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运用大数据 决策告别“拍脑袋”_数据分析师考试
24日,首期“广州新观察”圆桌会议在暨南大学行政楼举行,由来自国内政、学、研、企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媒体记者,聚焦“大数据与政府治理创新”,共话大数据时代的政府治理创新,专家指出,大数据将让政府告别“拍脑袋”决策,让决策更加科学化、精细化。暨南大学党委书记蒋述卓、广州市社科联主席曾伟玉、南方日报社委姚燕永等主办单位领导出席了本次研讨会。会议由暨南大学副校长林如鹏主持。
据悉,“广州新观察”系列学术研讨会由广州市社科联、暨南大学、南方日报社共同主办,每月1期,立足于从广州的视角看世界,从世界的视角看广州,精选热点话题,力求视角新、观察细、探讨深、对策性强,形成广州学界的声音,将为提高整个城市的治理水平,提供直接有力的智力支撑。
大数据将提升政府治理精细化、科学化水平
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创新和大数据技术的发展,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在不断被大数据技术所颠覆和重塑。因此,政府的社会治理不可避免地面临一些新问题。
蒋述卓说,大数据为社会的治理、政府的治理提供坚实的基础,不仅提供一种治理的观念,还提供一种宏观的信仰,使我们的决策更加坚实、有实据,不再是拍拍脑袋就出东西了,现在要建立在数据、用事实说话的基础上,才能更坚实地把治理的模式做好。首期学术研讨会将讨论如何运用大数据来解决广州市政府治理中面临的问题,为改善和创新广州市的政府服务提供帮助。
对于“广州新观察”系列学术研讨会的宗旨,曾伟玉在发言时指出,首先是关照广州的发展实践,服务党委政府的科学决策。
当前,广州正在积极落实国家“一带一路”、自贸试验区建设和创新驱动战略,也是在加快推动建设国际航运中心、物流中心、商贸中心和现代金融服务体系。在这其中有大量的决策需要咨询、有大量的问题需要学术界来给予回答、有大量的政策需要创新。
“我们创办‘广州新观察’这个学术交流平台,是广州社科联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一个抓手,也是我们在贯彻中央精神、推动广州特色的新型制度建设的一个重要举措。”曾伟玉说,希望通过专家学者的深入研讨,能够形成一些有战略高度、有创新水平和实践价值对接建立的成果,破解广州发展的困境,提高整个城市治理水平,提供直接有力的智力支撑。
同时,广州市社科联也希望通过这个平台,打通理论、舆论的阵地,发出广州学界的主流声音,并团结一大批学术积累深厚、思想敏锐活跃的专家学者,以科学严谨和富有创新精神的思想来聚焦和剖析当下社会热点,来解码新常态下这个经济发展的路径和社会治理的转型。
曾伟玉表示,首期研讨会以“大数据与政府治理的创新”为主题,也是希望同专家学者一起探讨大数据给政府治理带来的机遇与挑战,适应新的常态,发挥大数据的信息价值,提高政府治理的精细化和科学化水平,从而加快整个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姚燕永指出,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众声喧哗时代,社会更加需要发出理性、建设性的声音。当前,中国改革正进入攻坚期,广州作为国家中心城市,也迎来了新一轮改革发展的机遇期和挑战期,亟待学术理论界的多方参与,“我们期望,系列研讨活动吸引更多的专家学者参与进来,充分发挥思想库和智囊团的作用,围绕改革发展、基层治理的难点、热点、焦点建言献策、出谋划策,虚实结合、或赞或弹,进一步凝聚改革发展共识,促进政府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
