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他经历着一生中最寂寞的这一段时间时，中国大地上一种新的东西正在萌动。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于1215年创刊，1216年改名为《新青年》，开始提倡文学革命。
鲁迅静观着，而且是带着怀疑的眼光静观着。
他每期都要阅读，还在1217年，给周作人寄去了10期。自己曾经呐喊过变革，但是没有用；现在别人又在呼喊了，会不会同自己一样呢？
但从这一年夏天起，他购买碑帖画册的数量减少了，一些外国书籍大量地出现在他的案头，他对鼓动自由与反抗的外国文学的兴趣复活了。
而这都在喻示着，一颗不平凡的心灵即将在沉默中爆发！
1906年，鲁迅回到东京，原来计划创办文艺杂志《新生》，终因人力物力的限制，没有办成。他一面埋头翻译北欧和东欧被压迫民族的作品，和他弟弟周作人合作出版了两册《域外小说集》，一面又在留学生办的《河南》杂志上，发表提倡反抗和独立精神的论文如《文化偏执论》、《摩罗诗力说》等。他非常喜爱果戈理、契诃夫、显克微支等现实主义作家；同时又引拜伦、雪莱、雨果、海涅、普希金、莱蒙托夫、密茨凯维支和裴多菲等浪漫主义诗人为同调，介绍他们同情弱小、抵抗强暴的作品。他既反对贵族地主洋务派的“竞言武事”，“不根本之图”，也不满官僚集团维新派的主张“制造商估立宪国会”，对于新起的买办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代言人，同样充满了不信任和憎恶，认为他们提倡的是假民主，“托言众治，压制乃尤烈于暴君。”鲁迅把民族革命和人民解放作为实践任务，作为理论推理的出发点，并且根据上述认识，从西方思潮里取精用弘地吸收他所需要的材料。他相信进化论，在日本读了许多介绍进化论的书籍，进化论给予鲁迅要求社会变革的理想以很大的支持，使他坚定地相信未来，不惮前驱。他反对资本主义物质弊害的戕贼，要求“张灵明”，也不满守旧群众和习惯势力的约束，倡议“排众数”。他以个性主义为武器，反对封建主义对人们思想的束缚，支持新生事物的成长。个性主义和进化论是他前期思想中很重要的部分。
鲁迅在日本期间筹办过杂志《新生》，但失败了。在《呐喊•自序》中，鲁迅是这样说明的——“《新生》的出版之期接近了，但最先就隐去了若干担当文字的人，接着又逃走了资本，结果只剩下不名一钱的三个人。创始时候既已背时，失败时候当然无可告语，而其后却连这三个人也都为各自的运命所驱策，不能在一处纵谈将来的好梦了，这就是我们的并未产生的《新生》的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