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奖提名的中国人是伍连德。
1935年，诺贝尔年度生理学或医学奖候选人的科学家中有一位中国人，他便是中国现代医学先驱、中国防疫、检疫事业创始人伍连德。
伍连德博士（1879—1960），字星联，祖籍广东，1879年3月10日出生在今马来西亚槟城（槟榔屿）。伍连德的父亲伍祺学是广东台山人，闯南洋来到槟榔屿经营金铺生意，一共有11个子女，伍连德行八，“伍连德的生日是1879年3月10日，比爱因斯坦大了4天。”从小学习优异，1903年，他以有关破伤风菌的学术论文，被剑桥大学授予医学博士学位。
伍连德是杰出的中国近现代医学家，公共卫生学家，预防医学家，中国检疫、防疫事业的先驱。他是中华医学会的奠基人之一，曾任中华医学会第二、三任会长，《中华医学杂志》总编辑，并为推动学会的发展不遗余力。
1901年8月8日，钟惠澜出生于葡萄牙属地东帝汶叻利岛。因其父死于中毒性痢疾，所以发奋学习，决心以医术治病救人。1916年毕业于广东梅州市梅县区广益中学。1921年被保送上海沪江大学理学院医预系学习。1922年考入北京协和医学院学习。1927年利用暑假去广东汕头对该地区进行流行病调查，发现了四种能传播疟疾的媒介按蚊，其中微小按蚊在世界上属首次发现 。1929年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并获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入协和医院内科任住院医师。1934至1935年访问美国、英国、比利时、法国、意大利、埃及、印度等国的热带医学研究机构，并参加德国汉堡热带医学与卫生学院的研究工作。1940年任协和医学院内科襄教授。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北平协和医院被迫关闭钟惠澜不得不离开协和医院而开业行医。1942年5月，经人介绍，率领一批原协和医院的医护人员进入北平中央医院，出任内科主任，以后又升任医监。他团结广大医护人员与教会势力与日伪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使该医院不为这两种势力所控制。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钟惠澜接任医院院长，并将医院改名为中和医院，以表示此医院系中国协和同仁所办。1946年至1948年钟惠澜又兼任北平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内科主任教授，对学生及住院医师要求十分严格，为中国培养了大批医务技术骨干。以后他辞去内科主任职务，但兼任内科教授。1948年协和医院复校后，钟惠澜也兼任协和医院内科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钟惠澜等把中和医院上交人民政府卫生部，医院改名为中央人民医院。1950年任北京中央人民医院院长兼内科主任。他积极参加中华医学会的各项活动，主持《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的编辑工作，兼任总编辑。以后他又兼任《中华内科杂志》的总编辑。1951年钟惠澜当选为中华医学会副会长，以后又兼任内科学会主任委员。他还积极参加中华医学会北京分会的工作，为提高开业医生和在职医务人员的医疗技术水平而作出重要的贡献。1952年美军发动细菌战，钟惠澜受命担任中央防疫委员会反细菌战科技研究组副组长，并任调查细菌战的国际科学委员会的专家联络员。他随委员们冒着生命危险到朝鲜战场和中国东北进行实地调查，他们以大量事实和证据揭露了美国进行细菌战的罪行，钟惠澜在这方面的功绩受到中国政府的表彰和嘉奖。1954至1987年任第二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1956年钟惠澜前往云南省楚雄地区进行调查，首次发现滇西血吸虫病的高发病区，此病在当地一直被误诊为疟疾、肝肿大综合征等症，这次的发现对云南血吸虫病的防治具有重要的意义。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地学部委员（院士）。1957年北京苏联红十字会医院移交给中国，并改名为中苏友谊医院（以后改名为友谊医院），周恩来总理指名钟惠澜出任院长。