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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题目：“变风变雅”考论
西周末年的社会巨变给《诗三百》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从雍容、典重、平和的诗篇变而为抒泄怨怒的篇章。对这种诗篇风格的变化，《毛诗》名之曰“正变”。“变风变雅”这一概念也是由此产生的。《毛诗》以“正变”、美刺来统一解释整个诗篇，比起《三家诗》来说更有规范性，容易把握学习，能更好地发挥诗的社会教化作用。然而，以“正变”、美刺解诗就必须结合史实，必须将诗从单纯的表达个人情意的语句转变为对社会盛衰的反映，也就难免要牵强附会，有许多不实之处。因而“变风变雅”这一概念本身就有许多漏洞和不合理之处。
第一章中我系统地分析了“正变”说的提出、井认定“正变”说与三家诗无关，是《毛诗》的独立提法。我还对“正变”说进行了辨正，指出“风雅正变”说是《毛诗》对中国诗学理论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它不仅发展了《左传》、《苟于·乐论》、《礼记·乐记》关于审音律以知政的思想，更重要的是从理论上解决了在封建专制制度之下诗歌批评现实政治的问题，从而完善了中国传统诗论中的美刺说。但同时指出了“正变”说的先天缺陷，认为其以时问为线索、以政治起伏为标准来划分诗篇的方法不够科学，不能完全以其为考察诗篇的证据。 第二章中，我从最近出版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的《孔于诗论》入手，考察“正变”说的历史渊源。认为“正变”说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渊源有自的，是与先秦时期的用诗风气密切相关，与《孔于诗论》的说诗方法一脉相承的。我在文中列了详细的表格，对照《毛序》解诗和《孔于论诗》的相同与不同。在文中，我又整体把握了“风雅正变”的精神实质，认为“正风正雅”传达了“安以乐”的精神实质，而“变风变雅”则体现了“怨以怒”的风貌。另外，我还对“变风变雅”的美学思想进行了解析。 第四章中我探讨了《风》诗“正变”的地域特征，认为“正变”的差异不仅体现在时间上，也有空间上的不同。按“正变”说的标准来划分，“二南”属于“正风”，以下十三国风皆为“变风”。这种划分的方式未兔太过僵化。十五《国风》的“正变”之别，除了考察作品产生的时问外，其间的地域性差异也是诗篇风格产生变化的原囚之一。《诗经·国风》按照十五个地区汇集诗歌，生动地表现出各个 且且文化地域的风土人情，是将文化按地域类分的先声。 第五章，在最近出版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的《孔于诗论》中，《诗经·国风》的名称被冠之为“邦风”。
无论是“国风”还是“邦风”，都在向我们透露着一个信息——《诗经》是与西周春秋时期的城市生活密切相关。这个观点与传统的“《诗经》是民歌，是记录先民生活的桑间猴卜之音”的说法大相径庭。本章试从考古发掘的城市遗址、先秦文献中对都城的记录及《诗经》的字里行间来证明《诗经》中记录了当时极其发达的城邑文明。 第六章主要分析了“变风变雅”与两周社会思想变迁。在哲学方面，以《雅》诗“正变”为切入点，研究了两周天命观念的擅变。还探讨了“风雅正变”中所体现出的宗亲观念、宗族祖先崇月i观念、宗法伦理观念、宗法政治观念的变化。
引言： 文学的《诗》与史学的诗13-26
一、 《诗经》的史料价值13-15
二、 诗与史的关系15-17
三、 以《诗》说史的历史17-24
四、 诗与史的距离24-26
第一章， “正变”说：《毛序》的释诗方式26-39
一、 “正变”说的提出26-28
二、 三家诗无“正变”说28-33
三、 “正变”说辨正33-39
1、 “正变”说的贡献33-35
2、 “正变”说的缺陷35-39
