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论文
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开创消费者权益
保护工作新局面
―――浅谈执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的做法和有关法律问题
1993年10月，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该法首次以立法的形式将消费者区别于一般的商品或服务的购买者，给予更高的保护标准，是我国法律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的一个里程碑，为保护我国消费者权益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保护消费者权益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建立健全完善的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系，在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工商、质检、物价、卫生等部门的作用，实行工商12315与公安110联动，各有关行政管理机关要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各司其责、依法行政。同时，各部门之间加强协调，互相配合，互相支持，形成合力，共同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是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必须坚持的总的指导思想，也是必须努力达到的目标要求，更是检验和衡量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根本标准。要切实做好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必须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新时期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和队伍建设的根本方针，落实到各项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中去，努力开创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新局面。
执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经验、做法
一、消费纠纷调解中归责原则的运用
1、过错责任原则在消费纠纷调解中的运用
过错是一种主观上的心理状态，分为故意和过失两种形态。故意也称恶意，是指行为人知道并且促使或希望侵害结果发生：过失是指行为人对结果的发生既不希望也无法预见，但是应当预见并避免其发生。
主观上的心理状态是通过行为人的外部活动表现出来的，通过那些足以表明行为人主观心理状态的客观事实的综合性判断来确定行为人的过错。因此，在法律上可建立一个客观标准对过错进行判断，这个标准就是一定程度的“注意义务”，即“一个具有普通判断力和意志力的人在相关背景环境下以相关注意力能够避免的情形”。在消费纠纷中，能够清晰地判断侵害人存在主观故意的案例毕竟是少数，更多的是需要对侵害人是否存在过失进行判断，这时就应运用“注意义务”客观判断标准。
过错责任原则关于过错的客观判断标准和过错推定的判断方法在消费纠纷调解实践中的运用，可按以下三步骤进行：1、损害事实的证明。消费者必须证明自己的权益或利益受到损害，并证明这种损害与经营者的行为有直接的联系。2、过错的举证责任倒置。按照过错推定方法，经营者主观方面的过错问题应由他自己作出反面证明，即经营者应当提出其无过错的反证。3、责任的确定。调解人员需要判断：消费者的权益损害实施是否明确，损害与经营者行为的因果联系是否存在，经营者提出的过错反证是否达到免责要求。如；去年12月，黄女士在某酒楼吃饭时被服务员手上开水壶洒落的开水轻微烫伤。我“12315”消费者申诉举报中心调查案情后认为，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八条规定，经营者应保证其提供的服务符合保障人身安全的要求。虽然消费者与服务员产生身体碰撞被烫伤并非服务员的故意造成，但服务员应有防止此类事情发生的义务，而且，经营者不能提供不可抗力、消费者存在重大过错、意外事件或第三人过错等免责事由。所以，经营者对其过失造成的损害应承担民事责任，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一条，经营者向消费者赔偿前期医疗费、合理的后续医疗费、交通费、误工费共1300元。
2、无过错原则在消费纠纷调解中的运用
第一类是缺陷产品致损责任。对缺陷产品致损纠纷，根据《产品质量法》，生产者与销售者承担连带责任，对于消费者提出的损害赔偿要求，生产者或销售者不管有没有过错都应先进行赔偿，再按责任归属进行追偿。如：消费者刘某在某儿童用品专营店购买一辆儿童三轮车，使用时座位的扶栏断裂，孩子轻微摔伤。我“12315”消费者申诉举报中心调查案情后认为，该产品属于存在不合理的危险，扶栏强度明显不足是一种设计上的缺陷，依据《产品质量法》规定，对缺陷产品造成的人身损害，消费者可选择向生产者或销售者提出损害赔偿要求，无需举证其存在过错。经调解，儿童用品专营店退还货款并赔偿医疗费3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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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是产品质量违约责任。《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只要有违约事实，不管违约方是否有过错都要承担违约责任，在消费者的投诉中多见的是产品质量违约责任。如：消费者王某在使用广东某公司生产销售的“特制黑发灵”后无效且造成头发脱落。我“12315”消费者申诉举报中心调查案情后认为，产品说明书是生产者对产品的保证和承诺，该产品的效果与产品说明不符，实质上是一种产品质量违约责任。按《产品质量法》第四十条规定，不符合以产品说明方式表明的质量状况的，销售者应退货并赔偿消费者的损失。经调解，被投诉人向消费者退还货款并赔偿600元。
3、公平责任原则在消费纠纷调解中的运用
由于公平责任原则的目的在于体现“公平”这样一个社会基本准则和价值观念，让当事人公平合理地分担损失，因此侵害人对损害结果并不负全部责任，只是按情况分担部分责任。如：消费者陈某购买的燃气热水器使用时发生爆炸，正在洗澡的小孩受到惊吓，没有造成其它财产损失。我“12315”消费者申诉举报中心受理此案后认为，对于消费者来说，一年多来他一直使用该产品，表明已具备了使用该产品应具备的知识和技能，爆炸时也无明显的使用不当。对于产品生产者来说，该产品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且通过了质量认证，难以认定为缺陷产品。我“12315”消费者申诉举报中心考虑双方的经济实力和损害程度，依据公平责任原则进行调解。经调解，生产者向消费者赔偿2000元。双方对调解结果均表示满意。
二、技术性服务类纠纷的调解
在日常受理的投诉中，技术性服务类侵权的投诉正日愈增多，这类因技术性服务引起的侵权行为不同于常见的夸大故障、偷换原配件、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等服务类侵权，侵权的方式和方法具有很强的隐秘性，不易察觉。如：消费者张某于前年购买某品牌微机1台，并与厂家在本地的指定维修商取得联系，每半年进行一次免费上门维护保养。在最近一次维护后不久，电脑芯片烧坏。请教专业人员后，发现是因维护人员故意调高了某技术参数，致使芯片寿命缩短（因该品牌零配件更换只能在该维修点进行，维修点可从中获利）。消费者对其维护服务质量提出置疑，要求赔偿一切经济损失。我“12315”消费者申诉举报中心调查案情后认为，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经营者应当保证在正常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的情况下其提供的商品或服务应当具有的质量、性能、用途和有效期限。因此，维护人员擅自更改产品技术参数，使消费者更换本来不需更换的零配件以牟利，造成消费者利益受损的行为，具有主观故意。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消费者因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受到人身、财产损害的，享有依法获得赔偿的权利。同时，维修合同和维护卡的填写、发放，在事实上已建立起双方之间的合同关系，因此消费者也可以根据《合同法》要求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赔偿经济损失。代理维修商免费为消费者更换全新电脑芯片，并承诺该电脑芯片三年内出现质量问题均免费进行更换。
