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沈从文的宗教情怀
现代意义上的宗教精神是指深入探究人类命运问题,渴望减轻人类苦难,并且恳切希望将来会实现人类美好前景的一种终极关怀态度。沈从文正是这样一位具有深沉宗教情怀的文学家。在他的文学世界中饱含着博爱的基督教精神,天人合一的道家精神和追求心性自由的佛教精神。
一、沈从文的基督教情怀
基督教虽然在16世纪末就传入了中国,但基督教文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在留学欧美的作家身上表现更为普遍。而自诩为“乡下人“的沈从文既没留过学,甚至没受过正规的现代教育,基督教文化却对他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沈从文接触基督教是从读《圣经》开始的。1922年夏,二十岁的沈从文只身来到北京,虽满怀文学救国的崇高理想,却连基本的标点符号的使用都不熟悉,更何谈文学创作!当时身边唯一的师傅是一部《史记》,随后不久从燕京大学朋友处偶然得到一本破旧的《圣经》,他立即喜欢上了《圣经》“那接近口语的译文”和“部分充满抒情诗的篇章”,并从“反复阅读中”,“得到极多有益启发,学会了叙事抒情的基本知识”。可以说,沈从文作品自然、流畅、平白的风格,与《圣
经》有一定的传承渊源关系。而《圣经》所蕴涵的仁爱、善良、怜悯也成为他精神的寄托与支柱之一,他从中找到了不属于任何宗教派别的精神安慰,支撑他战胜一切困难与挫折。后来,沈从文认识了著名的教会学校燕京大学的一帮学生,如董秋斯、张采真、司徒乔、韦丛芜等。沈从文在与他们的交往中也间接地受到基督教的影响,这使他对教会生活、基督教知识有一定了解。1925年7月至1926年间,沈从文在其亲戚———曾任民国总理的熊希龄办的北京香山慈幼院里做事。慈幼院是一个慈善和救助机构,具体由中国基督教非圣职人员经办,沈从文在做事中也与不少基督教信仰者有往来,耳濡目染,受到一定影响。他因此写了一系列有基督教影响的作品,如《蒙恩的孩子》、《第二个狒狒》、《用A字记下来的事》等。
基督教“最根本的精神永远是爱———一种完全无私的精神,一种尊重他人并为他人寻求最高的善的行为”沈从文接受的主要就是基督教的博爱精神,他在1933年回答有人提出的问题“你为什么要写作”时说:“因为我活到这世界里有所爱。美丽,清洁,智慧,以及对全人类幸福的幻影,皆永远觉得是一种德性,也因此永远使我对它崇拜和倾心。这点情绪同宗教情绪完全一样。”沈从文爱美丽,也爱永恒;爱世界,也爱人类。这种爱完全是一种宗教行为,闪烁着关爱人类未来的宗教情怀。
沈从文之所以接受基督教的博爱精神,是因为他一直生活在一个充满仇恨和冷酷的世界里。在湘西,沈从文难以忘记的是军队中那些血淋淋的杀人场面,无数无辜百姓被军队长官以“土匪”的名义杀掉;在北京,沈从文体验最深刻的是都市中人与人之间的虚伪和冷漠。从湘西到北京,生活空间的位移并未改变现实的严酷。人们之间缺少温情,找不到爱繁衍的土壤。既然现实中已经不存在爱,那么,爱又在何方呢?沈从文想到了《圣经》———一本充满爱意的圣书。他非常欣赏耶稣的“博爱”精神,并从中找到了永恒的精神慰籍。
在以后的生活中,这种爱逐渐内化为作家的一种心理内趋力,形成沈从文特有的“爱人类”“爱有生”“爱善”“爱美”的“爱的哲学”,伴随着沈从文漫长的一生。
二、沈从文的道家情怀
作为一种文化哲学体系,道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富有个性的一派。崇尚自然,强调以自然为本体的天人合一是道家哲学的一个重要观点。老子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应当效法自然并且顺应生命的自然,这样才能保持人的纯正本性,保持人性的健全和恒久。强调“天道自然无为”,推重自然人性观是庄子和老子哲学的共通之处。道家的人生观为生命的存在方式和存在质量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范式,对后世作家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京派作家身上或多或少都闪现出道家文化的影子,尤以沈从文为代表。
