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 姓名职位刘尚希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 何盛明原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著名财政学家。刘放桐复旦大学首席教授，著名哲学家。王朝才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王利明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中国法学会民法研究会会长。黄进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著名法学家。张明楷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刑法学家。张卓元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研究所原所长，著名经济学家。樊丽明上海财经大学校长，著名经济学家。贾新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系教授。王锡锌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宪法行政法研究中心副主任。肖经建美国消费者利益学会（ACCI）会长，罗德岛大学教授。吴联生北京大学会计系主任、博士生导师。戴德明中国人民大学会计系主任、博士生导师，中国会计学会副会长。董晓朝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兼党委副书记。 张 军厦门国家会计学院党委书记。余劲松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所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郝书辰国家审计署科学技术审计局局长。曹龙骐现任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主任，深圳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著名金融学家。刘炳炎曾任中国会计学会常务理事，湖北省会计学会副会长，湖北省政协委员，湖北省第五届人民代表。杨时展历任中国会计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审计学会常务理事，湖北省会计学会副会长，武汉市政协副主席。周佑勇东南大学法学院院长，校特聘教授，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李希慧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刑法研究所所长。耿建新中国会计准则咨询委员会委员，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党委书记。王竹泉中国海洋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会计系主任，博士生导师。王玉英天津财经大学党委书记。廖进球江西财经大学党委书记。张 蕊江西财经大学会计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江西财经大学会计学院院长。郭泽光山西财经大学校长。王俊豪浙江财经大学校长。马明华广东财经大学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王善平湖南师范大学副校长。曹诗权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校长郑小英厦门爱乐乐团艺术总监，中国音乐家协会常务理事，曾任中央歌剧院首席指挥。党政界（中央系统） 姓名职位钱运录原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党组成员兼秘书长，中共第十六、十七届中央委员。贺铿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正部长级）、原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著名统计教育家与经济计量学家。王军国家税务总局局长、党组书记、中共第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丁学东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正部长级）。