三、消费者公平交易权的保护
时下，很多商家、酒店都争相举办买一赠一、打折销售、购物抽奖、消费赠卷等活动，以期达到促销的目的。但在举办活动时，都宣称自己拥有最终解释权。商家宣称得天花乱坠的促销，在“最终解释”却大打折扣。如：陈先生到某商场购物，商场正在举行购物抽奖活动，陈先生一时高兴也跟着买了许多东西参与抽奖。很幸运，他中了头等奖，奖品是一台电冰箱。当他前去兑奖时发现，奖品竟是一台旧电冰箱。他找商家理论，得到的答案是“我们又没说作为奖品的电冰箱就是新的，这次活动的最终解释权是我们商场”。我“12315”消费者申诉举报中心调查案情后认为，商家的行为侵犯了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消费者是冲着优惠条件去购物的，结果优惠却是打折的，从而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再者，商家行使自封的“最终解释权”，实质上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消费者根本无从知道“最终解释权”下商家许诺的优惠究竟是什么。消费者发生消费行为后，与商家之间便与形成一种合同法律关系。我国《合同法》明确规定，合同双方都有解释权，但最终解释权应该由最终的解决部门司法机构行使。因而,责令商家需按宣传承诺兑给陈先生全新冰箱一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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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几点思考
一、 现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几点不足
1、 关于消费者的定义
关于消费者的概念，我国理论界和司法实践界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1978年国际标准化组织消费者政策委员会对消费者的概念曾作了界定，认为消费者是指“为个人目的购买或使用商品和服务的个体社会成员”。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 “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的规定为调解消费纠纷带来一定程度的困难，并可造成司法混乱。如：武汉一位消费者购买了10多个随身听，怀疑是假冒名牌产品，向法院起诉，法院认为一次购买如此多的产品显然不是以生活消费为目的，判决原告败诉。法官在当地报纸上撰文认为，一次性购买商品数量太多可以推定为不是消费者，并特别指出，向有关专家咨询后，专家也持这种观点。笔者认为，这样推断是不科学的。如果公民为了馈赠好友一次性购买一定数量的随身听是不是消费者？如果公民分期分批购买同等数量的随身听是不是消费者？如果公民代朋友购买是不是消费者？因此，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这种“行为目的性”的规定，不利于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它基本上成为经营者抗辩消费者权利、免除或减轻自己责任的经常性理由。该规定在逻辑上会推导出经营者有审查公众为何“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的权利：在诉讼上会导致当事人要证明其为什么需要而“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因此，笔者认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关于“行为目的性”的规定应该淡化，可修改为“公众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
2、 关于“企业”一词的使用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三十六条规定“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时，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因原企业分立、合并的，可以向变更后承受其权利义务的企业要求赔偿”。笔者认为，该规定未涵盖企业以外的经营者的分立、合并问题。原企业分立、合并后，新变更的经济组织并不一定就是企业，而经营者包括从事商品经营和营利性服务的法人、其它经济组织和个人，因而应把该规定中的后一个“企业”一词改为“经营者”。
二、 入世后的消费者权益保护
多年来，在政府有关部门的积极努力及社会各界的密切关注和大力支持下，我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事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有关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法律法规逐步完善，消费者权益行政保护力度不断加大：“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家喻户晓，消费者的维权意识大大增强：遍布全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已经成为消费者维权的一支重要力量：消费者保护领域的国际合作不断扩大。一个法律监督、行政监督、社团监督和舆论监督四位一体、协调互动的消费者权益保护社会机制正在逐步形成。但“入世”为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运动带来了机遇和挑战。
入世使我国的消费者面临更大的选择空间、更多的消费方式和更新的消费理念，涉及进口产品质量和服务方面的纠纷将会更多。因此，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必须及时应变，采取适合中国国情的先进的方式、方法和观念来提高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标准。笔者认为，对于行政、司法机关来说，以下几方面急需突破：
1、 质量纠纷的举证责任问题
商品安全与质量保证是市场交易的中心，也是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中心。有时候由于客观上的限制，消费者举证是很困难的，与经营者相比，处于明显的弱势。这种时候，笔者认为，行政、司法机关可以适当采用举证倒置的做法，即由被诉人证明自己的行为没有侵权。
2、 小额纠纷问题
目前，我国消费者的绝大部分投诉都属于小额纠纷。许多国家制定有小额纠纷特别程序法，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节省人力物力。我国对于小额纠纷，人民法院是采用一般诉讼程序处理的。笔者认为，对于小额纠纷，应尽可能适用简易程序，同时发挥社会上调解组织、民间团体、社区组织的作用，力求这类简单纠纷得以简易快捷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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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社会公益诉讼问题
现行规定要求代表诉讼的代表人必须是案件当事人，因而未承认消费者组织代表消费者诉讼的能力。笔者认为，扩大消费者组织作为当事人的资格，在法律上赋予消费者协会可以根据授权和法定程序，确定消费者组织作为诉讼主体的法律地位，对违反法律、侵害消费者权益、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向法院提起诉讼，追究法律责任。
三、 网上购物消费者权益的保护
