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生产发展迅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是，90年代后期，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引起各界高度重视。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农村一直很落后，所以有些人一直瞧不起农村人。其实，农村也一直在默默的进步。不信，您瞧一一
（1）过去，人们去市场买些菜、肉什么的，家里离市场近的就步行去，要是家里离市场远的也只能骑自行车，除非经济好的家庭就买一辆贵些的自行车；但现在到市场去时，你会看见人们普遍使用的是摩托车，有的甚至用小车，除了一些家里离市场近的或者一些比较穷的家庭才会步行去市场。
（2）以前，农村里有村委文化室，里面只有一些少数的活动；而现在，文化室变为了文化站，里面的活动比以前多了许多。例如：有报纸、杂志、球类活动，还有一些棋类活动。这些活动既丰富了人们的生活，又使人们扩大了自己的知识面，真是两全其美。与此同时，村委文化室还扩大了它的规模，使更多的人受益。
（3）从前，村委里的卫生室只有一间房子般大小，医疗设备也没那么好。到了现在，不仅规模扩大了，医疗设备比以前更完善了，人手也多了起来。不但使人们放心，而且让人们更加健康。
从以上的三点可以看出，在国家的精心管理下，原来不被人们关注的农村才得以发展起来。但是，俗话说：世上是没有十全十美的事的，任何事物都会有它的优点和缺点。所以，我也希望农村能变的更加美好，更加完善。为此，我提出了以下几点建议：
1．政府首先要引导农民们去学习一些关于种菜的知识，提高人们的知识水平，使他们懂得更多关于种菜的知识，把菜种的更出色。然后是怎样实行的问题。实行的方法有：例如，在村委文化站里放进多一些关于农民耕作的书籍；或者政府出钱办一个知识培训班，给人们进去学习知识，也可以让大家互相学习学习，交流交流自己种菜的心得等。
2．在农村实行机械化。在农村普遍使用机械，让人们干起活来不用那么辛苦，尽量减少农民伯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现象。既能减轻农民伯伯们的负担，又能提高干活的效率，真是一举两得。
3．可以让自己的亲戚或者好朋友一起投资，建一个农庄，然后在里面种多样化蔬菜、水果。如果经济允许的话，还可以在里面建一个餐厅，让大家都来吃上“放心蔬果”，这也未尝不是一个可以令人改善家庭经济生活的好办法。
4．让一部分的农民除了在农村耕作之外，可以学习更多的知识文化，然后出来城市打工赚钱，这样人们便可以赚更多的钱，生活也会渐渐地好起来。
以上的是我为农村变得更美好而提出的一些建议。总而言之，幸福是通过自己的双手创造出来的，只有勤劳，才会幸福。只有靠农民伯伯们那勤劳的双手，才会使他们自己走上致富的道路。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面临的难题及对策研究
摘要：农业、农村、农民这一问题是政府关心的重点，是学者研究的焦点。中国的改革第一步源起于“三农”，中国未来的成败，也必将取决于“三农”，这是显而易见的。泱泱大国，农为根本，只有“根本”的问题解决好，才是最彻底的，最有价值的，最革命的。
2006年4月，国家发改委下达了关于开展农村经济重大问题调研的指令，按照国家发改委下达的调研课题，笔者有针对性的深入湘潭县农村开展调研，并运用湘潭县县委基层办、县委政研室和湘潭县政府经研室的相关调研成果，形成了综合性调研报告。
调查结果表明：村级集体经济薄弱、农民增收乏力，村庄建设规划滞后和尚未建立长期投入机制，成为我国当前新农村建设面临的四大难题。影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要原因是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相悖的政策失衡、体制障碍、城乡隔阂。要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伟大目标，笔者以为要做好做活五个方面的文章： 一、生产发展 用工业化的理念 实现经济重建--关于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研究；二、生活富裕 用产业化的布局 实现社会重建 --关于增加农民收入研究；三、乡风文明 用市场化的思维 实现制度重建 --关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研究；四、村容整洁用城镇化战略 实现生态重建 --关于农村环境污染研究；五、管理民主 用科技化的手段 实现文化重建 --关于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研究
关键词：农村经济，经济发展，和谐发展
近三年，中共中央制定出台了关于“三农”问题的三个一号文件，有力促进了农民增产增收，提高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开创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局面。2004年2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下发，即改革开放以来中央第六个一号文件。文件要求，要调整农业结构，扩大农民就业，加快科技进步，深化农村改革，增加农业投入，强化对农业支持保护，力争实现农民收入较快增长，尽快扭转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
2005年1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下发，即改革开放以来中央第七个一号文件。文件要求，要稳定、完善和强化各项支农政策，切实加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继续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努力实现粮食稳定增产、农民持续增收，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2006年2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下发，即改革开放以来中央第八个一号文件。文件要求，要完善强化支农政策，建设现代农业，稳定发展粮食生产，积极调整农业结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加快社会事业发展，推进农村综合改革，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确保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良好开局。
难题之一: 乡村债务问题
据调查，一般规模较大的行政村年刚性支出需15万元左右，规模相对较小的行政村也不少于10万元。但目前大多数村的经济现状都不乐观。原因有几个方面：一是受政策性制约，企业改制断了收入，税费改革少了收入，招商引资没了收入；二是经济发展空间小，受制于有限土地资源、资金和自然资源；三是财政转移支付入不敷出，不可预见性支出不断攀升，正常运转难以为继。村级集体往往经济薄弱、无钱办事，这成为建设新农村的突出难题。
一、乡村债务结构分析
~~县乡村两级负债总额为55161.99万元，其中乡一级负债42586.33万元，村一级负债12575.66万元，其债务结构如下:
按成因划分:A、地方上项目、办企业，造成决策失误或因管理、市场原因亏损形成的债务14992.45万元(其中乡级13814.10万元、村级1178.35万元)占27.18%。B、办福利事业、“普九”、乡镇医院和村办福利事业建设形成的债务5853.77万元(其中乡级4819.21万元。村级1034.56万元)，占10.61%。C、民间高息借贷、完成各种上交任务，因本金、利息形成的村级债务3599.48万元(其中乡级2484.72万元、村级1114.76万元)，占6.53%。D、如通乡镇油路、农田水利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形成的债务4922.01万元(其中乡级3070.66万元、村级1851.35万元)，占8.92%。E、因村级财务管理混乱，干部因素形成的历史性债务1335.54万元(其中乡级968.14万元、村级367.4万元)，占2.42%。F、农户欠交税费， 逐年欠款而增加形成的集体债务10640.2万元(其中乡级4659.72万元、村级5980.48万元)，占19.29%。H、其它原因形成的债务13818.54万元(其中乡级12769.78万元、村级1048.76万元)，占25.05%。
按债权人划分:A、欠银行、农村信用社、基金会及其他金融机构20131.79万元(其中乡级17614.46万元、村级2517.33万元)，占36.49%。B、欠乡村工程业主3418.82万元(其中乡级2755.70万元、村级663.12万元)，占6.2%。C、欠乡村干部7682.6万元(其中乡干部5769.09万元、村干部1913.51万元)，占13.93%。D、欠乡村教师2518.4万元(其中乡级2452.30万元、村级66.1万元)，占4.57%。E、欠民间个人2568.06万元(其中乡级l537.07万元、村级1030.99万元)，占4.66%。F、欠其他经济组织10881.74万元(其中乡级6049.24万元、村级4832.50万元)，占19.7%。H、欠其他债权人7960.58万元(其中乡级6408.47万元、村级1552.11万元)，占14.42%。
二、乡村债务成因分析
1、财源有限。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撤区并乡、农村税费改革、免征农业税等农村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行，村集体不再有剩余产品的分配权和经济收入的支配权，“五统三提”、农业税附加等乡村集体收入也随之消失，乡缜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大多数被取消，预算外收入锐减，乡村集体收入来源被逐渐抽空;由于人才、技术、资金、市场缺乏、企业组织化程度低等方面的先天不足，曾经红火一时的乡镇企业，在90年代纷纷破产倒闭或改制重组，每个乡镇每年几十万元乃至上百万元的企业管理费收入顿时化为乌有;1988－1993年，国家实行：划分税种、核实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管理体制，地方财政的留成比例较高，理财自主权较大，财政状况相对宽裕，而94年以后实行的分税制，地方的独享税种只有营业税、地方企业上缴利润、城镇土地使用税、印花税等小额税种，而增值税、所得税地方只分享25%、40%，地方财源严重“缩水”。
