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信集团赵云龙：每个人的头脑里都藏着一座金矿 ——专访国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赵云龙他穿着正统老套的欧版西服，在约定的时间前往约定的地点与人会面。他说话慢条斯理，语调深沉，表情严肃而温和，眼睛却动得永远比嘴快，这使得他看上 去酷似一个彻头彻尾的长期从事哲学研究的老派知识分子。但他事实上一直从事着这个时代最为时髦的工作——信息产业。此刻他正忙着把自己的公司拿到英国去上 市，他说9月1日前，一切上市工作已然全部就绪了。这个开始体验全球化生活的中年男子看上去很享受在空中飞来飞去的生活，这使他总是愿意花功夫把自己保养 得很好，面色红润，发型抖擞。他习惯了气定神闲出现在他认为有必要出席的各种场合，宣讲布道，广结善缘。他彬彬有礼地与人握手，客客气气地给初次见面者一 一派发名片——他把自己的名字和很长很长的头衔印在了一张闪耀着金黄色光芒的金属卡片上。他被人称为“儒商”，喜欢与人谈论《孙子兵法》，这是他最喜欢的一本书，据说十几年中读了上千遍，几乎能全文背诵。“兵者，国之大事，生死之 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经之以五事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可与之生，可与之死，而不思危也……”他的社会头衔之一就是中国军事科学院孙子兵法研究会的理事。当然，他更乐意对人宣讲他的企业之道，不惮吐露自己的远大商业理想：“让国信集团的LOGO像 加油站一样遍及中国的每一个县乡，甚至在沙漠中任何一个有水源的地方，都能看到我们的品牌！”这个笃信“每个人的头脑里都藏着一座金矿”的知识分子，经常挂在嘴边的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玛丽亚·特蕾莎的一句名言：“人类之所以贫穷，不是因 为没有物质与财富，而是因为没有知识与信息；人类从大脑里开发出的黄金，比从矿产里挖出的黄金多千百倍。”而拥有11个子公司，业务遍及国内、香港地区并 涉及美国、泰国等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国信集团——正是此人十多年来运用“头脑风暴，智慧掘金”的新经济产物。提起“赵云龙”，可能名不见经传；提起“国 信集团”，也许知之甚少；但提起“中国黄页”，则完全可以套用一句时下的行话：“地球人都知道！”一根电话线，联通全世界。国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赵云龙正是藉此成就了自己的商业梦……“要想帮助别人，首先强大自己”记者：国信集团正在谋求英、美两国同时上市，企业能做到今天的规模，您对当初的第一桶金有什么想法？赵云龙：我是1968年出生的，在鄂尔多斯的一个小镇上，属于内蒙古和陕西交界的地方。小时候家里的生活很是清贫，所以我比较自立。七八岁的时 候，看见别人下象棋，我也想拥有一副，但没钱买，心里真是渴望极了！怎么办？想来想去，有了个主意：拣废铜去卖钱。记得后来我靠东拼西凑拣来的废铜卖了8毛钱，我马上买了副7毛钱的象棋，哈哈，还剩1毛钱！这就是我做成的第一桩生意。我们那个小镇很偏僻，也很闭塞，大一点的、繁华一点的镇子在30里以外的 地方，我一有机会就去那里买书，回来看完后，再加几分钱卖给邻居们，这应该就是我赚到的第一桶金吧。这种小生意，赚钱是次要的，重要的是积累了一些最原始 的赚钱经验。我做生意的头脑属于从小使然。记者：这种经验在后来的生活中一直持续？赵云龙：我从少年时代起，就开始了漫长的外地求学生涯。在中国地质大学上学期间，我曾到一家美国公司去做营销，业绩还不错。1991年，大学毕 业后，我应聘到外企工作，加入世界五百强企业NCH公司，第二年就获得该公司华北地区销售产品奖第一名。随后，在大学时期的班主任老师指导下，我又进入中 国社会科学院，从事世界经济调研工作。社科院的环境很独特，帮助我丰富了学识，认识了许多大学者、名教授，自己的工作也做得很有气色，但也就是在这时候， 我对自己的人生有了一次较为深刻、全面的反省和认识。记者：得出了什么结论？赵云龙：要想帮助别人，首先强大自己。我觉得知识分子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以清贫标榜清高，一个人的人格独立、思想独立、学术独立，很多时候必须建 立在经济独立的基础之上，正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其一。其二，我又觉得，现代知识分子不能再仅仅抱持“独善其身”的传统理念，自己的所学所 得，除了靠个人的天赋与努力，还离不开社会的培养、国家的支持，所以应该学有所成，而且积极回报社会。我们拿什么来回报社会呢？这就需要我们首先强大自 己，实现自立，然后，你才有力量去帮助别人，回馈社会。记者：那么，您的自强之路是如何迈步的呢？赵云龙：其时，正好赶上邓小平同志南巡发表讲话不久，中国的市场经济方兴未艾，人们被风起云涌的时代浪潮感召着，也为个人的理想抱负刺激着，大 环境与小气候都不错。我也不能置身事外，被一种少年时代即有的商业理想强烈地刺激着，彻夜难眠，所以我便决定投身商海，先投资了一个3万元的小文化公司， 慢慢摸索市场规律，小本经营着。记者：公司的经营从何契入？市场定位又是什么？赵云龙：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的电信业飞速发展，我看好这一前景，投资开设了新公司——北京国信名录信息咨询顾问有限公司，专门搜集各地 区、各行业的电话名录，将其整理成数据库，出版成书籍再卖给需要的客户。结合先前我在外企工作的经验，我提出了“电话营销”这一概念。为什么这么说呢？其 实，营销自古就有，从原始社会类人猿交换猎物或谷物，在那一刻地球上就产生了营销。营销是商品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手段，人们对利益的正当追求，促成了产品 的多元化、财富的多元化。而以电话为手段进行产品销售，取代上门推销，则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欧美。电话作为沟通信息最为直接的信息工具，日益广泛应 用于社会各行业，自然也就成为商家普及产品推销的工具之一。一根电话线在空中亲密地将五湖四海连在一起，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由于我们的定位准确，能够 为企业提供明确的目标客户群，所以营销成功率大大提升，国信的事业发展也如日中天。其后，我们又注意到中国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又相继投资了电子商务等一系 列公司。