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生活中的经济学》序
经济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在西方可以追溯到亚里斯多德时代，在我国则可追溯到孔夫子那里。但如果以亚当·斯密1776年《国富论》的发表作为经济学诞生的标志，则经济学至今也不过只有200多年的历史。
什么是经济学呢？对这一概念的界定有各种各样的回答。如经济学探讨生产什么物品，如何生产这些物品和为谁生产这些物品。在名著《经济学》中萨缪尔森写道：“经济学研究社会如何使用稀缺资源来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并把它们在不同的人之间进行分配。”我在《管理经济学》一书中从公平与效率、生产与分配的角度出发，指出“经济学是研究如何有效配置经济资源和如何公平分配国民财富，以满足个人或社会目的的一门社会科学。”种种说法归结起来，总离不开这样一种思考，即经济学是使有限的资源被用于最合理的方面以便增加社会总的财富，使社会变得越来越富裕。
这种对经济学的理解，大致具有三方面的含义：第一，个人或社会的目的或欲望是永无止境的，而经济资源在绝对量上来说是有限的，稀缺的。由于人口的急剧增加，工农业的调整发展，污染的日益严重，森林和地下水等可再生的资源及矿产等不可再生资源日渐匮乏，甚至就连以往认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空气和江河之水也因污染而变得稀缺起来。第二，稀缺资源虽然有各种各样的用途，但一旦用于某一用途就不能再用于其他用途。因此，人们的各项经济活动都牵涉到选择问题。在这里，效率意味着一国经济应将它的生产和消费单位组织得使社会能够得到最大数量的所需要的物品和劳务，而且，在现行习惯、法律和制度的范围内，经济资源应得到最充分的利用。第三，在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标下，可通过“机会均等”或“结果均等”等制度来寻求公平分配方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机会均等的公正游戏规则，将实现由竞争带来的繁荣。
在短暂的200多年中，经济学按照科学的规范建立了自己的语言、文字的逻辑系统。一组初始概念，一套公理体系，精确的定义，严密的逻辑，以至如果没有受过专业训练，很少有人能够读懂经济学论文，特别是如果没有一定的数学功底，人们不要指望能看懂那些权威的经济学学术刊物上的论文。经济学已成为人类社会的“阳春白雪”而难以普撒寻常巷陌人家。
世纪之交，经济改革成为全球性流行思潮。而随着原计划经济国家大幅度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这一思潮日益成为广泛的社会行动。学习、研究、传授和应用经济学则成了这一社会行动的一个重要方面。经济学人认真钻研经济学、大胆实践经济学、不遗余力地传播经济学，为经济建设提供了大量经济管理人才，他们已经或正在成为跨世纪的市场经济主体。国内近百所大学开设经济管理专业，为市场经济建设提供了大量的人才。各级各类的研究机构对经济理论的潜心研究和深入探讨，极大地丰富了经济理论宝库，为我国经济建设指明了方向，提供了理论依据。
然而，漫步街头巷尾的大小书肆，以经济命名的“大全”、“读本”、“丛书”挤满书架，大有泛滥成灾之势，然而对这些出版物中所述种种，即便是著作者本人，心中也是不大有把握的。人们在百忙之中，选中几本去读以使自己的生活质量更上一层楼，可读后常大失所望。用抽象理论来阐述简单事实的做法往往是著作者为评定职称而加重砝码。这类书籍文章通常是写给学者们和校园里的莘莘学子看的，而不是写给大众百姓看的。即使硬着头皮耐心地看过了，对实际工作和生活也毫无帮助，除了花费时间几乎别无所获。经济学的发展需要学术研究，但更需要对社会公众的启蒙教育和应用。纵观世界各国，国民的经济学素养高低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经济活力的重要标志。揭开经济学的神秘面纱，让经济学从经济学家的书斋里走出来，这是时代的呼唤，也是社会发展的一种迫切需要。
我国经济学泰斗陈岱孙教授说过“经济学是经世济民的致用之学”。但如何广泛传播经济学，使和寡的高曲成为流行的音符？这是我在从事经济学教学和研究时常常浮现在大脑里的一个问题。在我评上教授职称之后，这一问题更是困扰着我，影响着我。特别是在我主持主讲的“西方经济学”课程被评为江苏省级一类优秀课程之后，我产生了撰写一本通俗经济学启蒙读物的冲动。作为一个经济理论工作者，来不及陶醉于烫金的证书之中，顾不上多呼吸几口悠闲的空气，便准备投入紧张的“业余”创作工作之中。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开始了这项工程的规划设计，试图结合身边的事例，用通俗的语言向读者普及现代经济学思想理论和方法等基础知识。就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从经济学的眼光，以经济学的思维方式进行观察和思考，而并非象教课书那样做系统的灌输。为了使我的研究生能将所接触和学习到的理论应用于实际，而不是将其束之高阁，自我欣赏，并成为经济学的精神贵族，在制订出详细的工作计划和写作大纲之后，我便安排他（她）们进行写作内容的研讨和初稿的执笔。在初稿的基础上我进行了修改、统稿和定稿，并将其命名为《生活中的经济学》。本书由许长新、刘俊等编著，参加编著的还有宋敏、郝琳、徐杏、王甲、庄惠娟、赵国蓉、尚静、金雯飞、张自斌、张孟硕。他（她）们的具体工作在相关篇章的后面都有明确的执笔者署名。
好友张军来电邀我将本书在中国知识经济出版社出版，考虑到普及经济知识也是知识经济的重要方面，于是我欣然应约。
本书定稿之时，日历已悄然指向1999年元旦，我也有了一定的解脱感。本书从写作到出版，得到多方面的协助与支持，谢意难以言表。由于初次涉足经济学启蒙读物的写作，书中定有多处缺陷，但我们希望能给读者多一些回味，少一些遗憾。当读者在百忙之中静下心来，读过本书以后，掩卷回首反思，但愿能豁然开朗：
“哦，这就是经济学。”
第二篇
家庭是微观经济活动的综合体, 既有消费的职能, 又有储
蓄、投资和获取收人的职能。作为消费者, 家庭行为的基本目的是咖的最大化, 用最少的花费获取最大数量的享乐与满足作为劳动者, 家庭又追求收人最大化, 是最少的时间获取最大的报酬作为投资者, 家庭必须考虑如何将扣除消费后的收人剩余用在能生更多钱的地方。家庭可增值收人又是由前期收人水平决定的。除了劳动报酬、资产收人外, 家庭总收人的形成, 还有一个来源, 这就是转移收人, 它包括亲友的赠金, 父母留下的遗产。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这一部份收人占家庭总收人的份额也在逐渐提高。家庭收入最大化的主要行为有两个一是充分利用家庭劳动的时间资源, 用劳动换取收人, 劳动支出越多, 家庭收人越大。二是将消费后的剩余进行投资, 实现家底资产增值。这是指工薪家庭, 如果家庭同时又是一个企业, 如城市个体工商户或承包经营土地的农民, 那么家庭收人还有一个重要来源利润。但这时的家庭已经是集生产与消费于一身了。如果成了家庭企业, 就有了一个经济学中利润最大化的问题了。人们为了家庭生活水平的更加美好, 总是千方百计挣钱, 争取更多的收人, 这就是经济学中收人最大化原理的自觉应用。对于家庭的正常运行而言, 钱不是万能的, 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
