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明，字实朴，号悟墨斋主，笔名：州河浪、扬弃，男，生于1968年4月4日，四川达县人。自1997年至2011年在人民日报社工作，担任过人民日报社人民论坛杂志社总编辑助理、社委委员、记者。现为中国报业协会《中国报业》杂志社常务副总编辑、中国报业协会广告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现（曾）任社团兼职：中央中国画研究院、解放军长岭书画院副院长，中国楹联学会会员，中国书画家协会理事，中国乡土诗人协会会员，四川达州市书法家协会理事，多家全国性硬笔书法家协会常务理事等。主编出版过《纪念建党90周年全国党报党刊优秀书画作品集》、《中国硬笔书法家作品精选》、《中国乡土风情诗选》第一辑和第二辑、编辑出版有《中国书法作品选》、《达川地区书法家作品选》、《走向世界的中国企业集团》第二辑和第三辑、执行主编《跨世纪的中国四川》等等。曾在人民日报、人民网、人民论坛、人民论坛网、现代企业导刊、世界经济年鉴等传媒（网络）发表过新闻报道、通讯、专访、诗歌、论文、书法、楹联等作品上百篇（幅），字数约50万字。论文、楹联、书法作品曾多次获奖。1991年为四川省委《华商报》社题写“华商报”报头字，并选中使用，后该报因故停刊。
尹明华，现任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党委书记、社长。高级编辑，工商管理硕士。中国记协副主席、上海记协副主席、中共十七大代表。曾荣获中国新闻奖一等奖、中国广播电视政府新闻奖、上海新闻奖等多个新闻奖项，入选“2007年度十大传媒创新领军人物”，“2008年度十大传媒领军人物”和“2009中国传媒年度人物”。已经出版的著作有《旋涡里的太阳》、《空谷回音》、《社会热线》、《思想的碎片》、《全新的体验》、《美国新观察》、《媒介态度》、《千日之旅》、《传媒再造》等。自2005年5月担任集团党委书记、社长以来，潜心研究媒体经营，积极投身报业创新，大力推动传统报业集团向综合性传媒集团转变。
1997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获得文学学士学位；2004年毕业于清华新闻与传播学院，获得新闻硕士学位；2007年毕业于英国 University Of Bedfordshire 大学，获得传媒硕士学位。王正鹏自2004年起撰写独立博客《财经夜谭》，发表了大量关于中国改革与发展战略的文章，引起广泛社会关注，2005年，《财经夜谭》获搜狐网全球最佳中文化财经博客。作为一名传播学者，王正鹏于2011年出版了英国报业研究专著《报纸突围——数字时代传统媒体变身记》，得到业内高度评价。2012年8月出版《狂飙年代的碎片——中国经济黄金十年》。王正鹏2012年的作品《狂飙年代的碎片——中国经济黄金十年》，当年9月出版后，几个月内，先后登上新浪财经月度图书榜、卓越网月度图书榜、《参考消息》月度图书榜，并最终获得《人民网》2012年年度财经图书奖。这本书的重要学术贡献是，它划定了中国经济的黄金十年期。王正鹏认为，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间的十年，是中国在全球政治与经济框架中获得的一段意外时光：日本与四小龙衰落、WTO语法体系植入中国政治、美国在西亚反恐留下战略真空、自由主义经济哲学的最后流行等，这些意外交叠的历史因素帮助中国经历了一个狂飙的十年。作者认为，经济史即为思想碎片史，对于中国的狂飙突进式十年哲学关照，他使用了一系列碎片主题，提出了WTO语法体系、国家资本主义重来、全球化语境关照、郞顾公案分水岭、国进民退的空气、经济体制改革大时间表关闭、社会改革时间表打开等一系列全新的经济哲学思考碎片来表述。王正鹏的写作文风纵横，结构宏大，在每一个思想碎片的阐释上能启用多学科知识，有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的知识积蓄，也有《金融时报》专栏作家马丁·沃尔夫的理论思考，这是一般的经济类作品所没有的。 书评人潘启雯认为，作为财经媒体人、财经专栏作家，王正鹏早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就开始系统关注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法论与哲学观。他选择托马斯·弗里德曼式的观察方式，即在一个开放的、抹平的全球化语境里，以旁观者身份关注和研究中国改革的路径与战略取向。在时评家和史学家眼里，一代领导人往往伴随着一种模式，以及一段时间的经济与民生。