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点：1、取材范围大大扩大2、主题开掘较深，有新意3、表现方式、叙述结构多样化尝试
代表作品：
1. 杂志：《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及其续篇。
2. 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办公厅主任》(李易)、《田野落霞》、《西苑草》(刘绍棠)等
3. 特写《被围困的农庄主席》(白危)、《爬在旗杆上的人》(耿简，即柳溪)、《马端的堕落》(荔青)
4. 诗《一个和八个》(郭小川未公开发表)、《草木篇》(流沙河)、《贾桂香》(邵燕祥)；
5. 话剧(岳野的《同甘共苦》
国家地理是美国的一个杂志
另外有一个 中国国家地理
国家地理
美国国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学会成立于1888年，以“增进并普及地理知识”为宗旨。学会资助了对世界最远的角落的探索，同时还发行了数百种获奖的出版物，包括它的旗舰出版物-《国家地理》杂志。美国国家地理学会是世界上最大的非赢利性组织和教育机构之一，它拥有一千万会员。
美国国家地理在一个世纪中的探索与发现，覆盖了美国国家地理学会的各项主题，比如：陆地生物、水下生物、世界文化和科学-从太空到考古到人文。图片抓住了自然界珍贵的瞬间和世界各地人们的生活。这些极富魅力的图片展现了美国国家地理学会摄影师高超的技艺和丰富的想像力。
国家地理频道于1998年在亚洲成功开播后，业绩卓著，日新月异。时至今日，其24小时收视户已突破3900万，成为亚洲有线电视发展史上增长速度最快的频道之一。
在中国内地，国家地理频道与国内40多家地方电视台合作推出了《神奇的地球》和《狂野周末》两档节目，这些节目均为国家地理频道播出节目中的精华制作，他们以其卓越的品牌质量和深厚的文化内涵，感染并吸引数以万计的内地观众。
集合国家地理电视的精华之作，国家地理频道将国家地理深造广博的资源，无与伦比的质量和真正的英雄带给全世界。其黄色长框标识己成为探险发现的代名词，深入千家万户。迄今为止，该频道的节目已用25种语言、在144个国家和地区播出。
国家地理，是美国国家地理学会的官方杂志，在国家地理学会1888年创办的九个月后即开始发行。现在国家地理杂志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广为人知的一本杂志，其封面上的亮黄色边框以及月桂纹图样已经成为象征，同时这些标识也是国家地理杂志的注册商标。
杂志每年发行12次（一月一次），但偶尔有特版发布则不在此限。杂志的内容为高质量的关于社会、历史、世界各地的风土人情的文章；其印刷和图片之质量标准也为人们所称道。这也使得这本杂志成为来自世界各地的摄影新闻记者们梦想发布自己照片的地方。早在20世纪初期，国家地理杂志即已经开始使用一些当时罕见的彩色照片。
杂志的另一特色是经常提供高质量地图。国家地理学会的地图档案曾经为美国联邦政府所采用以弥补美国军方地图资源的不足。2001年国家地理发布了一套8张CD的合集，内容包括从1888年至2000年12月的所有杂志地图。杂志订阅者对这本杂志的收藏爱好也是其与众不同之处（大部分其他种类的旧杂志一般人都是看完就扔），订阅者也可以选择全年合集购买。
1915年一月号国家地理杂志封面1960年开始, 杂志开始在其封面刊登照片（原先只有文字）。接下来的几年，杂志去掉了封面上那著名的橡树叶饰纹。
1985年有一张封面描述的是阿富汗难民——一位用刺骨的绿眼看着镜头的年轻阿富汗小女孩。她的照片后来变得非常著名。在美军击败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后，国家地理杂志第二次发起人力寻找她。2002年，普什图族妇女Sharbat Gula被认出就是当年的那位女孩。她的故事被刊登在2003年三月号的国家地理杂志上。
1995年，国家地理杂志开始发行日文版，这也是第一个本地化版的国家地理。现在，国家地理的本地语言版本已经在全球大大扩展，包括：日文、西班牙文、希伯来文、希腊文、法文、德文、波兰文、印度尼西亚文、韩文、葡萄牙文、繁体中文、捷克文、罗马尼亚文、俄文、挪威文、土耳其文、荷兰文、瑞典文与克罗地亚文。
中文环境中第一本国家地理杂志的译版，是在台湾发行，使用繁体中文编辑，创刊号是2001年1月号。
2005年4月，印尼版的国家地理杂志开始被雅加达发行。
现在在中国内地也可以买到《国家地理》杂志，但只有繁体和英文版，现在还没有简体中文版。而中国内地的《华夏地理》杂志则会从每一期的《国家地理》杂志中选择文章发表。
中国国家地理》杂志
什么是“国家地理”？“国家地理”是一种刊物类型，适合高素质成年读者的阅读需求。许多国家都创办了这类杂志，如《地球》（GEO、德国）、《国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美国）、《地球》（The Earth、美国）、《地理》（Geographical、英国）、《加拿大地理》(Canadian Geographic)、《澳大利亚地理》(Australian Geographic)、《科学与生活》（Science et Vie、法国）、《世界》（World、美国）、《自然历史》（Natural History、美国）、……。这些杂志都是以传导自然关怀和人文情感为己任，精美绝伦的图片、生动有趣的文字，吸引了社会的主流阶层。