1957年在政协会议上多次强调人口过快增长对国民经济的危害，以及开展计划生育的重要性。可惜这些意见没有能得到应有的重视，他反而受到了不应有的批判。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的意见才得到了肯定，他被聘为中国人口学会的顾问。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钟惠澜受到迫害，“隔离审查”直到1969年才解除隔离，并允许他在内科门诊参加医疗工作。1962年他了解到日本横川教授应用硫双二氯酚治疗肺吸虫病实验动物及病人有良好的疗效后，他一面设法引进该药，同时也通过化工部与重庆制药厂合作试制该药成功。以后他又带领助手去河南、四川、云南、湖南、黑龙江、山西、海南岛等地进行调查，查明了新的流行区，并发现8个肺吸虫新虫种，其中5种对人有致病性。他也发现了新的第一中间宿主3种拟钉螺。1978年创立中国第一所研究热带病的科研机构——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并任所长。1980年任世界卫生组织肺吸虫病、肝吸虫病及利什曼病合作中心主任。1982年当选为美国热带医学与卫生学会名誉会员。1987年2月6日因心肌梗死和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出血逝世于北京。
徐诵明，字轼游，别号清来。1890年10月20日出生于浙江新昌县一户贫寒的塾师家庭。5～13岁在私塾读书。1904年考入浙江高等学堂预科。1907年浙江掀起反英护路风潮，他怀着科学救国思想，于次年瞒着双亲，由同学资助赴日本学习。此间，他经常去同盟会驻东京办事处，与章太炎结识，并由章太炎介绍加入同盟会。1909年4月，他考入日本第一高等学堂预科，成绩优异，取得公费。1910年预科毕业后，入冈山第六高等学校读书。结识了当时三年级学生吴玉章，经常一起讨论国内形势并积极参加声援国内革命的活动。1911年10月爆发武昌起义，他于11月返回祖国，在沪参加徐锡麟之弟徐锡骥组办的陆军卫生部，任革命军上尉连长。次年政局变化，孙中山辞去大总统一职，他重返日本学习，1913年从冈山第六高等学校毕业。1914年升入日本九州大学医学院。由于学习成绩出色，1916年留日期间即受聘于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北京大学医学部前身）。1918年毕业后，留九州大学从事病理学研究一年。此间郭沫若也在日本求学，他举办的进步刊物经费困难，徐诵明为之慷慨解囊，并参加郭沫若组织的爱国反日义务通讯社——复社的活动。1919年秋回国，任北京医学专门学校病理学教授至1928年。其间，1926年北伐军收复武汉后，他曾赴汉口任第二中山大学医科教授。1927年初曾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军医处卫生科长。北伐军攻克南京后，赴宁负责接管鼓楼医院。宁汉分裂后，他拒绝何应钦提名的军医处长职务，回到北京。1928年5月任教于京师大学医科，8月就任北平大学（即北京大学）医学院院长。此时正值大革命进入低潮，他的学生、共产党员贺诚毕业后到了上海，徐诵明认为贺诚为人正直，成绩优良，故补发了校方借故扣发的毕业文凭，使贺诚得以在上海开业，而他的诊所为中共地下党召开重要会议提供了场所。1929年，徐诵明创办了国立北平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1932年北平大学校长沈尹默辞职后，徐诵明任北平大学校长至1937年。1935年，日伪炮制了“冀察政务委员会”，在未征得徐诵明意见的情况下，即在天津一份日文报纸上公布其为委员。徐诵明当即向行政院驻北平代表何应钦申明坚决不同意，要求把自己的名字除去，并与北平各界知名人士蒋梦麟、李蒸、梅贻琦、胡适等人联名，通过路透社向全世界人民表达了中国人民反对华北自治的意愿，揭露日本侵华的企图。1937年春，国民党中央密令教育部解聘北平大学法学院、商学院进步教师陈豹隐、李达、许德珩、程希孟、沈志远等5人，徐诵明多次顶住未予执行。抗日战争期间，部分大学内迁，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合并，在陕南成立西北联合大学。徐诵明任西北联大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1939年，教育部长陈立夫派特务驻校监视，电令解聘西北联大沈志远、曹靖华、韩幽桐等十余名进步教授，徐诵明坚决不执行，并与北平大学的40余名教员愤而辞职。