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一般市级图书馆
2这是从别处看的，希望帮到你，
西元1923年7月19日,周作人给鲁迅送来了「绝交信」,40年的兄弟之情一信之间断交
1923年周作人给鲁迅的断交信：“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的，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信写得平和，一如周作人本人，但字里行间，决裂的坚定，跃于纸上。就这样，两兄弟失和。信中的“过去的事不必再说”，是什么事，一些有关或略知的人都语焉不详。后来，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作了解释，“作人的妻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底里性的。她对于鲁迅，外貌恭顺，内怀忮忌。作人则心地糊涂，轻听妇人之言，不加体察。”是不是这样，也不得而知。
在鲁迅的个人生活中，有两件事对他的打击是沉重的。一个是他的婚姻生活，另一个就是与弟弟周作人的失和。鲁迅生前一直不愿意向别人谈及此事，他默默地承受着，长久地牺牲自我，这使鲁迅陷入了人生最大的哀痛中。对一个具有鲜明现代意识的人来说，这种家庭的不幸本身，使鲁迅有了更深的悲剧色彩。
这是一个很可怕的记忆，周氏兄弟后来对此都闭口不谈。鲁迅与周作人的分手，是1923年7月19日。那日，周作人给鲁迅递来一封断交信。信中说：
鲁迅先生：
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七月十八日作人那一日，鲁迅日记中写道：
“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
此前五天的日记有过这样一段文字：
“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
可见问题已很严重了。事情发展得这样突然，是旁观者始料不及的。他们的好友张凤举和川岛对此事略知大概，但均语焉不详。许多年后，许寿裳著《亡友鲁迅印象记》，谈及兄弟两人的冲突，点明其中原委。文章写道：
鲁迅爱住北平，但是他的西三条胡同住屋，是出于不得已而经营的。他原来在1919年把绍兴东昌坊口的老屋和同住的本家共同售去以后，就在北平购得公用库八道湾大宅一所，特地回南去迎接母太夫人及家眷来住，这宅子不但房间多，而且空地极大。鲁迅对我说过：“我取其空地很宽大，宜于儿童的游玩。”我答：“诚然，简直可以开运动会。”鲁迅那时并无子息，而其两弟作人和建人都有子女，他钟爱侄儿们，视同自己的所出，处处实行他的儿童本位的教育。
……
鲁迅对于两弟非常友爱，因为居长，所有家务统由他自己一人主持，不忍去麻烦两弟。他对于作人的事，比自己的还要重要，不惜牺牲自己的名利统统来让给他。作人的妻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底里症的。她对于鲁迅，外貌恭顺，内怀忮忌。作人则心地糊涂，轻听妇人之言，不加体察。我虽竭力解释开导，竟无效果。致鲁迅不得已移居外客厅而他总不觉悟；鲁迅遣工役传言来谈，他又不出来；于是鲁迅又搬出而至砖塔胡同了。从此两人不和，成为参商，一变从前“兄弟怡怡”的情态。这是作人一生的大损失，倘使无此错误，始终得到慈兄的指导，何至于后来陷入迷途，洗也洗不清呢？
鲁迅搬出以后，就借钱购得西三条的房子，是一所小小的三开间的四合式。北屋的东间是母太夫人的房，西间是朱夫人的房。
南屋是他的藏书室。说起他的藏书室，我还记得作人和信子抗拒的一幕。这所小屋既成以后，他就独自个回到八道湾大宅取书籍去了。据说作人和信子大起恐慌，信子急忙打电话，唤救兵，欲假借外力以抗拒；作人则用一本书远远地掷入，鲁迅置之不理，专心检书。一忽儿外宾来了，正欲开口说话，鲁迅从容辞却，说这是家里的事，无烦外宾费心。到者也无话可说，只好退了。这是在取回书籍的翌日，鲁迅说给我听的。我问他：“你的书全部都已取出了吗？”他答道：“未必。”我问他我所赠的《越缦堂日记》拿出了吗？他答道：“不，被没收了。”
决裂直接导因是周作人的妻子
鲁迅毕竟是伟大的，他受了种种诬蔑委屈，搬出了八道湾，又生了一场病，而对于作人和信子的事，日记上却一字不提。这是笔者在他死后数个月，为的要赶撰年谱，翻阅他的日记才知道的。
周作人对许寿裳的解释，颇为不满。谈及与鲁迅的决裂，他说：“这回讲到1923年与鲁迅失和的事件，因为要说明我不辩解的态度，便想到那篇东西可能表明我的理论，所以拿来利用一下，但那些陪衬的废话本来是多余的；我所要的其实只是最末后的一节罢了。关于那个事件，我一向没有公开说过，过去如此，将来也是如此，在我日记上7月17日项下，用剪刀剪去了原来所写的字，大概十个左右，8月2日记移住砖塔胡同，次年6月11日的冲突，也只简单地记着冲突，并说徐、张二君来，一总都不过十个字。这里我要说明，徐是徐耀辰，张是张凤举，都是那时北大教授，并不是什么‘外宾’，如许季弗所说的，许君是与徐、张二君明白这件事的内容的人，虽然人是比较‘老实’，但也何至于造作谣言，和正人君子一辙呢？”
不辩解，是高明人的做法，这里有人间最深切的无可奈何之感。周氏兄弟对此的感悟，是异常悲凉的，这对双方都是巨大的打击。先前的一切友爱、温暖、亲情，在瞬间变成了粉末。遥想当年，两人手足之爱，同游东瀛，共译洋文，后辗转京城，于“五四”风潮中并肩呐喊。而今却各自东西，目不相视，形同路人，确是人间的大悲苦。
鲁迅与周作人分手后，两人均给已去了上海的三弟周建人去信，但周建人的态度很明朗，站在了鲁迅一边。周建人理解鲁迅，恐怕也是对羽太信子有看法，或与大哥意见一致，这是肯定的。细说起来，周氏兄弟的分手，就经济上的角度看，也是必然的。本来，大家族亲人间的摩擦，是不可避免的。加之羽太信子那时不太节俭，花销颇高，搞得经济上颇为紧张。周建人后来回忆说：
鲁迅在教育部的薪金每月三百元，还有稿费、讲课费等收入，周作人也差不多。这比当年一般职员的收入，已高出十多倍，然而月月亏空，嚷着钱不够用。在绍兴，是由我母亲当家，到北京后，就由周作人之妻当家。日本妇女素有温顺节俭的美称，却不料周作人碰到的却真是个例外。她并非出身富家，可是气派极阔，挥金如土。家中有管家齐坤，还有王鹤拓及烧饭司务、东洋车夫、打杂采购的男仆数人，还有李妈、小李妈等收拾房间、洗衣、看孩子等女仆二三人。更奇怪的是，她经常心血来潮，有时饭菜烧好，忽然想起要吃饺子，就把一桌饭菜退回厨房，厨房里赶紧另包饺子……这种种花样，层出不穷。鲁迅不仅把自己每月的全部收入交出，还把多年的积蓄赔了进去，有时还到处借贷，自己甚至弄得夜里写文章时没有钱买香烟和点心。
虽然周作人的生活是比较讲究一些，但还不至于这样。但周作人任他的妻子挥霍，不敢讲半句不是。早在辛亥革命前后，他携带家眷回国居住绍兴时，他们夫妇间有过一次争吵，结果女方歇斯底里症大发作，周作人发愣，而他的郎舅、小姨都指着他破口大骂，从此，他不敢再有丝毫的“得罪”，相反，他却受到百般的欺凌虐待，甚至被拉着要他到日本使馆去讲话。平日里，一讲起日本，她总是趾高气扬，盛气凌人；讲到支那，都是卑贱低劣。而周作人只求得有一席之地，可供他安稳地读书写字，对一切都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逆来顺受。
我先前偶一想到爱，总立刻自己惭愧，怕不配，因而也不敢爱某一个人，但看清了他们的言行思想的内幕，便使我自信我决不是必须自己贬抑到那么样的人了，我可以爱！
