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dnd基因簇介导的DNA磷硫酰化（PT）修饰是首例报道的发生在DNA骨架上的修饰。dnd基因簇编码的多个蛋白协同作用，构成了微生物基因组中具有多种功能的表观遗传系统，它赋予了微生物包括抗氧化、限制修饰和抗病毒侵染等在内的多种能力。有趣的是，相比其他修饰系统（如甲基化修饰），尽管dnd系统会给微生物带来多种生存优势，但它们却零散地分布在众多的原核生物中。为了解答这一生态悖论，研究团队首先提出了科学假设：在通过水平基因转移进行传播的过程中，dnd系统带来的PT修饰可能影响了受体微生物的基因表达，特别是激活了在微生物基因组中广泛分布的原噬菌体，从而导致受体微生物的生存劣势，因此显著限制了dnd系统的扩散与分布。为验证这一假设，我们系统地分析了细菌基因组中dnd基因及基因簇与原噬菌体分布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两者呈现显著的负相关。进一步地，以海洋丝状噬菌体SW1及其宿主菌Shewanella piezotolerans WP3作为模式系统的深入分析表明：PT修饰显著影响了噬菌体调控蛋白FpsR的丰度及其与操纵子的结合亲和力，从而解除了SW1原噬菌体的转录抑制。此外，在多个细菌（包括E. coli, S. oneidensis MR-1, S. putrefaciens W3-18-1）中的接合转移和转化实验结果，同样证实了dnd基因簇的水平基因转移受到原噬菌体的限制。综合竞争性实验、转录组和修饰组分析显示，除原噬菌体基因之外，PT修饰还会影响海洋细菌 S. piezotolerans WP3中多种代谢和抗逆相关基因的转录，从而导致其竞争适应性的显著降低。
国内科技机构要看看行不行在发刊，2019年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深化改革 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到逐步落实《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实施方案（2019–2023年）》（简称《卓越行动计划》），体现了国家从政策层面发展一流科技期刊、打造科技出版竞争优势、带动学科进步的强烈需求。
根据目前国内STM出版的现状，期刊的革新主要集中在促进期刊集群的构建和平台的打造，以及提高知识服务的意识和能力2方面。我们重点分析了国内集约化发展的代表——《中华医学会杂志》社有限公司和探索知识服务转型的代表——中国药科大学编辑部。
警惕高校的SSCI综合征
近日，教育部、科技部联合发文，要求高校破除论文“SCI至上”的现象，树立正确的评价导向。类似的现象在我国人文社科领域也不同程度存在，即对国际期刊“SSCI至上”。一是在大多数高校的科研奖励中，发表SSCI论文的奖金远高于中国期刊论文;二是在学术评价中，SSCI论文的权重远大于中国绝大多数期刊论文，往往只有中国的权威期刊(一个学科通常只有一个权威期刊)才能相媲美;三是在职称评定中，发表SSCI论文具有极大优势，甚至一些在境外刚刚毕业的博士因发表了多篇SSCI论文就被名校聘为教授、博导。
在中国台湾地区的高校，由于在学术评价机制中过度推崇SSCI论文，以至于“SSCI至上”已成为科研文化的一部分。“SSCI至上”的学术文化以及由此带来的不良影响，早在2014年就被台湾学者形象地称为“SSCI综合征”(SSCI syndrome)。从目前发展趋势来看，中国大陆地区的高校在许多方面产生了同样的病症。不仅一流大学的人文社科学者前仆后继争相在SSCI期刊上发文，而且二、三流大学也加大奖励力度，以刺激更多的教师争取在国际期刊上露脸。对此现象，我们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和警惕。
辩证地看待SSCI在学术评价中的作用
中国高校为何如此重视SSCI论文，从大的方面来看，主要包括两点：一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国际化的理想追求。自20世纪末、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政治经济不断发展、国家不断走向世界，要求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走出去，加强与国际接轨。如何“走出去”“与国际接轨”，发表SSCI论文无疑是重要途径和表现。二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现实需要。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既是国家长远发展的一大重要战略，也是中国大学自身向上发展的动力。到底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但有一个简单的指标，即在世界各大排行榜的排位。排名靠前的`，往往被认为是一流的、领先的。而在世界大学排行榜的指标中，论文发表是评价的核心。而衡量人文社科发表，又以SSCI发表为重，国内发表处于次要的地位。
应该说，自21世纪初SSCI引入中国学界以来，中国人文社科的国际化进程有了极大的推进。我们的一些研究成果开始具备一种国际性的视野，并逐渐摆脱了过往的封闭状态而融入国际学术话语体系之中。一个具体的表现是，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出现了越来越多中国大陆学者的面孔。这当中少数卓有建树的学者甚至获得国际性的学术奖。随着这批学者在国际学界崭露头角，他们亦将中国的学术观点和视角推向全球。诚如一些中国学者所言，用英文写作可以使论文获得更加广泛的读者群体，有利于作者参与国际讨论，有利于影响西方的学术界，进而为我国学者在国际学术界获得话语权。此外，SSCI作为一种相对比较客观和公正的国际性评价标准，它很大程度上减少了我们在学术评价中常有的论资排辈、人情关系现象，使得一批年轻学者脱颖而出。当然，得益于中国学者大量发表的SSCI论文(当然还包括体量更大的SCI论文)，中国大学的排名无论在世界哪个排行榜中，都有了长足的进步。
