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始终牢记发展是第一要务，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我们要始终牢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做到“五个统筹”，努力在调整结构、深化改革、转变方式上下功夫。我们要始终牢记没有稳定的社会局面，就什么事也干不成，妥善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保持社会大局的稳定。我们要始终牢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多为广大人民群众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我们要始终牢记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努力营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和良好的周边环境。
内涵：
中国和平发展道路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外交和国际战略理论，反映人类追求文明进步的一条崭新道路。它的内涵是中华文明的复兴，中心问题是“和平崛起”与“文明复兴”的关系。
1.当代中国的现实需要：和平发展或和平崛起就是要以文明的方式来应对中国现代化所面临的众多难题和种种挑战，在自主创新中实现中华文明的复兴。
2.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和平发展或和平崛起就是要以文明大国的形象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3.中国自身的历史发展：和平发展或和平崛起是要实现中国人100多年来的强国梦，实现中华文明的复兴。
实现条件：
1.继承传统与改革创新相结合
2.吸收世界优秀文明同立足本国实际相结合
3.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
4.对外和平与对内和谐相结合
5.树立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
6.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其他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处理国际事务
7.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8.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9.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10.大力倡导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
在中国和平发展或和平崛起的进程中，面临着三大挑战，这就是：1、资源特别是能源短缺的挑战2、环境特别是生态环境恶化的挑战3、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一系列两难问题的挑战。
我国的和平发展是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密切相关的。面临的主要挑战有三：即霸权主义的威胁，国际竞争的压力和全球化的负面效应。
一、霸权主义的威胁
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惟一超级大国。为了实现“霸权永续”的目标，它凭借超强的综合国力，尤其是金融优势、科技领先和军力超强，极力阻止出现任何可能对其“独一无二地位”提出挑战的国家或国家集团，同时加紧抢占全球化资源和战略要地，这既是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和战略回旋余地，又是为制约其他国家的发展壮大。美国实施这一战略就把它自身摆在同谋求和平与发展的各国人民相对立的地位。换句话说，它是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以及各国的主权、安全的主要威胁。十几年来，美国的这一战略没有改变，今后只要它还在力量对比上占有绝对优势也不可能改变。
中国作为一个有13亿人口的新兴国家，又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美国从其全球战略出发是绝不会听任中国顺利地和平发展的，总会不遗余力地进行阻挠、干预、破坏。这是美国霸权主义的本性所决定的。美国霸权主义的威胁将会长期存在，这是中国和平发展无法回避的。在维护我国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大前提下，妥善处理中美之间的矛盾与分歧，争取两国关系平稳发展，这将是我国和平发展需要认真对待的重大课题。
二、国际竞争的压力
我国正积极谋求发展，而其他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在发展，各国之间的竞争将会越来越激烈。这是马克思主义所讲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规律的必然现象。我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当前和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世界政治、经济体系是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不管主观意愿如何，必然会受资本主义规律的影响和左右。在资本主义的体系内，对资源和市场的争夺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现实的世界是资源、市场已被几个主要发达国家“瓜分完毕”，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后起新兴国家而言，确保自己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源和市场就更加困难。再加之，世界现有资源已被发达国家消耗很多，它们给世界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已成事实，这些对于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发展构成更巨大的压力。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和曾经历过殖民地苦难的国家，我国不会也不能采取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靠“殖民手段”、使用武力拓展市场、掠夺资源。既要满足我国发展的实际需要，又要坚持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关系的基本准则，这将是我国和平发展必会遇到的一大挑战。