电子商务作为一种全新的商业运营模式，以其快捷、方便、高效、成本低、可进行“全球性”和“全天侯”交易等巨大优势而赢得众多企业和消费者的青睐，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无疑，电子商务的出现，给企业带来了更多的商机，也给消费者带来了一种全新的购买方式。但是，目前我国网络信息流、物流、资金流制度及相应法律法规尚不健全。为此，笔者认为应尽快开展以下几项工作，以适应电子商务监管需求。
1、 以法律的形式来规范电子商务行为
在鼓励电子商务发展的前提下，以立法的形式规范电子商务行为，明确商务网站的市场准入资格、市场经营行为、组成方式等，使商务网站具备“经营主体资格”，符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被投诉对象的条件。同时，还应明确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电子商务行为的监督管理地位，明确电子文书的法律效力和确认方式，明确网上交易行为的确认程序、支付程序、退货或者换货的程序、商务网站违反合同约定时应承担的责任和提供售后服务的义务，以及发生跨国消费纠纷时应适用的法律。商务网站要向消费者提供商品生产者的准确信息，以确保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最终实现。
2、建立全国统一的电子商务认证体系
由于电子商务在网上交易时各方通常互不见面，具有较大的潜在风险，因而需要一个比传统商业模式更加完善的身份认证体系。因此，必须建立起一个专门的全国性的认证体系，超脱、权威、公正地开展电子商务认证工作，确认从事电子商务活动的企业身份的合法性、真实性和准确性。
3、建立全国统一的网上投诉中心和全国联网的“经济户口”数据库
建议，建立全国统一的网上投诉中心，受理全国范围内的网上购物的消费者的投诉，并根据消费者提供的被投诉企业的有关信息，将受理的消费者投诉案件转交给被投诉企业所在省、市的消费者权益保护部门，由其代表消费者向被投诉企业求偿，并围绕严重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对被投诉企业进行严厉的行政处罚。之后，再将处理结果通过网上投诉中心反馈给消费者，切实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如果网上购物的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一旦受到侵害，消费者在明确投诉对象后，还需要掌握更详细的信息资料，以便投诉或者起诉。因此，建立全国联网的“经济户口”数据库变得十分迫切和必须；同时，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也已经使这一设想成为可能并且可行。
总之，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无论是改革开放还是加入WTO，无论是发展生产力还是发展先进文化，归根到底都是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必须用“三个有利于”和“三个代表”的标准衡量法律、政策是否符合消费者权益的全面发展和实现。对消费者权益加大保护力度，一方面需要进一步完善有关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立法，在立法上要体现出前瞻性，以能及时应对新情况、新问题。另一方面在立法政策倾向和救济手段上，需进一步向保护弱者――消费者利益方面倾斜，以便消费者利用各种救济手段及时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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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大数据技术的发展给科技进步、信息共享、商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变革，社会活动网络化的发展趋势更给予了个人信息丰富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使它成为对于国家、社会、组织乃至个人都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略资源。与此同时，与个人信息相关的犯罪活动也呈现出高发态势。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增设“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将两个罪名整合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并扩大了主体范围，加大了处罚力度。2017年3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2017年解释》）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司法适用做出了具体规定。
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对判决结果包含“公民个人信息”的刑事一审判决逐年进行检索，2009-2019年间各年份相关判决数如图表 1所示。我国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发展可为四个阶段：2009～2012年，此类判决数为零，与个人信息相关的犯罪案件在实践中鲜有发生；2012～2016年，判决数量开始缓速增长，总量尚较少；2016～2017 年判决数量激增 214.6%，呈现出高发态势；2016～2019年，犯罪数量增速放缓。
图表 1
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行为对象，公民个人信息的内涵、范围、判断标准对立法和司法适用具有重要意义。《2017年解释》第1条对其概念做了明确的规定，但实践中对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仍存在一些模糊的地方。如，如何把握行踪轨迹信息的范围、如何把握财产信息的范围和如何认定公民个人信息的可识别性等。由此观之，要实现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准确认定，我们应该对其行为对象的内涵、外延进行深入研究。本文拟对《刑法》二百五十三条“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进行深入分析，希望能对司法实践中该罪的认定提供有益参考。
二、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合理保护限度的设定原则
信息网络时代，我们要在推动信息科技的发展应用和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之间寻求适度的平衡。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力度过小或者过大，都不利于社会的正常发展。笔者认为，应当基于以下三项原则设定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合理限度。
（一）刑法的谦抑性原则
刑法的谦抑性,是指刑法应合理设置处罚的范围与程度,当适用其他法律足以打击某种违法行为、保护相应合法权益时,就不应把该行为规定为犯罪;当适用较轻的制裁方式足以打击某种犯罪、保护相应合法权益时,就不应规定更重的制裁方式。此原则同样是刑法在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进行规制时应遵循的首要原则。
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尚未健全、前置法缺失的当下，刑法作为最后保障法首先介入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规制时，要格外注意秉持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严格控制打击范围和力度。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认定，范围过窄，会导致公民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不能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进行有效的打击；范围过宽，则会使刑法打击面过大，导致国家刑罚资源的浪费、刑罚在实践中可操作性的降低，阻碍信息正常的自由流通有违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在实践中，较常见的是认定范围过宽的问题，如公民的姓名、性别等基础性个人信息，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识别个人身份，但大多数人并不介意此类个人信息被公开，且即便造成了一定的危害结果，也不必动用刑罚手段，完全可以利用民法、行政法等前置法予以救济。