鲁迅的这一选择，透着苍凉的悲壮，也带着雄浑的生命内驱力。1926年，他的南下，实在是爱情的缘故。他们预计暂时分手一段时间，再投入新的生活。但这却在社会上引起不小的风波，文坛上围绕鲁迅的私生活，时有讽刺之语。但最为令人难解的，是周作人对鲁迅的婚姻选择，持一种蔑视的态度。在他看来，鲁迅与许广平的同居，乃色情心使然，系旧文人纳妾之举。一贯主张个性自由和健康性道德的周作人，此时竟不容忍自由恋爱的人生之旅，想起来，很是令人费解。
鲁迅的悲剧意识非周作人能领会
问题是，鲁迅与朱安的结合，在道义上是否合于人性？倘这个前提不弄明，结论便不好下。包办婚姻在晚清是一种风俗，谈不上什么爱情。一个人和自己不爱的人生活在一起是痛苦，从人性的理论看，亦无道德可言。对于像鲁迅这样一个有深切痛感的人而言，选择自己的爱，现代人恐怕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朱安没有这种选择的自由，她便成了真正的牺牲品。这确是一个残酷的选择。人要在自我超越中，达到“自他两利”，是多么的艰难！鲁迅内心深处，或许也有这种无奈吧？
迈出这一步，走向爱的王国，这在鲁迅那里，是极其艰难的。读《两地书》，可感受到两性间纯粹而博大的爱。鲁迅与许广平的通信，在中国现代史上，是难得的两性挚爱的文本，其中隐含的是深刻的文化寓意。那里留有现代先驱者，在传统的压迫中，怎样艰难地爬出人生的苦门，以人的声音，向世间发出的苦诉。周作人对这一世界的领会，其吞吐、敌意的口语，大概是不得其真义的。
也许，爱永远是一个谜。我们永远绕不过这一存在。但人们一代又一代地承受着，寻觅着，创造着。生命的价值，或许就存在于这种艰难的选择之中。
（本文作者为鲁迅博物馆馆长、著名鲁迅研究专家）
摘自《名人传记》2007年第11期 孙郁 文
来鲁迅住在前面,周作人住在后面,一家和睦地来往，结果是周作人就亲自送了一封绝交信来，信的开头称他为鲁迅先生，我们今天称鲁迅先生是怀着尊敬的心情称呼的，但是他的亲弟弟写的信上这
个鲁迅先生，下面的内容都不用再看了也知道他的态度，后来鲁迅很快就搬出了八道湾，另外买了一所房子住，从此不再和他的兄弟来往。
中国文化史上周氏三兄弟：周树人、周作人、周建人都很有名，特别是鲁迅和他的二弟周作人，年纪差得不是太大，周作人的成长都是他的兄长鲁迅一路引导，鲁迅不但负责这个家庭的物质生活，还负责引导弟弟精神方向，鲁迅到南京上学，也把他的弟弟接到南京上学，鲁迅去日本留学，后来也把他的弟弟带到日本留学，在留学过程中以及回国之后，兄弟两人并肩战斗，一块写文章，一块做学问，他们都是新文化运动中很有名的先锋人物，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早期，他的兄弟周作人还比鲁迅名气更大一点。那个时候，因为周作人在北京大学当教授，很多人后来才知道周作人有一个哥哥，学问也不错。比如后来成为著名武侠小说家的白羽，年轻的时候仰慕周作人，写信要求拜见，有一天到府上拜见周作人，结果周作人不在家，鲁迅出来接待他，鲁迅说，我是他的哥哥，我跟你谈谈吧，白羽说，既然他不在家，跟你谈谈也可以，跟周作人的哥哥谈谈也可以，他说你喜欢读谁的小说，白羽说一个人是冰心，一个人是鲁迅，周树人就说鲁迅就是在下，白羽这才对他很尊重。很长时间内，周作人的名气更大，谁也不会想到，这样好的兄弟，思想感情这样接近的兄弟，最后会分裂，分手，会绝交，所以我想是不是太好了，感情太好了，上天忌妒，也许是命里注定，结果他们由不分彼此，最后发展为终生不再来往。
到底是怎么回事？大家兄弟失和的真相至今还是一个谜，没有人完全搞清楚。尽管有人收集了很多材料，努力想搞清楚，因为这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件大事，由于涉及到个人隐私，很多材料不完整，我们没有办法彻底把它查个水落石出，表面上看来它是家庭纠纷，家务纠纷。因为这是一个大家庭，我们用今天的话说，经济核算是一笔糊涂账，鲁迅的收入很高，把钱交到家里，但是兄弟周作人娶了一个日本夫人羽太信子，羽太信子夫人在今天的生活，那叫高消费，是非常高消费的生活，家里一切用品都要到日本商店去买，喜欢日货。人家也是爱国主义者，非常爱国的，家里大人小孩生病的，要请日本的大夫，所有东西都要是日货，做满了一桌子的菜，说不好吃，就全部倒了重做，家里被子和褥子说不新了，马上重做一套新的，出门要坐汽车，我们想想，20年代，出门就坐汽车，那是不得了的，当然鲁迅是愿意为这个家庭做奉献的，他是长子，家里的大家长，他只要家庭和睦，什么都愿意去做。鲁迅曾经说，我的钱是用黄包车拉进来的，但是人家是用汽车送出去，所以他觉得我自己拼命做，但是总是不能满足要求，这个方面的材料我们可以看到。所以在家务上，经济生活上有纠纷。这个时候，也就是1923年和1924年其实他跟周作人的思想分歧还不是太大，但是有一天，兄弟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以至于动手打了起来。我们如果看到街坊邻居兄弟两个打架是很平常的事，但是鲁迅兄弟两个打起来了，真是让人感到很惊讶，当时他们的朋友不是很能理解，本来鲁迅住在前面,周作人住在后面,一家和睦地来往，结果是周作人就亲自送了一封绝交信来，信的开头称他为鲁迅先生，我们今天称鲁迅先生是怀着尊敬的心情称呼的，但是他的亲弟弟写的信上这个鲁迅先生，下面的内容都不用再看了也知道他的态度，如此态度也就是说明一刀两断了，其中有一句话说，“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知识分子讲话是很客气的，但是往往客气后面有十二万分的狠毒，普通老百姓吵架，话虽然很难听，但第二天就好了，“明天再来玩啊”，但是知识分子表面客客气气，其实心里怀着深仇大恨，后来鲁迅很快就搬出了八道湾，另外买了一所房子住，从此不再和他的兄弟来往。
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家务事不好评价，我们也不敢说谁对谁错，我们也不用多去管谁对谁错，但是我们说这个事的结果，它对双方的打击都非常大。尽管知识分子可以装作若无其事，但是越说没事，心里伤痛可能越巨大，他们这种兄弟失和等于是骨肉分离，而且这件事对中国文坛也是极大的打击，因为当时他们兄弟二人是中国青年的精神导师，到了那个时候，他们名满天下，全国的青年都认为他们是我们的楷模和领袖，没有想到他们会分道扬镳，此后，兄弟二人的思想慢慢不同了，以至于发展得越来越远，一个经过痛苦的思索、彷徨之后，继续战斗，选择战斗终身的道路，另外一个，慢慢远离世俗的社会，远离人生风云，做一些象牙塔内的工作。周作人想不关心社会，求自己生活安定，永远住在象牙塔里，但是人越这样想，越做不到，你不关心政治，政治来关心你，最后在日本人占领北京的时候，他半被迫，半自愿地出来，为日本人做事。人在别的方面，都可以犯错误，在这个问题上是不能犯错误的，这叫大节，我们中国人对人是很宽容的，小节上是无所谓的，但是大节上不能有亏，因为周作人大节有亏，别的方面我们可以喜欢他也好，但是犯了汉奸罪，这个事情是无可辩驳的。所以抗战胜利之后，被国民政府处以汉奸罪，后来还是我们共产党宽大，把他放了出来。
周作人和鲁迅绝交之后，思想渐渐脱离了时代主流，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周作人担任日伪政府教育督办，为日本人做事，抗战胜利之后，以叛国罪被判入狱，1949年出狱，后定居北京，在人民大学出版社工作，1967年去世，终年82岁。