三、全球化的负面效应
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全球化趋势加快发展是必然的结果。近半个多世纪以来，由于美国在全球金融、经济、科技、政治各方面逐渐占有优势地位，现今的全球化是以美国新自由主义或者自由市场经济模式为主导，美国跨国公司是主要的载体。实践表明，美国的经济发展模式虽然有利于刺激效率的提高，但对维持社会公平却是不利的。其结果是经济增长的同时却导致致贫富差距拉大，在全球范围是这样的，在各个国家（包括美国本身在内）也是这样。贫富差距悬殊成了社会矛盾激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尽管这在各国的表现形式不一：政局动荡、经济起伏、社会紊乱等等，但都会影响和平发展。从全球角度看，这也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一大不稳定因素，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滋生与发展，与此也是密切相连的。对于全球化的负面效应，国际社会的反应越来越强烈，全球反全球化运动的兴起和壮大就是例证。对于中国来说，如何既能利用全球化给我国经济带来的发展机会，又要防范、遏制其负面效应，这是我国和平发展面临的一大挑战。
我认为，我们要努力做到以下几点：
1 我们应成为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人。要努力使自己既具有优良的思想政治素质，又具有过硬的科学文化本领，既有强健的体魄，又有健全的心智。全面认识自己、提高自己，不断在学习中增长知识，不断在人生旅途中陶冶情操，不断在社会实践中磨炼意志，为承担起建设祖国的神圣职责做好一切准备。
2 我们应成为追求真理、勇于创新的人。马克思说过，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要热爱科学，崇尚科学精神，特别要善于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吸取营养，树立科学的世界观，把握正确的方法论，努力做科学探索和创新的先锋。
3 我们应成为理想远大、热爱祖国的人。始终以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为已任，坚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闻一多先生说：“诗人主要的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要成为一个有志和有为的青年，爱祖国、爱人民是首要的要求。
4 我们应成为视野开阔、胸怀宽广的人。要学会以宽广的眼光观察中国，观察世界，善于用中华文明的优秀传统和世界文明的先进成果来丰富自己。要坚持向历史和现实学习，向人民和社会学习，既勇于开拓，又谦虚谨慎，善于在集体的奋斗中开创新的事业。
5 我们应成为知行统一、脚踏实地的人。认知只有赋之实践，才具有彻底的意义。古人说：“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你们一定要发扬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的精神，既富于崇高理想，又始终脚踏实地，诚诚恳恳地为祖国和人民做好每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中华民族的未来是美好的，因为我们坚信，在党的领导下，我们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国青年的未来也是美好的，因为我们坚信，只要青年投身到民族复兴的宏伟事业中去，就一定可以在宽广的舞台上迎风翱翔，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业绩。
60年前，联合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欢呼声中成立了。联合国的成立，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件大事。60年来，联合国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制止侵略行为，促进国际合作等方面做出了不懈的努力，成为全世界维护和平稳定、促进共同发展的最为重要的国际组织。中国作为联合国的主要发起国之一，先后参加了筹备成立联合国的华盛顿会议、莫斯科会议、华盛顿橡树园会议和旧金山会议，为《联合国宪章》的正式生效和联合国的正式成立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特别是1971年 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以来，中国认真遵循联合国宪章精神，切实履行联合国的各项义务以及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重要职责，在联合国内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一
