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价值问题是中国儒学所论述的中心问题，这也是中国 传统 文化 不同于西方文化和印度文化的特色所在。然而我们该如何写有关儒学人生价值观的论文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有关儒学人生价值观的思修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有关儒学人生价值观的思修论文篇一
《用儒家思想培育人生价值观》
关键词：儒家思想;治国;新加坡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 编号：1008-4428(2012)11-22 -03
初来新加坡时带着很多疑惑。一个地域面积只有682平方公里的国家，在马来半岛的地图上不过是一个小红点。四面环海，没有任何资源，甚至连最基本的生活用水都要靠从马来西亚进口，然而在它的土地上竟有500万常居人口。就是这样一个拥挤的弹丸之地，创造出一个不可能的奇迹——从全球排名第五的最繁忙港口及新兴的金融、高科技产业发展起来的经济体中，孕育了东南亚的“瑞士”。
李光耀是怎样使一个多民族多语系国家的人们和谐共处，团结一致，是通过什么样的价值观来统领多元文化?在研究之后才得以认清，他是从文化、伦理层面的儒家思想的基本价值观升华为新加坡的国家意识，把儒学作为整个新加坡的统治思想和指导思想。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新加坡政府就将“仁、智、勇、义、礼、信”确定为中学《儒家伦理》课的重要内容，把“忠、孝、仁、爱、礼、义、廉、耻”作为政府必须贯彻的治国纲领。忠，就是忠于国家，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由此产生的群体意识也使人们获得归属感;孝、仁、爱、礼、义、廉、耻则是家庭社会伦理基本的要求，形成了人民统一的价值观。
儒家思想能够传承数千年而不衰，必然有其独到之处，儒家经典文献里的许多概念警句包含着精辟的义理。新加坡治国有道受益于儒学思想，今后中国社会的发展同样可向这一宝库中去寻求智慧。
何为儒家思想?总的来说，儒家思想是一种人类社会道德伦理规范的学说。它的最基本的理论基础是“性善论”。即人的本性(天性)是向善的，是好的。而且，这种本性是相同相近带有普遍性的。只是由于后天生活习惯和环境的变化，才造成了行为的各种差异，导致了“善”的背离现象。
在性善论的基础上，中国儒家文化治理国家的主要思路就是德育 教育 。这种思想认为，既然人的本性是好的，恶习只是后来感染的，所以治理社会就应该从道德教育入手，劝人们放弃恶习，回到先天性的“善”的境地，社会就会安宁了。中国古代强调“教化世人”，也就是教育和感化普通百姓。所以，儒家轻法制，重道德。儒家认为，如果以道德和礼制来教导百姓，将使得他们自爱自重，心悦诚服。
儒家思想中的仁德学说非常重要。儒家不倚重武力，而强调仁义道德是争天下和治天下的不二法门。在过去的几千年里，这一思想被无数次地证明其正确性。凡是能够遵循这一法则的，就可以成功;凡是违背这一法则的，必然失败。这是人类历史几千年 经验 智慧积累下来的一个结晶，不止过去，现在和将来也都会发挥作用。儒家的仁德思想理论永远也不会过时。这一思想不光是可以作为治国理念，对任何阶层的领导者都有用。
儒家的伦理思想的核心是一个“礼”字。既然人本性都是善的，执政者就应该让民众知道自制，回到那种彬彬有礼的社会状态中去。就是所谓的“克己复礼”。这个礼包括了礼节、礼数、礼貌和 规章制度 。所以，儒家的思想要人懂得自制，克制欲望，遵守礼节，消除暴力，以达到一种平和的社会环境。
人类文化所具有的继承性是人类得以以“人”的方式存在而区别于一般动物的一个基本原因。与时代的要求相适应的、内化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儒家思想之精华是当代中国和谐社会建设之内在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思想追求“普遍和谐”的基本价值取向及其文化生态模式可以为我们今天进行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以下两个方面的借鉴：
其一，从注重普遍和谐的要求出发，应当高度重视对“和谐”的系统追求。儒家文化生态模式注重和谐性、平衡性与稳态性的基本运行机理应当对我们今天寻求和谐之道提供某种程度的警示作用。同时儒家思想所看重的“和谐”与“生生”内在统一价值取向，有助于消除追求和谐过程中的片面性。建构和谐社会构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事业的一项重要内容，因而对其内在的精神动力的探讨自然而然地关涉到中国现代化之精神动力这一重要的理论课题。
其二，强调了民族精神的极端重要性：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民族精神堪称民族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因而，作为中国文化的主流传统之一，儒家思想的精华可以说构成了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完全有理由把与时代的要求相适应的、内化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儒家思想之精华看作是当代中国和谐社会建设之内在动力元素。
