稿件被选用刊登后是有稿酬的。
《中国神经精神疾病杂志》为我国神经病学与精神病学核心期刊，国内外公开发行。本刊以广大神经内科、神经外科、精神科及相关学科（包括神经生物学、神经遗传学及康复医学等）医师为主要读者，报道神经精神学科领域领先的科研方法、科研成果和临床诊疗经验，以及对神经精神疾病临床有指导意义的基础理论研究。
《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自1955年创刊至今已经40年了。40年来，她既是我国神经精神科学事业发展的客观记录和里程碑；又是在我国神经精神科学领域中，传播科学信息，记录科研成果，开发智力资源，促进人才成长的高级专业学术刊物，对推动我国神经精神科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回顾40年来的历程，总结经验，将更明确今后的努力方向，发挥更大的作用。 时间：(1955～1966)解放前，神经精神科学事业未受到当时政府的重视，专业机构很少。因此，从事本专业者寥若晨星，神经精神科学成了我国医学科学中薄弱的一环。建国后，党和政府特别关心和重视广大人民的疾苦和健康，神经精神科学事业逐步发展起来，并于1951年8月成立了中华医学会神经精神科学会，此期间有少量的神经精神科论文刊登在《中华医学杂志》和《中华内科杂志》上。随着神经精神科学的发展，专业队伍的壮大，神经精神科工作者怀着满腔的热情，急于改变我国的落后面貌，他们渴望获得新知识、新理论、新技能，不断提高医疗水平，更好地保障人民健康。为适应这一形势的需要，于1954年7月召开的中华医学会神经精神科学会常务委员扩大会议上，决定创刊我国神经精神科专科刊物——《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随后组成了以许英魁为总编辑，冯应琨、伍正谊、王慰曾、张沅昌为副总编辑的《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第一届编辑委员会，穆怀珠任专职编辑。经过全体编委和专职人员的积极筹备，《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创刊号于1955年3月13日问世，为季刊，每期80页，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由当时卫生部副部长、中华医学会会长傅连暲题写了刊名。办刊方针是以神经精神科医师为主要读者对象，贯彻卫生工作方针，实行普及与提高相结合，普及对危害人民健康严重的疾病知识，如脑血管疾病、神经系统肿瘤、癫痫、神经症、精神分裂症等疾病的防治方法、研究心得，要求医学研究密切结合实际，以更好地为生产建设服务。《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创刊初期编辑室设在中华医学会内北京东单三条胡同，1957年迁至北京东四西大街新建的中华医学会办公大楼，创刊初期，编委会议都是在协和医院神经科许英魁和冯应琨教授的办公室内召开，参加者经常有许英魁、冯应琨、魏毓麟、赵葆洵、王芷沅、穆怀珠等。到60年代，则转到中华医学会会议室召开，参加人员有许英魁、冯应琨、黄克维、赵葆洵、王芷沅、谭铭勋、伍正谊、沈渔邨、许迪、陈学诗、王忠诚、张继志等。在50、60年代，在京编委会经常是在星期天或晚上召开。当时编委赵葆洵、谭铭勋、王芷沅、陈学诗、张继志还经常来学会帮助加工稿件、撰写编者按语等。外地编委张沅昌、夏镇夷、陶国泰、于清汉等也很关心杂志工作，帮助组织稿件。1958年6月在南京召开全国精神病防治工作会议。会议决定对精神病人实行三级管理制度，由卫生、公安、民政三个部门组成精神病防治领导小组，并组织实施；提倡对精神病人实行开放管理，即不要把精神病人关闭或关锁在病房内。这次会议对我国精神病学事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各地通过各部门的协作成效显著，其中以上海、北京、南京、天津、杭州、苏州做得比较好。如上海成立了精神病防治领导小组，办起了多所精神病工疗站，使精神病的复发率下降了3/4以上。外出伤人毁物者也大大减少。这次会议的纪要及会后各地开展工作的经验介绍，该刊从1958年第4期起陆续报道，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从1959年起改为双月刊，第1期84页，以后每期68页。从1959年起开始刊登英文目录，从1959年第三期起刊登主要论著英文摘要。1960年6月4日根据上级通知，该刊与医学会办的所有期刊一起停刊，检查浮夸、泄密和“修正主义”问题，同时也有纸张困难等原因。