的。一家几口, 衣食住行, 样样离不开钱。你要买辆漂亮的小轿车, 你要培养孩子上大学, 你要交朋结友, 你要游山玩水, 没有钱是不可想象的。家庭收人最大化的第一个措施是夫妻双方都能找到一份薪水比较高的工作, 也就是说首先要力争劳动报酬最大化。在目前情况下, 不同所有制部门之间、行业之间、企业之间劳动报酬的差异是很大的, 同样辛勤工作一年, 其收人大不一样, 进行岗位收人比较与选择对于家庭收人的多少有着十分重要意义。影响家庭收人的最大化的另一个重要来源是资产收人。它包括房屋的租金、银行的存款利息, 购买证券所得到的分红等。资产收人的多少取决于资产规模, 而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几乎每天都在应用经济学原理, 包括衣食住行、学习工作、教儿育女, 交朋结友、游山玩水方方面面, 如果运用得当, 人们的幸福指数将大幅提升。人们在购物时常常货比三家, 比质量, 比价格, 这就是经济学中价值规律的自觉应用。人们在比较中看哪一件物品更为适合, 更为合算。家庭主妇每天到菜市场上去买菜, 除了注意品种搭配, 营养结构多样化以外, 首先问的是多少钱一斤, 并讨价还价, 尽盆降到最低, 再就是仔细看秤, 看是否短斤少两, 当然对于质量问题是绝不会放过的, 有问题的食品是肯定不买的, 禽流感发生, 不买鸡鸭鹅, 聪明的主妇, 往往是等到下午去买菜, 等到季节变换时去购买衣服, 因为这时价格总是较便宜一些。如果是
购买比较昂贵的物品, 比如小轿车、电视机、电脑甚至商品房之类, 人们会更加慎重, 往往要请专家内行参谋, 进行成本核算, 更加注重质, 把风险降到最低限度。
人们在进行投资时, 总是要考虑投资回报和安全系数, 这就是经济学中投人产出原理的自觉应用。有的人不妙股, 不当股民, 或是因为没有钱妙, 或是因为对股市行情不熟悉, 或是认为炒股有风险, 把钱存放银行更为安全可靠。有的人人股合伙办企业, 首先考虑的是有多少利益回报, 同是要考虑的是投资项目有没有市场前景, 合伙人有没有诚信。不少人投资上当受编主要是被高回报或迷惑, 没有识别骗局的本本。人们把手头多余的钱用来买国债、买保险, 是认为买国债与买保险比银行存欲利息多, 划得来。有的人用手头多余的钱用来买彩票, 如福利彩票和体育彩票, 目的是为了中奖, 原本就知道回报高风险大。有的
人甚至违法参与赌博, 愿望还是赌燕。人们往往十分注意和重视儿女的教育, 舍得教育投资, 这就是经济学中竞争法则的自觉应用。在重视教育的国家, 受教育程度高的人, 挣钱多于受教育程度低的人。据美国学者对美国、
英国、墨西哥和印度等国关于教育与收人关系的调查, 得出了两个重要的结论一是教育程度越高, 早年薪水增长越快, 并且通常是开始的薪水就越高二是教育程度越高, 达到最大工薪的年岁越晚, 并且退休收人越高。在我国, 不但教育投资的私人报酬率还相对较低, 而且还存在“ 脑体倒挂”现象。在有的地方和行业, 大学生和中学毕业生的收人没有多少差别。为何还有那么多的人想读大学读研呢除了中国家庭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文化影响, 想让自己的子女出人头地外, 主要原因还是人们对未来教育投资报酬率有看高的预期。认为今后中国今后劳动者之间的收人差别将首先产生于教育程度的差别。现在中国摘的是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归根结底是竞争经济, 而竞争归根结底又是人才的竞争。而人们盼望自己的儿女能有出息, 必须加大教育投资, 这对家庭大有好处, 对国家也大有好处。国家提出“科教兴国” , 湖南提出“教育强省” , 可见教育的本质意义。
有关物流的
处在迅速发展中的中国物流，存在诸多问题，需要处理好诸多的关系，协调发展。从而，有许多政策性问题需要解决。政府需要制定相应的方针和政策，加强我国物流业的协调发展，使物流业真正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概括地说，发展中国的物流业需要采取“协调发展、稳步前进”的八字方针，并采取以下的八大协调政策：
一、现代物流业的基本内涵
物流理念被引入产业界后，其内涵一直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扩充。短短几十年间，物流由最初概念的形成、发展和不断完善，在全球迅速成长为具有无限潜力和发展空间的新型服务产业，并已进入现代物流的发展阶段。所谓现代物流业，是指产品从生产地到消费地之间的整个供应链，运用先进的组织方式和管理技术，进行高效率计划、管理、配送的新型服务业。它通过对物流的各个环节，包括运输、储存、包装、装卸、加工、配送和信息处理等相关活动，进行一体化管理，以达到降低流通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增加企业利润的目的。因此，国际上通常把降低物资消耗而增加的利润称为第一利润源泉，把节约活劳动消耗而带来的利润称为第二利润源泉，而把通过降低物流成本挖掘的利润称为第三利润源泉。著名管理权威P.F.德鲁克则把现代物流业称之为尚待开掘的“黑大陆”。
二、现代物流业的基本特征
虽然物流活动存在已久，但在现代经济中，物流产业及其所提供的物流服务，与传统的物流活动或者生产、流通部门从事的物流活动已经有了本质上的区别。具体表现为：第一，现代物流业是国民经济中的动脉系统，它连接社会经济的各个部分并使之成为一个有机整体。第二，现代物流业通过对各种物流要素的优化组合和合理配置，实现物流活动效率的提高和社会物流总成本的降低。第三，现代物流业可以为全社会提供更为全面、多样化的物流服务，并在物流全过程及其各个环节实现价值增值。
三、现代物流业的发展趋势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现代物流业发展呈现出五大趋势：一是系统化趋势。为满足用户需求不断变化的客观要求，现代物流包含了产品从“生”到“死”的整个商品流动过程，形成了一个整体的专业化的供应链，物流系统也就成为一个跨部门、跨行业、跨区域的社会系统；二是信息化趋势。借助于商品代码、数据库的建立和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在运输网络合理化和销售网络系统化的基础上，整个物流系统实现管理电子化，物流业正进入以网络技术和电子商务为代表的信息化新阶段；三是专业化趋势。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专业化分工越来越细，生产企业为精干主业，提高效率，逐渐把物流配送业务交由专业的物流企业去做。第三方物流能够发挥集约化、专业化的优势，在更大程度上实现物流合理化，从而节约流通费用，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四是仓储、运输的现代化与综合体系化趋势。仓储现代化表现为高度机械化、自动化、标准化，组织起高效的人、机、物系统；运输的现代化则要求建立铁路、公路、水路、空运与管道的综合运输体系；五是物流与商流、信息流一体化趋势。传统上，商流、物流、信息流是三流分离的。但现代物流的功能逐步拓展，将商品的交易、产品的位移和信息的传递集成在一起，实现了三流合一。