姚燕永表示,作为主办方之一,南方日报将充分发挥主流权威媒体的舆论引导作用,提炼、挖掘好与会专家学者的真知灼见,将充分发挥媒介融合发展的新优势,打通南方日报、南方网及其他新媒体的传播载体与传播渠道,全力做好系列活动的线上线下传播,引导社会各界关注参与其中。
大数据为国家治理打开了新思路
“政府的一元意志与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多元诉求是国家治理的重点。”在研讨会上,复旦发展研究院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良荣教授指出,必须有效全面了解动态中的民情民意,并与政府意志结合,才能形成社会的“最大公约数”,形成制定方针政策的基点。
过去,通过开座谈会、做民情调查等方式获取民意的方法,存在着覆盖面小、时效性差、反馈渠道不畅通的问题,形成了“中梗阻”,且成本高。到了互联网时代,大数据等为国家治理打开新思路。李良荣说,在全球范围来看,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科技创新等发展迅猛,但政府在大数据运用上才刚刚起步。
“我们希望通过对数据的深度挖掘,以较低成本了解民情的真实情况,从而将社会的多元诉求整合到政府的治理框架中,形成更有效的治理框架。”李良荣表示,运用互联网这一新工具测量、搜集、转换成数据,通过改进方法和算法深度挖掘,这样才能得出对于问题的结构与逻辑性的认识,多元框架与多问题就可以有效地结合起来,变成一个上层完整下层活跃的有机体。
而广东社科院院长王珺教授则指出,当前社会治理出现了三个特征。首先是利益主体多元化,传统社会管理是管理与被管理者的二元结构,而现代社会治理,则是以多种利益主体为基础的,如政府、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行业组织与社区组织等。其次是大数据技术广泛应用。因此也就形成第三个特征,社会治理变成了政府主导下的合作共治。
王珺表示,传统社会管理已不适应新时期发展需要,而新管理模式尚未建立起来,为有组织、有秩序地平稳推进,需要在政府主导下,以人为本,多方参与,共同探索合作共治新模式。
来自南京大学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的副主任沈固朝教授,则以“以海疆维权为例”,发表了“大数据时代如何提高我国舆论的国际话语权”的报告。他建议,面对海量数据,我们必须学会运用技术,将数据转化成中数据、小数据,应用到国际话语权提升的实践中。
沈固朝表示,在海疆维权中建设证据链,目前国外已经有全信源情报的概念,其实就相当于“大数据”,将影像库、文献库、法律库、地图库、动态库五库关联。因此,他建议,建设国际话语权,要从舆论、大数据、证据链三方面下手;将大数据变为用户能处理的小数据,从小数据提取服务于决策的情报和知识。
借力大数据或可预防公共场合踩踏事件
作为企业界的代表,科大讯飞公司副总裁杜兰表示,当前城市治理难度因城镇化、老年化、互联网崛起等不断加大。不过,互联网的出现也给政府治理带来了新的可能和机遇,美国政府已经用大数据监测流感,这便是其中一例。而在我国安徽芜湖也尝试使用大数据进行政府“自我革命”。
据介绍,安徽芜湖整合了77个政府部门10.8亿数据,将100多项审批流程化,使之更加便民。办事大厅的窗口由8—10个减少到2—3个,减少审批程序的时间,提高了办事效率,减少了排队等候的情况。同时结合人脸声纹识别技术,民众只需带身份证就可以办理业务。
而在社会管理信息化方面,大数据也有用武之地。杜兰说,如今的移动电信等大数据分析可以进行人流监控,有利于公共区域管理,可以应用于在城市交通、停车场布局、广场人流控制等方面。比如,近年来大型活动现场踩踏事故时有发生,暴露了公共管理的弱项。其实,如果能够借力大数据,对公共场所人流量进行动态监控和分析,就能提前预知人流情况,并根据数据变化启动相应管理预案,从而避免如外滩踩踏之类的事件发生。