湘西古朴原始、神秘奇丽、浪漫洒脱的苗族文化氛围喂养滋润了沈从文的心灵和感情。这种地域性文化呈现出某些和道家文化相同的价值取向,如对自然的顺应,对与自然相契的人性的凸现等。沈从文拥有浓烈厚重的乡土情结,在他笔下的湘西世界里,人们终日与古朴、宁静、和谐、美妙如画而又充满灵性的大自然为伴,拥有原始、野性、蓬勃旺盛的生命力。他们的人性、人情、道德与孕养他们的大自然保持着一种异质同构的关系,完全是自然孕育造化的精灵。他们性情所至,率力而为,不受任何陈规陋俗羁绊,也不为任何世俗礼法约束。四狗和阿姐在山雨洗净了的大自然中“撒野”(《雨后》),儿子特意筑路以方便母亲去庙里与和尚相会(《沅陵的人》)。湘西民间的道德处于一种自由自在的状态,这种道德是纯审美的,它体现了人们的习惯、乐趣和愿望,反映了生命的需求和生命的趋向,完全符合人的生理自然和心理自然,彰示出生命的自由,生存的洒脱。
对人性的歌颂是庄子哲学的要义所在,沈从文的生命观、价值观明显受到道家文化的影响。其对健康的人性有着天然的倾心,他在《从文小说习作选集代序》中明确了自己的立场:“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4]在他笔下,农民、兵士、水手、娼妓、童养媳等等,都具有一种生命本性的美。他还在《水云》一文中宣称:“我是一个对一切无信仰的人,却只信仰‘生命’。”[5]他笔下的画面与庄子“以自然为宗”的思想很相似,庄子思想中宣扬清淡无为、反对约束、恢复本性等特点在沈从文的小说中均有体现。沈从文笔下的主人公大都是“风日里长养着”的自然之子,这里的女子心地善良、温柔却刚强,体现着自然人性中和静柔美的一面;这里的男子诚实勇敢、,带有自然原始发力量与生命的冲动。这就是沈从文所认可的自然的人性和生命的本真状态,自然健康的人、人性是沈从文写作的起点,也是他的终点。
三、沈从文的佛教情怀
佛教虽然产生于印度,传入中国后却得到了创造性的发展,并形成了中国本土特点的禅宗。从文化学的角度看,禅宗是一种摆脱烦恼、追求生命自觉和精神自由境界的文化理想。沈从文深受佛教文化的影响,佛教的“心性论”为他思考“人”的问题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使他掌握了人类自身的独特思维方式-———反视内心,从而体现出他对人类生命本质
认识的深刻性。沈从文最早接触到佛教,是他还在陈渠珍部下当兵的时候,当时他正处在精神上极度苦闷和困惑之中,内心有股难言的苦恼和寂寞需要向人倾诉,并希望有人能对他精神上紊乱的思绪进行疏导和启发。这时候,他饱读诗书的姨父聂仁德适时地出现在他的生活中,为沈从文带来了儒家理学、佛学、西方近代哲学等以前他闻所未闻的人类文化精华。他在《从文自传》写道:“(聂仁德)为人知识极博,而且非常有趣味,我便常常过河去听他谈‘宋元哲学’,谈‘大乘’,谈‘因明’,谈‘进化论’谈一切我所不知道却愿意知道的问题。”这种谈话显然也使他十分快乐,因此每次所谈的时间总很长很久。但这么一来,“我的幻想更宽,寂寞也就更大了。”这里提到的谈话内容,根据沈从文后来思想的发展轨迹来看,其中佛学对他的影响最大,后来他读了大量的有关佛教经典。他在一本抗战时期出版的盗印本《月下小景》上的题字中写道:“(在武汉大学教书时)教书时间既不多,因此有四分之一时读书,有机会把碛砂藏内诸故事经卷大致看过一次或二次。”他很多作品如小说集《月下小景》中的小说、散文《七色魇》等都是直接以佛经故事为题材。
追求心灵自由是沈从文对佛教精神最深的感悟。个体生命是有限的,要摆脱个体生命的束缚,达到永恒的自在状态,必须扩张个体的心灵,追求心灵的无限自由。沈从文所感悟到的心灵自由是有“神性”的生命,也只有这样的生命才可以与日月同辉。他在追求心灵自由时主要凭借文学创作的方式,因为“凡知道用各种感觉文字去捕捉住此美丽神奇光影的,此光影在生命即终生不灭。”也就是说,文学创作是
心灵自由遨游的一种方式,而且感悟心灵自由时必须在一个清静的地方,同外物完全隔绝,“心有所悟,若有所契,无渣滓,少凝滞,”从而进入心灵自由的境界。正因为沈从文执着于生命的“神性”,才使他在现实的“人”的生活中感到精神上有无穷的困惑,不时发出“人生可悯”的慨叹!
