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贸易政策有自由与保护之分，纵观各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历史，基本上都经历了由保护到自由再到保护的过程。中国外贸政策的发展演变过程也始自保护贸易政策。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际经济环境的不断变化，中国对外贸易政策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存在不同的特点，理论依据也在不断地更新，具体的贸易措施在不断改进和完善，对外贸易的国别和区域政策开始逐渐得到重视。
根据经济发展阶段以及面临的国内外形势的不同，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划分为四个阶段：(1)1949-1978年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统制型的封闭式保护贸易政策；(2)1978-1992年改革开放后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下的国家统制型的开放式保护贸易政策；(3)1992-2001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入世前具有贸易自由化倾向的保护贸易政策；(4)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后的逐渐与wto规则相适应的规范的公平与保护并存的贸易政策。
一、建国后改革开放之前的国家统制型的封闭式保护贸易政策（1949-1978年）
1949年9月通过的政协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中国对外贸易政策是“实行对外贸易的管制，并采用保护贸易政策”，明确指出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保护倾向。同时，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经济封锁和禁运政策，使得自力更生和自给自足成为中国发展经济的指导思想。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选择了在资金短缺的经济中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使对外贸易成为调剂余缺的手段，对外贸易政策的目标就是换取进口必要机器设备所必须的外汇，基本上忽略了对外贸易的效率原则。
在这个阶段，中国执行的是国家统制型的封闭式保护贸易政策。具体而言，在对外贸易体制上建立了传统的“高度集中、独家经营、政企合一”的形式，完全由政府来取代市场进行资源配置；在政府的对外贸易管理手段上，基本以行政计划为主，主要靠计划和数量限制来直接干预进出口，不参与世界性的贸易组织，很少进行双边经济贸易合作（除了早期与苏东国家之间的经济来往）；同时对外贸易的目的主要是创汇，为满足必须的进口对外汇的需求，而采取人民币币值高估以及外汇管制的汇率政策（从中国对外贸易的数据来分析，人民币币值高估实际上鼓励了进口，抑制了出口，导致建国后20年中出现进口赢利，出口亏损的局面）。
在对外贸易战略方面，中国此时基本上采取的是“进口替代”战略。在1960年之前选择的进口替代行业基本上是重工业，这与中国当时的工业化战略是相辅相成的，随后才开始有计划地引进部分基础工业。但是，与拉美国家的经历相同，完全的进口替代政策也导致国际收支状况日益恶化，外汇收不抵支；引进的技术和设备消化吸收不良；企业缺乏发展的动力，即使是先进技术设备的引进，一段时间后，又成为落后。
在此阶段，政府也采取进行进出口管制、征收关税、海关监管和商品检验等具体的贸易措施。制订关税政策的目的是“保护国家生产”和增加财政收入，保护国家生产就是用较高的关税税率加重进口商品的成本，以保护中国已有一定基础的手工业和轻工业产品以及其它新兴工业产品的正常生产和发展，不致遭受外来商品的竞争。
二、改革开放后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下的国家统制型的开放式保护贸易政策（1978-1992年）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对外贸易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和指导思想。由于经济体制从严格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商品经济体制，使得中国对外贸易政策开始变化。这一阶段对外贸易政策的主要标志有两个，一是1982年1月党中央书记处会议，它为对外经济工作确定了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二是1986年“七五”计划的公开发表，为对外贸易战略设计了明确的蓝图。此外，中国在1986年7月正式向关贸总协定(gatt)递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制度备忘录》，提请恢复中国在gatt的创始缔约国地位。
根据外贸体制改革的力度，可以把这一阶段区分为1978-1987年、1988-1992年两个时期。前一时期是改革初期，对外贸易体制改革主要体现在下放对外贸易经营权，开始工贸结合的试点，简化对外贸易计划的内容，并实行出口承包经营责任制度。后一时期的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重点则体现在外汇管制制度的放宽、出口退税政策的实行、进出口协调服务机制的建立、开始鼓励发展加工贸易。