四、我国物流业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政策
基于上述分析，发展中国的物流业需要采取“协调发展、稳步前进”的八字方针，并采取以下的八大协调政策：
（一）发展物流业与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相协调的政策
物流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一个产业，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必须与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相协调。我国物流产业政策的制定，必须实现这一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物流业的跨部门和多环节以及服务业态和服务种类的多样性特点，决定了物流产业的发展与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相协调，具有其内在的要求。物流既涉及物流基础设施建设、物流设备制造业、物流信息业等诸多产业部门，还涉及物流经济活动中的运输业、仓储业、包装业、货运代理业、物流咨询服务业等诸多行业，涉及国家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物流产业政策的制定具有其内在要求：一是物流产业与国民经济其他产业部门的协调发展。根据产业结构的理论，不同的产业结构有着不同的经济效益和经济发展水平。结合大力发展我国物流产业的过程，有计划地进行我国国民经济产业结构的战略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将极大地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在更高的水平上稳步发展，促进中国两个根本性转变的实现。二是物流产业内部各种相关产业经济活动的协调发展和资源整合优势的发挥。经济学大师们对产业组织有过多方面的深入研究，产业组织理论的先驱者马歇尔对产业的组织形态进行了分析，美国产业组织理论的鼻祖张伯伦对产业内的竞争与垄断进行了研究，现代产业组织理论的代表人物贝恩对产业组织的市场效率进行了研究。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结果表明，实现产业内的最佳资源分配状态是产业组织的目标。物流产业作为一种特殊的复合型产业，其产业组织的目标就是使物流产业内部资源得到最有效的整合。我国的物流产业政策，必须反映这两方面的内在要求，使我国物流产业的发展与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相协调，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促进我国服务业的进步和发展。
（二）发展物流与工农业生产相协调的政策
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正处在由小康社会向工业化社会、信息经济时代全面过渡的发展新阶段，信息产业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现阶段，工业仍然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农业仍然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物流业不仅是连接工业生产活动和农业生产活动的桥梁和纽带，而且是连接工业生产各个部门、各个企业的桥梁和纽带。通过现代物流经济活动，应该能够有效、及时、准确、快速地把农业生产所需要的机器设备、化肥、农药等各种农业生产资料配送到乡村，把工业生产所需的各种农产品工业原料、各种工业中间产品配送到工厂企业，使我国的物流产业能够真正成为有效地连接工农业生产的桥梁和纽带。因此，我国的物流产业政策在促进物流产业发展的同时，必须与工农业生产的发展相协调，服务于工农业生产，形成高效的现代物流服务体系，使物流产业的成长与我国工农业的发展能够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现代物流业作为服务业的一部分，在为工农业提供有效的现代物流服务的同时，也将使本身迅速发展壮大起来，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实际上，从经济分析的意义上说，产业经济学的配第一克拉克定理，已经给我们描述了现代物流产业进化的未来。
（三）物流基础设施建设与物流资源整合相协调的政策
我国的“十·五”计划已把物流业作为“十·五”时期着重发展的服务业。现在，我国各级政府，根据“十·五”规划中大力发展物流的战略，按照中央制定的加快发展我国物流业的大政方针，对发展本地区的物流产业进行了规划，特别是对大规模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尤其是各大、中城市都在规划投巨资建设大、中型物流枢纽、物流中心，成十亿、上百亿元投资的物流基础设施建设规划比比皆是。应该说，对于各级政府大力发展物流的热情和大动作是需要首肯的。但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搞清楚，就是物流基础设施建设与物流资源整合相协调的问题和关系。发展我国的物流产业，具有来说就是要充分发挥物流资源整合的优势，实现物流资源的最优配置。问题在于，大批物流基础设施的集中建设，究竟是不是合适，它们究竟能够在多大的程度上实现充分发挥物流整合资源的优势，能够在多大的程度上实现物流资源的最优配置。投入产出的理论告诉我们，一定的产业结构具有一定的投入产出关系。我国物流产业现在的投入产出关系如何确定，我国物流基础设施建设现在的投入产出模型如何构造，它们之间具有什么样的相关性和数量关系。这些物流发展中的宏观问题和数量关系，需要我们去认真的进行宏观经济数量分析。至今为止，我国物流产业的宏观经济模型还没有建立。我国物流产业的宏观经济数量分析和参数估计问题，已经影响到我国物流产业的宏观经济决策的正确性和可信度。实际上，我国各地现在大规模的投资建设大批的物流基础设施，大多是建立在各地物流发展预期基础上的，普遍缺乏全国物流发展的理性预期和有效协调，缺乏充分可信的可行性论证和宏观数量分析的政策指导。这样，很容易造成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浪费，重复建设，结果很可能导致中国现代物流的投入产出效益比的失衡。因此，尽管我国物流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建设是必要的，但各地物流基础设施的建设需要适度，要有统一规划，要进行中国物流投入产出模型的分析和论证，需要有全国物流“一盘棋”的动态规划及决策。应该看到，加快我国物流产业的发展，建设一定数量的大中型物流中心是客观的需要，关键在于，这些物流中心的建设，对于实现物流资源的最优整合需要具有充分的理性预期，是切实可行的。我国物流产业政策的制定，需要贯彻这样一种“充分理性预期”原则，促进我国物流基础设施建设与物流资源整合的协调发展。
2.