企业发展到今天，国信集团旗下已拥有11个子公司，形成了以中国企业名录数据库系统、全国黄页电话号码本、中国电子图书馆、电子商务、软件研发、 图书出版销售、教育培训、房地产开发、网络等为一体的信息产业集团，业务遍及中国大陆、香港地区并涉及美国、泰国等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人才是企业的最好生产力，但忠为第一，才为第二”记者：创业艰难百战多，您的得失之道是什么？您认为企业最应恪守的原则又是什么？赵云龙：哪有创业不辛苦！创业初期，从资金、人员到办公环境等等，几乎所有问题我都面临过，一度倍感艰辛。然而这却不是最难忘的。最让我难忘的恰是在国信集团飞速发展的阶段，我们栽了一个大跟头。国信集团创立初期，因为我们的方向选得好，发展之快超乎我创业初期的想法。发展迅速，我们却没有及时调整方向，而是随着公司的飞速发展而快速膨 胀业务，整体呈现急速扩张之势。于是，公司的项目越来越多，合作伙伴也越来越多，流程随着也简化了很多。1996年，已经忙于应付各项业务的我们因为对一 些客户的资质条件审查不严，导致资金无法正常回笼，合作方对我们失去信誉，公司几乎陷入困境。如果舍掉几家分公司的话，也许还有生存的希望；但是，面对这 些都是自己亲手做起来的公司，砍掉哪个都很心痛啊！几经思忖，痛下决心，我到底还是舍掉了几家分公司，回收一部分资金又迅速投资到主营业务上。几个月后， 国信集团终于度过难关，走出了沼泽地。从那时开始，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企业的发展要稳步，太急于求成必然适得其反。而这次危机过后，我总是跟集团中层领导们强调：人才是企业的最好生产力，但企业人才“忠为第一，才为第二”。因为我们遭遇过诚信危机，以后在我 们的业务中面对客户，我们要加倍诚信，决不允许有任何欺诈行为。这已成为集团公司一条铁的纪律。公司发展到现在，几乎与每一位客户的合作都是圆满而愉快 的！记者：如果您招聘员工，您欣赏怎样的青年？赵云龙：还是那句话：人才是企业的最好生产力，但企业人才“忠为第一，才为第二”。国信集团会定期引进各类人才，还特别注重根据每个人的能力不 断进行人才优化组合，发挥每个人的最大潜能。我的一个原则是，不管你原来能力如何优秀，你只要来了国信集团，就必须先下基层锻炼，而这种锻炼全方位地给你 创造了很大的空间。每一个经过基层锻炼的人，从处理问题的能力上，都不同程度地获得了提高，独当一面，处理一些繁杂的问题也会变得如鱼得水。我还有一个观 点，企业一定要做到奖惩分明，说到做到。国信集团有一套很严格规范的管理制度，有功则奖，无功则罚，这样的管理制度为企业塑造了良好的竞争机制，使每一个 员工都具备了饱满的主人翁姿态，从而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也提升了国信集团的企业凝聚力。总之，只要有利于企业发展，国信集团不拘一格，决不论资 排辈，每个人都有发展机会。记者：那么，您最喜欢的《孙子兵法》是否在您的商业生涯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赵云龙：现代信息产业的经营与管理，与古代哲学思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古典哲学思想能否对现代人的生活构成指导？中华民族古典军事思想如何传 承？现代人如何养成大智慧？如何用战略思想在商战中取胜？……这些一直是我在经营企业的同时全力参悟的问题。我认为《孙子兵法》这本书有极高的人生指导思 想和市场经济领域的实用主义思想，以及处世哲学的指导思想，我从中最获益的五个字是：智、信、仁、勇、严。我认为这五个字同样适于企业的经营管理。这五个 字是带兵的要领，而做企业也犹如带兵打仗，智慧、信任、对士兵的关爱、勇敢、严格律己律人，都是必须的条件。事实上，任何一场战役的胜利，一定不是因为将 军有多少雄才大略，没有完美的个人，只有完美的团队。战争是人类竞争的最高层次，如果能体会战争中的斗智斗勇，必然是攻无不克的。不过，兵法只是一种增强你个人修养、智慧的哲学，而决不是你解决商场问题的具体策略。所以，在遇到商场问题时，我从不拿兵法中的道理去套例子。“对社会尽自己的责任，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哪怕每天只前进一步”记者：作为国信集团的灵魂人物，企业做大做强之后，也意味着您肩上的责任更重大。您的人生信条是什么？赵云龙：既做企业家，又做学者，这两点我一直在尽力做到。对我而言，我的每一点进步，国信集团的每一点成功，都离不开国家、社会的支持和培养，所以我一直是心怀感恩，力求对社会尽自己的责任，尽我们最大的努力，一定要为社会做出优良的一流产品，哪怕每天只前进一步。我引美国前总统肯尼迪的一句话作为我的座右铭：“一个公民，不能老想着国家和社会能为你做什么？而应想你能为国家和社会贡献什么？”记者：那么，您领导下的国信集团这些年来在致力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在回报社会方面作了哪些努力呢？赵云龙：从我个人而言，做了好事，还说什么？但站在企业的角度，我愿意借此机会，表明我们国信集团的一个立场，即不管企业发展到哪一步，一定要心怀感恩，哪怕能力有限，也要尽最大可能回报社会。国信集团秉承“信息服务中国”这一理念，这些年来不断开发新的电子信息产品和电子图书馆软件产品，先后推出了《中国中小学实用图书馆》《中国企 业办公图书馆》《中国人民解放军·连队专用视听图书馆》《中国农业科技实用图书馆》等产品，尤其最近以来，国信集团正积极配合共青团中央有关部门，积极筹 建“希望工程图书馆”，希望能惠及更多的青少年人群。通过我们的电子图书软件研发，我们希望让普天下的中国人有书读！近年来，沙尘暴频繁出现，引起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全社会都在倡建绿色环保工程，国信集团也不能置身事外。我们已在内蒙古沙漠化严重地 带，斥巨资购买了荒漠土地多处，积极用于生态化园林建设。我们认为，国家绿化事业是母亲工程，是源源不断地向大地输送新鲜血液的产业，唯有发展生态园林产 业，才是维持人类需求，赋予大地，奉献自然，天人合一的产业。通过一、二期的植树造林，我们感到，只要付出，就会有收获，建立生态园林产业，可对几代人造 福，功德无量……封面故事： 身在联合国，心怀定国安邦之志题记近几年来，在联合国总部友好理事会和哥伦比亚大学战略发展委员会任职的赵云龙博士，一直刻苦研究世界政治，经济，科技的发展趋势。作为联合国友好理事会的负责人，他肩负着使命，不断地在培养着世界各地的领袖精英人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而他身在联合国，更有着定国安邦的志向。赵先生熟读兵法，多谋善断，胸怀大志，每天都在严格地要求和完善自己的品行。他不仅在纽约这个藏龙卧虎之地，遍访高人，学习和探讨济世之学，治国之道，而且足迹遍布了四大洲的五十多个国家，向世界各地传送着他诠释的孙子兵法。丰富多彩的学，政，商生活 在信息闭塞的90年代，他选择了“非一般的路”。1991年大学本科毕业，并没有去相对慢节奏的事业编制单位的他，意外地去了外企做推销员。两年内走访了北京的大街小巷，并赚取了人生的第一桶金。