中国是儒家思想的发源地，儒家思想和精神塑造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性格、民族心理和民族素质，几千年来指引我们民族团结、奋斗。目前中国人的价值取向在哪里?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从哪里体现?温家宝近日感叹社会诚信缺失、道德滑坡，强调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国民素质的提高和道德力量的约束，绝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一个受人尊敬的国家。人民网发表文章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共相继在社会道德领域通过推行“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发布《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等举措，但与之相背离的是，学校为了分数，将道德教化抛置一边;医院为了效益，让医德和救死扶伤统统走开。而在中国极其脆弱的道德生态中，且有越演越烈之势，渗透各行各业、各部门，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但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人们的价值取向已经发生了改变，道德缺失以致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等现象司空见惯;假药，毒食品不断挑战人们的道德底线。2010年调查评比中，中国人的幸福感在世界155个国家中名列125位，在精神生活水平方面有幸福感的只占39%。三十年人们经济条件生活条件得到极大提升，绝大多数人已衣食无忧，但与此相对的是幸福指数的下降。问题的核心还在于价值观——让欲望占据支配地位，缺乏信念，除了赚钱，不知道人生的目标与追求到底是什么，不善于发现阳光面，只看到自己的不幸，忽略了自己的幸福，更不懂得奉献。乐于无私奉献的人越来越少，有统计我国私营企业老板愿意花大把的钱去赌(新加坡赌场营业额竟然有70%是中国大陆人送去的)，去娱乐，却不会愿意伸出援助之手去做慈善。斤斤计较的人越来越多，人与人之间充满了相互不信任。
在公共行政学中提到，一核心三面对，任何政治体制，司法体系，行政管理都不能代替伦理教育。学而 反思 ，面向21世纪的未来，我们应该探索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儒家文化与时代的结合，取其精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首先是诚信，难以想象缺少诚信的社会环境是怎样的，而诚信是发自内心的并且要随时约束的。每日自我反省，铲除不良的思想，正心诚意，从善如流;见贤思齐，闻恶厌之等等无不彰显出儒家思想的纯正端方与源远流长。借鉴和运用儒家思想是历史上每个时代共同产生的认识，是经历验证的正确选择，是符合中国人国情的理想座标，不光在今天对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即使在将来也会产生深远的教育意义，因此值得思考学习新加坡儒家治国理念。
培育核心伦理价值观是至关重要的决策。伦理之于政府，有如灵魂之于人。它主要是按照社会的要求规定人们的行为方向，生活目标，设定人生理想，解决人们应该如何的规范。再先进的政治制度，管理技术，法律规范，没有伦理，犹如一个空壳。孔子用“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八个字简单明了地指明了伦理取向。要借鉴新加坡的经验，需从教育入手，用儒家伦理解决人们的价值取向问题。
首先教育应从孩子入手。从青少年抓起，从学校做起，新加坡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采用不同的 方法 ，小学生通过漫画、图示等，进入中学大学就会开设必修的儒家伦理学，当然这不能是简单的说教，是渗透，是积极地影响规范。现在应试教育使我们的学校只会教书不会育人，本末倒置。我们培养一个优秀的人必须是先会做人才会做事。
其次从公职人员入手，懂得仁爱、礼仪、廉耻。儒家思想强调民为根本。政府是为人民办事的，把人民的一切需要勇敢地摆在个人利益之上。最重要是拥有大仁爱之心，仁在孔子看来，既是人们追求的目标和应当达到的理想境界，又是为人处世最高的道德行为规范。它的核心是爱人，要泛爱众。一方面尊重人的人格，一方面为人民谋利益，体现了以人为本和以人全面发展为中心的思想。已所不欲，勿施于人。
“我的责任是让人民快乐地生活，而不是从人民的苦难中获利”，这是李光耀在1965年讲的话，他确实做到了，用了46年便把一个非国家的小岛建设成为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富强的强国。务实的作风贯穿新加坡整个治理过程，政策落在实地。要诚信，教育人们做一个诚实守信的人。孔子说敬事而信，信而成之。国家取信于民才能立国，人民信赖国家，才能安家。人而无信，不可其可也。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庇也。面向21世纪，面向改革开放五光十色的商品经济的大潮中，崇尚诚信的美德，仍是应付挑战的立国之本。公职人员是代表人民行使权力，要时刻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要知廉耻。李光耀强调，一个国家的兴衰关键是要有一个人民尊重的廉洁政府。新加坡的生存靠的是官员的廉政高效。我国目前反腐的声音也越来越大。日前温答记者问时候说道：“目前，我以为最大的危险在于腐败。而消除腐败的土壤还在于改革制度和体制。我深知国之命在人心，解决人民的怨气，实现人民的愿望就必须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所以大力提升公职人员素质，以儒家思想为指导为人民创造一个务实、公平、廉洁、高效的政府。
三是从公共媒体入手。媒体是社会宣传的工具，是引领社会文化的航向标，人们会用媒体思维来度视社会，特别是现在网络发达，真假新闻让人们无法辩别是非，目前我国新闻负面报道的多，正面引导的少，大家会从特例以偏盖全，看不到政府积极的一面，看不到经济繁荣，看不到中国已经引起全世界的瞩目，看不到日益丰富的生活，看不到国家前进的步伐。新加坡政府擅于向社会传达信息，始终让国民意识到处在危机中，让国家的利益至上。“公交上，先下车后上车，避免人挤人，主动让座方为人上”人等简短的提醒语使尊老爱幼的影子随处可见，给人深刻印象。要让意识形态通过各种媒介广泛的覆盖，时刻提醒人们日常的 言行举止 ，做诚实守信之人。诚实乃是道德高尚的品德。
四是从严管重罚入手。对涉及危害公共利益，丧失伦理道德的事件要从严从重处罚。毒奶粉、假药品都是危及人们生命安全的生活要素，对玩忽职守不能尽到监管职能的公职人员必须严办。提升官员形象、增强政府公信力，首要规范公权力，将官员放进“金鱼缸”里。对官员种种不诚信行为予以公开曝光和问责，对懈怠公务、冷漠民生的失职渎职行为以零容忍态势严惩不贷。
参考文献：
[1]许凌云，许强.中国儒学通论[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2.
