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5月1日《文史哲》创刊，初为双月刊。7月1日，童书业在第2期发表《中国封建制的开端及其特征》，提出了中国封建社会开始于西周的观点，在学术界拉开了旷日持久、影响深远的中国古史分期讨论的大幕。9月1日，赵俪生在第3期发表《武训当时鲁西北人民的大起义》。这是《文史哲》发表的第一篇农民战争史研究的论文。随后又发表大量农战史研究论文，使《文史哲》成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农民战争史讨论中一个令人瞩目的中心。11月1日，李希凡在第4期发表《典型人物的创造》，这是《文史哲》最早发表的一篇在校学生的论文，也是李希凡公开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文史哲》善于“扶植小人物”的传统由此发端。 1952年3月1日，日知在第2期发表《与童书业先生论亚细亚生产方法问题》，提出有关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古代东方奴隶社会说”，引发学术界热烈讨论。7月1日，为配合思想改造运动，第4期发表了一组“思想改造”文章，标志着这一时期学术思想开始巨大的转型。11月1日，萧涤非在第6期发表《学习人民语言的诗人——杜甫》。这是《文史哲》发表的第一篇杜甫研究论文，其后，杜甫研究一直是《文史哲》关注的重点之一，成为刊发杜甫研究成果的一个主要园地。 从1953年第2期开始，《文史哲》改由山大学报委员会领导编辑出版，成为“山东大学学报之一”，不再是“同人刊物”。“文史哲杂志社”宣告“于二月一日结束”，编委会也进行了改组。1月1日，第1期发表杨向奎的《中国历史分期问题》和吴大琨的《论前资本主义地租的三种基本形态》，分别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特殊经济形态说”和“过渡形态说”。 1954年杂志由双月刊改为月刊。1月1日，陆侃如在第1期发表《什么是中国文学史的主流》，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五四运动以来的文学的主流。4月1日，李希凡在第4期发表《略谈“水浒”评价问题——读张政烺先生的〈宋江考〉》，以初出茅庐的勇气对著名历史学家张政烺的《宋江考》一文进行了批评。5月1日，罗尔纲在第5期发表《与叶菲莫夫教授谈太平天国问题》，提出了国内史学界未曾有人提过的太平天国年代问题。7月1日，第7期开始连载陆侃如、冯沅君撰写的《中国文学史稿》，迄1955年第12期止，长达18期，被称为“学术期刊史上也是一个创举”。9月1日，李希凡、蓝翎在第9期发表《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在全国引发了一场《红楼梦》研究的大讨论、大争鸣。 1955年4月1日，《文史哲》第4期开始连载萧涤非长篇论文《杜甫研究》，“山大杜诗研究的地位一举奠定”。 1959年1月杂志停刊。1961年8月停刊两年的《文史哲》杂志复刊，由月刊改为双月刊，编辑部工作由刘健飞负责，刘健飞调回山大历史系后，由孙衷文接任，直至1966年停刊。1966年6月1日，《文史哲》第3期出版后再次停刊。1973年4月24日，毛泽东发出《关于恢复一些刊物的指示》：“有些刊物为什么不恢复，像《哲学研究》、《历史研究》，还有些学报？不要只是内部，可以公开。无非是两种：一是正确，一是错误。刊物一办，就有斗争，不可怕。” 随后，山东省革委会责成山东大学筹备《文史哲》复刊，并改为季刊，由刘光裕担任编辑部副主编，主持工作。。据刘光裕《1973年〈文史哲〉复刊的回忆》透露，这次复刊“是中央决定后通知学校的，并不是学校自己决定的”。1973年10月，《文史哲》复刊号发行，征订数高达令人吃惊的72万份，为全国所仅有。但由于纸张供应缺乏，只得限量发行，实际印刷24万份。 1974年春，孔繁由北京大学调入山东大学工作，任《文史哲》主编。1977年11月，陆侃如在《文史哲》第4期发表《与刘大杰论杜甫信》，对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一书用“儒法斗争”来贯穿中国古代文学史、尤其是曲解事实强把杜甫安排为法家的做法进行批驳。