1993年，好学的他放弃了继续做推销员的职务，转而继续投入到学海，并进入了中国国家智囊机构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期间，他专注于世界经济政治，并为后来在从事世界经济、政治、科技发展预测奠定了扎实的专业基础。20世纪末，正值信息产业蓬勃发展的高峰，他由于在社科院工作优秀调动到了国家信息产业部，担任信息资源办主任，结合过去与未来信息发展趋势，组建创立了《中国企业名录总集》数据库，并且出版中国几十个省的黄页和全国黄页，成为了名振一时的“中国黄页第一人”。在学术和政治界打拼了几年后，他看准时机，积极转投到商海，先后创办了10多家公司。在企业发展壮大之后，他又申请到中国政治大学经济法在职博士勤学，以实现个人的学术抱负。与传统的商人不同，赵先生的举手投足之间充满了儒雅的气质，这与他学，政，商相结合的理念是密不可分的。多年来，出版过杂志《企业家画报》和《中国教育管理论坛》，担任其杂志社社长，出版了《电话营销学》，《云龙诗词哲理》，《成功管理》，《孙子兵法在商战中的运动》等多本书籍，皆受到广泛好评。用兵法来经营企业“商场就是战场，兵谋即为商谋”，这句亘古不变的训言在赵云龙先生看来更是如此。多年在残酷商海摸爬滚打的经历，并未使这位儒商放弃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习。在最近的二十多年，他熟读千遍《孙子兵法》及注解，搜集兵法书籍数百种，积极钻研，攻克兵法。再加上对中国古代军事史，战争史的深厚造诣，他担任了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理事和中国古代军事史研究中心的特约研究员。通过长期对孙子兵法的研究，他学会从兵法的独特视角看待现代商业。他把“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战而屈人之兵，用到企业的实际管理中，以身作则，落到实处的走访去了解同行业竞争者的情况，真正做到知己知彼。而兵法中的“全胜之道”作为兵法的核心指导思想，贯穿始末，其核心全胜思想与企业追求和客户共赢的局面不谋而合。在短短十二年间从最开始只有3万元注册资金的文化公司发展壮大为拥有11家子公司，数亿元资产的国信集团。这辉煌的成果与他孜孜不倦对兵法的探索是密不可分的。他在企业管理中穿插兵法思想，让兵法在商海应用，真正做到学以致用。从容淡定，笑对人生商场如战场，在这样的销烟弥漫的无形战争中，赵先生褪去了传统商人尔虞我诈诸葛争霸的野心，至始至终秉承着“从容淡定，笑对人生”的豁达胸怀。1995年，公司方面规模赶不上集团扩张遇到行业的一些困难，在成功克服以后，转而投资矿产和房地产，40岁之前公司年创利近亿元。。潮起潮落，是每个商人必须经历的过程，倘若没有一颗淡泊名利的心，而只是一味的急于求成，被功利心熏陶，这样的人是无法成大器者。他临危不乱，认真反思，找出问题根源，对症下药，在关键时刻挽救企业，也成就了今天的国信集团。在日后的人生中，面对每天忙不完的工作，他也是从容应对，坚持晨练，博览群书，花各种功夫修养身心，相由心生，面色由内而外的红润，发型抖擞。怀才不遇时的苦闷 他，是幸运的。在邓小平同志南巡发表讲话不久，中国的市场方兴未艾，人们被风起云涌的时代浪潮感召，他家里人赶上了浪潮抓住机会，毅然决然的投身于商海。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从最初3万元资金的小公司，到如今上亿资产的国信集团，他家人也立下了汗马功劳。2004年，在人民大会堂上，他被评为：“全国十大杰出策划专家”；2005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科学论坛专家评审委员会授予他：“全国百佳诚信人物”。2007年，被提名为：“全国十大杰出青年”。商业上的巨大成功极大地激励了他通过政治作为回报社会的想法。然而，种种荣誉和商业成功并没有助他在仕途之路一帆风顺。赵先生无时不在思考如何定国安邦，怎样服务于广大社会，兼济天下，为民族和国家多做出贡献。但在当今复杂的中国政治形势下，英雄很难施展才华，他也有了怀才不遇之时，心中的抱负无法全面施展。即便是这样，在他隐居到联合国后，仍然不忘追寻治国之道，心系祖国社会。虚心求学，不耻下问的学习态度 赵先生是企业家，早期的电话营销发展模式开创了中国电话营销先河，为中国营销学说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成为了中国电话营销第一批企业。但他更是一位学者。“学者型商人”这几个字是对他最好的诠释。他时常穿着正统的欧式西服，说话慢条斯理，语调深沉，有着儒雅的谈吐气质，谦逊的态度。即便是成功后的赵云龙，始终秉承幼时虚心求学，不耻下问的传统儒家思想。短短十几年间，他走访了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所到之处广结良师益友，探讨沟通交流思想，在寻求世界经济发展的路上前行着。“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句名言在他身上被演绎得淋漓尽致。正是因为一贯以来积极的学习态度，他在中年从博士研究生班毕业，继而远赴重洋于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并任哥伦比亚亚太战略专家委员会主席。在卧虎藏龙人才辈出地纽约，他的虚怀若谷，真诚谦卑使他广交高人。他跟前哈佛大学教授陆惠风博士学习宗教哲学，跟中美友好协会执行主席兼秘书长肖云飞学习人性，跟著名企业家万科集团董事长王石探讨商业经济……还虚心地向留学的晚辈学习请教新鲜的事物，关心他们的想法和成长，实在难能可贵。他常常和他的朋友们促膝长谈，有时候聊得废寝忘食，有时候小酌助兴，有时赋诗相赠，可谓“笑谈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正是这样一种不断学习的精神，让他的思想充满活力，知识更加饱满。智者之志如诸葛，修身隐居联合国“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这位集学，政，商三重于一体的智者以诸葛亮为镜子，观察自身，审视社会，既不单一地站在中国或者美国的立场，而是以国际公民的身份纵观全局忧国忧民。自加入联合国以来，他积极参与各项会议，细心聆听世界时事政策。他扎根于‘世界’的高度，从未忘记对社会的使命，担任过货币发展委员会主席，又任未来领袖精英培训项目总监，集思广益，回赠社会。良好的教育背景和积极上进的人生态度赋予了他独一不二的儒雅气质，遇事冷静脾气温性，与员工相处融洽。因为他明白作为一个智者，生气是解决问题最愚蠢的方式。他以美国前总统肯尼迪的名言：“一个公民，不能老想着国家和社会能为你做什么？而应想到你能为国家和社会做什么？”作为最高人生追求，时刻鞭策着自己。与人交往中的利他精神 纵驰古今中外，人都在忙忙碌碌中执泥着对自己有利的事情。在纷繁的利益驱逐下，很多人如行尸走肉忘却了人生的真谛。而赵先生广交良缘，待友真诚，熟知他的人都知道，在他时常挂在嘴边的人生三种境界——利己损人，利己利人，损己利人，他把后两种作为自己的做事准则。