其实，经济固然与政治密不可分，但也自有其独立性——毕竟，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周期具有其客观规律，世界经济形势的起伏更与本国政治无关。王正鹏之所以在他的新著《狂飙年代的碎片：中国经济黄金十年》中将中国经济“黄金十年”定义在1998年～2008年，是基于两个因素：一是亚洲金融危机后，日本经济二度重创，无法再与中国齐头竞争；二是“9·11”事件使世界政治和经济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在某种程度上，这10年是经济从低谷到高点再到低点的一个周期，而中国在这两次冲击中，均能从容应对，除了政策有效之外，更重要的，是中国人的勤劳与历史埋下的意外红利。记录中国这10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虽然注定有无法置身事外的局限，但王正鹏还是在“尽一切可能”完成系统化的历史沿革描述。“国家的经济史即为思想碎片史”，他为此使用了一系列“碎片化”主题，提出了“WTO语法体系”植入中国政治、华南建立的“地理级全球生产线”、农业的“产业化哲学”、“全球化语境”的最后时光、社会改革时间表打开等一系列全新的经济哲学碎片，为公众回味这段历史提供了少有的哲学视角。在王正鹏笔下，中国经济“黄金十年”最核心的突变因素有两个：内部动力来源于国企改革，外部动力则来自“WTO语法体系”植入中国的政治架构，内外两个体系的碰撞产生了巨大的历史能量，帮助中国在2000年初一跃成为全球经济引擎。与此同时，作者还以2004年为界，将中国经济“黄金十年”划分为两期，两期分界点即为2004年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的改革之争。经济学界左右之争的爆发不但反映了一种学术对峙，也是整个中国社会在贫富差距拉大后对于改革方向的不同认知。追溯起来，作者认为，中国经济在“黄金十年”至少留下两大遗憾：一是没有对人民币主动重估；二是没有警惕过度的重商主义。这使得2004年之后的中国经济过热杠杆化难以控制。“经济过热的杠杆支点是中国需求，杠杆撬动的是大宗商品，杠杆操纵者是欧美投行。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人们才恍然大悟，‘世界工厂’发热的背后是全球商品牛市，而商品牛市的背后是美国的金融过度杠杆化造成的一个资本‘核动力源’。那时的经济逻辑陷入了两难境地：经济要降温，人民币就要升值；人民币要升值，热钱就要进来；热钱多了，经济还要过热。中国经济反反复复在这样一个逻辑中旋转，直到2007年下半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回顾自亚洲金融危机到全球金融危机中的10年，中国的经济过热是在为全球生产的大语境下渐渐走向被动的——当然，这种转变增长方式也可以看作是未来10年对于“世界工厂”的一种“再平衡”。据王正鹏的观察，“1998年～2008年，在中国，比政治看点更精彩的东西是公司的力量。”三个特殊的历史节点成就了三类中国企业：20世纪90年代末的互联网泡沫和背后的电信私有化浪潮，肢解了中国的传统电信商；新世纪头一个十年前半段半世纪不遇的全球商品泡沫造就了三大石油商的膨胀，也使国家商品交易力量的软肋完全暴露出来；而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国内金融企业变身为庞大的金融混业帝国。那么，中国农业又如何在“WTO语法体系”背景下焕发生机呢？王正鹏的分析是，从国际经济实践看，每一个10年都有一项全球贸易议程，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乌拉圭回合”，解决了关税谈判，是个纯贸易问题，基本成功；始于2000年的“多哈回合”谈判，试图解决农业问题，基本失败；2010年开局的“哥本哈根峰会”是环境谈判，成功了一半。这三项议程反反复复，恰好反证了全球化的坚定方向。中国是初入局的参与者，并以青年般的开放心态全程参与了这些重大全球化议程。虽然“多哈回合”8年未果，甚至后来出现了除中国以外的粮食危机，但这次失败反而吹响了农业全球化的先声。把握好这些历史节点，对于清晰理解中国经济“黄金十年”整体的变革历史，具有重要意义。而在王正鹏的视野里：“21世纪第一个10年是中国经济的‘黄金十年’，也是中国农业开始步入结构性转型的年代。农业全球化对于中国农民来说，是在更合理的范围内为他们的生产与劳动力重新定价，就像20世纪80年代的沿海出口企业为中国农民的劳动力第一次定价一样。”王正鹏估计，未来10年或更长一段时间，是美国为美元治病的10年，也是中国经济大转型、大改革的10年，历史的太极将在这一阶段透明而神秘地持续运转。