第二章， 上博竹书《孔子诗论》与“正变”说的历史渊源39-64
一、 先秦的用诗风气与孔子的解诗方式39-48
1、 《诗》的音乐性的消失39-42
2、 用《诗》风气之盛42-46
3、 孔子与《诗》的关系46-48
二、 孔子论诗与《毛诗序》解诗48-59
1、 《毛诗》小序释诗的历史化倾向54-57
2、 《毛诗序》历史地位的再评价57-59
三、 “诗可以怨”与“美刺言诗”59-64
第三章， “变风变雅”与“礼崩乐坏”64-98
一、 “变风变雅”产生的历史土壤64-69
1、 礼的发展与僭礼65-68
2、 乐舞的普及与越规68-69
二、 “变风变雅”诗篇断代考69-88
1、 变《大雅》的创作年代73-77
2、 变《小雅》的创作年代77-82
3、 变《风》的创作年代82-88
三、 “风雅正变”的精神实质88-98
1、 “安以乐”的“正风正雅”传统88-92
2、 “怨以怒“的“变风变雅”风貌92-98
第四章， 《风》诗“正变”的地域特征98-132
一、 “二南”100-106
1、 释“南”101-103
2、 “二南”之南考103-105
3、 “二南”与楚歌105-106
二、 “三卫”106-110
1、 “三卫”并称的由来106-107
2、 卫地与卫诗107-110
三、 平王东迁与《王风》110-111
四、 郑风111-114
1、《郑风》和郑国111-112
2、 郑诗与郑声112-114
五、 《齐风》114-119
1、 齐地风俗115-118
2、 说《齐风》118-119
六、 唐之音119-122
1、 “唐”地考119-121
2、 说《唐风》121-122
七、 《魏风》与魏国122-123
八、 陈、桧、曹三风123-126
1、 陈地风俗与《陈风》123-125
2、 桧地与《桧风》125-126
3、 曹国与《曹风》126
九、 豳、秦之风126-132
1、 豳地与《豳风》127-128
2、 秦地与《秦风》128-130
3、 豳秦诗风130-132
第五章， “变风变雅”与春秋时代的城邑文明132-162
一、 城市的繁荣与“变风变雅”133-136
二、 “变风变雅”诗篇对春秋城市生活的还原136-145
1、 《诗》中之“国”136-138
2、 说“国人”138-141
3、 城邑风景141-142
4、 衣饰风度142-145
三、 “君子“、“淑女”与《国风》作者身份辨145-162
第六章， “变风变雅”与两周社会思想变迁162-178
一、 “雅诗正变”与天命观念的嬗变162-168
1、 “正雅”中的天、帝163-165
2、 “变雅”中“天命”观念的变化165-168
二、 “风雅正变”与宗亲观念的演变168-172
三、 “风雅正变”与音乐观念的变化172-178
1、 “正”诗与“雅乐”173-175
2、 “变风变雅”与新乐流行175-178
结论178-181
参考书目181-187
致谢188
中文摘要 3-5
Abstract 5-6
绪论 9-17
一、从诗歌到戏曲------李杨题材的文学价值 9-11
二、从情到理------明清文人选择这一题材的原因 11
三、从《彩毫记》到《天宝曲史》------李杨题材传奇选题范围 11-15
四、从个体到整体------李杨题材传奇研究方法与现状 15-17
第一章 李杨题材传奇的历史探源 17-22
第一节 李杨题材的史实记录 17-19
第二节 李杨题材的戏曲演变 19-22
第二章 明清李杨题材传奇的思想主题 22-36
第一节 明后期个人化的情感抒发 23-30
一、《彩毫记》：传达追仙求道的隐逸思想 24-27
二、《惊鸿记》：流露忍辱尊君的传统理念 27-28
三、《磨尘鉴》：宣扬忠孝节义的道德规范 28-30
第二节 清前期社会化的理性分析 30-33
一、《天宝曲史》：强调史鉴的批判主题 30-32
二、《长生殿》：突出悔情的反思主题 32-33
第三节 明末清初李杨题材传奇主题不同的原因 33-36
一、历史成为个性表达的载体 34-35
二、政治是主题走向的指向标 35-36