[2]曾光存.新加坡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及借鉴研究[D].西南大学.2010.
[3]向海英.动力还是助力：儒家传统文化与新加坡的现代化[J].东南亚研究，2011，(03).
作者简介：
徐 琳，女，江苏金湖人，江苏省金湖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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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与日常人生
1、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由于上古时代文字极度简约，且几千年来随着语言的发展变化，字词的意义常会发生扩展甚至异变。所以我们看上古文章时，最忌以现代汉语为标准，从表面上去轻率理解古文的意思。比如这句“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一切的关键，在于我们后人对“上”“下”这两个字的错误认识。“上”和“下”，现代汉语纯粹作为方位词使用，而在上古，则涵义要丰富得多，在这句话里，则是表示“尊”与“卑”的意思，所谓上尊下卑。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就是“刑不尊大夫，礼不卑庶人”，不会因为大夫之尊，就可以免受刑罚，也不会因为庶人社会地位低，就将他们排除于文明社会之外。《汉书·司马迁传》：“传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节不可不厉也。”为什么说士大夫不可以不恪守节操？因为士大夫是有社会地位、有身份的人，万一犯法，被法制裁了，就是极大耻辱，是很丢人的，为了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作为士大夫，更要恪守节操，遵守法度！所以《明史·刑法志》有言：“古者刑不上大夫，以励廉耻也。”古时候刑不尊大夫，大夫犯法与民同罪，是所以用来激励人民保持廉耻之心的。如果像现代人讲的那样，士大夫阶层犯了法可以不用刑事追究，士大夫阶层享有法外特权，那怎么还让他们“厉节操”、“励廉耻”？儒者还宣扬什么“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礼不下庶人”，即“礼不卑庶人”，不因为庶人的社会地位卑下，就把他们排斥在外。这正是儒家“有教无类”“以礼化民”之教化思想的具体体现！2、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更是一桩由于句读错误所致的旷世冤案，不仅现代许多对儒学不了解的人以此底詈儒学，说这句话是赤裸裸的愚民思想，纵使像南怀瑾那样对国学有相当深厚了解的人也都弄错了，也当成是儒学里不合适宜的糟粕。而事实上呢，这句话被人误解，乃是后人断错了句读！正确的句读应该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意思就是说，民众的知识与素质达到一定程度了，就要给他们足够的自由权力去做他们想做的事情，如果民众的知识与素质还比较低，就“知之”，教育他们，通过教育来提高他们的知识与素质。这也正是儒家“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思想的现实实践，这种启蒙教化思想何错之有？比如说我们现在，不少先进人士要求推行民主，但是如果民众鸿蒙未开，对民主理念与宪政思想根本没有任何了解，更不识其现实操作，不懂如何通过理性手段去追求民主，甚至不知道如何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民主能健康有序的推行并最终成功吗？所以在此之前，要先进行民主启蒙，提高民众的民主意识，让民众对民主理念以及宪政操作有具体明确的认识。这种启蒙教化是非常必要的，不要忘了，西方民主运动之初，也是经历了漫长的启蒙过程！而当民众有了深厚的民权意识，民主素养也日臻成熟，那么就应该给他们所应有的自由权力，让他们自由去做宪法保障内的事。3、存天理，灭人欲“存天理，灭人欲”，是宋代理学大师朱熹提出来的，同时这也是一句饱受后人断章取义之苦的名言。朱熹的天理人欲是什么？“饮食，天理也；山珍海味，人欲也。夫妻，天理也；三妻四妾，人欲也。”朱熹认为，自然健康而情操高尚的生活，是天之理，因为人必须要吃饭才能活下去，必须有夫妻才能繁衍后代，而吃饭只要健康卫生即可，一夫一妻也更利于家庭和谐。所以饮食和夫妻是天（也就是“自然“）之理。贪求享受安乐淫逸，则是人的内心欲望，是饮食夫妻之上的淫逸欲求。他要求做人要自然健康，夫妻和谐，而不要贪求淫乐享受。这种要求何错之有？饮食夫妻之天理不该存吗？贪享淫逸之人欲不该去吗？就是放到现在，这种思想难道是落后的、不值得提倡的吗？如果认为朱熹此言反动，那么什么才是先进正确的？天天美馐佳酿夜夜商女笙歌才对？食必山珍海味再养几个女秘包几房小奶才对？ 自己整理整理，就可以了。
一、儒家理想的君子人格——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儒家创始人孔子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伦理道德思想，系统阐述了他向往的理想君子人格，并提出了一系列的人格修养方法。《论语.雍也》：“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句话道明了孔子所向往的君子人格形象，也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从整句话看，一个品格高尚，礼仪修养高雅的人必须具备两种素质，即：文与质。但并不是说只要具备这两种素质就可以了，而是要使这两种素质达到恰当的配合，一定比例的协调，才能使人成为君子。那么“文”与“质”这两种重要的素质是什么呢？二者如何调配才堪称为君子呢？钱穆在《论语新解》中说：“质：朴也。文：华饰也。野：鄙野义。史：宗庙之祝史，及凡在官府掌文书者。彬彬：犹班班，物相杂而适均之义。”整段话的意思是：“质朴胜过文采，则像一乡野人；文采胜过了质朴，则像宗庙里的祝官（或衙门里的文书员）；只有质朴文采配合均匀，才是一君子”。