鲁迅的三弟周建人与鲁迅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而与周作人于1923年基本断交，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副署长、高等教育部副部长，后任民进中央主席，1984年去世，终年94岁。
如果他们不失和，错误之再怎么发展，也不会走到这一步，这一件事情反过来使鲁迅更加孤独，像他这样高层次，能够理解他的人很少，他们兄弟二人一块长大，彼此的思想清清楚楚，所以周作人晚年做了一些回忆鲁迅的工作，对鲁迅研究提供了很宝贵的材料，其实他还是很了解鲁迅的内心，而周氏兄弟不同的发展也恰好代表了现代中国两种知识分子的不同的人生道路，正好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就是有这两种选择，第一种是选择战斗的，第二种选择做隐士，做隐士也未必能做好，所以兄弟失和既是他们的家庭的悲剧，同时含有象征意义，另一种意义，代表着中国两类知识分子的失和，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的争议和失和都可以从这里面找到一个缩影，这是鲁迅的又一大痛苦。
《新青年》-基本资料
《新青年》 是综合性的文化月刊。1915年9月15日在上海创刊。初名为《青年杂志》，1916年9月1日出版第二卷第一号改名为《新青年》。初期的《新青年》在哲学、文学、教育、法律、伦理等广阔领域向封建意识形态发起了猛烈的进攻。1917年初，《新青年》编辑部迁到北京。《新青年》从第4卷第一号（1918年1月）起实行改版，改为白话文，使用新式标点。带动其它刊物形成了一个提倡白话文运动。十月革命后，《新青年》成为五四运动的号角，成为宣传马列主义、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的阵地。从1919年下半年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新青年》刊登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和中国工人运动的文章达130余篇。1920年上半年，《新青年》编辑部移到上海编印。从1920年9月的8卷一号起，成为中国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它与当时秘密编辑发行的《共产党》月刊互相配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理论上正式的准备，1922年7月休刊。1923年6月改为季刊，成为中共中央正式理论性机关刊物。1925年4月起出不定期刊，共出5期，次年7月停刊。后期的《新青年》介绍了大量马列主义著作和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经验。
《新青年》-出版状况
创刊号“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思想史上最重要的刊物之一。“二次革命”失败后中国时局变化使陈独秀深受刺激，他认为在中国搞政治革命没有意义，而欲“救中国、建共和，首先得进行思想革命”。经过努力，上海群益书社应允发行由陈主编的《青年杂志》。1915年 9月15日创刊，陈独秀主编，上海群益书社印行。月刊，6期为一卷。第1卷名《青年杂志》。陈独秀所写的发刊词《敬告青年》是该刊的纲领性文章。该文开明宗义指出“人权说”“生物进化论”、“社会主义”这三事是近代文明的特征，要实现这社会改革的三事，关键在于新一代青年的自身觉悟和观念更新。他勉励青年崇尚自由、进步、科学，要有世界眼光，要讲求实行和进取。他总结近代欧洲强盛的原因，认为人权和科学是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两个车轮。从而首先在中国高举起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新青年》的创刊是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敬告青年》一文则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宣言书。
《青年杂志》自第2卷(1916年9 月)改名《新青年》，自此成为反封建和鼓吹民主革命的中心刊物。1917年初，陈独秀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编辑部也随之从上海移至北京。1918年，编辑部改组扩大，李大钊、鲁迅、钱玄同、刘半农、胡适、沈尹默、高一涵、周作人等人参与编辑工作，曾一度实行轮流编辑的办法。适应形势的需要，1918年12月，《新青年》同人又创办报纸形式的周刊《每周评论》。自1920年9月第8卷，《新青年》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中国共产党成立，一度成为党中央的机关刊物，陈独秀主编。1919年6月，陈独秀被捕，《新青年》被迫停刊5个月。同年12月1日出版的7卷1期起，仍改为由陈独秀一人主编。1920年9月8卷1期起，被迫迁回上海印行，实际上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小组的机关刊物。1921年10月出至9卷6期后停刊，1923年6月重新出版《新青年》季刊，已是纯政治性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瞿秋白主编，4期后停出。1925年4月改为不定期刊，共出5期，1926年7月最后停办。
《新青年》刊行于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末尾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的重要历史转折时期。它以激进的态度，投入了五四运动前后反对封建文化思想和传统的革命潮流，成为“五四”思想革命和
钱玄同文学革命的重要阵地，《新青年》创刊号发表具有发刊词性质的《敬告青年》一文，向青年提出了“自主的而非奴隶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六项希望，已经包含了以“民主”和“科学”两大思想为武器反对封建思想主张的萌芽。在“五四”运动前后，以鼓吹民主、科学，提倡新文学为主要内容，曾刊载鲁迅的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孔乙己》 、《药》 ，李大钊的论文《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主义的胜利》，陈独秀的论文《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等。