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启汉（1898年3月28日－1927年4月），又名李森，乳名志生，字仙槎。湖南江华（今江华瑶族自治县）码市镇朝阳村人。中国共产党早期工人运动的开拓者之一，被当时的《中国工人》杂志誉为：“无产阶级的先锋，劳动运动的健将。”五四运动时期他积极参加湖南爱国运动，接着又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驱张运动。1920年在上海参加共产党组织和社会主义青年团。李启汉是中共早期著名的工运领导人，在短暂的革命生涯中，他曾三次被捕，两入牢狱，最终为革命事业牺牲，被邓中夏称为中共历史上“坐狱最早最苦的同志”。1898年3月28日生于湖南省江华县（今江华瑶族自治县）码市镇朝阳村一个农民家庭，乳名志生，字仙槎。1917年转入长沙岳云中学读书。 李启汉生平简介 五四运动期间，积极参加毛泽东发起的驱逐湖南督军张敬尧运动，1919年10月，随毛泽东北上赴京请愿。 1920年8月，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为最早一批团员，不久参加中国共产党发起组，还参加外国语学社学习，和俞秀松等组建全国性的社会主义青年团。1920年秋，在沪创办劳动补习学校，筹组纺织工会，1921年7月，参与领导上海英美烟厂工人大罢工，罢工取得胜利，成立上海烟草工会。8月，参加创办上海第一工人补习学校，培养工人运动骨干。8月11日，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任干事，兼《劳动周报》编辑。1922年1月，参与发起成立香港海员罢工后援会，支援香港海员大罢工。30日，遭巡捕拘捕，后经党组织营救获释。3月中旬，帮助浦东日华纱厂工人成立浦东纺织工会。支持上海邮局的罢工斗争，与罢工工人一起起草、散发工会章程和罢工传单。罢工取得一定胜利后，成立上海邮务友谊会。6月，租界巡捕房以“发起要挟增加工资，唆使邮差罢工，扰乱秩序”的罪名将李逮捕，判刑3个月。刑满交华界军阀官厅，关进龙华军事监狱。经多方营救，至10月出狱。 1925年5月，李启汉赴广州参与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的筹备工作，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兼组织部长。6月，省港大罢工爆发，参与领导，任罢工委员会干事局局长、党团副书记。1926年5月，在广州参加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会上，当选为执行委员兼组织部长。 1927年2月，任全国总工会广州办事处主任，中共省港罢工委员会书记。4月15日，广州继上海发生反革命叛变，遭逮捕，被秘密杀害。 赵金龙 (1779-1832）清末楚粤瑶族人民起义领袖。瑶族，江华锦田乡（今码市）人。道光十一年（1831）十一月，为反抗官役和汉族地主的暴虐，他招聚广东和湖南常宁等地瑶族群众六七百人，以赛神为名，在江华锦田起义，杀会党、官役20余人，攻占两河口地区，并改道光十一年为“金龙元年”。次年正月，击败前来“讨捕”的官军，乘胜进击蓝山、宁远边境，队伍发展达二三千人。接着，又在池塘圩大败清军，击毙提督海凌阿，声势大振，起义军迅速发展到万多人。此后，赵率义军克新田县城，杀死知县王鼎铭，清军损伤惨重。道光皇帝亲令总督卢坤、湖北提督罗思举，将起义军诱至山外分兵围剿。四月，清大军步步进逼，在常宁洋泉镇“掷火弹击毙（义军）千余人”，金龙突围中弹，壮烈牺牲。赵金龙是江华锦田（今江华码市）地区瑶民，他为人正直，刚正不阿，爱替人打抱不平，在瑶族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道光十一年（1831），清政府下令“山田升科”。“山田升科”就是提高赋税，并将瑶族所居山区过去不需纳税的一些土地，也全部改成纳税，从而激起了瑶族人民的强烈反抗。于是瑶民推赵金龙为首领，准备举行武装起义。道光十一年（1831）腊月二十九日，赵金龙自称“大朝王”，身穿绣有“金龙王”三字的黄袍团挂服，手持大刀，高呼“打到北京去，杀死道光帝”的口号，沿途张贴“义军不扰百姓，专杀官吏”的标语，是年被定为“金龙”元年。后来在与清军海凌河、马韬会战中，赵金龙注重战略战术，在蓝山的祠堂圩击毙清军二将，这就是瑶民中经常称道的“金龙出大洞，海马归祠堂”的神奇战役。