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用毛泽东的话来说，“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每当我徜徉在上海兴业路上，望着那幢用青砖与红砖相间砌成的“李公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在肃然起敬之余，我又感到困惑：这样“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为什么在漫长的岁月之中，还没有一部长篇细细描述?作为上海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占着“地利”优势，我在1988年冬开始着手这一题材的创作准备工作。我进入“角色”之后，很快就发现，这一题材错综复杂，在当时有许多“禁区”，特别是对一些重要中共“一大”代表评价不一，所以造成多年来无人涉足这一重大题材进行创作。当我来到中共“一大”会址进行采访时，他们的第一句话，使我十分吃惊：“你们上海作家协会又来了？！”我一问，这才得知：在我之前，两位上海老作家早已注意这一重大的“上海题材”，先后到中共“一大”会址进行采访。先是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老作家于伶在20世纪50年代进入这一创作领域。他当时遇到的最大难题是如何正确评价陈独秀。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写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无法“绕”过陈独秀。在20世纪50年代，陈独秀还戴着“中国托派领袖”、“右倾机会主义头子”之类大帽子。不言而喻，于伶无法写作这一重大“上海题材”。接着是上海作家协会的另一位副主席、老作家吴强在20世纪60年代着手于这一重大“上海题材”。吴强除了遇上于伶同样的难题之外，还多了一道难题：当时，中苏两党正在展开“大论战”，而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苏俄共产党的帮助下创建的。尽管赫鲁晓夫领导的苏联共产党并不等同于列宁领导的苏俄，但是在当时中苏“大论战”的形势下，这一题材仍是“麻烦”甚多。不言而喻，吴强和于伶一样，在作了许多采访之后，也没有写出作品。就创作才华和创作资历，作为后辈的我，远不如于伶和吴强。我十分幸运的是，恰逢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对历史问题倡导实事求是的原则，使我有可能闯入这一久久难以涉足的创作领域。我一次次访问了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得到了热情的帮助。从最初找到这一会址的沈之瑜，到馆长倪兴祥、支部书记许玉林，研究人员陈绍康、陈沛存、俞乐滨、任武雄，还有档案保管人员，都给我以鼓励、支持。我专程前往北京，访问了九旬长者罗章龙、王会悟，也得到李书城夫人薛文淑及其子女，还有包惠僧夫人谢缙云的许多帮助。中国革命博物馆李俊臣研究中共“一大”多年，与我长谈，给予指点。中国人民大学杨云若教授是研究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的专家，因病住院，她的丈夫林茂生教授陪我前去看望，答复了我的许多疑难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李玉贞教授是研究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专家，也给我以指教。在所有的中共“一大”代表之中，唯刘仁静的资料最少。我求助于他的儿子刘威力，他逐一答复了我的有关问题。我来到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与馆长于金良长谈，他非常详尽地介绍了中共“一大”在南湖举行闭幕式的情况。上海的九旬老人、陈独秀的机要秘书郑超麟，亲历中共早期活动，尤其是熟悉陈独秀的情况。我多次访问他，每一次他都不厌其烦地给予答复。陈望道之子陈振新，陈望道的高足、复旦大学中文系陈光磊教授，上海市地名办公室，原大东旅社老职工孙少雄等，也给我以帮助。