综观沈从文的“神性”思想的全部内涵,其最核心部分就是要摆脱日益使人性异化的虚伪、堕落的社会生活,葆有一颗真心,恢复人之为人的神性生命。佛教心性论的明心见性思想为他提供了直指内心的思维方式,而大乘佛教的入世精
神又使他不逃避现实社会,呈现出一种天真、勇敢的进取精神。佛教对他毕生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晚年还说过:“七四年六月过苏州重买《法苑珠林》一部,作为纪念。四十年人事变迁极大,童心未失,和所读诸佛经有相当关系。”童心未失,生命的“神性”常在,这是沈从文的人格魅力所在,也是他的作品永恒的艺术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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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佛教文化旅游资源除了发掘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资源潜力之外, 还可以考虑在没有或缺乏佛教文化内涵的生态旅游景点增设有关的内容。当然,不管遗留的或新增的,都要有所规划,不能盲目滥建,而且要有宗教部门和佛教僧侣参与,如理如法施行,切忌胡搞乱来,弄得不伦不类。寺院一定要有正信正行的僧人住持,按释迦圣教律仪严谨,道风纯正,开展规范的宗教活动。一方面必须剔除附佛外道的迷信成分, 坚决抵制腐朽落后的东西和商业化风气的影响和侵蚀。佛教文化不能变质串味,否则佛教文化生态旅游也就失去了其特定的文化依托, 不成其为佛教文化生态旅游了。另一方面,又要按“利乐有情”的菩萨精神的太虚大师、赵朴初大居士等倡导的“人生佛教”或“人间佛教”的佛教革
新思路,善于吸收现代科学文明进步的新内容,贴近广大民众的现实生活, 为发展旅游事业, 繁荣社会主义经济, 促进精神文明建设,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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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哉善哉，切勿诽谤。。
这个问题很大，只好简单讲一讲。秦汉以后，中国文化的主流基本是儒、释、道三家。佛教虽是外来宗教，但和中国传统文化水乳交织。就像体内输入的外来血液，虽然是外来的，但已和我们自身血液融为一体，不分彼此。
一、对思想界的影响
从中国哲学史来看，自魏晋南北朝到隋唐，始终贯穿着佛教的哲学思想；而宋明理学，基本骨架也都是佛教思想；一直到近代，维新代表人物梁启超、康有为、谭词同也还是秉承了佛教的思想理念来推广社会改良。
中国哲学思想，萌芽于周，而盛于战国。战国时代，诸子争鸣，各倡其说，使中国哲学思想，极盛一时。汉朝，则唯有孔老，后因武帝斥百家而定儒为一尊，故道教日衰，及魏晋六朝，佛教盛行于世，而道教亦渐复兴，遂起冲突，因冲突而排斥，因排斥之接触而融和，后讲老庄者，多取义于佛经，而讲佛学者，亦多引用老庄。
唐末宋初，唯有禅宗独盛，且操纵当时思想界。当时学术界受禅宗影响的，如周濂溪、程明道等…。
至于宋周程朱子等之理学，及陆象山、王阳明等之心学，无一不受佛教禅宗思想的影响。 在晚清时期，中国知识界研究佛学成为一时普遍的风气。一些民主思想启蒙运动者，如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学术名流，都采取了佛教中一部分教理来作他们的思想武器。
佛教的慈悲、平等、无常、无我的思想，在当时的知识界中起了启发和鼓舞的作用。佛教道德观也对国人产生了很大影响，如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说，就是沿用至今的生活准则。
二、对文学界的影响