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不断进步和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加深，中国以新的面貌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中国一贯积极支持和参与联合国的各项工作，遵守联合国议案和决议，捍卫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在维护正义和国际秩序方面进行了积极的努力。在当今世界各种矛盾错综复杂的情况下，中国致力于在世界范围内进一步深化国际民主，建立更加公正、合理、互惠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中国既维护国际正义、维护国际和平与稳定，也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既维护和代表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也从全局出发解决国际社会的实际问题；既维护国家主权、坚持反对干涉国家内政的原则，也考虑在特殊情况下国际社会有权利有义务对一些国家采取维和、适当干预与预防措施的权利；既支持国际反恐、防扩散等维护国际安全的措施，也维护国际经济的正常秩序、大力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文化发展、解决地区贫困问题。中国所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解决国与国争端的基本准则，完全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精神。中国为促和平、求发展而采取的灵活、务实的态度，丰富了在联合国框架下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实践。可以这样说，正是由于有了中国这一维护和平、稳定力量的积极参与，联合国才得以成为世界性的国际组织，并在谋求人类的共同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二
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潜力最大的新兴市场，强劲的经济发展带动了全球经济的增长。保持经济长期、稳定的发展和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既是中国政府对本国人民的责任，也是对联合国充分履行促和平、求发展职能所做出的贡献。在25年时间里，中国解决了2．2亿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人民生活得到极大改善，堪称人类历史的奇迹。联合国专家认为：“正是因为中国在消除贫困人口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世界贫困人口比率才有了大幅度的下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年均增长9％以上，经济总量翻了两番，实现了小康目标。去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跃居世界第三位，达到11548亿美元，为世界经济注入了强劲的活力。到2020年左右，中国经济将实现第二个翻两番，经济总量将达到4万亿美元左右。中国人民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宏伟蓝图过程中，必将惠及世界各国，成为对世界贡献更大的国家。
三
中国尊重联合国宪章，积极提倡新型安全观，主张国际关系民主化，不搞对抗，不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而是通过对话、和平的方式解决国家间存在的分歧和争端。中国注重与所有邻国建立和发展长期稳定的睦邻友好关系。中国积极参加朝鲜核问题六方会谈，为维护朝鲜半岛及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做出了建设性贡献；努力推动地区安全对话合作机制的建设，积极参与了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对话合作；成功实践了新型安全观，通过友好协商妥善解决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增进了军事互信，在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势力方面进行了有效的合作。随着自身的繁荣发展，中国在全球安全和全球繁荣中的责任也在增长。在防扩散和国际反恐斗争中，中国是一个关键的参与者。在尊重有关国家主权、不干涉内政、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的原则下，中国积极参与了在柬埔寨、东帝汶、海地、刚果（金）等国的联合国维和行动。在一些国家不太愿意提供医护人员和工程人员的情况下，中国向各个维和区派出了大量军事观察员和工程、医疗部（分）队。朋友不管字的多少，只要文章你感觉很满意就可以了。
一．逼近眼前的生死抉择 和平是人类最持久最朴实的追求。和平意味着生存的机会。人只有在和平的状态下才能正常从事一切有利于生存、发展的建设性活动，生命的尊严也只能在和平状态下才有条件得以普遍展现。然而对和平的持久追求本身也表明了人类长期被战争所伴随的不幸事实。 战争，是人类自己发明出来的最大灾难之一。无论战争因何而起，它都不仅是手执武器的人互相残杀，更是平民的无辜受难。战争造成的惨烈后果——生灵涂炭、村庄被焚毁、城市成废墟……——从来就是要由人民来承受的。对于人民来说，战争意味着动荡、恐怖和死亡阴影。但战争却总在发生，人民防不胜防。 在人类历史上，和平与战争犹如一对连体儿。一方面，战争手段的运用之普遍和经常，使它几乎成了人类一种常规活动。阿里斯托芬曾通过剧作《和平》发出感慨：“一直在将你期待，一直在将你找寻；非同寻常的期待，非同寻常的找寻。”这正是频繁的战争造成和平稀缺的一个佐证。另一方面，人们从未停止过创造和平局面的努力和在战争的间隙中创造生活的努力。在和平与战争的交替中，是创造与毁灭的悲剧性交替。如果说过去这种悲剧性交替中，人类还可以在战争的间隙中重建生活，如今当足以毁灭整个世界的生化武器、核武器被发明出来，诱发战争的因素又愈益增加，核战呈一触即发之势，“生存还是毁灭”这个似乎过于形而上的问题已经逼近眼前，成了全人类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在毁灭性的核战阴云笼罩下，生存与发展的机会存在于制止战争和争取持久稳定的和平的努力之中。 二．和平与反战的思想探索 战争使人类历尽苦难而期盼着和平。但持久稳定的和平有赖于许多条件。