（二）权利保护与信息流通相平衡原则
大数据时代，随着信息价值的凸显，个人信息保护与信息流通之间的价值冲突也逐渐凸显。一方面，信息的自由流通给国家、社会、个人都带来了多方面的便利，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对个人生命和财产安全、社会正常秩序甚至国家安全带来了一定的威胁。
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需要使得数据的自由流通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如何平衡好其与个人权益保护的关系，是运用刑法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规制时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个人信息保护不足，则会导致信息流通的过度自由，使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处于危险境地、社会的正常经济秩序遭到破坏；保护过度，则又走入了另一个极端，妨碍了信息正常的自由流通，使社会成员成为一座座“信息孤岛”，全社会也将成为一盘散沙，也将信息化可以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拒之门外。
刑法要保护的应当仅仅是具有刑法保护的价值和必要，并且信息主体主动要求保护的个人信息。法的功能之一便是协调各种相互矛盾的利益关系，通过立法和司法，平衡好个人信息权利保护与信息自由流通，才可以实现双赢。应努力构建完备的个人信息保护体系，既做到保障公民人身、财产权利不受侵犯，又可促进信息应有的自由流动，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三）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相协调原则
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让渡是合理的且必须，因为公共利益往往涉及公共安全与社会秩序，同时也是实现个人利益的保障。但是这种让渡的前提是所换取的公共利益是合法、正当的，并且不会对个人隐私和安全造成不应有的侵害。
公共安全是限制公民个人信息的典型事由。政府和司法部门因为社会管理的需要往往会进行一定程度的信息公开，信息网络的发展也使得大数据技术在社会安全管理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对于公民个人利益边界的触碰，由此产生公共管理需要与个人权益维护之间的冲突。相对于有国家机器做后盾的公权力，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处于弱势地位，让个人信息的保护跟得上信息化的发展，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
公众人物的个人信息保护是此原则的另一重要体现，王利明教授将公众人物划分为政治性公众人物和社会性公众人物两类。对于前者，可将其个人信息分为两类：一类是与公民监督权或公共利益相关的个人信息，此类个人信息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的让步是必须的；另一类是与工作无关的纯个人隐私类信息，由于这部分个人信息与其政治性职务完全无关，所以应受与普通人一样的完全的保护。对于社会性公众人物，其部分个人信息是自己主动或是希望曝光的，其因此可获得相应的交换利益，对于这部分信息，刑法不需要进行保护；也有部分信息，如身高、生日、喜好等虽然被公开，但符合人们对其职业的合理期待，且不会有损信息主体的利益，对于此类信息，也不在刑法保护范围内；但对于这类信息主体的住址、行踪轨迹等个人信息，因实践中有很多狂热的粉丝通过人肉搜索获得明星的住址、行程信息，对明星的个人隐私进行偷窥、偷拍，此类严重影响个人生活安宁和基本权益的行为应当受到刑法的规制。
三、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特征及相关范畴
（一）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
“概念是解决法律问题必不可少的工具”。
1.“公民”的含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是指具有我国国籍的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罪名和罪状中都使用了“公民”一词，对于其含义的一些争议问题，笔者持以下观点：
（1）应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
从字面上和常理来看，中国刑法中的“公民”似乎应专门指代“中国的公民”。但笔者认为，任何人的个人信息都可以成为该罪的犯罪对象，而不应当把我国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局限于中国公民。
第一，刑法一百五十三条采用的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个人信息”的表述，而是了“公民个人信息”，对于刑法规范用语的理解和适用，我们不应人为地对其范围进行不必要的限缩，在没有明确指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情况下，不应将“公民”限定为中国公民。
第二，全球互联互通的信息化时代，将大量外国人、无国籍人的个人信息保护排除在我国刑法之外，会放纵犯罪，造成对外国籍人、无国籍人刑法保护的缺失，这既不合理，也使得实践中同时涉及侵犯中国人和非中国人的个人信息的案件的处理难以操作。
第三，刑法分则第三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并不限于仅对“中国公民”的保护，也同等地对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的此类权利进行保护。因此，处于我国刑法第三章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保护对象，也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的个人信息，“我国对中国公民、处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和无国 籍人以及遭受中国领域内危害行为侵犯的外国人和无国籍人，一视同仁地提供刑法的保护，不主张有例外。”
（2）不应包括死者和法人
对于死者，由于其不再具有人格权，所以不能成为刑法上的主体。刑法领域上，正如对尸体的破坏不能构成故意杀人罪一样，对于死者个人信息的侵犯，不应成立侵犯个人信息罪。对死者的个人信息可能涉及的名誉权、财产权，可以由死者的近亲属主张民法上的精神损害赔偿或继承财产来进行保护。
对于法人，同样不能成为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信息主体。一方面，自然人具有人格权，而法人不具有人格权，其只是法律拟制概念，不会受到精神上的损害。另一方面，法人的信息虽然可能具有很大的商业价值和经济效益，但是已有商业秘密等商法领域的规定对其进行保护。因此，法人的信息不适用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
2.“个人信息”的含义
法学理论上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主要识别说、关联说和隐私说。
识别说，是指将可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作为公民个人信息的关键属性。可识别性根据识别的程度又可以分为两种方式，即通过单个信息就能够直接确认某人身份的直接识别，和通过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或者通过信息对比分析来识别特定个人的间接识别。学界支持识别说观点的学者大多指的是广义的识别性，既包括直接识别，又包括间接识别。