在研讨会上,凯迪网络副总经理张世良则以“信息海洋如何捞干货”为题,对大数据时代的政府治理提出了建议。他表示,组织与个体在和信息互动关系上有共通之处。组织需要全面、快速、及时占有信息,过滤无效误导信息,使用逻辑分析和数据分析方法进行,及时进行信息公开共享,对自己关注领域的典型案例进行深入剖析,形成案例库指导日后工作。
在广州“创文”过程中,张世良所在的凯迪网络就曾通过大数据搜集社交媒体的言论,分析网民心中对“文明广州”的认识,从而给“创文”工作提供了决策参考依据。
来自《南风窗》杂志社的高级记者李少威,则带来了其在新闻现场的思考。结合过往PX项目事件,李少威指出,在具有类似于环保领域“邻避效应”的事件中,政府应当尽可能从选址上避开人群聚集区,让项目建设尽量减少交易成本和社会阻力。
李少威表示,政府应当建立一种机制化的解释、沟通、协商的通道,这种机制可以依托人大、政协来组织,立法和议事机构本身具有组织正当性,同时避免行政机构牵涉利益猜测,最终形成政民的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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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黄家驹在尘世里擦肩而过。
当我在1994年知道他,并且迷上他时,他已在前一年作别人间。
然而,有的人是永远不会死的, 他们的死亡,只是用一种最激烈的方式来分发自己。
就像一朵蒲公英的花,“呼”的一声,满天都是。
其中一颗种子,1994年,掉落在我的心里。
他说:“我觉得自己背着吉他,就像背着一把宝剑。”
我说:“我觉得自己听他的歌,就像被塞给一把宝剑。”
常常在黄昏时分,背对夕阳,驶上高速,驱车向东。
眼前的一切都是金色的,暗暗的金色。
心情却是灰色的,浓郁的灰色。
这时,我就把一盘名为《光辉岁月》的CD塞进光驱,把音量调到最大。
把车速提到最高限速,在规矩限度之内放肆。
吉他声响起,我就主宰了世界,感觉自己可以和一切抗衡。
我是一个他律的人。
如果这个世界没有交警,我一定会从后排摸出来一瓶酒,让自己从内到外像风一样。
风。
风四娘。
古龙在《萧十一郎》里塑造的角色。
她“骑最快的马,爬最高的山,吃最辣的菜,喝最烈的酒,玩最利的刀,杀最狠的人”。
那是一个无法无天的江湖,没有交警,也没有刑警。
她的“六最”,我只能做到“两最”:吃最辣的菜,喝最烈的酒。
我连刀都没有。
没有刀的人,不配有英雄梦。
虽然朋友董小姐说:文字呀,也是刀。
黄家驹的“刀”,是捡来的。
出生在香港苏屋区,这个纸醉金迷的世界里最安静也最贫穷的角落。
少年时代,邻居搬走后,他在一片狼藉中捡到一把吉他。
许多人的英雄,从一把捡起的吉他中诞生。
17岁那年,他加入了一个业余乐队,被主音吉他手痛骂:
“你弹得真是烂透了,一辈子也不会有出息。”
他自卑、沉默,倔强,在暗暗中发誓一定要弹好。
他做过公司助理、铝窗、冷气工程、五金、电视台布景员,还卖过保险,一事无成。
叶世荣也卖过保险,他们俩加上邓炜谦、李荣潮,组了一个乐队。
在他人眼里,这好像是“废柴”们的业余。
1983年,《吉他杂志》办了一个吉他比赛,黄家驹和叶世荣想要参加,就要有个乐队名字,“Beyond”问世了。
他们获得了冠军。
1985年,一个叫黄贯中的大专美术生加入了Beyond,成为吉他手。
你可能不知道他,但你肯定知道他老婆——朱茵。
有点专业的样子了,他们决定做一场演唱会。
黄贯中会画海报,就负责画海报。
所有的工作都是自己做,经过艰辛筹备,终于万事俱备,一声划弦,演唱会开始了。
还没有结束,人已经走了一半。
这个地下乐队,“旗开得败”,亏了6000元港币。
但有一个人看到了他们,他是个音乐经纪人,名叫陈建添。
(1988年10月14日,BEYOND一行八人乘飞机到达天津机场。除了BEYOND四子外,还有经纪人陈健添、唱片监制王纪华、演出助理李后云、填词人刘卓辉)
他们有了更多机会,慢慢成为了香港地下乐坛老大,——不要看漏字,是“地下”乐坛老大。
“地下乐坛”是什么意思呢?