谈到未来中国的社会改革，作者直言不讳，“在整个2000年后的改革中，有两个领域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教育和医疗；还有一个政企不分的部门的定位没有解决，那就是铁道部。”它们是两类问题：教育和医疗是带有公共色彩的“社会问题”（这是多数人在用词上的错觉）；铁道部则涉及半管制领域的政企分开问题。这是中国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必须解决的问题。要在市场与制度的基础上进行积极的平等式改革（虽然这样的改革压力越来越大），而不是建立基于网络社会与民间评判的消极式平等。10年，很短暂，但经济发展，每10年景观纷繁。前方充满希望，而我们正因为选择太多、前途难测而莫名紧张。回头一望，一串串脚印让我们知道根在哪里、问题在哪里，可以校正前进的方向。 《报纸突围：数字时代传统媒体变身记》则是他的一部传播学研究作品，这本书由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钱钢作序，书出版后在传统媒体尤其是报界引起较大反响。兰州大学新闻学院才老教师梁玮在一篇文章中的评论如下：“报纸会死亡吗？”这是王正鹏在《报纸突围》一书中致力回答的问题。 将此问题推向风头浪尖的大背景是：自2004年以来，“全球报业的广告增长、发行量、上市公司股价和评级、编辑部的规模都因此而进入了一次全面的低潮期。资本市场的恐慌直接带来了报界对于报纸这样一种媒介的生存困惑。” 虽然整体形势不佳，但严肃大报的境况比一般的娱乐小报要好得多。值得一提的是，一份有明确立场的报纸受到的影响更小，如作者所提到英国《每日电讯报》。 面对报业当下的困境，《报纸突围》一书有何良策？王正鹏说，导致此困境，“并不是一个经济问题，也不是一个管理问题，而是一个媒介问题。在介质的本性上去重新审视报纸，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在互联网的重压之下，报纸的方向究竟在哪里。” 在王正鹏看来，“报纸是一种慢速媒介，火车的速度与邮政的速度是它的标准传播时间。”然而，“即使发行1000万份，当出现电的传播介质时，报纸也是小众媒介。” 因此，报纸应当正视自身作为小众媒介的处境，只是站在这一认知的基础上，我们才找到“突围”的出路。 “非电子媒介对应的是一个宁静的、慢速的传统社会，无论是书、杂志还是报纸。”王正鹏说，“文化意义上的传统社会打碎后，作为大众媒体的报纸，在互联网出现后正式终结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但是，报纸并没有因此死亡，也不是因此而死亡。报纸的方向是：转入小众媒体的阵营，以艺术化生产的方式生产浓缩的高能量信息。” 作者用了一系列的例子来佐证他的结论：“就像电影打败戏剧后，戏剧便转入艺术化生产状态；就像电视打败了电影这一当年的大众媒体后，电影便转入了艺术化生产一样。” 同理，“当报纸越来越碎片化传播时，它必须放弃作为大众媒体的全部新闻理念，转入艺术化生产状态，去生产为小众服务的新闻与信息。”无论如何作为一种媒介的报纸不会消亡，但特定的某一家报纸媒体可能会。 就中国报业而言，由于政治和知识产权这两个因素还没有被触动，报纸仍然存在一定的发展空间，虽然这个空间很有限。 最后，王正鹏为报业的突围找到了两条出路：对于作为一种媒介的报纸，它的出路是正视自身作为小众媒体的角色，向艺术化生产迈进；对于面临生存困境的报业集团，尽早实现数字化转型，为新一轮的作为当下大众媒体的互联网大战抢占高地。
你可以这样理解，报社是个传媒商业机构不过中国现今的制度是并不允许报业完全私营（在经营上有时有民营资本进入，但在采编上一般都不允许民营资本干预）按照比较正常的说法是：报业是党的耳目喉舌，同时也是人民群众的耳目喉舌所以，现在的社长，主要把握报纸的政治方向，一般要求政治素养很强的人担任（多由各级党委宣传部指派或兼任，在党内具有一定的职务）而社长不一定非常懂得办报的专业业务知识。所以需要总编辑来进行采编与经营的管理。所以，报社的总编辑相当于给各级党委宣传部打工的CEO，社长相当于政府官员。优点：社长的设立使报纸能够具有很好的政治走向，报业具有比较好的社会责任心，善于引导受众心理，维护社会稳定。同时总编辑的设立，使报纸的运做更加商业化，使新闻更加专业，管理更加高效等。缺点：使报纸受政治势力牵制不能够真正的成为社会公器。在半政半商的格局中报业的商业运作会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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