至1963年国家经济情况好转后，经改选组成以许英魁为总编辑，冯应琨、伍正谊、王慰曾、张沅昌、陈学诗为副总编辑的《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第二届编辑委员会，增加11名年富力强的新编委。专职编辑仍由穆怀珠担任，1965年增加了陈秀华。经积极筹划于1963年5月25日复刊，为季刊，每期84页。并改由中华医学会出版。1963年11月25日至12月2日在广州召开了第一届全国神经精神科学术会议，会议交流了许多有价值的临床经验和科研资料，包括应用神经病理、生化、生理等实验研究方法，对神经病理学、神经外科学和精神病学的发病机理和治疗原理等方面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学术探讨，反映了建国以来我国神经病学、神经外科学和精神病学的成就和进展。本刊从1964年第1期起改为104页，较详细地报道了这次大会的内容。重点介绍了有关脑血吸虫病的病理，脑血管疾病的临床、病理及外科治疗，颞叶癫痫的临床、脑电生理，颅内肿瘤快速显微诊断和手术治疗，神经系统疾病的脑脊液转氨酶测定，不典型内因性精神病的生化代谢紊乱，精神分裂症的遗传生物因素调查、生化代谢及心理学的研究，以及神经衰弱的综合治疗等方面的论著。正当我国神经精神科学及其专业刊物蓬勃发展之际，出现1966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本刊与几乎所有的期刊一样于同年9月又一次被迫停刊。直停至1978年。从1955年创刊至1966年9月停刊，共刊出10卷、39期，刊登文章1366篇，平均每期35篇文章。从1955年至1960年每卷末期附有总目录，从1963年复刊改为文题索引。每期印数从4030册上升到7658册。本阶段特点：2.1 刊出内容以实用为主，较多地报道常见病的临床分析和临床诊治经验总结：建国初期，我国科研机构尚少，科研设备有限，所以回顾性临床分析文稿较多，也很需要。过去我国的有关教科书和参考书，各种疾病的流行情况、病因、病理、临床表现多引用外国的数据，与我国实际情况常不尽符合。因此，陆续发表大量的临床分析文稿，颇受广大读者欢迎，也为我国撰写有关教科书、参考书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同时，还经常刊出“临床病理讨论”，对锻炼临床思维、准确诊断疾病、妥善地治疗护理大有帮助，因此，成为读者喜读乐看的栏目之一。2.2 在初期，译文和译文摘要(文摘)所占比例较大：在50年代，每期译文1～4篇，译文摘要1～14篇；译文和文摘多来自苏联，部分文摘来自英美。从1958年开始设“综述”栏，对国外的有关进展予以综合报道。由于我国神经精神科学基础很薄弱，50年代仍处于起步阶段，因此，较多地引进外国的经验和成就来充实自己，还是很有必要的。2.3 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文章较少。本阶段共刊出论著605篇，其中基础研究15篇(占2.5%)，临床研究95篇(15.7%)，该两类文章绝大多数在60年代前期刊出的。50年代的基础研究以大体解剖学、病理学研究较多，而生化、生理学研究在60年代开始增多。2.4 神经外科论著较少：在50年代刊出很少，60年代开始逐渐增多，但所占比例仍较少，在此阶段刊出的605篇论文中有关神经外科者仅44篇(占7.3%)，其原因是我国神经外科起步较晚。本刊编委会对神经外科的发展一直很重视，经常优先刊出神经外科研究成果的文章。2.5 充分报道有关学术会议的资料：本刊编辑委员会十分重视学术会议的报道，认为学术会议是展示各地有关经验总结和科研成就的大课堂，是沟通信息、开阔眼界、启迪思想、切磋学术，促进科学发展、促进人才成长的重要途径，因此，本刊编委、编辑积极参与并组织稿件加以报道，使未参加学术会议的广大读者也从中受益。2.6 受政治运动影响较大，受当时政治影响，特别是1966年，本刊登了不少政治性文章，有时每期占一半版面。两次停刊(1960年和1966年)均受到当时政治运动的影响，1966年停刊长达12年之久，对神经精神科学事业的发展影响很大。此期间各地神经精神科工作者科学研究工作很少，零星的成果只能刊登在文革后期复刊的《中华医学杂志》和《中华内科杂志》上，专职编辑陈秀华先后参加上述两杂志的编辑工作。