佛教为中国文化带来了新的意境，新的文体，新的命意遣词方法。数千卷由梵文翻译过来的经典本身就是伟大富丽的文学作品。马鸣的《佛所行赞》带来了长篇叙事诗的典范；《法华》、《维摩》、《百喻》诸经鼓舞了晋唐小说的创作；般若和禅宗思想影响了陶渊明、王维、白居易、苏轼的诗歌。变文、俗讲和禅师的语录体都和中国俗文学有着很深的关系。
佛教对中国语言方面的影响，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通过语言文字表达出来，所以语言的变化会影响到文化。佛教对于中国的语言有极大的影响，大家可能不知道，如果没有佛教传入的话，大概也不会有我们现在的拼音。因为我们的拼音是根据我们过去所谓的反切来的，而反切又是根据把梵文佛经翻译成汉文时的启示来的。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对文体的影响。现在大家公认，中国的通俗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是来源于佛教。我们从敦煌遗书里面可以看到有不少的唱经文，或者讲经文，它们其实都是对于佛经的一种通俗的宣讲。
佛教对于中国的文学理论的影响也是极其巨大的。佛教讲空，讲境界，讲空灵，这些都深深影响了中国的文学和艺术。包括诗歌、绘画、书法，等等，只要去看看我们历代流传下来的文学理论著作，从《文心雕龙》开始，到后来的诗话、词话、书论、画论，都能够看到佛教思想的影响。
三、对艺术界的影响
佛教对中国艺术之影飨，可分四点说明：
1、建筑的弘伟
我国古代建筑保存最多的是佛教寺塔，现存的河南嵩山嵩岳寺砖塔，山西五台山南禅寺、佛光寺的唐代木构建筑，应县大木塔，福建泉州开元寺的石造东西塔等，都是研究我国古代建筑史的宝贵实物。许多佛教建筑已成为我国各地风景轮廓线突出的标志。在一片郁郁葱葱之中，掩映着红墙青瓦、宝殿琼阁。精巧的佛教建筑为万里锦绣江山平添了无限春色。敦煌、云冈、龙门等石窟则作为古代雕刻美术的宝库举世闻名，它吸收了犍陀罗和印度的特点而发展成为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造象艺术，是我国伟大的文化遗产。
2、雕刻的逼真
中国古代虽有雕刻，而塑像及铸像，却始于佛教之输入，唐朝名工之塑像，以及用木或石所雕刻之佛像，实是划时代之艺术创作。如洛阳龙门与大同云岗之石佛、炖煌石窟之佛像与壁画，其形态之逼真，人物之，岂止栩栩如生，简直是飘飘然欲飞之势，诚属中国艺术界之无价珍品。
3、绘画画像的肖妙
佛经中的动人故事常常成为艺术家们绘画的题材，曹不兴、顾恺之、张僧繇、展子虔、阎立本、吴道子等历代名画家皆以擅长佛画而传世。中国画学中由王维一派的文人画而发展到宋元以后盛行的写意画，则与禅宗思想有关。由此可见佛教对绘画艺术所起的作用。
由于隋唐佛教之繁盛，而使中国国画获得极大的启示，因为当时名工绘画佛像，力求维妙维肖，且将佛经中故事人物绘于壁上，以作庄严之点缀。如炖煌壁画，云岗石佛，均名播遐迩，为中国艺术放一异彩，吾等虽未能亲睹大陆佛寺之艺术创作，仅从书本及画片略窥一二，虽然，亦心向往焉。
4、音乐梵呗的感人
公元三世纪，中国已有梵呗的流行。唐代音乐又吸收了天竺乐、龟兹乐、安国乐等来自佛教国家的音乐，唐代音乐至今还有少部分保存在某些佛教寺庙中。
中国古乐甚佳，但佛教来华，更有新调加入，使旧调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而有特别的发展，如‘鱼山梵呗’‘寺院钟声’等乐曲，皆摹佛经中极好之梵音，至于佛寺中档磬钟鼓等，皆僧众起居与共之礼乐，使人闻之，俗念顿消。中国诗人多喜闻佛寺之暮鼓晨钟，而歌咏出绝妙诗词歌赋，即使是现代乐府，亦多取韵于佛教唱诵，可见佛教音乐之感人。
伴随佛教俱来的还有天文、医药等科学技术的传习。唐代高僧一行创《大衍历》和测定子午线，对天文学作出了卓越贡献。隋唐史书上记载由印度翻译过来的医书和药方就有十余种，藏语系佛教中并且有医方明之学。佛教的刻经促进了我国印刷术的发展，至今被保存下来的世界上最古的版刻印本，几乎都是佛教经书图像。