王保安国家统计局局长、党组书记。余蔚平财政部副部长，党组成员。戴柏华财政部部长助理、党组成员。 李金早商务部副部长，党组成员。孟建明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党委委员。孙志刚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冯惠敏国家税务总局纪检组组长、国家税务总局党组成员，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甘藏春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副主任、党组成员。夏 勇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副主任、党组成员。米建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主任、党委书记（副部级）。于革胜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党组成员，中共第十七届中央候补委员。徐晓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中一原农业部部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中共第十四届中央委员。黄嘉华原常驻联合国特派全权大使。李必达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局局长、公平交易局局长、企业注册局局长。杨景宇原十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汪兴益原财政部部长助理、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现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总裁。王洪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组副组长、监察局局长。陈毓圭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蔡玲财政部财政司司长。杨敏财政部会计司司长。胡学好财政部金融司司长。王卫星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翟 钢财政部国防司司长。王建凡财政部税政司司长。 曾晓安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继 斌财政部国防司副司长。杨保安财政部人事教育司副司长。居 昊财政部科文司副司长。王 瑛财政部政府采购办主任。王晓华财政部税政司副司长。周成跃财政部金融司巡视员。诸利明财政部预算司巡视员。 居昊财政部社保司巡视员。宋秋玲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副司长。郜进兴财政部监督检查局副局长。贾荣鄂 财政部干部教育中心主任。 欧文汉 财政部办公厅主任，新闻发言人。 丁国光 财政部农改办副主任。 王光坤财政部驻北京市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监察专员、党组书记。 蔡思平 外交部财务司副司长。 杨遂周 国家税务总局农税司司长。 吴 舫 国家税务总局计财司副司长。 刘贵生 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行长兼国家外汇管理局陕西省分局局长。 张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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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维集团总裁、创维数码控股有限公司CEO。彭辰武汉钢铁（集团）公司总经理。莫斌碧桂园总裁、执行董事。楼永良中天建设集团董事长。朱福寿东风汽车集团总裁、东风汽车公司总经理。 高圣元深圳控股集团总裁。李绍烛东风汽车公司副总经理。陈月明国家电网公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总会计师兼中国电力财务有限公司董事长。 