2、刚性支出居高不下。由于机构雍肿，队伍膨胀，乡村二级的工资、误工补贴，办公费、交通费等基本支出使乡村不堪重负，政策性增资只能“挂空档”。旱涝灾害、山林火灾、矿山事故等突发事件而导致的不可预算费用，使原本拮据的乡村财力更加捉襟见肘。，
3、财源流失严重。分田到户后，村级集体财产被一分而尽;撤区并乡、企业改制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严重;人情税、关系税、税收征管力度不够，导致税收不能按国家政策足额征收;农民增收缓慢，，农业税费收缴缺口大，尾欠收缴难度大，征收成本高;实行分税制以来，一定四年的乡镇税收任务必须无条件完成，不能完成的乡镇只能高价买税(20~30%的手续费)或高息借贷垫交;成立于1994年的农村基金会、互储会，一开始就以高息和分红疯狂吸收存款，违规大额放贷，直接威胁金融秩序，99年国家下令强行关闭时，乡镇财政向国家举债1.181亿元兑付农民存款，农村“两会”清收不仅使县、乡、村支付了巨额的清收成本，还承担了1368万元的利息债务，至今还有9000多万元的不良贷款没有收回，
4、盲目性建设投资强力扩张。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政企不分，政府办企业、政府为企业担保贷款，使乡镇不得不花巨资为企业亏损买单，为企业偿还不良贷款本息;各种达标工程、政绩工程劳民伤财，使乡村债务陡增;为推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政府运用行政手段组织农民发展新的生产经营项目，并和农民签订保产保利合同，项目失败后，政府不得不替农民交纳巨额学费。
5、预算约束力不强，挥霍浪费严重。乡镇人大会议上通过的财政预算报告往往是一个形式，乡镇的财政支出一是拆东墙，补西墙，毫无预算可言。二是乡镇财政支出往往是书记、乡镇长说了算，管他预算不预算，支出决策不仅脱离预算而且基本上没有民主可言、更不要说财务制度了。三是村级财务管理混乱，乡级财务账性违规违纪支出现象较为普遍，有限的乡村财力“跑、冒、滴、漏”严重，乡村债务雪球越滚越大。四是乡镇主要领导异动频繁(平均任期2年左右)，在领导的潜意识中，根本就没有长远打算，大多是过日子、守摊子、找路子，希望早日脱离“苦海”，支出的随意性也就被无限放大。五是村一级的支出就更没有计划了，“到手就是财、今朝有钱今朝用，管他明天怎么过”，是大多数村干部的理财之道。
在现行的乡村绩效考核机制中，数字化强制性硬指标不少，唯独没有行政成本的考核指标，乡村干部在行政过程中，没有成本意识，从客观上助长了铺张浪费的不良风气。个别乡村干部为了自己的仕途和声誉，不惜花公款制造虚假政绩为自己脸上贴金。在乡村财力日益拮据的状况下，办公费、交通费、通信费、公务接待费却节节攀升，大吃大喝俨然成风，公费请客送礼愈演愈烈。在公款消费上讲排场、讲档次、互相攀比，债务包袱越背越重，群众怨声载道。
三、乡村债务影响分析
巨额的乡村债务对基层组织运转、农村社会稳定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
1，是违法行政的重要诱因。乡村出现收支失衡后，乡村干部首先想到的是利用行政资源，巧立名目向行政相对人收取各种费用，因而，农村“三乱”久治不止;为了弥补工作经费的不足，乡村两级均热衷于违规征用土地搞建设，通过炒地皮，从中获取20-30%的收益;由于经费紧张，驱使政府机关和干部采取各种隐蔽手段经商办企业;为确保正常运转，乡村干部千方百计找门路，以项目建设为幌子，通过非正常途径，采取非正常手段，争取上级支持，以弥补工作经费不足。
2、直接影响党的执政能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沉重的债务包袱，使乡村主要领导整天处于“借新债、还旧债、躲追债”的状态下，影响了他们谋划经济发展的精力;湘潭县的干部工资只有~~市的1/2、长沙市的1/3，并且还不能按时发放。乡村干部为垫交税费、垫付工作经费，每人手里攥着几千元、上万元乃至10多万元的“白条”，兑付遥遥无期，乡村千部人心涣散、意志消沉；面对存量和增量均严重不足且强制带病超负荷运行的农村基础设施、亟待完善的社会事业公益设施，乡村二级无力改造和建设，农村公共产品供需脱节的现象更加严峻;由于缺乏足够的资金保障，有限的农业技术推广经费和教育经费被乡村挪用已习以为常，直接影响农业科技推广和农村基础教育。沉重的债务包袱，致使乡村二级运转困难，公共服务职能难以正常发挥，势必影响党的执政能力，同时，由于公共投入不足，也直接制约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影响农民增收致富。
3，有损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形象。巨额的乡村债务使乡镇政府、村委会成为农村最大的债务人。对内，欠乡村干部的工资和公款私垫费用，对外，大到欠金融机构贷款、施工单位工程款，小到欠水电费、运费、餐费、办公用品费，而且在目前状况下，乡村根本不具备偿还能力，只能采取能拖就拖、能躲就躲的应对之策，社会公信度大打折扣。债主为了早日拿回欠款，无奈之下，只能无休止地纠缠乡村干部，围堵干部家门和乡村驻地、封堵学校大门、强行搬走农具和办公用品，搞得乡村干部声名狼藉，无法开展工作。
难题之二: 农民增收问题
近年来国家实施了一系列惠农政策促进农民增收，但受多种因素制约，农民增收依然十分困难。农民富裕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根本目的，增收困难成为新农村建设的重大挑战。
首先是种养业增收难。农业抵御市场风险和自然灾害的能力很弱，增收的不稳定性较大。虽然国家对农民实行了种粮补贴，但生产资料和机械作业费等持续涨价，无形中增加了生产成本，农民从事种养业增收困难。二是产业化带动难。近几年农业产业化有了一定发展，但农业竞争力总体还不强，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还不高，带动农民增收不明显。公司加农户和协会加农户等模式并未给农民增收带来多少实惠。公司、协会和农民之间还未真正形成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农民几乎没有在企业或协会的二次分配中获益增收。有的地方将合作经济组织或协会作为普通企业对待，有的作为社会团体对待，还有的地方根本没有适当的名分。这种混乱局面使得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贷款、纳税、保险等诸多方面困难重重，严重妨碍其发展。三是转移性增收难。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到二、三产业的比例逐年增加，外出打工和就地转移的劳动力队伍庞大，但由于综合素质低，大多数劳动力仍从事着低收入的工作，技术型、技能型劳动力转移输出很少，无法获得较高收入，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长受到抑制。四是政策性增收难。自2005年起，国家取消了农业税及其附加，“一免三补”政策提高了农民的种田积极性，但农民依靠政策增收的空间也在缩小，没有更多途径。
一、农业政策执行情况
税费改革前的2001年，~~县农民的税费负担情况为:农业税28404509元、农业特产税5160000元、生猪屠宰税1352700元、乡统筹47604645元、村提留18886556元，共101408410元。人平负担98元，亩平(按计税面积计算)负担108元。一些临时性摊派和搭车收费(约30元以上/人)尚未计算在内。
2002年税费改革时，湘潭县核减一批不合理计税面积，合理确定计税产量，取消农业特产税、生猪屠宰税和“五统三提”，将农业税费门类规范为农业税和农业税附加，2002年和2003年因税费改革使农民减负约30元/亩。
2004年农业税税率由7%下调至4%，全县农业税及附加总额3304万元，人平负担31.98元，亩平负担35.30元，较2001年下降67.42%。 2005年，农业税全免，全县预计免征农业税6046.4万元，从此，农民完全从税费负担的梏桎中解放出来。
2003－2004年，~~县共减免农业税10116.4万元，得到了上级财政等额专项转移支付。
2002－2004年，~~县共下援农业税灾社减免2163.7万元，重点照顾贫困村组的农户、五保户、烈军属、残疾人、受灾群众和水库库区内的困难群众。
2004年，~~县严格执行国家政策，发放直补资金970万元，粮补资金1544.4万元，使农民直接增收2514.4万元，人均增收24.51元。
二，2000～2004年~~县农民收入情况
〈一〉、农民人均纯收入总量及构成的变化情况。
农民人均纯收入由2000年的2644元增加到2004年的3681元，5年内增加1037元，增长39.2%，年均递增8.62%。
2000—200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度增长具有极大的不均衡性（2000年较1999年增长3.97%，2001年较20001年增长5.3%，2002年较2001年增长5.7%，2003年较2002年增长7.5%，2004年较2003年增长16.3%）。5年中，农民收入虽稳步上升，但有四年的年间增速低于8.62%的年均增速;其增长规律具有较强的阶段性和明显的跳跃性，前四年为低速期，年均增速仅6.17，2004年为快速增长期，较2003年增加516元。增长16.3，首次超过城镇居民纯收入增返5.3个百分点。若没有2004年的高速增长支撑，就不可能实现8.62%的年均增速。