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后，1978年春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大会发出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伟大号召，并在改革开放、加强国际学术交流的影响下，激励我国广大神经精神科学工作者奋起追赶国际神经精神科学发展水平，学术思想空前活跃，形成兴旺发达的繁荣局面。为迎接这一局面，1978年初卫生部同意上报经国家科委批准复刊《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从《中华内科杂志》编辑部调出陈秀华负责筹备复刊事宜。在京原编委冯应琨、黄克维、陈学诗、赵葆洵、谭铭勋、王芷沅、沈渔邨、王忠诚、张继志等多次召开筹备会，讨论编委会人选和复刊计划。复刊后的编委人选原则上是上届编委中身体状况较好者建议继续聘用，有的省缺少编委请当地医学会推荐人选，最后由中华医学会常务理事会审议通过后聘任。组成以冯应琨为总编辑，伍正谊、王忠诚、张沅昌、黄克维、夏镇夷、陶国泰、陈学诗为副总编辑的《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第三届编辑委员会。适逢当年7月4～10日在南京召开第二届全国神经精神科大会，会议期间召开了《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第三届编辑委员会全体会议，由冯应琨、陈秀华在会上分别介绍了杂志筹备情况和提请审议的编委会工作条例草案、审稿原则草案和组稿计划。会上讨论热烈，各地编委表示将努力为杂志组审有关稿件。随后，在同年9月5日杂志正式复刊，仍为季刊，每期64页，并开始在论文参考文献前刊登论文英文摘要。从1983年起改为双月刊，每期64页。1988年起论文英文摘要改在每期后部集中刊登并取消论文英文目次。1993年起则将论文英文摘要放在中文摘要之下，并恢复论文英文目次。本刊从1980年起被纳入美国的《医学索引》，亦被纳入我国《中文科技资料目录》(医药卫生)、《中国医学文摘》。编辑室专职人员由1名编辑增加到3名编辑，1名编辑干事。复刊后，本刊除针对当前防病治病的需要，组织相应稿件外，特别注意报道有关学术会议的内容以满足广大读者的渴求。1984年4月10日国家科委批准创办《中华神经外科杂志》。1985年《中华神经外科杂志》正式创刊后，该刊不再刊登神经外科稿件。在中华医学会神经精神科学会领导下，进行了第四届编委会改选筹备工作，经过反复酝酿，1986年5月中华医学会常务理事会批准组成以陈学诗为总编辑，夏镇夷、周孝达、陶国泰、史玉泉、谭铭勋、沈渔邨为副总编辑的《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第四届编辑委员会，调整了1/3编委，遴选50岁左右、专业水平较高的专家取代身体不好的65岁以上的老编委，并保留部分身体尚好的老编委作咨询编委。1986年6月3日至7日在重庆召开第三届全国神经精神科学术会议期间，召开了《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第四届编辑委员会全体会议，会上由陈学诗总编辑介绍编委会改选经过，陈秀华汇报了本刊1978～1986年工作报告以及编委会工作条例(修订草案)、审稿办法(修订草案)提请审议通过。并围绕如何办好杂志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提出了不少宝贵意见和建议，特别是要求把神经科和精神科分开办刊物的呼声较高。为了使读者了解本专业的最新信息，从1986年开辟了“精防动向”栏目，介绍国际学术会议情况，国外神经精神科发展状况。为了加强思想导向，开辟了“人物述林”栏目，介绍老一辈神经精神科专业工作者艰苦创业、刻苦钻研、治学育人的业绩。1991年初进行第五届编委会改选筹备工作，经过反复酝酿于1991年4月组成了以陈学诗为总编辑，沈渔邨、郭玉璞、姜佐宁、江德华、张明园、陆雪芬为副总编辑的《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第五届编辑委员会。1991年5月在吉林市召开《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第五届编辑委员会全体会议，陈学诗总编辑报告编委会改选经过和1986～1990年杂志工作总结。会议重点讨论了如何解决杂志压稿时间长和脱期问题；部分编委再次提出本刊应分办神经科和精神科两本杂志的建议。由于本学科专业的杂志在各地相继创办，如《中国神经精神疾病杂志》、《中华神经外科杂志》、《中风与神经疾病杂志》等20余种，同时这期间，纸张、印刷、邮局发行费用不断涨价，本刊每期的定价从1986年开始突破了多年的每册0.50元，逐渐上涨，以致发行量逐年下降。