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反对封建伦理道德、呼唤人性的觉醒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该杂志先后发表了陈独秀的《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驳康有为共和平议》、《复辟与尊孔》，李大钊的《青春》，吴虞的《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吃人与礼教》，鲁迅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我之节烈观》及其他随感录，阐明了袁世凯、康有为等人鼓吹儒家孔教思想和复辟君主制度之间的联系，对于封建家族制度和伦理道德的吃人本质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新青年》发表文章讨论孔教问题、道德问题、妇女问题、婚姻问题、个性解放问题，批判了上海《灵学丛志》宣扬的迷信鬼神的无知妄说。在反对封建思想文化的斗争中，《新青年》第一次在进步的中国思想界自觉地举起了民主和科学、即德先生和赛先生两大旗帜，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鲁迅说:“凡是关心现代中国文学的人，谁都知道《新青年》是提倡‘文学改良’，后来更进一步而号召‘文学革命’的发难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新青年》原为综合性的评论刊物，创作并不怎么着重，除介绍一些欧洲现实主义及其他流派作家作品之外，刊登的小说及诗都还是文言的。1917年初，先后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 ，正式揭起了“文学革命”的旗帜。1918年初出版的第4卷第1期《新青年》刊登了胡适、沈尹默、刘半农的新诗创作。接着于1918年5月第4卷第5期杂志全部改为白话，《新青年》成为当时第一个全部用白话文宣传新思潮的刊物。这一期上发表了鲁迅的被视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短篇小说的《狂人日记》 ，充满了对封建社会和家族制度、封建道德传统的批判精神。这篇小说和以后发表的《孔乙己》、《药》、《风波》等的出现，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它标志《新青年》提倡的文学革命已经突破了单纯理论的倡导而走上了创作实践的道路。此后在《新青年》上发表新诗的还有李大钊、陈独秀、鲁迅、周作人、俞平伯、康白情、沈兼士、沈玄庐、汪静之、陈衡哲、陈建雷等人。发表小说的除鲁迅之外，还有陈衡哲。《新青年》进行过关于旧剧问题的讨论，并发表了最早的话剧创作《终身大事》(胡适作)。刊物还开辟“随感录”一栏，专门刊登时评及针砭旧思想旧文化的短文随笔，鲁迅在这里发表了许多短文，成为杂文这一独特的文学形式的滥觞。 [1]
《新青年》-思想倾向
李大钊《新青年》坚持“世界的而非锁国的”的原则，对于外国文学的各种流派和作家采取了开闳的态度，它先后译介了俄国的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安特莱夫、索洛古勃、库普林、阿尔志跋绥夫，波兰的显克维奇，瑞典的斯特林堡，法国的莫泊桑，英国的王尔德、格里高里夫人，印度的泰戈尔，日本的武者小路实笃等人的创作。第4卷第 6期(1918年6月15日)办了“易卜生号”。该刊还译介了苏联高尔基、卢那察尔斯基的文学论文。此外还发表了陈独秀、周作人、陶履恭、胡适、沈雁冰介绍西方文学流派和作家的论文多篇。这些译介，对于借鉴外国文学，推进文学革命和新文学创作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为了保卫和推进文学革命，《新青年》还进行了反对封建复古派文人及其他封建文学潮流的斗争。这主要包括对以刘师培、林琴南为代表的“文选派”和“桐城派”封建复古势力反对白话文维护文言文、反对新道德维护旧道德的斗争；对腐朽无聊的黑幕派文学和鸳鸯蝴蝶派文学的斗争；对诋毁革命文学的上海美术界守旧派人物的斗争。刘半农的《答王敬轩书》、鲁迅的《随感录五十七.现在的屠杀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钱玄同的一些通信等，都是《新青年》在这一斗争中发表的战斗文字。1919年 1月发表的由陈独秀执笔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回答了整个封建势力对于思想和文学革命的各种非难，实际上可以看做是《新青年》杂志同人在这场斗争中最有代表性的宣言。
1915年到1918年以前的《新青年》杂志的思想倾向，基本上属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1918年以后，由于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知识界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新青年》营垒的组成，变为由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激进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组成的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所主持。1918年10月，李大钊在《新青年》5卷5号上发表了《Bolshevlsm的胜利》、《庶民的胜利》等文章，较早地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新青年》革命色彩更为明显，逐渐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李大钊负责编辑的6卷5号，办成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专号”。1919至1921年上半年，《新青年》发表有关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和工人运动的论文和译介文章130余篇，与此同时，胡适等人在杂志上大量宣扬“实用主义”等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并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接着，1920年末胡适写信给陈独秀，提出《新青年》差不多成为美国《苏俄》杂志的汉译本的批评，主张公开“声明不谈政治”。这些意见受到了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的反对，未能付诸实践，1920年9月8卷1号起，《新青年》迁至上海，实际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小组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随着新文化统一战线的分化，《新青年》杂志于1922年 7月，出至9卷6号停刊。 以后复出《新青年》季刊、不定期刊，已是完全政治性的刊物，至1926年7月停刊。
《新青年》-重要文章
刘半农1917年1月1日2卷5号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 推广白话文，以打破旧思想（如儒家思想）及推动文学改革为目标。
1918年5月15日4卷5号鲁迅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 。