第三章 明清李杨题材传奇的典型人物 36-48
第一节 具有复杂性的李隆基形象 37-41
一、李隆基身份上的二重性 38-39
二、李隆基性格上的矛盾性 39-41
第二节 具有易变性的杨玉环形象 41-45
一、杨玉环形象包含多种文化冲突 41-43
二、杨玉环形象担当不同脚色的善变 43-45
第三节 具有代言性的其他人物 45-48
一、李白形象是文人性的典型 45-46
二、梅妃形象是文人性的延展 46-48
第四章 明清李杨题材传奇的审美特征 48-58
第一节 文本创作中雅丽的审美特色 49-52
一、诗情画意的独白式语言 49-51
二、形神兼备的舞台表演 51-52
第二节 园林剧演中精致的审美要求 52-58
一、规范化的演出形式 53-54
二、虚幻式的表演场面 54-58
结语 58-59
参考文献 59-63
读研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63-64
致谢 64-65
我国有关于男女爱情的三大名著，从《西厢记》中的崔莺莺和张生，到昆曲名剧《牡丹亭》中的杜丽娘和柳生，再到《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和贾宝玉，都是把男女间的爱情提升到了令人向往的“至情”上。小说中的主角都因为“至情”，而能从渺小的“自我”升华到“大我” (即自身的幸福源自二人世界的“大我”)，最终达到愿意为所爱之人牺牲生命的“无我”。所以这三部书能脍炙人口，流芳百世。
文学是时代的镜子,折射出那一时代的光辉。只要有文学，就有爱情的故事。
崔莺莺、杜丽娘、林黛玉三位封建社会不同阶段的叛逆女性典型形象，分别处于元、明、清三个不同时代。因此从她们身上恰好体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三个不同历史阶段的妇女生活。由于各历史阶段的婚姻制度、社会状况不同，她们反抗的出发点、反抗的深度和广度，斗争的方式及结果都不尽相同，这种差异体现了历史的发展、时代的前进，具有一定的认识意义。
崔莺莺是我国古典戏剧文学中最早出现的追求爱情幸福和反抗封建婚姻制度的贵族少女的典型。崔莺莺的母亲在官至相国的丈夫死后，为了挽救相府厄运，维护家世利益，执意要把女儿嫁给郑尚书的儿子，以借联姻的关系巩固与加强崔府的势力。崔莺莺却违抗母命，对才貌双全的张生一见钟情，以私情结合来反抗封建礼教，越过了高门贵族与布衣寒士之间的森严界限。
从产生《西厢记》的元初到晚明，时间过了三百年，封建礼教对妇女的束缚和压迫更厉害，杜丽娘的处境比崔莺莺更为难堪。在太守府官衙住了三年，竟连后花园都没有到过，因此杜丽娘为追求个性解教、个性自由的斗争也就更为艰苦了。为情而死，为情复生。对于杜丽娘来说，她的死不是生命的结束，而是新的斗争开始。爱情在她的身上，不仅可以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甚至超越了生死的界限。通过杜丽娘为追求爱情幸福"梦而死"、"死而生"充满奇情异彩的浪漫故事，曲折地表现了那一时代的特征，更突出了人性与理学、理想与现实的尖锐矛盾，概括了那一时代妇女争取自由幸福的斗争的艰苦性。
崔莺莺、杜丽娘，经过波澜曲折的斗争，最终与意中人结为秦晋，正所谓"有情人终成眷属。"在封建礼教牢固地统治着人们头脑的封建社会里，爱情胜利的本身，就有着深远的社会意义。然而处于行将崩溃的封建社会末日的林黛玉却是以爱的悲剧结束。这个悲剧绝非林黛玉个人的悲剧，实质上反映了当时所存在的初步民主主义思想和传统的封建主义思想与封建人生道路的尖锐矛盾。林黛玉是封建社会妇女们苦痛的总结，也是新女性的萌芽。出身于"清贵之家"，寄居贾府的林黛玉，她反对科举功名，反对礼教纲常，反对封建统治阶级给他们规定的生活道路，要求婚姻自由、男女平等、尊重个性。她与宝玉的爱情不同于崔莺莺的"一见钟情"，也不同于杜丽娘的"美梦成真"，而是建立在共同反对封建主义人生道路的一致叛逆性格基础上的"志同道合"，与历来作品中所描写的"佳人才子"式的爱情有着本质区别。它没有洞房花烛、金榜题名、奉旨完婚、夫荣妻贵的大团圆式的结局。宝黛爱情带有更其鲜明的叛逆性质。因此，这种爱情愈发展，就和封建势力的矛盾愈尖锐。然而势单力薄，孤立无援的林黛玉，在现存的桎梏未打破，在充满污秽肮脏的土地上，新的萌芽怎能开放出鲜艳的花朵？始终不愿向封建势力妥协的林黛玉，最后只有以泣血焚稿结束自己的一生向黑暗的封建社会表示最后的反抗。