从1980～1993年每年平均每期印数为22294、20066、19297、19617、20445、18193、17876、17330、13569、13593、13485、13270册。到1988年，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在物价上涨的压力下，经济状况陷于低谷，于1988年7月1日起停付作者稿费1年，9月1日起收取稿件处理费(1991年1月1日起对中华医学会会员停收稿件处理费)及发表费。自1991年开始封面加印中华医学会会徽。根据出版署的规定，从1993年第2期起停用傅连暲会长题写的繁体字刊名，改为简体字刊名。从1978年复刊到1994年底共刊出17卷，90期，刊登文章3106篇，平均每期34.5篇。本阶段特点：2.1 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增多：自本刊1978年到1994年底，发表的论著共1379篇，其中基础研究82篇(5.9%)，临床研究541篇(39.2%)。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所占的百分比为50～60年代(基础研究2.5%、临床研究15.7%)的1倍多。这是可喜的改变，是这些年来各单位加强科研工作、推行研究生制度的结果。基础研究论文对我国医学科学有促进作用。多数临床研究有利于基层专业人才的成长，促进神经科和精神科防治工作的开展。2.2 神经外科论文迅速增多：这阶段神经外科发展迅速，从1978年复刊至1984年底，共刊出论著472篇，其中神经外科162篇，占34.3%，与50年代神经外科仅占1.7%(5/292)、60年代占12.5%(39/313)相比，有了长足的进步，表明我国神经外科的蓬勃发展，已能用手术方法根治或明显改善多种颅脑、神经疾病，同时也表明已有可能创刊神经外科专业杂志。2.3 重点号和专辑增多：重点号和专辑的专题是编委会根据来稿和有计划地组稿，尤其是结合专题座谈会和有关学术会议组编的。本阶段刊登45个重点号和13个专辑，两者共58个，平均每年3～4个。这是由于自1978～1993年中华医学会神经精神科学会已成立14个专业学组，专业学组均举办各种专业学术会议，加上本刊组织的专题座谈会，总计有29个(不包括本刊编辑部未参加的会议)，其中神经科19个，精神科10个。本刊除了报道这些学术会议水平较高的论文外，多数专业学术会议和专题座谈会都写了富有指导意义的会议纪要及相关的诊断标准、治疗方案、疗效判定标准等。这些纪要和方案标准(详见附表)较充分地反映了会议各种内容和各种见解，并发挥了学术导向作用，颇受读者欢迎。2.4 增辟栏目，活跃版面：本刊原有栏目有述评、论著、论著摘要、病例报告、讲座、综述、临床病理(例)讨论、学术动态、书讯，本阶段增辟了学术讨论、技术改革、国际学术交流、精防动向、读者*作者*编者、人物述林等，以充实内容，活跃版面。2.5 加强编辑规范化：从1986年起，加强编辑规范化工作，严格实行法定计量单位，同时加强对图表、统计学符号、参考文献、名词术语及版面设计等的规范化，贯彻各种有关编辑出版的国家标准。 3.1 该刊创刊40年来，贯彻卫生工作方针，坚持正确的办刊方向，实行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普及与提高相结合，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努力不懈地工作，因而不论在提高防病治病水平，保障人民健康方面，还是在促进学科发展和专业人才培育方面，都做了重要贡献，兹简要分述于下。3.2 普及推广新理论、新技术、新经验：建国初期，我国神经精神专业队伍很小，随着各地专业医疗防治机构的建立和发展，专业人员迅速增多，但多系从内科队伍分流出来，专业知识不足，且有关专业参考书缺乏，为适应这一需要，本刊创刊后，特别注意针对这些需要进行组稿，除了通过论著介绍我国各地行之有效的临床经验外，用较多的篇幅以译文、文摘形式，继之采用文献综述形式及时介绍国外的新理论、新技术、新经验，起到没有围墙的全国专业性继续教育大学的作用。3.3 促进各种常见的神经精神疾病的诊疗规范化工作：为了统一各种神经精神科疾病的诊断、治疗、疗效判定的依据和标准，中华医学会神经精神科学会及其14个专业学组和本刊召开的学术会议、专题座谈会都十分注意分别就有关疾病制定“分类”、“诊断标准”、治疗方案”、“疗效评定标准”，本刊均及时在有关重点号、专辑中予以报道，以便各医疗防治单位推行应用。