我查阅了大量的有关中共“一大”的回忆录、访问记、论文、人物传记、档案等中共党史专家们做出的众多的研究成果。本书是在中共党史专家们的研究基础上进行创作的。没有他们的细致的研究，就不会有这本书。例如，邵维正的几篇关于中共“一大”的论文，给了我很多启示。中共“一大”是在秘密状态下召开的，当时的档案所存甚少。中共“一大”的代表们虽然有很多人留下了回忆文章，但大都是事隔多年的回忆，而人的记忆力终究有限，因此对许多事说法不一。陈公博的《寒风集》中甚至把马林和“斯里佛烈”(马林的原名)当成两个人，而《包惠僧回忆录》中自相矛盾的地方也有多处。尤为重要的是，由于这些中共“一大”代表后来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政见不一，回忆的观点也有明显分歧。大致上可分三类：一类是后来留在中国大陆的，如董必武、李达、包惠僧的回忆；一类是在海外的，如张国焘的回忆；另一类是成为汉奸的陈公博、周佛海的回忆。仔细、慎重地比较各种回忆录，去除错记之处，剔除虚假，删去某些人的自我吹嘘，弄清某些难言之隐，这番“去伪存真”的功夫颇费时间，但这是必不可少的。我力避“误区”，尽量做到本书史实准确，因为所描述的是重大历史事件；然而，错误的窜入有时往往还是难以避免的。本书采用“T”字形结构：第一章至第六章，写的是历史的横剖面，即1921年前后，而第七章则是纵线，写了中共“一大”代表及与“一大”有关的重要人物自1921年至谢世的人生轨迹，其下限一直写到1987年刘仁静之死。另外，《尾声》一章以粗线条勾勒中共的历程。这样的“T”字形结构，为的是使这本书有纵深感。当本书正在写作之中，1990年2月12日，我在上海作家协会出席专业作家会议，有关领导传达了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的意见：“希望上海的专业作家能完成一部关于中共‘一大’的长篇，以庆祝中共诞生70周年。”这一意见与我的创作计划不谋而合。《新民晚报》很快就报道了我的创作情况。这样，也就更加紧了本书的创作。《红色的起点》初版本在1991年1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当时，正值中国共产党诞生70周年前夕，而这本书在当时又是关于中国共产党建党的唯一一部纪实长篇，正因为这样，书一出版，引起强烈反响，进入“热门书排行榜”前五名。数十家报刊选载、摘载、连载了这部长篇，内中有《文汇报》《羊城晚报》《报刊文摘》《文摘报》《海上文坛》《民主与法制》，等等。《社会科学报》则连载了作者关于《红色的起点》的采访手记。1991年6月28日，上海作家协会和上海人民出版社联合召开了《红色的起点》作品讨论会。作家、党史专家、评论家热情地肯定了这部纪实长篇。中共党史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杨云若教授指出：“《红色的起点》一书收集了有关中共‘一大’的大量资料，集中解决了若干含糊不清的问题，把党成立之前的有关事件和人物交代得一清二楚。全书才思横溢，文笔流畅，可读性很强，我几乎是一口气读完的。它既是一本优秀的报告文学著作，又有极高的科研价值。”多年致力于中共“一大”研究的中共党史专家邵维正教授指出：“看了《红色的起点》，大有清新之感，这样生动地再现建党的历史，的确是一个突破。”《红色的起点》在港台的反响，颇为出乎意料。在香港、台湾，我曾发表过许多文章，出版过很多著作，但是《红色的起点》能够打入港台书市，出乎意料——因为这本书在海峡此岸，列为中国共产党建党70周年献礼书。这样的献礼书，居然堂而皇之由香港和台湾出版社分别印行港版、台版。最初，在199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70周年大庆之际，香港《明报》月刊7月号和台湾《传记文学》第7期（及第8期），分别发表了《红色的起点》的《序章》。接着，香港印出了香港版本，书名用中性的书名《中共之初》。接着，台湾版则用了《大机密》这样耸人听闻却又不具政治色彩的书名。从《红色的起点》《中共之初》到《大机密》，反映了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三地出版界的不同视角和心态。台湾版封面上印着红色的《大机密》三个大字之外，在书名旁边，还印着“国共真相·军政秘档”。封面上方，有一行醒目的字：“一举揭露70年来国共政争的始源！”