在当时,就是“没多少人鸟你”的意思。
他们做“后朋克新浪潮”“重金属”“艺术摇滚”“华丽摇滚”,也从英语摇滚到粤语摇滚,但只有极少数人感兴趣。
地下时代相当于地狱时代。
只不过,相由心生,有的人能看到希望。
我最喜欢的一首歌,不是《海阔天空》,不是《光辉岁月》。
是《再见理想》。
这就是他们地下时代最重要的代表作,在1986年8月面世,收入同名唱片。
至今,一旦听到这首歌的前奏,我就像唐三藏掉进了无底洞。
黄家驹说,写出这首歌的时候,实在太兴奋,几个晚上都睡不着。
这盒磁带,卖了2000份,在当时是他们的巅峰。
那时,谭咏麟的一张专辑,平均销量是200万。
没有关系,黄家驹很开心。
他读书那么差,数学那么烂。经常逃课,一无是处。
但在这样的音乐世界里,他做自己的主宰。
1988年,他们到北京首都 体育 馆开专场演唱会。
没有红毯,没有粉丝接机,没有烦人的代拍或者直播跟拍,你能想到的跟明星相关的一切,统统没有。
香港直飞北京,一个人要多800元,所以主办方让他们先坐火车到广州,再坐飞机到天津,又坐火车到北京,历时两天,入住燕京饭店。
路上饿了9个小时,到了酒店被丢下不管。自己出门找吃的,又被“宰客”。
只有一个人是热情的——崔健。
10月15日,他到首体排练场探访,和黄家驹做了交流。演唱会当晚,黄家驹唱了一首《一无所有》以表回应。
他唱得很棒,不仅仅是因为嗓音。
因为他一无所有。
他在自掏腰包补了800元的机票钱之后,才能直飞回到香港。
“Beyond”的意思是超越。
这个名字怎样诞生,已经无法考证。
事实上,关于他的资料非常有限,我只能买到一本传记——那是一本写得非常烂的传记。
聊胜于无。
但这个名字,的确符合了冥冥中的宿命。
超越,超越自己,超越时代。
我对神秘主义没有太大的兴趣。
所谓宿命,都是 社会 学意义上的。
宿命=天赋+努力+际遇。
天赋又包括天生的才能与性格。
黄家驹首先超越了自己。
按照剧本,他应该先是苏屋区的一个穷小子,扮演过很多底层角色;然后一事无成,人到中年,油腻不堪;最后穿着白背心、大裤衩和蓝色塑料人字拖,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
但他不是。
他在1989年,以一首《真的爱你》横扫华语世界。
那时我们家还没有录音机,我是从村里别人家的窗户外听到的。
虽然不知道是谁在唱。
然后,有《午夜怨曲》,有《灰色轨迹》,有《光辉岁月》,有《AMANI》,有《喜欢你》,有《谁伴我闯荡》,有《情人》,有《不再犹豫》……
故事颇多曲折,本文不再详述。
总之,他红遍两岸三地。
一个地下歌手,火了,意味着理想实现了。至少今天是这样。
但这不是黄家驹想要的。
黄家驹也不在乎任何形式(物质或语言)的奖励和赞许。
他说,生命不在乎得到什么,而在乎做过什么。
1988年后,Beyond获奖变得频繁。黑豹乐队鼓手赵明义回忆,他们领奖下台后,黄家驹在后台拿一支球棒,把奖杯击得粉碎。
“当时这给我的印象是非常震撼。”
这就是黄家驹。
1991年,Beyond在香港红磡 体育 馆开了演唱会,成为第一个在这里开演唱会的乐队。
为什么是第一个?
因为这里太大,一般的乐队不需要这么大的地方。
他们红了。
然而,“虽然红了,但是不开心,要做很多无聊的事情”。
最重要的“无聊的事情”,就是要按照公司的要求,去电视台参加 娱乐 节目,玩各种 游戏 ,增加曝光度。
原谅我是这么直接——相当于《快乐大本营》。
这种东西,就是从90年代的香港抄过来的。
于是黄家驹说:“香港只有 娱乐 ,没有乐坛。”
很多人不爽,但Beyond回应说:“只要身为音乐人,便有资格发表意见。”
他动了去意,想去日本。
那里,想必是一片艺术和理想的乐土吧。
从这里开始,他就超越时代了。
超越就是永生,问题是,永生如何到来?
时代,看上去是时间意义上的,但在特定时间点,本质上却是空间意义上的。
最大的可能性是,多数空间都同处一个时代。
所以你可以超越空间,却无法超越时代。
日本可能时间上比香港更先进,但空间上比香港更逼仄。
就像现在香港在许多方面依然比大陆更先进,但人们的未来却更受限一样。
物价高,房子小,没有窗帘,就用报纸。黄贯中个子不高,却可以躺着用脚碰到房间内任何地方,“根本不用遥控器”。
这就是“华语圈第一摇滚乐队“在日本的处境。
黄家强打 游戏 过日子,黄贯中从滴酒不沾到借酒消愁,不会抽烟的叶世荣学会了抽烟,黄家驹的吉他落满了灰尘。
“这个世界已不知不觉地空虚……”
不过,Beyond真正有思考深度、超越个人体验而进入家国关怀的歌曲,主要是在日本完成的。
从他们在日本完成的两张专辑的名字就可见一斑:《继续革命》和《乐与怒》。
这两张专辑里,有《海阔天空》《遥望》《长城》《农民》《命运是你家》。
《海阔天空》里唱:
《遥望》的声音如此悲凄:
《长城》在回忆:
《农民》里的确是中国农民的写照:
《命运是你家》是一种孤独的命运抗争:
词与曲,今天听来,都如此“动其心”,但在日本,却不是他们想要的样子。
在香港,他们都是自己编曲,但日本公司安排的专门编曲的制作人,把歌曲都做得特别美。
想想吧,在落英缤纷的樱花树下唱着摇滚……“软性摇滚”。
太美,就太软。而他们不喜欢太软。
黄贯中火了:你们大老远费尽力气去签一个香港乐队回来,目的就是为了把他们都变成日本人吗?