本期杂志还刊登了萧涤非《清算“四人帮”破坏毛主席关于批判继承的原则的罪行——评梁效〈杜甫的再评论〉》，对“四人帮”为了适应篡党夺权的需要、硬把所谓“儒法斗争”扩展到文学史领域、唆使他们的御用写作班子搞所谓“文艺史上的儒法斗争”进行批判。在《文史哲》上进行的“杜甫研究”讨论，被学界看作是“文革”后杜学复兴的标志。 1978年10月15日，第5期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作者胡福明撰写的《理论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以及华飞的《从实践的特点谈真理的标准》，展开“真理标准”讨论。此后，《文史哲》开始大幅度转换办刊方向，由政治斗争的工具复归学术本位，刊登了一批有着广泛影响的学术论文，办刊质量大为提高，逐渐恢复了“文革”前的声誉，对推动“新时期”学术复兴起了重要的作用。 1979年，《文史哲》从由限国内发行改为公开发行。4月25日，《文史哲》第2期发表了一组纪念“五四”的论文，庆祝“五四运动”六十周年。从本期开始，《文史哲》开始出现英文目录，并开设了《文史哲》创刊以来的首个连续性专栏“现代美国文学研究”。 1981年，《文史哲》由双月出刊改为单月出刊，篇幅从每期80页增至104页，并从此固定了篇幅，不再像过去那样随意增减页码容量。1986年6月10日至11日，为纪念《文史哲》创刊35周年，《文史哲》编辑部和山东大学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联合在山东大学举办“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学术讨论会”。1987年1月24日，《文史哲》第1期部分篇目出现内容提要。
《文史哲》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主管、山东大学主办、国内外公开发行的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由山东大学《文史哲》编辑部编辑、出版，通过全国各地邮局和国际书店发行。1951年创刊，初为双月刊。1954年改为月刊。1959年1月停刊。同年8月复刊。1966年再停刊。1973年再次复刊。
《文史哲》侧重于中国古典学术研究，古典性和高端性是其所着力打造的特色；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其一贯的办刊风格，尊奉“昌明传统学术，锻铸人文新知，植根汉语世界，融入全球文明”则是其始终不渝的办刊宗旨。
《文史哲》的最终目标，是传承本土人文研究的学统，进一步深入世界汉学学术圈，跻身世界汉学名刊之林。
扩展资料：
《文史哲》向以“扶植小人物，延揽大学者”而知名。置身全球化时代，《文史哲》更以“昌明传统学术，锻铸人文新知；植根汉语世界，融入全球文明”为宗旨，以学术为本位，以创新为生命，不断发掘新的选题，展开新的争鸣。
《文史哲》相继开展过中国古代史分期、亚细亚生产方式、资本主义萌芽、土地制度、农民战争、社会主义经济法则、传统文化研究、《红楼梦》研究、古文论研究、文艺理论和现代文学研究、儒学是否宗教、疑古与释古等等的学术讨论，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尤其是关于《红楼梦》研究和古史分期等重大学术问题的讨论，更是名重一时。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公布了国家社科基金学术期刊资助第一批入选名单，《文史哲》杂志每年获资助40万元。《文史哲》杂志入选国家社科基金第一批学术期刊资助，无疑为其早日实现既定的超越中国本土学界、成为世界汉学名刊的办刊目标奠定坚实的基础。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文史哲