5年间，农民纯收入的构成基本稳定。家庭经营收入占60.78%，5年间的增减幅度稳定在58—2.5%之间;工资性收入占36.19%，5年间的增减幅度稳定在34.3～38.9%之间;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仅占0.87%、2.16%。湘潭县2004年农业总产值44.3亿元，农业增加值25.21亿元，粮食种植面积187.4万亩，粮食总产量85.72万吨，出栏牲猪234.49万头，农民人均纯收入3681元，分别比上年增长8.6%、8.5%、17.3%、14.7%、8.4%、16.3%。以上数据显示，随着一系列以“多予、少取、放活”为核心的支农扶农政策的颁布实施，农业和农村取得了多年以来难得一见的好形势，粮食生产在短期内实现了恢复性增长，农产品全面丰收，农业效益明显提高，特别是农民收入增幅首次超过城镇居民，成为国家宏观调控下，县域经济特别是农业大县县域经济的最大亮点之一。
〈二〉、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特点
1、农民收入的增长仍然依赖于家庭经营收入和工资性收入，收入来源渠道依然狭窄。
2、农民收入增长与国家政策紧密相连，2004年农民收入的快速增长主要是政策效应。免征农业税不仅使农民减轻了负担，更重要的是从源头根治了农村乱收费的痼疾，使各种巧立名目的搭车收费失去其依附的载休，广大农民群众可谓欢呼雀跃，拍手称快。直补、良补给了农民一条稳定的政策性增收渠道，减负和增收使农民在长期的“高负低收”的恶性循环下解脱出来。
3、较长时期内农民收入增速一直低位徘徊。以2000~2004年为例，年均增速仅8.62%，其中，2000年较1999年仅增长3.97%，2001年增长5.3%，2002年增长5.7%。扣除物价上涨因素，2000~2003年的农民收入增长处于停滞和负增长状态。
4、农民收入的内部分化日趋加剧。2003年，我们调查了8个乡镇20个村50户农户的收入情况，户均收入8400元，其中年收入10000元以上的17户，占34%;年收入在5000~10000元的26户，占52%;年收入1000~5000元的5户，占10%;年收入1000元以下的2户，占4%。
三、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
1、农民增收的空间非常有限。1998年以来，农民收入持续低迷的原因除政策等因素外，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经历了10多年的家庭经营后，农村生产力、单位土地面积的生产效率已经发挥到了极至，在新的经济体制、产业格局、生产经营模式没有出现以前，农业生产和农民增收必然进入“休眠期”。2004年的增产、增收、增效缘于政策好、市场旺、人努力、天帮忙，政策的引扶效应和市场的刺激效应又一次发挥到了极至，要保持2004年的良好发展态势已属不易，要谋求新的发展和突破，难度可想而知。
2004年，农作物产量和价格也接近峰值，依靠提高单产和市场涨价增收显然“内存”严重不足。在世界农产品生产与贸易不断集中、全球农产品贸易的垄断性经营、发达国家对农产品进行巨额补内贴并对其他国家的农产品进口设置绿色壁垒的国际背景下，中国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不强。
2004年，我国农产品的平均关税从45%下降到17%，许多农产品的关税普遍下调20—30%，国际农产品在中国的市场价格也将下降20—30%，农产品价格回落的压力越来越大。一家一户的小生产已经无法经受国际国内大市场的冲击，国内农产品生产和加工企业面临新的考验和挑战。
进入鸡年，农产品价格就遭遇“寒潮”，首先是稻谷价格比2004年下跌5～8元/50kg，接着是4月下旬～5月下旬的牲猪价格直线下跌，良杂猪由去年的10.2元/kg跌至8.4元/kg ，良良猪由去年的11元/kg跌至8.4元/kg，在经历了一个月的低价运行后，牲猪价格才触底反弹，小幅上扬，但仍然没有恢复到2004年的价格水平。工资收入己成为农民收入的“创业板”。受国民经济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和就业机会相对较多的影响，尤其是城镇建筑业、制造业等对农民工需求大的产业增长强劲，民工外出务工寻找工作的机会相对较多。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将为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提供一定数量的就业岗位。估计在近几年，工资性收入会成为农民收入增长最主要的贡献因子。但，从发展的角度看，劳务经济也面临诸多制约，一是竞争越来越激烈。全国共有农村劳动力42亿，农业自身的劳动力需求只有1.7亿，尚有3.1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加上城镇下岗失业工人和新增就业人员，城市的承载能力相对有限。二是随着工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对劳动力的需求越来越少。三是劳动力的供大于求，对劳动者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体力型务工人员的薪金待遇会越来越低。四是湘潭县的劳务经济至今是一种自发经济，管理松散，组织化程度低，若不引起高度重视，就有可能失去部分劳务输出市场。
2、农民增收的风险性系数大。农村是一个庞大的“露天工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农民是“靠天讨吃”。目前，我国尚末建立农业风险救助机制，一遇自然灾害，农民就只能望天兴叹。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实现了超常规的快速发展，资源、环境压力也与日俱增。众所周知，过度开发和盲目扩张所带来的环境污染、水士流失、生态失衡、资源紧缺必然导致气候的反常，自然灾害发生频繁，农民增收的风险系数也就不断放大。
3、农民增收的自主性非常有限。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受思想观念、认知水平的限制，农民死抱自己的一亩三分自留地不放，适应市场经济规律的土地浪转机制难以形成，产业结构调整步履艰难。作田、养猪、打工不可能使农民收入出现量的飞跃和质的变化，增收动力明显不足。
农产品价格是农业的“晴雨表”，农资价格又是农业的“风向标”，农民对“二价”只能无条件的被动接受，农民增收的不确定因素增加。今天以来，农产品价格有较大幅度的下跌，农资价格却一路飚升，尿素零售价（下同）1950元/吨，同比（下同）上涨14.9%；钾肥2200元/吨，上涨29.4%；碳胺540元/吨，上涨17.4%；复合肥1050元/吨，上涨32.9%；种子9元/kg，上涨28.6%；农地膜14元/kg，上涨4%；抛秧盘0.65元/块，上涨160%；农药的平均涨幅也在20%以上。因农资涨价，农民种田成本增加50元以上/亩。按2004年湘潭县“二补一免”55.72元/人计算，政策给农民带来的收益被农资涨价全额抵消。
受煤、电、油、运紧张和原材料涨价等因素的影响，农资价格上涨有其客观原因。但透过涨价现象还是可以发现一些不可忽视的深层次的问题。一是近年来，舆论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宣传有失偏颇。农业和农村经济刚有转机和起色，电视、报纸、网络等媒体把农村形势说得天花乱坠，片面宣传和夸大成就，对仍在存在的各种问题或是忽略不计，或是轻描淡定，给人以“三农”问题已经解决，农民已经富裕的舆论误导，各行各业，特别是农资生产商和经销商也就争先恐后来分“蛋糕”，为农资涨价埋下伏笔。二是农民对农资生产成本、进零差率等生产经营信息全然不和，涨不涨价、为什么涨价、涨多少，全是生产企业和经销商的一面之词。三是国家在农业生产资料的“产前”补贴方面出台了许多优惠政策，投入大量资金，但真正的“好处”往往落到了生产企业和经销商手中，他们一方面享受国家的行业政策优惠，一方面叫苦不迭，大呼亏本经营，一次又一次提高农资市场价格，最终受“挤榨”的还是农民。
难题之三：村镇规划问题
一、农村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情况
二、98年以来建设的农村基础设施项目当前存在的问题
难题之四:投入机制问题
1，金融资源流失严重，经济发展受资金“瓶颈”制约
2、上学难、看病难、贷款难，打官司难。
主要原因：政策失衡、体制障碍、城乡隔阂
原因之一：生产经营模式落后，产业科技含量不高。
原因之二：基础设施薄弱，综合生产能力脆弱。
原因之三：乡镇机构雍肿，干部队伍庞大。
表现之四：乡村两级经费紧张，基层组织运转困难。
原因之五：党群关系疏离、干群关系紧张。
原因之六：社会保障体系严重缺失 劳务输出引发社会问题
生产发展 用工业化的理念 实现经济重建
----关于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研究
参考资料：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论文
内容提要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是统筹城乡发展和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具体化，是遏止城乡差距拉大趋势、扩大农村市场需求的根本出路，是解决“三农”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战略举措。新农村建设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涵盖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建设新农村，必须坚持统筹城乡发展这个根本指导方针，在符合农民意愿、带给农民实惠、得到农民拥护的基础上扎实稳步地推进。当前，应集中解决农民生产生活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真正带给农民实惠。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党中央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全局出发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战略举措。为了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些理论问题需要深化认识，有些政策问题需要认真把握。