有诗为证： 萌渚山前碧玉流，瑶家世代泪难收。 金龙一怒南大倾，海马池塘不可泅。 码市，古称码头铺，历来商贾云集，贸易繁荣，历史悠久，文化独特，是神州瑶都最具文化气息的乡镇之一，素有“小南京”之美称，被誉为“千里瑶乡第一镇”。一是民族特色鲜明。码市镇是一个瑶汉杂居之地，各地客商迁居于此,各种不同文化在此交融，形成了码市与众不同的民族文化。农历正月十五载歌载舞、鞭炮齐鸣、热闹非凡的“火烧龙狮”活动已经成为了码市文化的象征，已成功申报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码市街的“地故事”、咸佳村的“耍春牛”、竹市村的“调犀牛”、过山瑶的长鼓舞和瑶歌、平地瑶的“寨上歌”等等均具有独特的民族特色。二是美食文化闻名。码市腐乳供不应求，山珍野味应有尽有，“瑶家腊肉”、“荷叶米粉肉”、“瑶家十八酿”、“码市米饺”、“码市卷筒”、“码市包虾”、“码市山螺”、米豆腐、腌菜、泡菜、干菜等色美味佳，久负盛名。三是历史名人辈出。码市是清朝农民起义领袖赵金龙、清朝“中兴将帅”、抗法英雄王德榜等历史名人的故里，更是中共早期党员、党团创始人、工人运动领袖李启汉同志的家乡，名人故居等历史文化遗址众多，古村城堡保存完好，为码市旅游增加了厚重的历史内涵，也为发展红色旅游打下了坚实基础。码市镇党委政府正在深入挖掘和加快整合民族文化，利用节庆效应，以元宵节“火烧龙狮”为主题，举办码市民族民间文化旅游节，吸引省内外游客前来观光，亲身体会瑶族风情和秀美山水。俗话说：“民族的才是世界的”，码市镇党委政府正以实际行动向世人展示自己独特的魅力。 湖南省江华大龙山省级森林公园地处湖南最南端的江华县，交通区位优势明显，地处湘粤桂三省边界，与湖南长沙、广东广州、广西桂林三大城市均在300km 半径之内，距长沙520km，广州414km，桂林234km，连州市78km 。G207 国道纵贯南北，S326 省道横穿东西，洛湛铁路贯穿县境，县城沱江至广州、梧州、桂林、长沙半日可达，经梧州港去香港、澳门只需10 余小时，零陵机场是江华最近的机场，长沙—永州、长沙—永州—海口两条航线早已开通，道贺高速、二广高速、厦蓉高速已建成开通，对外交通便捷。森林公园内部交通已全面改善，通乡公路已实现了水泥硬化或油化，村级公路的水泥硬化已达80%以上。公园内部景区都有直达公路，全部水泥硬化公路正在建设中。整个公园以铁路、出省跨县高速公路为主骨架，县道、乡村公路为脉络，内外通达，上下通畅的交通网络体系。 该公园是以森林资源为主体，以保护自然生态为主要功能，以“自然”、“古朴”、“野趣”为特色，可供游览、科考、休闲和康体健身的综合性森林公园。在公园的高山密林中，有许多形象奇特的山石，如插旗石、麒麟石、莲花石、情侣石，其形状千姿百态，似人、似兽、似物，栩栩如生。这些石头分布在公园各处，以其安静的美点缀着园区，更加彰显出园区的自然和野趣。 江华大龙山省级森林公园位于湖南省的最南端。大龙山主峰位于江华国有林场码市分场与广东连州市、连南县和连山县、广西贺州市的分界线上，最高海拔1577 米，系五岭山脉萌渚岭山北段，全脉上1500 米以上的山峰有4 座，1000 米以上的山峰有70座，山体呈东北—西南走向，在江华县境内面积2210.7hm2。大龙山省级森林公园规划总面积：2369.8hm2，其中有林地和灌木林地面积占2180.2hm2，森林覆盖率92% ，森林蓄积量311765 立方米，用材林总面积为2093.5hm2，占森林面积的96.03%，主要用材林是杉木、马尾松、阔叶林，杉木林面积1003.3hm2，马尾松面积561.5 hm2，天然阔叶林面积442 hm2，其他树种86.7 hm2。羊岩水库大龙山境内被称为“南岭千岛湖”的黄石水库。库区群山环抱，是典型的高山湖泊，湖里有大小岛屿50 多个，湖水清澈，环山绕水，岛上的古森林与清澈的湖水相映，因湖水深浅不一，加上四时的山野繁花交替盛开，湖水呈现出翠绿、紫蓝、橙黄、暗红种种色彩，就像天上的五色云霞，在明媚的阳光下，更显灿烂秀美，微风拂过，水面波光粼粼，色彩斑斓，真是瑶池仙界，雨雾天气，湖上烟雨空朦，白雾缭绕，又像是仙界天堂。 码市镇大力实施“旅游兴镇”战略，制定了旅游业总体规划方案和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进一步加大对景区的投入力度，旅游业发展驶入快车道。码市镇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优美的生态环境、深厚的历史底蕴、独特的瑶族风情和文化气息。