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部韩非治天下
纵观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封建政权一直呈现两大特点，一是中央集权，二是君主集权，即国家权力集中于中央，中央权力集中于君主，这一政治结构的设计师是战国时代的韩国人韩非。
春秋战国是名副其实的乱世，这一时期亦为华夏文明的“轴心时代”，是中国灿烂文化的发源期。在群雄
争霸、烽火连天的时代背景下，忧国忧民的先秦诸子以广博的视角和深邃的思想提出了各自的治世主张，百家争鸣中逐渐产生了孔子、老子、墨子、庄子、孟子、荀子、韩非等诸子百家。作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的思想始终在中国历史长河中闪烁着耀眼的光辉。
自从有了韩非的著作《韩非子》，有人说封建帝王们的治国之道无非是四个字：“阳儒暗法”。正所谓“半部韩非治天下”，历代帝王虽然嘴上天天念着儒家的仁义道德，暗地里却把韩非的这本书运用得滚瓜烂熟，封建社会形成了名则“独尊儒术”，实则“阳儒阴法”的治国方略，韩非的思想统治中国社会长达2000多年。
郑韩故城走出的思想家
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韩非其人其事无疑彪炳青史，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他的籍贯却成了一本“糊涂账”，司马迁在《史记》中对韩非的记载也是语焉不详：“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今年65岁的原新郑市党史办公室主任郑中智对新郑的历史颇有研究，退休后曾编写了多部著作，宣传新郑悠久的历史。2004年12月27日，谈到这个问题，郑中智先生说，虽然史学界对韩非的籍贯有争议，但史料上的记载比较一致，都说韩非是战国后期韩国的贵族，这是判断韩非籍贯的一个颇有说服力的证据。
韩非是韩国人，而说到韩国不能不提到新郑。郑中智先生介绍说，韩国系公元前403年在山西建国，公元前375年韩国灭了郑国后，将国都从阳翟（今河南禹州）迁到了原郑国的国都新郑（时名郑城）。此后一直到公元前230年韩国被秦国所灭时止，新郑作为韩国的国都长达145年之久。如今，两千多年前的郑韩故城依然耸立在新郑市区，向人们述说着新郑历史的沧桑。正因为新郑是韩国的国都，所以，新郑市地方史志办公室总编辑赵宪立也言之凿凿地说：根据史料推测，既然韩非是韩国的贵族，他就理所当然地应当生活在国都里。况且新郑城区四面环河，住在城区外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会很不方便。身为贵族的韩非如果不住在国都里，而要跑到乡下去住，岂不是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的怪事？因此，韩非的籍贯当为新郑。
韩非大约诞生于公元前280年，和李斯一同师从于著名思想家荀子。韩非生理上存在口吃的缺陷，所以不善口辩，却是才华过人，《史记》记载韩非“与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为不如非”。韩非的青年时期，正值战国七雄———秦、齐、楚、赵、魏、韩、燕用武力争夺天下的时代，强大的秦国不断侵伐弱小的韩国，攻城掠地，秦军一度直逼韩都新郑。
韩非“擅长刑名法术之学”，一生都在钻研如何废止人治，推行法治。郑中智先生介绍说，看到韩国不断受到秦国的侵伐，土地被吞食，国家日益衰落，韩非十分痛心，他痛恨君主治理国家不致力于运用法律，不任用贤臣，反而任用那些夸夸其谈之人误国害民，韩非就多次给国君韩桓惠王上书，痛陈时弊，建议韩国变法，劝说韩桓惠王要严明法律，依法治国，赏罚分明，除恶扬善。可惜，韩非的这些治国理论并没有得到韩桓惠王的重视，未被采纳。
杰出的语言大师
有个楚国人叫卖他的矛和盾，他先举起盾说：“我的盾是世上最坚固的，没有任何东西能刺穿它。”他又举起矛说：“我的矛是世上最锋利的，没有任何东西是它刺不穿的。”旁边有人问：“用你的矛来刺你的盾，结果会怎样呢？”此人却哑口无言了。
这则著名的寓言故事“自相矛盾”，它的作者就是韩非。