崔莺莺、杜丽娘、林黛玉不仅在因为封建社会叛逆者方面是一脉相承，"先赴后继"，而且在其青春萌动，理想觉醒之初，有着天然的内在联系，后者无一不受前者的启发与影响。《牡丹亭》中的杜丽娘，在游园惊梦一出中曾为《西厢记》崔张的"前以密约偷期，后皆得成秦晋"所感动，继而梦寐以求。《红楼梦》里的林黛玉更是"西厢记妙词通戏语、牡丹亭艳曲警芳心"，极力称赞《西厢记》"词句警人，余香满口"，当她听到《牡丹亭》游园一出时，从"住步侧耳细听"，到"不觉点头自叹"，继而"不觉心动神摇"、"如痴如醉"，最后"心痛神痴，眼中落泪"。
从崔莺莺到杜丽娘再到林黛玉，生动展现了从元到明再到清五百年间中国封建社会妇女生活、命运及追求解放、大胆抗争叛逆女性的发展规迹，时代印记，成为文学宝库中璀灿夺目的艺术明珠。
好的请采纳。。。谢谢
我们知道,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先秦文学还处在一种文史哲不分的状况,所谓纯文学的概念尚未形成。文学史重点介绍的对象,如《老子》、《庄子》、《论语》、《韩非子》等,既是文学作品,同时也是哲学著作;同样,《尚书》、《左传》、《国语》、《国策》等,恐怕首先是历史著述,其次才是文学创作;就是文学色彩较为明显的《诗经》、《楚辞》,也多少不无历史和哲学的意味。在这一时期(其实后代也有延续),作家同时也是思想家、历史家,我们甚至可以说,诸如老子、庄子、孔子等人,其在思想史上的地位远远高于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作为世界文化名人,他们的贡献更多地表现在哲学、伦理学方面。所以,对于此类作品,仅仅从文学角度进行研究是不够的,还必须引入哲学、伦理学、历史学观念;而且即使是文学研究,也不能不多几个视角,在文学与哲学、文学与历史之间互为参照,进行比较,这才有可能更好地理解作品,更好地把握其在文学发展史上的意义。
而两汉以降,哲学、宗教对文学的影响同样是文学史研究的重要方面。如经学之于两汉文学,玄学之于魏晋文学,禅宗之于唐宋文学,理学、心学之于宋明文学,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对该时期的文学特色的形成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以魏晋时期的文学研究为例,文论中的意、物、文关系之讨论,创作中的玄言诗、宫体诗,或源自先秦道家思想,或与印度佛学相关,若只是将视野局限在文学范围内,恐怕很难探究其发展演变的深层原因,因此也就难以对之作出客观公允的评判。
文学家兼通其他艺术,如绘画、音乐、书法等,也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一种颇为常见的现象。魏晋时期的文人不少具有多方面的才能,竹林名士如嵇康、阮籍、阮咸等人,除了擅长诗文以外,在音乐方面也有很高的造诣。既能演奏,亦能作曲。如嵇康作过“嵇氏四弄”(《长清》、《短清》、《长侧》、《短侧》四首琴曲),阮籍作有《酒狂》,阮咸则有《三峡流泉》传世。王羲之、顾恺之二人分别以书法、绘画著称于世,但在当时也颇有文名。魏晋时期的文论多有取譬音乐者,如曹丕《典论·论文》论文气不可力强而致,谓“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陆机《文赋》更直接从音乐中借用来“应、和、悲、雅、艳”五个术语用于评论文病,认为好的文章应该具备“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的特征,给人以“犹舞者赴节之投袂,歌者应弦而遣声”的美感。