谭建生 中国广东核电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汪 洋深圳机场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包德元 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洪恩豫联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孟中泽郑州煤炭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成清波深圳中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梅 权中铁大桥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晓明湖北人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军政界 姓名职位王立峰武警指挥学院政委、少将。万东铖 总后军需物资油料部副部长，少将。 赵飞天津市市长助理、公安局局长传媒界 姓名职位邹贤启 湖北日报传媒集团董事长，湖北日报社社长、党委书记。 李洪波 经济日报社副社长。董向玲 深圳报业集团副总裁。 何杰平 中国财政杂志社总编辑。万建民《中国企业家》杂志副主编（注：以上均为不完全统计）
不同于消费互联网的“赢者通吃”，工业互联网是一个行业一个行业的“小锅菜”，每个行业都有不同的解决方案。制造企业的优势在于，他们掌握了很高的Know-How壁垒。
策划 《中国企业家》编辑部
封面设计 王超
工业互联网狂飙
制造企业和 科技 公司这两股推动“工厂革命”的重要力量汇合，掀起了智能制造和工业互联网势不可挡的浪潮。
一方面，工厂本身正在掀起一场数字化、智能化和网络化的革命。制造过程正变得可感知、可预测、可控制，当这一切变成联网的数据之后，工业互联网更深层次的变化发生了：生产全要素、全产业链互联互通，通过精密制造和智能算法，实现制造资源的优化配置。
另一方面， 科技 公司正在快速渗透到工厂。它们手持AI、云计算、5G等利器，深入到垂直行业，找到传统生产方式的瓶颈，拆解需求，改造生产制造流程和工艺，提升质量和效益。一个行业的解决方案，就是一个新技术落地的场景，也就是一套工业互联网的生态体系。
“聪明”的工厂
编辑 万建民
科技 的种子，往往要经过漫长的孕育期，才有可能生根发芽。
30年前，华中理工大学（现华中 科技 大学）机械系硕士研究生李军旗第一次接触了“人工智能”。这是他跟随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机械工程专家杨叔子学习的方向。
此前的1988年，杨叔子首次提出了“智能制造”，当时这一概念在国际上也“尚处在概念形成与实验 探索 阶段”，杨叔子在1989年发表的论文中首次探讨了制造系统的集成化与智能化问题。
30年后，李军旗执掌的工业富联，成为国内智能制造和工业互联网领域的代表性企业。李军旗也像个布道者，不厌其烦地四处宣讲什么是智能制造、什么是工业互联网。即使时间已经过去了30年，如何向人们说清楚这个问题，仍然有一定的难度。
徐工的工程师讲了两个小故事：非洲的一个露天矿场距离城市几百公里，徐工售出的挖掘机在此作业。以往如果有零配件需要补给的话就只能停工，来回要耽误好多时间，现在可以通过网络实时监测提前预判并备货；在印尼的某个大型项目工地上，工程师发现两台工程机械有两个月没支付租金了，于是直接远程遥控锁车，对方主动联系付款之后才获得解锁。
在联宝位于安徽合肥经济开发区的车间里，一台台笔记本电脑经过安装、调校、检测、包装等多道程序后，等待投递到不同的消费者手中。它们外观上看起来并无明显差异，其实每一台内部定制的专属配置从下单的那一刻起就被记录了下来，并传递到柔性生产线上完成精确匹配。
有别于淘宝、京东、拼多多等与大众生活密切相关、更容易被感知的消费互联网，工业互联网基本隐藏在车间、生产线以及工程师的设计方案里，略显遥远而陌生。车间里的一台台机器，被植入了精密控制软件、工业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算法，整个生产制造过程不同程度地实现了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联网上云，一张张无形的工业互联网正在快速织就。它对于传统工厂的深远影响，已经通过一个个案例被证明；对于国家层面的战略意义，也正在逐步凸显出来。
1月13日，工信部官网正式发布了《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21-2023年）》，明确提出到2023年，覆盖各地区、各行业的工业互联网网络基础设施初步建成，在10个重点行业打造30个5G全连接工厂；打造3~5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综合型工业互联网平台；基本建成国家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中心体系，建设20个区域级分中心和10个行业级分中心。