同年，西北联大被解散，徐诵明即改任重庆教育部医学教育委员会常务委员。1943年，他在中华医学会第14届会员代表大会上当选为理事。1944年，调任同济大学校长。1946年，任沈阳医学院院长兼教病理学。1948年，他受聘于浙江医学院，同年拒绝国民政府教育部提出的出任台湾大学校长的建议，留在上海。1950年2月，徐诵明受聘任卫生部教育处处长并任教于北京大学医学院。7月聘为卫生部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1953年，人民卫生出版社正式成立时任社长。1956年，任中华医学会编辑部主任兼《中华医学杂志》总编辑。1958 年，他被划为右派，被撤消编辑部主任职务。1978年彻底平反。同年，他被推选为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83年，他应聘为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顾问。在百岁寿辰前夕，徐诵明经卫生部部长、中华医学会会长陈敏章和原中华医学会会长白希清介绍，于1990年11月22日成为中共预备党员。1991年8月26日上午10时55 分，因肺部感染和呼吸、循环衰竭于北京协和医院病逝，享年101岁。中国现代病理学是20世纪初从国外引进的。徐诵明在开创、建立中国病理学，培养病理学人才方面，做了大量工作。1919年，他回国后首先从日本引进了病理学，在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创建了病理学教室（教研室），翻译了日本病理学家木村哲二博士的《病理学》上下册。1920年，他负责审定了病理学的中文名词。他当时的助教洪式闾、林振纲、李漪、许荫棠、林几、潘世晟等日后都成为中国卓越的病理学专家。徐诵明在日本研究病理学期间，曾对寄生虫感染者在血液中有嗜酸性白细胞增加的现象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回国后又对北京居民粪便中的寄生虫卵进行了普查与对照研究。徐诵明一生从事医学教育工作。他首次任教的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是中国创办较早的西医学校。这所学校的校址原是清代“御医院”的旧址，设备差，校舍简陋，但具有民族特色。学校不同于当时的教会学校，坚持用中文讲课，使用中文医学名词。在学术上也不受当时各国学派的局限，而是尽量融会英、美、日诸派之长。授课时也不局限于老教材，而是广泛引述英、日、德的医学文献，内容充实，使教学卓有成效，为国家培养了不少人才。徐诵明重视人才，任人唯贤。1934年任北平大学校长时，看到范文澜、许寿裳为人诚恳，工作认真，教学很受学生欢迎，即聘请他们为北平大学文学院和理学院院长。徐诵明在担任北平大学医学院、北平大学、国际大学、沈阳医学院等院校长及各校教授期间，治学严谨，知才善任，兢兢业业办教育，受到医学界的尊敬和拥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徐诵明主持中央卫生部教育处工作期间，认真学习解放区医学教育和苏联医学教育的经验，在卫生部统筹领导下，规划了全国医药院校的建设发展、招生规模。在创办高等医学教育三年制的专修科制度，建立医学中专教育制度和组织建立在职干部进修教育制度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使新中国的医学教育事业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符合中国国情的体系。并在教学计划、院系设置、学制规定、经费调拨、师资培养等方面，制定了统一的原则和具体要求，为新中国的卫生事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徐诵明一生廉洁奉公，到晚年仍过着十分俭朴的生活。他有民族兴亡之大志，无个人享乐之奢求。他乐观大度，心胸宽广，处顺境不骄，遇逆境不馁。他起居有序，饮食有节，不嗜烟酒，晚年虽双目失明，但依然鹤发童颜。徐诵明崇高的道德修养和豁达的处世精神，使他得以身心健康，延年益寿。1989年10月20日前夕，卫生部和中华医学会共同为徐诵明举办百岁庆祝活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胡厥文曾为徐诵明题词：一生办教育，桃李满天下。1919年，徐诵明回国后曾应日本同仁会的请求，将日本病理学家木村哲二博士的《病理学》（上、下册）译成中文。1992年，在北京医科大学的校园里树起了徐诵明的半身铜像。