当然,造成此种现象之原因不能完全归结为兼才的出现,而毋宁说是由于音乐、绘画、书法和文学同步成熟所形成的时代风气。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固然可以举出像王维那样集诗人、画师、乐师于一身的特殊人才,但更具有普遍意义的,是不同艺术样式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借鉴而导致的体式、风格、技巧的趋同或新变。对于这两方面——在多个艺术领域都颇有创获的文人和不同艺术样式相互影响的研究,也需要我们有一种开放的视野,需要打通不同艺术样式之间的壁垒。
还有一种情况应该提到。中国古代文学中有一类综合了两种以上艺术样式的特殊文体,如词是文学(诗)和音乐相结合的产物,戏曲则除了文学、音乐之外还有表演的成分。我们固然可以撇开其他因素对之作纯文本的研究,等同于一般的抒情文学或叙事文学,但那也就取消了它们的独特性。事实上,对于词(应该还包括散曲)这类特殊文体,不论是探讨它的起源、发展,还是研究其文体特性,音乐的引入都必不可少;而且应该承认,在词的起源,词体的演变,词、曲之间的过渡衔接等方面还存在不少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最终解决,恐怕仍需从词与音乐的关系,从诗乐分合的历史入手去进行探究;戏曲亦然。清人李渔曾区分案头之曲与场上之曲,这说明他已明确意识到戏曲并不只是曲词,还有一个表演的问题。研究中国古代戏曲,除音乐因素外,至少还有表演、剧场、观众等因素必须关注。换句话说,要有戏剧意识,在戏剧艺术与文学艺术的关联中来考察研究古代戏剧文学。李渔《闲情偶寄》之所以能在中国古代戏剧理论史上占有一个特殊的位置,主要原因也就在此。
古代小说的情况与此相类而略有不同。英国著名小说理论家福斯特曾经这样描述小说:“它处于两座峰峦连绵但并不陡峭的山脉之间……一边是诗,另一边是历史。”[3](P4)中国古典小说有不少正属于这种情况。譬如,早期以《世说新语》为代表的志人小说,文学史家将其作为小说来评价,同时它又是研究魏晋时期社会文化的重要历史文献,与当时其他历史著述具有同样的价值。后来的历史演义小说更是如此,尽管不乏虚构的成分,但大体上并不违背史实。就是《三言》、《二拍》之类的白话小说,也因其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而具有相当的史料价值。对于这些作品,除了从文学角度进行考察研究,也还有必要关注诸如历史家与小说家如何处理同一题材,以及文体的差异在其中起了何种作用等问题。就是说,虽然我们可以不把它当历史看,但仍无法回避历史。
三
正是因为存在这样一个悠久的文学传统,中国古人很早就在文学批评中有意无意地尝试了跨学科比较的方法;而自近代以来,运用该方法研究古代作家作品的论文、著作更是层出不穷,并取得了颇为可观的成果。
上文曾提到陆机《文赋》借音乐以评文,而据唐人张彦远《历代名画记》,陆机还将文章与绘画作过比较,认为“宣物莫大于言,存形莫善于画”,文与画各有短长。这已经体现出一种不同艺术样式之间的比较意识。相对说来,早期的跨学科比较似乎更关注比较对象之间的同而不是异,如扬雄《法言》谓言为心声,书为心画;刘勰《文心雕龙·情采》论文质关系,认为“形文”、“声文”、“情文”虽然表现形式不一,但都遵循文质相符的原则。宋代苏轼评论前人诗画,仍着眼于二者的相通。他对王维诗的评论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此外,如“少陵翰墨无形画,韩干丹青不语诗”(《韩干马》),同样是将杜甫诗与韩干画并举,寓含了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意味。《书鄢陵王主薄所画折枝》更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作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宋元人大多附和苏轼此论,如《王直方诗话》引述苏轼二诗,谓“欲常以为法”。