智能制造和工业互联网这股势不可挡的浪潮，正在深入到制造业的毛细血管。
追根溯源，“工业互联网”这个概念，最早是由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GE）于2012年提出的。按照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的定义，它指的是把全球工业系统和先进计算、分析、传感、互联网能力融合在一起形成的新体系。
GE厉害的地方是不仅系统阐述了这一概念，并且首先将其商业化。特别是GE工业互联网平台Predix的推出，对全球产生了很大影响。除了GE，美国还有一大批跨国企业如思科、罗克韦尔、霍尼韦尔、IBM、英特尔等也加入进来，推动了工业互联网的发展。
2013年，德国在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正式推出理念与之类似的“工业4.0（Industry 4.0）”。所谓工业4.0，是基于工业发展不同阶段作出的划分。工业1.0是蒸汽机时代，工业2.0是电气化时代，工业3.0是信息化时代，工业4.0则是智能化时代。
日本于2017年提出了“互联工业”，思路与美国、德国差不多，同时融入了本土的精益生产基因，三菱、日立、富士、NEC等领军企业都在大力开展实践。日本有一个重要的 探索 是打通工厂底层和云端，在工厂现场侧引入计算和人工智能能力，通过工业互联网实现数字化转型，因此也形成了一些联盟，例如日本价值链促进会（IVI）、边缘计算的Edgecross等。
虽然杨叔子院士1988年就研究智能制造，但李军旗真正接触到智能制造是在1995年被公派去日本留学。当他在东京大学智能制造实验室看到大量世界领先的设备时，萌生了一个想法：让世界各地的人都可以通过互联网使用这些先进设备。
多年之后，执掌工业富联的李军旗建成了国内第一座“灯塔工厂”，并利用智能制造领域的经验帮助中小企业转型升级。对于大多数企业家来说，弄懂什么是智能制造、什么是工业互联网，并不是一件三言两语就能解决的事情。
在李军旗看来，智能制造就是要实现制造结果的可感知、可预测、可控制、可复制，实现生产制造过程的自动化、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打造一个真正的智能化的无忧生产状态。
而工业互联网的核心要素分为“三硬三软”：“三硬”是云、网、端，分别指服务器、网络和智能终端；“三软”是工业大数据、工业人工智能和工业APP。
那么智能制造和工业互联网又是什么关系呢？李军旗解释道，如果没有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制造过程，要把它连到互联网上是很难的。某种程度上来讲，只有在实现智能制造的基础上，工业互联网才有可能大面积实现。
为什么要做工业互联网？李军旗说，它实际上是让整个生产环节、生产全要素、全产业链实现互联互通，通过优化流通和制造的环节，实现制造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按需和定制化生产，让企业最终达到提质增效、降本减存的目的。
事实上，中国政府自2017年正式在文件中提及工业互联网，这一领域就呈现典型的两极分化：一方面是大企业纷纷涌入，生怕错过机遇；另一方面是千万中小企业犹疑观望，对其内涵和价值不甚了了。
从国家战略层面来看，我国提出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两大强国战略。李军旗认为，这两大战略的交汇点就是工业互联网。
最难啃的骨头总是在后面。
和消费互联网“赢者通吃”的格局不同，工业互联网的空间更加开阔。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有过一个形象的比喻：产业互联网在实际的发展中，是一个行业一个行业的“小锅菜”。因此，产业互联网这道菜，是要一锅一锅地炒，每个行业都有不同的解决方案。黄奇帆所称的“产业互联网”，是比工业互联网更宽泛的概念。
为了获得高质低价的产品、缩短供应端与需求端的距离，服装、家电等“轻”工厂成为电商巨头们追逐改造的对象。传统印象中“老大笨粗”的重工业企业，为了提升效率只有主动求变。
因为痛点明确、针对性高、企业自发性强，加之其发展十几年甚至上百年的技术能力、流程能力，重工业的工业互联网反而落地最快。这一点，从机械、能源行业在全球工业互联网应用分布占比中达五成左右可以佐证。
在中国，以徐工的汉云、三一的树根互联、富士康的工业富联等为代表的企业，有着浓厚的制造基因，熟悉工业流程和场景，更侧重工业装备、制造设备、机械厂房等“重”板块的升级。非常高的Know-How壁垒，反而让它们在这波浪潮中更容易抵挡外来冲击。