码市镇大力实施“旅游兴镇”战略，做好旅游业总体规划方案、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同时进一步加大对景区的投入力度，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设施的建设。全镇投入400余万元新建街道2000米，投入600万元新建自来水厂，继续完善供水管网，投入了100余万元进行路灯改造。新城区已初具规模，城区面积扩大至4平方公里，结合镇区“五水”交界的特点，突出建设沿河瑶族特色民居风光带，完成了园林绿化、河道整治、水系整理、旅游接待中心等项目建设。致力于旅游资源保护，大力发掘民间文化，注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火烧龙狮”已成功申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耍春牛”等多种民俗表演项目已列为市、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2年，该镇成功举办了第二届民族民间文化旅游节，吸引了近万名省内外游客亲身体验瑶族风情。同时，借助古镇独特的建筑艺术、珍贵的革命历史、绮丽的山水风光以及码市色味俱全的土特产，精心打造“千里瑶山第一镇”这一旅游名片。目前，已经启动的全省最大的水利工程涔天河水库扩建项目为码市镇增添了新的旅游元素，码市正处于水库水淹区之源，是江华县发展库区生态旅游、民族特色旅游的重要接待地和中转站，是吸纳粤港旅游人士的第一站。在崇尚健康、舒适、休闲生活态度的今天，空气清新、冬暖夏凉、景色秀丽的码市已成为粤港最为理想的生态旅游目的地之一。该镇自2000年被列为湖南省50个重点建设小城镇以来，先后获得了“湖南省文明村镇”、“湖南省环境优美乡镇”等荣誉称号。
节[节，读音作jié(ㄐㄧㄝˊ)]
第一个渊源：源于风姓，出自古帝伏羲氏之后，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
据中国民间传说，自伏羲之后，大庭氏王才有天下。
伏羲之后，分衍有柏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连氏、赫胥氏、尊节氏、祝融氏、混沌氏、昊英氏、有巢氏、葛天氏、阴康氏、朱襄氏、无怀氏、燧人氏，皆袭谥庖牺氏(即伏羲)之号。
其尊节氏之后有节氏后裔，是为非常古早的姓氏之一。
第二个渊源：源于姜姓，出自古炎帝神农氏之后，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 在史籍《帝王世纪》中，较详细地记述了炎帝的诞生神话：“炎帝，神农氏，姜姓也。母曰任姒，有娇氏之女，名女登，为少典妃。游于华阳，有神龙，首感女登于常羊，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因以姓焉。有圣德。以火德王，故号炎帝。初都陈(今河南淮阳)，又徙鲁(今山东曲阜)。又曰魁隗氏，又曰连山氏，又曰列山氏。”
炎帝号为神农，“教民耕稼、蜡祭、医药、交易之事，开万世衣食相生相养之原。”后人称颂神农，“其功如天”，“盛德不孤，万世同仁”。商周之际的大贤人伯夷、叔齐兄弟曾经哀歌：“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兮？”东汉张衡作《东京赋》慨称：“仰不睹炎帝、帝魁之美”。晋陶渊明在《饮酒》诗中有“羲、农去我久，举世叹复真”的惋惜；他在《感士不遇赋》中更有“士之不遇，已不在炎帝、帝魁之世”的怨慨。可知炎帝时代曾令众多士人向往。《尸子》解释神农之神为：“神农氏治天下，欲雨则雨。五日为行雨，旬为谷雨，旬五日为时雨。正四时之制，万物咸利，故为之神。” 周武王灭殷纣之后，“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今安徽亳州市)”，代表当时人们对炎帝功业的纪念和褒扬。 炎帝的世系，据《礼记·祭法》疏引《春秋命历序》曰：“炎帝传八世，合五百二十岁。”八世所传，《易·系辞》疏引《帝王世系》载：“神农氏在位一百二十年而崩。纳奔水氏女曰听泼，生帝临魁；次帝承，次帝明，次帝直，次帝厘，次帝哀，次帝榆罔。凡八代，及轩辕氏。” 据史籍《万姓统谱》记载：“炎帝神农氏，姜姓，生于厉山，长于姜水，因以为姓氏。继无怀氏位，承太昊木德，以火德王，故曰炎帝。都鲁。在位一百四十年。” 在史籍《吕氏春秋·慎势览》中称，“神农氏十七世有天下”，可能比较接近史实。