参考钱穆的解释，“质”即是一个人与生俱来的质朴无华的天性。所谓“文”， 正如司马光所言：“古之所谓文者，乃诗书礼乐之文，升降进退之容，玄歌雅颂之声。”是指人的外表的文饰，及后天“诗书礼乐”教养，是对人与生俱来的天性的文饰。“质胜文则野”说明，这种与生俱来的质朴天性中有好的素质，也有不好的素质，所以需要后天的“文饰”来弥补其不足。如果后天“文饰”不足，则会将先天本性中不好的一面暴露，使人看上去比较粗野，鄙俗。由此孔子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文胜质则史”则说明，后天的文饰也应有一定分寸，而不是越多越好。如果后天文饰彻底掩盖了先天本性，那么这将遮蔽了人性本有的质朴纯粹的良好素质。一个失去内在本性，而只有外在华美装饰的人，让人觉得虚伪而夸张。因此孔子说要“绘事后素”，要求做一个有修养、有品格的人必须达到“文”与“质”的恰当协调，实现二者最佳的结合，弥补文质的不足，展示二者的优长。“彬彬”即是文质的协调配合。“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就是认为一个人应该做到“文”与“质”的完满统一，其言谈举止应该与内在的美好品质达到统一，“质”和“文”两者都不可偏废。
那么在现实生活中如何做才能体现出文质彬彬的君子风度呢？孔子在《论语》中有大量关于内反“质”，外修“文”的言论，这些思想贯穿于君子的言谈举止和立身行事中。《论语·卫灵公》：“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一个君子要将“义”作为他内在的人格操守，要以“礼”来约束，调节自己的外在行为，要以“谦逊”的方式与人言谈，要以“诚信”的态度和他人相处。只有做到了这几个方面，才真正称得上是一个君子。孔子理想的君子人格应该将“道义”作为他内在质朴无华的“本性”，将文明规范的礼仪作为他行为的外在“文饰”和约束标准，谦逊而忠诚的持守这种道义，将他实践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体现在与他人的社会交往中。
《论语·阳货》中记载，孔子弟子子张请教老师如何做才能成为君子。孔子提出，要做到“恭、宽、信、敏、惠”。孔子认为，恭敬他人就不会受到侮辱；对他人宽容厚爱，人们就都愿意亲近他，与他共事；诚信待人，就会取得他人的信任；应事速敏，则容易成功；恩惠他人，则易使人。一个人只有具备了恭、宽、信、敏、惠的内在品格，他的外在行为才是适宜而恰当的，他也才能成功地与人交往，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实现自我的工作目标。
二、儒家君子人格思想对秘书礼仪修养的意义
孔子所要实现的君子人格，内要以“仁义”为本质，外要以“礼仪”为行为原则，只有这样，才能养成“恭、宽、信、敏、惠”优良人格品质，才能在具体实践中礼仪有度。儒家这种文质并重、内外兼修的君子理想对现代秘书礼仪修养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与价值。一个有着良好人格修养和高尚情感的秘书工作者，必然能在千变万化的现实工作环境中，体现出良好的工作情操，合宜适当的行为礼仪。具体谈儒家君子人格思想对秘书礼仪修养具有以下几方面的意义：
（一）培养健康的心理素质与高尚人格
一位高素质的秘书人员应该以君子人格自励，努力修养自我，完善人格。如果能将“君子”人格的思想融于秘书的个人修养之中，这将对其产生不可估量的作用。“百善孝为先”，儒家首倡君子“孝悌仁爱”的精神品格。《论语·学而篇》要求：“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一个学做“君子”的人，培养人格的基础要从孝悌做起。他要在家能做到孝敬父母长辈，出门能友爱兄弟朋友，谨慎于自己的言行，诚实守信地做人为事，把对父母兄弟的亲情之爱，推广为对社会大众的博爱精神。孟子曾说，我们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此处所言，即是儒家实现博爱精神的具体实现方式。我们从敬爱自己的亲人开始，推扩到敬爱他人的亲人，我们从爱护自己的孩子开始，推扩到爱他人的孩子。这样天下就处处充满爱，社会就处于和谐状态。作为秘书职业，他所从事的工作原本就是一种处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职位，这更要求秘书工作者要有良好健康的心态来面对自己的工作，尤其是要有一种爱的精神，一种乐于奉献，乐于付出的精神。学习儒家孝悌仁爱精神，可以培养秘书工作者的仁爱意识，使其将对父母兄长的敬爱之情，扩展为对社会人生的积极乐观心态，对工作的忠诚热爱态度。
其次，儒家君子“自强不息”的人格精神，可以鞭策秘书工作者积极面对工作。《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作为仁人君子要效法天道刚健不息的精神，不气馁，不怠惰，顽强拼搏，自强不息，勇往直前。儒家的这一思想可以用来砥砺秘书工作者，加强人格修养，培养孟子所言的“富贵不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独立人格精神，无论是艰难困苦，还是富贵贫贱，都不能使其变易人格操守与节气。
（二）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
良好的职业道德，是秘书工作必须具备的职业操守。儒家文化中的很多价值理念，为秘书工作者的职业道德修养提供很好的养料。儒家所倡导的“见利思义”，“义以为上”的君子品格，让我们懂得了面对利与义的冲突时，应该如何选择。当面对利益诱惑时，一个真正的君子首先要想到“义”，看合不合“义”的要求。古人言，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如果获取这种利益符合道义的要求，则会欣然而取。如果获取的利益不符合道义的要求，则要以道义为上，当舍弃时，必须舍弃。在政府的重要部门和现代企业中，秘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岗位，他处于上传下达的位置。单位的很多重要信息，甚至是机密性的一些文件都要经过秘书这个职位传往下级部门。如果秘书工作者没有良好的职业道德，没有见利思义，义以为上的人格操守，则很容易经不住利益的诱惑而以身试法，钻进不法分子设入的圈套，出卖政府或公司的机密。对儒家文化中义利思想的深刻学习与把握，可以让秘书工作者清楚明白其中的利害关系，忠于职守，持守应有的职业道德。（三）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
秘书，作为某个社会组织中专为领导处理各种人际关系与事务的辅助者，社会交往活动是其主要工作内容之一， 秘书工作的特点是跟人打交道。无论是他的服务对象——领导，还是在为领导服务的过程中要形成的各种关系，归根结蒂，都是人际关系。处理好各种不同关系是秘书工作艺术的体现，恰当地运用礼仪来理顺关系，对秘书工作总体效益的提高大有帮助。那么，秘书如何培养自己良好的人际习惯，如何处理工作过程中所形成的各种人际关系呢？孔子以“正名”思想为前提，提倡的很多处理社会关系的思想在当代依然有重要价值，值得我们学习。