新农村建设新在哪里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是一个新概念，上世纪50年代以来党的文件中曾多次使用过这个提法。尽管是同一提法，但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更丰富的内涵和更全面的要求。
新的背景。新农村建设是在我国总体上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新阶段后提出的课题。目前，我国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已由农业转变为非农产业，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非农产业。根据国际经验，我国现在已经到了工业反哺农业的阶段。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重点，不是直接对农民进行收入补贴或对农产品价格进行补贴，而是指从用农业积累支持工业转向加强对农业的扶持和保护，加大公共财政的支农力度，让公共服务更多地深入农村、[找文章，到]惠及农民，让公共财政更多地覆盖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个提法，与党的十六大第一次正式提出的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统筹城乡发展的指导思想，以及随后连续重申的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的说法一以贯之，是统筹城乡发展和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具体化，是遏止城乡差距拉大趋势、扩大农村市场需求的根本出路，是解决“三农”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战略举措。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既为解决“三农”问题提出了更明确的要求，也为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后做好“三农”工作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更全面的目标。新农村建设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涵盖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十一五”规划《建议》用“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20个字描绘出一幅新农村的美好蓝图。推进新农村建设的总体目标应该是：在未来15年左右的时间，使农村的整体面貌大为改观，城乡之间的差距明显缩小。具体目标应该是：努力发展农村生产力，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大力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显著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加快发展农村教育、医疗卫生和文化等社会事业，形成家庭和睦、民风淳朴、互助合作、稳定和谐的良好社会氛围；加强农村环境卫生整治，明显改变村容村貌；推进农村民主政治建设，不断提高农民的民主法制意识。
更完整的思路。在指导思想上，明确了一个基本认识，即新农村建设的中心任务是发展农村生产力，不能把新农村建设简单地理解为新村庄建设；强调必须坚持统筹城乡发展这个根本指导方针，在符合农民意愿、带给农民实惠、得到农民拥护的基础上扎实稳步地推进。在具体工作思路上，不仅注重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和居住环境，改变村容村貌，而且注重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不仅重视在经济上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而且重视在政治上尊重农民的民主权利，强调继续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不仅强调立足于促进农业和农村自身的改革与发展，而且重视工业支持农业、城市带动农村；不仅强调政府的支持和引导，而且注重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提倡引导社会力量参与；不仅立足于解决当前的突出问题，而且谋划长远，提出了保障新农村建设持续进行的政策框架。
“十一五”时期新农村建设的重点在哪里
“十一五”时期是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打下坚实基础的关键时期。新农村建设要开好局、起好步，必须集中解决农民生产生活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真正带给农民实惠。
以农民增收为核心，加快现代农业建设步伐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进程。稳定党在农村的各项基本政策，切实维护农民的权益。优化农业区域布局，优化农产品品种，充分发挥各地的比较优势，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加大初级农产品的加工转化，积极发展农产品的现代流通方式，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将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有机结合起来，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应对进口农产品的冲击，扩大我国优势农产品的出口。创造有利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政策和法律环境，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切实加强农村劳动力培训，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提高农民劳动技能，培育新型农民。
将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重点转向农村。2005年国家财政收入达到3万亿元，而中央财政用于同农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六小工程”建设方面的资金约为293亿元，尚不足财政收入的1%。与此相对照，2005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突破8万亿元，其中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规模达2万多亿元。应下决心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特别是调整国家建设资金的投向和结构，由以城市建设为主转向更多地支持农村中小基础设施建设，保证广大农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在逐步实行农村免费义务教育的同时，不断改善农村学校的办学条件，提高其教育质量。加大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对义务教育的投入，把农村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构建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的新机制。
逐步提高农民的医疗保障水平。看病难、医疗费用高、医疗保障程度低，是当前农村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大病户的医疗负担，但保障水平仍然偏低，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居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应进一步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相关政策，逐步健全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逐步建立适合农村实际的社会救助和保障体系。完善农村“五保户”和重病、重残人群的供养、救助制度，逐步提高供养、救助标准，完善救助方式。在具备条件的地区，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养老保障方面，有条件的地区可以将家庭养老、土地保障和社会养老保险相结合，探索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新农村建设的资金从哪里来
推进新农村建设要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是钱从哪里来。“十五”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对“三农”工作更加重视，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财政支农投入绝对量大幅度增加。但是，同农业和农村发展的需求相比，支农资金的投入总量仍是低水平的，城乡财政资源配置不对称的状况没有彻底改变，支农投入渠道不宽及投入结构不够合理、支农资金管理体制不够完善、中央和地方之间农业投入职责划分不清、支农资金使用效果不够理想等问题还比较突出。推进新农村建设，迫切要求继续增加政府财政支农资金的投入总量，形成支农资金的稳定投入渠道；调整财政支农资金的使用方向，统筹安排支农资金使用；改进政府农业投资管理体制，提高政府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益；发挥政府投入的导向作用，逐步建立起政府为主导的多元化农业投入稳定增长机制。