不论是当年盛开在《文史哲》上的“五朵金花”、名噪一时的“《红楼梦》大讨论”，还是20世纪80年代初的“文化史”讨论，抑或是21世纪初的“疑古与释古”的讨论，无不贯穿和体现着《文史哲》挖掘潜在热点、引领学术潮流的办刊旨趣。而今，《文史哲》更是以日趋成熟的体制化的思路，通过策划主办系列“人文高端论坛”的方式，发掘热点学术选题，抢占潜在学术制高点，密切编者、作者情感。该系列 “人文高端论坛”，以小规模、高层次、大动作为特点，以人文学术的焦点、前沿问题为内容，通过系列探讨，旨在引领学术风尚，推动学术发展。自2008年至2010年，先后举办了“中国文论遗产的继承与重构”、 “传统与现代：中国哲学话语体系的范式转换”、 “秦至清末：中国社会形态问题”等三个高端论坛，在人文学界引起极大反响，知名学者争相参与。2011年度“人文高端论坛”的选题也已经确定，前期筹备工作业已展开。该系列 “人文高端论坛”，已然成为《文史哲》的品牌性和特色性举措。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文史哲》向以“扶植小人物，延揽大学者”而知名。置身全球化时代，《文史哲》更以“昌明传统学术，锻铸人文新知；植根汉语世界，融入全球文明”为宗旨，以学术为本位，以创新为生命，不断发掘新的选题，展开新的争鸣。《文史哲》相继开展过中国古代史分期、亚细亚生产方式、资本主义萌芽、土地制度、农民战争、社会主义经济法则、传统文化研究、《红楼梦》研究、古文论研究、文艺理论和现代文学研究、儒学是否宗教、疑古与释古等等的学术讨论，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尤其是关于《红楼梦》研究和古史分期等重大学术问题的讨论，更是名重一时。20世纪50年代，中国史学界有“五朵金花”之说，其中至少有三朵（古史分期、农民起义、亚细亚生产方式）是盛开在《文史哲》的。除传统的文学研究、史学研究、哲学研究等栏目外，重点开设有“人文前沿”、“疑古与释古”、“文史新考”、“审美文化研究”等一系列独具特色的品牌栏目。“延揽大学者”也是《文史哲》从创刊就形成的优良传统。《文史哲》甫一创刊，就展露出大刊气象，一大批著名学者，像王亚南、吕振羽、顾颉刚、周谷城、杨宽、罗尔纲、黄药眠、陈登原、陈直、杨超、陈子展、齐思和、严北溟、周汝昌、程千帆、日知、阴法鲁、任继愈、季羡林、何兹全、傅振伦、谭丕模、孙作云等先生都慷慨赐稿，把自己的得意之作，首选在《文史哲》发表。60年来，这一传统一直为《文史哲》所执守，成为《文史哲》质量的保证。1998年，季羡林先生曾不无感概地说：“全国有关人文社会科学的杂志为数极多，但真正享有盛誉者颇不多见，山大《文史哲》系其中之一，在上面发表一篇文章，顿有一登龙门之感。”《文史哲》创刊后，发表了大量阐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理论和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具体历史问题的文章，并在一系列重要历史问题上展开争鸣，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郭沫若赴日考察时，应日本方面的要求，曾专门携带50本《文史哲》进行交流。1955年12月，高教部来函要求山东大学赠送《文史哲》给苏联科学院图书馆，以代表国家进行书刊交换。1956年2月，高教部同意山东大学与英国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学院交换《文史哲》。同年，高教部又来函要求山东大学以图书馆的名义向日本名古屋大学文学部古川道雄等学者赠送《文史哲》，并来函同意山东大学以《文史哲》与越南的《文史地》及日本《中国年鉴》等进行学术交流。在当时文化领域相对隔绝的时代，《文史哲》充当了国际汉学界了解中国文化的一扇窗户，为中国文化步出国门、让世界了解新生的共和国在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文史哲》对繁荣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学术起到了巨大作用。《文史哲》创刊之时，正值新生的共和国百废待举之际，一大批民国时期的杂志随着政权的更迭而纷纷停刊，在新形势下应运而生的学术杂志只有1949年创刊的《新建设》、《学习》以及1951年1月创刊的《新史学通讯》等少数几家。而新意识形态在学术领域的流布与贯彻、新研究方向的开辟、新学术成果的交流、新中国学术人才的培养都亟需高水平的学术杂志作为支撑，对民国旧学术的改造，更使刊行新学术杂志成为当务之急。