因为熟知兵法，赵先生特别推崇兵法的共赢思想，甚至在一定的程度上，他不惜损害自己的利益，也要作对社会有利的事情。在经商中，总是把与朋友的共赢放在最首要的位置。在和朋友学子的交往中，他总积极为他们搭建合作的桥梁，寻找发展的机会，经常为他们慷慨解囊。他为人低调，很少参与公众场合宣传自己，而是把跟多的时间放在做实事做好事，他相信名不是说出来，而是做出来，有目共睹的。在哈佛大学中国论坛上，他坚持和同学们坐在一起，谦逊地聆听学习。我们与他前后多次洽谈约稿大致3个月时间，才最终得以敲定时间定稿。严于律己的苦行僧生活几十年的经商经历，不断地积累着赵云龙的财富，让他从贫穷的山村，迈入富足的生活。这样成功商人的典型经历并没有让他停滞不前，或是无止境地贪婪，而是去追求更高尚的精神文明的富足。当代的中国给了他掘金的机会，成就了他的事业，与此同时，他也不断地在思考着，如何把祖国赋予的这份成就以最大化的形式回报给社会。他先是在繁忙的公务中读取了MBA，有读了博士研究生班。在21世纪这个一切皆有可能的全球化大背景下，他做出了惊人的决定：主动放弃北京舒适奢华的生活，背井离乡远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求学，过起清苦的生活。在求学期间，他以大米粥，方便面为主食，出门以公共交通为主，过着真正的苦行僧生活，这样他便把充裕的时间放在对学问的研究上，他总是乐呵呵地说道：“精神上的富足才能让他得到真正的满足感”。他坚信办大事，须真本事。在美国几年的生活他重拾小学时候学习的英文，从和餐厅的服务员交谈，到听职员的中英双语报告。如今的赵先生，已经能够流利地在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做公开演讲。名校讲台，名家智论孙子兵法 作为学者的他，学以致用，学以授人。在赵先生留美做学问期间，闲暇之余，他在美国常春藤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开展孙子兵法专题研究讲座。其讲座内容涵盖了战争观，战争指导艺术，战略战术理论，军事理论。体系完整，思想深刻。他识时务，把兵法理论与当今世界热门的国际金融战略相结合，实战性的传授怎样把商场和兵法相结合。期间，他与学者学生们热烈互动，其生动而赋有哲理的语言深受广大学子的追捧，成为新一代“兵法大师”。他受到哥大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的特别邀请担任2011－2012换届选举大会监票人。把慈善和公益当成事业来做 慈善和公益是一种态度。常言道，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商途成功的赵云龙，从来没有忘记自己作为一个世界公民应有的责任。许多年来，赵云龙一直把慈善和公益事业当成一份工作来做，并且乐在其中。如今，赵云龙在回顾当初投身商海的一句话——想要帮助别人，首先要强大自己。一种对社会、他人的帮助之心和责任之情始终伴随着他这些年人生事业的成长。用他的话来说，能够让更多的人生活的更好，让需要帮助的人得到帮助，是人生最大的成就感来源。从资助贫困儿童，到捐献学校；从四川地震灾后重建，到关爱残疾人慈善捐款；从关注内蒙古沙化，到参与全国性的环保组织；赵云龙的慈善公益行动涵盖了社会的方方面面。他每年都会从自己的收入里面拿出一大部分资金投入到持续的慈善和公益事业中。他常乐于助人，菩萨心肠，就连地铁的卖艺者，他都时常热心地去给十美元捐赠。 这份热诚，用他诗意的话来说，“社会养了我，我不能忘了回报社会、人民；地球养了我，我不能忘了保护地球、环境”。
叶圣陶（1894年10月28日－1988年2月16日）原名叶绍钧，汉族人。字圣陶。江苏苏州市人，著名作家、教育家、编辑家、文学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1912年中学毕业后，因家境清贫即开始当小学教师并从事文学创作。五四运动前参加了李大钊、鲁迅支持的新潮社。1921年，与沈雁冰、郑振铎等发起组织“文学研究会”，提倡“为人生”的文学观，并与朱自清等人创办了中国新文坛上第一个诗刊《诗》。他发表了许多反映人民痛苦生活和悲惨命运的作品，出版了童话集《稻草人》以及小说集《隔膜》《火灾》等。1923年，叶圣陶进入商务印书馆，开始从事编辑出版工作，并主编《小说月报》等杂志，同时继续文学创作，发表了长篇小说《倪焕之》和大量短篇小说。1930年，他转入开明书店。他主办的《中学生》杂志，是三、四十年代最受青年学生欢迎的读物，在社会上有广泛的影响。“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活动，参加发起成立“文艺界反帝抗日大联盟”。抗战期间，他内迁四川，先在中学、大学执教，后继续主持开明书店编辑工作，同时写下了不少散文小说诗词，从不同角度揭露了旧社会的黑暗和人民的悲惨生活，歌颂了在民族解放斗争中坚强不屈的普通群众。在四川他还参加发起成立“文艺界抗敌后援会”，支援抗日前线的将士。抗战胜利后，他参加反对国民党政府压制民主、争取出版自由的斗争。1946年，叶圣陶回到上海后，积极投身爱国民主运动。他担任了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总务部主任，主持文协的日常工作，还担任了上海市小学教师联合进修会和中学教育研究会的顾问。他编辑杂志、撰写文章、发表演讲，揭露和抨击当局内战、独裁、卖国的罪行，呼吁文化界教育界同人“要有所爱，有所恨，有所为，有所不为；和广大的人民，为同一目标而斗争”，“汇为巨力致民主”，“转移风气，挽回世运”，开创“为万世开太平”的局面。
1949年初，叶圣陶应中共中央的邀请，由上海经香港到达北平，担任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主任；6月，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7月，参加第一次文代会并当选为文联全国委员；9月，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先后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副署长兼编审局局长，教育部副部长兼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和总编，教育部顾问，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顾问等职，并当选为全国人大第一届至第四届代表和第五届常务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第一届委员，第五届常务委员会委员，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等重要职务。1962年，叶圣陶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在1979年民进四代大会上，当选为民进中央副主席，1984年9月，出任民进中央代主席。