如此，则上述所传八世，可能只是其中较著名而有影响者。 《万姓统谱》所载世系与《帝王世系》相同，但注明“已上七代，袭神农氏之号，三百六年，至榆罔失政，诸侯相伐，黄帝征之，天下咸归焉。” 据史籍《汉书·律历志》记载：神农氏“号炎帝”，“又曰魁隗氏，又曰连山氏，又曰烈山氏”。 神农氏：部族首领称炎帝，姜姓，羊图腾。是农业和医药的发明者。其著名后裔有蚩尤氏、烈(厉)山氏、共工氏、四岳氏等。 蚩尤氏：炎帝之后(一日先仕于炎帝)，出自羊水，仕于黄帝。为主金之官，默观神农世衰，潜铸金类，以为利器，举兵逐榆罔(炎帝裔)，自号炎帝。后作兵伐黄帝，并曾请风伯雨师助战，终为黄帝击败于涿鹿之野，被杀。他是战神和兵器之神，而兵器的发明乃源自农具和其他生产工具。 共工氏：亦名共攻氏，炎帝后裔。性格暴戾，易于为非。相传因与颛顼争强为帝，曾与东夷族大战，不胜，而怒触不周之山，致使天倾地陷，造成人间大灾难。 烈山氏：又叫厉山氏，其首领为烈山或柱。 史籍《国语·鲁语上》中记载：“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植百谷百蔬。”在史籍《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中记载：“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而在史籍《礼记·祭法》中则称：“厉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农，能植百谷。”一般认为烈山氏为炎帝后裔，仍为农神、谷神。烈山，本是烧山垦田之意。 炎帝神农氏，名石年，传说在位一百四十年(公元前3216～前3077年)，一说在位一百二十年，逝世后葬湖南茶陵(今酃县塘田乡鹿原陂，又名炎陵山、皇山)。 第二世，临魁，炎帝长子，在位八十年(公元前3076～前2997年)。 第三世，帝承，在位六十年(公元前2996～前2937年)。 第四世，帝明，在位四十九年(公元前2936一前2888年)。 第五世，帝直，在位四十五年(公元前2887一前2843年)。 第六世，帝来(厘)，在位四十八年(公元前2842～前2795年)。 第七世，帝哀(裹)，在位四十二年(公元前2794一前2753年)。
帝哀之后为节茎，节茎不愿为帝。节茎有三子，为节氏、戏氏、克氏。节氏和戏氏也不愿为帝，由克，即榆罔即位。 第八世，榆罔，名克，居长，在位五十五年；因德不及其弟轩辕，故让位。 轩辕即黄帝，姬姓有熊氏，从此帝系转入姬姓。 神农氏后裔繁衍发展，支族甚多。在商、周时期，分建很多国家(方国)。传说神农姓姜名轨，一名石年。神农之子，有神氏、农氏、列氏、厉氏和柱等。厉氏分衍出丽氏和赖氏。 节茎之后，有节氏、戏氏、克氏三支。克传帝榆罔(参卢)，其后衍生榆氏、露、赤狄和白狄；戏传器和小帝。 器的后裔为钜、伯陵、祝庸三支。 钜之后有封氏、钜氏、封父、富父氏。 伯陵生蜂氏和逢氏，逢生殳氏、延氏和鼓氏，鼓生灵契氏，灵契生氐氏。 祝庸氏胄胤更加发达：祝庸生术嚣，术嚣生条、勾龙(即后土)；勾龙平水土有功，后人纪念，尊为社神；勾龙之后有勾氏、勾龙氏、共工氏、信氏、垂氏；共工氏衍生共氏、龚氏；信生夸父；垂生噎鸣(即伯夷)。 伯夷之后为太岳氏、骀氏、怡氏；太岳即四岳，其后裔于商、周时期受分封，于是有了吕氏、申氏、隋氏、淳氏、向氏、薄氏、甘氏、州氏、文叔氏、岳氏、先龙氏等。
节茎的后裔节氏，就是今节氏的始祖，世居北海。在西周至战国时期，其活动范围主要在今山东省潍坊、博山、烟台地区。
今山东省的潍坊安丘市，河北省的故城县，河北任县大宋村等地，河北省清河县刘唐口村、渡口驿村、鲁庄、杨儒林村等地，河南泌阳县，内蒙古，福建，广东，东北等地均有节氏族人分布。
节振国：(公元1910～1940年)，山东武城刘堂村人(今河北故城)。著名抗日英烈。
节振国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年幼时，家乡闹灾荒，民不聊生，节振国随父亲逃到河北唐山赵各庄。长大后，他十四岁起在开滦煤矿赵各庄煤矿当了井下工人。 节振国在井下干了十年。他和其他矿工，受尽英帝国主义资本家的残酷剥削。井下不断发生事故，工人的生命没有保障。当时英资本家规定，井下工作死一条骡子赔偿六十元，而死一个工人只给二十元。 工人们无法忍受非人的待遇，1938年3月，开滦煤矿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节振国也参加了罢工运动，由于他精通武术，被推举为赵各庄矿工人纠察队队长。