这样一部充满神秘感的长篇，其实，就是《红色的起点》！考虑到《红色的起点》是政治性很强的书，我与港、台出版社签约时，都说明如作修改，必须事先征得作者同意。对方遵守诺言，除了改换书名之外，内文一字不改，只是删去了原卷首语“谨以本书献给中国共产党70华诞”，由我另写了适合港、台读者的卷首语。台湾版的内容提要，是台湾出版商写的，印在封面勒口上。那措辞虽然是从台湾商业性视角写的，大体上还是可以的：“15个赤手空拳的年轻人竟然彻底改变了现代中国人的命运！”“对于中国漫长的历史而言，1921年7月23日至31日，确实是不平常的一周。这一周是中国现代史上‘红色的起点’。”“虽说那15位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在离开李公馆那张大餐桌之后，人生的轨迹各不相同，有人成钢，有人成渣，然而，中国共产党却在70年间，从最初的50多个党员发展到今日拥有4800多万党员。中共不仅是中国第一大党，也是世界第一大党。中国共产党党员的人数，占世界共产党党员总数的一半以上！“70年前在上海法租界李公馆所召开的中共‘一大’，虽只15个人出席，却影响深远……”这样的内容提要，一字不易，移作大陆版用，也未尝不可！韩国一家出版社要出《红色的起点》的韩文版。他们说，韩国要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由于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所以对于韩国人民来说，要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首先要了解中国共产党，要了解中国共产党是怎么诞生的，需要读《红色的起点》。在《红色的起点》初版本出版之后，我又对《红色的起点》作了许多修改和补充，使这本书不断以新的面目与广大读者见面。2013年1月，波兰马尔沙维克出版社出版了《红色的起点》英文版REDORIGIN。接着，在2013年，美国全球按需出版公司DemandGlobal出版了《红色的起点》法文版DEPOINTDEDEPDRTROUGE。这次，我再度对《红色的起点》进行修改和补充，由四川人民出版社与华夏出版社共同出版。-------叶永烈
“王铭铭事件（？！）”发生至今，按上海《社会科学报》刊登“晓声”文章（1月10日）算是9天，按受到北大“严肃处理”（1月14日）算是5天。其间颇多细节，细想令人玩味。逐一倒推回去，倒是真有为整个事件建模的可能。
鉴于本事件已经有了“阴谋说”、“腐败说”、“费解说”等诸多说法，我这里再加一个“模型说”提供给大家，也就是个“姑妄言之姑听之”的意思吧。不过这只是我的一家之言，没有跟当事的任何一方求证过，如果有人要我“承担法律责任”，我是万万不肯的。〖苦瓜工作室〗
“王铭铭事件”有六个关键环节：
1，王铭铭成名及树敌；2，王铭铭抄书；3，王晓生投稿；4，传媒热炒；5，校方作出反应；6，众人交口评说。在每个环节，我们都能看到次第登场者精彩的表演，好一场真刀真枪的“人生秀”，且听我
逐一道来。
〖第一个环节：王铭铭成名及树敌〗
王铭铭今年整40岁。直白地说，25岁那年，王在研究生阶段就考取奖学金赴英，然后拿了英国的博士学位，并在英国进行了博士后研究（另一种说法是挂爱丁堡、城大的牌子在北大流动的）。王回国时，不仅拥有专业内很硬的洋学位，还带回一堆很辉煌的洋头衔（太多了，不引了）。32岁时，王进入费孝通领导的北大社会学系，从副教授、教授一直升到博导资格教授（中国特色），许多学人穷尽一生岁月追求的名分，他短短8年的时间就全部获得了。
这种空前的上升速度，对王个人而言，有些像生命中华彩的透支；对仰慕权威的学生而言，是新偶像诞生的标志；对专业内的某些人而言，则是让人不安的隐患。 〖苦瓜工作室〗
偏偏王年轻气盛，又在国外日久，不懂得中国学术界的规矩，也不知道学问越大、做人越要中庸的道理，以为凭借自己的抱负，可以来个“两耳不闻窗外事”。所以，中国社会中“关系”、“人情”的观念在他的著述里显得那么生动，在他的应用中却显得捉襟见肘。
又偏偏王的国学基础不那么扎实，所作学问本身并非无可厚非，反而时不时让人拿捏住几处硬伤。这些硬伤，别人看见了，一次两次捅出来，没把他怎么样；王自己也看见了，却没有治愈的能力。好在底子厚，一时半会不至于伤筋动骨。 〖苦瓜工作室〗
〖第二个环节：王铭铭抄书〗