故居在东城区东四八条71号。
[编辑本段]笔名来历
叶圣陶原名叶绍钧。他12岁入苏州长元吴公立小学时，请先生章伯寅取一个立志于爱国强国的字。章先生说：你名绍钧，有诗曰“秉国之钧”，取“秉臣”为字好。并教育他要爱国就得先爱乡土，晓得乡土的山川史地名人伟业。1911年10月15日，苏州在辛亥革命中光复了。次日，叶绍钧找到章伯寅先生说：清廷已覆没，皇帝被打倒了，我不能再作臣了，请先生改一个字。先生笑了笑说：你名绍钧，有诗曰“圣人陶钧万物”，就取“圣陶”为字吧。这样叶绍钧满意而去。1914年6月10日，叶绍钧在《小说丛报》第2期发表文言小说《玻璃窗内之画象》，署名“圣陶”。以后他又把姓“叶”与笔名“圣陶”联了起来，成为著名于世的笔名。
[编辑本段]主要事迹
早年生活
叶圣陶于1894年10月28日在江苏省苏州市的吴县出生。他的父亲帮当地一个地主做帐房，家境清苦。他六岁(1899年)时，进入当地的私塾就读，其后跟随父亲工作。在工作里，他有机会走遍苏州城，体会到低下阶层的生活。
1907年，叶圣陶进入当地的草桥中学(即后来的苏州公立第一中学堂)就读。中学时期，开始接触外国小说及当时的文艺新潮。他不单喜爱阅读这些外国小说及新文学，更与同学组织诗会《放社》。1911年，三年中学毕业后，在当地一家初等学校任教，并试验当时的新式教学法。可惜，1914年，他被排挤出学校而离开失业。在他失业期间，他全心投入文言文小说的创作。这些小说都寄到《礼拜六》杂志发表。后来他被上海的商务印书馆附设的学校任教，同年，担任商务印书馆的小学教科书编辑。
叶圣陶生活在一个不稳定的时代：他出生之年正值甲午战争，之后国家经历了百日维新，但很快又被列强割据。他早年的生活对他有很重要的影响，使他变得爱国，并致力投身于新闻及教育的工作上，藉以改善国家将来的命运。
文学推广运动
叶圣陶受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又名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叶圣陶终其一生都投入在推动文学运动。他曾参与北京大学的学生组织“新潮社”，并参与出版小说、新诗、小品、文学批评及剧本等各种文学作品。1921年起在上海、杭州、北京等地中学和大学任教，并与茅盾、郑振铎等人发起组织“文学研究会”。1923年成为文学家开办的书室“朴社”的编辑。
1936年，与茅盾及洪深参立“中国文艺家协会”。1941年，他成为了《文史教学》的编委会成员。叶圣陶亦是当时的反日组织“文艺界反帝抗日大联盟”的始创者。
政治生涯
叶圣陶曾担任多项职务。解放后，叶圣陶曾担任出版总署副署长、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教育部副部长。他也是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民进中央主席。
叶圣陶于1988年2月16日于北京逝世，享年94岁。
[编辑本段]活动年表
1894年，叶圣陶出生于苏州吴县。
1907年，考入草桥中学，毕业后任小学教员。1914年被排挤出学校，开始文言小说创作。
1915年，任上海商务印书馆尚公学校国文教员，并为商务印书馆编小学国文课本。后应聘到吴县角直县立第五高等小学任教。
1918年，在《妇女杂志》第4卷2、3号上发表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春宴琐谭》。
1919年，加入了北京大学的新潮社，开始白话文学的创作。
1921年，与茅盾、郑振铎等人发起组织“文学研究会”，提倡“文学为人生”。
1923年，进入商务印书馆从事编辑出版工作，发表了长篇小说《倪焕之》。
1930年，转入开明书店，主办《中学生》杂志。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发起成立“文艺界反帝抗日大联盟”。
抗战期间，他前往四川继续主持开明书店编辑工作，同时还参加发起成立“文艺界抗敌后援会”。
1946年，回到上海后，担任了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总务部主任及上海市小学教师联合进修会和中学教育研究会的顾问。
1949年，到达北平，担任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主任。后任全国文联委员。
1949年后，先后出任教育部副部长、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和总编、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顾问、中央文史馆馆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一、二、三、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和民进中央主席。
[编辑本段]记者生涯
“我的第一职业，我会说，是个编辑。”
“如果有人问我的职业，我会说，我的第一职业是编辑，我的第二职业是老师，” 叶圣陶说。 叶圣陶曾花费他人生的许多时间于编辑和出版工作。上海商务印书馆是叶圣陶编辑工作的起点。他于1923年成为该馆的编辑。
在1930年底，叶圣陶辞去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工作，成为开明书店的编辑。他开始编辑中文书籍和儿童故事书。
“编辑不是一份轻松的工作。” 对叶圣陶来说，做一个编辑不再简单的是一份工作，而成为了一项职业。“在编辑当中粗心是不允许的，你必须自己检查所有的文字。编辑们必须认真地对待他们的出版物，他们的报道和他们的读者。” 编辑在检查最终成果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叶圣陶认为 “认真” 对一个成功编辑的关键。 他在工作中一再重申这一观点。
叶圣陶一家在乐山的“合家欢”叶圣陶的一生致力于编辑与出版。 他从未停止过于自己“最初和最终”的职业的热爱。 在抗日战争中，叶圣陶与他的家庭一并移居到乐山，并在国立武汉大学担任中文系教授。1946年，他回到上海，在开明书店继续他的编辑生涯。
叶圣陶的出版物
叶圣陶将一生投注于新闻业。 1925年到1929年是叶圣陶出版工作的新时期。他编辑了很多著名的杂志和报纸，下面是他的部分著作：
现代出版业的新纪元
叶圣陶对现代汉语的视角促进了中国现代新闻业的发展。
叶圣陶热切的主张规范现代汉语包含规范的语法、修辞、词汇、标点、简化字和除去异体汉字。他又编纂和规范了出版物的汉字并且规定了汉语拼音方案。他所做的努力帮助改进了编辑工作的质量与组织结构。
最重要的是，叶圣陶在出版领域提倡使用白话文。 他的杂志和报纸大多使用白话文，这极大地方便了记者和读者的阅读。所有的这些贡献加快促进了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