对于加强医疗机构的管理、建立健全医疗质量和科学研究的规范化，均起到了促进作用，受到广大神经精神科工作者的热烈欢迎。3.4 反映我国神经精神学科的新成就，推动学科发展：本刊是我国第一本专业高级学术期刊，肩负着反映我国这一专业的先进水平的重任。建国后，我国神经精神科工作者意气风发，越来越多地开展科研工作，其研究成果大量投寄本刊，本刊总是力争及时地严密审查后择优刊出，尤其是1980年召开了科学大会，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后，研究报告迅猛涌现，多种先进的诊断手段和新技术的应用，如CT扫描、数字减影、磁共振成像、多普勒超声检测、核素造影、红外热图、脑地形图、诱发电位等；细胞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研究，基因定位、基因诊断和基因治疗等基因工程技术的应用以及神经化学、精神药物药代动力学等的研究工作；各种实验性脑血管病、癫痫、帕金森病、精神分裂症等动物模型的建立；神经组织移植，如垂体移植、胎脑组织移植、肾上腺组织脑内移植等；各种常见的神经和精神疾病的流动病学调查报告等；众多的新成就的报道传播，推动着学科的迅速前进。3.5 促进临床医生的诊疗思维锻炼：本刊创刊不久就设立了“临床病理讨论”栏，先后刊出了59篇。由于其内容与读者日常工作密切相关，可以启发读者从临床难题中独立思考，有力地进行诊断思维锻炼。 4.1 该刊创刊40年来，编委会和编辑部一直努力贯彻党的卫生工作方针，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提高与普及相结合并侧重提高，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服务的方针，做出了成绩，积累了宝贵经验。4.2 充分发挥编辑委员和审稿人的作用，做好审稿和组稿工作：本刊的编辑委员和审稿人大都是我国神经科和精神科界有名望的学术水平较高的专家，是本学科各地的带头人，在审稿和组稿工作中能够严格筛选把关，提供恰当有力的组稿线索，促证了杂志质量。特别是在创刊初期，老一辈编委曾牺牲个人大量休息时间，为本刊审阅和修改稿件，经常星期日或夜晚参加在京编委会，不管刮风下雨，酷暑寒冬，他们都按时出席，认真讨论每一篇文稿。继续充分发挥这样一支有无私奉献精神的有权威的专业编审队伍的作用，是搞好杂志的根本保证。4.3 充分反映国内外神经精神科研究新成果和新动向：本刊始终将反映国内外神经精神科研究的新成果和新动向放在首位，通过良好的总体设计与导向，使广大专业人员获得新知识，扩大其眼界，提高其医疗水平和科研层次，进而促进我国神经精神科事业的发展。4.4 充分报道学术会议的内容，扩大其社会效益：中华医学会神经精神科学会及其后来的14个学组，早年每隔几年召开一次学术会议，后期每年总要召开2～3个专科学术会议或专业学术讨论会。并就有关重要问题进行讨论。专业学术讨论会是针对本专业中各有关方面共同关心的重要问题组织的学术讨论会，除公开征文外，根据主要议题特邀专题报告和综述报告，这些会议结束之前，会议领导小组总要根据报告的论文和广泛讨论的情况以及与会人员对会议的评价意见，认真总结，指出主要的收获、学术争鸣情况，取得一致认识的意见和尚有不同认识的几种意见，以及今后应努力探索的课题等，委托一位主持人向大会作总结报告。本刊为了充分发挥学术会议的效益，除了选登有代表性的重要论文外，组织有关专家写出会议纪要。会议纪要要求不要套话、空话，要求在会议总结报告的基础上，把会议的重点议题所涉及的问题充分反映出来，纪要应达到使未参加会议的读者读后感到象参加会议一样真正有所收获。有关这些学术会议的重要论文、会议纪要、综述，加上述评，形成一个重点号或专辑，以使广大读者全面了解会议内容，获得效益。4.5 有计划地组织专题座谈会和重点号：举办专题座谈会是一种重要的组稿形式。选题是由编委会制定下年度编辑计划时确定的。选择当前急待讨论的问题，并提出各有关分题的中心发言人、特邀综述报告人以及拟约请参加讨论的专家或单位名单。对于一些涉及多学科的问题，可邀请多学科专家参加讨论。座谈会一般以50～100人的规模最好，讨论范围明确，人数少，但均是专家，便于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充分交流和争论，达到讨论深入。会后将座谈内容整理，写成充分反映会议内容的纪要刊出，可使读者增长知识，开阔思路，提高认识和诊治水平，促进研究的深入。同时选登一些有关研究报告和综述，约请对该专题有丰富经验的专家撰写一二篇指导性述评，对有关问题提出看法，指出方向，集中刊出这些文章，就可形成一个很受欢迎的重点号。