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对外开放思想及其指导意义
实行对外开放是邓小平经济理论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在科学总结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需要，顺应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和潮流，提出了一系列实行对外开放的方针政策与构想。邓小平同志的这一重要思想，不仅是我国近20年对外开放的指导思想，而且对于我国在新世纪中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一、顺应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确立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
“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4页。）这是邓小平同志对当代世界开放性特征的高度的理论概括。当代世界就其经济内容而言是开放的世界或开放的经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实行对外开放，发展国际间的经济交往，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是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重要标志。在自给自足占统治地位的自然经济中，经济交往的规模和程度十分有限，交换在经济生活中还不占重要地位。只是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之后，随着机器大工业的出现和生产社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商品经济才居于统治地位。资本主义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社会分工的扩大，进而形成突破国家和地区界限的国际分工；国际分工又加深国际间的经济联系，从而形成了世界市场；在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形成和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了资本的国际化。如同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6页。）形成了世界性的经济联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学技术迅猛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纳入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社会化大生产的规模空前扩张，生产要素的配置扩大到整个世界范围，世界各国的经济获得了过去任何一个时代都难以想象的大飞跃和大发展，世界进入了一个以国际经济活动为舞台的发展阶段。在这样的国际经济社会背景下，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兴衰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适应世界经济的发展变化，能否面向国际市场，能否积极地发展同世界上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无论哪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在封闭的、与世隔绝的状态下求得经济的繁荣与发展。这是因为，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必然要受到本国的自然资源、产业结构和资金技术等条件的约束。即使是一个资源丰富，实力强大的国家或地区，也不可能拥有本国和本地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一切资源，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和相互依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国际间的商品流动、资本流动、技术流动和劳务流动部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整个世界经济日益成为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因此，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将自己置身于国际经济格局中来加快发展本国经济。邓小平同志深刻地把握这一历史潮流，明确指出：“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90页。）对外开放是国际分工和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邓小平在总结我国历史上及建国后前30年的闭关自守导致落后的教训的基础上，明确提出，要实现现代化，要赶超发达国家，必须实行对外开放。必须通过对外开放，获取我国现代化建设所需的各种资源，利用好国内外市场，形成自己的优势，确立我国在国际市场上的战略地位，才能加快我们的发展速度。他说：“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设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3页。）他还说；“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7页。）
实行对外开放首先在于利用国外资金，以弥补我国现代化建设资金之不足。我国的现代化是赶超型的现代化，具有明显的高起点、高速度、高目标的特征，引进大量的国外先进技术并加以消化吸收是我国现代化成功的关键，这就需要大量的资金来保证。而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资金除了依靠国内的积累之外，还需要利用国际市场进行积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不仅在引进国外资金方面迈开很大的步伐，通过吸收外商直接投资、间接投资以及利用外国政府贷款等形式，引进巨额的外国资金和海外资金，同时还通过出口大量的劳动密集和劳动技术密集型产品，获得了巨额的外汇，为现代化积累了大量的资金。
其次是利用国外先进技术，加快培植我国的高新技术产业。一个国家竞争力的高低，取决于技术水平的高低和产业结构的高度。作为赶超型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就是通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并加以消化吸收，并以较快的速度赶上世界技术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步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过购买技术专利、合资经营、合作经营以及允许外资独资经营等方式，引进了大量的先进技术，培植起许多高新技术产业，增强了这些产业及其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可见，对外开放为我国经济发展节省了时间和资源，加速了我国的现代化进程。
