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表达层次上不同：求实创新是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追求新高。求是创新主要是追求真谛、规律、本质。在层次上求是创新要比求实创新要更深。
2、意思不同：求实创新与求是创新很相似，但是在意思上求是创新是追求真谛、规律，而求实创新是实事求是。
3、运用不同：求实创新是在今天，做人、做学问、做事情求真求是，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无论学校整体，还是学校中的每一个成员，只有求真求是，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求实精神是中华文明的基石，弘扬求实精神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关键。
扩展资料：
创新亦作剏新，创造新的，革新。意为与时俱进，追求新高，义出《礼记·大学》，引汤《盘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译：每天都是新的一天）。
二十一世纪人类步入一个全新的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经济是以不断创新的知识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它是知识密集型和智慧型的经济，其核心在于创新。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当今，创新能力的高低已经成为衡量一个人、一所学校、一个国家的重要标志。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求实创新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求是
求实创新是讲求实际，
客观地或冷静地观察以求得对客观实际的正确认识后创新。
求是创新是探究事物真谛、规律、本质的创新。
求是创新是在求实创新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
在中国文化中，其哲学的基本问题就在于人性之问，“善耶？邪耶？”一开始就成为了先贤们求索的焦点，哲学之初的思的对象就已经固化为论理学的探讨了。正如之前引用的《大学》中的开篇之句，华夏文明的原创性也就在于“明德求善”四字之中了。 和西方人不同，中国人的认知行为是以“实”为中心的，所有“在的”就是“实的”，何为“在”呢？这个“在”首先是个自然的在，即现在所说的客观，其次是被感知的“在”，这个“在”是近在眼前的，故有“眼见为实”之说。对于真实的认定，无论在哪一种文明的语言里都体现为判断语式的构成，这个判词（系词）在中文中即为“是”。其本义在许慎《说文解字》中解为“是，正也，直也，从日正。”说明了中国人自古对于“实”的认知：自然之“在”是不容置疑的，人所言的在却只能是“此”，这个此就是正对着的在眼前不远处的所在，而非彼，彼虽在而非实，强调被感知即为实，“实”是前提、是被默认的。于是，作为系词的“是”也就有了代词“这”和作为肯定判断（仅“是非”中的是）的含义。获得的“实”，我们的先贤就将其等同于“真”了，是所谓“真实”之意，既以为真，何必再问？比如若有人手里拿了本书却问“这书真的存在吗？”只被人认为是“脑子有病”或者还有更重要的要问？因为对于“真实”之问一开始在中国就不是原发之问，而是为明德而不得不先问的。 于是千百年来，对于这“已经解决的”真与实之问，早被人遗忘，即使是在与外来哲学碰撞中（主要是以佛学为载体的印度哲学）产生过迷茫，但很快就融于泱泱中华文明之洪流之中了（那些对于“有”与“在”之问就成了高僧们的玄语和禅机）。在不断积累的“实”（自然的发展，人能动的实践）中，即使是那些原初的“实”的追问之路也被先人们的思维一层层的堵塞住了，国人于是有了但求先人之学而不问至真之理的惰性，这种离自然的实和人性的真越来越远的思索无怪乎不能被世俗所理解，最终哲学成为了脱离大众的“玄学”，是不问世事的书呆子学问。在这样的基础上，求善的结果多少让人担心。事实也如此，几千年的明德求善之问却越问越迷茫，人们在善的判断前已经茫然失措了。在言辞上，没有人认为自己是伪善的，然而由于人在自然及社会环境中的差异却又决定了对于善恶观念的不同，于是人与人之间善恶的激辩失去了讨论的根基。随着中国文明随着经济上的式微而衰落时，西方伦理学的构架用其鲜明的逻辑演绎冲毁了古老的中国伦理大厦，虽然概念还在，但早以是处于现代论理学的框架之下了。 中国式的求索陷入的危机已经表露无疑。而当中国人为着一些空泛的玄学讨论的时候，西方却走出了中世纪的黑暗，接过阿拉伯人手中的古希腊文明的研究开始了近代科学的征程。与华夏文明不同，作为西方文化精神实体的希腊文明，从一开始就高举并坚持“求真”之旗，这种“真”和国人的真的理解是有一些差别的——这里的“真”是逻辑的“真”，而非中国人做强调的“实”，在后来的古典主义哲学的时期，康德清晰的在他的知识论体系里表达了西方人眼中的真与实的关系（当然康德本人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认为此岸的真和彼岸的实并不能统一，而成为了一个不可知论者）：西人的实依然是可指自然之在的，但真却不等同之，“真”只有在三段论式的演绎下才能被认为为真，而知识是建立在“真”而非实的基础上的，只有人与人或说在社会中的辨证（dialectic，其希腊文词根本意为“对话”）的论证中实现，只有证明了的被大众认可的意见才能是放心使用的知识。这里有个例子，我们都知道勾股定理在西方别称为“毕达哥拉斯定理”，而实际上，作为“实”的发现，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埃及都要早的多（中学学几何的时候曾经以此对西人的固执很不屑），但西人仍坚持用原来的名称的原因却并不是简单的基于民族优越感下的偏执，而正是认为，那些智者的发现并不能成为知识本身而只是个人意见，只有经过严格推理论证的发现才能称为知识（中国的古训中也有类似的话：知其然还须知其所以然），而毕达哥拉斯正是现知第一个给出定理本身严格证明的人，虽然这样的理由我们仍可以置疑（恰恰置疑又反映了这种辨证演绎的思想），但这种严谨的态度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