首先，孔子如何处理上下级关系。《论语·子路》中孔子说，做臣下的要：“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意思就是，作为臣下面对领导要谦恭而有礼，要表示对领导的充分尊重与敬意。但孔子所主张的“恭敬”不是一味地讨好巴结领导，没有原则，没有人格尊严，比如像乾隆皇帝手下的和珅，为了巴结皇上，从来都是战战兢兢，称自己是“奴才”。一个正直而有尊严的臣下对其所服务的领导，应该做到“恭而有礼”，恭敬但不谄媚，有礼有节，不卑不亢。与此同时，我们不仅要尊重领导的人格，更要认真面对自己分内的工作，戒慎虔谨地把领导交给自己的工作干好，在与领导交往的过程中，要本着一个“忠诚”的原则。在孔子看来，臣下如能充分尊重领导人格，忠诚于领导的事业，君臣之间就会建立良好的上下关系。儒家的这一思想尤其值得我们借鉴，它可以为秘书工作者提供一个与领导相处的原则与基本要求，有利于明确其职责与地位。
其次，儒家“和而不同”思想，可以帮助秘书处理好在工作过程中所形成的其他各种人际关系。秘书是处于上传下达职位，要将领导所传达的精神与要求很好贯彻实践下去，首先要与传达对象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这样才能实现应有的工作效果。那么如何建立这两者间良性的人际交往呢？儒家倡导“和而不同”精神，要求我们在与他人相处时，充分尊重他人的个性与不同，希望能通过不同个性、不同元素间的组合弥补，实现完满的结果。这就要求我们在人际相处中不要一味地求同，强调绝对服从，而是善于听取不同声音，结合不同人的特长，共同合作完成一项工作。这种合作精神不仅没有扼杀个性，而且能发挥每个人的特长，充分尊重每一个成员的个体价值，带来工作意想不到的丰硕成果。儒家认为，实现这种“和”的精神，要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要根源于“厚德载物”的人格包容精神与坦荡胸怀。
（四）形成恰当的礼仪行为
秘书形象不仅代表他个人，还体现其所在机关或单位的形象。秘书个人的学识，才能，修养，品格，风度，体魄，都能通过礼仪表现出来。所以秘书外在礼仪修养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儒家所追求的君子礼仪，要求文质合一，恰如其分，强调其行为的内外和谐一致，反对没有内在精神的外在虚浮礼仪。《论语》中孔子批评巧言令色之人没有良好品质，认为：“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礼”是处理好人与人关系的关键一环，但必须有内在的“敬”与“恭”。只有恭敬有礼，礼仪有度，这样才会受到他人的欢迎与喜欢，建立与人亲如兄弟样的感情。儒家非常重视社交场合的礼仪容貌，强调待人接物时必须要重视仪容的修饰。儒家经典之一《礼记·玉藻》中概括的“九容”，即“言行举止的九种规则”，包括足、手、目、头、气、立、色、坐、口、声等仪容与言语要求，这些具体的礼仪规范，可以供我们细细品味并借鉴。总体说，在具体仪容上要求做到“沉雅自然”、“容止可观”，要沉稳而不浮躁，优雅而不俗套，自然而不雕琢。语言方面要求，言语要与身分场合相一致，要“言而有信”，“言当是非”，鄙弃巧言、谗言、谄言、淫言，说话要注意自己的身分。儒家所推崇的语言艺术，不仅适合语境，运用得体，机动灵活，注重实效，而且传递着尊重、友善、得体的信息，让人体验一种人格之美。
先秦诸子百家思想与现代社会
论文题目
浅谈儒家思想对现代社会的影响
院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班级：09级计本一班
学号：091210135
姓名：朱福建（男）
课时：3~4课时
时间：2010年5月26日
摘 要
儒家学派由孔子所创。自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指导思想，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领域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尽管其间受到外来佛教文化的冲击，在近代又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五四运动”中受到“打倒孔家店”的否定，“文革”中受到“批林批孔”运动的批判，儒家思想文化仍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和代表，作为传统的力量，顽强地积淀在当代中国人的传统价值观念体系之中，以思维方式、价值取向、行为方式、道德风尚、风俗习惯等形式表现出来，甚至渗透到我们的骨髓和血液，发挥着积极或消极作用。起积极作用的为精华，起消极作用的为糟粕。
关键词
儒家思想、儒家文化、影响、积极、消极。
目 录
第一章 儒家思想文化对现实的积极影响
§1.1.儒家思想丰富了中国传统道德
§1.2.冲破天命鬼神的理性精神抵抗了宗教对人们思想的侵蚀。 §1.3.“民为邦本”的民本主义。
§1.4.注重理想信念的鼓舞和凝聚作用。
§1.5.“过犹不及”的辩证思维。
§1.6.儒家丰富的教育思想内容。
§1.7.儒家思想中的优秀成分溶入中华民族精神，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和灵魂。
第二章 儒家思想文化对现实的消极影响
§2.1.等级观念压抑了人的个性和创造性。
§2.2.过分注重人际关系，轻视对自然界的探索和改造。
§2.3.轻视生产劳动。
§2.4.过分注重道德的作用，缺乏法治精神。
§2.5.把“中庸”上升为方法论。
§2.6.“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不利于理论创新。
§2.7.“重道轻器”的体验性笼统思维。
结 论
参考文献
前 言
儒家思想文化的精华在历史传承中经过磨练、积淀，成为我们民族的智慧、精神和美德，具有人类共性的永久价值。儒家思想文化毕竟代表的是中国农业社会、封建社会的精神文明。随着世界工业化的兴起、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儒家思想中的消极因素暴露得越来越明显，越来越不适应现代化。中国近代的落后、被动、挨打，表面看是因为西方“船坚炮利”，中国武器不行，进而是因为封建制度的腐朽造成的，实际上最深层的东西，是文化上、指导思想上出了问题，这和儒家思想的消极因素不能说没有关系，甚至有人认为儒家思想是罪魁祸首。
正文
第一章 儒家思想文化对现实的积极影响
§1.1.儒家思想丰富了中国传统道德。