关联说认为所有与特定自然人有关的信息都属于个人信息，包括“个人身份信息、个人财产情况、家庭基本情况、动态行为和个人观点及他人对信息主体的相关评价”。根据关联说的理论，信息只要与主体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就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
隐私说认为，只有体现个人隐私的才属于法律保障的个人信息内容。隐私说主要由美国学者提倡，主张个人信息是不愿向他人公开，并对他人的知晓有排斥心理的信息。
笔者认为，通过识别说对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进行界定最为可取。关联说导致了刑法保护个人信息的范围过分扩大，而隐私说则只将个人信息局限在个人隐私信息的范围内，忽略了不属于个人隐私但同样具有刑法保护价值的个人信息，同时由于对隐私的定义受个人主观影响，所以在实践中难以形成明确的界定标准。相比之下，识别说更为可取，不仅能反应需刑法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的根本属性，又具有延展性，能更好的适应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而导致的公民个人信息类型的不断增多。
且通过梳理我国关于个人信息的立法、司法，识别说的观点贯穿其中。
名称
生效年份
对“个人信息”核心属性的界定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
2012年
可识别性、隐私性
《关于依惩处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活动的通知》
2013年
可识别性、隐私性
《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2014年
隐私性
《网络安全法》
2016年
可识别性
《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7年
可识别性、可反映活动情况
图表 2
《网络安全法》和《2017年解释》中关于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无疑最具权威性。《网络安全法》采用了识别说的观点，将可识别性规定为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而后者采用了广义的“可识别性”的概念,既包括狭义可识别性 (识别出特定自然人身份) , 也包括体现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两者之所以采用了不同的表述，是因为《网络安全法》对公民个人信息做了整体而基础性的保护，而《2017年解释》考虑到，作为高度敏感信息的活动情况信息，随着定位技术的不断进步逐渐成为本罪保护的一个重点，因此在采用了狭义的身份识别信息概念的基础之上，增加了对活动情况信息的强调性规定，但其本质仍是应涵括在身份识别信息之内的。
所以，应以可识别性作为判断标准对公民个人信息进行界定。
（二）公民个人信息的特征
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体现了其区别于广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价值。明确刑法领域个人信息的特征，有助于在司法中更好的对个人信息进行认定。
1.可识别性
这是公民个人信息的本质属性。可识别是指可以通过信息确定特定的自然人的身份，具体包括直接识别和间接识别。直接识别，是指通过单一的信息即可直接指向特定的自然人，如身份证号、指纹、DNA等信息均可与特定自然人一一对应。间接识别，是指需要将某信息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或者进行对比分析才能确定特定自然人，比如学习经历、工作经历、兴趣爱好等信息均需要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才能识别出特定的信息主体。
2.客观真实性
客观真实性是指公民个人信息必须是对信息主体的客观真实的反映，。一方面，主观上的个人信息对特定个人的识别难度极大；另一方面，现行刑法关于侮辱罪或诽谤罪的相关规定足以对此类主观信息进行规制。司法实践中，如何判断信息的客观真实性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如何实现科学、高效鉴别个人信息客观真实性，是司法机关应努力的方向。现有的随机抽样的方法有一定可取性，但不够严谨。笔者认为，可以考虑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方式，若嫌疑人能证明其所侵犯的个人信息不具有客观真实性，则不构成本罪。
3.价值性
刑法的两大机能是保护法益和保障人权。从保护法益的机能出发，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这一自然犯，只有侵犯到公民法益的行为，才能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而判断是否侵犯公民法益的关键就在于该信息是否具有价值。价值性不仅包括公民个人信息能够产生的经济利益，还包括公民的人身权利。从个人信息的人格权属性角度分析，个人隐私类信息的公开，会侵犯公民的隐私权、名誉权，行踪轨迹类信息的公开，会对公民人身安全带来威胁。从个人信息的财产权属性角度分析，信息化时代，信息就是社会的主要财产形式,能够给人们带来越来越大的经济利益。“信息价值仅在当行为人主张其个人价值时才被考虑”，只有具有刑法保护价值的信息，才值得国家动用刑事司法资源对其进行保护。
（三）个人信息与相关概念的区分
很多国家和地区制定了专门的法律保护个人信息，但部分国家和地区没有采用“个人信息”的概念，美国多采用“个人隐私”的概念，欧洲多采用“个人数据”的概念，而“个人信息”的表述则在亚洲较为常见。对于这三个概念是可以等同，存在观点分歧。有观点认为，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有重合，但不能完全混同，也有观点认为个人信息包含个人隐私，以个人数据为载体。笔者认为，有必要对三个概念进行明确区分。
1.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
关于这两个概念的关系，有学者主张前者包含后者，有学者主张后者包含前者，还有学者认为两者并不是简单的包含关系。笔者认为，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相互交叉，个人信息包括一般信息和隐私信息，个人隐私包括隐私信息、私人活动和私人空间，所以两者的交叉在于隐私信息。两者制建有很大的区别，不能混淆。首先，私密程度不同，个人信息中除隐私信息以外的一般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需要信息主体进行公开的，如姓名、手机号、邮箱地址等，而个人隐私则具有高度的私密性，个人不愿将其公开；其次，判断标准不同，个人信息的判断标准是完全客观的，根据其是否具有识别性、真实性、价值性来进行判断即可，而个人隐私在判断上具有更多的主观色彩，不同主体对个人隐私的界定是不同的；最后，个人信息既具有消极防御侵犯的一面，也具有主动对外展示的一面，信息主体通过主动公开其部分个人信息，可能会获得一定的利益，而个人隐私则侧重消极防御，主体的隐私信息和隐私活动不希望被公开，隐私空间不希望被侵犯。
2.个人信息与个人数据
笔者认为，个人信息（personal information）和个人数据（personal Data）的区别在于，个人数据是以电子信息系统为载体的对信息主体的客观、未经过处理的原始记录，如个人在医院体检后从自助机取出的血液化验报告单；后者是指，数据中可对接收者产生一定影响、指导其决策的内容，或是数据经过处理和分析后可得到的上述内容，如血液化验报告数据经系统或医生的分析，形成的具有健康指导作用的结果报告，换言之，个人信息＝个人数据＋分析处理。
四、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司法认定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概念和原则的把握必然有一定的差异性，需要具体情况具体讨论。在本部分，笔者对一般个人信息的认定进行总结归纳，并对一些存在争议的情况进行分析。
（一）公民个人信息可识别性的认定