4.6 加强读者、作者和编者的联系：本刊1992年、1993年两次在杂志上刊出启事征求读者对本刊的意见，有不少读者和作者就本刊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议、批评和希望。这些意见很定贵，我们经过反复研究对策，并认真改进、落实，对杂志质量和效益的提高大有好处，今后我们将进一步加强与读者、作者的联系，除不定期公开征求读者意见外，还要通过编委、座谈会多方收集读者的要求、希望、批评、建议，及时改进杂志工作。4.61 由于作者、读者、编辑的密切配合。《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从1978年复刊后，认真抓好编辑工作规范化、科学化。杂志社主管社长、总编辑、编江部主任对每期稿件认真核查及签发。刊出稿件质量是较高的，据不完全统计，自1978年以来本刊发表的1379篇论文，有101篇获国家、部、全军科技奖，58篇获省、自治区、直辖市等科技奖，31篇获优秀论文奖(附件2)，共有190篇获奖，获奖率达13.8%，我们衷心感谢全国广大作者对《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的大力支持。4.7 处理好神经科和精神科的关系：创刊以来，该刊在处理两个学科的稿件上是基本协调的，基本按1∶1的比例编辑的，1990年一度出现的精神科稿偏少的现象已得到纠正。尽管如此，由于近几年来神经科和精神科事业发展迅速，队伍不断壮大，县级医院已有专科医生，两科均有上万名专业医务工作者，来稿逐年有较多的增长，稿件积压日趋严重，虽曾采用增加页数、出版增刊、部分论著改为论著摘要等措施加以缓解，仍存在压稿时间较长现象，今后将更进一步加强这些努力，力争1年内刊出率达到70%，消灭来稿2年登不出的现象。鉴于1994年中华医学会神经精神科学会已分成两个学会，分别成立了中华医学会神经科学会和中华医学会精神科学会，将本刊分成《中华神经科杂志》和《中华精神科杂志》已提上了议程，可望在1996年得到实现。
自由成长，文心飞扬
郭敬明出生于四川省自贡市.母亲邹慧兰是当地一家银行的工作人员，父亲郭建伟在一家国有企业工作。
儿时的郭敬明便十分懂事和喜欢读书，针对他对读书的兴趣，母亲邹慧兰经常都给郭敬明购置一些益智方面的幼儿图书，有时还亲自给儿子详细指导和讲解。每次在母亲讲解时，郭敬明都听得十分认真，并且还不停地问这问那，邹慧兰便不厌其烦地给儿子讲解。
郭敬明的记忆力特好，有的故事，母亲讲一遍他便完全能够背诵，郭敬明在陌生人面前胆识也大，从不腼腆，每每有叔叔阿姨到家来玩时，只要叫他讲故事，郭敬明便眉飞色舞地讲起来，样子十分可爱。郭敬明的聪明和好学让全家人很是欢喜，但父母从来没有刻意地要培养他，让其将来成为一名什么样的人才，而总是给郭敬明一个自由的学习生活空间，让他在自由和兴趣中渐渐长大，尽情发挥自己，因为母亲邹慧兰知道：“兴趣是孩子成功最好的老师”。特别是从郭敬明懂事后，父母更由其选择，就拿买书来说吧，他们便不再主动为郭敬明挑选什么，每次领着郭敬明去新华书店，都是由他自己去挑选，郭敬明喜欢什么就买什么，每次买书回来，郭敬明便要一口气把它们读完，甚至父母叫他吃饭他都舍不得放下自己的书本。
1988年9月，郭敬明在自贡市贡井区向阳小学上学了，这时候的他也象别小朋友一样，按时到校、完成老师布置的各科作业，但这孩子在课堂学习之余特爱读课外书，读完之后，他也写一些心得体会和读后感，尽管十分短小稚嫩，但他那种良好的学习习惯深受老师和父母的赞扬。
由于大量阅读，潜移默化，郭敬明的文字功夫在暗暗地增长，到小学生写作文的年龄段时，他的优势便凸现了出来，每次老师布置一篇课堂作文，别的同学总是绞尽脑汁半天都写不出来，而他仅需考虑2分钟就很快进入角色。他写文章速度很快，而且文章写得又好，经常被语文老师拿去给班上的同学作范文学习。老师的一次又一次赏识教育，不时给儿时的郭敬明在学习上带来更大的鼓励和推动。
1995年，郭敬明以非常差的成绩考入自贡九中，从小学升入初中，郭敬明的视野更开阔了，他开始广泛地阅读名家的小说和散文，包括金庸、梁羽生的武侠小说，尤其是古龙的武侠小说，他更是爱不惜手，同时，他也喜欢读一些杂志和报纸。尽管如此，但看见儿子郭敬明课堂之余读武侠小说，父母邹慧兰、郭建伟从不干预和制止，他们认为，那是孩子在学习之余的一种有益放松，既调节了自己，又增长了知识。
1997年初中二年级时，郭敬明在全国公开刊物《人生十六七》上发表了他的处女诗作《孤独》，这首诗忧郁凄美。不久，他收到了杂志社寄来的10元钱稿费和样刊，当时，郭敬明欣喜万分，当父母知道这事后，对儿子也倍加赞赏，鼓励他继续努力。父母认为，尽管10元钱的稿费不是很多，但它给儿子郭敬明带来的价值和益处远远超出了它的本身，因为，这是儿子十余年的心血和汗水凝聚而成的。