然而，过度重视SSCI的评价功能，其负面影响也不容小觑。综合来看，主要包括：一是过分倚重SSCI作为人文社科成果的评价指标，容易使中国学术陷入自我矮化的困境。因为我们不能将学术的政策与方向、审核与取舍，交由西方学界来操作和评定;二是将SSCI作为人文社科评价标准不利于学术创新，这会导致“西方学界对什么可能感兴趣，我们就研究什么”，而不利于真正创造性工作的展开。三是将SSCI作为评价标准，会造成教师对教学投入的减少。对于英语为非母语的学者来说，发表SSCI论文(SSCI期刊大多为英文期刊)无疑需要克服更多的困难、花费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在一个人时间与精力固定的情况下，自然会减少对教学的投入。
此外，随着大学科研非学术影响评估的兴起，世界各国政府对科研成果的评价不仅限于论文发表的数量、所在期刊档次、影响因子等(即学术影响力)，而且强调科研成果的经济、社会、文化以及环境的现实影响力。借用西方的术语来说，即是“社会有用性”(social usefulness)或“社会适切性”(social relevance)。从这个角度上，中国人文社科学者发表的大部分SSCI论文并没有给所处地区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有效帮助。相反，由于语言的隔阂，国际发表反而阻碍中国民众对相关知识与信息的获取。这显然不是科学研究的初衷，也有悖于中国当下所提倡的“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曾指出，“百年北大，其迷人之处正是在于她不是‘办’在中国，而是‘长’在中国”。这一个“长”字，就突出了一所大学的命运应该与其所在的国家荣辱联系在一起。
SSCI综合征的化解
首先，提升我国期刊的办刊水准与质量。需要承认，现在不少期刊，甚至包括部分核心期刊，存在审稿不严、选文不规范的现象。同时，在中国人情社会中，论文发表背后还存在各种“跑关系”“走后门”等不正当行为。诸如此类的现象，难免不让人产生国际期刊/论文质量高，我国期刊/论文质量低的印象，进而驱使一些学者走向国际发表之路。要改变这种状况，我国期刊应借鉴国际成熟的办刊经验，组建专业的刊物管理队伍与评审专家库、严格审稿、规范选文、严格执行匿名审稿制度，坚决杜绝人情稿;进一步扩大优秀中文稿源，面向海外华人学者、港澳台学者征稿。
其次，完善学术评价体系。一方面，对海内外期刊一视同仁。鉴于我国越来越多学者毕业于海外名校，他们或许已经习惯了西方学术范式，并且已经克服了语言的障碍，他们发表SSCI论文自然无可非议。但是，对于一项研究评价的重点应是其创新水平，而不应以论文发表载体作为唯一评价依据。换言之，在学术评价中，不应过度拔高SSCI期刊的地位与权重。另一方面，改革我国期刊分级制度。目前在高校普遍存在着期刊分级制度，如权威期刊、一级期刊、二级期刊等。问题是，在这种划分体系中，权威期刊通常只有一种，而在不少高校的职称评定中往往需要有权威论文发表。这种情况导致不少教师在权威期刊发表异常艰难的情况下，转而投向国际发表(在许多高校一篇SSCI等同于一篇国内权威论文，而SSCI期刊选择余地大得多)。一种较为合理的做法是，一视同仁对待我国CSSCI来源期刊，不再划分等级，因为它们已经是精挑细选的期刊了。
最后，平衡国际发表和国内发表。鉴于世界各国的学术评价日益兼顾学术影响和社会影响，因而一个中国学者纯粹用外语发表，是不利于其成果在中国产生社会影响力的。当前，已经存在这样一批学者，他们在国际上发表了不少论文，具有一定的国际能见度，但大部分中国学者对此人知之甚少，更遑论其学术成果对中国现实产生了任何积极影响。对于这种现象，台湾学者称之为“全球出版vs地方消失”(publish globally vs perish locally)。诚然，科学研究没有国界，但研究者有祖国，尤其人文社科研究者，还肩负社会责任，如参政议政、建言献策、启迪民智、文化引领等。因而，在职称评定、各种奖项申报过程中，应适当限定外语论文的比例。
当然，化解SSCI至上综合征的办法远不止上文提到的三点，笔者想着重强调的是：一、一项研究成果的评价核心是其创新水平与社会价值，不能简单地“以刊评文”;二、人文社科研究的国际化，绝不是简单的SSCI化，而是立足中国大地做出的具有世界影响的研究成果，努力实现“那时候，中国学术之国际化，将是水到渠成”目标。
作者：刘爱生(浙江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研究员)
政府认定是一种最权威的认定方式，因为政府可将其对期刊级别的认定纳入政策文件中，如职称评审科研评奖等。国家尚没有一种从质量、学术、技术水平等方面综合为期刊定级的规定，也没有统一的期刊定级表，但政府职能部门制定的许多文件中都有涉及期刊定级的内容，如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和国家教委研究生工作办公室1995年3月颁布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中文重要期刊目录》。上文提到的职称文件中的规定都是政府对期刊级别的抽象认定，由于政府文件具有政策性和强制性，涉及面广，因而具有无可置疑的权威性。政府认定还有另一种方式，即政府组织的评奖。评奖在广义上也可看作是一种级别认定，如由国家新闻出版署组织的国家期刊奖的评选，第一、二届百种重要社科期刊的评选，由省级出版管理机构组织的评选都属此类。 政府的认定具有统一性和强制性，而学术机构的认定则具有多样性和专业化的特点。学术机构的认定对社会虽无强制性，但通过媒体的宣传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对社会产生影响，从而达到社会部分认可或全部认可的效果。学术机构认定期刊级别的权威性主要来自学术机构的权威性和它所采用的科学的认定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