不久，日寇侵占了开滦煤矿，井下工人夏连凤被捕叛变，密告日寇节振国与共产党有来往。日寇宪兵和伪警察直奔赵各庄来抓节振国。 1938年5月6日，大批日伪宪兵包围节家，搜捕节振德等工人领袖。当节振国闻讯赶回家时，他家大门外有许多日寇宪兵和伪警察，节振国怒火上窜。一个日寇宪兵刚要阻拦他进院子，节振国拍拍胸膛大喊一声：“我就是节振国！” 日寇宪兵一愣，节振国已大步冲了进去。 房内的日寇宪兵、警察看见突然闯进来一个身材不高却很壮实的年轻人，有些迷惑。日寇宪兵队长恶狠狠的对节振国说：“你的什么的干活？共产党的，大日本皇军要你死了死了的！” 旁边两个日寇拿起绳子就要过来绑节振国，节振国看见屋里被折腾得乱七八糟，哥哥被绑着。他不由怒从心起，一步跨过去打开橱门，抄起一把菜刀，对准日寇宪兵队长的头一刀劈下，这家伙连哼哼一声都没来得及就丧了命。旁边的日寇宪兵和伪警察还没反应过来，节振国已抄起日寇宪兵队长的军刀，砍杀起来，很快就砍倒三个日寇。他又用刀挑断绑哥哥的绳子，对大哥节振德说：“哥，快跑！” 节振国冲出后门，翻过一丈多高的石墙，脱险跑远了。节振德没能跳过高墙，被日寇打死在后门内，英勇牺牲。 节振国刀劈日寇宪兵的消息震动了冀东，振奋了人民群众的抗日情绪，就连远在陕北的中共中央也知道了这件事，毛泽东亲口称赞节振国是“民族英雄”。矿工们更是奔走相告：“节振国是好样的！” 节振国逃出赵各庄后，他在韩家梢、榛子镇一带，组织了一支以煤矿工人为主的抗日游击队，共有一百多人，节振国任队长。不久，节振国率队投奔冀东抗日联军，在双鹤岭找到了共产党员李运昌，遂将游击队改编为工人特务大队，节振国仍任大队长。 不到一年，工人特务大队配合八路军正规部队多次袭击日伪敌人，节振国威震冀东。 有一次，节振国听说赵各庄伪警察所运来许多枪支弹药，决定去攻打伪警察所。他率领部分队员赶到赵各庄警察所，一枪打倒了岗警，就冲进了院子里，他用双枪指着十几个手足无措的伪军，威严地命令：“缴枪！我是节振国！” 伪警察乖乖地缴了枪，队员们从屋里押出一个姓耿的巡官。之后工人特务大队迅速运走了这批枪枝弹药。 节振国向集合起来的伪警升胃话：“你们当汉奸帮助日本鬼子欺压老百姓，按理都该杀头！今天先饶你们不死。你们以后如果再敢为非作歹，可要小心你们的脑袋。” 他又指着浑身发抖的耿巡官对伪警们说：“他是鬼子的一条忠实走狗，不但欺压咱赵各庄的老百姓，而且还帮助鬼子做特务工作，死罪难饶。现在我代表抗日政府宣判这个汉奸的死刑！”说罢“当！当”两枪击毙了耿巡官。 还有一次，节振国得知赵各庄商会会长遵从日寇旨意，准备筹建一支汉奸部队，便在一天晚上带了十几个队员冲进赵各庄，架走了商会会长。节振国严厉地盯着商会会长说：“你跟日本鬼子勾结在一起，要组织伪军是不是？” 商会会长头上的汗珠滚落下来。 “我们正式警告你，你要再敢跟鬼子勾结，甘心当汉奸，我们随时都能杀掉你！” “是！不敢了，不敢了。” “听说你们为了筹建伪军，正向老百姓摊款是吗？” 商会会长点了点头。 “不许你这样做！从今往后，你悔悟了就没事，仍当你的商会会长，我们不管；要是还跟着鬼子干坏事，我们决不饶你！” 商会会长放回去了，鬼子的计划泡汤了。他们十分气恼，派汉奸特务到赵各庄侦察节振国的活动。汉奸特务们找不到节振国的踪迹，就胡乱抓一些工人拷打审问，还四处勒索。 一天夜里，几个汉奸特务正在赵各庄的一家戏院里看戏，忽然节振国和战士们出现在他们面前，几个汉奸特务吓呆了，只能束手就擒。 节振国跳上戏台，对台下观众大声说：“老乡们！请安静！大家坐下！我们是来抓汉奸的。这几个家伙在咱们赵各庄为非作歹，今天该跟他们算算帐了。” 1938年冬天，节振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9年，丰润县双庙的伪警察所按照日寇指令，要召集伪乡保长开会，向老百姓派款。开会的那天早上，伪警察所长正在屋里擦着一把手枪，忽然进来一个人，面带笑容地问：“这枪好使吗？” 伪所长以为问话的是哪个乡来开会的乡长，便随声附和：“好使！” “我看好不好使！”那人一箭步冲过来拿枪在手，很快对准了警察所长的脑袋，说：“我是节振国！” 伪警察所长一下子瘫在地上，脸吓得苍白。 “别怕，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我们今天来了不少人，为了避免大家误会，请你先命令你的部下缴枪！”节振国威严地说。 伪警察所长只能照办，伪警们全都缴了枪。 节振国又命令他给伪乡保长每人打一张收款的收条。节振国对伪乡保长们说：“今天免了你们的派款，是为老百姓解除负担。你们回去后不准提起今天的事，更不准再敲诈老百姓。如果不听，我们知道了决不会饶你们！” 