作品第一次变成铅字得到社会的认可，郭敬明的创作激情便陡增。从此，他除了自由写一些文章外，还参加一些全国中学生作文大赛。由于功底扎实，他写的文章经常都能发表，让班上同学好生羡慕。挣来的稿费郭敬明用来给自己买课堂学习方面的资料和自己喜欢的文学书籍，有时也买可乐喝；还有的时候，他会用来捐助班上困难的同学。郭敬明告诉记者，他是独生子，在家没有哥哥姐姐和他一起玩，更找不到与自己交流的同龄对象，所以他特别珍惜同学朋友之间的感情。
上了高中，学习时间更紧了，但郭敬明没有放弃自己的读书写作爱好，他天天记日记，合理安排时间：一必须保证课堂学习，二学习决不念及写作，写作决不念及学习。由于这样安排，使写作和学习互不干扰，结果收获很好。记者在采访郭敬明的高中班主任邓又立时，邓老师介绍说，在中学时，郭敬明这孩子很有灵气和自制力，所以在学校老师对他基本上没什么限制和管束。不仅如此，郭敬明的一项发明还在四川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上获一等奖，他的一项调查报告还获得自贡市生物环境考察报告比赛一等奖；写作上更是不赖，郭敬明高二、高三时，连续获第三、四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
初显才华，无限风光
谈及“新概念作文大赛”，郭敬明感慨颇多，同时让他记忆犹新，因为这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那是2000年冬季，郭敬明在紧张的学习之余阅读《萌芽》杂志，发现杂志上所登的文章自己也能写出，还有可能写得更好，恰好《萌芽》杂志登出举办第三届“新概念作文大赛”的通知，带着自信，郭敬明抽了半个小时便完成了题目为《剧本》的文章，然后寄往上海参加初赛。一月后，郭敬明收到了该杂志社邀请他去上海参加决赛的通知。自贡距上海上千公里，坐火车也得花两天时间，自己的学习又非常紧，放弃了吧？又觉得有些可惜，于是打电话回家告诉父母。父母得知此事，极力鼓励儿子乘飞机前去参加，尽管当时家里经济条件不是很宽裕，但在父母的心里，儿子的此次远行将会花掉夫妻俩多年攒下的几千元积蓄，但他们认为值！因为这是给儿子能力展示的绝好机会，别人想去还去不着呢！更为重要的是，儿子的此次远行，他们作父母的决不陪同，他们希望让儿子在此次远行中培养一下独立生活的能力，同时给儿子一个自由生活的空间，毕竟，在将来的社会里，一个孩子的独立生活能力强与否，直接关系到他将来能否找到一处好的立足之地。
2001年1月，郭敬明向学校请了假，在没有父母的陪同下，单枪匹马直飞上海。上海是一国际大都市，街巷纵横交错。他到了上海先找一地方住下来，第二天便四处打听参赛地点。决赛场上，全国高手云集于此，但郭敬明不慌不忙、沉着应战，最后，他以“假如明天没有太阳”一文获得大赛一等奖。但这个奖更多的是精神上的鼓励，在采访中郭敬明告诉记者，当时他只得了一个奖牌，没有一文奖金。尽管如此，在郭敬明的心里，仍然是甜滋滋的，因为“新概念作文大赛”在全国颇具名气，它是由北大、清华、北师大等全国10所著名高校和《萌芽》杂志社联合发起共同主办的，担任评委的也是国内一流的文学家和知名学者，在中国被公认为中学生当中的“矛盾文学奖”，这次自己能在这权威的大赛上展露风头，应该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情。
正因如此，即使在高三学习时间非常紧的情况下，郭敬明又参加了2002年第四届“新概念作文大赛”，这次大赛有4万多人参加，而进入复赛的仅有200人，但他还是力克群雄获奖了，并且在初赛和决赛上双双获得一等奖。这让作评委的专家教授都感到有点吃惊，因为这项全国顶尖级的中学生作文大赛举办多年来，能连续两次拿一等奖的实在太少太少，目前全国仅有两人，郭敬明是其中之一，由此，郭敬明名声雀起。
《幻城》背后，绵绵情长
真正让郭敬明一炮走红的还是《幻城》，《幻城》从2003年月底上市至12月，累计销售84万册，据有关媒体报道，在2003年11月的全国文学类畅销书排行榜上，《幻城》名列第三；而他自己也在新浪网与南方都市报等媒体联合举办的“2003年度中华文学人物”评选活动中，被提名为“人气最旺的作家”之一，与大家王蒙、海岩排在一起，让不少文学前辈望尘莫及。
郭敬明促成了《幻城》，而《幻城》也成就了郭敬明，《幻城》给新世纪的中国文坛带来了极大的震动，使他也成为新时期少年作家的领军人物，媒体报道他在名气和势力上已盖过了前几年的新锐韩寒和郁秀，但关于他创作《幻城》背后的故事却鲜为人知。