1910年12月，肺鼠疫在东北大流行。疫情蔓延迅速，吉林、黑龙江两省死亡达39679人，占当时两省人口的1．7%，哈尔滨一带尤为严重。当时清政府尚无专设的防疫机构，沙俄、日本均以保护侨民为由，要求独揽防疫工作，甚至以派兵相要挟。迫于形势，经外务部施肇基推荐，清政府派伍连德为全权总医官，到东北领导防疫工作。 1911年1月，伍连德在哈尔滨建立了第一个鼠疫研究所，并出任所长。当时他年仅31岁，但熟谙细菌学、流行病学与公共卫生学，堪当重任。他不避艰险，深入疫区调查研究，追索流行经路，并采取了加强铁路检疫、控制交通、隔离疫区、火化鼠疫患者尸体、建立医院收容病人等多种防治措施，不久便控制了疫情。伍连德以其丰富的学识，严格按科学办事的精神与卓越的组织才能，受到政府的信赖和国际医学界的赞赏。在当时疫情严重的局势下，不到4个月就扑灭了这场震惊中外的鼠疫大流行。清政府为表彰其功绩，授予陆军蓝翎军衔及医科进士。伍连德一时被国内外誉为防疫科学的权威。1911年4月，在奉天（今沈阳）召开了有日本、英国、美国、俄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奥地利、墨西哥和中国11个国家医学专家参加的万国鼠疫研究会议，伍连德当选为主席。会上，他系统地介绍了中国这次防治鼠疫的经验，与会的各国专家交流了各国的研究成果。会后，伍连德被中国政府委任为外交部医官，同时仍保留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职位。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在哈尔滨设立东三省防疫事务总管理处，该处隶属外交部，伍连德任处长兼总医官。他奔走海关、游说当局，筹集资金充实设备，敦聘专家，锐意经营，使东三省防疫事务总管理处成为当时颇具规模与实力的研究机构。该处主要技术人员多为早年留学国外的南方人，并聘有德国、奥地利、俄国医学专家参与工作。伍连德在哈尔滨、满洲里、齐齐哈尔、拉哈苏苏设立了四所直辖医院，平时应诊，疫时防治。1918年北洋政府在北京设中央防疫处，伍连德任处长。一向被忽略的防疫工作，至此被作为国家的一项事业而重视起来。1919年，哈尔滨流行霍乱，当时有13．5万人口的城市，死亡4808人。伍连德利用直辖医院收治了近2000名霍乱病人。1920年，东北再次鼠疫大流行，伍连德采取了一系列防疫措施，使疫情得到控制，但仍死亡万人左右。1926年，全国霍乱大流行时，伍连德领导东北的防疫机构人员再次投入各地防治工作。 中国海港检疫始于1873年，但半个世纪中海港检疫权与海关主权一并控制在帝国主义者手中，由外籍医生担任检疫医官，为外国人服务。辛亥革命后在爱国、民主运动的推动下，伍连德多次呼吁“自己办检疫”，并以其领导的东三省防疫事务总管理处属下陆路与海港检疫所的技术业务为基础，向有关当局提出收回检疫主权、统一全国检疫事宜的主张。1923年前后，伍连德派邓松年、史纬华医师赴安东（今丹东）检疫所，派李大白医师赴满洲里检疫所，主持陆路检疫工作，这些均为中国收回检疫主权之前奏。 1924年，泛太平洋保存食品会议在檀香山举行时，伍连德力陈海港检疫改革之必要。1926年，伍连德再次倡导检疫主权应归属中国政府卫生署，由中国人担任检疫医官的主张。1929年12月，国际联盟卫生处派调查团来华调查检疫，中国伍连德、金宝善、蔡鸿三位博士参加该团。伍连德等向南京国民政府提交收回检疫主权的书面报告，经交涉与该团达成协议。随后，国民政府卫生署派伍连德负责收回检疫主权事宜。1930年7月1日，上海成立了全国海港检疫管理处，直属南京国民政府卫生署管辖，伍连德任全国海港检疫事务管理处监督，接管了外国控制的海港检疫机构，为中国卫生事业开拓了新的境界。上海为中国对外贸易枢纽与首要通商口岸，为此，成立了上海海港检疫所，并由伍连德兼任所长。全国海港检疫事务管理处成立之后，陆续接收了各沿海、沿江口岸的检疫机构。中国海港检疫事业能够收回主权、统一号令、开展业务，与伍连德坚持不懈的辛勤努力是分不开的。 早在1910年，伍连德即曾在报上登启事倡导组织医会1914年4月，颜福庆、凤*宾、伍连德等7人联名发起组织医学会1915年2月，伍连德、颜福庆等21人在上海集会宣告中华医学会成立，并选举颜福庆为首届会长，伍连德为记。