“可识别性是指个人信息能够直接或者间接地指向确定的主体。”经过上文中的讨论，根据《网络安全法》和《2017年解释》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定义，我们能够得出，“识别性”是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解释第3条第2款印证了这一观点。对于能够单独识别特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往往比较容易判断，而对于需要与其他信息结合来间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的信息，往往是个案中控辩双方争议的焦点，也是本罪的认定中最为复杂的问题。面对实践中的具体案情，对于部分关联信息是否可以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时，可从行为人主观目、信息对特定自然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重要程度和信息需要结合的其他信息的程度三个方面综合分析加以判断。
以此案为例：某地一医药代表为了对医生给予用药回扣，非法获取了某医院某科室有关病床的病床号、病情和药品使用情况。此案中所涉及的非法获取的信息不宜纳入刑法中“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首先，从行为人主观目的上看，并没有识别到特定自然人的目的，而仅仅是为了获取用药情况；其次，从以上信息对病人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以及生活安宁的重要性上来看，行为人获取以上信息并不会对病人权益造成侵犯；最后，从这些信息需要与其他信息结合的程度来看，病床号、用药情况等信息并不能直接识别到个人，需要结合病人的身份证号等才能起到直接识别的作用。所以，此案中的涉案信息不属于刑法所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
（二）敏感个人信息的认定
《2017年解释》第五条根据信息的重要程度、敏感程度，即信息对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影响程度，将“公民个人信息”分为三类，并设置了不同的定罪量刑标准。
类别
列举
“情节严重”标准
（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
“情节特别严重“标准（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
特别敏感信息
踪轨迹信息、通信内容、征信信息、财产信息
五十条以上
五百条以上
敏感信息
住宿记录、通信记录、健康生理信息、交易信息
五百条以上
五千条以上
其他信息
五千条以上
五万条以上
图表 3
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对标准适用的争议，主要表现在对敏感个人信息的认定。
1.如何把握“行踪轨迹信息”的范围
行踪轨迹信息敏感程度极高，一旦信息主体的行踪轨迹信息被非法利用，可能会对权利人的人身安全造成紧迫的威胁。《2017年解释》中对于行踪轨迹信息入罪标准的规定是最低的：“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行踪轨迹信息50以上”的，即构成犯罪。由于《2017年解释》中对行踪轨迹信息规定了极低的入罪标准，所以司法认定时应对其范围做严格把控，应将其范围限制在能直接定位特定自然人具体位置的信息，如车辆轨迹信息和GPS定位信息等。实践中，信息的交易价格也可以作为判定其是否属于“行踪轨迹信息”的参考，因为行踪轨迹信息的价格通常最为昂贵。
对于行为人获取他人车票信息后判断出他人的行踪的情况，载于车票的信息不宜被认定为《2017年解释》所规定的“行踪轨迹信息”，因为该信息只能让行为人知道信息主体大概的活动轨迹，并不能对其进行准确定位。
2.如何把握“财产信息”的范围
财产信息是指房产、存款等能够反映公民个人财产状况的信息。对于财产信息的判断，可以从两方面进行把握：一是要综合考量主客观因素，因为犯罪应是主客观相统一的结果；而是考虑到敏感个人信息的入罪门槛已经极低，实践中应严格把握其范围。
以此案为例：行为人为了推销车辆保险，从车辆管理机构非法获取了车主姓名、电话、车型等信息。此案中的信息不宜认定为“财产信息”。因为行为人的主观目的不是侵犯信息主体的人身、财产安全，最多只会对行为人的生活安宁带来一定的影响，因而应适用非敏感公民个人信息的入罪标准。
（三）不宜纳入本罪保护对象的公开的个人信息的认定
信息主体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是否属于 “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理论界存在观点分歧。笔者认为，“公民个人信息”不以隐私性为必要特征，因为《2017年解释》第1条并为采用“涉及个人隐私信息”的表述，而是以识别性作为判断标准。因此，信息的公开与否并不影响其是否可以被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
对于权利人主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相关信息的行为显然合法，且其后出售、提供的行为，当前也不宜认定为犯罪。理由如下：第一，在我国的立法和司法中，曾以“隐私性”作为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可见公民个人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从隐私权中分离出来的权利，所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侧重于对公民隐私和生活安宁的保护。权利人之所以自愿甚至主动公开其个人信息，说明这部分信息即便被获取、出售，也通常不会对其个人隐私和生活安宁造成侵犯，因此不应纳入刑法保护范围内；第二，根据刑法第253条之一的规定，向他人出售或提供公民个人信息，只有在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前提下才构成犯罪。对于已经公开的公民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后向他人出售或提供的行为在我国缺乏相关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应推定为存在权利人的概括同意，不需要二次授权，也就是说不应认定行为人对获取的已经由权利人公开的个人信息的出售和提供行为系“违法国家有关规定”。第三，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机制尚未健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高发的背景下，应将实践中较为多发的侵犯权利人未公开的个人信息的案件作为打击的重点。
对于权利人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相关信息的行为可以认定为合法，但如果后续的出售或提供行为违背了权利人意愿，侵犯到了其个人隐私和生活安宁，或是对权利人人身安全、财产安全造成了威胁，则应根据实际情况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论处。
对于权利人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相关信息的获取一般来说是合法的，但是获取信息之后的出售、提供行为如果对信息主体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或是私生活安宁造成了侵犯，且信息主体对其相关个人信息有强烈保护意愿，则应据其情节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