继续加大中央财政投入力度。进一步提高预算内农业投入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增加中央预算内投资用于农业基本建设的比重。制定更加具有约束力的法律，在法律层面上保证政府支持与保护农业的政策措施落到实处。调整财政支农资金的使用方向，突出政府财政支农资金的投入重点。财政支农资金应主要用于解决农村发展过程中市场解决不了的问题，即主要提供农业发展所需的公共产品，重点选择对农村发展有重大影响和作用的项目；而对于那些市场能够解决的投资项目，政府不必大包大揽。根据财政支农目标和重点，逐步改变过去财政支农资金渠道多、分类不合理的状况，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公共财政体制框架的要求，适当归并设置支农资金，突出财政支农资金的公共性。
大幅增加地方政府尤其是经济发达地区政府用于新农村建设的投入。近年来，财政支农投入高度依赖中央政府，而地方财政的农业支出比重却呈逐年下降趋势。新农村建设需要各级政府共同承担责任。应在完善财政体制的基础上，明晰各级政府的投入责任。同时，在政策上明确地方政府从土地出让金中提取更大的比例用于新农村建设。
发挥农村社区集体组织和农民的作用。推进新农村建设，政府不能大包大揽，不能包办代替。特别是在村庄一级，政府的投入只起到引导作用，还要充分发挥农村社区集体组织和农民在投入中的应有作用。调查表明，如果能让农民直接受益，大多数农民是愿意为集体小型公共工程出资出劳的。当然，组织动员农民参与公共工程建设应建立在农民自觉自愿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农民的实际承受能力，绝不能违背农民意愿，更不能以新农村建设的名义变相向农民要钱要物。发挥社区集体组织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需要加快改革征地制度，缩小征地范围，允许探索集体土地流转的有效途径。应在符合国家土地利用规划、严格管制非农用地总量的基础上，把更多的非农建设用地直接留给农村社区集体组织开发。这是增加社区集体组织收入的最重要来源，可以为新农村建设直接提供大量的资金。
动员社会资本参与新农村建设。除了政府增加投入，重要的是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新农村建设。应在鼓励社会资本和产业资本进入农村发展产业、鼓励社会力量进入农村发展社会事业、鼓励农民组织起来利用当地资源加快发展等方面制定一套强有力的支持措施。国家应制定“以奖代补”等特定财政扶持政策，对由社会资本牵头的一些基础设施投资和公益性支出给予鼓励、奖励和补偿。改革和创新金融体制，对农业企业予以信贷扶持，建立支持新农村建设的中长期融资和政策性扶持的机制。
强化信贷资金的投入。在近几年解决“三农”问题的过程中，财政走到了前台，而金融机构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持远远不够，农村资金大量外流。必须按照有利于增加农户和企业贷款、有利于改善农村金融服务的要求，以培育竞争性的农村金融市场、形成合理的农村金融机构体系为目标，加快推进农村金融体制的整体改革，强化信贷资金对新农村建设的投入。
工业和城市如何带动农村发展
推进新农村建设，不是要把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分割开来，更不是要把新农村建设与推进城镇化对立起来，而是要使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把推进工业化、城镇化与解决“三农”问题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推进新农村建设，必须切实贯彻好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发挥好工业和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
为农民进城务工就业创造更多机会。解决我国的就业问题，关键是解决农村的就业问题。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推进新农村建设，需要把解决农村的就业问题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给予其更多的关注和支持。应继续促进农民向城市合理有序流动，依法维护进城务工农民的合法权益。当前，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一个有别于农民和市民的最大社会群体，侵害农民工合法权益而引发的社会矛盾日益突出，直接影响社会稳定。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是社会公正的体现，也是政府的基本职责所在。应在法律层面规范劳动关系，健全劳资纠纷协调机制；强化各级工会的功能，提高农民工的组织化程度，引导和促进稳定和谐的劳资关系的形成。同时，加快建立健全公共服务覆盖农民工的制度。
赋予县级政府更多的经济、行政管理权限，壮大县域经济。县域人口占全国人口的70%以上，县域社会总产值占全国社会总产值的50%以上。我国需要向城镇转移的农村人口数量巨大，他们不可能全部进入大中城市，其中相当一部分人要在县及县以下城镇生活和就业。因此，在鼓励农民跨地区流动、进城就业的同时，必须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不断壮大县域经济，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就地、就近转移。在各级政府中，县级政府对推进新农村建设负有最直接的责任，应探索赋予县级政府更多的经济、行政管理权限。
积极将城市优质人力资源导入农村。除了在资金投入上向农村倾斜，还应通过机制创新，把城市的人才、科技引入农村，以优质的人力资源支持农村发展。教育、卫生、科技等部门应制定对农村的人力资源对口支援政策。
健全农村工作的协调机制，形成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合力。各级政府、各职能部门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都负有责任。推进新农村建设，需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工作协调机制。各级政府、各职能部门应增强统筹城乡发展的意识，积极转变职能，将工作职能向农村延伸。为了避免工作中的空缺与重叠，有效促进政策的集成、资金的整合，开创“三农”工作的新局面，在各级政府中应确定一个“三农”工作的抓总部门，健全“三农”工作的协调机制。
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改变城乡分割的二元管理体制。目前，城乡分割的二元管理体制依然存在，已经远远不能适应统筹城乡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城乡差距过大的根本原因，就是城乡分割的二元管理体制。因此，应把完善经济和社会管理体制，尽快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关键措施来抓。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并非一个全新概念，此前在党和政府文件中曾多次出现，在学界也早有学者提出并进行过试验。但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锁定“三农”并具体出台32条重大举措启动新农村建设，其含义自然有别于此前的任何一次。本文试从财政的视野对其中的“新”和“建设”进行讨论。
一、新在何处
此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提出是在城乡统筹发展的大背景下提出的，主要是通过基础性的制度建设和积累为未来城乡融合奠定基础，但具体而言，“新”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点。
1.时代背景新
经过半个多世纪工业化的发展，我国人均GDP已超过1000美元，农业与非农产业的产值结构大约为15∶85，农业与非农产业的就业结构大约为50∶50，城镇化水平超过40%，这表明目前我国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由农业转变为非农产业，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非农产业，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国际发展的经验表明，采取工业反哺农业的战略是一种普遍性现象，否则城乡和地区差距会继续拉大，经济社会长期徘徊不前，甚至出现动荡。正是基于这一基本国情和发展规律，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审时度势地提出“两个趋势”的重要论断，指出“在工业化初期，农业支持工业，是一个普遍的趋向；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也是一个普遍趋向”。毋庸置疑，未来经济发展从二元走向一元，实现城乡协调发展是一个新的发展路线图，新农村建设是协调的第一个基本举措。
2.治理理念新
乡村社会的治理在我国具有双重需求，国家追求有效和稳定，居民谋求福利改进，但是在我国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央政府并未因为对乡村治理存在需求而行使了应当的支出责任。在农业社会，乡村治理是通过乡绅阶层来提供必要的公共物品从而达到某种程度上的稳定；在人民公社时期，集体组织承担了农村社区公共物品的供给任务，但是在家庭承包责任制后，集体经济的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弱化，农村地区公共物品在长期得不到中央政府支持之后，只能在“预算外”和“制度外”寻求出路。而现在，在经历了税费改革漫长试点之后，中央政府回归到其应有的功能，承担了应有的支出责任，这不仅标志着我国农村正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在向工商业社会转型，更标志着我国政府将民生问题放在首位，体现执政为民的治国理念。