比如说从治国的理念、制定政治制度这个角度来看，儒家是中国文化的主体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在世俗领域里面，生活习俗里面，特别是民间习俗里面，只提到儒家，显然是不行的。道家、佛教可能在某些方面还大大地超过了儒家。
我们从汉族的角度来看，儒家的影响更深一些，所以会说它是主要的。但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我们到西南地区、云南地区可以看到很多少数民族，他们的核心文化也是佛教文化。
所以，儒释道确实是中国文化里面鼎足而立的三个支柱，一个鼎至少有三个脚才能站得住，缺一个脚都不行。这个鼎就是中国文化，这个鼎就是儒释道这三个脚给它支撑起来的。我之所以将儒家思想和中国文化、道家思想和中国文化、佛教思想和中国文化分成三讲，就是希望大家既要看到它们的不同，也要看到它们相互贯通，相互影响的一面。
总之，中国的儒释道这三种思想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地来支撑着中国的传统文化的。
参考文献：赵朴初，要研究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人人都有一颗心。而佛学就就是教人眀心识性，轻物质，重精神。抛却一些历史的因素，我觉得佛学确是真科学。像人的意念从心中生，善恶由心中发。人之美丑，并不重要，追求的该是心灵的真，善、美。真像征知识与理性，而善代表道德，因此真与善是两个不同的范畴，真未必善，而善也未必真。我个人认为，善更重要些，康德说过：一个人可以没有知识，但不能没有道德，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人有道德。 而美呢，我想那是一种纯粹主观的概念，美的标准因人而异。但我想，美应该是更高的层次，一个人只有拥有真与善，他才肯能被称作美。真善美，是人的理想追求。人类追求真善美，就是追求品味，追求觉悟，就是追求快乐的人生。有道是，结缘结上缘，向上求知最根本；人往高处走，无私奉爱人最美！
在众多佛陀菩萨中，我最为赞赏的是地藏王菩萨,世人知道的地藏王菩萨，是从那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而起，殊不知却还有另一大愿，“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区区十六字，确是真真，真善，真美的完全体现。地藏王菩萨普度众生的特点：哪里最艰苦，就到哪里去。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最艰苦的地方，当然是地狱。所以地藏菩萨的工作对象，是在地狱里度极重罪的众生，那些 恶贯满盈的众生，只要改恶从善，至心诵念地藏菩萨圣号，可以解除一切苦厄，使地狱相，隐而不现。医生治病，要注意防与治相结合，地藏菩萨度众生也是如此。 对已堕地狱的，令其离狱。但工作的重点，还是放在末堕地狱的众生身上，如何令其护持善根，永远不造堕地狱的恶业。 在《十轮经》卷三，介绍有四类十一种罪，能使人堕入地狱。（一）五无间罪：①杀父，②杀母，③杀阿罗汉，④出佛身血，⑤破和合僧。（二）造五无间四根本 罪：①杀、②盗、③淫、④妄语。（三）谤正法。（四）疑三宝。若人犯上述十一种罪中的任何一种，必堕无间狱中。地藏菩萨向人们广泛宣传这十一种罪是堕地狱 的种子和因缘。使人们认清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特别要认清堕地狱的极恶业，才能避恶趋善。不造此类的恶业，就不受恶报，免堕地狱。
不得不说，佛学对社会的安稳起到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也使很多人在心灵使得到了依托，精神得到了升华。举一真实例子：在中国教育部最近举行的一次调查中，3087名12岁至20岁的中国乡村学生中，有69％的人回答“会感染”或“不知道”。在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和中国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共同调查中，2500名15岁至20岁的中国少年中，有一半说不出艾滋病3种感染途径中的任何一种。