元人杨维桢《无声诗意序》道:“东坡以诗为有声画,画为无声诗,盖诗者心声,画者心画,二者同体也……故能诗者必知画,而能画者多知诗,由其道无二致也。”王冕《梅谱》也说:“写梅做诗,其来一也。名之虽异,意趣实同。”明清以后,人们逐渐认识到诗、画到底分属两种艺术样式且各有其特征,因而不宜简单等同。如明人张岱指出,前人之所以说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原因在于“摩诘一身兼此二妙,故连合言之”;实际上,诗以空灵为妙,“可以入画之诗,尚是眼中金银屑也”。(《琅环文集·与包介严》)叶燮也承认,像杜诗“碧瓦初寒外”、“晨钟云外湿”,即使让董源、巨然那样的高手来画,恐怕也只能束手搁笔。(《原诗·内篇下》)应该说,像这类对诗、画异同的辨析,与跨学科比较方法的精神是相通的。
不止是不同艺术样式之间的比较,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除了诗与音乐、诗与绘画、诗与书法的比较外,诗与史、诗与禅也都是谈论较多的话题。王充的《论衡》、刘知几的《史通》,是讨论诗史之别、文史之别较为典型的例子;严羽的《沧浪诗话》则立足于诗禅的相通,所谓“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范温《潜溪诗眼》论韵,更是出入诗文书画,兼及立身行事,堪称古代韵论中空前绝后之作。钱钟书先生对之极为称许,认为范温所论,“因书画之‘韵’推及诗文之‘韵’,洋洋千数百言,匪特为‘神韵说’之弘纲要领,抑且为由画‘韵’而及诗‘韵’之转捩进阶……融贯综赅,不特严羽所不逮,即陆时雍、王士祯辈似难继美也”。[4](P13611363)虽然这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跨学科比较,但的确表现出一种较为开阔的视野和融贯会通的态势。
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外来文学观念和方法的引入,以及古代文学研究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比较成为一种为研究者普遍采纳的研究手段。这不难理解,正如方孝岳在其1934年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中所说:“百年以来,一切社会上思想或制度的变迁,都不是单纯的任何一国国内的问题;而且自来文学批评家的眼光,或广或狭,或伸或缩,都似乎和文学作品的范围互为因果,眼中所看到的作品愈多,范围愈广,他的眼光,也从而推广。所以‘海通以还’,中西思想之互照,成为必然的结果。”[5](P227)中西思想之互照对于文学研究的影响,除了推动中外比较文学研究的开展之外,还促进了人们对文学自身性质的思考。在外来文学观念、理论的影响下,人们开始反思中国文学传统,文学自身的独立意识渐趋明显——以小说、戏剧、诗歌、散文为内涵的纯文学观念彻底取代了传统的泛文学观念,文学的审美特征及功用得以被重视。正是在这一进程中,文学与其他艺术的关联受到关注,从而引发了文学与哲学、历史、宗教和文学与其他艺术样式的比较。另一方面,随着中外比较文学的拓展与深化,为更好地认识中外文学各自的特征及其形成原因,研究者的目光必然会从文学层面延伸到文化层面,而这也会将研究导向多学科、跨学科比较。说到底,文学和其他艺术样式、社会意识形态一样,都是特定文化的产物,同时也是该文化的具体表现,因此,对于文学的深度研究便不能不将其置于整个文化的有机构成中来考察,不能不关注文学与其他文化构成之间的关系。