1918年10月5卷5号李大钊发表《庶民的胜利》、 《布尔什维克的胜利》等文章，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
1919年第6卷第1号陈独秀发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 ，提出“本志同志本来无罪，只因拥护那德谟克拉西（民主）和塞因斯（科学）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大罪的。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第一次将科学与民主称为“赛先生”与“德先生”。
《新青年》-社会影响
《新青年》杂志是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宣传民主与科学，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受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新青年》在后期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 许多高级共产党员（如毛泽东）都受到过《新青年》的影响。
《新青年》在五四时期代表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对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的影响巨大而久远。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的各种政治思潮差不多都是在五四前后通过《新青年》传入或兴起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的一些著名人物，都是在1919年前后登上政治历史舞台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许多革命运动，追根溯源，也都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发端的；中国人的现代化意识、精神文化都是在1919年前后发生急剧变化的。当代中国的物质文明，特别是精神文明建设，几乎是在实践和完成五四先驱的未竟之业。五四精神在一定意义上塑造了现代中国，也影响着当代中国。可以说，《新青年》杂志在中国现代社会转型中起着重要的精神桥梁作用。
鲁迅《新青年》杂志创刊的时代，正值辛亥革命失败之后，中国文化正由以封建专制为主体的旧文化向以近代民主政治为主体的新文化转型。《新青年》杂志激励现代中国实现由封建文化到包含现代科技、现代教育、现代文艺、现代传媒在内的现代文化的重大转型，推进了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并为其他方面的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崇尚科学，提倡创新意识是《新青年》编辑群体的重要思想观念之一。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文章认为，“文明进化之社会，其学说之兴废，恒时时视其社会之生活状态为变迁。”（注：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新青年》第2卷第4号。）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既不要被古代的先贤“所拘囚”，也不要被近代的圣人“所支配”。要发扬《新青年》倡导的民族创新精神，提倡的学术开放意识，“一勿尊圣，二勿尊古，三勿尊国”。广采博纳，吸取其精华，营造现代化建设的良好时代氛围。
《新青年》推进了思想解放和人们观念现代转型的进程。李大钊认为，中国封建文化中那种安于现状，因循依赖，空想虚玄，寻求世外解脱的种种观念，愈来愈与社会的进步不相容，应该学习西方先进文化中的创新竟智，崇尚科学，重视现实，讲求实效等与现代化相适应的新观念。陈独秀则认为，民主、科学是现代社会前进的两大机轴，应摈弃旧的落后的官本位文化观念，树立振兴实业的现代意识。《新青年》倡导的现代化意识激励着先进的中国人通过以民主、科学和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的伟大思想解放运动，实现了由封建思想统治到以马克思主义为主流的现代思想的重大飞跃。《新青年》和五四精神给我们的启示就是，不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不断更新与飞速发展的社会现实不相适应的思想观念，走自己的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新青年》倡导的民主、科学精神和广泛传播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和激励中国人民经过长期奋斗，实现了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到民族独立和现代民主的重大历史嬗变，推进了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历史进程。《新青年》倡导的进取意识、竞争意识和赶超精神，促进和加速了现代中国社会的转型。陈独秀呼吁“当急起直追”（注：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李大钊则指出，“正如人家已达壮年，我们尚在幼稚；人家已走远了几千万里，我们尚在初步。在这种形势之下，要想存立，适应这种共同生活，恐非取兼程并力社会共管的组织，不能有成。”（注：李大钊：《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李大钊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7页。）李大钊、李达等主张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来缩短中国与西方先进工业国家的差距。
《新青年》对现代中国社会的转型有着多方位、多层次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现代、当代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和自然生态环境等方面的现代化进程中，都曾在不同程度上蒙受和正在继续蒙受《新青年》杂志的鼓舞和鼓励。《新青年》描述的“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是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注：《新青年宣言》，《新青年》第7卷第1号。）这样一个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的转型已经基本实现。在新的社会基础上觉醒，不断解放思想，深刻领悟五四时期先进中国人确立的救亡、启蒙、科学、民主、社会主义等时代主题的当今意蕴，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2]