儒家文化属人伦文化，它提出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忠、孝、廉、节、耻等，蕴含量十分丰富，每个字都能写一篇大文章。如果抽象出它们的一般意义，加以选择、加工、发挥，就能成为精华。如“仁”，是儒家道德规范体系的核心，“仁者仁也”，强调了人的社会属性和本质；“仁者爱人”，反映了利他精神；“克己复礼为仁”，要求人应该有道德自律意识；“杀身成仁”，彰显了坚守信念、不怕牺牲的决心。又如“忠”，抛开它的忠君和愚忠的具体含义之外，可贵之处在于忠于职守、勇于负责，完全可以把它用在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方面上。又如“孝”，是任何人、任何社会都应具有的美德，封建社会过分强调子女对父母的“孝”，而忽视父母对子女的“慈”；现在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家家体现的是过度的“慈”，很容易丢掉传统的“孝”，所以，当今更需要强调“孝”。此外，“义”即正直、正义，“礼”即礼貌、礼仪，“信”即诚信、信誉，“温”即和蔼、平易，“恭”即谦虚、敬人，“俭”即勤俭节约，“让”即宽容忍让，“廉”即清正廉洁，“节”即骨气、气节，“耻”即自尊自爱等，它们的一般意义都可以继承并发扬光大，为我们的个人品德、家庭美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建设服务。
§1.2.冲破天命鬼神的理性精神抵抗了宗教对人们思想的侵蚀。
儒家思想对鬼神问题持谨慎态度，“子不语怪、力、乱、神”，“未知生，焉知死”，具有无神论倾向，否定超自然救世主和彼岸世界的存在。同时，引导人们注重“现世”生活和实际问题的解决。
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中国人解决现实问题倾向于依靠人间力量，形成了一种不轻易求神拜佛的习惯。在他们看来，与其信鬼神，不如信明君，“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明君能带来太平盛世；明君不多，就去信清官，清官率先垂范，弥补君王过失，杀陈世美，救秦香莲；清官不多，就去信侠客，侠客可以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最大的侠客就是梁山好汉，替天行道。老百姓实在没办法，才去求神拜佛，而且求的神，也多是希望能给他们解决实际问题的神，这些神和人还有血缘关系，人们缺水了就信龙王爷，缺钱了就信财神爷等，信神是无可奈何，也是权且手段，达到虔诚、迷信程度的人是少数。
§1.3.“民为邦本”的民本主义。
儒家思想历来十分重视老百姓的作用，认为百姓是国家安宁的根本，“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孟子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里的“贵”就是作用重大，即“民可载舟，亦可覆舟”之义。重视老百姓的作用，首先要重视老百姓的生计。所以，儒家思想历来强调君子要有“忧以天下，乐以天下”的情怀，把个人安身立命与百姓福祉联系起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要安民、养民、利民、惠民、富民，同时还要“教民”；要“解民于倒悬”，“厝天下于衽席之上”。为此，就要修身，要“格物、致知、正心、诚意”，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和做事本领，目的是为了经世致用，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
§1.4.注重理想信念的鼓舞和凝聚作用。
儒家思想强调做人应有理想信念。其理想人格是智、仁、勇，认为是“天下之达德也”，孔子说：“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人有了理想信念，就能专心致志、刻苦学习，耐得住寂寞和贫困，做到“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即使穷困潦倒，“饭疏食，饮水，曲弘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耳”。人有理想信念，就有了自己的独立意志和人格，孟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就能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理想信念一旦确立，就能鼓舞人们矢志不渝、终身坚守，“朝闻道，夕死可也”，面对恶势力，不惜杀身以成仁，舍生以取义。特别是在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求实务实、自主自信的同时，会出现轻视理论思维、淡化理想信念的倾向，现实中“有奶便是娘”的实惠思想，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跟着感觉走”的认知方式，甚至损人利己的个人主义，都是其负面效应。因此，我们不论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还是做思想政治工作，都要积极开展理想信念教育。通过理想信念教育，凝聚人心，鼓舞斗志，使人们立身处世要有志气、正气、骨气。
儒家思想中的理想社会就是“大同”。这个社会“天下为公”，“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都“讲信修睦”，“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疾废者皆有所养”。“大同”理想是人们对原始共产主义的回忆，是对当时阶级剥削、压迫的反抗，也是对未来美好社会的向往，鼓舞了世世代代中国人。历代农民起义领袖的“均贫富”口号就是以“大同”理想作为旗帜招揽人心的，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康有为的《大同书》，孙中山的“天下为公”等深受“大同”理想的启发和影响。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特别是新中国建国初，许多中国人，包括不少党和国家领导人，就是用传统的“大同”思想来理解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邓小平提出的“小康”一词，也是从传统的“大同”社会的描述中来的。
§1.5.“过犹不及”的辩证思维。