五、结语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对个人、组织、社会乃至国家均具有重要价值，由此也滋生了越来越多的侵犯个人信息犯罪。“公民个人信息”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犯罪对象，其概念界定、特征分析、与相关概念的区分以及司法认定对于打击相关犯罪、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本文的研究，形成以下结论性的认识：第一，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原则。一是应遵循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保证打击范围既不过宽而导致国家刑罚资源的浪费和可操作性的降低，也不过窄而使公民个人信息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二是应遵循权利保护与信息流通相平衡原则，在保障公民人身、财产权利不受侵犯的同时不妨碍信息正常的流通。三是应遵个人利益与公众利益相协调原则，允许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让步，但杜绝对个人利益的侵害和过度限制。第二，公民个人信息之“公民”应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不应包括死者和法人。公民个人信息之“个人信息”应采取“识别说”进行界定，可以识别特定自然人是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根本属性。除了可识别性，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还应具有客观真实性、价值性等特征可作为辅助判断标准。还应注意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个人数据等相关概念的区分，避免在司法实践中出现混淆。第三，一般个人信息的认定。“可识别性”是其判断的难点，可以从行为人主观目的、信息对其主体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重要程度和信息需与其他信息的结合程度这三个方面综合分析判断；对于行踪轨迹信息、财产信息等敏感个人信息，由于其入罪门槛低、处罚力度大，应严格把控其范围并结合行为人主观心理态度进行考量；对于信息主体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应分情况讨论，对于信息主体主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其获取、出售和提供，不应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对于信息主体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信息的获取是合法的，但其后出售、提供的行为，可以依实际情况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论处。
希望本文的论述能够对我国个人信息保护体系的完善贡献微小的力量。
【热门】法律作文六篇
在平平淡淡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说到作文，大家肯定都不陌生吧，作文是由文字组成，经过人的思想考虑，通过语言组织来表达一个主题意义的文体。那么你知道一篇好的作文该怎么写吗？下面是我帮大家整理的法律作文6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法律是什么呢？在我的脑海里法律就是约束那些违法乱纪的人们的准则，因为我们国家是一个法制健全的地方。正是因为我们完善的法律制度，所以我们的祖国才越来越和谐、安定、富强。
我们国家的法律有很多。具体在我们少年儿童身边有《未成年人保护法》；在川流不息的街道上，我们有《交通法》；在我们购物的时候，遇到劣质商品可以利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来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如果有人偷偷侵犯你的隐私，也有法律可以保护你。
法律在我们未成年人的成长中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每一个人都应该懂法、知法、守法，这样才能更好维护自己的权益，甚至于不会触犯法律。
下面我来给大家举个例子：有一次，小红在客厅写作业。与此同时，她的爷爷偷偷走进她的房间，拿出小红的日记本翻看。小红做完作业回房后，察觉到了自己的日记被人动过。所有的疑点都指向她的爷爷，小红很生气地去找爷爷理论。她的爷爷却理直气壮地说： “ 你是我孙女，看你的日记来了解你的所思所想，这是理所当然的！ ” 大家觉得小红和爷爷孰对孰错？很明显，爷爷已经侵犯了孙女的个人隐私权！若想了解孩子，可以和孩子沟通，而不应该采取偷看日记这么一种极端的方式。
法律无时无刻都在我们身边。如果身边的同学或是你自己遇到了伤害，别忘了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法律永在我身边！
法律规则和法律原则、法律概念一起，构成法律的三种基本要素，论法律规则。如果说原则是法律规范中的基础性规定，概念是法律规范中对所涉及的有关主体、客体以及相关的权利义务所作的法律内的解释的话，那么，规则就是法律规范中关于人们行为的直接指南部分。在法学史上，人们对法律要素持有并不相同的看法，例如分析法学的“命令模式”论（奥斯丁）或者“规则模式”（哈特）论；庞德的“律令—技术—理想模式”论；德沃金的“规则—原则—政策模式”论等等。在我国，自从张文显提出“原则—概念—规则”说以来，学界在相关教材中基本上都秉承了这一主张。这一观点，至少是符合大陆法系国家以法典为基础的法律体系之特征的。那么，如何理解法律规则？法律规则具有那些明显特点？
一、法律规则的概念
法律规则，又称法律规范，尽管在法学界的一切探讨和学理建树，大体上都围绕着法律规则而展开，但究竟什么是法律规则，人们的看法并不尽同。这就再次证成了一个原理：越是基础性的概念，存在分歧的可能性越大，一切理论建树，皆自对基础概念的不同主张和严谨逻辑论证开始。那么，什么是法律规则？张文显的解释是：“……是指具体规定权利义务以及具体法律后果的准则，或者说是对一个事实状态赋予一种确定的具体后果的各种指示和规定。”李桂林则写道：“法律规范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规范，它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具有严密逻辑结构的行为规则。”郑成良则以为：“简要地说，法律规则就是法律的基本要素之一，是法律中明确赋予一种事实状态以法律意义的一般性规定。”我们认为，对法律规则可以由其主体、对象、方式、内容和功能诸方面进入分析。
所谓法律规则，是指立法者将具有共同规定性的社会或者自然事实，通过文字符号赋予其法律意义，并以之具体引导主体权利义务行为的一般性规定。在这里，我们首先遇到的是法律规则的生产主体-法律规则的国家性。我们知道，规则在物质世界中是普遍存在的，在人类社会中也是普遍存在的。即使那些无规则可循的物质运动，科学家们仍然在寻求其规定性，如反物质的规定性。同样，即使那些怪异的社会行为，社会学者们也在寻求和研究其规定性的内容。但是，自发地存在的自然规则也罢、社会规则也罢，都不是纯粹法学意义上的法律规则（也许，在社会法学那里，自发产生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社会规则也不失为法律规则-所谓民间自发产生的习惯法规则），法学论文《论法律规则》。因此，法律规则首先是自觉地存在的。
但是，自觉存在的社会规则甚多，举凡纪律规则、乡规民约、公司章程、合作协议等都是自觉地存在的社会规则，但是，它们并不是法律规则，相反，在一个法制健全的社会里，它们必须受制于法律规则的规范。自然规则不存在自觉存在的问题，即使在“人化自然”的情形下，人们仍然是借助于自发存在的自然规则本身来改造自然的结果。但自然规则可以转化为人们的行为操守，从而成为人们“按照自然的规定性行动”的社会规则。例如，传染病是自然现象，但我们可以通过掌握其发病的规律，并将其制定在“传染病防治法”中，以作为人们在防止该病症方面的社会行为准则。但即使这样的规则，要成为法律规则，也必须经过有权主体（立法者）的加工，因为人们不能随意地成为他人的立法者，也不能相互成为立法者，否则，就不可能在人们的交往行为中形成整齐、划一的秩序。
可见，法律规则在国家法上只能出自立法者之手。那么，立法者是谁？在学理上，人们尽管可以把其设计为理性者、智慧者、哲学家等等，但在人类国家法的实践中，却只经历了三种立法主体，其一是以皇权为代表的皇帝个人立法，从而“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其二是以议会为代表的代议制立法主体，其特点是立法间接地表达民意要求。其三是新近得到重视的全民公决之立法主体，在此，所有具有政治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公民都可以行使立法者的职能。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俄罗斯“叶利钦宪法”、白俄罗斯“卢卡申科宪法”、“爱尔兰堕胎法案”以及欧洲“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等等，都是相关国家或地区