《中国国家地理》是中国最具成长性的杂志。1949年4月，南京解放。为了适应时代转变的需要在南京的中国地理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和南京大学地理系教师，在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南京分会的领导下，经与中学地理教师多次座谈，一致认为需要一份知识性和自我教育的学习刊物。这个刊物首先要刊载一定水平的地理教材，以弥补当时缺乏完善地理教科书的不足；其次为各级干部和大中学生、广大群众提供必需的地理新闻和必须具备的地理知识；第三，作为广大地理工作者共同学习的园地。
但在当时，百业待兴。要创办一个刊物是十分不容易的。几位热心的地理工作者，如周立三、吴传钧、高泳源、施雅风、李旭旦、胡豁成、杨纫章、王熙柽等，经过多次热烈的商讨，决定编辑出版定名为《地理知识》的普及刊物。推选南京大学地理系主任李旭旦教授任主编。在出版过程中，首先面临的是出版印刷费没有着落。在当时工资很低的情况下，大家自愿捐款，并物色价格低廉的小印刷厂印刷，同时以科协地理组的名义向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申请了登记证。经过紧张的筹备，大家期盼的地理界最早的科普刊物《地理知识》创刊号终于在1950年1月问世了。这份“创刊号”只有薄薄的8面，共刊出6篇短文和若干讯息，封面上刊登了由施雅风写的发刊词。创刊号仅印刷了600册，形式简陋，但出版后，立即受到地理学界和中学地理教师的欢迎和好评。随着刊物影响的不断扩大，文章质量和编辑水平的不断提高，得到上海亚光舆地学社社长金擎宇的青睐，主动表示愿意出资承印。于是从1950年第8期起改由亚光舆地学社出版销售，印数扩至2000份以上。
郭沫若院长为《地理知识》题写刊名，后改名为《地理》，1966年又恢复原刊名
亚光舆地学社接印不久，由于印刷质量得到提高，备受读者欢迎，也受到中央的重视。1951年初编辑部突然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的来函，盛赞这个刊物办得好，并索要已经出版的各期。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徐特立同志还约见施雅风面谈，对《地理知识》给予极大的鼓励和鞭策。编辑部每月召开1-2次编委会，商量组稿、审稿事宜。参与办刊的几位积极分子，积极写稿，充实稿源，以保证稿件的质量，外来投稿数量也日益增加。1951年7月改由北京开明书店及其后改名的青年出版社出版。1953年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成立，《地理知识》编辑部挂靠在地理研究所内。郭沫若院长亲自为《地理知识》题写了刊名。从1954年第1期起正式启用郭老题的刊名。同年10月改由科学出版社出版。50年代，《地理知识》主要介绍祖国的大好河山和国民经济建设。在向苏联学习的口号下，大量刊载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五年计划的实施情况以及介绍东欧新成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作者队伍不断扩大。
在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以农业为基础，为农业服务的号召下，《地理知识》的编辑方针已跟不上形势的需要，于1960年8—12月停刊整顿。1961年1月，《地理知识》以新的面貌出现，并改名为《地理》。整顿后的《地理》成为一份中级刊物。经过5年的实践，认为未能认真贯彻以普及为主、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的编辑方针，而且刊登的稿件偏深偏专，既不像中级水平的刊物，又不像科普读物。有一段时期，还采取由各地理机构轮编的形式，各机构之间又缺乏紧密的沟通，致使刊物质量下降，读者为此提出很多意见和建议。他们需要一份打破“老框框”、“洋框框”的普及性刊物，反对冗长繁琐的文章，要求短小精悍、生动活泼、图文并茂。为此经有关部门批准，于1966年第2期起又恢复《地理知识》的刊名。1966年5月起，全国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地理知识》和其他刊物一样，遭到停刊的厄运。
文革中最早复刊的刊物之一，发行量曾高达40万
1972年10月，停刊了6年的《地理知识》，顶着“文化大革命”后期的风浪，率先复刊了。在地理研究所和中国地理学会的领导支持下，由高泳源、李汝燊、朱德祥、张庆祥、郑平、李志华组成编辑部，高泳源任主任负责进行筹备，首先兵分两路，到京广、京沪沿线各?⑹形���俊⒏鞔笞ㄔ盒5乩硐岛偷乩硌芯克��樯芨纯�囊庖搴妥谥迹�髑笠饧��橹�寮�T诘笔比嗣强是笾�丁⒖释��暗那榭鱿拢�兜乩碇�丁返母纯��玫搅说乩砉ぷ髡摺⒌乩砝鲜�陀泄夭棵诺娜惹橹С帧L乇鹗求每设甯痹撼せ裣ぁ兜乩碇�丁犯纯�南�ⅲ��中牢浚�春�婊�鲜Ψ堆г旱乩硐翟�谚�淌冢�龈嬷С帧暗乩斫逃�钡睦改俊?