请注意以下几个时间点：王铭铭翻译出版哈维兰《当代人类学》是在1987年，王铭铭出版《想象的异邦》是在1998年，王晓生第一次阅读《想象的异邦》是在2001年7月，王晓生发表《北大博导剽窃，叫人如何不失望》是在2002年1月10日，王铭铭被校方处理是在2001年1月14日。
这五个事端的间隔距离是：11年－3年－6个月－4天。在本环节，我们要讨论的是：11年。
王铭铭为什么要抄书？据我想来，有这么几种可能的情况：
第一，“哈氏的书就是我翻的，谁不知道严肃的翻译都有译者自己的思想在里头？11年前，我学术上还不成熟，有些问题自己没有想清楚。现在学问做得深了，回头看看当年的说法，颇多可作商榷之处，不如算作我自己的思考发表出来。就算被人骂炒冷饭，也没啥了不起，许多教授终身靠炒自己和别人的冷饭为生，还不是照样功成名就？”
第二，“国内的同行没见过什么世面，对国外的学术成果又渴求、又不了解。再说哈维兰的书出了11年，知道的人再多也有限，不如给他旧絮翻个新。一面算是重做了一件‘绍介的工作’，另一面也算自己的一大功德。至于作者的原名、原著、版权，唉，原谅我的虚荣心，就不提了吧。” 〖苦瓜工作室〗
第三，“天下文章一大抄，我是学术明星，那么多人看着我，要一年出几本书，哪里出得过来，只好抄了。中国学界的大多数教材不都是抄外国的吗——凭什么别人都抄得，偏偏我就抄不得？”
〖第三个环节：王晓生投稿〗
在本环节，我们要讨论的是：3年和6个月。
王铭铭抄完书，时间过去了3年。期间也有学术论战，但对王并没有造成实质性的伤害。正像受访的某学者所说：“学术界对王铭铭早就存在很多批评，可这些却没有阻挡其快速晋升”。没想到3年后，旧事被别人翻后帐，一页页找出来清算。而此时的王铭铭，也许真该像《英雄本色》里的豪哥那样说声：阿Sir，我早已金盘洗手，“不做老大很久了。”
王晓生在2001年7月“发现问题”，然后“先后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两本书摆在那儿一页页地对比。”“在核对过程中，我是使用‘文曲星’来核对的。”（引自1月18日《北京青年报》）
从“发现问题”、“核实问题”到“投稿揭发”，这中间经过了近6个月的时间。在这期间，发生了什么故事？ 〖苦瓜工作室〗
以下情节引自搜狐转载《江南时报》(2002年01月14日第三版)的新闻，记者马丽娜：
“王晓生的文章‘经一位老师的指点后’（单引号为笔者所加）投向了《社会科学报》，该报社社长许明非常重视，立即派人到北京了解情况，还将文章交给了复旦大学的曹树基教授看。曹教授曾经因为写过批评王铭铭的学术作风随意的文章，两位教授打过一阵子笔战。复旦大学还有两名研究生找来《当代人类学》（中译本）和《想象的异邦》，进行了多次核对。
“《北大博导剽窃，叫人如何不失望》一文刊登之前，曾在一小群人中流传，但是没有一个人打电话给王铭铭教授询问他涉嫌剽窃国外教材的事情，或者将情况告之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杨玉圣副教授一个星期前就知道了这件事，并且看了该文。这位副教授与王铭铭教授同住一个小区，他也有王教授的电话，但他一直严守秘密。杨玉圣副教授是这样向记者解释的：‘因为中国的人情事故很复杂，本来是个学术批评的正常行为，但假如更多的人知道了，这篇文章就可能胎死腹中。’ 〖苦瓜工作室〗
“在这篇学术批评刊登之前，王铭铭教授已经隐约知道此事。 ”（引文完）
在这漫长的6个月中，王晓生扮演了什么脚色？他为什么最终投稿揭发王铭铭的抄书行为？这里有几个推想提供给大家：
第一，王晓生是一个纯洁的学术青年，早就看不惯学术界内部的种种丑恶现象，愿意铁肩担道义。王铭铭抄书白纸黑字，证据确凿，王晓生感到“非常生气”，打算披露此事以“唤起学术的整风”，“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建立相关的学术打假机制”。同时，因为他的纯洁，他也不知道任何事情经过媒体放大之后，就会发生与初衷背离的走向，再也不由自己控制。所以，“我很想给王老师道歉”。
第二，王晓生是一个投机分子。大家都知道文人出名的捷径是骂人，鲁迅、李敖都是成功的例子。王晓生也想找个机会骂骂人，可惜一直没有惹得起、扳得动又够份量的对象。王铭铭树大招风，学界对他本来就有争议，他又有这么大个把柄落在自己手里，而且，更要紧的，不用担心这件事情对自己的学术生涯造成影响，“因为我们毕竟不是属于同一个领域的，这样不会有直接的对立。”可以想象，在盛夏时节长达一个月“一页页地对比”，还动用“文曲星”来核对，那需要怎样一种坚韧的精神、又是怀着怎样一种幸灾乐祸的心情、享受着怎样一种阴暗的快感啊。（顺便请教一句：怎样用文曲星来核对两篇文章？如果不是不传之秘的话。）