叶圣陶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同时他也是一位伯乐。他教育和发掘了许多杰出的作家和编辑如巴金（1904年-2005年）、丁玲（1904年-1986年）、戴望舒（1905年-1950年）。
创办《公理日报》
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了一起血腥惨案，被称为五卅惨案。大约2000名上海工人和学生加入了一场充满激情的反帝国运动，抗议帝国主义压迫并要求彻底废除不平等条约。示威者怒吼道“打倒帝国主义！”。遍及全中国的工人以全体罢工和集体示威游行的方式策应着这次活动。而后英国警察以暴力镇压示威者，早这起事件中造成12名中国人死亡。到6月1日有超过20名中国人被杀害。
“谁来讲述真相？”
没有一家上海报纸报道这起惨案。首页新闻大多是中国京剧演员的闲谈。上海报纸因为当局施压拒绝提及这起事件。作为一名记者，叶圣陶当众指责道“为什么新闻记者们如此无情地对这起骇人的血案熟视无睹？为什么他们这么害怕真相？可笑的事没有人敢说出真相。” 叶圣陶因此与郑振铎和胡愈之（1896年-1986年）一同创办了《公理日报》 他们不顾帝国主义强力压迫，全景展示这起惨案，是为了唤醒有良知和爱国心的普通大众。同时也为了推动“五卅精神”在中国的传播。
新闻报道新方式
为了更多的报道真相，《公理日报》提供了大众的讨论场所，名叫“社会裁判所” ，以鼓励读者表达他们对社会的观点看法。叶圣陶和其他《公理日报》的编辑们激烈的批评社会的不公。这份报纸起到了对专制政权的监督者作用，同时在早期中国现代社会中启蒙了“新闻自由”的观念。
由于财政困难和编辑们的意见不一，《公理日报》最终在创立22天后停刊。叶圣陶从没有停止追踪真相。在抗日战争（1937年-1945年），他参与到反抗国民政府的斗争中，为民主国家的新闻自由而奋斗。
[编辑本段]公文写作
1983年6月20日叶老专门写过一篇《大家都来重视提高公文质量》，文中提出了如何提高应用文写作的质量问题。叶老要求大家牢记一句话：“人家了解你的方针政策、具体办法之类全凭你写在公文上的书面语言，所以书面语言马虎不得”。叶老十分强调：写作必须做到“明确通顺”，即“必须把要表达的意思想清楚。没想清楚，即使是文章大家也做不到明确通顺。想清楚了，公文的组织结构自然是意思本身的组织结构，照样写下来，才能做到有条有理。这样的公文才能够让人家不折不扣地了解。”其次，叶老认为，还要在语法修辞逻辑各方面用点儿劲。“不光是读些书本，尤其要在实践中随时留意。”叶老所指的意思，即要我们善于把书本上所讲的这些知识化为自己的实践，能够熟练地运用于说话、写文章。
除此以外，叶老认为提高写作质量，“必得把文字琢磨得停停当当，端端正正，拿出去才能算是表达了我的意见。”因此，我们在写作中“都应当斟酌尽善，做到再不能更动一个字，决不能出门不认货。”
写作中关于文风问题，叶老曾多次反复论述。如1956年写的《反对新八股，形成新文风》；1958年的《文风问题在哪儿》、《怎样改进文风》；1959年的《要写得便于听》；1961年《改善字风》；1979年的《端正文风》等。叶老认为：“文风是作风，也是思想风”，“端正文风是大家的事”，“我说的大家，不限于记者、作家，凡是写点书稿，写点文稿的人，乃至写一封信，写张字条的人，都包括在内。文风是风，风是刮来刮去的，彼此影响的，所以惟有大家来吹一种端端正正的好风，才能彼此促进，共同提高”。
如何改进文风呢？首先叶老反对说假话，说空话，包括现在还有影响的党八股、洋八股。“说假话就是言不由衷，说空话就是言之无物，”而且“在说假话和说空话这两点上，‘党八股、洋八股’的精神是相通的”。其次，叶老还强调字风。因为写作，尤其是应用文写作，必须特别注意“存心给公众看”。叶老大力呼吁“写信要为收信人着想，起什么稿子要为商量这份稿子的人着想；写的稿子准备付印付排的要为打字员排字工人着想”。再次，叶老反复强调文风改进，应努力充实自己，包括思想认识和表达技巧方面，并且要努力使文章具有正确性、鲜明性、生动性。（节选自《应用写作》1989年第4期《叶圣陶谈应用写作》）
[编辑本段]文教理念
“教是为了不教”
叶圣陶对改进现代中文教育有重要影响。他给中文教育引入了一个全新的观念，“应当教给学生学习的方法，而不是长期详细的灌输书本知识。”这一观点冲破了习惯于强烈依赖记忆和灌输的传统语文教学观念。此外，叶圣陶促进了批判思维的深入人心，让人们认识到个人价值判断的重要性。他认为这些学习技能应当被用来构筑学生的基础，同时也将成为学生终生学习的起点。
文学为人生
叶圣陶在他反思现实生活的作品中动情地写道：
“在记忆中，我似乎从来没有撰述过自己有些模糊或者不甚清楚的知识。换句话说，我不能写那些只是通过想象得来的东西，但我也没有失掉想象力。我生活在城市里，乡镇和农村，我写在那些地方观察到的事物。作为一名老师，我了解一些教育圈的生活，我也记录下来。在一些相当基础和浅显的层面，我关注着中国革命逐渐的发展，同时，我也记录下这些事情。”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CT Hsia, 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引自59页。
他大多数的新闻作品由人们的生活得到灵感。他相信文学作品不仅是用来供人消遣，而且也是反映生活和鼓舞读者思考现实的工具。他感觉有义务去让读者知道在他们周围真实发生的事情。这就是他为什么想要将文学和新闻报道联系起来的原因。他认为文学作品应该也被用来唤醒青年对社会的关心与敏感。这个观点如同新闻工作者讲述真相的基本原则。叶圣陶也以记者为毕生职业。
易读性
在叶圣陶的作品中易读性是一个显著特征。它意味着读者更有效率的感知和理解文章内容。作为一名记者，叶圣陶作中强调词语的运用。这大概是因为在他做编辑之前，曾作了10多年的教师的缘故。他认为文章是为读者而作的，同时他把文章看作是读者与作者交流的工具。当时的作者面临的一个巨大问题是他们不是拥有优秀写作技巧的素养。他们的表达是不准确且意义模糊的。只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才能够欣赏他们的文章。作者不注意实用的重要性。因此，文学作品难于被普通大众接受。叶圣陶认为一个人只有把文章写得实际且易于理解，他才能够去只写一些风雅作品。如果读者不理解文章内容，文章就毫无用处。
[编辑本段]文学贡献
现实主义： 生活的镜子
现实主义是叶圣陶最为鲜明的特点。叶圣陶是现实主义写作的先驱之一。他的作品如同一面镜子，反映了社会的阴暗面和人性。
因为是一名教育家，在叶圣陶的作品中，他记述了许多知识分子，他们中的许多人是被剥削者，是没有能力反抗的社会底层的人。叶圣陶在他的作品中一贯反映着真相与现实。他在自己的小说如《火灾》、《线下》和《稻草人》中表达了自己的民主的和社会主义的思想。这些文章聚焦于社会底层人民的痛苦生活。他的广受赞誉的小说《倪焕之》就记述了一位知识分子的悲情生活。