《新青年》-领导人物
《新青年》陈独秀（1879～1942），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原名庆同，字仲甫。生于1879年10月 9日，1942年5月27日卒于四川江津。安徽怀宁（今安庆）人。早年参加县试、乡试，由于认识到科举制度的腐败，一度拥护戊戌变法。1901年以后，三次留学日本。与张继、苏曼殊等组织革命团体青年会。1903年参加拒俄运动，旋又襄助章士钊主编报纸，宣传排满革命思想。1904年创办《安徽俗话报》，传播爱国民主思想和科学知识。1905年在安徽与柏文蔚等组织岳王会，联络大批革命志士，为同盟会在安徽的发展打下基础。武昌起义前后，在杭州活动，曾起草革命檄文多篇。旋回安徽，先后任孙毓筠、柏文蔚都督府秘书长，大力改革官僚政治。失败后，又追随柏文蔚讨伐袁世凯，遭挫折，逃亡上海，继续探求救国救民道路。1915年创办《青年》（后改名为《新青年》）杂志，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猛烈抨击儒家伦理道德、旧文学和旧教育，掀起中国近代思想启蒙运动。这既弥补了辛亥革命的理论不足，又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开拓了道路。1917年1月，到北大任文科学长，推行课程改革，以白话文教学。1918年12月，与李大钊等创办《每周评论》，评点时事，主张公理，反对强权。《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宣传和教育，为五四运动准备了思想和干部条件。1919年五四运动后，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5月，在上海会见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开始发起组建中国共产党的准备工作。
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一大上，陈独秀当选为中央局书记。此后，在中共二大、三大上均当选为中央委员长，在四大、五大上当选为中央总书记。1922年8月，在杭州召开的中共中央特别会议上接受共产国际决定，由反对国共合作转为拥护国共合作，旋即加入中国国民党，参加国民党的改组工作。1925年领导五卅运动。10月，鉴于国民党右派猖狂反共，在中共中央四届二次会议上，主张中共退出国民党，被共产国际否决，遂在主持中央工作中推行退而不出、办而不包的方针，在一系列事件上向蒋介石退让。1927年3月，参与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并取得胜利。4月5日，就所传蒋介石要袭击工人武装事，与汪精卫交涉，并与汪发表联合宣言，称国民党“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麻痹了人民对蒋介石反共阴谋的警惕性。翌日赴汉，反对武汉地区工农运动“过火”行为。7月辞总书记职。9月秘密返回上海。11月致函中共中央，建议工农运动应偏重经济斗争，不可存“以暴动取得政权”的幻想，遭中央驳斥。1929年，在中东路事件中，反对作“拥护苏联”的说教式宣传，被中央拒绝。
沈尹默 从1929年5月开始，陈独秀与彭述之等接触到托洛茨基主义的文件，转向托派，激烈抨击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中推行的路线和党的方针政策。10月，中共中央曾对他提出警告，他仍坚持己见，同年11月被开除出党。1931年5月初，托陈取消派与莫斯科归国留学生托派小组织举行统一大会，成立“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在上海设中央机构，陈独秀任总书记，并发行刊物《火花》。
1932年，在上海淞沪抗战中，以托派中央名义支持抗战，谴责蒋介石卖国独裁，并向中共中央提议联合领导反日运动。1932年10月被国民政府逮捕，1937年8月出狱。拥护国民党领导抗日，拥护国共合作，与坚持打倒国民党、反对国共合作的托派中央决裂，并一度在武汉独立进行政治活动，联络民主人士和抗日军队，企图组织“不拥国、不阿共”的第三势力。1938年，被王明、康生诬陷为日本间谍，从此与中共彻底决裂，并撰文抨击中共执行的农村游击战争的抗日路线。7月入川，晚年贫病交加，仍不断撰文谴责I.V.斯大林肃反扩大化，彻底否定无产阶级专政，赞扬英美议会民主制度，表示要彻底推翻“我辈以前的见解”，认为V.I.列宁、L.D.托洛茨基的理论，不适用于中国、俄国和西欧。著作编为《独秀文存》、《陈独秀文章选编》等。 [3]
新文化运动主导人物及重要期刊展开收起新文化运动是指20世纪初反对封建文化的思想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为学术界一种革新运动。1919年5月4日前夕，陈独秀在其主编的《新青年》刊载文章，提倡民主与科学，批判中国文化，并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一方面，以胡适为代表的温和派，则反对马克思主义，支持白话文运动，主张以实用主义代替儒家学说，即为新文化运动滥觞。在这一时期，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人物，这一运动并成为五四运动的先导。
《新青年》150001哈尔滨南岗区阿什河街11号 胡蕊、陈大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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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剧以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为贯穿，展现了从新文化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讲述觉醒年代的百态人生。该剧以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从相识、相知到分手，走上不同人生道路的传奇故事为基本叙事线，以毛泽东、陈延年、陈乔年、邓中夏、赵世炎等革命青年追求真理的坎坷经历为辅助线，艺术地再现了一批名冠中华的文化大师和一群理想飞扬的热血青年演绎出的一段充满激情、燃烧理想的澎湃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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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第2卷改名《新青年》）。1917年1月编辑部迁北京。五四运动爆发后休刊半年。1919年10月前后编辑部迁返上海，陈独秀复任主撰。自1920年9月1日第8卷起，《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刊物，1922年7月出至第9卷第2号后休刊。 1923年6月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理论性机关刊物，改为季刊，迁广州出版，由瞿秋白主编，出刊4期后休刊。1925年4月复刊，出5期，此年7月停刊。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的各种政治思潮差不多都与《新青年》有关。《新青年》在一定意义上塑造了现代中国，也影响着当代中国。《新青年》杂志在中国现代社会文化形态转型中起着重要的桥梁作用。