所以，《文史哲》甫一问世，就超越山东大学的围墙，迅速聚拢了全国学术界的力量，成为新政权成立后全国范围内的一个学术中心，从而一举奠定了《文史哲》在现代中国学术杂志的领先地位。“它在当时是与北京的《新建设》、上海的《学术月刊》鼎足而三的”。这一点从《文史哲》不断攀升的发行量上也可以得到充分体现。创办时期，邮局拒绝发行，编辑部只得依靠朋友和同行推销。1953年后，销路大增。1954年时，印数已达1万3千册。1955年，这一数字又激增至2万7千册。到1973年，竟演出《文史哲》发行史上空前绝后的一幕：邮局征订数飙升至70多万册。“文革”结束后，发行量长期稳定在3—4万册。迄今，《文史哲》发行量仍居全国同类社科期刊之首。引领重大学术论争是六十年来《文史哲》最重要的学术品格。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文史哲》就以“预”学术潮流为使命，不断发掘新的选题，展开大规模的争鸣，并因此而蜚声于海内外。在她迄今六十年的生命里程中，50年代发起史学领域的“五朵金花”大讨论以及“红楼梦研究”的大讨论，80年代发起“文化热”大讨论，90年代发起“儒学是否宗教”的大讨论，近几年发起的“疑古与释古”大讨论、“中国古代社会形态问题”大讨论，无不声势浩大，风起云涌，谱就了六十年来中国学术史上的华彩乐章。尤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构成建国后十七年史学发展主体的“五朵金花”讨论（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讨论、中国历代土地制度问题讨论、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讨论、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至少有“三朵”（古史分期、农民起义、资本主义萌芽讨论）是由《文史哲》播下种子、并盛开在《文史哲》杂志上的，这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中可谓笑傲天下，独领风骚。著名学者蔡尚思曾评价道：“《文史哲》致力于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因而繁荣学术，功不可没！”山东大学之所以形成“文史见长”的学术传统，也是与《文史哲》的创办密不可分的。
山东大学是中国具有悠久历史的著名综合性大学，是国家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高等学校之一。其前身是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在济南创办的官立山东大学堂。建校以来，山东大学随着社会的变革，由晚清王朝、中华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经历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两个历史阶段。期间曾几度更名，有过停办、重建、合校、搬迁的多次变革，曾在不同时期汇纳过各类大学，也曾分出过十多所高等院校。1901年，山东巡抚袁世凯上奏《山东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折稿》，同时调蓬莱知县李于锴进行筹备。是年10月《折稿》获准，在济南泺源书院正式创办了官立山东大学堂。周学熙任管理总办（校长）。第一批招收学生300人，分专斋、正斋、备斋、分斋督课。聘请中西教习50余人，后增至110多人，美国人赫士为总教习。课程设置除经史子集外，还有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外国语等20多门。学制初为三年，后改为四年。1903年师范馆从山东大学堂分出成立，成为独立的师范院校，亦是今山东师范大学的前身。 1904年，学校迁入济南杆石桥新址，改为山东高等学堂。1911年又改称山东高等学校。方燕年、陈恩焘、萧应椿、陈庆和、周学渊、魏业锐、陈恩畲、李豫同、李联璧、范之杰、黄国恩、丁维椽等先后出任校长。1911年4月17日，齐鲁大学医学院正式成立。