叶圣陶发现新中国的很多人是自私、冷淡、伪善和保守的。人们为了安稳的生活放弃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叶圣陶在作品中讽刺了这些人。他表达了自己的不满，希望唤醒人们的知觉并正视这些社会顽疾。叶圣陶不仅写故事，而且报道社会的谬误。他的作品不是用来消遣，而是用认知和对现实的思考来连填充人们的余暇。“……写作的基础是一双有洞察力和善于观察的眼睛，而我的眼睛却不怎么拥有洞察力……当然，没有必要以写作为目的训练而一个人的眼睛，对于眼睛的训练，是为了洞察现实，丰富生活。 ”(摘自—叶圣陶，《过去随谈》46页)
儿童文学: 培养年轻的心灵
叶圣陶的第一篇关于儿童文学的学术论文题作《儿童之观念》，批评了中国儿童受到的坏影响。
事实上，叶圣陶是20世纪20年代第一位写童话的作者。他的作品《稻草人》于1923年出版。 这部儿童读物在许多青少年当中极受欢迎。另一个作品《古代英雄的石像》，讲述了一块石头被雕刻成英雄的形象。这个简单易读的故事背后的寓意是嘲笑专家的傲慢自大与人们的麻木。
叶圣陶的学生丁玲曾经称赞他的童话能够启迪人们对社会更多的思考。叶圣陶的童话是简单的，但是却拥有着深刻的内涵。他相信儿童对周围环境拥有个人看法，所以应当提高他们的批判能力。通过叶圣陶的故事，孩子们可以逐渐获得这个社会与他们之间关系的清晰认识。
语言与修辞
叶圣陶的语言是简练而感人的，他以用恰当的词语表述自己的能力而出名。叶圣陶在他的报道中强调感觉与情感。人物在叶圣陶的笔下鲜明活泼，他深深的洞察到人物的内心世界。知名作家赵景深盛赞叶圣陶是写作界的异数，拥有着杰出且惊人的才能。他的优美文章持久而韵美的留存于世。他表达的情感和感觉构筑了真相与现实的基础，也使他的文章充满无穷的力量。 “情感如同忽明忽暗的灯火，但是记述却因为这灯火而引人注目，” 叶圣陶说。这段谈话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叶圣陶不仅是一为善于讲述故事的人，他更是一位艺术家。
注入外语元素
叶圣陶的现实主义写作形式成为许多作家效仿的对象。他承认阅读一些西方小说家的作品，对他的写作助益良多，“如果我没有阅读英文，如果我没有接触英文读物，我就不会写作小说. ” 他的作品是反思与思辨的。这些不知依靠感知，而且依靠切实而客观的观察。叶圣陶不仅是一位作家，而且是一名新闻记者。对现实的观察成为了他写作的源泉，他它为中国现代文学开创了一片新天地。
叶圣陶（1894．10．28～1988.2．16），原名叶绍钧，字秉臣。江苏省苏州人。现代作家、教育家、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 叶圣陶的父亲在地主家做帐房，家境清苦。1907年考入草桥中学，1912年中学毕业后因家境清贫，即在一个初等小学当教员。1914年被排挤出学校，闭居期间作文言小说发表在《礼拜六》等杂志上。1915年秋到上海商务印书馆附设的尚公学校教国文，并为商务印书馆编小学国文课本。 1917年应聘到吴县角（音lù）直县立第五高等小学任教。 1918年在《妇女杂志》第4卷2、3号上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春宴琐谭》。1919年参加北京大学学生组织的新潮社，并在《新潮》上发表小说和论文。 1921年，与沈雁冰、郑振铎等发起组织“文学研究会”，提倡“为人生”的文学观，并与朱自清等人创办了我国新文坛上第一个诗刊《诗》。他发表了许多反映人民痛苦生活和悲惨命运的作品，出版了我国童话集《稻草人》以及小说集《隔膜》、《火灾》等。1922年出版第一本短篇小说集《隔膜》。 1923至1930年，叶圣陶进入商务印书馆，开始从事编辑出版工作，并 于1927年5月开始主编《小说月报》，同时继续文学创作。1923年出版的《稻草人》是我国第一部童话集。 1928年创作了优秀长篇小说《倪焕之》。 1930年，他转入开明书店。他主办的《中学生》杂志，是三、四十年代最受青年学生欢迎的读物，在社会上有广泛的影响。“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活动，参加发起成立“文艺界反帝抗日大联盟”。抗战期间，他内迁四川，先在中学、大学执教，后继续主持开明书店编辑工作，同时写下了不少散文小说诗词，从不同角度揭露了旧社会的黑暗和人民的悲惨生活，歌颂了在民族解放斗争中坚强不屈的普通群众。在四川他还参加发起成立“文艺界抗敌后援会”，支援抗日前线的将士。抗战胜利后，他参加反对国民党政府压制民主、争取出版自由的斗争。1946年，叶圣陶回到上海后，积极投身爱国民主运动。他担任了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总务部主任，主持文协的日常工作，还担任了上海市小学教师联合进修会和中学教育研究会的顾问。他编辑杂志、撰写文章、发表演讲，揭露和抨击当局内战、独裁、卖国的罪行，呼吁文化界教育界同人“要有所爱，有所恨，有所为，有所不为；和广大的人民，为同一目标而斗争”，“汇为巨力致民主”，“转移风气，挽回世运”，开创“为万世开太平”的局面。1949年初，叶圣陶应中共中央的邀请，由上海经香港到达北平，担任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主任；6月，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7月，参加第一次文代会并当选为文联全国委员；9月，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先后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副署长兼编审局局长，教育部副部长兼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和总编，教育部顾问，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顾问等职，并当选为全国人大第一届至第四届代表和第五届常务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第一届委员，第五届常务委员会委员，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等重要职务。1962年，叶圣陶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在1979年民进四代大会上，当选为民进中央副主席，1984年9月，出任民进中央代主席。 作为著名的教育家，他为我国 语文教学、科研也发表过很多精辟见解，论著收入《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是我国著名的作家、教育家、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他1894年出生于江苏苏州，1912年毕业于苏州公立草桥中学。他曾先后执教于吴县县立第五高等小学、中国公学、杭州第一师范学校、北京大学、立达学园、复旦大学和武汉大学等校。叶圣陶曾与沈雁冰、郑振铎等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编辑《文学研究会丛书》。“四·一二”事变后，主编《小说月报》。