连日来，全球经济的急剧动荡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美国经济是否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衰退？世界经济将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影响？这些问题正在国际政治、经济领域引发激烈的讨论，而美国政府最近一周接连出招，试图通过减税和降息刺激经济增长，也成了各大媒体的重头新闻。 目前世界经济经受的动荡，是去年美国次贷危机的扩展与延伸。现在看，其影响不但蔓延到了欧洲，也触及到了全球的股市汇市。此次经济动荡的性质复杂，具有银行信用危机的所有特征，但从根源看，还是美国经济长期积累的各种矛盾的总爆发，是一个“复合型危机”。尽管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2日宣布紧急降息0.75个百分点，以刺激经济增长，但大多数经济学家还是认为这些措施只能延缓危机或者说延缓经济衰退的到来。从历史上看，美国在19世纪末成为世界经济强国，重要原因之一在于19世纪后半期大规模的铁路建设与工业革命。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开始从最强大的工业国家向“后工业社会”转化，每年所消费的社会财富总是超过其生产的财富。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地位，确保了美国能够一直维持贸易赤字。客观上讲，从那时开始，美国经济就步入了一个危机时期，金融部门日益膨胀，汽车和机械制造等重要的生产部门趋于低落，政府对基础设施投资严重不足，一些大工业城市急速衰落。20世纪最后10年，信息革命一度为美国经济增长注入了强大的活力，但这一进程最终以金融泡沫破灭而告终结。进入21世纪，美国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进程加快，直接表现是贸易逆差的规模越来越大。同时，社会财富也日益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中，普通民众收入增长缓慢。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多年的积重难返使威胁经济的力量，如房地产市场不景气与高油价的影响实在太强大，仅靠政府补助或降低信贷利率都无法解决美国经济中存在的实际问题。不过，也有人认为，美国的经济目前尚未衰退。虽然问题突出，但还是在“向正确方向迈进”，美联储和白宫也会继续出台措施，刺激经济增长。这些说法还有待时间的检验。今年世界经济会在多大程度上受到美国经济滑坡的影响？正在瑞士达沃斯参加世界经济论坛年会的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经济的减速，必将拖累全球经济增长。程度如何目前难以预知，因为美国经济的发展得益于全球的金融网，两者关联的复杂程度“几乎没有人能完全明白”。不过，此次经济动荡给人们带来了一个深刻的教训：欧洲一些国家之所以很快受到了美国经济波动的影响，一个主要原因是金融监管的名存实亡，银行和其他金融投资机构对新发明的金融产品趋之若鹜，那些大量购买了美国次级抵押债券的欧洲国家的金融机构都已经濒临破产边缘。这表明，现代经济发展的最一般规律是“产业为根，金融为叶”。惟有给物质生产部门足够的重视，并加强对金融业的监管，使金融真正服务于生产部门，才能确保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也许按照其内在的逻辑，目前影响全球的经济动荡还将深化，并有可能演化成美元危机和国际货币体系危机。面对这种可能，国际社会必须通过紧密的合作来解决问题。目前，一些国家错误地理解这场危机的性质，强调实施保护主义，并试图转移矛盾。这种倾向不仅无助于危机的解决，而且会把世界经济引向混乱，应当引起足够的警惕。
WTO与世界贸易自由化展望（供你参考）
〔摘要〕GATT对世界贸易自由化的推动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如今，取代GATT而成立一年多的WTO，为坚持全球贸易秩序化和法制化轨道上运行等方面取得一定的成绩，但同时也面临着种种的考验，如非关税壁垒、大国称霸、区域贸易与全球贸易关系、保护民族工业与自由贸易关系等问题有待解决。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自由贸易的必然性和WTO能力的局限性。并能客观地看待中国加入WTO问题。
〔关键词〕国际贸易组织、关税贸易总协定、贸易自由化
一、GATT与贸易自由化的进展
诞生于1947年的GATT，是世界上国家（地区）间签署的、具有约束力的多边贸易契约，是一套系统管理各国（地区）间贸易行为的多边贸易通则。虽然它只是一个贸易协定，但是实际上早已机构化了，只是法律上从未获得真正的国际组织的地位。其主要职能是组织多边贸易谈判和对缔约方之间的贸易争端进行和作出仲裁。按照其宗旨：在国际贸易中，通过相互削减关税、清除非关税壁垒和国际贸易中的歧视待遇，以实现提高生活水平、保证充分就业和实际收入及有效需要的巨大持续增长、扩大世界资源的充分利用以及发展商品的生产与交换为目的，在GATT成立以来的近半个世纪中，形成了10项基本原则，包括非歧视性贸易原则；关税保护原则；贸易稳定原则；公平竞争原则，反进口数量限制原则；公开与透明度原则；豁免与例外原则；区域性贸易原则；对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原则；服装及纺织品的全外原则等。并主持举行了8轮全球性多边贸易谈判，包括决定建立WTO的“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果是，世界工业品贸易的关税平均税率由1947年的40％减至目前发达国家的4％和发展中国家的12％的水平；其缔约方由从初创时的23国发展到WTO成立前的128个国家和地区；其成员国的贸易额自最初只占世界贸易总量的25％至今已占全球贸易的90％。尽管GATT只是个临时性的协定，其缔约方仍然实施关税特别是非关税保护，也存在“灰色区域”，但在过去的近半个世纪中，作为管理国际贸易的唯一多边协议，还是把世界贸易自由化向前推进了一大步。1995年，全球贸易在1994年取得9．5％的较大幅度增长的基础上又增长了8％，这与GATT推动是分不开的。
二、过渡期间的WTO对贸易自由化的推动。
已经结束的“乌拉圭回合”产生了多项重要的积极成果，其中之一便是使这GATT这一准国际贸易组织正规化，决定于1995年元旦成立WTO。
与GATT相比，WTO所涉及的领域不仅包括工农业产品贸易，而且还包括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其解决贸易争端的机制也更加有效。