《地理知识》的复刊，是紧密结合了当时的形势，正如复刊号上编者话所阐明的：本刊是一地理科学普及刊物，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向广大工农兵群众、知识青年和革命干部普及地理知识，宣传辩证唯物主义，进行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是本刊的根本任务。并规定刊物的内容为：介绍伟大祖国的锦绣河山和日新月异的地理面貌；介绍我国劳动人民改造自然的丰富经验；介绍世界各国的地理情况，帮助人们对国际事物的了解和关心；介绍大自然发生的各种地理现象和一般规律；交流地理教学的经验和体会等，同时还把批判地理学领域的各种资产阶级思想列为内容之一。
复刊后的《地理知识》，分三大栏目运作：国内地理、外国地理和基础知识。每期32页，为月刊，订价0.13元，1972年10—12月共出了三期。但当时由于工厂停产学校停课，地理工作者也停止了研究工作，致使纸张短缺，稿源不足，在复刊的第二年即改为双月刊，一直到1975年的上半年。1975年7月后又恢复为月刊，订价为0.15元，这一订价一直稳定了6年。广大读者认为《地理知识》是一本物美价廉的刊物。当时发行的刊物较少，《地理知识》在被列为限制发行刊物的情况下（由于经济方面的原因邮局列为限制发行），发行量还迅速增加到近40万册，被称为一花独秀。是为《地理知识》的火红年代。期刊如林，竞争激烈；《地理知识》艰难开拓 进入80年代，随着各种老刊物的复刊和新刊物的大量涌现，装帧简单、坚守老传统的《地理知识》逐渐被淹没在如林的期刊中。1982年发行量下降到20多万份，到1988年时仅剩下10几万份了。
为了走出困境，编辑部全体同仁努力开拓思路，寻求改革，1989年实现了四封彩色印刷。为了摆脱旧的体制，在主办单位未给任何经济支持下，于1993年第一个从科学出版社脱离出来，成立了《地理知识》杂志社，开始自己设计，自己排版，自己联系印刷厂。1995年在彩色封面的基础上又增加4个彩色插页，页面由32页增加到48页。然而，刊物质量虽然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但仍没跳出传统的老框框，加上新潮杂志的不断涌现，本刊发行量继续下降。
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使大家开拓了眼界，《地理知识》的编辑们并没有被发行不景气吓住，相反，更促使大家把眼光瞄准了美国的《国家地理》杂志，在编辑会上，不时谈论起美国《国家地理》的编辑风格和内容，探讨如何能将《地理知识》办成一本高水平的杂志。此时一些读者也通过电话、信件传达了这样一种希望：中国能有一本美国《国家地理》那样的杂志就好了！
编辑的愿望、读者的希望凝聚成了一个目标：要办一本与国际接轨的中国国家地理。为了实现这一目标，1997年5月地理所调曾到南极、北极进行科考研究，登过珠峰的李栓科研究员来杂志社任社长，开始了《地理知识》的全面改版工作。
《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大事记
1949年9月以《地理知识》为名在南京创刊， 1950年1月正式发行，
1961－1966年一度改名《地理》。发行量曾高达400，000册
998年1月，改为全彩色进口铜版纸精印，版面扩至84页；
1999年1月，扩版至100页；
2000年10月，更名为《中国国家地理》；
2001年6月，中文繁体版在台湾及其他大陆以外地区发行；
2001年11月，“中国国家地理基金会”成立；
2002年1月，以《中国地理纪行》为刊名在日本发行日文版；
2002年1月，扩版至132页；
2002年2月，《中国国家地理》影视版推出；
2002年3月，“世界华人地理学会”成立；
2002年6月，《中国国家地理少年版》问世；
2002年6月，中国国家地理中文网正式开通；
2002年7月，“中国国家地理系列图书”发行；
2003年1月，《中国国家地理英文版》发行；
2003年1月，中国国家地理中文网改版完成；
2003年1月，中国国家地理青少网开通；
2004年1月，“中国国家地理博物馆”奠基。
作者：王新禧
封面来源：《少年Jump》初期人物
1968年，当《周刊少年Sunday》与《周刊少年Magazine》正苦缠死斗之际，集英社开始向漫画周刊市场进军了。集英社原本是小学馆下属的娱乐杂志部门，由于小学馆创立之初从事的都是文化、教育出版这类“高大上”的业务，万般皆下品，所以看不起做“三俗”出版的集英社。当时的集英社都是那些被小学馆里打发到冷宫的边缘人，因此集英社上上下下都憋了一口气，于1926年独立出来，创业自强。1949年，集英社企业性质改为株式会社（股份公司）。
集英社大楼，图片来自日本wiki。
60年代初期，日本迎来了第二波漫画大热潮。旗下已经拥有多本漫画月刊的集英社，对日益重要的周刊市场关注度渐升，也有意插一支旗进来。但母公司小学馆不愿多添一个敌人，想方设法施加压力，企图让集英社的漫画周刊胎死腹中。然而，此时集英社内所集结的编辑大多年轻热血、敢闯敢干，对小学馆的压迫早就心怀不满，因此不顾阻力，成立了周刊企划部，着手准备创办漫画周刊。其中有两位将才，是这帮编辑的主心骨。他们是长野规和西村繁男。