节振国又对伪警察所长说：“你派人报告日本鬼子，就说八路军端了警察所，枪缴了，各区乡保长缴来的款子也抢了，让鬼子找我来要。” 节振国故意在门口放了几枪，然后离开了伪警察所。 1939年秋末，节振国到平西中共晋察冀分局党校学习。翌年6月，他从平西回到冀东。节振国率领的工人特务大队越战越强，后改编为八路军第十二团一连，为开辟冀东抗日新局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0年7月的一天，节振国奉命在金庄截击日寇。烈日高照，战士们埋伏在青纱帐内，汗如雨滴，不久，南面、东面同时出现了敌人，经过一阵激战，南面的敌人被击溃，东面的敌人在阵地左侧抢占了一块机枪阵地，战士们一时不能前进。 节振国看见冲在前边的战士被机枪打倒，心如刀割，他发现敌人机枪阵地西边是一块高粱地，还有棵大槐树。他快速冲进高粱地，绕出槐树，一排子弹打死了敌机枪手，日寇逃窜了。 五十多具日寇的尸首倒在阵地上，节振国正和战士们打扫战场，收缴武器。槐树旁边青纱帐里一个受伤的鬼子小官手拿短枪瞄准了节振国，节振国忽然觉得左胸像扎了钉子一样酸麻，他支撑了一下，然后扑倒在地，壮烈牺牲了。那一年，他只有三十岁。 1940年8月，延安出刊的《中国工人》杂志，向根据地广大抗日军民介绍了节振国从刀劈日本宪兵开始的英勇抗日业绩。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节振国的英雄事迹被编成小说和现代京剧、拍摄成电影在全国放映。他那崇高的民族气节和英勇无畏的精神，永远激励着后人！
按叙述部分在句中的位置，常用的有3种类型
1..在引用语之前——他回头对我说：“我等一会儿再来。”
2. 在引用语的中间——“这有什么为难的！”夏杰头也不抬地说道，“到明天就什么事
也没有了。”
3. 在引用语之后——“唉！又没希望了！”他垂头丧气地自言自语。
（特别要注意“说”、“道”等表示说的词语后的标点！上面三类分别用的是冒号、逗号、句号。）
第四章 国民革命时期
毛泽东这时候已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还不是一个共产党员，这是因为当时中国还没有共产党的组织。早在一九一九年，陈独秀就同共产国际建立了联系。一九二〇年，第三国际的精力充沛、富有口才的代表马林前来上海，安排同中国党联系。不久之后陈独秀就在上海召集了一次会议，几乎同一个时候，在巴黎的一批中国学生也开了会，打算在那里成立一个共产党组织。
如果我们想到中国共产党还不过是个十六岁的少年，那么它的成就实在不能算少了。除了俄国以外，它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共产党，也是除了俄国以外，唯一能够自称有一支自己的强大军队的共产党。
又是一个晚上，毛继续他的叙述：
“一九二一年五月，我到上海去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在这个大会的组织上，起领导作用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两人都是中国最有才华的知识界领袖。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陈独秀对于我在这方面的兴趣也是很有帮助的。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 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在上海这次有历史竟义的会议上，除了我以外，只有一个湖南人。其他出席会议的人有张国焘、包惠僧和周佛海。我们一共有十二个人。那年十月，共产党的第一个省支部在湖南组织起来了。我是委员之一。接着其他省市也建立了党组织。在上海，党中央委员会包括陈独秀，张国焘[现在四方面军]，陈公博[现为国民党官员]，施存统[现为南京官员]，沈玄庐，李汉俊[一九二七年在武汉被害]，李达和李森[后被害]。在湖北的党员有董必武[现任保安共产党党校校长]，许白昊和施洋。在陕西的党员有高崇裕和一些有名的学生领袖。在北京是李大钊[后被害]、邓中夏、张国焘[现红军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罗章龙、刘仁静[现为托洛茨基派]和其他一些人。在广州是林伯渠[现任苏维埃政府财政人民委员]、彭湃[一九二七年被害]。王尽美和邓患铭是山东支部的创始人。