3.制度供给创新
从某种程度上说，新农村建设是统筹城乡发展的第一步，但在其中制度统筹是关键。我国农村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尽管可能预期在某些甚至大部分公共领域有所改进，但总体来看，要在较短的期限内达到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公共服务水平尚有困难。因此，我国政府在具体明确和承担应有的支出责任后，对农村的大规模投资并非无序的，而是具有明显的指向性，旨在通过财政投入建立农村公共品的基本供给制度，为未来城乡制度对接减少摩擦。
二、财政应如何建设
启用财政政策通过“建设”来体现“新”的内涵是城乡统筹的必经之路，但是财政在投入时究竟应该如何作为呢？
1.农村建设是仅对农业投入还是要更关注非农投入？
现实经济成长的历程告诉我们，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村落没有城市拥挤的道路和金光闪闪的大厦，但是他们拥有城市文明，按照城市的生活节奏在生活。这充分说明我国农村的发展并非一定要发展农业，一定要走城市化道路。据专家估计，2050年我国城市化率将达到50%，人口总规模将在16亿左右，也就是说按照这一口径进行估计，我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农村人口将维持在8亿上下，但是8亿人口完全依附在土地上从事农业生产是不现实也是不可能的，其中必然有一部分人从事非农产业。在我国成功加入WTO之后，“黄箱政策”、“绿箱政策”和“蓝箱政策”在不同程度上都面临政策约束，运用财政手段直接干预农业生产越来越受到限制，改变支农方式，由直接转为间接对农村的支持不仅易于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而且还可能赢得国家组织的资金支持。况且从工业、农业发展与居民需求的关系来看，强调农村走非农道路是农民福利再造的必由之路。世界经济发展规律表明，居民个体需求的多样化只能通过工业来满足，尽管在经济发展处于1000美元～3000美元阶段时居民的膳食结构将发生改变，但是农民在满足居民多样化的需求时农业本身存在局限性。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分析，无论城市还是乡村，恩格尔系数都呈下降趋势，可以预见包括农村居民本身在内的所有国内居民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及新消费需求的出现和成长，农业持续发展得不到市场的支持。当然，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强调，财政在新农村建设中的重向偏移并非意味着我们就可以完全忽视对农业结构调整、农业科技的支持，只是与居民多样化的需求相比，农业在满足居民需求方面得不到工业所能得到的市场需求支持。
2.农民自身能力的拓展还是“面子工程”？
在现代经济生活变迁过程中，我们要重视社会公正的现实意义。传统经济学一般认为财富积累能够增加社会福利，但现代经济发展表明人均GDP的提高与人的幸福程度改善没有根本的正相关关系。通过新农村建设再造农民福利，为广大农村提供目前短缺的公共品就一定能使农民的整体福利水平得到提高吗？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在对不发达国家农村社会转型的深入研究中引入了对“权利”和“能力”的分析，创立了以“能力理论”为核心的经济社会发展观。森认为经济增长之所以重要并不在于增长本身，而在于增长过程所带来的“相关利益”改善，个人能力的成长和拓展是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目前我国农村正处于结构转换的关键时期，运用财政手段对农村进行大规模广泛地投资，真正的目的不是在农民收入方面做简单的加法，而是在农民收入增长的过程使农民获取收入的能力得到拓展并使收入机制稳定下来。更重要的是在农民能力得到拓展的同时其对公共物品需求的表达就可能是真正的内生型需求，从而改善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中偏好表露难的问题，避免决策权转移而被迫分摊“面子工程”的提供成本，使农村居民也可能分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
3.农村投入是财政“一条褪”还是财政、市场“两条腿”？
正如此前有学者预测国家在农村公共领域的大规模投入时代一定会到来，2006年这个时代已经来了。对于风雨交加的农村来说，这是真正的雪中送炭，但是单靠财政“一条腿”能行吗？我国的经济建设是在大市场背景下进行的，改革不可能逆市场经济规律而行之，尽管在过去的改革中市场经济将农民边缘化了，但现在农村的最终发展不能完全排斥市场，财政的作用仅在于“引导”和“发动”，农村面貌的根本改变还需要“两条腿”走路。这是因为一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很不均衡，农村贫困地区过多，虽然国家有能力保证全国各地区公共服务水平实现均等化，但是农村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及村庄、社区公共物品还必须通过自身的力量加以解决；二是从我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经验来看，市场和财政是互补的而非排斥的；三是从国外发展情况来看，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政府不是公共物品的唯一提供者，当前，世界公共服务改革的核心思想之一就是政府应该把政策制定同服务提供分开，换句话说就是，政府在公共服务中的角色是政策制定，而不是主要直接地提供服务。虽然我国财政在农村公共领域的投入有部分属于“补课”的性质，但在公共事务领域内引入市场机制，建立机构之间的竞争机制是必要的，但这一定要在区域性公共品提供中注意保护产权，尽量在降低交易成本的情况下达成集体一致行动，从而避免“公共地悲剧”或者“搭便车”行为。
三、警惕财政阳光被“吞噬”
2003年后，我国农村税费改革进入一个新时期，中央财政投入力度加大，农民增收较快，消费进一步扩张，财政在解决和支持“三农”问题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促进了农村政治和谐，农村居民对基层政府和村组织的工作认同度逐步提高，“干干关系”、“干群关系”大为改善；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农村经济结构发生了较大改变，农村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对农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正逐步提高；农民消费支出和消费质量都有了较大改善，农民纯收入持续上升，恩格尔系数出现下降迹象，在耐用消费品消费方面，拥有量品种和数量都出现增长趋势，农村各项公共事业发生了较大突破，广大农村正享受着财政普照的阳光。但是从实际农村财政运行的情况来看，财政普照的阳光并未完全如预期那样为农民所享受，而是出现被“吞噬”的迹象。
种田的相对比较收益低使财政阳光被“吞噬”。以粮食直补、取消农业税等增收政策尽管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农民种田的绝对收益，但是另一方面种田成本并没有维持相对稳定，两者相比，种田的相对比较收益使财政阳光照耀在政策之外的组织或者人头上。众所周知，农业是一个弱质产业，本身收益率比较低，采取不同的措施对农业进行补贴是世界各国的一贯做法。在我国农业有其特殊的背景，一是我国农业人口过多，二是非农产业在农村发展过缓，农民收入结构中尽管非农产业贡献在增加，但是就种田的农民（而且数量比较巨大）来说，以被管制的粮食价格与由市场定价的农业物资价格相交换，其结果自然是降低了农民的种田比较收益。有人评价说取消农业税的最大好处在于国家干部因为不用直接面对农民而使“干群关系”得到缓解，但实际上国家财政的“真金白银”流入了农资生产企业的口袋中（这部分企业实际上享受了国家的双重优惠待遇，一是市场定价权，二是普遍的税收优惠），而农民口袋里装着的却是刚刚放入的人民币的“余香味”。
农村公共品供给有可能使财政阳光被“吞噬”。这个问题似乎看来是矛盾的，其实不然。我国学者朱钢在对农村公共品供给与农民负担进行研究时就曾经指出，农村公共品需求存在官员需求和一般居民需求，当前者需求大于后者而又缺乏资金时，农民负担就可能由此而生。现在中央政府加大投入为农村提供普遍公共服务固然是件好事，但是毕竟财力有限并且历史欠帐过多，农村公共物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可能还处于短缺状态。据新华网的消息，因为缺钱，目前在我国60%以上的县没有标准的污水处理场， 65.4%的乡镇没有卫生院，有一半的行政村没有通自来水，60%的农户没有用上卫生厕所，1.5亿农户需要解决燃料问题，6%的行政村没有通公路，2%的村庄没有通电，6%的村子没有电话（新华网，2006.3.4）。因此，农村公共品在长时间内的短缺与中央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时序性肯定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矛盾，基层组织可能会通过集资或者摊派的方式来解决这种矛盾。更可怕的是，农民享受区域性公共物品还得持续交纳一定的费用才能保证不被排他。显然，农民得到的实惠不仅被转移出去还面临负担加重的问题（例如某些农村地区的有限电视收费问题）。因此，农村公共品形成缺乏诱致性需求因素也会对农民负担反弹形成另一种威胁。
巨额的基层债务有可能使财政阳光被“吞噬”。我国基层财政债务之巨有可能成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绊脚石，据统计全国约2100个县级行政单位，乡村债务总规模达5355亿元，乡、村两级公共债务平均每个县高达2.55亿元（新华网，2006.3.4）。当前中央政府加大对农村的财政投入，尤其是对贫困县的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如果没有较规范的责任分担机制和财政资金的风险控制机制，这部分财政资金有可能会以“公共工程”的名义被挪用填补基层债务的黑洞。