再次是利用国际间的交往以获得更多的经济信息。当今时代是信息的时代，谁掌握了丰富的信息，谁就可以在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的地位，谁就能把握世界经济发展和国际政治的走势。邓小平同志指出：“实行关闭政策的做法对我们极为不利，连信息都不灵通。现在不是讲信息重要吗？确实很重要。做管理工作的人没有信息，就是鼻子不通，耳目不灵。”（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06-307页。）对于政府决策者和企业管理者来说，做出一项重大决策，都必须掌握充分的信息，并以此来判断国际市场的变动和竞争对手的动向。因此，应该通过对外开放，在国际交往中积累、收集和整理世界经济的信息，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和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服务。
二、根据经济体制创新的需要，大力推进对外开放
党的十四大确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发达的商品经济，它不可能在封闭的环境中建立，只能在开放的环境中形成。它不仅要求有统一的国内市场，而且还要求同国际市场相联系，从而使商品、资金、技术、劳务和信息等要素在国际间流动，参与国际分工，并利用国际分工以节约社会劳动，提高经济效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客观上要求我们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政策。
我国是在经济社会比较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的，没有经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阶段，市场的发育程度很低，市场机制还不完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首先要改造我们传统的经济体制并建立与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市场体系。这在客观上要求我们必须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经验，了解和掌握资本主义市场机制运行的规律，规避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弊端，趋利避害，逐步建设比较完善的国内市场体系。对外开放为我们了解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及其机制运行的规律，尽快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提供了条件。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吸取世界各国培育市场体系的经验和教训，初步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市场体系，包括比较完善的商品市场和劳务市场，逐步建立包括金融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在内的生产要素市场，并逐步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心任务是按照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改革企业的财产制度和组织形式，从而以规范化的公司制形式对我国国有大中型企业实施根本性的改造，使之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企业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为实现企业改革的这一目标，我们必须通过对内对外开放，逐步地拆除地区间和国际间的各种市场藩篱和贸易壁垒，促使市场机制的作用不断扩大，促进企业进入市场尤其是进入国际市场，参与市场的竞争，以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与此同时，改革开放还使我国的很多企业了解和学会了利用国际通用的规则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利用国际上通行的法律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利用各种国际标准来确立企业的形象，提高企业的信誉，促进了企业的成长和壮大。
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学习和借鉴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管理国民经济、调控市场机制方面的经验，从而创建有中国特色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市场经济发源于资本主义国家，且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西方国家在对市场机制的作用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和全面的了解的基础上，结合各国的国情来建立政府的宏观调控体系，以缓和市场机制的自发性和盲目性的破坏作用，保证国民经济的平稳有效运行。自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性特大经济危机之后，为了缓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及其破坏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建立和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宏观调控体系，采取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及其他多种经济政策在内的宏观调控手段，调节国民经济运行，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战后保持了长达1/4世纪的经济长期繁荣。资本主义国家调控市场的各种严密的法规、宏观经济调控方法以及宏观经济调控体系的各种配套措施，对于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体系，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宏观调控政策和措施，提供了有益借鉴。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学习和借鉴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并从实际出发，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宏观经济管理方法。实施了一系列以抑制通货膨胀、保持经济增长为目标的宏观经济政策，取得明显的成效，不仅保证国民经济的平稳运行，同时还保持了国民经济的高增长。
