000平方米的学生食堂，以及即将竣工的20000平方米的实验楼，可为师生提供优越的学习、生活和健身条件；多次改造升级、方便快捷的校园网则促使学院教学、科研、管理和服务不断朝着科学化、信息化、高效化、绿色化的更高水平迈进。
学院不断加大人才引进和培养力度，现有专职教师300余名，其中，教授、副教授近100名，具有硕士以上学位的专职教师200余名，在防灾减灾部分学科领域拥有国内一流水平的专家学者。近年来，院所台合作办学的模式不断深化，学院与中国地震局各研究所及全国地震台站对口共建，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聘请了地震系统5位院士为学院顾问，17位研究员、教授为学院客座教授，引进了包括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灾害损失评估首席专家袁一凡在内的10余名专家教授在校任教。
学院立足防震减灾事业，坚持教学中心地位，在不断加强管理、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基础上，以科研促教学、以服务求发展，不断提高科研和社会服务水平。学院教师承担了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行业专项、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等一大批高水平项目，各级各类科研项目达200余项，获多项省部级奖励；公开发表论文千余篇，其中核心期刊近500篇，被SCI、EI等收录20余篇。《防灾科技学院学报》被列为中国科技核心期刊（遴选）刊物。在5.12四川汶川特大地震中，受中国地震局和教育部指派，学院先后派出4批人员进行现场救援、科学考察、灾害损失评估以及中小学房屋破坏情况考察工作，圆满完成任务。学院还承担了西昌市防震减灾规划项目等社会服务工作。
孤山——黄帝铸鼎之地
陈振民
《史记. 孝武本纪》曾有“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之下”的记载。
名叫荆山的山，湖北、安徽、河南、陕西都有，而《史记》这儿说的荆山，经我的研究，则应是山西万荣的孤山。
不过首先提出这一看法的并不是我，而是万荣荆村已故老人王宗序先生。鉴于史载黄帝曾到古汾阴今万荣河汾交汇处的陆岛脽上祭祀后土（见《平阳府志. 卷十》、《蒲州府志. 卷二十三》），而这位后土的人格原型学界已共识为女娲；又鉴于鼎是古代祭祀时用作烹煮牺牲的的金属器皿，故他在《汾葵与宝鼎》一文中说，黄帝到脽上祭后土女娲要用鼎，鼎由铜铸，附近古名首山的中条山产铜著名，而孤山又位于脽上与中条铜矿中途，故黄帝在中条山采铜于孤山铸鼎，再带到脽上祭祀后土女娲最合理不过。他还根据《史记.夏本纪》说的“道（导）九山: 汧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之语，在黄河流域的晋、陕、豫数了九个山，说孤山即最后一山，故孤山即“汧及岐至于荆山”的荆山。既然孤山即荆山，那么黄帝铸鼎的荆山也就是孤山了。
但他这样说有个大问题——抛开了夏禹在全国治水的大格局，未看到所谓“道九山”即在全国开通九条山间水路。
《史记.夏本纪》在这方面的原文是：
“道九山：汧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壶口、雷首至于太岳；砥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常山至于碣石，入于海；西倾、朱圉、鸟鼠至于太华；熊耳、外方、桐柏至于负尾；道嶓冢，至于荆山；内方至于大别；汶山之阳至衡山，过九江，至于敷浅原。”
显然，“道九山”三个字的的意思，是对全国大范围内的九条山路体系的开导。而王老却只从黄河沿岸强数所谓九座山，并对个别山名有所改变，这就大差了。所以他的研究被有的学者予以否定，并另行主张黄帝铸鼎之地当在河南灵宝，因那儿也有荆山及铸鼎之说。
我认为王宗序先生对“道九山”的理解及论证方法固有严重错失，但其关于《史记.夏本纪》这条资料所说的荆山实即孤山的终极观察，还是应予赞成。因为我想到，不用其法论证，而专注于这条资料中的“逾于河”三字，也能得出“荆山即孤山”的结论。理由如下——
汧与岐二山均在陕境，其境固然也有荆山，但“逾于河”三字却否定了“至于荆山”的荆山即陕境的荆山。原因是按全句之意，“逾于河”三字是对荆山地望的说明性文字，亦即括号里边的文字。现不妨将此句重新标点如下:
“ 汧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
这样，其意思就明显是说“至于荆山”的荆山是指过了河的荆山。而从地图上看，汧与岐均在陕西中部，往东曲折延伸至河——即黄河（1）——对应的正是山西运城地区的临猗与万荣一带，从这里过了黄河，正好能看到迎面之山唯只万荣孤山。所以荆山即孤山。
倘使一定要说此荆山即陕境的荆山，那么陕境的荆山既为汧歧二山之间水路延伸的终至之处，后边何必有“逾于河”三字？而且“逾于河”之后，再无其它地名坐实其所至，此路岂非茫无所向且渺无所限了？这明显不合《史记.夏本纪》所载的大禹治水规划。
倘使又认为“逾于河”是指大禹本人行动，但原文却无大禹过河之后下步奔向的行动，岂非又止步不前了？续后的诸条治水路线又如何去开？
还有，《史记.夏本纪》所载大禹的另一治水路线，在表述上与上述“汧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类同，谓之“太行、常山至于碣石（入于海）”。这“入与海”意即这条水路要“至于碣石”，就须“入于海”，因为碣石位处渤海沿岸之处（见《水经注》和《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所以“入于海”三字也是括号中解释“至于碣石”的。若是把它看成大禹本人行动，他既已把路线开到碣石了，还“入于海”干什么？没必要啊！
这样参照分析，两者道理相同，故上述“逾于河”三字必系括号中解释水路所至的文字。古时文字没有标点，我们现在应深入体会古人文意而还原其本来的内涵。
如此务实分析一番，前文所谓过了河的荆山就必指孤山。
那么，孤山位处万荣这个黄土高原，它有可能通水吗？很有可能。古今地形地势因地壳运动而有一定变化已是常识，故洪荒时代与现在的地貌大有不同。大禹治水已说明当时水漫四野，孤山半腰有的沟崖横面至今还能见到水滤层，从下至上的大石层、碎石层、粗沙层、细沙层沉淀分明，曾引起游客慨叹: 这地方竟也发过大水！ 读过著名《山海经》的人，对此种状况当不惊奇
这里还须说到的是，前边所列的“道九山”的九条山间水路中，有一条是“道嶓冢，至于荆山”，嶓冢是陕南一山，它所“至于”的“荆山”之后再无说明性文字，所以应该即陕境的荆山；也正因它的存在，“汧及岐，至于荆山”的“荆山”，就与它成了两个荆山了，《史记》作者司马迁为了不使读者头脑中产生两个荆山实即一山的误会，便特地将“汧及岐，至于荆山”的“荆山”加了“逾于河”的说明，意即此荆山乃过了黄河之荆山，非陕西境内之荆山也。这正是司马迁构思的精细之处。这种精细，又是说明我的认识的一条有力旁证。
说此荆山必指孤山，还有一个理由是:《山海经.中山经》有句云“荆山之首曰景山”，而孤山正与景山有关。孤山顶峰法云寺曾出土清代康熙年间古碑一座，碑文有句曰: “孤峰，《山海经》云景山是也。”据查《山海经》所云“荆山之首曰景山”本指湖南保康而言，但山西万荣之孤山既有景山之称，山根又有荆村、荆淮二村都带荆字，其况与湖南保康类似，说明两者有一定联系。尤其学术界关于《保康关山千家坪——荆山之首景山》的研究纵述中提出一个重要观点: “荆山为四方所宗”，这就更说明了保康荆山与全国各地荆山的源流关系。当然，这并非指保康荆山实体脉系的延伸，而是指其名称的流布。而根据惯例，这种名称流布的根本原因，应是其本土跑到各地的移居者，缘于不忘故园，通过以李代桃的方法，将移居地的山名予以改称的结果。据有关研究资料，秦汉时期是水灾高发期，竞达119次之多，汉高后三年（前158）夏，江水汉水溢，流民4000余家。汉代共移民120余万，光是汉武帝有一次就北移10万难民。保康地势甚低，全县大小河流248条，长江支流沮河、南河、蛮河穿越其境，每遇发水，必出洪灾。此际大量难民或自发逃荒，或由政府组织，都往高处的北方走。最远二三千公里，直至黄河河套一带（2）。在这种情况下，山西万荣这一黄土高原自然成其选居之地；孤山之地尤高，当为首选。在此定居后，他们出于对故土的怀念，便将老家的景、荆山名冠于孤山上下了。这便是山的首峰名景山，山之整体即荆山的原故。山根荆村、荆淮两个带荆字的村落，当即古时荆楚移民聚居地之遗存。孤山周围竟还有阎景、西景、东景、南景诸村都带景字，应当也与保康当年的移民有关。
至此，《史记.孝武本纪》的“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之下”一语中的荆山系指万荣孤山，万荣孤山乃黄帝为祭祀后土女娲而铸鼎之地，自为水到渠成之结论了。