“中庸”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认为它是最高美德素养，也是准则和方法。“中庸”里有辩证法，即关于“度”的思想，既不要过头，也不要“不及”，反对走极端，要求人们待人接物要把握分寸，注意火候。孔子说，有人问他问题，他就“扣其两端而竭焉”，即摸清事物矛盾着的两个方面，然后综合起来给予回答；又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即只抓住矛盾的一个方面而忘记另一方面，必然造成危害。儒家是为当官者着想的，认为当一个领导者，要做到“威而不猛”、“泰而不骄”、“和而不流”、“矜而不争”、“欲而不贪”、“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劳而不怨”、“惠而不费”等。从气质修养上，“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又说“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认为这两种人都有偏激性，应取其“中”，既积极又稳当。
§1.6.儒家丰富的教育思想内容。
孔子首先是一位教育家，儒家继承孔子的办学传统，中华民族两千多年的教育主要是由儒家承担的。孔子的“有教无类”，“温故而知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辩之，笃行之”，“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等，都是可贵的教育经验总结。孟子提出“教亦多术”，荀子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和“锲而不舍”，韩愈的“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等，都成为后世学子的格言，即使现在，对我们的素质教育仍有启发价值。§1.7.儒家思想中的许多优秀成分溶入中华民族精神，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和灵魂。
在中华民族精神中，处处闪烁着儒家思想的光辉。如爱国主义，儒家思想强调集体主义精神，要求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克己”是为了“复礼”；强调家国合一，国是家的放大，忠是孝的放大；强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现在，爱国主义精神已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动力。又如团结统一，儒家的“大一统”思想很浓，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西汉董仲舒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儒家的“内圣外王”强调君子修身、“齐家”的目的就是为了“治国、平天下”，这已成为中华民族的政治观念和思维方式。在中国历史上，分裂不得人心，统一人心所向，这已成为我们反对民族分裂的广泛深厚的社会心理基础。又如爱好和平，儒家讲“礼之用，和为贵”，讲“和而不同”，讲“厚德载物”，讲“忠恕”，要求人们在处理君臣、父子、夫妻、邻里、朋友等“五伦”关系时，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里，最可贵的就是要设身处地地站到对方想一想，以增进理解，营造宽容，多达共识，形成合力。现在，在国内提出和谐社会建设，在国际提出和谐世界理念，坚持友邻、睦邻、富邻政策，为我国实现全面小康和现代化目标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儒家“和”的思想能发挥更大作用。又如自强不息，儒家和道家、佛教最大的不同就是强调积极有为的人生态度，要求人们“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孔子就是一个十分勤奋的人，干起事来，“不知老之将至”，他认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儒家认为，人生在世应有“三立”，即“立德、立功、立言”，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第二章 儒家思想文化对现实的消极影响
§2.1.等级观念压抑了人的个性和创造性。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仁”的外化就是“礼”，“礼”是儒家思想的一个特色。“礼”就是指人们在相互交往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举止言行符合了自己的位置要求，就说明懂礼。中国历来被称为“礼义之邦”，中国人也不乏儒雅君子，但问题就出在过分上。儒家讲君臣、父子、夫妻为“三纲”，讲“贵贱有等，长幼有差”，如果有人违反了礼，就被视为犯上作乱。 “礼”太多，就是繁文缛节、形式主义，最大的弊端就是压抑个性，妨碍真理发现和科学发明。由于讲“礼”，领导、长辈说的话，即使错话，也不能越，不能顶，不能改，因而拒绝一针见血的争辩，否则为狂妄、骄傲、“大不敬”。孔子讲“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动”，要人们平时要“居处恭”，“貌思恭”、“事思敬”。如按这些“礼”来教育，即使天真烂漫、活泼可爱的青少年，也全被教育成循规蹈矩、蹑手蹑脚、千人一面的谦谦君子；再加上孔子讲“君子讷于言，敏于行”、“巧言令色，鲜于仁”，更限制了人们对雄辩和沟通才能的发挥。这和我们改革开放时代提出的开拓性、创造性人才要求背道而驰。
§2.2.过分注重人际关系，轻视对自然界的探索和改造。
儒家文化是人伦文化，儒家学说，就是讲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学以四教：文、行、忠、信”。孔子以六艺授徒，六艺就是礼、乐、射、御、书、数，其中的数有自然科学味道，但是被排在最后的；其他都属于社会人伦学问，“六艺”中最为重要的就是礼，“不学礼，无以立”。作为君子，就是要“立于礼”，而“成于乐”。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中国文化就形成了重人际、轻科技的价值倾向。在中国历史上，有许多伟大的技术发明，但不是用在直接生产力上，而是用在制造礼器、神器、酒器上。古代的人才，就是会打仗，会打官司，会搞政治，会对对联，科技被称为“奇技淫巧”，科学家被称为“工匠”，不在人才之列，毫无社会地位，蔡伦、张衡、毕升很难与孔、孟、程、朱比肩。儒家文化过分注重人际，势必影响人们业务能力和办事效率的提高，因为它引导人们，做事首先关心的是人际关系，而不是事情本身，关系不顺，很难办成哪怕是自以为非常正确的事。甚至引导人们把精力投放到与工作没有任何关系的人际关系上来。