在WTO成立以来的一年里，经历了不少困难和曲折，但基本上完成了机构建设；同时还增加了新成员，包括中国在内的二十来个国家和地区正在申请加入WTO。WTO组织规模不断扩大，表明它对各国的吸引力增强，目前WTO中发展中国家以及东欧转轨经济国家已占2／3，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在多边贸易体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组织了新的多边贸易谈判，并且正在勾画自身的发展蓝图，准备迎接世界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各种挑战。
作为一个新成立但具有永久性法律效力的WTO，刚成立就面临三大挑战：巩固“乌拉圭回合”成果；完成该回合已涉及但尚未完成的谈判；研究国际贸易的新课题。面对实施期长达10年，对所有缔约方具有普遍适用性、卷帙浩繁、空前复杂的“乌拉圭回合”的协议，其实施难度之大是不难想象的。为此，WTO在GATT原有基础上建立了一整套管理机构，其中一个重要的机构就是贸易制度审议机制，WTO对各成员方的贸易政策定期进行审议，以确保其透明度和与多边协议的一致性；还建立了新的解决争端机制，以强化多边贸易体系。这一机制与以往GATT比较零散的解决争端机制相比较具有更高的效率和更强的实施仲裁结果的能力，它规定所有争端最长必须在18个月内解决，如果该机制作出的仲裁结构得不到实施，有关方面将会受到制裁。在1995年一年中，它受理的贸易争端已超过二十多起，比GATT任何一年受理的争端都要多，其中有6起是发展中国家针对贸易大国的。在这些争端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美日汽车贸易纠纷，尽管此案最终通过双方谈判得以解决，但不能否认WTO解决争端机制的威慑力对双方达成协议起的促进作用。以往在GATT时期，贸易大国常常可以藐视该组织作出的裁决而不会受到惩罚，弱小国家的利益往往因此得不到保护。在这一问题上，WTO有了新进展，如1995年4月，香港有关部门将美国对香港纺织品限制案报送WTO裁决后，使美国取消了对香港纺织品采取的限制措施；同年7月份，哥斯达黎加和洪都拉斯就美国对其内衣进口采取限制措施向WTO起诉，结果使美国又一次取消了限制措施。
WTO在1995年还组织了“乌拉圭回合”未完成的4项服务贸易谈判：金融服务、劳工流动、基础电信和海运谈判。在金融服务谈判中，美国坚持高要价，谈判一度几乎破裂，但最终还是在欧盟的倡议下达成了一项没有美国参加的临时性协议，这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结果，30多个国家作出了提高其金融市场开放程度的承诺。此外，WTO已经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专门研究环境问题，并计划把所有新课题提交1996年12月在新加坡召开的WTO第一次部长级会议讲座，以为将来组织新贸易谈判做准备。
总之，从GATT到WTO的新旧交替进行得还比较平稳，为多边贸易体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WTO在这一年中为坚持全球贸易在秩序化和法制的轨道上运行，所作的努力是可贵的。但在一系列问题上，特别是在维护WTO信誉和权威方面，这一新生的组织还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三、WTO在推进贸易自由化过程中的严峻考验
从理论上说，GATT宗旨是符合通行的国际贸易理论原则的；从条文上看已为WTO的运行提供了制度化的保证；从实践来观察，尽管WTO已取代了GATT，但已取得的成绩距离其宗旨要求却相去甚远。并且，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一些新的课题摆到了WTO的面前，如贸易与贸易环境、贸易与投资政策以及贸易与各国企业的竞争政策等。
首先，GATT在推进贸易自由化已取得的成绩中，削减关税最为突出，这也是世界贸易量增长10倍的主要原因之一；但同时，在另一方面，尤其是非关税壁垒障碍上，却无能为力。各国在其经济发展中，客观上有保护的需要，但由于关税减让太多，不便利其实现保护的目的，遂转而大量使用非关税壁垒措施。目前全世界关税壁垒措施已达2700多种，成了贸易自由化的最大障碍。WTO仍然将面对这块难啃的硬骨头。
其次，WTO并未消除国际贸易秩序中存在的各种弊端。最突出的问题之一是，大国左右局面情况依然存在。譬如说，由于少数贸易大国的阻挠，贸易额居世界第11位的中国至今仍未能成为WTO的成员国；由于欧美互不相让，WTO总干事人选拖9个月才确定下来；另外美国动辄采取单方面贸易报复措施，这对其他国家构成了重大威胁；失业严重、贸易不平衡等因素导致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有增无减，它们以劳工标准、环境保护等借口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推行新型贸易保护主义，并在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问题上设置了种种障碍。过去，由于主要西方国家背离GATT宗旨，致使发展中国家负担沉重，两者之间的贫富差距拉大，至今依然如故；不仅如此，这种行为也使发达国家之间不断爆发贸易争端。这些倾向都对WTO产生破坏性作用。所以，WTO面临的最严峻考验是，当主要工业化贸易大国缺乏竞争力时或在自身短期经济利益受到威胁时，它们是否仍然愿意尊重WTO的规则，而不凭借其经济实力去破坏它。
再次，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和集团化问题。在世界贸易的发展中，区域性贸易集团成员之间的商品交换量比重在不断增加，截止1994年底，在GATT秘书处登记的区域性贸易规定已有108个。区域经济一体化具有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双重效应，区域贸易集团在促进贸易和经济增长的同时，也难免具有排它性，这有可能会带来贸易集团间的磨擦，甚至动摇多边贸易体系的基础。在GATT第24条区域贸易安排上，允许缔约国建立自由贸易区和关税同盟，而不必按最惠国待遇条款将同等待遇给予非成员国，这是与GATT的非歧视原则相违背的。尽管规定了自由贸易区和关税同盟建立的条件和目的，并在程序上加以规范和约束，但由于这一规定本身的歧视性，以及它在规定上的法律缺陷和漏洞，使一些缔约国有可乘之机，危害其它缔约国的贸易（冯予蜀，第81页），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势均力敌的区域化经济集团的存在和发展，意味着相互抗衡、对峙、讨价还价能力的增强，这就削弱了多边贸易谈判的效果。协调区域贸易与全球贸易之间关系就成了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之后无法回避的问题。WTO坚持区域性贸易与全球贸易应该是互为补充的关系而不是竞争的关系，两者都应在WTO的框架内进行，为此，WTO成立了69个特别工作组，具体负责协调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在加拿大倡议下，WTO决定1996年初成立一个区域贸易集团委员会，以协调这些集团与多边贸易体制的关系。但其作用还有待于实践的检验。