1912年国民政府实行全国设立大学区，各区中心城市设大学，各省设专门学校的体制，山东隶属中心城市北京，按章大学堂应予裁撤，因为等候正科两班结业，至1914年停办。师生分别转入法政、工业、农业、商业、矿业、医学六个专门学校，校长丁维椽继任商业专门学校校长，校舍由法政专门学校使用。山东大学堂在建校14年中，共培养毕业生770人，选送去欧美和日本留学的59人。其中徐镜心、张伯言等人在日本参加同盟会，被孙中山先生委任为山东同盟会负责人。山东大学堂是山东省第一所官办的高等学校，也是山东大学历史的起点。1906年在济南皇华馆设立法政学堂，翌年再设法律学堂，时称第一、第二法政学堂。1913年合并为山东公立法政专门学校。1907年，山东巡抚杨士骧、吴廷斌又在济南东关全福庄设立山东高等农业学堂，以南郊千佛山、马鞍山北麓五千亩土地作为学堂的林场，1913年易名山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1912年，留日学生叶春墀请准在济南南关设立商业学校，随后定名山东公立商业专门学校。1912年，青州府高密中等工业学堂和济南工业学堂合并，后又并入山东第一中学，于第二年在一中尚志堂校舍成立山东公立工业专门学校。1915年，山东省设医学讲习所，1916年改名为山东省立医学学校，校址在济南北园白鹤庄，1920年正式命名山东公立医学专门学校。1920年，又将矿业传习所扩建为山东公立矿业专门学校，校址设在济南东关。上述六个专门学校课程均为现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教师多为欧美和日本留学生，学制一般为三年，医学四年，十余年共毕业学生4000余人。在山东大学的发展历史上，这六所专门学校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1923年，齐鲁大学医科开始招收男生。1924年8月私立青岛大学正式创立，高恩洪自任校长。设工科和商科，学制四年，学生修业期满考试及格者授予学士学位。学生除中国外还有南洋华侨和朝鲜学生。革命活动家罗荣桓、彭明晶等系该校学生。校董事会聘请学界名流梁启超、蔡元培、张伯苓、黄炎培等人为名誉董事。选用德国人在青岛建造的俾斯麦兵营作校址。1925年直奉战争再起，直系军阀失败，高恩洪下野，学校濒于倒闭，校董会公推山东省议长宋传典接任校长，勉强维持。1928年北伐军进抵山东后，奉系败逃，学校经费逐渐断绝停办，学生按大学结业处理。 1928年8月，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根据山东省教育厅的报告，下令在省立山东大学的基础上筹建国立山东大学。并由何思源、魏宗晋、陈雪南、赵畸、王近信、彭百川、杨亮功、杨振声、杜光埙、傅斯年、孙学悟等11人组成国立山东大学筹备委员会，着手筹备工作。在筹备过程中，蔡元培先生力主将国立山东大学设在青岛，取得教育部长蒋梦麟的同意。1929年6月， 国立山东大学筹备委员会奉令改为国立青岛大学筹备委员会，除接收省立山东大学外，并将私立青岛大学校产收用，筹备国立青岛大学。1930年4月，国民党政府任命杨振声为校长，9月21日，举行开学典礼，国立青岛大学正式成立。学校初设文、理、教育三个学院，分为中国文学系、外国文学系、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生物学系、教育行政系和乡村教育系八个系。1932年9月，教育学院停办，学生大部分转入国立中央大学教育学院。同时增设工、农两学院。工学院设土木工程学系和机械工程学系。农学院设于济南，设研究、推广两部。不久，又将文、理两学院合并为文理学院。学校设校务会议，由校长、教务长、秘书长、各学院院长、各学系主任和教授代表组成，负责议决一切重大事项。校长杨振声思想进步，富有远见，效法北京大学“兼容并包”、“科学民主”的办学方针，广聘专家学者，如闻一多、黄敬思、黄际遇、任之恭、傅鹰、沈从文、梁实秋、闻宥、游国恩、曾省、汤腾汉等著名学者均在校任教。 1932年行政院议决，将国立青岛大学改为国立山东大学，任命赵太侔（赵畸）接任校长。赵太侔原为国立青岛大学教务长，赞同杨振声的办学方针。接任后增聘老舍、洪深、张煦、丁山、王淦昌、童第周、曾呈奎等一批专家学者，师资阵营更为整齐，同时撙节行政费用，添购图书、仪器，先后建成科学馆、工学馆、体育馆、化学馆、水力实验室及实习工厂等，改善了办学条件。