如今的徐工，在印尼雅加达总部的矿山设备备件库和徐州总部的备件库实现了全部数字联网；前移到国外的备件库，通过数字化技术每天盘点备件消耗量，根据数据进行补充，保证产品出勤率；在售后服务方面，根据磨损率等指标对设备进行诊断，可以提前预判哪些零部件需要保养，延长整个产品的生命周期；汉云平台可以实现对巴西、缅甸、老挝等国家和地区的远程监控，做到全球服务“零距离”。
李军旗的工业富联平台，可以打通塑胶注塑、轻工、金属加工、精密刀具制造、模具制造、装备制造、电子制造、轨道交通、 汽车 配件制造等9个行业，优化配置相关行业资源，从而大幅缩短交货周期，降低库存和物流成本。
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工业互联网的初级成本相当高，只有那些相对有钱的行业和企业才能先用起来。美的集团美云智数总裁金江说，美的为了完成数字化改造，初期项目就有1万多人参与，投入高达二三十亿元。
这也形成了工业互联网发展的一个特点：头部企业积累经验搭建平台，不断释放技术红利，在赋能中小企业的同时，摊薄前期开发成本，最终降低整个架构的门槛。
海尔打造的卡奥斯就是一个完全开放的工业互联网综合型平台，全球任何企业都可以成为其操盘手和合伙人，国内的青岛啤酒、双星轮胎、日照钢铁等大企业都和它签有协议。同时，卡奥斯平台还赋能中小企业转型升级，共享平台资源和能力，至今已孵化了15个行业生态，在全国12大区域、全球20多个国家推广复制。
而工业富联则根据大中小企业各自的特点，形成了不同的输出形式。对大企业，工业富联提供整体解决方案的输出；而对于很难投入大量资金进行转型的中小企业，则通过工业APP、数字云等方式协助。
除了重工业企业，技术巨头也以不同方式加入工业互联网。它们在各自的细分领域不断深耕，通过人工智能、5G、芯片等软硬件技术，改变着工厂的形态。
凭借在智能视觉感知和深度学习算法方面的长期技术积累，商汤 科技 的高级驾驶辅助系统仅需单目摄像头便可以实现高精度的多种辅助驾驶，并且在不同天气、不同光照、不同城市、不同气候等条件下，均有良好的应用表现。商汤的驾驶员监测系统定点工具，已普及到数百万台的未来发展车型。截至目前，商汤 科技 已经与全球20多家车企建立了合作关系。
海康机器人所专注的机器视觉、移动机器人等智能设备，除了让一切生产流程可追踪外，也让生产的效率提升、质量变高，机器视觉的精准度甚至远超人眼，尤其在高精度的装配加工产业被广泛应用。工厂里的移动机器人可以轻松把重物送到指定工位，把人力从繁重的物料运输工作中解放出来。在海康威视桐庐制造基地，目前已投入使用近1300台智能移动机器人，整个仓储作业效率提高了40%。
工业互联网的本质是工业。
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他说：工业互联网（工业、联接、人工智能）的本质应该是工业（当然包括农业、医疗、教育……）；联网就是联接这个产业；然后是人工智能。人工智能中除了算法、算力，更重要是Know-How。Know-How在行业里、在企业手里，是他们数十年的摸索积累与千万次验证、反复建模，留下的理论与经验结晶。华为在场景化应用中，必须重视客户需求，必须依靠行业专家。
这也是工业互联网和消费互联网最大的不同，没有一家互联网公司能够独自拿下工业互联网的市场，相反，制造业公司凭借自己掌握的很高的Know-How壁垒，反而具备独特的竞争优势。
当然，也正是因为工业互联网的这一本质，使得其发展面临不少挑战。
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徐晓兰认为，我国工业互联网产业基础有待进一步夯实，国内大多数企业数字化程度较国际偏低，网络协议、设备接口等不统一，技术标准多为国外企业掌控，严重制约工业互联网行业应用。
尽管我国已经出现一些基于工业互联网的行业融通发展新业态、新模式，但是大多处于 探索 阶段，尚未全面推广，企业界仍以观望为主。
此外，我国工业互联网生态体系也有待进一步完善。一方面，我国工业互联网行业和跨行业基础设施尚未普及与健全，导致行业内大数据无法统一管理和使用，行业间数据资源孤立、分散，数据孤岛问题严重。另一方面，懂得工业互联网知识的行业人才无法满足发展需要，智力资源相对稀缺；开源社区规模较小，开发者人数较少；工业互联网共性标准尚未制定，数据难以融通；跨行业治理的政策体系有待建立，亟需提供相应的管理依据。
除了意识、人才、数字化等短板，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那就是工业互联网的安全。
360公司董事长周鸿祎说：数字化是当今中国乃至全球最重要的趋势，发展数字化已经成为政府和产业界的共识。预计5~10年后，所有企业都将是数字化企业，所有经济都是数字经济；未来5~10年也是数字化转型的最后机会，抓住机会将赢得未来，错失机会将意味着出局，失去未来的竞争力。