我国在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过程中，必须努力实现整个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政策，逐步形成大开放格局。就我国对外开放的总体战略指导思想而言，邓小平同志在一开始就十分明确地提出我们的对外开放是大开放。所谓大开放，就经济方面来说，不仅东部地区要开放，而且中、西部地区也要对外开放；不仅第一产业要对外开放，而且第二、第三产业也要对外开放；不仅要采取贸易的形式，而且要采取技术交流、资金往来以及其他符合国际惯例的方式；不仅要在经济上向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开放，而且要向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开放。总之，我们要把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把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放到世界经济的大格局和国际市场的大背景之下，纳入世界经济的大循环之中。这是因为，世界上各个国家和地区都有自己的特点，不论是大国还是小国，不管是科学技术先进的国家还是落后的国家，都各有所长，都有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东西。在邓小平大开放思想指导下，我们不仅能够汲取各国的长处以弥补自己的短处，加快我们的经济发展，而且还可避免国民经济受一个或某几个国家支配、摆布，确保我们的对外开放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得以继续，保持对外开放政策的长期性。
三、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发展开放型经济
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对外开放是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面对经济、科技全球化趋势，我们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发展开放型经济，增强国际竞争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国民经济素质提高。”其基本要求就是要实行一系列更为开放的措施，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随着新世纪的到来，我国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国面临着引进更多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扩大产品出口等新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国际激烈竞争的严峻挑战。我们要继续以邓小平对外开放思想为指导，以积极的态度，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发展开放型经济，促进我国的现代化建设。
一是改善投资环境，扩大利用外资，合理引导外资投向，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利用外资是实行对外开放、加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途径。邓小平同志说：“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56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为改善外商投资环境作了许多努力，为外商投资企业创造了较好的投资环境。并制定实行了一系列为外商投资提供法律保障的法规和政策，利用外资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自1993年以来，我国已连续6年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在新世纪到来的新条件下，我们吸引外商投资的政策还要作进一步调整，扩大利用外资的重点是吸引美、日、欧等发达国家的技术含量高、规模大、管理先进的项目，从而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对外资的优惠政策要由原来的以地区性差别优惠为主转变为以产业差别性优惠为主，重点引导外资流向交通运输、能源、原材料、通信设施、农业开发等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部门，流向汽车、航空、电子、机械、通信设备等支柱产业，流向商贸、金融、保险、信息咨询、旅游服务业等第三产业。从而促进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推进企业技术进步和国民经济整体素质的提高。
二是实施以质取胜和市场多元化出口贸易战略。首先是以质取胜战略。我国是一个人均资源占有量相对不足的国家，人口众多，技术已具一定实力，因此，我们不能长期依赖“价廉质低”的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而是要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牢牢把握好提高经济效益这一中心环节，下大力气提高出口商品的质量和档次，从而发挥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和科技发展水平较高两方面的优势。要重视科技兴贸，优化出口产品结构，努力扩大机电产品和服务领域的出口规模，增加国内急需的技术装备和重要资源的出口，尽快实现出口贸易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由“以量取胜”向“以质取胜”转变。其次是市场多元化战略。90年代初，我国出口产品市场90%以上集中于西方发达国家和港澳地区。市场过分集中，不仅会增加市场风险，而且还可能导致进出口贸易受西方发达国家所控制。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其基本要求是在继续巩固西方国家和港澳市场的同时，加快开拓发展中国家、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的市场，力争对这些国家市场的出口产品比重逐步有所提高，避免对同一市场的过分依赖，增强防范市场风险的能力。同时，通过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与交流，还有利于缓解世界经济区域化、集团化对我国发展对外贸易所造成的消极影响。