此时期由于外部环境相对稳定，校内人才荟萃，名流云集，师生勤奋教学、成就蜚然，成为学界仰重的国内知名高等学府。国立山东大学实行“学年学分制”，学制四年，学生毕业授学士学位。学校先后创办有学术刊物《科学丛刊》、《文史丛刊》、《励学》、《刁斗》等。1932年8月，山东省立医学专科学校正式成立。校址设在济南市趵突泉前街，占地212.84公亩，房舍564间，学制5年（后改为4年），课程设置按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的《修正专科学校规程》开设课程。在学校侧壁设附属医院。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11月国立山东大学由青岛迁往安徽安庆，不久再迁四川万县。图书、仪器、案卷分批运出，损失严重。1938年春学校在万县复课，不久教育部下令“暂行停办”。师生分别转入国立中央大学，图书、仪器、机械分别暂交国立中央图书馆、国立中央大学、国立中央工业职业学校保管使用。1944年中共华中局决定，在华中党校基础上，创办华中建设大学。校址设于苏皖边区的旰眙县新埔，由华中局宣传部长彭康兼任校长。设民政、财政、文艺三系和一个高干班。1944年10月16日，经军部批准建立新四军军医学校，江上峰（炳炎）任校长，宫乃泉（新四军卫生部副部长）兼任副校长。1945年5月4日，华中建设大学正式开学。8月份，首届学生结业，学校迁清江市。1946年初，校长彭康率领部分干部教师和学员北上并入临沂山东大学，华中建设大学校长由李亚农继任，解放区知名人士贺希明、张劲夫、张茜、夏征农、戴白韬、阿英、孙冶方、范长江、车载、朱维基、黎冰鸿、黄源、陶官云等在校工作和执教。学校拟办成一所正规大学，设工、农、文、医、师范、社会科学等六个学院和预科。 1945年8月，山东抗日人民政府在解放区首府临沂，创办了山东大学（为了区别国立山东大学，称临沂山东大学），由李澄之、田佩之任正副校长。设预科部，招收知识青年，进行思想政治教育。1946年初，华中建设大学校长彭康，率领该校师生400余人北上，并入临沂山东大学。师资力量得到充实，学校规模有所扩大，设立政治、经济、教育、文艺四系，转入以专业为主的学习，解放区教育界的知名人士何封、薛暮桥、李仲融、王淑明、孙克定、刘力行、胡考、宋日昌、尚钺、宋之的等在校执教。1946年春，经国民政府教育部批准。国立山东大学在青岛复校，赵太侔再任校长。复校后设文、理、工、农、医五个学院，计有中国文学、历史学、外国文学、数学、物理学、化学、动物学、植物学、地质矿物学、土木工程学、机械工程学、电机工程学、农艺学、园艺学、水产水15个系，医学院不设系，并附设一个大学先修班和高级护士学校。各学院学生修业年限为四年，其中工学院五年，医学院六年，实行分学制和必修制、选修制。1946年10月25日举行开学典礼。知名学者王统照、陆侃如、冯沅君、黄孝纾、丁山、赵纪彬、杨向奎、萧涤非、丁西林、杨肇、童第周、曾呈奎、王普、郭贻诚、王恒守、李先正、刘遵宪、朱树屏、严效复、杨宗翰、郑成坤、李士伟、沈福彭等应聘来校执教。1949年6月2日青岛解放，王哲、罗竹风、高剑秋率领军管小组进校，对学校进行接管整顿。1948年夏，中共华东局决定，以原临沂山东大学渤海地区的部分留守人员为基础，并集中原来的一些教师，会同华中建设大学的部分干部教师，在潍县组建成立华东大学，同年9月4日开学。韦悫任校长，张勃川、李宇超任副校长。济南解放后，于11月迁入济南。迁济后成立文学、社会科学、教育三个学院和一个研究部。另设附属中学。1949年5月，韦悫调任上海市副市长，彭康接任校长，学校向正规化大学过渡。11月，教育学院划出，后成为山东师范大学。原华东大学教育学院院长田佩之、华东大学教务长余修分别担任第一、二任院长附属中学交济南市领导，改为实验中学。1948年8月18日，山东省立医学专科学校改名为山东省立医学院。院长由省立医院院长王宝楹担任。济南解放后由军管会接管，11月与华东白求恩医学院合并，定名为华东白求恩医学院。1949年7月到10月，由华东交通专科学校、华东交专徐州分校、华东高级工业学校、山东省人民政府生产部工业学校、生产部青岛高级工业学校、华东财办工矿部济南工业学校全部系科师资设备等经过调整集中，组建成立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山东省第一所工科高等院校——山东省立工业专科学校。