韩非拙于言辞，但善于著书。报国无门的韩非发奋著书立说，他先后写出了《孤愤》、《说难》、《定法》、《五蠢》等名著，洋洋洒洒达十余万字。韩非的著作被后人编在一起，称为《韩非子》，现存55篇。
读韩非的著作，人们会被他犀利的文风所折服，其立论有如刀斫斧削般壁立峻峭，其驳议有如庖丁解牛般游刃有余，其引喻有如飞花摘叶般剑气逼人。郑中智先生介绍说，韩非是一位杰出的语言大师，韩非的著作除了直接论证外，还有一个其他思想家所不及的特点，那就是善于运用具体生动的故事或寓言来说明深刻的道理，这在韩非的著作中俯拾皆是。
韩非非常重视经验，他在《韩非子·说林士》中写了一个“老马识途”的故事：有一年，齐国的宰相管仲随齐桓公远征。战争结束后，归途中的大军在沙漠里迷失了方向。管仲说：“选一匹老马走在前面，它的智慧和经验可以帮助我们。”于是，人们就挑了一匹最老的马放在队伍的前面，跟随着老马顺利地回到了齐国。
经验是一种宝贵的财富，但是如果固守经验，因循守旧，事情就会走向反面。韩非在《韩非子·五蠢》中是这样辛辣讽刺经验主义者的：宋国有个农夫在田里耕作时，突然有一只兔子跑来，慌不择路地撞到田里的树桩上，被撞死了。这位农夫就不再耕地了，天天守在树桩旁，盼望还有兔子撞到树桩上。结果再也没有兔子来撞树桩了，农夫因而受到宋国人的耻笑。韩非在文章中写道：现在形势变化了，如果还是用先王的政策法令来治理现在的社会，这无疑同守株待兔一样！韩非对教条主义者也进行了入木三分的批判，他在《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中写了一个“郑人买履”的故事：郑国有人买鞋时，先在家里用尺子量了一下脚的尺码。来到集市上挑好了鞋，此人发现自己量的尺码丢在家里，就对卖鞋人说：“我忘了带尺码，等我回去取来！”这人回到家里取来尺码，再赶到集市上时，集市已经散了，只得空手而归。有人问他：“你为何不用脚试穿一下，看鞋是否合适？”此人说：“我宁可相信我量过的尺码，也不相信我的脚！”
郑中智先生说，韩非的许多寓言故事让我们耳熟能详，如“螳螂捕蝉”、“唇亡齿寒”、“滥竽充数”、“买椟还珠”等等。据统计，韩非著作中的寓言故事有323则之多，韩非的许多经典篇章都演绎成后世常用的成语。这些寓言脍炙人口，充满哲理，发人深思。《韩非子》一书反映了战国时期的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的许多情况，在文学方面也具有极高的价值，已成为文学瑰宝，世代相传。
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春秋战国是一个需要理论家并能造就理论家的时代。
赵宪立先生介绍说，韩非是法家思想之集大成者。在他之前，法家已形成三派，各有自己的治世主张和思想：一派以慎到为首，强调“势”的重要性，“势”指权力、权威；另一派以申不害为首，强调
“术”，“术”指办事、用人的方法和艺术；还有一派以商鞅为首，最重视“法”的作用，“法”指的是法律、法制。
韩非批判吸收了春秋以来儒、道、墨各家的思想，总结了前期法家的思想，综合了商鞅重法、申不害重术、慎到重势的不同主张，认为治理国家这三者都“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但法是基础，他提出了以法为核心，将法、术、势三者合一的法治学说，成为法家的集大成者。
韩非认为国家权力的运行与管理要“以法为本”，认为君主要掌握权力，应当“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这里的“圣人”指的就是君主。韩非认为中央对于地方，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要指挥自如；君主对于全国，则是“天下主事无大小皆决于上”。韩非的法治思想为封建中央集权制的建立提供了理论依据，两千多年来，他的思想成了统治阶级治理天下的教科书，被长期奉为圭臬，至今仍受推崇。
赵宪立先生说，韩非的原创性在于第一个提出以法治国的思想，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韩非的思想核心就是以法治国。韩非认为，社会不是一成不变的，他坚决批判复古思潮，讥笑历史复古派是“守株待兔”的蠢人，认为社会是不断向前发展变化的，时代变了，治国的方法必须因时度势，以适应时代前进的要求。