最后，发展中国家事实上为了经济发展的需要也要对民族工业进行一定程度的贸易保护。甚至一些中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为了自身利益也设法在各种程度上游离于自由贸易原则之外。如1996年元旦，WTO“政府采购协议”正式生效，政府作为各国最大的买主，其对外开放意味着，在政府采购中凡是超过15万特别提款权（SDR）的政府采购合同都要对外招标。但签字国却只有美、日、加、以、韩、挪、瑞士等15个国家，并较之“东京回合”的“政府采购协议”又少了瑞典、香港和新加坡。专家称此协议为“诸边（Pluralateral）协议”，以区别于其他“多边（Multilateral）协议”。WTO的“政府采购协议”成为一个“富人俱乐部”和自由贸易的一个死角。究其原因，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离政府采购的开放还相当遥远，即便有个别国有限开放，也是保护国内工业优先。如印尼立法要求“政府采购”要以最有利的价格购买外国产品，而且数额越大的合同，须以对方反购本国非油产品为条件；另一方面，签字国对等开放，由于国力相当谁也吃不了亏，但他们更大的胃口是争夺第三国的政府采购合同。如1994年夏，美国雷声公司与法国汤姆森电子公司在巴西争夺一个14亿美元的亚马逊工程的开办权，最后是依靠中央情报局的帮助，才击败了竞争对手（武跃，1996）。
应该说，WTO解决争端的能力至今并未受到真正的考验。目前WTO正处理在各起争端最早要到今年初才会出初步结果；其受理的最大一起争端——美日汽车贸易争端最终是通过双边谈判得以解决的；在重大问题上，世界头号贸易大国美国往往抛弃多边渠道，采用单边或双边的方式解决问题；大国仍企图操纵WTO；新型贸易保护主义对贸易自由化构成威胁。在中国“复关”问题上，WTO组织作出了一定努力，遗憾的是由于少数贸易大国要价过高，中国仍然被排斥在外。显然，没有中国的参加，WTO就不是一个完整的组织。
总之，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国际贸易关系更加复杂，贸易范围更为广泛，各国的竞争日趋激烈，这一切都注定WTO在推动世界贸易自由化过程中将面临更严峻的挑战。世界贸易正逐步走向全球化，如要倒退，那无疑将是把世界带入萧条。
四、自由贸易的必然性与WTO能力的有限性
就自由贸易而言，其所以会成为一种必然，是因为90年以来市场经济在全世界范围的展开已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WTO这一较强大的贸易自由化组织的推动；加之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等，都为自由贸易的开展提供了有利条件。而且，更重要的是，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贸易自由化是生产和资本国际化，国际分工的深度与广度上的发展，世界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跨国公司的大量出现的结果，它们反映了世界经济和生产力发展内在必然性。
但是，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却是不平衡的：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自由化超过了它们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自由化及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自由化；区域性经济集团内部的贸易自由化超过了同集团外国家的贸易自由化；就商品而言，工业制成品的贸易自由化超过了农产品的贸易自由化；机器设备的贸易自由化超过了工业消费品尤其是“敏感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贸易自由化。从而形成了有选择性的贸易，并在一定程度上与贸易保护相结合。不平衡发展的贸易自由化还具有一定的排它性。就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特点来看，它主要是发达国家在贸易自由化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并与之并存；各国“奖出限入”的重点从限制进口转向奖励出口；以非关税壁垒为主，贸易保护措施多样化；被保护的商品不断增加；从贸易保护制度转向更系统化的管理贸易制度，强调政府干预和管理贸易，如克林顿动员了一大批美国政府机构，为美国企业制定了第一个“国家出口战略”，3年里，美国企业的业绩证明他是成功的（武跃，1996）。又如，欧洲国家政府投资250亿马克研制“空中客车”，并每年巨额补贴维持营运，到1993年其营业额终于击败了波音，成为世界第一。
从发达国家新贸易保护主义增长的根源来看：主要是因为世界性产业结构调整与利益集团间的矛盾；世界经济的萧条和不稳定增长；国际贸易与国际收支的不平衡发展。在这里，由于众多不同发展层次的国家存在，产业结构的调整将不断进行下去，世界经济的周期性发展也将继续下去。进而，国际经济的不平衡发展不仅在发达国家之间存在，在发展中国家之间及它们与发达国家之间还将存在，这些根源都将为贸易保护的存在提供土壤。
而且还应当承认，“乌拉圭回合”的结果仍然存在不平衡，并且其贸易自由化措施是逐步实施的，对各国的影响也将逐步发生和体现出来。发达国家特别是欧、美、日将是主要的受益国，因为世界贸易的大部分是它们之间进行的。由于10年内彻底取消对发展中国家进口纺织品和服装的非关税壁垒，一些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将从中获益，一些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则面临着更为严峻的考验。关键的问题在于，WTO推行的贸易自由化原则无法解决国家之间经济技术水平差距。这样，在其原则前提下的各种例外就完全有可能使不同类型的国家在认可其原则的基础上，又利用有关条款筑起新的贸易壁垒。
不能否认的是，美国等发达国家仍将主宰着WTO。它们凭借其经济实力驾驭WTO。从克林顿政府主张政府积极参与对外贸易事务，变“自由贸易”政策为“公平贸易”政策，并开始实施战略贸易政策，到克氏政府的一系列贸易行动（包括阻挠中国复关）和态度也提醒我们，一旦WTO的有关规定对其不利，就很难保证不被践踏，毕竟在国际经济中，国家利益还是至高无上的。作为一个经济“联合国”，其所起的作用恐怕不会比联合国强多少，虽然它能在某种程度上起到抑制强权的作用，但也不能保证不被强权所利用。