郭敬明告诉记者，2002年4月的一天，也就是高考临近的那段日子，学校经常考试，学习上的紧张给他造成了极大的压力，为了释放自己，寻找到一分自由和轻松，他幻想一些东西来写，通过写一些东西来解除心中的烦闷，《幻城》便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但他构思《幻城》时仅花了1个小时。由于文如泉涌，当天晚上他吃完饭后从20：00钟开始动笔，一直写到22：00，仅仅两个小时，便完成了全文，约两万字。当他写完时，心底感到从未有过那么一种轻松和兴奋，但他没有急于将文章打印出来。而是将它存放起来，然后全身心地投入到紧张的高考复习之中。
2002年8月中旬，郭敬明收到了上海大学的录取通知。他可以如释重负了。8月底，他才想起4个月前写的那部小说《幻城》来，于是他便翻出手稿打印，然后E-mail给了《萌芽》杂志，没几天，杂志社的编辑通知郭敬明，告知该小说拟在2002年10期推出。所有的结果都令郭敬明出乎预料。让他没想到的是，他的《幻城》在10期《萌芽》上被安排在头条；《幻城》面世没几天，《萌芽》杂志和他就接到不少读者打来的热线和信函，网站上关于他和热论《幻城》的贴子更是铺天盖地。11月上旬，春风文艺出版社编辑时祥选专程从沈阳赶赴上海大学，希望郭敬明与他们合作，由郭敬明将《幻城》短篇改为长篇，创作期限为1个月，对此，郭敬明没有拒绝，他认为这其实是对他能力和势力的一种最好检验。
由于白天学习时间紧，他只好挤晚上的时间，在长篇《幻城》创作的日子里，郭敬明常常熬夜到天亮，他说他不敢马虎，面对读者的眼睛，在这一个月，郭敬明瘦了将近5斤。 不负众望，2003年1月长篇《幻城》一面世，在北京图书订货会上，就挤入文艺社科类图书销售排行榜前三名，短短几个月便发行到50万册，有的读者买不到该书，竟然借来手抄，对作品扩后的内容反应更是好评如潮，一青年读者：“四维（郭敬明）的文字是绝美空灵的，有漂亮幽然的琥珀色，他的笔法是行云流水，有镜花水月的美丽画，他的文章是清丽飘渺的，有感动人心的力量……” 有的读者还建议将《幻城》续写、拍成电视剧、出版漫画本等等。与此同时，在文学前辈和不少专家中也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中国作协副主席叶辛：“《幻城》是一种全新文字样式，值得肯定。”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曹文轩：“《幻城》用的是一种高贵、郑重的腔调，绝无半点油腔滑调。”“能写出这篇作品的作者，竟然是一个岁数不大的人儿。”“读到《幻城》，终于有了一种安慰。”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宏图：“《幻城》不失为一部天才之作。”面对众多读者和文学前辈的真情赞许和厚望，郭敬明更是感动万分和自豪。
2003年3月27日，郭敬明又迎来了在上海大学专门为他举办的“《幻城》作品研讨会”，出席会议的有中国作协副主席叶辛，上海作协副主席赵长天，著名作家葛红兵等。为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大学生作品举办如此研讨会，这在中国尚属首次。更有甚者，在这时，他又被春风文艺出版社买断了其在大学期间所创作品的首发权。一名尚不满20岁的学生，在文坛上如此身价百万，当今中国实属罕见。2003年11月，郭敬明再接再厉，推出了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梦里花落知多少》，上市即成抢手货，发行突破90万册。如此畅销，年少的他便成为一个令人刮目相看、不折不扣的学生富翁和“天才”少年作家。
敬明印象，时尚锋芒
郭敬明名利双收，邀他参加活动的人越来越多，但郭敬明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名人，他认为自己还是普普通通一名学生，主要任务还是学习。所以，他会首先完成学业，然后才是自己的写作和活动，学业实在忙不过来，他会豪不犹豫地推掉活动，在他心里，学习永远是位居第一的。
生活上郭敬明十分时尚，喜欢打羽毛球、听CD、旅游，他穿着也颇另类，但给人的感觉一定是很舒服的那种。生活中的郭敬明更是一个十分孝顺的孩子，他靠自己的写作挣了钱，但他会不时给父母、爷爷奶奶买衣服和营养保健品之类的东西。过年时，他会把全家人叫上，让他们挑选自己喜欢的衣服，然后由自己买单；朋友同学遇上什么困难，他也慷慨相助，他认为“孝顺”和“助人”那是咱中国人做人的起码本质。
不了解小四就不要妄下断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