与此同时，叶圣陶还担任商务印书馆和开明书店编辑，参与编写或主编《中学生》、《中学生文艺》、《国文八百课》以及课外读物《文心》等。1949年初，叶圣陶应中共中央邀请，由上海经香港辗转到达已解放的北平，担任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主任，并参加新政协筹备会。1949年7月叶圣陶参加第一次文代会并当选为文联全国委员。建国后，叶圣陶曾先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副署长兼编审局局长，教育部副部长兼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和总编辑、教育部顾问，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等职。叶圣陶曾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副主席，以及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副主席、主席、名誉主席。他还是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顾问。
叶圣陶长期从事文学创作，是我国新文学运动的先驱者之一。解放前，他曾发表许多反映人民的痛苦生活和悲惨命运的小说、散文、新诗、童话等。如我国第一个童话集《稻草人》，以及长篇小说《倪焕之》等。
叶圣陶从事教育和教学工作70多个春秋，为我国教育事业倾注了毕生的精力。在工作中，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写出大量有关教育、教学的专论、专著和书简。他很早就进行教育改革的尝试，提出基础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全面发展的合格公民，提倡引导与启发，主张在教育和教学过程中，积极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和“良好习惯”。另外，他对促进汉语语言的规范化、中小学语文教学的科学化、系统化工作，见解独到，贡献巨大。
叶圣陶从1923年起开始从事编辑出版工作。所编辑的大量书籍、杂志和课本，都体现了处处为读者着想的特点。他特别注重教育效果和社会效果，态度诚挚，工作极端认真。他热情地帮助和扶植新作者，许多成名作家的处女作，是经过他的手发表的，并写了不少对新人新作的评价，对他们给予鼓励和推荐。建国后，他先后出版过《叶圣陶文集》、《叶圣陶选集》、《叶圣陶小说集》等。
叶圣陶（1894．10．28～1988.2．16），原名叶绍钧，字秉臣。江苏省苏州人。现代作家、教育家、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
叶圣陶的父亲在地主家做帐房，家境清苦。1907年考入草桥中学，1912年中学毕业后因家境清贫，即在一个初等小学当教员。1914年被排挤出学校，闭居期间作文言小说发表在《礼拜六》等杂志上。
1915年秋到上海商务印书馆附设的尚公学校教国文，并为商务印书馆编小学国文课本。
1917年应聘到吴县角（音lù）直县立第五高等小学任教。
1918年在《妇女杂志》第4卷2、3号上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春宴琐谭》。
1919年参加北京大学学生组织的新潮社，并在《新潮》上发表小说和论文。
1921年，与沈雁冰、郑振铎等发起组织“文学研究会”，提倡“为人生”的文学观，并与朱自清等人创办了我国新文坛上第一个诗刊《诗》。他发表了许多反映人民痛苦生活和悲惨命运的作品，出版了我国童话集《稻草人》以及小说集《隔膜》、《火灾》等。
1922年出版第一本短篇小说集《隔膜》。
1923至1930年，叶圣陶进入商务印书馆，开始从事编辑出版工作，并 于1927年5月开始主编《小说月报》，同时继续文学创作。
1923年出版的《稻草人》是我国第一部童话集。
1928年创作了优秀长篇小说《倪焕之》。
1930年，他转入开明书店。他主办的《中学生》杂志，是三、四十年代最受青年学生欢迎的读物，在社会上有广泛的影响。“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活动，参加发起成立“文艺界反帝抗日大联盟”。抗战期间，他内迁四川，先在中学、大学执教，后继续主持开明书店编辑工作，同时写下了不少散文小说诗词，从不同角度揭露了旧社会的黑暗和人民的悲惨生活，歌颂了在民族解放斗争中坚强不屈的普通群众。在四川他还参加发起成立“文艺界抗敌后援会”，支援抗日前线的将士。抗战胜利后，他参加反对国民党政府压制民主、争取出版自由的斗争。
1946年，叶圣陶回到上海后，积极投身爱国民主运动。他担任了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总务部主任，主持文协的日常工作，还担任了上海市小学教师联合进修会和中学教育研究会的顾问。他编辑杂志、撰写文章、发表演讲，揭露和抨击当局内战、独裁、卖国的罪行，呼吁文化界教育界同人“要有所爱，有所恨，有所为，有所不为；和广大的人民，为同一目标而斗争”，“汇为巨力致民主”，“转移风气，挽回世运”，开创“为万世开太平”的局面。
1949年初，叶圣陶应中共中央的邀请，由上海经香港到达北平，担任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主任；6月，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7月，参加第一次文代会并当选为文联全国委员；9月，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先后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副署长兼编审局局长，教育部副部长兼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和总编，教育部顾问，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顾问等职，并当选为全国人大第一届至第四届代表和第五届常务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第一届委员，第五届常务委员会委员，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等重要职务。
1962年，叶圣陶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在1979年民进四代大会上，当选为民进中央副主席，1984年9月，出任民进中央代主席。
作为著名的教育家，他为我国 语文教学、科研也发表过很多精辟见解，论著收入《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