记者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华办事处获悉，中国儿童和青少年对艾滋病防治知识的了解不得不用“极为缺乏”来形容。由这种无知而引发的“歧视艾滋孤儿”、“因吸毒而感染艾滋病”等一系列问题，更日益成为危害这些年轻生命身心健康的严重社会问题。
云南的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由于地处毒品走私猖獗的“金三角”地区，加之与泰国、老挝、缅甸临近，因此，艾滋病感染流行的趋势十分严峻。当地的不少青少 年，因为吸毒或到境外打工而感染上艾滋病，1992年发现的当地最早的艾滋病感染者，就是两名被拐卖到泰国的花季少女。
与此同时，在 西双版纳，佛教拥有非同寻常的影响力。因此，从1998年开始，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选择与当地佛教界合作。2003年，在联合国儿基会的资金支持下，西双版 纳州佛教协会成立了艾滋病关怀与帮助场所“佛光之家”，利用僧人的特殊地位和佛教的“五戒”、“慈悲精神”等教义教规，为当地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提供有关 艾滋病、毒品预防宣传教育的信息，开展对艾滋病感染者的咨询和关怀，为他们重新融入社会提供帮助。
祜巴龙庄勐，是云南省西双版纳州佛学会的会长，也是中国佛学会的副会长。9月22日，他在西双版纳“佛光之家”与几位艾滋病感染者交谈，给予他们精神上的帮助。祜巴大长老用他的特殊威望， 告诫他的虔诚信众：不但自己要远离毒品、远离艾滋病，还要教育你们的孩子这样去做。
祜巴大长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佛教讲‘五戒’，即不杀生、不偷盗、不淫邪、不妄语、不饮酒吸毒。做到了这几点，基本上就不会得艾滋病。”
50多岁的艾滋病感染者黄志银对记者说：“我经常来佛寺参加活动，用我的现身说法告诫青年人，千万要洁身自爱。”1994年，老黄在泰国打工时感染了艾 滋病，幸运的他11年来没有过严重发病，也没有传染给妻子和女儿，他说这和他乐观的生活态度有关，自己已经这样，就要多帮助别人不要走上同样的路。37岁 的李芳，也和老黄一样，是“佛光之家”的关怀对象，她通过自己缝制香包再拿到寺庙出售给香客，生活已不像以前那样拮据。“佛光之家”每周请感染者谈一次 心，并一起用餐。周围人看到“佛爷都和他们一起吃饭”，渐渐地也就消除了对他们的歧视。
几年来，在联合国儿基会的支持下，“佛光之 家”已举办了有542名僧侣参加的10期僧人和宗教管理人员培训班，介绍艾滋病的流行现状和防治知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主任卡罗尔·贝拉米曾说：“随 着艾滋病的蔓延，感染人群日益年轻化，每天都有超过一半的新感染病例发生在25岁以下的年轻人身上。
如果说佛教故事不可信，佛学是迷信，这一真实事例却是证明了，佛教能几千年屹立不倒，佛学能经久流传的真实定义。
我对佛学的认识，从他的导人向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和“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开始，接触的越多，却越觉得自己的无知，佛学的博大精深，值得我用一生去慢慢的揣摩，推敲。不能说用去感化他人，但佛学真实的改变了我。体会佛学的精神，让心得到安宁。一种氛围，让时间得到真善美的气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