第三，王晓生是学界派系斗争的一枝枪。王铭铭树敌久矣，不管北大内外，想看他倒霉的恐怕不在少数，奈何一直扳他不倒。这回可算逮着机会了，“你不是牛吗？看我这次不整死你。”而这一次掌握的证据又是如此丰富，足以给他致命一击，又有学生敢出头，那不齐了？所以，事情闹大之后，王晓生自己“感受到了压力”，有的人却白白捡了一个大便宜。
最后，我要用以下问题作为对本环节的总结：
王晓生在发现王铭铭抄书之后，有四种可能的选择（言之未尽的欢迎补充）：
A．直接质问王铭铭本人；
B．向“有关方面”告发；
C．投稿到学术媒体；
D．投稿到大众媒体。
众所周知，王晓生选择了C。这说明了什么？ 〖苦瓜工作室〗
〖第四个环节：传媒热炒〗
在以下两个环节，我们讨论：4天。
王晓生说：“在事情走到这个地步之前，有同学和老师对我说，如果把这件事捅出去影响会很大，是不是就算了。可我觉得就该这么做。”
王晓生这么说了，也这么做了。媒体接了招，乐了，然后，热了。
传媒的热炒其实是两个阶段，先是在学术刊物上，然后才扩散到大众媒体。只不过扩散的速度太快，4天之内就变成了全民事件。这里面，不排除有人故意透露的可能。——平时你知道上海《社会科学报》都在说些个啥么？ 〖苦瓜工作室〗
《社会科学报》接到投稿“非常重视，立即派人到北京了解情况，还将文章交给了复旦大学的曹树基教授看。”（注：曹教授与王教授“打过一阵子笔战”。）“此事也引起了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的重视，院长一开始有点犹豫，最后提出这篇学术批评必须是《社会科学报》首发，避免炒作嫌疑，保持学术批评的严肃性。”
“我们这么做不是哗众取宠或者炒作热点。我们所揭出的每件事也并不是针对某一个人，而是针对这种现象本身。”“现在学术界存在的腐败，就像足球比赛里的黑哨一样，已到了必须彻底纠正的地步了！……我们做这件事情，就是想要有这么批人，有这么个阵地来举旗。”《社会科学报》的编辑很是激动地告诉记者。“关于对学术腐败的揭露与批判，我们会长期地做下去，会一期期地推出。但我们都会经过完整、详实的核实之后才公之于众。”“我们手里还握有其他重磅的东西。” 〖苦瓜工作室〗
这些话传达出一些信息：抄袭、剽窃属于学术腐败，学术腐败是国内学界普遍存在的现象，就差有人出来捅破这层窗户纸。王铭铭事件只是学术腐败露出的冰山一角，由此开始，一场轰轰烈烈的捅窗户纸运动即将开始了。
我同意国内学界存在腐败，就像中国政经界存在腐败一样。但是，如何来定义学术腐败？抄书、剽窃算是学术腐败，那么，炒自己学术成果的冷饭算不算学术腐败？拉帮结派、互相吹捧算不算学术腐败？写匿名信告黑状、党同伐异算不算学术腐败？学术刊物发关系稿、人情稿算不算学术腐败？由谁来担当学术打假的道德评判？由谁来监督这些道德家本身的道德水平？谁可以保证自己德行无亏，可以公正地评判个中曲直？——直白地说，谁能够证明自己的窗户纸够厚、够结实，即使捅破了，屋里面也没有任何猫腻？
再来说大众传媒。据我推断，从学术刊物到北大校方，应该是比从学术刊物到大众媒体稍早的事情。因为搜索大众传媒的报道中，已有了王“受到严肃处理”的消息。 〖苦瓜工作室〗
对于大众传媒来说，这绝对是一个有“好料”的事件，它包含的元素是那么丰富：北大、教授（博导）、剽窃、十万字。单拿出任何一个都够让人蹶一跟头的，何况它们居然全部集中在一起了。
以下是某些传媒在报道此事时采用的标题：《近10万字一模一样 北大名教授"剽窃"国外名教材》、《"晓生"为何揭北大博导剽窃丑闻? 为建立打假机制》、《涉嫌剽窃国外名教材 北大教授王铭铭受到严肃处理》、《北大博导剽窃受批评已久 为何还能不断晋升？》、《北京大学BBS讨论踊跃：王铭铭事件让人想不通》……
传媒爱北大、尊敬北大，有时候就象王晓生爱北大、尊敬王教授一样，透着一股子狠劲。
〖第五个环节：校方作出反应〗
中国大众传媒的作用之一，就是通过消息的复制和累加来无限放大一个事件，从而对当事的某方施加影响，这在久攻不破的经济案件、法律纠纷中最奏效——中国苦难的农民兄弟上了《焦点访谈》，就等于告准了御状。现在，事实证明，它在一直稍嫌专业的学术领域又再次奏效了。
从上面列举的标题我们可以看出，有一种要求北大校方给个说法的呼声响彻耳畔：“北大博导剽窃受批评已久，为何还能不断晋升？”如果说在以往的论战中，校方出于兼容并包、爱惜人才的考虑还能置若罔闻的话，这回惊动了渴望“知情权”的大众，王铭铭是真的保不住了。辕门只能斩子了。 〖苦瓜工作室〗