哪么，孤山有没有关于黄帝的遗迹呢？有，孤山东坡下半腰柏林庙旁的“昆仑台”就是。优秀“社科”期刊《社会科学论坛》在北京大学著名教授陈平原主持下，于2017年2月发表了上海学者张远山的文章《昆仑台传播史——解密华夏核心奥密:昆仑之谜》，据该文研究，“昆仑台”实即伏羲与女娲测日影、观天象之台，黄帝曾经“仿建”而用于祭祀。上为“圆形三层”，“上有楼…拜祠上帝”；下为“方形三层”，“祠后土于下房”。孤山“昆仑台”县志有载，并有若干古代文人吟咏（见民国版《万泉县志.卷之六与卷之八》），其遗址在孤山柏林庙南面偏下，应该就是黄帝铸鼎之地；所谓“祠后土于下房”，则应是铸鼎成功之后在此先行试祭，而后又到脽上正式祭祀（3）。再后，昆仑台的“祠后土”就如各地后土庙一样，成为乡民祭祀之所了。
至于有的学者说河南灵宝荆山也有黄帝铸鼎的遗迹和故事之类，我觉得应视为人们对古圣先贤事迹的多元信仰与其地好事者率先作为所致。诚如后土与关公之庙宇在各地也多有所见一样。而且，鼎在古代是用于祭祀的，黄帝于首山（中条山）采铜，到孤山铸鼎，最后带至脽上祭祀后土，无论在地望上，还是在用途上都最合逻辑，因而最有说服力。而灵宝荆山所谓的铸鼎却是图了为民煎药治病；何况据其传说，鼎刚铸成黄帝就升天了，并未给民治病。灵宝附近虽亦有首山，并被称为黄帝采铜之处，但此首山史上向非产铜胜地，著名八大铜乡并无其名，而亦名首山的中条山铜矿却赫然在八大铜乡之列（4）。这些都说明黄帝于中条采铜、孤山铸鼎、脽上祭祀后土女娲之说，较之灵宝铸鼎之说，在理据上显然更胜一筹。当然，从这类多元信仰有利于培育人们道德观念上考虑，我们也不否认灵宝铸鼎之说的社会价值。由于现实中消费黄帝铸鼎传说的群体有所不同，两地如能强化自身传说的个性，使之在发展上有鲜明的差异，实现各自价值的最大化，就能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要。
在这方面很引人深思的是: 我们若能仿效灵宝先贤在这种敬祖设施上捷足先登的作法，也在孤山的昆仑台周围营造起具有自己特色的黄帝铸鼎的纪念性建筑，想来对弘扬尊祖重土的后土文化，对增强后土旅游事业的市场吸引力，无疑是有深远的现实意义的。
注:
（1）古籍所谓河，只要前边不带其它主词或定语，均专指黄河。释见《辞源》、《词海》。
（2）见《防灾科技学院学报》2010年6月版所载《秦汉时期水灾与荒政述论》和百度网。
（3）据张远山之文的研究，昆仑台在其它一些地方也有，这应该是后土与黄帝信仰在社会上泛化的表现。作者研究的也是这种普遍现象。由于孤山的昆仑台与后土女娲居地脽上及后土祠同在汾阴境内，相距最近，而黄帝到汾阴脽上祭祀后土又是最早的祭祀，故孤山昆仑台应是最初始的昆仑台。
（4）百度网说中国著名八大产铜地是——
云南铜业(集团)有限公司
江西铜业集团公司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公司
金川集团有限公司
大冶有色金属公司
中条山有色金属(集团)公司
白银有色金属公司
烟台鹏晖铜业公司
2018.8.8——11.15
作者系1937年生，万荣人大退休干部，中国国学研究会研究员，后土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后土文化》杂志原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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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万荣县警苑小区一号楼一单元二层东
招！学院有人文社科系
防灾科技学院隶属于中国地震局，是全国仅有的以防灾减灾高等教育为主，理、工、经、管、文等学科门类齐全的综合性全日制普通高等本科院校。学院始建于1975年，其前身是国家地震局天水地震学校，1985年升格更名为“地震技术专科学校”，1992年更名为“防灾技术高等专科学校”，2006年2月升格更名为“防灾科技学院”。学院坐落在北京东燕郊经济技术开发区，位于首都天安门东30公里的潮白河畔，930路公共汽车直达北京。学院占地600余亩，建筑面积15余万平方米。面向全国招生，现有全日制在校生6000余人。