但机遇也意味着挑战，数字化面临的最大挑战是网络安全。一切皆可编程意味着整个世界都被软件重新定义，是软件就会有漏洞，就可能被黑客利用、攻击；万物互联的结果是物联网打通了虚拟世界和物理世界，过去仅在虚拟世界里的网络攻击，可以通过物联网转变成对物理世界的伤害，导致工厂停工、大面积停电、 社会 停摆；数据驱动业务意味着数据安全影响业务安全，当各行各业、甚至政府不同的部门都把数据都共享之后，同时面临数据泄露、数据滥用、数据污染等多种安全问题。
周鸿祎有一个判断：在数字化时代，网络攻击将会超越传统威胁，成为整个 社会 最大的安全威胁。他希望大家都要树立底线思维，把安全作为头等大事，筑牢安全根基。
尽管有诸多担忧，目前全球的工业互联网仍处在起步阶段，但前景还是被更多人看好。黄奇帆提出，工业互联网将产生几十家万亿级企业。不过他同时提醒，建工业互联网要改变原来消费互联网的思维，要从规模经济转变到价值经济，从“提高生产力”转变到“提高利润率”。
回到我们的主题：在经历这场革命之后，未来的工厂会变成什么样呢？
李军旗认为，五到十年后的未来工厂会成为可感知、可预测、可控制的智能化工厂，成为工业互联网上的一个节点。通过数字化转型，未来的生产制造形态会是按需定制、制造资源优化配置。到那个时候，就会彻底消除库存和资源浪费。
联想集团副总裁、联宝 科技 CEO柏鹏则描摹了更具象的一个场景：未来工厂像一个玻璃房子，尽管内部运作环节非常复杂，生产要素非常多，但数字化让这一切变得更加透明。换句话说，整个工厂其实就是一个机器人，有自己的五官、身体和大脑，智能系统相当于大脑，指挥机械臂工作，各类感应器、摄像头则充当了“眼耳鼻喉”，实现了数据采集、信息传达，最终达到整体协同。
第一家公开宣布申请科创板上市的医药公司诞生了。
3月8日晚间，港股生物医药公司复旦张江（1349.HK）发布公告称，拟申请在科创板发行不超过1.2亿股股票，每股面值0.1元。
复旦张江是H股的“老兵”了。早在2002年8月，复旦张江就已在香港创业板上市，2013年12月转入香港主板。2018年，该公司的营收规模为7.4亿元，净利润1.3亿元。截至3月8日收盘，公司市值54.64亿港元。
如今复旦张江又计划分拆在香港主板和科创板两地上市。公告显示，复旦张江在A股发行完成后，在科创板发行的股本约占总股本的11.5％，总股本中还包括55.9％现有内资股和32.6％的H股。
自2018年11月5日，设立科创板的计划被公布，整个生物医药板块都躁动起来。光大证券认为，科创板拓宽了创新型医药企业融资渠道，未来生物医药板块也可能成为科创板的主力板块。支撑该论点的论据是，纳斯达克生物医药板块市值高达10050亿美元（2019年3月5日），占纳市市值8％权重，是最重要板块之一。
当然，对于复旦张江来说，目前的核心任务是保证其发行A股计划，能在股东大会上通过，且最终获得证监会和上交所的批准。至于“是不是第一家，不是我们关心的问题”，复旦张江副总裁、执行董事苏勇对《中国企业家》说。
争抢头啖汤
作为近期资本市场热点，科创板于3月2日凌晨正式开闸。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实施了《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相关业务规则和配套指引》。这意味着，企业的IPO申请受理即将启动。
科创板上市条件包括：发行后股本总额不低于人民币3000万元；公开发行的股份达到公司股份总数的25％以上；公司股本总额超过人民币4亿元的，公开发行股份的比例为10％以上等。
在市值和财务指标上，科创企业想要登陆科创板满足五项标准中的一项即可。其中，对于暂未产生营收的公司的要求是：预计市值不低于人民币40亿元，主要业务或产品需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市场空间大，目前已取得阶段性成果。这里还专门提到：医药行业企业需至少有一项核心产品获准开展二期临床试验，其他符合科创板定位的企业需具备明显的技术优势并满足相应条件。
“这条规则大大放宽了医药行业的上市门槛，也比较符合这个行业的特点。”新经济投行易凯资本负责医药业务的副总裁张骁告诉《中国企业家》。
医药行业尤其是创新药研发企业，研发周期长、投入大，在一款新药上市之前，几乎没有收入来源。业内对于一款新药从研发到上市，有一组公认的数据：平均花费10年时间和26亿美元，成功率不足7％，至少100个科学家参与。
早在科创板开闸前几日，在“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新闻发布会上，上交所理事长黄红元就透露，交易所做了很多摸底了解工作，初步判断生物医药、高端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的企业相对较多。“这些企业总体研发投入较大，发展潜力较大。”
张骁表示，易凯资本服务的医药公司中，有不少符合科创板要求的，如泽生 科技 、长风药业、长江脉等。弘晖资本管理合伙人王晖也向《中国企业家》透露，弘晖资本投资的圣湘生物等企业在积极准备科创板。