以是之故,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跨学科比较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产生了一批颇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如钱钟书之《谈艺录》,朱光潜之《文艺心理学》、《诗论》,宗白华之《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中国诗画中所表现的空间意识》等。这些论著的一个共同特色,就是打通文学与艺术的疆界,或探询中外古今文艺创作的共同规律,或在比较中凸显中国古典文学、艺术各自的特色。前者如钱钟书《谈艺录》“说圆”一节,通过广征博引,多方比较,论述“贵圆”乃是中外文艺创作史上共有的现象;后者如朱光潜《诗论》对莱辛“诗画异质说”的讨论,指出中国画推崇“气韵生动”而诗歌却偏重物象刻画以传情达意,均与莱辛所说有明显的差异。此外,如闻一多有关《诗经》物象的研究,融语言学、民俗学、文化学于一炉;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以史释诗、以诗证史,兼及不同作家、不同文体的比较辨析,也具有明显的跨学科比较的特征。
20世纪80年代以后情况与三四十年代不无相似,同样是文学观念的变革,同样是方法、理论的引入,同样是中外文学比较和跨学科比较。所不同者,在方法、理论的借鉴上较先前更为丰富多样,跨学科比较的对象更为宽泛,研究更趋深入, 成果也更为显著。以唐代文学研究为例,程千帆的《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傅璇琮的《唐代科举与文学》、戴伟华的《唐代幕府与文学》、《唐代使府与文学研究》等专著,对唐代科举制度、幕府制度与文学的关系作了较前更为深入全面的探讨;孙昌武的《唐代文学与佛教》、葛兆光的《想象力的世界——道教与唐代文学》则将目光集中于唐代宗教与文学的关系。1996年,漓江出版社推出了由梁超然主编的“唐诗与中国文化丛书”,分别为林继中的《唐诗与庄园文化》、朱易安的《唐诗与音乐》、陶文鹏的《唐诗与绘画》、张明非的《唐诗与舞蹈》、陈飞的《唐诗与科举》、毛水清的《唐诗与佛教》、黄世中的《唐诗与道教》、梁超然的《唐诗与儒家》。丛书以“唐诗与中国文化”为名,同时也可以说是应用跨学科比较方法对唐诗的研究。此外还有数以百计的论文,围绕唐代文学与政治、历史、宗教、艺术的关系作了多角度、多方位的研究。跨学科比较方法在古典文学研究中的盛行,于此可见一斑,无怪徐公持先生在概括上个世纪后20年古典文学研究特点时,特别将“学科的拓展与打通”列为该时期“最引人注目的现象”。徐先生指出:“自80年代中期以来,古典文学研究逐渐融入其他学科的观念和方法,如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神话学、宗教学、心理学、语言学等等。这大大拓宽了研究视野,增添新的研究手段,并且为学科开拓了许多边缘性的研究课题。尤其是文化学的研究视角的确立,给本学科带来了新的气象。”[6](P159)1998年9月在天津召开的全国古代文学文献学博士点新世纪学科展望及信息交流座谈会上,罗宗强先生也谈到这一点:近20年来,“与观念和方法多元共存的同时,学科交叉也成为古代文学研究的普遍现象,国学文史不分家的传统得到了发扬,人类学、民俗学、心理学、语言学、宗教与神话等等学科广泛介入古代文学研究,整个古代文学研究界在研究模式和研究方法上表现出多元并存的活跃局面”。[7](P105)
四
由此说来,跨学科比较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确有其独特的意义,而不应视为比较文学研究者的专利。但有意思的是,在古代文学研究界很少有人提跨学科比较,而似乎更倾向代之以“多学科融和”、“学科交叉”一类术语,那么,比较文学研究者心目中的跨学科比较,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所使用的方法究竟有无差异?这种方法称谓上的差异,是否意味着古代文学研究者对该方法有自己的理解和取舍?