一、《新青年》与现代文化载体转型
在《新青年》的倡导之下，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冲击着中国文言文的正统地位。
长期以来，在正统封建文人眼里，只有诗、古文、辞赋，才能登文学的大雅之堂；至于白话文学，如小学、戏曲、俚歌等等，都是鄙弃的对象，则被贬斥于文学殿堂之外。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学革命最早萌动于海外。胡适曾在《四十自述》中谈到1916年春中国留美学生中关于白话文的酝酿。这年二三月间，胡适对“中国文学的问题发生了智慧上的变迁”：原来一部中国文学史只是一部工具变迁史——一个文学或语言上的工具替代另一个工具。中国文学史也就是一个文学或语言工具变迁史，一部中国文学史也就是一部活文学逐渐代替死文学的历史。一种文学的活力如何，要看这一文学能否充分利用活的工具去代替已死或垂死的工具。当一个工具逐渐消失或逐渐僵化时，就要换一个工具了。在这种嬗变的过程中去接受一个活的工具，这就叫做“文学革命”。
1917年1月，《新青年》第2卷第5号发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提出了对文学改良的八条建议。接着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发表于《新青年》第2卷第6号。陈独秀的文章言辞激烈、笔锋犀利，为胡适文章推波助澜。与此同时，北京大学古文字教授钱玄同索性提出在中国推广世界语。
《新青年》第3卷第3号、6号，第5卷第2号，第 6卷第1号通信栏中屡次探讨文学革命。1918年底陈望道给《新青年》去信说：中文应该“横行加标点符号”，“诸子却仍纵书中文，使与横书西文错开；圈点与标点杂用，这是东人尾崎红叶（注：尾崎红叶(1867-1903)，日本明治初期小说家。）的遗毒，诸子却有人模仿他，而且前后互异，使浅识者莫名其妙”（注：陈望道：《横行与标点》，《新青年》第6卷第1号。）。钱玄同回信说：“我个人的意见，以为横行必较直行为好，在嵌入西文字句的文章里，尤以改写横行为宜……独秀先生亦极以为然，原拟从本册起改为横行。只因印刷方面发生许多困难的交涉，所以一时尚改不成，将来总是要想法的。”（注：《新青年》第 6卷第1号。）至于标识句读，各人的文笔不完全一致，则各人所用的句读符号亦不必统一，只要大致相向便可以。
《新青年》编辑部规定，从 1918年开始，任何作者“非白话文不用”。1919年12月1日出刊的《新青年》刊登了《本志所用标点符号和行款的说明》，指出“现在从7卷1号起，划一标点符号和行款”（注：《本志所用标点符号和行款的说明》，《新青年》第7卷第1号。）。《新青年》所用标点符号和行款的划一，影响着学界，影响着一代先进的中国人，影响着中国文体的演进。
《新青年》从开展文学革命开始，白话文逐渐成为语言文字交流的主要工具；关于注音字母的探讨，关于新标点符号的探讨和使用，对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产生了巨大的的作用。中国文化的这一历史性的进步，不仅功在当时，而且惠及后人。语言文化作为社会交流的载体，其现代化程度对整个社会乃至整个社会的人的现代化产生巨大的作用。由《新青年》杂志倡导并实行的现代语言载体文化的转型，是中国社会向现代转型的一个部分，同时也为现代中国社会的整体转型奠定了文化基础，注入了巨大的促进力。
二、《新青年》与现代政治文化转型
（一）以民主、科学启开封建蒙昧。
1915年9月《青年杂志》创刊号发表陈独秀的文章《敬告青年》，文中指出：“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两轮焉”（注：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国人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当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注：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针对士、农、工、商、医各类人等“不知科学”，仍然沉湎于地气风水之谈和方士羽流之类的状况，陈独秀提出，要根治这“无常识之思维，无理由之信仰”，唯有科学。科学之效，将使人间之思想行为“唯遵理性，而迷信斩焉，而无知妄作之风息焉。”（注：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他认为科学有无上的权威。凡是合乎科学的东西就拥护，凡不合乎科学的就反对。一事之兴，一物之息，无不以科学定从违，以科学法则作为检验事物存废的标准。可见陈独秀是在反封建意义上提出科学这一概念的。《新青年》提倡的科学，主要指对人对事的科学态度和研究问题处理问题的科学态度与科学方法。陈独秀指出，科学是综合客观现象，诉诸理性加以衡量。可见陈独秀当时所持的还不是唯物主义观点，虽然起着进步作用，但有着很大的历史局限性。五四激进分子，除民主观转变外，科学观也有一个转变到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五四时期大学（北京大学）开“科学概论”课程，对科学发展起了重大作用。科学思潮鼓励人们追求真理，追求正确的东西。在诸多主义、主张的比较选择中，中国先进分子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救国救民的科学真理。
1920年4月，陈独秀在《新青年》第7卷第5号对科学的含义作了进一步的解释，他认为“科学有广狭二义：狭义是指自然科学而言，广义是指社会科学而言。社会科学是拿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用在一切社会人事的学问上，像社会学、伦理学、历史学、法律学、经济学等，凡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说明的都算是科学；这乃是科学的最大的效用。”（注：《新青年》第7卷第5号。）
《新青年》季刊宣言（1923年6月）提出用科学方法研究社会科学，指导革命运动。作为“科学”思想发展的一重要步骤，即用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指导革命运动。该刊第1期刊发的《新青年之新宣言》（注：《新青年之新宣言》无作者，史学界一般认为是瞿秋白所写。当时瞿秋白刚回国，担任了《新青年》主编。）继承科学和民主思想，提出要力除宗法主义、笼统头脑、反对科学、迷信、资产阶级市侩主义、琐屑的应付、错误理会科学、浪漫主义等“障碍”，明确批评了实验主义（琐屑的应付），指出实用主义在政治上、科学上的反动性，认为现代社会已具备社会科学发展的物质基础，由社会科学加以考察，指导革命。无产阶级应严格用科学方法研究一切，以科学治学，在根本上考察、综观现象，找出规律，求得解决。这比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提出的科学思想前进了一步。