他说:“我快分裂出另外一个自己了,另外一个非常摇滚的黄贯中,站起来问自己:‘你现在他妈的在干嘛?’”
……
游戏 还得玩,商业法则在哪都差不多。
所以他们每天都和经纪人吵架。
还是黄贯中的话:“不是说到日本有大一点的天空吗?大一点的天空不就意味着不用玩 游戏 吗?结果不是,一来就是玩 游戏 ……肉在案板,抱怨没有什么用。”
黄家驹的脾气没有黄贯中火爆,但在这个团队里,最压抑的就是他,因为他是灵魂。
他想,这样的“乐土”,还不如在香港做自己喜欢的音乐,哪怕是纯音乐。
这时更加深刻地体会到,自由是何等重要。
这时,你会不会想到窦唯?
“作为一个创作人,一定要有一个奔放的心。”
这番话,是他在电话里对朋友刘宏博说的。
通话结束前,刘宏博问他一会干什么去,黄家驹说,有个节目要上。
玩 游戏 。
这个节目,就是1993年6月24日,东京富士电视台的《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在日本收视率很高。
日本时间凌晨1时,录制开始。
在一个名为“对决Corner”的 游戏 环节中,12名嘉宾分组比赛。
台上湿滑,有些人滑倒了,撞向台后的背景板,背景板倒了,黄家驹和主持人内村光良掉到3米高的台下。
内村光良没有大碍,黄家驹头先着地,陷入昏迷。
日本时间1993年6月30日下午4时15分,黄家驹去世,享年31岁。
“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
逃离 游戏 ,死于 游戏 。
黄家驹,草根出身,没有上过音乐学院,甚至不懂乐谱,但他创造了什么,举世皆知。
所以一直和他合作的刘卓辉说:“除了天才,还能说什么?”
黄家驹去世一年后,1994年,魔岩三杰红磡演唱会之前,三杰之一的何勇说:“香港只有 娱乐 ,没有音乐。”
这句话是不是特别熟悉?
台湾音乐人罗大佑干脆就说:“香港没有真正的音乐人,除了黄家驹。”
除了黄家驹,我也喜欢另外一些香港歌手。比如谭咏麟、陈慧娴。
但同时,我也赞成罗大佑的话。
其中最根本的差别,就在于“理想”二字。
多年前,我在广州花城广场大剧院,跟朋友谈理想。
朋友说,话题是你提起的,如果是不熟悉的人,我会觉得你是个神经病。
的确如此。
谈理想,似乎早已是一件滑稽的事情。
我本来也本该这样想的,糟糕的是,我在1994年遇上了黄家驹。
黄家驹说:
……
再见理想的意思,就是理想不死。
多少次,我写过同样的一个命题作文——《理想不死》。
每一次,我都愿意写,就因为黄家驹。
这篇文章,怀念的是黄家驹,不是Beyond。
因为黄家驹不在,就没有Beyond。
黄贯中、黄家强、叶世荣,都是优秀的音乐人。
但优秀,和领袖不是一回事,他们不可能闯入我的精神世界。
是谁杀了黄家驹?
香港,还是日本?或者哪个电视节目?
都不是,是1990年代。
我就成长在那个年代,本应该被杀死,但还苟活。
到今天为止,一直这样的一根筋,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1994年,那一次惊艳的阴阳对撞。
他告诉我,人生其实可以很开阔。
是的。
我一直努力把这样一份精神,传递给我重要的朋友,今天他们已经是小朋友。
人们常忘记了自己是谁 。
少数人会偶尔想起,然后就是一阵痉挛的疼痛。
多数人再也不会想起,直到人生终点。
人和机器的界限,日渐模糊。
前些日子,有个朋友要离开,都门帐饮无绪,我饮下一杯烈酒,对她说:
“人们拼命工作,努力地生产自己的贫困。”
我脑子里总会冒起一句话:
“你现在他妈的在干嘛?”
作者 | 南风窗常务副主编 李少威
编辑 | 何焰
排版 | 三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