此二人之所以能团结一致，齐心“抗侮”，在于他们有过一段共同的屈辱史。50年代，集英社麾下有一本漫画月刊《少年Book》（少年ブック），它的前身是《有趣的书》（おもしろブック），1949年创刊，虽也努力进取过，惜乎业绩一直平平。1959年1月，该杂志在得到注资后，改名为《少年Book》，原以为能焕发新活力，哪知两个月后，一向清高，专注于出版学习书籍的小学馆，竟然推出了漫画连载杂志《周刊少年Sunday》。《Sunday》凭借雄厚资本和强劲作者群，死死压制住《少年Book》，令《少年Book》大气难喘一口，苦撑到60年代末，草草休刊。长野规和西村繁男都曾在《有趣的书》、《少年Book》担任过编辑（西村繁男还是横山光辉的责编），他们十分不忿小学馆的欺凌，因此当集英社筹划反击时，立即踊跃参与，务求一雪前恨。
《Jump》的前身《少年Book》封面。
1968年上半年，集英社确定新漫画杂志的名称为《少年Jump》（少年ジャンプ）。因前景未明，所以试水期间，先定位为半月刊。首任主编长野规领着一帮干劲十足的编辑们，摩拳擦掌，誓要一鸣惊人。
《少年Jump》的创刊号封面。
1968年7月11日，以海盗为标记的《少年Jump》正式问世。创刊号对外宣称售出10.5万册，实际销量大概为8至9万册。对于早就被鲸鱼与鼹鼠霸占的少年漫市场而言，首战如此成绩，已算过得去。
由于晚十年才杀入少年漫战场，《少年Jump》面对着诸多不利因素。最让编辑挠头的，是优秀的作者资源都被别家杂志瓜分完了。这些漫画家人人稿债缠身，打他们的主意，一来较低的稿酬未必请得动，二来即使请来了大神，勉强画了，也只能是赶工的平庸之作。所以长野规决定放弃现有的知名漫画家，自行“造神”，以《少年Book》的作者为班底，同时对外征募新人新稿，充当《少年Jump》的战争兵器。不重名气，只重作品。这一策略，为后来无数新人上位提供了路径，也在无形中避免了其他刊物因大神约稿众多，而带来的作品质量问题。
《Jump》创刊开始就不断发布招募新人漫画家的广告。
《少年Jump》定价90日元，这比漫画杂志普遍60日元的定价高出整一截。须知90日元在当时可以买5瓶牛奶，少年们会舍得拿来买一本刚萌芽的杂志吗？这个险冒得有点大！之所以如此做，西村繁男解释说，是为了免遭赤字影响，在创刊初期销量低时，采用高定价弥补总体销售额，以使杂志能撑过最艰难的起步阶段。等以后销量高了，再降价也不迟。这一做法后来被证明确实有效，令《少年Jump》免于在襁褓中即遭扼杀。
就这样，在《周刊少年Sunday》与《周刊少年Magazine》两强相争的缝隙中，《少年Jump》硬是杀出了一条血路，1969年新年时，其销量已上升到了24万册。这个数字虽然与两大周刊尚有较远距离，但作为在夹缝里求生的新杂志而言，已属难能可贵。脚跟先站稳，才能徐图天下。《少年Jump》就是抱持这样的理念，一步步打牢了根基，终于，在1969年第20期，隆重变身为周刊杂志，刊名改称《周刊少年Jump》（周刊少年ジャンプ，下文一律简称《Jump》），与小学馆、讲谈社展开正面对轰，掀开了日本第三次漫画热潮的帷幕。
《少年Jump》的Logo标志，就是海盗头像。
从创刊到挺进周刊，《Jump》只用了短短一年多的时间。是什么使得它能在老牌杂志的重重围困下突围而出，进而鼎足三分的呢？这有赖于主编长野规制订的正确编辑方针——即“友情、努力、胜利”三要素，以及从早期大乱战中跃升出的两员猛将。
方针大策是战略面，要打胜仗，还要靠优异的战术执行。1968年秋至1969年初，《Jump》面临着怎样的形势呢？《Sunday》上，藤子不二雄的《21卫门》、水木茂的《河童三平》、横山光辉的《地球ナンバーV7》等名作正连载得如火如荼；《Magazine》上的《明日之丈》、《天才傻瓜》也是势若奔虎、炙手可热。两大周刊从两翼包夹而来，分分钟都可能以压顶之势将《Jump》碎为齑粉。怎么办？经过再三考虑，长野规决定“不走寻常路”，用“非常规武器”炸出新世界。于是乎，《Jump》在创业初期，最受人诟病的一段黑历史拉开帷幕。
永井豪的《无耻学园》单行本封面。
日本漫画发展到60年代末，基本上所有题材都已用于少年漫画中，唯有一个禁区不能触碰，那就是泛情色题材。虽然剧画中已陆续出现情欲场面，但剧画的受众是青年群体，对于未成年的少儿读者，各家杂志都谨守底线，不做毒害花朵们身心的勾当。可《Jump》是什么？它是海盗，是只问结果不管过程的海盗，是出身经营娱乐杂志的集英社门下的海盗。为了生存发展，只要招数有效，任何邪招阴招都可以用。更何况作为少了十年积累的后辈，倘若规规矩矩地跟《Sunday》、《Magazine》一招一式地你来我往，就好比拿入门长拳跟降龙十八掌斗，必被轰得渣也不剩。所以说不得，只能祭出“三俗”的“九阴白骨爪”了。
1968年第11期，“九阴白骨爪”第一式——《ハレンチ学园》破空出击，引爆《Jump》迅速成为全国热议话题。你道为何如此？原来，《ハレンチ学园》是一部“流氓漫画”，“ハレンチ”即“无耻”，《无耻学园》里还能发生啥正经事？绰号“胡子哥斯拉”的教师吉永，好色贪权，蓄着浓密的胡须、穿着虎皮，像原始人一样，用木棒教育着学生们，并时不时对女生毛手毛脚。男主角山岸八十八是个粗暴又纯情的蛮少年，女主角则是忍者柳生一族的后裔，他们联手对抗“胡子哥斯拉”，从而发生了一连串搞笑故事，令整个学园沉浸在一股激荡、暧昧、荒谬的骚动氛围中。这就是日本漫画史最有名的“问题作品”，它造成的震撼余波迄今尚在。
永井豪本人照片。