对战争这一横贯全部人类史、称得上人类常规的活动进行反省并对诱发战争的原因进行探究，有助于为和平创造条件的努力。 在人类思想史上，和平与战争是一对永恒主题，探究从来没有停止过，所涉内容，十分广泛。尤其人们熟知的那些杰出思想家深具人道主义精神，他们热爱和平反对战争。但作为思想家，他们不是简单地赞颂和平谴责战争，而是致力于对战争根源的挖掘和对战争性质的剖析，致力于探索摆脱战争的可能性和持久和平得以实现的条件，阐释的思想对于我们理性地认识战争和争取和平有着重要启示。 1．战争根源探究 思想家们从经济、政治、文化、人性等多方面对战争根源作了探寻，揭示了贫穷与战争之间存在着联系，种族、文化、宗教信仰冲突往往成为引发战争的因素，战争与人的攻击性和冒险精神，特别存在于某些人身上强烈的征服欲和野心有着关联。但我认为对战争根源所作的最重要探寻，是揭示了专制政体与战争的内在关系。这一思想在西方可谓源远流长。早在两千四百多年前苏格拉底就指出专制僭主通过挑起战争使人民需要一个领袖。稍后，亚里士多德把专制政体判定为要靠战争来维系稳定的政体。十八世纪，伏尔泰、卢梭等启蒙思想家揭露了专制统治者和教权主义者为着权欲、为着征服、为着所谓主义把人民推入战祸的真相，并指出对外的战争和征服与对内的独裁专权相互支持这一事实。当代思想家、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则不约而同指出近现代一个事实：专制国家不仅屡屡到处挑起战争，而且彼此之间也经常爆发战争，哪怕意识形态相近甚或相同也难免兵戎相见，这与战争从未发生在民主国家之间呈耐人寻味的反差。这一反差对战争是专制政体的内在本性提供了颇为独特且有力的证据。 专制政体之成为战争根源，乃因作为这种政体特色而存在的专断权力在根本上处于无制约无制裁状态以及这种政体本质上的不正义和扩张、征服倾向。事实上，权力占有者对内的不义统治本身就酝酿着内战。对外，由于专制政体的权力来源、是否进行战争的抉择方式和取得战争经费的方式与共和政体判然有别，两种政体下民意的分量和人们生命的分量更是迥然不同，这使得战争决定如康德所指出的，在共和制下是最艰难的决定，但对专制者来说，却可以成为“全世界最不假思索的事情”。①所以，一旦实力具备或者以为实力具备，战争几乎是必然的选择。而对发动征服战争的人来说，战争可能带给他们的东西与带给人民的不一样。胜利带给他们的是财富、土地、荣耀和统治权的扩大，为取胜所必须付的代价却要由人民来支付；如果战败，战争发动者不必为后果负责，其惨烈后果将全部转嫁给人民，尽管人民从来没有机会对是否进行战争表达意见；如果面临灭顶之灾，“绑架”整个国家作“人质”，甚至拉全体人民作陪葬——这在历史和现实中都不少见。专制体制下权力与责任之间荒唐的不对称决定了使战争永久化是形形色色的专制统治者的共性。 但专制制度成为战争根源还不仅在于上述原因，还在于这种制度具有把某些作为战争发生可能性的因素刺激、挑逗起来引向战争的倾向。其实，无论人性中固有的攻击好斗性、冒险性，还是某些人的野心和征服欲，或者种族、文化、宗教信仰差异，都并不必然使人走向战争，它们都只是一些潜在的可能。但专制制度注定要把这些潜在可能变成现实的战争因素。因为这种制度既给了统治者凭借权力强制性驱赶人民上战场卖命从而使他们的野心和征服欲得以兑现的条件，又使他们可以利用欺骗、煽动和暴力思想的灌输使人性中原本可能通过富于创造性和建设性的方式释放的攻击性冒险性采取暴力的破坏性发泄方式。至于在不同种族、文化、信仰之间制造隔膜、挑起仇恨，加深误解和冲突，把差异变成战争的理由，更是专制国家惯用手法。 关于专制制度与战争的关系，专制制度导致战争是问题的一方面，这个问题的另一方面是战争对民主国家的自由构成最大威胁。威胁不仅来自外部专制国的战争倾向，还因为战争将不可避免地会破坏民主国家作为人民自由之制度性保障的权力平衡。这就是托克维尔指出的那种危险：战争将不可避免地使参战的民主国家把对一切人的指挥权和对一切事物的管理权强制性地集中到行政当局。而一场持久的战争则势必把权力向行政当局集中的危险趋势固定下来。 战争与政治制度之间的多侧面关系，提示了避免战争、实现持久和平的最重要思路。 2．区分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 要避免战争、争取和平，需对战争本身抱理性态度。为和平而谋划的思想家们并不一概反对战争，他们中不少人赞成在某些情况下进行战争并为之辩护。最重要辩护是对战争作正义与非正义的性质区分。把战争区分为正义与非正义的，与对战争的谴责一样源远流长，而且不光众多思想家作这样的区分，一般民众也自发地倾向这种区分。尽管在“何为正义何为非正义”的问题上分歧重重，但人类还是逐渐取得一些基本共识，如：侵略战争、征服战争，出自压迫、掠夺目的的战争是非正义的；基于自卫，为保卫和平和家园、为了自由和尊严而进行的战争是正义的。杰出的思想者就战争问题在一些原则问题上所作的是非辨析推动了基本共识的形成。从公元前六世纪中期开始达百年之久的希波战争，对希腊人来说，不仅是反抗侵略，而且是一场为着捍卫自己的城邦制而与强大的专制帝国进行的殊死斗争。斗争的胜利使希腊的独立城邦幸存下来，并创造了对全人类影响深远的文化和政治制度。基于这双重的正义性，希腊哲学家、诗人们，包括深刻揭露了战争残酷性的三大悲剧诗人无不引以自豪并为之辩护。即使反战立场最鲜明，以一系列喜剧鞭挞讽刺愚弄人民、鼓吹城邦之间内战的政客的诗人阿里斯托芬也对希波战争中抗击波斯入侵者的勇士大加赞扬。世界各大宗教创立者都反对战争，但也认肯了自卫的权利，尤其基督教一些著名神学家，如圣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他们都对这类权利作过有力论证。阿奎那不仅从战争理由、目的等方面梳理了使一场战争具有正义性的条件，还通过指出暴君在臣民中制造倾轧和纷争是犯了严重的叛乱罪，为推翻暴政的行动作了辩护。在十七世纪思想家洛克眼里，战争状态是一种敌对和毁灭的状态，这种看法表明了对战争的反感，但他同时坚决反对为了和平让无辜者乖乖地任人施暴。在他看来，这种由强暴和掠夺构成的和平无异于要民众充当驯顺的羔羊，不加抵抗地听任豺狼咬断自己的喉咙。人道主义者雨果主张以博爱促进和平，向往不再有持剑的士兵、不再有国界，整个宇宙为一家的和平前景。但他坚定表示，决不要低头屈膝的和平、专制下的和平、王朝下的和平。1869年的洛桑和平大会上，雨果提出和平的首要条件是解放，并认为为此“也许还需要最后一次战争”。二十世纪初，法国社会党领袖饶勒斯就日益逼近的战争对社会党人提出了双重任务：当战火还只是遥远的威胁时，应该用斗争来防止战争，但危急时刻就应该发动捍卫民族独立的战争。至于投入正义战争的必要性，爱因斯坦以反纳粹的战争为例作了透彻的表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