三是实行均衡开放政策，保障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南部和东部沿海地区凭借优越地理区位及良好的经济基础，在对外开放中率先起步，进而由沿海到内地，逐步形成梯度开放格局。这种非均衡对外开放战略，在从封闭型经济走向开放型经济初期，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是，随着新世纪的到来，伴随着我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步伐，我们的经济政策倾斜重点应该向中西部地区扩大和转移，从而实现我国的对外开放从“倾斜开放”向“均衡开放”的战略转变。在加强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和沿边地区对外开放的同时，根据中西部地区的特点，制定相应的、有别东部地区的政策，加快中西部对外开放步伐，扩大开放区域，进一步加强中西部地区利用外资的扶持力度，扩大审批权限，优化投资环境，增强内地对外资的吸引力。实行均衡开放还要实现对外开放由区域模式向产业模式的转变。原先的区域优惠政策容易造成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及资源配置的扭曲。而实施产业优惠政策，通过政策引导，使外资流向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流向支柱产业，流向第三产业，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此外，我们还要实现从浅层次参与国际经济循环向深层次参与转变，要更有效地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经济循环，使经济循环过程覆盖和辐射各个部门和更加广阔的地域，实现纵深循环，从而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外向度，增强经济发展后劲和促进整个国民经济实力的提高。
四、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促进国民经济整体质量的提高。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是我国今后相当长时期里的战略任务。欧美等经济发达国家及亚洲“四小龙”等后起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已经实现高度的商品化、社会化和现代化，并且在生产、资本、技术、信息等各方面都趋向国际化和全球化。我国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促进国民经济现代化，改变生产力落后状况，是我们所面临的长期性问题。我们要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建立和发展开放型的经济结构和经济体系，其中包括以制成品出口为主的出口生产体系，对外经济体系、技术引进和推广体系、外经服务和监督体系以及社会信息体系，还包括为它服务的金融、保险、信息、生活、娱乐等第三产业的比重最终应接近发达国家水平。要实施“走出去”的战略，要多方面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到境外投资办厂，带动国内出口或合作开发资源；特别是通过推进投资、贸易一体化，组建工、贸、技、银相结合的大型企业集团进军国际市场，如果我们有十几个或几十个真正的企业集团称雄于国外，我国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就会大大提高，外向型经济目标就能更快地达到。
此外，还要加快推进我国贸易自由化进程，应当根据开放型经济的要求来重新审视我们的贸易政策指导思想，逐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自由贸易体机制。我们应当尽早实现从外贸企业的审核制度向登记制度的转轨，让国内具有实力的企业尽早进入国际市场。适应贸易自由化的要求，应当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分步骤地把进口关税降低到接近世界平均水平，与此同时，进一步放宽外汇管制，逐步开放外汇市场，把我国经济逐步融入当代世界经济体系。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举措。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城乡协调发展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保证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参与发展进程、共享发展成果。如果我们忽视农民群众的愿望和切身利益，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长期滞后，我们的发展就不可能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就无法落实。我们应当深刻认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与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联系，更加自觉、主动地投身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尽快转入科学发展的轨道。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确保我国现代化建设顺利推进的必然要求。国际经验表明，工农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是现代化建设成功的重要前提。一些国家较好地处理了工农城乡关系，经济社会得到了迅速发展，较快地迈进了现代化国家行列。也有一些国家没有处理好工农城乡关系，导致农村长期落后，致使整个国家经济停滞甚至倒退，现代化进程严重受阻。我们要深刻汲取国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把农村发展纳入整个现代化进程，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工业化、城镇化同步推进，让亿万农民共享现代化成果，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与农业协调发展、城市与农村共同繁荣的现代化道路。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任务。我们正在建设的小康社会，是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其重点在农村，难点也在农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大部分地区农村面貌变化相对较小，一些地方的农村还不通公路、群众看不起病、喝不上干净水、农民子女上不起学。这种状况如果不能有效扭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会成为空话。因此，我们要通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加快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的进程。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持久动力。扩大国内需求，是我国发展经济的长期战略方针和基本立足点。农村集中了我国数量最多、潜力最大的消费群体，是我国经济增长最可靠、最持久的动力源泉。通过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可以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使亿万农民的潜在购买意愿转化为巨大的现实消费需求，拉动整个经济的持续增长。特别是通过加强农村道路、住房、能源、水利、通信等建设，既可以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和消费环境，又可以消化当前部分行业的过剩生产能力，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社会和谐离不开广阔农村的社会和谐。当前，我国农村社会关系总体是健康、稳定的，但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矛盾和问题。通过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快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有利于更好地维护农民群众的合法权益，缓解农村的社会矛盾，减少农村不稳定因素，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打下坚实基础。