《无耻学园》的作者永井豪，1945年9月生，19岁时得了一场重病，因在生死边缘感悟到人生不能白来一趟，所以立志以自幼喜爱的漫画为一生事业。1965年，他带着漫画作品去拜会手冢治虫，但手冢忙得没时间见他，便由助手大野接待。大野看了永井豪的作品，十分赞赏，希望永井豪留下来当助手。但永井豪得知给手冢当助手，会忙到没有任何时间画自己的作品，便婉拒了大野的邀请。随后，他去了东京一家火锅店打工，因为这家店下午3点到晚上9点开工，正好适合他昼伏夜出画漫画。凑巧的是，石森章太郎的工作室就在火锅店附近，时常来吃火锅的石森很快就知道了店里有个伙计，也是个漫画高手。某天，石森火急火燎地打电话给永井豪，说就快赶不及杂志截稿了，请他速来帮忙。帮完忙后，永井豪顺理成章地成了石森的助手。在石森工作室期间，永井豪自称是人生最辛苦的时期，石森的工作量极大，每天只能睡2—3小时，眼睛睁着就必须在画。两年时光，永井豪不但学到了大量漫画技巧、积攒了成为漫画家必须的创作经验，还阅读了石森收藏的无数科幻小说，为他未来成为科幻漫画大腕，打下了基础。
《无耻学园》的内页。
1967年，永井豪脱离石森工作室，凭借处女作《江户名捕阿吉》出道。次年，他向新创刊的《少年Jump》投出了后来饱受争议的《无耻学园》。
《无耻学园》原本在《Jump》创刊号上就已登载，因导向不良，只登了一期就休载了。孰料不到三个月，竟恢复连载，还被当成头号利器使用。日本的学校，是典型的儒家教育体制，实行高压应试教育，以成绩优异为第一要务，同时格外强调师道尊严、尊卑有序。学生们普遍感到压抑、沉闷。《无耻学园》里的师生却反其道而行，他们在学校里从不读书，每天都是赌博、打架、喝酒。教师带头嬉闹，男女学生眉来眼去，当真是乌烟瘴气、伊于胡底。其中最为舆论诟病的，是“将性游戏化”的“掀裙子看内裤”桥段，“胡子哥斯拉”用尽种种变态的夸张办法，要看到女学生的内裤。频频出现的“Sex Appeal”画面，撩动得青春期少男们大喷鼻血，也令家长和教育工作者们恨得牙根直痒。所以《Jump》漫画里掀裙子露小裤裤的“优良”传统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之后的桂正和、河下水希、矢吹健太朗等人将这个传统很好地继承下来。
《无耻学园》的特色便是掀裙子露小裤裤。
那时候的日本中老年人，出生在战前，年轻时所受的三观教育严肃刻板，不像“团块世代”那样受到美国性开放思想的撩拨，所以还是要脸、要廉耻的！可《无耻学园》偏偏要“破廉耻”。于是双方剑拔弩张，迅疾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日本家长委员会、妇女协会、青少年保护审议会和教育委员会等一大批组织，把《无耻学园》视为最丑恶的眼中钉，予以最强烈的抵制。许多地区发起了“拒绝《Jump》运动”，更有家长当街焚烧《Jump》，舆论的指责也是一浪高过一浪。但是这一切，都正中《Jump》编辑部的下怀。
《少年Jump》第17期的封面。
日本战败后，以美国为主导，全面重修了日本法律，对于文艺作品中的涉黄内容，法律的规制作用已十分有限。《Jump》打擦边球的做法，只违背传统道德，并不违法。所以任尔骂声滔滔，我自岿然不动。鼎沸的舆论和由此造成的街谈巷议，反而免费帮杂志做了宣传，吸引了众多眼球。你越不让我看，我越想看，尽管家长严厉禁止，处于叛逆期的少年们依然会偷偷买来《Jump》，在一页页的“春光乍泄”中，挥发着过剩的荷尔蒙。
下回将介绍《Jump》打开市场的另一部三俗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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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太多了，就贴贴报刊吧
中国自鸦片战争前夕开始定期出版的日报期刊，至辛亥革命时已广泛发行。
中国早在唐朝就开始有报纸，当时称为“进奏院状报”、“报状”、“邸报”或“杂报”，是一种由官府发行的公报。北宋起，民间开始有报纸，称为“小报”或“新闻”，但受到当时官府的查禁。明朝中叶以后，北京、南京等地获准成立民办报房，选录内阁发布的官文报，印刷成册，公开出版，称为“京报”。这些报纸除照录上谕、奏折、皇帝起居及官吏任免奖惩消息外，没有自己采写的新闻，没有评论、广告及其他副刊文字，不同于近代的报刊。中国近代形式的报刊诞生于鸦片战争前夕。到1911年止，共出版约五百种报刊，出版地点遍及全国各地。
外国人创办的近代报纸最先用中文出版的近代报纸和最先在中国境内出版的近代报纸，都是外国人首先办起来的。19世纪，外国人在中国一共出版了一百多种中外文报刊，占当时中国报刊总数的一半以上。外国人创办的第一份中文报纸，是1815年8月5日在马六甲创刊的《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创办人是英国伦敦布道会传教士马礼逊（1782～1834）和米怜（1785～1822），月出一册，一些外国人相继在中国办报。1827年创办了《广州纪录报》，1833年创办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前者是中国境内的第一份英文报纸，后者是中国境内的第一份中文报纸，均在广州出版。其主编人德国传教士郭士立（1803～1851）、美国传教士裨治文（1801～1861）等，都是当时著名的“中国通”。
鸦片战争以后，外国人在治外法权保护下，继续在中国办报。先后创办了《遐迩贯珍》（1853，香港）、《六合丛谈》（1857，上海）、《万国公报》（1868，上海）、《中西闻见录》（1872，北京）、North China Daily News（1850，上海，中文名《字林西报》）、The Peking Tientsin Times（1894，天津，中文名《京津泰晤士报》）及《申报》（1872，上海）、《新闻报》（1893，上海）、《顺天时报》（1901，北京）等一大批中外文报刊。其中，《万国公报》由英国传教士林乐知（1836～1907）主编，是广学会的会报。