韩非主张实行严刑峻法，强调“法不阿贵”，法律决不能袒护权贵，人们不论贵贱，一律受法律约束，这种法治思想比当时盛行的“刑不上大夫”的封建特权思想有天渊之别，具有鲜明的历史进步性。韩非主张以法为准，论功行赏，反对无功受禄，任何人不管其出身贵贱，只要为国立下功劳，就应当依法升官受赏，否定了任人惟亲的封建社会选官原则。
有学者比较指出，韩非与亚里士多德分别为中西政治思想史上的巨人，他们的法治思想在“法是公正无私的”、“依法治国”、“法是可变的”等方面有很大的一致性，都在历史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韩非还是世界上最早提出人口理论的学者。早在两千多年前，韩非就很有见地的提出了较为系统的人口理论，指出人口的再生产必须适应于物质资料的再生产，人口的多寡在一定生产力条件下会影响到人民生活水平的高低。这些理论与近代资产阶级人口学家马尔萨斯提出的人口理论十分相似。
几年前，在史学界召开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原新郑市地方史志办公室总编辑刘文学发表了这样的观点：“数千年来，无非是两个人的思想统治着整个中国社会，一个是孔子，一个是韩非！”论文宣读后，一时间语惊四座，会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令人扼腕的悲剧结局
楚国有个叫卞和的人，在深山里凿到一块璞玉，未雕琢便恭恭敬敬地捧去献给楚厉王。楚厉王让玉工鉴定，玉工认为这只是一块普通的石头。厉王就治卞和一个欺君之罪，砍其左脚。厉王死后武王即位，卞和再次献玉，武王命人鉴别，又说是块石头，治以同一罪名，砍其右脚。直到第三代文王即位，卞和终于遇到了识货的明主，文王让人加工璞玉，果然是一块世间罕见的宝玉，石头遂被命名为“和氏璧”。
两千多年前，韩非在竹简上刻下这则“和氏璧”故事，意在举卞和的例子，来说明法术虽然重要，然而让君王知道法术的重要却是非常困难的。细品其文，其中也暗含着韩非对自己未能遇到“识货”明主的无限凄凉之情！
韩非的“以法治国”必然要打破群臣原有的利益格局，从而招致朝野上下的反对。伴君如伴虎，历史上不乏“为虎所噬”的经验教训，韩非之前的法家商鞅便是前车之鉴。因此，韩非走的是一条充满荆棘之道。
韩非在自己的国家坐了“冷板凳”，却受到秦始皇的赏识。秦始皇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并不好，但他确实是一个“识货的主”，赵宪立介绍说，韩非的著作被传到秦国，秦始皇看了韩非的文章后大为赞赏，不禁发出了“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的感叹！
赵宪立先生说，秦始皇为了得到韩非，不惜派大军进攻韩国，动武也要把韩非弄到手。韩国无力抵抗，只得把韩非献给秦始皇。
得到韩非后，秦始皇经常与其纵论治国之道，深得韩非思想之三昧。秦国比别的国家都更彻底地实行了韩非的学说，实行严刑峻法，奖励耕战，终于兵吞六国，一统四海，建立起中国历史上首个中央集权制的封建王朝。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韩非的人生结局却是死在秦国的监狱中！
将韩非送上不归路的，是他昔日的同窗李斯。李斯这人人们也不陌生，怂恿秦始皇活埋了460多个儒家的书生，制造出历史上有名的“焚书坑儒”事件的就是他。当时，李斯在秦国任负责掌刑狱的廷尉，为九卿之一。见韩非在秦始皇面前日益得宠，李斯心中十分嫉妒，他知道韩非的才能在自己之上，害怕韩非日后会威胁自己的地位，便设法迫害韩非。
公元前232年，秦始皇准备向东扩张，在讨论先伐韩国还是先伐赵国的问题时，李斯与大臣姚贾故意提出先伐韩，韩非则主张先伐赵而缓伐韩。于是，李、姚二人乘机向秦始皇进谗言说：“韩非是韩国宗室，身在秦心却在韩，所以他不让攻打韩国，不将他除掉，早晚是个后患。”秦始皇为谗言所惑，就下令将韩非投进监狱。韩非在狱中几次想见秦始皇，表明心迹，但是李、姚阻挠着不让韩非见秦始皇。李斯怕韩非东山再起，就派人给韩非送去毒药，韩非被逼自杀。