关于“人权”，《青年杂志》指出：“人权平等之说兴，奴隶之名非血气所能忍受。世称近代欧洲历史为‘解放历史’——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动，求男权之解放也。解放之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注：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就个人而言，不仅要获得政治、经济上的权利，而且要获得人格独立、个性解放，强调“人心”的觉醒，做一个自主自由的人。就国家而言，就是推翻君主专制统治，建立自由平等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到1919年《新青年》第6卷第1号发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提出 “本志同志本来无罪，只因拥护那德谟克拉西和塞因斯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大罪的。”（注：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青年杂志》第6卷第1 号。）“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注：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青年杂志》第6卷第1号。）此时，陈独秀的“人权”口号发展成为“民主”的口号（注：刘景全：《中国现代文化选择之重大转折》，《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2期。）。
《新青年》拥护的民主和科学两位先生，对中国政治文化向现代转型起了启开蒙昧的开山之工。那么《新青年》对西方政治学说的传播和对中西政治、国家观的差异的比较，更对中国政治文化向现代转型起了构筑蓝图和发轫作用。
（二）传播西方政治、国家学说，引发政治革新。
陈独秀认为，近代欧美各国总趋势是，由专制政治趋于自由政治；由个人政治，趋于国民政治；由官僚政治，趋于自治政治。中国要生存于世界，必须抛弃千年沿袭下来的官僚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使人民“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
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文章说，古之人希冀圣君贤相施行仁政，今之人希冀伟人大老建设共和宪政。欧美各国的共和立宪出于多数人利益，中国的共和立宪“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与自动，皆伪共和也，伪立宪也，政治之装饰品也，与欧美各国之共和立宪绝非一物。”（注：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第 1卷第6号。）陈独秀《再质问〈东方杂志〉记者》一文认为，中国古代“民为邦本”是封建的家天下，人民是君主的财产；而近代民主含义是平民为国家的主人。专制政体与民主政体水火不相容。陈独秀感叹：中国人真心知道共和是什么的不多，满脑子帝制思想的人却很多。“国家者，乃人民集合之团体，辑内御外，以拥护人民之福利，非执政之私产也。”（注：陈独秀：《今日之教育方针》，《青年杂志》笫1卷第2号。）
陈独秀认为，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法制建立在不同的基础上。欧洲法制之精神，无不以平等人权为基础。而中国传统则是等级分明，法律面前尊卑有别。
西方近代依法治国，中国历史上基本是“人治”国家，这种观念影响到社会每个角落。圣人之教、君主之言便是法律。西洋民族以法治为本位，东洋民族以感情为本位。“商业往还，对法信用者多，对人信用者寡；些微授受，恒依法立据。浅见者每讥其俗薄而不惮烦也。父子昆季之间，称贷责偿，锱铢必较，违之者不惜诉诸法律；亲戚交游，更无以感情违法损利之事。”（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中国习惯，“交游称贷，视为当然，其偿也无期，其质也无物，惟以感情为条件而已。”（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就是说西方民族依法治国，社会各个领域的经济往来皆依法立据，类似经济公证，乃至弟兄父子间也是如此。陈独秀认为西方依法行事优于中国的以感情为重。“伪饰虚文，任用感情”，并非风俗淳厚的表现。“其实施之者多外饰厚情，内恒愤忌。以君子始，以小人终”（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西洋民族以法治为重，未尝无刻薄寡恩之嫌，然而实行的结果是“社会各人，不相依赖，人自为战，以独立之生计，成独立之人格，各守分际，不相侵渔。以小人始，以君子终，社会经济亦因以厘然有叙。”（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陈独秀对西方依法处理经济往来十分赞赏，批评旧中国以情代法，弊端之多，大害国家，小害家庭、个人。
通过对政治思想、国家观、法治观念的比较，《新青年》无情地鞭挞了中国政治上专制独裁，君主专政，臣民把希望寄托于明君圣主，社会生活从感情出发不讲法治等恶俗，启蒙国人学习西方，建设民主政治，在平等人权精神上立法，实行法治，抛弃“人治”。
（三）《新青年》传播马克思主义，使现代中国政治文化的转型和社会转型，找到了一条革命的途径。
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1919年5月，李大钊为《新青年》主编“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这一期《新青年》为第6卷第5号，刊首标明为 1919年5月，由于出版拖延，据考证出刊时间当在1919年的9月份，但该期发表的一些文章的写成时间早于1919年5月。该期刊登了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等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马克思主义逐步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成立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组织基础。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领导中国人民经过28年的流血奋斗，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由此实现了从《新青年》开始的中国政治文化飞跃性的现代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