学院办学条件优越，教学设施先进、齐全。教学仪器设备总值已达4200万元。现有7个现代化语音室、54个多媒体教室、70余个功能完善的专业实验室实习基地、信息化程度较高的校园网、新建的标准化体育场、拥有藏书70余万册和7种电子资源数据库的现代化图书馆、英语调频广播覆盖全院的语音调频台和先进的非编系统和课件采集系统。
学院现设有10个教学系部、15个本科专业和13个专科专业。学院信息技术与地球物理专业、企业资源计划管理专业已被教育部批准为国家级专业教学改革试点专业，信息技术与地球物理专业还被评为国家级精品建设专业；有多门课程被评定为省部级精品课程。学院现有专任教师300余名，其中教授20名、副教授职称以上教师106名。专任教师中有110人获得硕士及以上学位，长期聘有外籍教师。
学院坚持向科研要质量，以科研求发展。近几年先后承担了各级科研教研课题200余项。国内外公开发行出版的《防灾科技学院学报》在地震系统和相关行业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所刊文章被《中国科技期刊数据库》和《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全文收录，并荣获首届《CAJ—CD规范》执行期刊优秀奖。
近年来，学院与中国地震局京区研究所对口共建，实现资源共享。作为监测预报、震灾预防和紧急救援培训基地，学院承担着国家十五重点项目的国家地震紧急救援训练任务和数字地震观测网络项目任务的培训工作。常年聘请两院院士和邀请国内外专家到校讲学和进行学术交流。多次派有关人士到美国、加拿大、新加坡和欧洲国家进行教育考察，并与加拿大有关教育机构、新加坡民防学院等建立了交流合作关系。
三十多年来，学院为地震系统和社会培养毕业生2万多名。学院培养的防灾类毕业生中许多人已经成为技术骨干、地震台台长、地震监测预报方面的专家和厅局级领导干部；多人获得各级科学技术进步奖及全国和省级劳动模范称号。学院因此被誉为“地震系统的黄埔军校”。
今后，学院将按照十七大提出的“强化防灾减灾工作”的要求，不断提高办学能力和办学水平，不断朝着我国防灾减灾事业的人才培养基地、科技创新中心、文化辐射中心和信息交流中心的目标迈进。
不是，只是学校自己的期刊。
1999-2000年在中科院黄土高原土壤侵蚀与旱地农业国家重点实验室做高级访问学者。2004-2005在英国Cranfield大学做高级访问学者。曾任湖南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院长、受聘为省级重点学科带头人、《水文学及水资源》、《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硕士点领衔人；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现为防灾科技学院副院长、教授，《防灾科技学院学报》主编、《工程勘察》编委，受聘湖南师范大学和中科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多地下水资源利用与保护、多孔介质流体动力学、地震地下流体等方面教学研究。曾主持和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重点实验室基金项目、中国科学院及教育部高级访问学者基金等多项课题研究；在国内主流刊物《水利学报》、《土壤学报》、《工程地质学报》、《水土保持学报》和英文刊物《Mine Water and the Environment》、《Soil Science》、《Pedosphere》等发表论文60多篇；在国家核心期刊《工程勘察》上发表“地下水系统规划与管理”学术讲座4讲（1995）；出版专著《地下水系统规划与管理优化模型》（中南大学出版社，1995）和大学教材2部；主编全国高中实验教材《环境保护》（2004）；曾获湖南省科技进步三等奖、湖南省教育厅科技进步二等奖以及中国地理学会、水利学会等多项奖励。现参与科技部支撑项目、主持科技部行业专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名单于2013年2月1日政协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防灾科技学院副院长刘春平教授当选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