有鉴于此，中国对加入WTO应有足够的思想准备。WTO也只是一个国际组织，实质上是各成员国利益均衡和分配的结果，它不可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超国家性质的组织机构，因而它无法平衡来自内部或外部的冲击。不仅如此，它还必须面对现实的国际政治变化作出灵活反应，否则它就无法生存下去。尽管WTO能推进贸易自由化，贸易保护也决非是暂时的，它将与自由贸易并存于世界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之中。WTO并不能保证成员国一定能自动享受到WTO的益处，而只是提供了一个参与竞争的机会。加入WTO并不仅仅是单纯为获得稳定的最惠国待遇等WTO所规定的益处，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加入WTO将国际贸易中通行的规则和规范适用于中国的对外经济和贸易，引入更高标准的国际竞争压力和动力，来促进外贸和与之相配套的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建立一种开放型的市场机制和一整套与之相适应的规范和宏观调控手段。使国内生产和对外贸易都能按经济规律和国际惯例办事，进而促进经济的发展，增强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逐步迈向自由贸易。
显然，即使中国加入了WTO，在自由贸易问题上，中国的国情也不允许一步到位，而只能采取过渡性贸易政策。即，要恰当地把握贸易的进程，对幼稚工业还要适度保护。这一政策既要符合国情，使国际竞争在中国目前所能承受的范围内，又要能有利于发展中国的生产力，充分发挥国内市场机制在提高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中的作用，并与国际市场机制保持有机联系。逐步向WTO所要求的国际规范靠拢。期间应该联合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与贸易大国的强权进行不懈的斗争，以维护WTO的信誉和权利，保证发展中国家的自身利益不受或少受侵犯。
总之，尽管有WTO的推动，世界经济的发展贸易自由化将会是主流的，但贸易保护并不会因此消亡，甚至有可能并行不悖。世界贸易自由化的进程将是非常缓慢、曲折以至有可能会反复。
参考文献
武跃：“政府采购：自由贸易的雷区”《国际商报》1997年1月5日。
杨广志：“周岁看‘世贸’牛刀已初试”《经济日报》1995年12月15日。
班玮：“WTO蹒跚周岁”《中华工商时报》1995年12月13日。
任烈：《贸易保护的理论依据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论文，1995年。
冯予蜀：《国际贸易体制下的关贸总协定与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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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国经济建设议案论文
伴随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过程中的政府职能转变蕴含着两种类型：一是改变管理方式和手段，政府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主体组织的地位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二是政府退出作为经济资源配置主体的地位，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变为以社会事业为中心，GDP、财税增值率等并不成为考核政府政绩的直接指标，相反，过去未引起高度重视的提供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项目，如安全、就业、保障、环保等成为评判政府业绩的主要尺度，以人为本的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理念得以真正贯彻。
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政府职能的转变基本上属于第一种类型。转变的重点是：政府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过程中，积极引进市场机制，并在发挥市场配置资源作用的同时，改变政府运作经济的方式，即从直接管理为主转向间接管理为主。由于这一转变适应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因而带来了国家面貌的显著变化。然而，即使是第一种类型的政府职能转变，也不能估计得太高，只是处于初级阶段，转变的任务仍然十分繁重。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只是处于启动阶段。从主观上看，观念的转变明显滞后。如果不是仅仅看宣传口号，而是深入体验上下群体文化，在一些地区，不仅计划经济的观念、行为方式，而且封建意识、积习依然根深蒂固。从客观上看，企业素质差、市场欠发育、适应市场经济的管理人才严重缺乏等等，可谓政府职能转变步履艰难。因此，总体而言，第一种类型的政府职能转变目前还是我国政府改革的艰巨任务，政府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体之一的角色在大部分地区暂时还难以根本改变。
着眼于经济运行的现实，目前政府转变职能应更多地表现为分阶段的理性退出。即：(1)退出企业生产经营活动；(2)退出经营性投资主体地位；(3)退出消费采购者身份(政府采购通过市场组织实现)；(4)退出产业调节者角色等。目前，以上四种退出尽管总体上均不尽如人意，但相比较而言，第一、二种退出力度较大，并且在不断深化和规范。第三种退出也在逐步推进。如国务院已颁布《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决定》，明确提出，政府投资主要用于关系国家安全和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经济和社会领域。即使是对投资项目的审批，也明确规定：对于企业不使用政府投资建设的项目，一律不再实行审批制，区别不同情况实行核准制和备案制。困难最大的是第四种退出，现在总体上还未提到议事日程。客观而言，这里体现着如前所述的发展阶段制约，目前若各级政府均退出产业调控极易导致经济发展受到影响甚至衰退的后果。 三、“又好又快”发展的文化生态
无论是适度、持续的增长，还是产业升级和制度创新，从更深层次去观察，均离不开文化的重塑，这至少包涵：理性文明的消费文化；激励、支撑的产业升级文化；促进改革的制度文化。