伍连德还受命负责创刊《中华医学杂志》，并任总编辑1916助年2月在中华医学会第一届大会上，伍连德建议会议用国语。此次大会他被选为会长，并连任了两届。在此期间他尽力发展会员并促进医学学术活动。1937年，中华医学会公共卫生学会成立，伍连德任首届会长，该会成为中华医学会最早成立的12个分科学会之一。1933年，他还与颜福庆等发起建立了中国防痨协会，伍连德任常务理事。 1916年，伍连德被委任为北洋政府黎元洪总统的特医及京汉、京张、京奉、津浦四条铁路总医官。鉴于北京较完善的医院皆为外国人所设，伍连德倡议自行建设中央医院，获得政府同意，除财政部拨款外，大部经费由募集得来。院址选在阜成市场（位于白塔寺东侧）于1916年奠基，1918年1月27日开院，命名为北京中央医院。伍连德为第一任院长，工作了四年。该院院址现为北京大学医学部人民医院分院。伍连德先后主持兴办检疫所、医院、研究所共20处，共计床位2387张。除上述北京中央医院外，主要的还有：1912年在东北各地建立的防疫医院；1922年受奉天督军张作霖委托建立的东北陆军医院；1930年以后在全国海港检疫事务管理处下设的各口岸建立的检疫医院等。20世纪初的东北，由于各种传染病的威胁，迫切需要大量的西医师。东三省防疫事务总管理处医官林家瑞提出办医学校的建议。伍连德接受这一建议遂利用东三省防疫事务总管理处所属滨江医院的临床设备和技术力量，邀聘了在哈尔滨的名医，并获得东三省特别区长官公署及哈尔滨海关等的资助，于1926年9月8日创建哈尔滨医学专门学校，伍连德为第一任校长。这是中国东北边陲最早由中国人自办的医学校，以后发展为哈尔滨医科大学。 伍连德出生在国外，接受的是外国的教育，但他有炎黄子孙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与爱国思想。 1915年，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在哈尔滨一次群众抗议集会上，工人张泰沉痛讲演，刺腹血书“誓死报国”。伍连德深受感动，当即将其收容在他领导的滨江医院亲自救治。1919年，他代表外交部到上海监督焚烧鸦片1200箱。1925年，哈尔滨市群众声援上海“五卅”惨案受难同胞，组织募捐义演，伍连德作为社会名流应邀登台表演赞助，获得盛誉。在爱国民主运动推动下，伍连德力争收回海港检疫主权并促其实现。1916年前后，伍连德读到美国医史学家加里森所著《医学史》，全书有关中国医学的内容介绍尚不足一页，且有谬误。他致函作者质询，复函说，既然中国医学有很多有价值的东西，为何中国人自己不向人们宣传介绍？伍连德震动很大，深感必须研究中国医学史，并将中国在医学方面历代的发明创造向中外广为介绍。于是他与王吉民合作以英文写成《中国医史》。该书于1932年出版，并再版多次，成为早期介绍中国传统医学的英文著作，受到国外医学家的重视。1923年，伍连德作为第一次中日交换教授到日本九州、京都、东京各帝国大学讲学。他还曾任东方事业上海委员会委员、禁烟委员会委员、南京国民政府卫生署技监、军政部陆军署军医司长、编辑馆细菌免疫学名词审查委员等职务。1931年九一八事变，伍连德不与日本合作，愤然出走，由哈尔滨赴大连途中被日军诬为间谍在沈阳拘留，后经英国领事斡旋保释南下赴沪。1937年七七事变，日军践踏我大片国土，伍连德被迫离开上海全国海港检疫事务管理处，举家返回马来亚，定居怡保市，并开设私人诊所。当地显贵多次劝说他出任政府职务，他都以年迈为由谢绝。伍连德是中国防疫、检疫事业的先驱，杰出的社会活动家。由于他知识广博、敏于观察，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组织才能，因而在防疫、检疫、兴办医院和医学教育，创建中华医学会，促进对外交流等诸多方面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他的各项业绩中都闪耀着炎黄子孙的赤诚。他大半生的活动丰富多彩，在国内和国际医学界都享有盛名。他晚年虽远居海外，但仍眷念为之奋斗一生的祖国。他在1959年出版的自传《鼠疫斗士》一书序言中写道：“我曾将大半生奉献给古老的中国，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建立，直到国民党统治崩溃，往事在我脑海里记忆犹新。新中国政府的成立，使这个伟大的国家永远幸福繁荣……”1960年1月21日，伍连德在马来亚的槟榔屿逝世，享年82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