于是，“北大校领导与王铭铭进行了严肃的谈话，他本人对此事也有了较深刻的认识。目前，王铭铭的学术职务基本已全部被撤消，其中包括北大民俗学研究中心主任、北大社会学系学术委员会委员、北大人类学教研室主任等职务。北大社会学系正准备以此作为教材，对全体教师进行关于学术道德的教育。”
问题是，王铭铭应当承受这样的后果吗？如果抄书事件的恶劣影响远未达到该把他“废掉”的地步，那么是谁、凭什么让他来承担超出其“罪”部分的“罚”呢？——对于一个学者，目前的处罚就意味着永远的冷宫，王铭铭已经被你们废掉了，再站起来需要多久？十年？二十年？一辈子？他本人承受得起这样的打击吗？中国人类学界承受得起这样的损失吗？为什么中国学界宁可要一堆毫无建树但不做错事的平庸之辈，也不要这个会做错事但更会锐意前行的人才呢？这不是几句轻描淡写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可以掩盖的真相。 〖苦瓜工作室〗
这就好比一个人偷了远房亲戚十两银子。远方亲戚如果气不过，可以打骂他一顿，也可以告官，让他蹲十天大牢。可是没等远房亲戚作出反应，村里的说书先生知道了，把这事儿编到段子里，唱给天下人听。于是闹得“民愤极大”，偷银子的被扭送到开封府，临时再弄个“严打”，拘留变无期，一个人的一生，就这么给毁了。
〖第六个环节：众人交口评说〗
事件发生至今，许多学者都出来谨慎的露了面、说了话、表了态。这其中包括马戎（以系领导身份）、张海洋、程同顺、曹树基、郭于华、杨玉圣……关于他们各自的观点及其与王铭铭的交往，这里不便多说，请大家自己去查。
总结起来，他们的态度有这么几类：
1．王铭铭早该受到严厉批评，这叫多行不义必自毙；
2．王铭铭的作为教人百思不得其解；
3．王铭铭的确有错，但事出有因，对学界他功大于过，应当保护；
4．王铭铭一事应局限在学术范围内讨论，是非由学界公断。
另外，还有北大人类学所几位博士生的联名具保状。他们的陈情书和名字请大家自己去查。且不论内容如何，在形势明显一边倒的情况下，他们敢作这种表态，我个人深表佩服。
其他的说法来自我们这些躲在网名后面的网民。 〖苦瓜工作室〗
〖为王铭铭事件建模〗
厘清了上述六个环节，我们可以借用故事学的方法从王铭铭事件中找出叙事的“模型”了（更专业的说法是——“型式”）：
1．一个人在某方面有才干；
2．由于这些才干，他得到了回报，也招来忌恨；
3．这个人犯了一个错误；
4．有人抓住这一错误打击他；
5．他被打垮了（或者没有被打垮）。
这个型式的名称，不叫“北大博导剽窃”，也不叫“王铭铭事件”，它就叫：“王铭铭”。这个故事型式在中外都有分布：在美国，有一个异式叫“克林顿”；在中国，较早的异式叫“毛阿敏”，较近的异式叫“吴征和杨澜”。 〖苦瓜工作室〗
〖阳光下没有新鲜事〗
最后，我想说的是：现世无圣贤。没有杂质的人不是真人，而人性的污垢，哪里经得起大众传媒的一再放大？精通西文的王铭铭，大概不知道中国古人的这句话：“贤的是他，愚的是我，争什么？！” 〖苦瓜工作室〗
1、《<丧礼撮要>笺释》（20万字，独著），台北：秀威出版社2012年版。2、《明清域外丧礼汉籍经眼录》（25万字，独著），收入《古典文献研究辑刊》第16编，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3年版。3、《域外丧礼汉籍经眼录 续编》（20万字，独著），收入《古典文献研究辑刊》第17编，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3年版。4、《域外丧礼汉籍经眼录 三编》（15万字，独著），收入《古典文献研究辑刊》第17编，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3年待出版。5、《『朱子家礼』한국 进路：정치 문화정체递嬗》——《The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ical Researches》（《中国史研究》，韩国：中国史学会主办）2013年总第83号。6、《<韩国礼学丛书>所见朝鲜王朝礼学著述》——《书目季刊》（台湾：学生书局主办）2013年第47卷第3期。7、《“诸夏不如夷狄”？——从<燕行录>看李氏朝鲜的华夷情结》——《学术界》（CSSCI）2013年第3期。8、《朝鲜燕行使节中华认同观的递嬗》——《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CSSCI）2014年第5期。