1.理性文明的消费文化。自1998年以来我国历次宏观调控过程中，反复强调着一个要求或目标：扩大最终消费需求。这至少发出两个信号：一是决策层已将立足于内需，尤其是立足于消费需求作为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长期、根本的战略；二是“消费不足”已经成为困扰经济发展的顽症。
“消费不足”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现象，导致的因素无疑是多方面的，可从经济制度构建、经济政策设计去寻思对策，但文化影响更为深层。制约消费的文化影响至少体现在信仰影响、人文影响、时尚影响、变迁影响、节俭影响和情绪影响6个方面：
消费支出中的信仰影响具有普遍性。信仰是社会稳定发展的伴生物。从百姓的视角看，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对精神生活的需求也愈来愈高，其中就内含着信仰支出提升的趋势。因此，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信仰消费始终是增量，在这里，若消费不足只是表明缺乏科学引领。人文影响主要表现为受人的自身素质提高和传统文化以及普适性人文关怀制约所派生的消费行为。首先，社会发展对人的素质提出愈来愈高的要求，其中文化素养越来越受到重视。人们不仅在教育孩子过程中更加注重文化支出，培养人文情操，自身在生活工作中也逐渐增加文化消费，并将此视为提高生活质量之必需。其次，传统文化被视为民族精神和道德传承愈来愈影响人们的消费行为。如民族风俗消费等。此外，随着文明水平的提高，社会人文关怀的消费支出也不断上升，包括在社会慈善、扶贫、帮学等各种捐助过程中日益增长的各类消费。时尚消费是一定社会群体相对稳定的消费倾向。消费中的时尚实质上是一种精神现象，因而时尚消费归根到底是文化消费。时尚消费一般具有审美性、跟从性和弃旧性特征。审美性展示对消费美感的创建和引领，如着装中的“款式”变动与人们对美的追求息息相关。在这里，着装样式实际上成为一种价值符号，既体现时代对美的理念赋予的新内涵，又展示人们在生活中对美的创造行为，因而是人类文明演进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跟从性是指时尚消费群体中存在着不具有独立审美意识和自我审美标准的人们，他们的时尚消费是“随行就市的”。弃旧性是时尚消费标志性特征。时尚只有在弃旧中才能得以体现。时尚性消费总是使特定时空中的消费品成为“过时”，并使其价格明显下降。与此同时，新一轮的时尚消费物予以替代。变迁影响是指随着消费水平、消费层次普遍提高而产生的消费压力
2.激励、支撑的产业升级文化。转变发展方式，推动产业升级是否需要特定的文化生态？这往往是经济学人忽略的。其实，支撑产业升级的文化生态至少涉及民族精神、知识产权观念、品牌意识等。这里仅就民族精神作些讨论。
民族情结、国家意识，这是目前世界各国普遍具有的精神现象，对于无国家意识或相反者至少被认为是另类。当然，极端的民族主义从本质上看也是对理性国家意识和民族精神的背叛。因此，这里存在着介于两种极端意识(国家、民族冷漠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之间的理性国家与民族精神。这种精神至少包括以下特征：其一，具有爱国主义的激情。说到底，激情来自于发自内心深处的“爱”，它警示劣根，但包容不足；它期盼国家、民族能融入世界文明，能在世界文明前进的进程中步步赶上甚至走向前列，并能为此而牺牲自我。其二，在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利益的前提下，选择符合法制，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价值判断和行为举措。
所谓群体意识，即指对于某种行为的判断并非是个别现象，而是被多数人甚至是绝大多数人认同。认为某种行为方式发生对于维护国家、民族利益总体上是有益的、必须的，即使在特定时期民众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因此，就爱国主义、民族精神而言，判断是否属于肯定的领域，有无群体意识特征是重要的标志。
时代性往往与国家意识、民族精神表现形式相联系，如封建社会的时代性通常表现为反抗帝国主义的入侵和农民起义反抗封建统治。当资本主义的列强逐渐退出历史舞台，通过经济行为表现爱国主义、民族精神成为主要状态，如贸易保护、国内主要产业和市场保护等。与此同时，民众自发地通过消费选择来维护国家经济安全逐渐成为重要的形式，尤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在国际竞争中常常居弱势，爱国的民族情结与经济活动、产业发展更加紧密地相连也在情理之中。
3.促进改革的制度文化。转变政府职能固然是推进改革的先决条件，但不是改革的最后目标，深化改革的重点就在于真正建立并能予以实施的一系列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制度。然而，无论是制度的建立，还是制度的实施均离不开文化的支撑。以现代企业制度为例，之所以自1993年提出，历经15年艰苦探索，至今依然不能到位，重要根源之一就是深层的文化障碍。以公司制为典型形式的现代企业制度并非土生土长于中国，而是起源于欧美。1600年建立的东印度公司是其最早的组织形态。出资人在外，依靠职业经理人代理经营所依托的文化只能是法治文化、公开透明文化以及诚信文化等。恰恰是这种制度文化在我国确立十分艰难。
从更广阔的视角看，制度与文化本身就不可分割，制度改革与文化创新无法脱节。无论是领导体制、组织结构还是管理制度，从与文化的内在联系观察，可用三句话来表达，即基于文化、表明文化和体现文化，因而在制度构造时，必须考虑相应的文化对应和水准。基于文化意味着制度构筑于特定的文化土壤之上，不同的制度依托于不同的文化背景。表明文化是指具有创造性的制度本身就是文化的重要成果。文化本来就内含着制度文明。制度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而变更或调整、完善的轨迹就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过程，也是社会整体文化前进的象征。体现文化强调制度的任何一个部分都能展示理念，设计制度时，必须考虑文化理念的整体配套。
结论
从“又快又好”转向“又好又快”，这是共和国历史上发展观深刻演变的产物，展示着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经济建设道路。经济适度持续增长、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经济体制日臻完善是这一道路的集中标志，而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则是：理性文明的消费文化；激励、支撑的产业升级文化和促进改革的制度文化。为此，举国将面临充满希望而又前无古人的尖锐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