赵宪立先生说，公元前233年，47岁的韩非来到秦国不到一年便冤死于狱中。《史记》记载，韩非下狱后，“秦王后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司马迁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录有韩非所写的《说难》全文，韩非此文虽以“游说之难”为题，却通篇畅谈游说君王的技巧和学问，论证有力。司马迁由此发出感叹：“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意思是说，可怜韩非如此精通游说技巧，却也难逃“游说君王之祸”啊！
半部《论语》治天下 ， 一部《孟子》得世间
出处：
“典出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七：宋初宰相赵普，人言所读仅只《论语》而已。太宗赵匡义因此问他。他说：“臣平生所知，诚不出此，昔以其半辅太祖（赵匡胤）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辅陛下致太平。”北宋时期著名政治家赵普为太祖出谋划策，发动兵变，拥立太祖赵匡胤，被任命为宰相。宋太祖死后，赵匡义当皇帝，别人认为赵普一生只读《论语》，不学无术，当宰相不恰当。赵匡义问是不是，赵普说我是以半部《论语》帮助治天下的
解析：
这话看起来就大白话一句，是什么意思，似乎连问都不用问，凡知道的定然是懂得的。一般人都以为这就是讲《论语》的作用很大，威力无穷，拿来治理天下，都不用全部用上，只用一半就把天下治理得好好的了。从字面上看，这样理解一点也不错，实则不然，因为实际情况根本不是这样。赵普并不是真的用半部《论语》就把天下治好了，还有半部留着没用。赵普同“陈桥兵变，黄袍遮身”的赵匡胤一样，都是从“五代时期”这个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最混乱、风气最败坏、道德最沦丧的时期出来的，都是从血腥与泥淖中滚出来的武将，都是行武出身，都是读书不多、文化不高的粗人。一整部《论语》，他赵普实际上是啃不动的，吃不消的，他只读懂了一半，并不全懂。而他能读懂“半部”，读懂一半，这已经是很不错了，算得上是“与时俱进”，是“认真看书学习”了。当时天下方定，在战乱中读书人差不多全被杀光了，剩下的躲到深山老林里不肯出来，皇帝实在找不到文化既高、资历又深的人来当宰相了，就只好“赶鸭子上架”，叫赵普这个“小兄弟”来干了。这样他就不能再舞刀弄枪了，他得耐着性子坐下来读书，这样就把一部《论语》读懂了一半，也叫做读懂了“半部”，而且还居然能学以致用，给他用到工作上去了。
更主要的应该是，反映了儒学思想博大经深，以及孔子他老人家的超凡境界吧。
与西方传统管理和中国古代法家相比，孔子的管理走的是另一个极端，他强调德治，强调以伦理道德去教化人民。因此，一部《论语》，细细读来，最主要成分是两个：一是“为政”，也就是管理；二是“修德”，也就是伦理道德的修养和完善。这两者之间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缺一不可。其中，伦理道德是内在的，“为政”、管理是外在的。
孔子管理思想是一个相当庞大的体系。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和，中庸， 仁，忠恕，富民，德治，教化，正己，礼，义利等。
参考资料：
“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成语典故是：在北宋期间赵普为宋/太/祖/赵匡胤出谋划策，发兵打仗，立下了汗马功劳，所以被封为宰相，但是宋/太/祖/死后，很多人认为赵普他一生没有学习兵法，也没有学习权衡之道，只是读了《论语》当宰相有点不恰当。这个时候新皇/帝赵匡义问他是不是这样的，赵普告诉他说，用半部论语就能够帮助/治/理/天下了。
这个典故出自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七。这个典故用来强调学习儒家经典的重要。
只有学会论语的一半就能治理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