9、《朝鲜王朝礼书考略——兼论<韩国礼学丛书>在域外汉学中的价值》——《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CSSCI）2013年第5期。10、《朝鲜王朝政书考略——从通制与典章看中国礼学的朝鲜化》——《社会科学论坛》（CSSCI扩）2014年第8期。11、《明代南昌墓地案：一则结构功能主义无法解释的案例——兼评卜正民<明代的社会与国家>》——《中国图书评论》（CSSCI）2012年第6期。12、“清代汉学：在‘兴奋’与‘紧张’之间——读张循先生《汉学的内在紧张：清代思想史上‘汉宋之争’的一个新解释》”——《社会科学论坛》2011年第2期【人大书报复印资料《明清史》2011年第5期全文转载，并收入王绪芬：《2011年清史研究索引》，《清史研究》2012年第6期】。13、“在‘尊德性’与‘道问学’之间：清代‘汉宋之争’的内在理路”——《史学汇刊》（台湾：中国文化大学主办）2010年6月总第25期【该文为台北市立教育大学《儒学研究新进展》第29、31期推介，成功大学三位台湾学者做出评价】，简要版《作为思想的历史：清代“汉宋之争”的内在理路》刊于《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14、“清代汉学内部的‘汉宋之争’”——《社会科学论坛》（CSSCI扩）2012年第9期。15、“我国台湾地区社会科学成果奖励办法的盱衡与启示”——《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CSSCI）2013年第2期，【人大书报复印资料《社会科学总论》2013年第4期全文转载】。16、“失落的期刊分级与本真的同行评议——再论我国大陆与台湾学术评鉴制度的比较分析”——《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CSSCI）2012年第2期，【人大书报复印资料《社会科学总论》2012年第4期全文转载】。17、“社会科学成果的取舍标准：我国台湾与大陆学术评鉴的比较分析”——《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CSSCI）2011年第2期。【人大书报复印资料《出版业》2012年第9期全文转载，该文获得重庆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第二届学术年会“社会科学的责任与使命”成果二等奖，同文并收入该年会论文集】。18、“断裂与联结——儒学整体性格的‘汉宋之争’”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11月10日<历史版>，【《国学新知评论》2011年第8期全文转载，并为人民网、光明网等近百家网站转载】。19、“家奠吊祭仪制发微”——《中华人文社会学报》（台湾）总第10期【《儒教邮刊》总第15、16、22期分期全文转载】。20、“实质评鉴还是“予取予求”——台湾社会科学成果评鉴的盱衡与启示”——《学术界》（CSSCI）2011年第6期【本文英文版“Substantial Assessmentor Freewheeling Observation and Elightenment on Assessment of Social and Scientific Achievement in Taiwan”，同刊《学术界》英文版《Academics》2011年第6期】。21、“清季张之洞君子儒探赜”——《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近代史》2009年第3期】。22、“昭穆制的历史意义与功能（一）——婚制、宗法与家族政治摭谈”——《社会科学论坛》2010年第19期【常州市谱牒文化研究会会刊《谱牒文化》2014年第1期全文转载】。23、“昭穆制的历史意义与功能（二）——敬宗收族：家祭、谱法中的宗族政治”——《社会科学论坛》2011年第6期【常州市谱牒文化研究会会刊《谱牒文化》2014年第2期全文转载】。24、“昭穆制的历史意义与功能（三）——铭旌的祭祀符号：身体、秩序与权力”——《社会科学论坛》2011年第11期【常州市谱牒文化研究会会刊《谱牒文化》2014年第3期全文转载】。