1947年1月，根据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的指示，为纪念白求恩同志，军医学校改名为华东白求恩医学院，由宫乃泉副部长兼任院长。随部队在山东各地战斗，1948年9月，学校迁入济南，驻经五路纬九路处，11月与山东省立医学院合并。1950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后，学校调整为政治、文学、史地、艺术、俄文五系，转入正规化的业务学习。1950年冬奉命迁青岛，1951年在青岛与山东大学合校。华中建设大学、临沂山东大学和华东大学，都是短期训练班式的政治大学，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为国家培养了近一万名干部，为革命战争和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1951年03月，山东大学和华东大学合校，仍命名为山东大学。华岗任校长兼校党委书记，童第周、陆侃如为副校长、设文、理、工、农、医五个学院，分中国文学、历史学、外国文学、数学、物理学、化学、动物学、植物学、地质矿物学、水产学、土木工程学、机械工程学、电机工程学、农艺学、园艺学、病虫害学、政治学、艺术学18个系。其中政治和艺术为两个直属系。学校积极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推进教学改革，大力开展科学研究。1951年创办《文史哲》杂志和《山东大学学报》，开辟了科学园地，促进了学术争鸣。从此山东大学又进入了学术繁荣的新阶段。1951年6月13日，山东省立工业专科学校升格并更名为山东工学院。1952年夏，进行全国高等院校调整。山东大学根据中央教委部关于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的方案，调整的院系有：（一）政治系，迁至济南，组成山东政治学校（今中共山东省委党校）。（二）艺术系戏剧组，迁至上海，与上海戏剧专科学校合并，组建成中央戏剧学院华东分院（今上海戏剧学院）。（三）艺术系音乐、美术两组，迁至无锡，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苏州美术专科学校合并，组建成华东艺术专科学校（今南京艺术学院）。（四）工学院和土木系，和原山东工学院的土木、纺织系合并，组建成青岛工学院，后又迁至武汉与有关系科合并，成立武汉测绘学院（今武汉大学测绘学院）。（五）工学院的机械、电机两系，迁至济南，调入原山东工学院，组建成新的山东工学院。（六）农学院的农艺、园艺、植物病虫害学三系，迁至济南，与原山东农学院合并，组建成新的山东农学院（今山东农业大学）。（七）医学院1956年独立，扩建为青岛医学院。（八）理学院的地矿系迁至长春，与有关院校系科合并，组建成长春地质学院。（九）1954年教育部拟改变高等学校的布局，指令由山东大学负责，在郑州筹建一所新的大学，由山东大学支援师资，即现今的郑州大学。（十）在迁校济南时，留在青岛的系科，独立建立山东海洋学院（今中国海洋大学）。1952年9月，经华东区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委员会决定，撤销齐鲁大学，其医学院与原山东医学院合并，成立新的山东医学院，校址设在原齐鲁大学校址。山东大学在院系调整中，分出的系科和其他院校组建了十所高等院校，取消了院一级组织，留有中文、历史、外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水产八个系，增设海洋学系，建立文学历史和海洋物理两个研究所，成为教育部直属的以文、理为主的综合大学。中文、历史两专业开始招收研究生，还接收朝鲜、越南、苏联等国的留学生，学校的影响扩及国外。1955年华岗受诬陷去职，稍后童第周调中国科学院工作。1956年7月山东省副省长晁哲甫出任校长兼党委书记。1957年外文系师生进入上海外国语学院，外文系撤销。1958年夏晁哲甫奉调回省，国务院任命成仿吾为校长兼校党委书记。1958年7月，山东大学归由山东省领导，同年10月奉命迁校济南。文科的中文、历史两系和理科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四系搬迁济南，海洋、水产和正筹建的地矿三系留在青岛。