事实恐怕正是如此。如前所述,跨学科比较的意义主要在于将文学与人类整个精神活动联系起来,通过比较更好地认识文学的独特性、文学与其他人文学科乃至自然科学的基本差异,以及文学与其他学科的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推进跨国别、跨文化的“总体文学”的研究。而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首先是一种国别文学研究,其所关注的重点不在“总体文学”而在中国文学自身,尽管对于中国文学自身的认识也需借助比较,但到底与比较文学关注的重心不同。此外,就跨学科比较的功用而言,更侧重解决理论层面的问题,因而更近于比较诗学;而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则主要以具体的作家作品为对象,即使与其他学科发生关联,也不必强求比较或从中抽绎出具有普遍性的规律。是否可以说,这两个差异决定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更倾向于“多学科融合”——引入、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成果来考察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现象,而不是像比较文学研究者那样从国别文学研究走向总体文学研究。
就具体的操作层面来说,无论是跨学科比较还是多学科融合都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即如何真正做到以文学为本位。在罗宗强先生的上述发言中就曾谈到这个问题。他一方面肯定了多学科的交融“是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向”;另一方面也表示了对存在问题的隐忧:“多学科融合的落脚点是什么?……文史哲不分、文学社会学、文学人类学、文学心理学等等,落脚到什么地方?是落脚到不分,落脚到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还是落脚到文学?是用文学来解释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等?还是用这些学科来解释文学?这个问题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似都还没有完全解决。”[7](P106)这确实是多学科融合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从实际的研究情况来看,虽然有不少成功应用多学科融合解决文学问题的研究,但也有一些论著不过是将文学作品当作印证其他学科理论的材料,这在罗先生提到的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研究中表现尤为突出。其实类似的情况在哲学、历史、宗教、艺术研究中也同样存在,只是由于和文学关系较近而不那么明显罢了。
如果认真追究起来,这种解释的偏离可以说由来已久。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的等诗于史,等诗于禅,等诗于画,其实也就是以史释诗,以禅释诗,以画释诗,就是抹煞了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区别。韦勒克将文学研究分为两种类型: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认为外部研究尤其要注意“以文学为中心”,也是有见于外部研究常常会偏离文学。[8](P67)跨学科比较同样如此。既然是比较,就免不了要互为主客、彼此参照,因此也必然就会有用文学解释、印证其他学科特性的时候。钱钟书的《中国诗与中国画》、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是跨学科比较的经典之作,尚且难免以诗证画、以诗证史,更何况才力远在钱钟书、陈寅恪二人之下的一般人的研究呢!所以,问题的关键恐怕不在名目,而在研究者的动机、目的。外部研究也罢,跨学科研究或多学科融合也罢,关键是如何应用。不错,我们是可以强调、可以规定必须以文学为本位,但在具体应用过程中往往因人而异,研究者的学术背景、知识构成、研究兴趣等因素对其研究指向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鲁迅论《红楼梦》有一段名言,说“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9](P145)阅读如此,学术研究当然也不例外。
与一般说的多学科融合或外部研究相比,跨学科比较之于古代文学研究的特殊意义或许在于:(1)不同于外部研究的单向考察。跨学科比较强调比较,因之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必须变换视角,互为主客,虽然不能保证绝对不偏离文学研究,但较之单向考察当更有利于回归文学,而且双向阐发确实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文学的特性。毕竟比较的最终目的仍在解决文学问题,作为比较文学研究方法之一的跨学科比较所以不同于比较史学、比较宗教学或比较艺术学中的同类研究,根本原因也就在此。(2)不同于多学科融合的多角度切入。多角度切入自有其优势,即能够以一种宏观的视野多方位、多侧面地研究文学现象,然相对说来在具体问题的考辨方面不免鞭长莫及,难以深入到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内部去识同辨异;而跨学科比较在此方面似更具条件,尤其是在相邻学科的比较中更易于聚焦放大,洞幽烛微,辨疑似于毫厘之间。(3)与文化研究的关系更为密切。跨学科比较需要在一个更为宽泛的背景下来进行,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关联、彼此的共性与个性,既与各自的构成要素相关,也受制于特定的文化背景。所以,随着跨学科比较趋于深入,自然会将研究导向文化层面,并由此整合文学的外部研究,形成点面结合的立体研究格局。
总之,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角度来说,跨学科比较与多学科融合、外部研究的关系应该是互补而非互斥,也就是说,对于跨学科比较方法可以采取一种灵活的态度,而不必拘泥于比较文学理论的约定。我们相信跨学科比较有助于更好地认识总体文学,但仍可以将研究限定在中国古代文学的范围之内;承认跨学科比较更多理论色彩,但也可以借助该方法来考察具体的文学现象;我们赞成跨学科比较应该在具有体系性的独立的学科之间进行,但未尝不可以将之用于文学内部,譬如对于文学史上以文为诗、以诗为词等现象,若能循此思路进行比较,识同辨异,相信会有更客观公允的认识。说到底,方法总是由研究对象来决定的,是对象选择方法而不是方法选择对象,从中国古代文学的实际出发,以跨学科比较为平台整合传统与现代学术范式,应该不失为一种有意义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