25、“昭穆制的历史意义与功能（四）——于心有安：《茗洲吴氏家典》所见神主的昭穆涵义”——《社会科学论坛》2012年第4期【常州市谱牒文化研究会会刊《谱牒文化》2014年第4期全文转载】。26、“昭穆制的历史意义与功能（五）——超越时空的礼学对话：《<丧礼撮要>笺释》跋”——《社会科学论坛》2013年第1期。27、“君子儒与大学人文精神的培养”——《社会科学论坛》（CSSCI扩）2009年第11期。28、“边缘到共同体：符号学视野中的女权主义”——《社会科学论坛》（CSSCI扩）2009年第5期。29、“中国古代的家奠吊祭制度”（第一作者）——《南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CSSCI扩）2009年第1期。30、“中国传统民间社会的礼生与民间丧仪”——2013年北京大学法学院法治研究中心/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联合主办之“第五届·政治法律与公共政策年会”第二场“政体与礼法：历史的视野”宣读【本文英文版“ 'Li Sheng' and Folk Rituals: An Analysis of Folk Funeral Ritua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Jurisprudence”，同刊《学术界》（CSSCI）2014年第6期。】31、“失控的革命话语：梁启超革命观的十年嬗变”——《社会科学论坛》（CSSCI扩）2015年第1期。32、“共同富裕：历史省思与中国梦的进路”（合）——《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CSSCI）2014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4年第7期全文转载 】。33、“传统中朝关系研究的三种话语体系”——《人民论坛》（中文核心）2014年6月（下）。34、“坚守学术底线，建立正和博弈”——《中国社会科学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2014年6月18日学术评价版。 【人民网理论学术动态2014年6月18日以“学术生产过程是一种博弈的过程”为题摘编。】35、“同行评议的权威在于公信”——《中国社会科学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2014年7月16日学术评价版。36、“著书岂能只为稻粱谋”——《中国社会科学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2015年9月19日学术评价版。37、“把握学术传统与时代使命”——《中国社会科学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2015年4月8日学术评价版。 38、“端视当前两种‘学术中心论’导向”——《中国社会科学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2012年7月2日争鸣版。39、“TSSCI的随想：学术生产的永续发展”——《社会科学报》（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主办），2012年2月16日学术版。40、“边界与自觉：清代汉学家的问学心态”——《社会科学报》（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主办），2011年9月1日学术版。41、“版面费的罪恶在于牟利动机”——《中国社会科学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2011年10月18日评论版。42、“《中国社会科学报》与学林新人”——《中国社会科学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2011年10月20日评论版。43、“想象的乌托邦：16世纪朝鲜使节对明帝国的批判”——《中国民族报》（北京：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办）2013年12月13日理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