同时，在法国，许多勤工俭学的人也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几乎是同国内的组织同时建立起来的。那里的党的创始人之中有周恩来。李立三和向警予。向警予是蔡和森的妻子，唯一的一个女创始人。罗迈和蔡和森也是法国支部的创始人。在德国也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只是时间稍后一些；党员有高语罕，朱德[现任红军总司令]和张申府[现任清华大学教授]。在莫斯科，支部的创始人有翟秋白等人。在日本是周佛海。
到一九二二年五月，湖南党——我那时是书记——已经在矿工、铁路工人、市政职员、印刷工人和政府造币厂工人中组织了二十多个工会。那年冬天，展开了蓬蓬勃勃的劳工运动。那时共产党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学生和工人身上，在农民中间工作做得非常少。大部分大矿的工人都组织起来了，学生几乎全数组织了起来。在学生战线和工人战线上，进行了多次的斗争。一九二二年冬天，湖南省长赵恒惕下令处决两个湖南工人——黄爱和庞人铨，这引起了广泛的反对赵恒惕的宣传运动。被杀死的两个工人之一黄爱，是右派工人运动的一个领袖，以工业学校学生为基础，是反对我们的。可是在这次事件以及其他许多斗争中，我们都是支持他们的。无政府主义者在工会当中也很有势力，这些工会那时候已经组织成为湖南全省劳工会。但是我们同无政府主义者达成妥协，并且通过协商，防止了他们许多轻率和无益的行动。
我被派到上海去帮助组织反对赵恒惕的运动。那年[一九二二年]冬天，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我本想参加，可是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拽不到任何同志，结果没有能出席。我回到湖南，大力推动工会的工作。第二年春天，湖南发生多次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和承认工会。大部分罢工都是成功的。五月一日湖南举行了总罢工，这标志着中国工人运动的力量已经达到空前的地步。
一九二三年，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大会作出了有历史意义的决定：参加国民党，和它合作，建立反对北洋军阀的统一战线。我到上海去，在党中央委员会中工作。第二年[一九二四年]春天，我前往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三月，我回到上海，在共产党执行局工作的同时，兼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委员。其他执行委员，有[后任南京政府行政院长的]汪精卫和胡汉民。我和他们共事，协调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行动。那年夏天，黄埔军官学校成立了。加伦担任该校顾问，其他苏联顾问也从俄国来到。国共合作开始具有全国革命运动的规模。那年冬天我回到湖南休养——我在上海生了病。但在湖南期间，我组织了该省伟大的农民运动的核心。
以前我没有充分认识到农民中间的阶级斗争的程度，但是，在[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以后，以及在继之而起的政治活动的巨浪中，湖南农民变得非常富有战斗性。我离开了我在休养的家，发动了一个把农村组织起来的运动。在几个月之内，我们就组织了二十多个农会，这引起了地主的仇恨，他们要求把我抓起来。赵恒惕派军队追捕我，于是我逃到广州。我到达那里的时候，正逢黄埔学生打败云南军阀杨希闵和广西军阀刘震寰。广州市和国民党内部弥漫着一片乐观气氛。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之后，蒋介石被任命为第一军总司令，汪精卫任国民政府主席。
我在广州担任《政治周报》的主编，这是国民党宣传部出版的一个刊物。后来它在抨击和揭露以戴季陶为首的国民党右派时，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我还负责训练农民运动组织人员，为此目的，开办了一个讲习所，参加学习的来自二十一个不同省份的代表，包括从内蒙来的学生。我到广州不久便任国民党宣传部长和中央候补委员。林祖涵那时是国民党农民部长，另一个共产党员谭平山是工人部长。