人民币实行的是盯住美元汇率制。人民币近10年都处于升值趋势中，人民币升值是以人民币汇率下降形式反映出来的，即1美元兑换的人民币金额减少。1994年人民币平均汇率为8.6212，1995年为8.3490，1996年为8.3143，到2003年为8.2770（国家统计局，2004），人民币汇率近10年下降了4.1%。从2001年开始连续3年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在8.2770，2004年1—5月人民币汇率累计平均仍为8.2770.2003年以来，人民币再一次面临升值压力，国际上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美国、欧盟、日本等不断施压，希望迫使人民币升值。国内外理论界也有人依据各种模型估算出人民币“应升值的幅度”，高的估计达到50%以上，低的估计也有15%以上。
人民币升值的原因来自中国经济体系内部的动力以及外来的压力。内部影响因素有国际收支、外汇储备状况、物价水平和通货膨胀状况、经济增长状况和利率水平。从1994年至今，中国国际收支中的经常项目均为顺差，中国的外汇储备2002年达到2864亿美元，比1994年增长了5.55倍。从人民币购买力评价（PPP ）看，中国的物价水平只相当于美国的21%（世界银行，2002）。从通货膨胀率差异看，美国自1998年以来的平均通货膨胀率为2.23%，中国同期的平均通货膨胀率（CPI ）为-0.3%，比美国低2.53%。1978—2003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 ）年均增长9.3%。这25年间，我国的经济增长无疑是世界上最快的。从中美两国的利率差异看，中国同业银行拆借利率2002年底为2.7%，美国联邦基金利率为1.25%。中国的短期利率比美国利率高1.5个百分点。在国内，人民币存款利率也比美元存款利率高1.4个百分点。此外，2002年上半年开始，美元由强走弱，人民币跟着美元一起贬值，和人民币升值的趋势相背离。在中国相对劳动生产率快速增长的情况下（1993—1999年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至少比同期美国制造业高1.5个百分点），人民币反而随着美元贬值，使得贸易逆差国的贸易逆差越来越大，这些都构成了人民币升值的外部压力。
经济学分析
从经济学上讲，可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依据：
第一，人民币汇率自1994年以来已近10年没有进行调整，而这10年中国经济和国力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第二，90年代以来，一些权威的国际机构和贸易伙伴一直就认为人民币存在不同程度的价值低估。
第三，按照国际经济学的理论，外汇节余过多本身就表明外币定价过高，本币定价过低，本币有升值压力。
第四，从2001年以来，世界各主要货币包括东南亚国家的货币对美元都大幅度升值，只有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一直没有调整，即人民币实际上也跟随美元对其他货币大幅度贬值。且不说90年代人民币是不是过度贬值或定价过低，单说近年来其他国家的货币对美元都大幅度升值，只有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没有动，仅此一条，就可以判断人民币对美元的价值有可能低估。
国际政治分析
人民币汇率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国际政治问题。有学者特别指出，一些西方国家频频呼吁人民币升值，背后还另有原因。有的是出于嫉妒，有的是为了转移国内对当局的指责，有的则是为了争取国内制造业的选票。如西方国家简单地将人民币币值水平与其本国制造业的衰退联系在一起，试图强迫人民币升值。造成美国就业机会减少的因素不是中国，而是全球化竞争的无形之手。国外鼓噪人民币升值的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一是人民币汇率过低。有人提出应将人民币汇率确定在1美元兑4.2元人民币左右的水平。二是中国外汇储备过高，中国入世以来，并没有出现进口激增，相反贸易顺差大幅增加。三是中国廉价商品大量出口造成世界通货紧缩。有人认为，近年来，中国廉价产品大量出口导致日本和欧美通货紧缩，中国应使人民币升值，在世界经济中担负相应责任。
美国之所以施压人民币升值，是认为中国实行的“盯住美元汇率”政策，使美元贬值的积极效用没能全面发挥，只是“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企业的出口竞争力，刺激了中国产品的出口”，尤其是2002年美元贬值的同时，美国外贸逆差却创出了4352亿美元的历史峰值，对华贸易逆差达到1031亿美元。实际上美国外贸逆差剧增的原因不在于中国的人民币汇率政策本身，而是美国产业结构调整、对外直接投资扩大、个人消费支出的增长、以及美元贬值的J曲线效应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金融霸权作为军事霸权和经济霸权的延伸，美国凭借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随意按照自己的意志强制性地推行其政策，不断获取霸权利润，维护其“金融霸权国”地位。美国通过美元贬值，既能减轻其外债负担，每次美元大幅贬值都能使美国债务减少三分之一，又能刺激其产品的出口，还能转嫁其各种经济危机，成为其对其他国家进行剥削的主要形式。人民币汇率之争的根本目的，就是美国希望通过人民币升值，阻碍中国商品大规模进入美国。施压人民币升值与美国对华反倾销政策一起，构成了布什政府对华经贸政策调整的新内容。
近年来，关于“亚元”问题的讨论已越来越热，谁能成为未来亚元的主导，已变成一个日益敏感的话题。日本由于其经济十年来的萎靡不振，日元充当亚洲货币主导的可能性在变小。而中国由于经济高速增长，已经逐渐成为亚洲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和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因此人民币的价值日趋明显，在中国周边国家已经开始形成一个“人民币地带”，导致日本对此忧心忡忡。在2002年日本对华出现50亿美元顺差的背景下，日本财长盐川正十郎提出议案，提请七国集团通过“与1985年针对日元的‘广场协议’类似的文件”，逼迫人民币升值，将全球压制人民币升值的声浪推至顶峰，目的就在于想通过人民币升值，打垮人民币对日元的挑战，确保日元的未来主导地位。
近年来，中国对外经济摩擦日益加剧，但更多的还仅仅局限于微观经济摩擦。加入WTO以后，中国处于制度大调整阶段，制度性因素在中国经济发展中越来越受到关注。美日欧等国施压人民币升值，使得制度性经济摩擦在中国对外经济摩擦中的份额开始加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