这期间根据科学发展和国家建设事业的需要，于1959年秋恢复了外文系，1960年重设政治系，建成原子能系和电子系，学校由迁济时的6个系10个专业，增至政治、中文、历史、外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原子能（后学生并入复旦大学，该系撤销）、电子10个系。建立了中国古典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美国文学、中国古代史、微分方程（控制论）、磁学、晶体、微生物九个校属研究室。有八个专业接受培养研究生。设有三个专业业余大学，六个专业函授班，并招收函授研究生，在校业余和函授生达到4000人。同时，恢复了外国留学生培养工作。学校迁济后，从1959年开始兴建新校舍，到1966年“文革”前七年，共建成文史、化学两栋教学校，6栋学生宿舍楼，三个食堂，13栋教工宿舍楼和部分辅助用房，总面积五万平方米。全校九个系分住两地，校部机关和外文、物理、电子、生物四系仍住原处，称老校；政治、中文、历史、数学、化学五系迁新校舍，称新校。1961年学校复归教育部领导，学校在文史见长的优势中，向社会科学领域开拓；在理科的扬长避短中，突出数学、磁学、晶体、微生物的六十年代新特色，为学校以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66年开始了“文化大革命”。6月殃及山东大学校园，全校机构随之瘫痪。1967年后，校内山头林立，学校的一派组织夺权后，把校名改为“鲁迅大学”，直到1970年才又恢复了山东大学校名。1970年夏，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将山东大学一分为三：政治、中文、外文、历史四系南迁曲阜，与曲阜师范学院合并，时称为山东大学；生物学系迁奉泰安，并入山东农学院；校部机关和数学、物理、电子、化学、光学（新建）五系留在济南，成立山东科学技术大学。1973年周恩来总理在病中得悉这一情况，立即签署恢复山东大学原建制的指示，1974年初山东大学恢复原建制，山东科学技术大学即行撤销。1978年底，国务院决定对山东医学院实行由卫生部和山东省双重领导，并以卫生部为主的新的领导体制。1983年9月19日，山东省人民政府同意山东工学院改名为山东工业大学。1985年5月，卫生部决定山东医学院更名为山东医科大学。1997年，山东大学进入“211工程”建设序列。2000年7月，山东大学、山东医科大学、山东工业大学合并组建新的山东大学。2001年2月，进入“985工程”序列。 2015年10月，山东大学被确定为第一批“地方立法研究服务基地”，与烟台大学、山东政法学院等5所高等院校接受了授牌仪式。
马新，山东大学教授，1992年攻读博士研究生，1995年获博士学位，破格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山东大学出版社总编辑。 擅长“经济史、秦汉土地制度、农业生产等领域 论文著作《商品经济与两汉农民的历史命运》（《文史哲》1996年第6期）、《两汉乡村管理体系述论》（《山东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论两汉乡村社会中的里社》（《文史哲》1998年第5期）、《两汉乡村社会格阶层分析》（《山东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论两汉乡村社会中的宗族》（《文史哲》2000年第4期）、《试论两汉乡村工商业与高利贷》（《东岳论丛》2001年第2期）、《时政谣谚与两汉民众参与意识》（《齐鲁学刊》2001年第6期）。《正确估计两汉的农业生产水平》（《山东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气候与汉代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2期）、《历史气候与两汉农业的发展》（《文史哲》2002年第5期）、《论汉代的土地占有形态及其矛盾运动》（《东岳论丛》2004年第2期）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