《字林西报》由奚安门（？～1856）等主编，有“英国官报”之称，出版达一百零一年，是在中国出版时间最长的一份外文报纸。《顺天时报》由中岛真雄主办，是日本外务省的喉舌。《申报》由英国人美查（生卒年不详）创办，《新闻报》长期由美国人福开森（1866～1945）主持，都是“学了中国人口气”办给中国人看的外商中文日报。这两家报纸后来为中国人接办，其中，《申报》出版了七十八年，是在中国历史上出版时间最长的中文日报。
中国人自己创办的最早的一批近代报纸 19世纪50年代起，一些受过西方教育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开始办报。1858年在香港创办了《中外新报》，这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份近代报纸，伍廷芳曾经参加过它的编辑工作。这以后，陆续创办的有《羊城采新实录》（1872，广州）、《昭文新报》（1873，汉口）、《循环日报》（1874，香港）、《汇报》（1874，上海）、《述报》（1884，广州）等。以《循环日报》、《汇报》、《述报》这三家最有影响。《循环日报》是一份大型日报。它的创办人王韬，曾经游历过英、法、德、日等国，对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有较多了解，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报刊政论家。他为《循环日报》所写的《变法》、《尚简》等文章，提倡学习西方，宣传政治改革，主张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当时和后来的改良派知识分子当中，有很大影响。《汇报》是中国最早的留美学生容闳参加创办的，曾经和外国人所办的中文报纸进行过激烈的笔战。《述报》创刊于中法战争时期，对刘永福所部黑旗军抗击法军和香港人民抵制法国殖民者发动的侵略战争而进行的罢工、罢市活动，都作过详细报道，支持了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的斗争。
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报刊 1895年以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开始办报，鼓吹变法。1895年8月17日在北京创刊的《中外纪闻》、1896年1月12日在上海创刊的《强学报》，分别由梁启超、徐勤担任主编，隶属于强学会，在强学会被封以后，相继停刊。
之后，梁启超等人继续筹备办报，1896年8月9日在上海创办了《时务报》。它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在戊戌维新运动时期出版的一份主要的机关报，旬刊，每期出二十余页，三四万字一册，由汪康年任总经理，梁启超任总主笔。在梁启超主持下，《时务报》先后出版了六十九期，发表了《变法通议》、《论中国之将强》等一大批鼓吹变法的政论文章，最多时日销达一万七千份，成为当时国内最受欢迎的一份报纸。和《时务报》相配合，资产阶级改良派还在全国其他地方创办了近八十种鼓吹变法的报纸。主要有1897年2月在澳门创刊的《知新报》、4月在长沙创刊的《湘学报》、10月在天津创办的《国闻报》、1898年2月在长沙创办的《湘报》等。其中，《国闻报》由严复主编，以在副刊《国闻汇编》上译载了宣传进化论思想的《天演论》蜚声于时。
戊戌变法失败后，改良派在国内创办的报纸全部停刊，梁启超等人开始在国外办报。从1898到1904年，他们在日本、新加坡、檀香山、旧金山、温哥华等地创办了十几家报纸，以1898年、1902年在日本横滨相继创刊的《清议报》和《新民丛报》最负盛名。梁启超以任公、哀时客等笔名在《清议报》和创刊初期的《新民丛报》上所写的鼓吹新民、赞美少年中国和介绍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最新思潮的文章，曾经风靡一时，得到当时青年知识分子的赞同。1904年以后，康梁等又恢复在国内办报。他们所办的《时报》（1904，上海）和英敛之所办的《大公报》（1902，天津）、彭翼仲所办的《京话日报》（1904，北京）等报刊都进行过立宪保皇的宣传。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报刊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从开始革命活动时起就十分注意办报。在整个辛亥革命时期，他们在国内外一共创办了近一百二十种报刊。通过这些报刊，宣传他们的政治主张，动员群众起来革命，对民主革命形势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激励和推动作用。