我那时文章写得越来越多，在共产党内，我特别负责农民工作。根据我的研究和我组织湖南农民的经验，我写了两本小册子，一本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另一本是《赵恒惕的阶级基础和我们当前的任务》。陈独秀反对第一本小册子里表示的意见，这本小册子主张在共产党顿导下实行激进的土地政策和大力组织农民。陈独秀拒绝在党中央机关报刊上发表它。后来它在广州《农民月刊》和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刊出了。第二篇论文在湖南出了小册子。大致在这个时候，我开始不同意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政策。我们逐渐地分道扬镳了，虽然我们之间的斗争直到一九二七年才达到高潮。
我继续在广州国民党内工作，大概一直到一九二六年三月蒋介石在那里发动他的第一次政变的时候。在国民党左右两派达成和解，国共团结得到重申以后，我于一九二六年春天前往上海。同年五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蒋介石主持下召开。我在上海指导共产党农民部的工作，接着被派到湖南去担任农民运动的视察员。同时，在国共两党结成统一战线的情况下，一九二六年秋天开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北伐。
在湖南我视察了长沙、醴陵、湘潭、衡山、湘乡五个县的农民组织和政治情况，并向中央委员合作了报告，主张在农民运动中采取新的路线。第二年初春，我到达武汉的时候，各省农民联席会议正在举行。我出席会议并讨论了我的文章中提出的建议——广泛地重新分配土地。出席会议的还有彭湃、方志敏等人和约克、沃伦两个俄国共产党员，会议通过了决议，采纳我的主张并提交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考虑。但是，中央委员会把它否决了。
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一九二七年五月在武汉召开的时候，党仍然在陈独秀支配之下。尽管蒋介石已经发动反革命政变，在上海、南京开始袭击共产党，陈独秀却依旧主张对武汉的国民党妥协退让。他不顾一切反对，执行小资产阶级右倾机会主义政策。对于当时党的政策，特别是对农民运动的政策，我非常不满意。我今天认为，如果当时比较彻底地把农民运动组织起来，把农民武装起来，开展反对地主的阶级斗争，那么，苏维埃就会在全国范围早一些并且有力得多地发展起来。
但是，陈独秀强烈反对。他不懂得农民在革命中的地位，大大低估了当时农民可能发挥的作用。结果，在大革命危机前夜举行的第五次代表大会，没有能通过一个适当的土地政纲。我要求迅速加强农民斗争的主张，甚至没有加以讨论。因为中央委员会也在陈独秀支配之下，拒绝把我的意见提交大会考虑。大会给地主下了个定义，说‘有五百亩以上土地的农民’为地主，就没有再讨论土地问题。以这个定义为基础来开展阶级斗争，是完全不够和不切实际的，它根本投有考虑到中国农村经济的特殊性。然而，大会以后，还是组织了全国农民协会，我是第一任会长。
到一九二七年春天，尽管共产党对农民运动采取冷淡的态度，而国民党也肯定感到惊慌，湖北、江西、福建，特别是湖南的农民运动已经有了一种惊人的战斗精神。高级官员和军事将领开始要求镇压农运，他们把农会称作‘痞子会’，认为农会的行动和要求都过火了。陈独秀把我调出了湖南，认为那里发生的一些情况是我造成的，激烈地反对我的意见。
四月间，反革命运动已经在南京和上海开始，在蒋介石指使下对有组织的工人的大屠杀已经发生。在广州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五月二十一日，湖南发生了许克祥的叛乱，许多农民和工人被反动派杀害。不久以后，在武汉的国民党‘左’派，取消了它和共产党的协议，把共产党员从国民党和政府中‘开除’出去，而这个政府本身很快也就不存在了。
许多共产党领导人这时得到党的命令，要他们离开中国，到俄国去或者到上海和其他安全的地方去。我奉命前往四川，但我说服陈独秀改派我到湖南去担任省委书记，十天以后，他又命令我立刻回去，指责我组织暴动反对当时在武汉当权的唐生智。这时，党内情况处于混乱状态。几乎人人反对陈独秀的领导和他的机会主义路线。不久之后，武汉的国共合作瓦解，陈独秀也就垮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