“复旦张江能不能成为第一家在科创板上市的医药公司，还不好说。实际上，也有很多中介机构早已进场的医药公司，可以针对新公布的审核规则进行材料准备”，肿瘤诊疗一体化平台公司思路迪的CFO徐萌告诉《中国企业家》，该公司也在评估旗下业务板块在科创板上市的可能。
“医药行业对科创板的热情挺高。尤其一些年轻创业者，有技术、有干劲，如果科创板通过 社会 资金再扶他们一把，相当于给了他们一个创业成功的渠道”，孙飘扬说。
科创板“好风”一来，是不是只要搭上医药的边，企业就能“凭借力”，“上青云”呢？
华泰证券研报指出，医药公司一般在研产品较多，而新药研发存在一定风险，因此企业核心产品可能存在研发进度不达预期风险；此外，还存在企业核心产品销售不达预期风险，公司已上市的核心产品可能面临市场竞争加剧、推广进程较慢等风险，从而影响核心产品销售，最终影响公司业绩。
张骁也认为，国家包括科创板可能还是会考虑上述风险，以及对中小股民、散户的影响，从而在现有标准上有所提升。
“不会像它说的‘至少有一项核心产品获准开展二期临床试验’就OK了。与之对应的较大概率是，某种药品能获批或上市风险非常小，才有可能批准（该公司）上市。”张骁表示。
医药股争夺战
科创板对未盈利的医药企业上市“开了绿灯”。实际上，对于这部分企业来说，实现在中国上市还有其他选择，即香港联交所主板。
2018年4月，香港联交所号称“24年最大改革”落地，包括允许未盈利的生物 科技 公司上市。其上市规则提到，对于无收入生物 科技 公司，预期市值不少于15亿港元，从事核心产品研发至少12个月、至少有一项核心产品已经通过概念阶段，进入第二期或第三期临床试验等。
上述多名医药行业人士向《中国企业家》评论，科创板对医药行业的上市规则，与香港联交所给医药行业的上市规则差不太多，“应该是前者参考了后者”。
目前，尚未盈利就在港交所上市的医药公司有6家，包括歌礼制药、百济神州、华领医药、信达生物、君实药业、基石药业。另外，还有盟科医药、方达医药、Steath、AOBiome、康希诺、维亚生物、亚盛药业、迈博药业等至少10家医药企业排队上港股。
未盈利生物 科技 公司港股上市情况。制图：李秀芝
尽管香港主板有先发优势，但科创板看起来对医药行业仍更有吸引力。王晖表示，科创板是中国国家战略方针的一部分，香港主板的高度与之不同。
关于为何要登陆科创板，复旦张江称，董事认为，A股发行将有利于提升形象、扩充融资管道。且相较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主板而言，科创板上市更能体现创新及研发能力。
复旦张江没有言明的是，A股和H股之间的估值鸿沟，这是两地上市公司、投资人，甚至交易所早已认清的现实。
在2018年9月的一场香港交易所与生物医药创新公司闭门座谈会上，身为港交所行政总裁的李小加也坦陈，“香港市场的资金的量、估值的高度远不及内地的A股市场”。
这意味着，那些符合上述要求，原本为了去香港主板上市而搭建红筹架构的公司，如果想转到内地的科创板上市，并不需要花大代价拆红筹。
针对生物医药企业，两地交易所之间或有一场“争夺战”。
徐萌透露，已经有一些拟在香港上市的生物医药公司决定转向科创板了。在目前的形式下，香港交易所的确需要考虑形成一些对医药企业更有吸引力的策略，但目前还没具体的方案出台。
本文源自中国企业家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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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家杂志社社长级别是杂志社负责人以及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执行主席。
刘东华，现任《中国企业家》杂志社社长、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执行主席。1990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新闻学硕士学位。同年分配到经济日报评论部任编辑、记者、评论员。1996年下半年调任《中国企业家》杂志社社长、法人代表。2006-2008年兼任经济日报出版社社长。2006年，刘东华创立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并担任执行主席。
现兼任中国企业家书系编委会主任、中国企业领袖年会组委会主任、中央电视台年度经济人物主任评委。
中国企业家杂志社是经济日报集团下属的刊物，也是全国唯一以企业家尤其是广大民营企业家为重点关注对象的国家级刊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