1894年兴中会刚刚在檀香山成立，就利用早已创刊的当地华侨报纸《隆记报》，作为自己的讲坛。1900年1月孙中山特派陈少白到香港创办《中国日报》，这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第一份正式机关报。此外，1900～1905年，革命派还在国内外创办了一批报刊，进行民主革命宣传。国外的主要集中于日本，著名的有《湖北学生界》、《江苏》、《浙江潮》等，编辑人员多数是革命的留日学生。鲁迅最早的一批革命文学作品就是在这些报刊上发表的。国内的主要集中在上海，以《苏报》、《国民日报》、《警钟日报》等最有影响。1903年6月《苏报》因发表激烈革命文字被封，章炳麟、邹容被捕，史称《苏报》案。
1905年11月26日，《民报》在日本东京创刊。它是新成立的同盟会的总机关报。在孙中山领导下，《民报》和其他革命派报刊一道，同以《新民丛报》为代表的保皇派报刊展开了激烈的笔战，扩大了革命影响。
之后，革命派的办报活动在国内外都有很大的发展。新加坡、缅甸、暹罗、澳洲、菲律宾、美国、加拿大、秘鲁等地，及国内除西藏、青海、甘肃、宁夏以外的二十九个省市地区，都办有革命派的报刊。以在上海出版的《中国女报》（1907，秋瑾主编）、《神州日报》（1907，于右任、杨笃生主编）、《民呼日报》（1909）、《民吁日报》（1909）、《民立报》（1910，于右任、宋教仁等主编），在北京出版的《帝国日报》（1909，宁调元等主编）、《国风日报》（1911，白逾桓主编），在广州出版的《可报》（1911，朱执信等主编），在汉口出版的《大江报》（1911，詹大悲主编）等报刊，影响最大。
革命派报刊关于民主革命的宣传，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诞生作了充分的舆论准备，孙中山曾经给予很高的评价。
拒俄运动和反美华工禁约运动中的报刊 1903年4月，拒俄运动在上海、江苏等十八个省市和日本东京等地的留学生中爆发。《江苏》、《浙江潮》、《苏报》、《中国白话报》等报刊，纷纷发表评论，进行舆论声援。1903年12月15日，以蔡元培为首的一部分革命爱国人士，在上海创办的《俄事警闻》日报，是这次运动中创刊的一份以拒俄为中心内容的爱国报纸。它发表了大量有关沙俄侵占中国东北领土拒不撤军的“警闻”，并发表了《俄祸》、《告学生》、《告军人》等评论文章，和其他爱国报刊紧密配合，号召全国人民奋起抗俄，反对侵略。
1905年，反美华工禁约运动和相继而来的全国性的抵制美货运动在广州、香港、上海、天津、北京等地爆发。香港的《有所谓报》、《世界公益报》，上海的《女子世界》，北京的《京话日报》，天津的《大公报》等，都积极投入运动。为了加强宣传，一些资产阶级爱国人士还特地创办了《保工报》和《美禁华工拒约报》等两家报纸，进行鼓吹。前者1905年7月20日创刊于上海，人镜学社主办，韵琴主编；后者同年8月21日创刊于广州，拒约社主办，黄晦闻主编。它们从创刊起，就集中力量进行抵制美货的宣传，对正在进行中的这场群众性的爱国运动，起了一定的鼓舞和推动作用。
新创办的科技、文学和文摘性期刊中国最早的科技刊物，是1876年在上海创刊的《格致汇编》（月刊，英文名 Chinese Scientific Magazine），主编英国传教士傅兰雅（1839～1928）。这是一份以介绍声光化电等科学知识为中心内容的专门性刊物。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为了寻求富国强民的道路，在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中掀起了一股学习最新科学技术知识的热潮。一大批以介绍这方面知识为中心内容的专门性刊物陆续问世，其中主要的有，专门介绍农学知识的《农学报》（1897）、专门介绍数理化知识的《新学报》（1897）、《格致新报》（1898）、《普通学报》（1901）、《中外算报》（1902），以及专门介绍地质地理知识的《地学杂志》（1910）等。除《地学杂志》在北京出版外，其余都在上海出版，以《农学报》出版的时间为最长。这些刊物为国内的知识分子提供了当时能够得到的最新科学知识。
文学期刊也在19世纪70年代出现。《申报》主办的《瀛寰琐记》（1872）、《四溟琐记》（1875）、《寰宇琐记》（1876）等三个月刊是其中最早的一批。90年代以后，以上海为中心，创办了一大批文学期刊，累计在五十种以上。著名的有李伯元主办的《世界繁华报》（1896）、《游戏报》（1897）、《绣像小说》（1903）、吴趼人主办的《采风报》（1898）、陈去病主办的《二十世纪大舞台》（1904）等。梁启超在东京创办的《新小说》出版后，也送到上海发行。这些刊物以小说、戏曲、诗词、散文为主要内容。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等著名长篇小说，都是在这些刊物上首先和读者见面的。
文摘性的期刊，以1897年在上海创刊的《萃报》为最早，稍后创刊的这类刊物还有《选报》（1902，上海）、《东方杂志》（1904，上海）等。后者由商务印书馆编辑发行，初为月刊，后改半月刊，徐珂等主编。先后出版四十四年，是在中国历史上出版时间最长的期刊之一。
新型官报的出版与报律的制订 19世纪末，清朝政府因旧式邸报从未公开出版，内容又只限于常程文书，适应不了新形势的需要，故开始创办新型官报。