四、结语
2006年，中央政府将继续关注民生问题，加大财政投入贯彻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据统计，2006年的财政投入将达3397亿元，比2005年增长14%，比2004年净增781亿元。庞大的财政支出被据为己有或者化为乌有，财政阳光被“吞噬”显然违背了中央的政策初衷。因此，针对上述分析的问题，在下一步的改革中，除了要继续贯彻“多予少取”的方针之外，还要防止国家财政支持目标被扭曲的现象，尽可能最大化财政支出效应。为此，笔者认为：第一，对农业生产资料企业进行严格的管理和规范控制，限制农资价格的无谓、恶意上涨，提高种田的相对收益，保证财政的阳光真正惠及到种田人的头上。第二，财政投资要着重培养农民对公共品的诱致性需求，改善农民对公共品偏好的表达机制。第三，财政对农村的投入如果是“工程性”的投入，则必须要加强事前、事中监控和事后验收，健全责任机制和考核机制，并明确奖惩机制；对于用于义务教育、卫生等一般转移性财政资金，要缩短资金转移路径，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可以凭借公民身份证按照一定标准打入财政专户，实行专款专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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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论文天下论文网 lunwentianxia.com]
关于山东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情况的调研报告
按照司里的统一部署，我们于2006年9月4日-8日赴山东潍坊寿光市、德州平原县进行了新农村建设情况的调研，分别与两市的市、县、乡三级政府及相关部门的同志进行了座谈；走访部分村及农户。同时，对泰安、临沂、东营等8个市进行了书面调查。通过调研，了解了山东目前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情况以及存在的问题和困难。现将调研情况及有关政策建议报告如下：
一、山东省建设新农村的基本情况
近一年来，山东省积极采取措施加大对“三农”的投入力度，稳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并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按照“高起点、高水平、立足长远”的原则，做到新农村建设规划先行。山东省政府把新农村建设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科学制定新农村建设的总体规划，统筹安排各项建设任务。从山东各县编制的新农村建设总体规划来看，城区、经济强县、中等县、欠发达县把基本实现新农村建设目标的时间分别定在2010年、2015年、2020年和2025年，短期规划和长期规划结合。寿光调研期间，恰逢寿光市举办新农村建设规划成果展。寿光市财政筹集资金1000万元左右，按照“高起点、高水平、立足长远，量力而行，因村制宜”的原则对各乡镇进行新农村建设整体规划。全市所有镇街道和60％以上的村庄完成了新一轮总体规划，预计今年年底全部完成新农村规划。规划内容涉及农业产业发展、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村庄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等方方面面的内容。我们调研寿光市三元朱村时，该村党支书说“我们村三年基本可以实现新农村建设的任务”，因此，我们问他：“什么样就是建设成了社会主义新农村”，老支书一言不发地走出去，不一会，提了两大块规划图进来，告诉我们“这就是我们的新农村”，这个规划包括了村集体收入、农民收入、产业结构等各种指标。由此可见，规划先行的理念在山东新农村建设中得到了较好的贯彻落实。
（二）坚持“区别对待，分类指导”的原则，积极稳妥地推进新农村建设。山东省依据《全省新农村建设县级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和分类标准，将全省135个有农村的县划分为三大类，其中30个经济强县和15个城区划为第一类，30个欠发达县划分为第三类，其余60个县划为第二类。根据分类制定各自的新农村建设的目标任务、工作重点、方法步骤和政策措施等。各县也按照这一原则，积极稳妥地推进新农村建设。如我们调研的平原县把全县876个村庄分为三个创建梯次：一是首选40个经济基础较好、班子强的村庄作为小康创建示范村，重点扶持，一年出轮廓，两年成标杆；二是筛选100个村作为小康过渡村，重点培育，扩大示范面；三是其他村庄全面启动，扎实创建。当地干部说，新农村建设既要“尽力而为”，又要“量力而行”，既要不断加大财政支持的力度，又不能脱离实际盲目冒进。
（三）突出“生产发展”这个支持重点，夯实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物质基础。建设新农村的关键是发展农业产业，没有产业作支撑的新农村建设就会得“软骨病”，新农村建设就成了无源之水。山东省新农村建设要求突出“一个关键”就是紧紧抓住支持现代农业发展这个关键。一方面发展壮大农业优势产业体系，优先支持8大优势产业带、11类优势农产品以及具有地方特色的100个知名农产品品牌。另一方面，大力加快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带动农业产业化经营。特别是将发展前景广阔的中小型龙头企业全部纳入扶持范围，促其尽快成长壮大，逐步上规模。按照当地基层农业部门干部的话讲就是要将农产品加工业从以量取胜转为以质取胜，实现“从铺天盖地到顶天立地”的转变。寿光市孙家集街道三元朱村积极发展大棚蔬菜，人均收入超过9000元。村支书王乐义说“新农村建设必须首要发展农业生产，一个大棚就是一个农业大工厂 ，就是新农村建设的基础”。
（四）以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为重点，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山东各级财政积极采取措施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公共服务向农村拓展，社会保障向农村推进，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省财政在重点支持农村水利设施建设工程、村村通自来水工程、农村公路改造工程、农村土地治理和生态建设工程等四大工程的同时，设立专项资金实施“百镇千村”示范工程，加快改善村容村貌和庭院环境。而目前各乡镇和村在抓示范村、典型带动村的过程中，除了积极采取措施支持当地农业产业的发展外，也抓住村容整治这个突破口，突出整治农村“脏、乱、差”问题。寿光市实行“五化（绿化、硬化、净化、亮化、美化）、五通（通电、通柏油路、通电话、通自来水、通有线电视）、两改（改厕、改灶）、一有（有必要的文体场所和文体设施）”，平原县实行的是“四化、四通、两改、一池”，其他地方基本上大同小异，都是以切实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作为突破口，突出抓好农村环境的“脏、乱、差”治理。
二、目前山东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困难
今年是新农村建设的开局之年，各地正在不断探索新农村建设的有效途径，“摸着石头过河”，在这个过程中肯定会不断出现新的问题和困难。从山东的实践看，在对新农村建设的理解、规划、资金投入、建设主体、建设体制等方面确实存在不可忽视的问题。
（一）对新农村建设的理解存在认识上的偏差。一些干部对如何结合实际开展工作感到“老虎吃天，无从下口”，有畏难发愁情绪；有些地方对新农村建设存在上热下冷现象；有些地方存在形式主义的倾向；有些地方存在按兵不动、等待观望的现象。如我们实地走访的平原县恩城镇某村是德州市财政局农财科的驻村帮助点，由于该村没有产业支撑，农民收入较低，村集体经济基本没有收入，目前新农村建设还没有起色，只能依赖上级的转移支付。而驻村干部蹲点对口支持该村的新农村建设又进一步加大了村组织对上级财政的依赖程度。再如形式主义最明显的体现就是“刷墙建设新农村”的现象。我们走访的平原县王打卦乡赵庄村是一个木炭专业村，村集体经济收入每年17万元左右，村支书亲自书写的“发展经济是富民强国的根本之路”立碑在村中，对发展产业非常重视，同时积极做好硬化村内道路、街道养护、完善给排水等基础设施服务。即使是这样对新农村建设认识比较到位的村也未能免俗，将该村的全部房子无论新旧都用浅黄涂料进行粉刷。据村支书介绍，为这项工程，村集体积累了三年资金，累计17万元才得以完成。
（二）新农村建设规划存在不切实际的地方。一是忽视农民生产与城市居民生活存在的重大区别，以城市住宅小区规划代替农家群落规划，盲目规划建设楼房村。寿光文家街道桑家楼房村完全按照城市规划小区的标准建设两层小别墅，每幢17万元。二是高标准规划，忽视农户的家庭支出能力，成为新的农村债务和农民负担反弹的隐患。如寿光市稻田镇马寨村是该市16个典型示范村之一，全村150户规划建设楼房新村，已经建设了79户，投入达到2000多万元，这些农户每户自己投入20多万元建设新房。20多万元对城市居民来讲都不是小数目，而这些农民的人均收入才刚刚突破8000元。这种高标准建设极容易形成新的农村债务。三是以村容规划代替新农村建设规划，在内容上忽视发展生产。虽然山东省对发展生产十分重视，但有些地方仍然存在以村容规划代替新农村规划的倾向，规划的大部分财力和精力花费在新村庄建设中。
（三）新农村建设还需要各级财政加大投入力度。根据山东省财政厅对新农村建设资金投入典型调查数据的分析，“十一五”期间，预计山东全省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农村社会事业发展的总投入约为3000亿元左右。而目前基层财力薄弱特别是村集体经济财力严重不足的情况十分普遍。同时，农村税费改革以后形成的投资缺口也无法弥补。因此，要满足如此巨大的资金需求，是一个重大课题，新农村建设还需要各级财政加大投入力度。