我国有句俗话：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走路有走路的规矩，说话有说话的规矩，做事有做事的规矩，这些规矩就是法。
以前我以为我们是小学生，法离我们远着呢！甚至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法，其实法律就在我们身边。有一些未成年人，由于缺乏必要的法律常识，一时冲动便造成不可挽回的悲剧。然而在这场悲剧中受害的又何尝只是一方，他不但给对方带来巨大的痛苦，同时也给自己的家庭带来巨大的损失和痛苦，断送了大好的前程。在这里我要真心的和那些人说几句话：朋友们，多学一些法律常识吧！把勇气和精力用在学习上，用在对坏人坏事的斗争中，你才是真正的英雄。在这里我也对那些围观的人说一声：同学们，不要再“呐喊，助威”了。如果没有你的“呐喊，助威”也就没有悲剧的发生，把你的呐喊声用在奥运会赛场上那该多好啊！
一提起法，我既惊讶，又庆幸。惊讶的是触犯法律竟是那么不经意的事；庆幸的是我自己没有走上违法的路。许许多多的感慨不能言表，于是写下来和同学们一起交流交流，我想同学们也一定会有同感的。
同学们，我们是国家的小公民，社会的小主人，我们应该学法、懂法、守法，保护我们自己的权益，不损害他人和社会的利益。法是国家为了使大多数人生活的更好而给人们的行为规定的一种规范、标准和尺度。为了我们的碧水蓝天，为了我们的明天，让我们自觉学法、守法。因为法律就在我们身边。
在人生的旅途中，我们可能会受到许多挫折与坎坷，但是当这些问题我们无法合理解决时，我们必须借助法律条款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法律在我们现代人当中开始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法律一无所知的人，就会在社会上处处受苦，得不到平等；相反，对法律无所不知的人就能在社会上站住脚，享受人生的乐趣。法律是我们的一把制胜钥匙。
环境保护法，主要是为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与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社会主义现代业化建设的发展。以下有一个案例可以告诉我们环境保护法的重要性。
1998年4月，某养殖场承包了水库水面养鱼，共放养鱼苗10万余尾，半年后某造纸厂在水库上游建成投产，投产后有一定数量污水沿河道排入水库。养殖场工作人员发现水面上漂浮了很多死鱼。养殖场通知造纸厂，并要求赔偿损失，而造纸厂却认为其排放污水未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且已交纳了排污费，因此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环保局调查后认定鱼苗死亡是造纸厂排污所致，但造纸厂排污确实合乎国家规定的标准。养殖场多次找环保局要求解决，但始终没有结果，于是向人民法院起诉，最终法院要求造纸厂做出赔偿。环境保护法第四十四条明确写出：违反本法规定，造成土地、森林、草原、水、矿产、渔业、野生动物、等资源的破坏的，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承担法律责任。
可再生能源法是近两年的新法规，它主要是为了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增加能源供应，改善能源结构，保障能源安全，保护环境，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可再生能源主要是风能、太阳能、水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海洋能等非化石能源。
从上面的几则案例之中，我们知道了一个人懂法知法的重要性，我们一定要学会运用法律来维护自己。合理的应用法能使国家与社会更快的发展。当然，我们也要给那些犯法的人一次机会，相信那些人定会挺起新的胸膛从头再来的。总之，只要每个人守法知法，国家一定会有更好的明天。
暑假中，我读了《关爱成长，法治护航》这一本书后，我真正明白了什么是法律。以前，我一直认为法律离我们很遥远，其实它就在我们的身边，并时时刻刻维护着我们的合法权利。
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的“金质的法律纽带”之说中说：“人的生活需要由法律来引导，因为人心始终存在着多种矛盾思想——苦与乐、好与坏、善与恶的斗争。它们像两种拉力似的，拉着人们向两个相反方向发展。这些复杂的拉力，如同许多条绳子拉着人们走，而其中领头的绳子是用金子做的，既柔软又文雅，它就是国家公共的法律。人们只有紧紧抓住这条绳子，才能抗拒其他绳子的拉力。”没错，法律就像是金质的绳子，引领着所有人走向光明。我们这些孩子则是国家未来的希望，少年强则中国强！因此，我们更应该紧紧抓住这条绳子，为祖国强盛奠定好基础。可是，似乎有些人一不留神就松开了这条绳子，被其他的拉力吸引而去。
最近，震惊中美华人的洛杉矶地区中国留学生绑架案中，受害人在案发前曾遭遇殴打，被一群女孩强迫吃沙子、剃掉头发并逼她吃掉等，整个折磨过程长达5个小时，受害人被打得遍体鳞伤。目前被抓捕归案的6个被告人中，有3人为未成年人，还有4位涉案中国留学生在逃。这是多么可悲的一件事啊！而且，其中一个被告人竟然认为，这样子做并没有什么严重的后果，顶多校内批评教育一下，甚至不会开除学籍，可是美国的法律是何等严厉？她根本就没有想到自己的做法会落得一个终身监禁的下场。这位被告人就是典型的不懂法、不了解法，这样的想法太过于可怕，若所有人都这么认为，那世界还不早就乱了套？联想到我们国内，最近网上更是爆出了不少校园群殴事件，更值得我们深思，作为在校学生，应该以学业为主，同时也要着重于自己的思想和道德，如果一个人的思想上出了问题，那么这个人哪怕学习再好，还有什么用呢？我们也应该多多普及一些有关于法律方面的书，要做到知法、懂法，懂得如何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以及不能侵犯他人合法的自由和权利。
在知识经济时代，网络也得到高速发展，已在世界每个角落普及。可是，网络也成为青少年成长中的洪水猛兽，因网络引发的各系列问题与日俱增，时常有人因为一些不良网页而沉迷学坏，因网聊而被骗，这些其实都已经涉及到了法律，我因此成立了一个研究性学习小组，专门调查了有关网络的其中一项：网聊的利与弊，发现中学生都喜欢网聊。网络其实是一把双刃剑，我们应该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注意培养自己辨别是非的能力，要自觉抵制各种各样的诱惑，把自己置身于正面教育的氛围当中。其实不仅仅是网络，我们在平常的生活中也应该如此，只有先做到了这些，才能更好地去懂法、知法。
法律，应该是美好的，他就是一位守护神，时刻伴我快乐成长！
法律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能够帮助好人夺回正义、惩恶扬善，也能够帮助坏人改邪归正、走向光明。但是，会有不少人觉得，只有杀人、抢劫这样的大罪才会收到法律的制裁。其实，在生活中不经意犯下的“小罪”，若不及时改正，也是极有可能让人走上犯罪的道路，然后后悔莫及的。
相信大家都听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孩子偷了一个鸡蛋回家，母亲非但没有骂他，反而高兴的称赞他能干。他心里美滋滋的，从此以后更是一发不可收拾：铅笔、书本、……他年龄越来越大，犯罪的念头越生越重，偷的东西越来越多，越来越值钱。终于有一天晚上，他钻到一户人家偷钱，被巡夜的警察逮住了。警察调查了他，决定判他死刑。在行刑那天，他说要和母亲说话，当母亲把头低下时，他咬下了母亲的耳朵……是啊，小时偷针，大时偷金，如果小时候小偷小摸的习惯没有及时改正，长大了就会越来越猖狂。我们一定要制止犯罪念头的出现，将法律牢记在心。
我也曾有过“犯罪”的念头，不过幸运的是我控制住了自己。记得那是四年级一节信息课，我因生病没有去上课，我静静地趴在桌上，等待下课。突然我看见了同学的桌子上放着一本我很想要但是妈妈又不让我买的《查理九世》。我的心一动，珍藏版！我慢慢地走向它，我不自觉地向四周看了看，又朝后退了一步。可是看着这本刚刚出来的新书，我的心里像有恶魔和天使在打架：“隈，不要啊！不要做人人讨厌的小偷！”“不是小偷，只是借来看看，等看完再还就是了。”“借需要和他说，这样不让人知道只能算是偷！”“别听它的，拿吧！拿了又不是不还的。！”我心动了，正准备伸手拿时，却听天使说：“拿了它你就会有罪恶感，而且还会控制不住地一直偷下去，到那时你会受到‘法律’的制裁！”法律？“是啊，法律！”我向后退着回到座位，试着放弃、忘记这个念头。我成功了，心里异常轻松。
通过种种故事、事例都可以证明：犯罪的人一定会被法律的惩罚，而“罪”是由小变大的。让我们牢记：法律在身边，法律在我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