最早出现的新型官报，是1896年在北京创刊的《官书局报》和《官书局汇报》。这两份官报由当时主管官书局的工部尚书孙家鼐负责管理。出版了很短的一个时期，即停。1906年以后，为了推行预备立宪和抵制革命宣传，清朝当局又在北京和各省省会陆续办起一大批新型官报。其中，属于中央一级的有考察政治馆主办的《政治官报》（后改为《内阁官报》），属于各部主办的有《商务官报》、《学务官报》，属于地方各级军政机关主办的有《北洋官报》、《南洋官报》、《安徽官报》、《湖北官报》、《四川官报》等。总数在三十种以上。除上谕和常程官文书外，这些官报还普遍设有“要闻”、“要电”、“实业”等栏目，以吸引读者，但并不受欢迎，必须官库补贴，才能得以维持。与此同时，清朝政府还颁布了《大清印刷物专律》、《报章应守规则》、《大清报律》等有关报纸出版的法令，对民办报纸进行限制。在1898至1911年的十三年内，全国有五十三家报纸遭到摧残，占当时报刊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其中被查封的三十家，被勒令暂时停刊的十四家，其余的分别遭到传讯、罚款等处分，使整个报刊出版事业蒙受了严重损失。
（方汉奇）
民国报刊民国成立后，与一时的资产阶级民主相联系，出现过短暂的报刊兴旺时期，全国有报刊五百多家。北京为政治中心，故独占五分之一。1913年二次革命后，袁世凯专制统治确立，先后公布《报纸条例》、《出版法》，进步报刊备受摧残，进步报人横遭迫害，全国报纸剧减为一百三十九种，多数政治态度保守，言论了无新意，销售额一般也不大，有一点积极意义的变化是报刊分家，报纸开始采用现代通行大张式样。这一时期较为著名的报纸除商办的《申报》、《新闻报》外，主要有上海《时事新报》、《时报》等；较为著名的杂志有章士钊主编的《甲寅》（1914），国民党创办的《国民》（1913）等。作为半殖民地的特征之一，外国在华所办报纸在政治上有相当影响，如英文《字林西报》、《京津泰晤士报》等。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主办的《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创刊，揭开新文化运动序幕，也开始了中国报刊发展的新阶段。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各派忙于争权夺利，无形中放松了对报刊的控制。进步力量的成长，更使部分报刊成为北洋军阀的对立面，打破了一潭死水的舆论界现状。五四运动时期，以《新青年》、《每周评论》、《国民》、《新潮》等杂志为主导，进步报刊鼓吹科学与民主，抨击封建专制，对推动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在业务上，此时的报刊普遍改用白话文，报纸注重新闻特性，副刊改革卓有成效，编排更为科学活泼。之后，报刊获得较大发展，1926年全国报刊已有六百二十八种。商办《申报》、《新闻报》发行量超过十万份，1926年9月《大公报》复刊，在张季鸾主持下，很快成为最有影响的全国性大报之一。北伐战争开始后，国共两党都很注重宣传，南方报刊言论活跃。但北洋军阀为了维持统治，镇压进步报刊，1926年，著名报人邵飘萍、林白水先后遇难，北方舆论界一片沉闷。
1927年后，国民党逐步确立了对全国的统治，沪宁一带成为全国报刊的中心，上海一地报纸超过五十家，全国日发行量五万份以上的报纸全部集中在上海。1936年全国报刊一千七百六十三家，小报和晚报比20年代有了较大发展，但其中不无低级无聊之类。国民党政府力图建立新闻垄断，以《中央日报》为中心，党营报刊扩展到了全国。对进步报刊则通过各种法规条例限制扼杀，其手段从禁发查封直到破坏暗杀。即便是颇著声名的资产阶级报纸《申报》，其主持人史量才也因“九·一八”事变后政治态度的某些变化而在1934年11月遭暗杀。然而，进步报刊仍在重重压力下成长。在红军革命根据地内，报刊事业有了相当发展。左翼文艺界主办的杂志《萌芽》、《文学月刊》等此家被封，别家即出，影响颇大。“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救亡报刊蓬勃兴起，全国不下千余种，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周刊发行量达到了创记录的十五万份。
抗日战争开始后，全国报刊受到很大破坏，大批报刊迁往后方出版，重庆成为战时报刊的中心。抗战初期，国民党新闻控制有所松动，中国共产党的《新华日报》得以在国统区出版。1939年后，新闻控制再度趋紧，私营报纸只占国统区总数的五分之一左右。这时，以延安为中心的各根据地都有了报纸。在沦陷区，日伪控制主办了一批汉奸报刊，有北平《新民报》、南京《中华日报》、《和平日报》。上海租界内则有爱国志士办的抗日报纸，最著名者为《文汇报》，虽遭日伪打击迫害，仍坚持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抗战胜利后，报刊又曾兴盛一时。1947年国统区登记报纸一千七百八十一家，发行二百万份，达到民国时期最高峰。然而这一时期的报刊为国民党所垄断，不用说反对内战的《文汇报》等被禁，《申报》、《新闻报》亦为国民党接收，舆论界成为国民党反共的一统天下。进步报刊无法立足，不少迁往香港出版。与此同时，人民新闻事业在根据地内有了重大发展，一批大型日报先后创刊，为1949年以后中国人民报刊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参考书目
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山西人民出版社，太原，19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