1、基层财力薄弱特别是村集体经济财力严重不足。部分财政困难县仅能保证基本工资发放，难以拿出更多的钱用于新农村建设。我们调研的平原县是山东省30个欠发达县之一，2005年安排1.6亿元支持“三农”工作，当地干部形容是扎紧裤腰带支持新农村建设。而这次调研中，各乡镇、村集体反映最强烈的是农村集体经济基础薄弱成为新农村建设的最大障碍。寿光市稻田镇马寨村村支书认为，现在着重强调农民增收，形成农民收入较多，集体经济很薄弱这种“一头重，一头轻”的局面。我们走访的几个村，新农村建设规划落实得好的，基本都是集体收入较高的村；而村集体经济落后的，新农村建设基本没有起色。
2、农村税费改革以后形成的投资缺口无法弥补。农村税费改革建立“一事一议”的筹资制度发展农村公益事业，但基层普遍反映通过“一事一议”办法筹资的难度大，筹资数额低，很难完成一件公益事业。我们走访的几个村，基本上都没有进行“一事一议”，而是避开这一制度，采取由村民自愿捐助的方式筹集资金。但是，自愿捐助往往带有很大的不稳定性，造成新农村建设规划无法落实。我们调研的平原县恩城镇五里村，村内建设规划落实到人，村支书负责“宅基地管理、道路建设维护、有线电视入户、电话宽带网入户、给排水、一池三改”等基础设施和公益设施建设工作。据支书介绍，由于以前已经捐款修过一次道路，此次村内规划中还需要建设的村内公路已经无力再组织募捐。因此，如何将落实农村“一事一议”制度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工作相衔接是一个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重要问题。
（四）新农村建设中农民的主体地位仍未充分体现。多数农民没有把自己置身其中，存在“等、靠、要”思想，认为新农村建设主要靠国家和政府多给钱、多包办，这一现象在欠发达地区更显突出。多数农民反映，新农村建设“政府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山东农民的主体地位尚未充分发挥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村集体经济发达的地方，村集体经济组织包办了除农民住房以外的全部公益设施和基础设施建设，农民既不出钱，也不投工。我们走访的寿光市三元朱村，村内敬老院、幼儿园、学校等社会事业建设以及村内道路、给排水建设等都是由村集体负担。二是在村集体经济欠发达的地方，农民的收入一般比较低，既无钱投入农业生产，发展农业产业，更无力投入村内公益设施建设。
（五）新农村建设面临一些体制性障碍。“多予、少取、放活”方针中，“放活”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成为新农村建设的重大障碍。第一，现行土地承包制度在客观上造成了小规模经营，与发展现代农业的实际需要不相适应。此次调研中，大多数村集体和乡镇普遍反映这一问题。如寿光着力发展蔬菜大棚，一个大棚80多米长，有时候规模经营涉及好几户农民的承包地，其中种种利益分配关系、生产投向等都很难协调。甚至出现由于一户农民不配合，全村就无法形成规模经营的情况，成为农村土地规模经营中的“钉子户”。第二，农村灾害救助体系的缺失抑制了农民投入的积极性。由于农业投入周期长，见效慢，农民收回成本所需时间较长。而我国农业受自然灾害的影响非常大，在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的双重压力下，由于缺乏农业保险这样完善有效的分散风险和补偿损失的制度，农民投入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严重受挫。如寿光一些农民有心进行蔬菜大棚养殖，却因为所需投入多，害怕发生自然灾害后损失无法获得补偿而不敢投入。第三，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于新农村建设的需要。新农村建设必须发展生产，而发展生产必须有资金投入。目前除农行和农村信用社之外的其他商业银行大都撤出农村，有的地方撤销了县级支行，贷款审批权上收到省级分行，农户贷款难问题进一步加重。山东农民普遍反映想创业却心有余而力不足。
三、对进一步做好新农村建设工作的政策建议
山东在新农村建设中出现的问题，既有认识上的问题，也有体制上的问题；既有投入缺乏的问题，也有投入管理不当的问题；既有政府决策上的问题，也有农民落实上的问题。只有积极妥善解决这些问题，才能促进新农村建设的稳定推进。
（一）抓住新农村建设的有利时机，加大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投入力度。
财政支持新农村建设，必须区分轻重缓急，着力解决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问题，不能想“面面俱到”却“面面不到”。
1、大力支持中小型农产品加工企业，带动新农村建设的产业发展。这次在山东调研最大的感受就是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成就了山东新农村建设的基础。农产品加工企业特别是中小型农产品加工企业数量众多，遍布广大农村，触及千家万户，这些企业的发展壮大也将惠及千家万户。同时，由于这些企业规模小、融资能力差、抵御市场风险能力弱，更加渴望政府从政策上、资金上予以扶持。建议在继续支持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做大做强的同时，加大对中小型农产品加工企业的支持力度，力争把区域优势明显、产品科技含量高、市场发展潜力大、带动能力强的中小型龙头企业纳入扶持范围，促其上规模、上层次，加快发展。
2、加大对新农村建设参与主体的支持力度。第一，做好农民培训。新农村建设首要是生产发展，因此，提高农民的农业科技水平，促使农民掌握农业新品种、新技术对于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调研的产业村，都采取多种方式培训农民掌握新技术。农民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主体地位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也与农民接受的教育培训不足具有重要关系。建议在加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的同时，加大对留在农村的农民进行农业技能培训工作的支持，制定新型农民培训规划并加大资金支持力度。第二，支持农民创业。由于目前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市场化程度较低，许多农户不具备获得银行贷款所必需的抵押品和担保条件。为解决农民自主创业资金不足、贷款难的问题，建议中央财政设立农民创业专项资金，帮助文化素质较高、有致富愿望和能力的农民提供小额贷款担保，支持其发展农产品产、加、销等生产经营项目，提升农民自我“造血”功能。
3、尽快出台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财政支持政策。目前，相当多地方已经开展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试点，建议中央财政尽快出台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支持政策，特别是对农民保费的直接补贴政策，鼓励农民参保的积极性。可采取目前“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模式，中央财政、地方财政和农民各自负担一部分保费，提升农民参保的积极性，逐步扩大农民参保面，最终形成覆盖全国主要农产品的政策性农业保险体系。
（二）根据新农村建设的新要求，积极探索新农村建设资金投入新机制。
1、加快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积极吸引金融资金投入新农村建设。财政金融是现代经济的两大支柱，也是农业生产和农村建设的血脉，应充分利用财政手段吸引农村金融资金投入，协调推进新农村建设。第一，设立农业贷款贴息专项资金，发挥财政资金的“放大”效应，提高农业贷款发放率；第二，总结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成立农业担保公司的成功经验，为金融机构向农业贷款贷款提供担保。
2、鼓励和引导工商企业参与新农村建设。第一，积极支持农产品加工业发展，鼓励工商企业投入农业产业化经营。第二，通过税收政策进一步激发工商企业投入农村公益事业建设的积极性。如对工商企业捐助的农村公益事业，给予税前减免的政策；对投入农村幼儿教育、体育事业等发展取得的所得，给予免征营业税的政策等。
3、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增加农民投入的积极性。借鉴韩国“新村运动”的成功经验，充分发挥财政支农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积极探索以奖代补、先建后补、奖补结合、投资参股等投入激励机制，提高农民投入新农村建设的积极性。
4、继续加大支农资金整合力度。今年，我部开展支农资金整合县级试点，将支农资金切块下达到各试点县，由试点县根据统一规划，以优势区域、主导产业和重点项目为平台，统筹安排各部门、各级次、各渠道支农资金，集中财力支持当地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据基层干部反映，取得了良好效果。建议进一步加大支农资金的整合力度，继续扩大支农资金整合县级试点范围。
（三）积极引导“放活”农村体制，解除新农村建设的体制性障碍。
由于农村目前一些旧的体制束缚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近几年，各地在促进农村土地流转、水利、林业产权制度改革等方面积极探索，积累了许多成功经验。建议中央财政在认真总结这些经验的基础上，积极出台引导农村体制“放活”的指导性意见，为新农村建设提供良好的体制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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