§2.3.轻视生产劳动。
儒家宣扬“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鼓励人们当“劳心者”去“治人”。儒家也倡导人们要努力学习，而学的不是自然科技，是人伦方面的书，“学而优则优”，学好是为了当官、管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从历史上看，儒家门下培养出来的多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中了举的，如《儒林外史》中的范进；未中举的，如鲁迅笔下的孔乙已，其导向结果，是鄙视生产劳动、鄙视劳动群众，严重影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2.4.过分注重道德的作用。
儒家文化是道德文化，治理国家，特别强调人们的素质、觉悟和良心，因而把道德看得比法律更根本、更重要。孔子说：“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儒家排斥法律，甚至把“无讼”作为一种社会理想。过分的以德治国，会带来“人治”。中国历史上有法制，但没有法治，而且仅仅是刑法，是用来治民的，不是用来治官治权的，往往成为袒护达官贵人的工具。社会上流行着很浓的“包公情结”和清官热，正说明人们对社会公正的期盼与法治缺乏的现实之间有巨大反差。由于过分注重道德和忽视法律作用，使得中国历代统治者调控社会的手段较为单调。社会缺乏一种长治久安的动态稳定机制，表现为“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周期性的改朝换代和治乱循改。直到现在，百姓中的“臣民”观念、领导干部中的“为民做主”观念、“父母官”观念，仍十分浓厚；实施依法治国方略任重道远。
§2.5.把“中庸”上升为方法论。
“中庸”有辩证法，追求一种恰到好处的“适中”，但又缺乏可操作性。孔子只说，“叩其两端而竭焉”，如何取其中，没有一定的法则，需要当事人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灵活运用。于是，人们用起“中庸”来，碰到什么问题，都采取不偏不倚、不阴不阳、不明不暗、不前不后的立场、态度和方法，表现为折中主义，特别是在大是大非面前，未能旗帜鲜明，缺乏原则性和斗争性，使人变得骑墙、滑头和见风使舵。孔子感叹道：“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真正的“中庸”在大众中能贯彻的很少了。“中庸”和敢闯敢冒、改革创新相矛盾。为了打破“中庸”思维方式对变革的阻碍，使得革命和改革有时不得不采用矫枉过正的手段，结果是非常的不“中庸”，最容易走向偏激和极端。
§2.6.“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孔子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是说他不搞新的创作，只是编辑文献典籍，阐述先贤微言大义，发自内心地喜好古代。特别是对尧、舜、禹，回忆眷恋，赞叹不已，“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郁郁乎文哉”。孔子做学问的形象是“编春秋，删诗书，序易传”。这种学风影响到后人，更难标新立异，严重阻碍理论创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这种学风，还带来了尊崇祖训和崇拜圣贤的思维惯性。这种惯性成为滋生个人崇拜、教条主义、保守主义的温床，使得解放思想成为一次次社会变革、改革先导的任务十分繁重。五四运动批判的“以孔子是非为是非”，延安整风运动批判的王明教条主义，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批判的个人崇拜和“两个凡是”，改革开放以来克服的“唯书、唯上”，都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这一惯性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表现，而克服这一惯性的法宝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2.7.“重道轻器”的体验性笼统思维。
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其思维方式是辨证的，但它是笼统的，显得整体而混纯，经验而直观。儒家的许多文章谈修养、谈人伦、谈社会，不是理性思维，而是道德体验，如孟子讲“吾养我浩然之气，充塞于天地之间”，《中庸》讲的“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对事物的探究，不喜欢精确梳理，不喜欢科学实验，不喜欢逻辑概括，不喜欢事必亲躬，喜欢大而化之，向上提升，对关乎天地人的“道”滔滔不绝，对具体的、细微的实在的“器”不屑一顾，这种思维不符合现代科技发展的要求。
结 论
作为中国人，不但要对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思想文化有一个深刻认识，更重要的是在推进实现全面小康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充分挖掘、发挥儒家思想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和凝聚力；同时，要从观念、思维、制度、政策、行为、环境等方面，自觉克服、改造儒家思想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做到兴利除弊，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坚实的文化底蕴、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参考文献
《先秦学术概论》 吕思勉著 东方出版中心1996版
《论语译注》 杨伯峻译注 中华书局1960年版
《孟子译注》 杨伯峻译注 中华书局1960年版
中国古代的人学思想 张岱年 社会科学战线 199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