对外贸易政策着重体现在奖出限入的政策上：(1)采取出口导向战略，鼓励和扶持出口型的产业，并进口相应的技术设备，实施物资分配、税收和利率等优惠，组建出口生产体系；实行外汇留成和复汇率制度；限制外资企业商品的内销；开始实行出口退税制度；建立进出口协调服务机制等一系列措施。(2)实施较严格的传统进口限制措施，通过关税、进口许可证、外汇管制、进口商品分类经营管理、国营贸易等措施实施进口限制。(3)鼓励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政策，鼓励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和引进先进技术。
比较优势理论逐渐成为中国开展对外贸易的理论基础。中国对外贸易国别结构和进出口的商品结构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点。中国出口的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的主要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产品。与改革开放前相比，这一阶段的对外贸易政策更注重奖出与限入的结合，实行的是有条件的、动态的贸易保护手段，因此称此阶段的对外贸易政策为国家统制下的开放型保护贸易政策。
三、入世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有贸易自由化倾向的保护贸易政策（1992-2001年）
1992年10月后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对外贸易政策开始进行广泛的改革。
中国在进口限制方面的改革包括：(1)对关税政策进行调整，1992年1月1日采用了按照《国际商品名称和编码协调制度》调整的关税税则，并降低了225个税目的进口税率。其后进行多次的关税下调，到1996年中国的关税总水平已经下降到23%。(2)减少、规范非关税措施，包括进口外汇体制的改革，实行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大量取消配额许可证和进口控制措施，配额的分配也转向公开招标和规范化分配制度。(3)依据gatt/wto的规则对中国的涉外法律体系进行完善，其中包括建立了大量的技术法规、反倾销条例等。
在出口促进方面的改革包括：(1)继续执行出口退税政策；(2)成立中国进出口银行，扶持企业的对外出口；(3)采取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4)成立各类商会和协会，并积极组织和参与国际性贸易博览会和展览会等；(5)大力发展出口援助等。
在这个阶段，中国政府干预对外贸易的目的尽管与改革开放前不同，但是依然受到古典重商主义观念的影响，奉行“顺差就是成绩，顺差就是目的”的“顺差至上”的重商主义思想，不遗余力地从事赔本出口创汇。这种观点应该说没有脱离中国的传统经济思想——“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等保守的观念。但是，长期的越来越大的贸易顺差虽然给中国带来了某种程度的“放心”，也为中国“创造”了越来越多的贸易摩擦。
这10年中，中国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基本指导理论实际上就是比较优势理论，而且从静态比较优势理论开始向动态比较优势理论转移。根据静态比较优势理论，或者说是外生比较优势，中国是劳动力丰裕的国家，有数字表明，中国劳动力的年均工资大约为1371美元，是美国劳动力年均工资的2.2%。所以中国大力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并鼓励出口劳动力密集型产品。自1996年开始中国的机电产品出口取代了传统的纺织品成为最主要的出口产品，表面上看中国已经走出了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出口这个圈子。但是，因为90年代全球经济增长，以及经济全球化和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链的转移，使得中国成为全球生产中的一环，跨国公司进入中国主要进行的资源配置就是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这里所说的廉价劳动力不等同于简单劳动力，它包括跨国公司廉价地在中国雇佣高级技术人员和知识人员。这一点表现在两点上：一是中国的出口贸易方式主要是以加工贸易、代工贸易为主，二是三资企业出口比重逐年在上升。
四、入世后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走向（2001年以后）
2001年12月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为履行入世的承诺，以及适应新的国际经济环境，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出现了大幅度的调整。对外贸易政策目标已经成为：促进对外贸易发展，构造有利于经济均衡发展的产业结构，实现产业的持续升级，推动中国经济在适度内外均衡基础之上高速发展。由中国对外贸易商品结构、国别结构以及所处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关系，决定着对外贸易政策的取向。
自1996年开始，机电产品的出口就已经占据中国对外贸易商品结构的第一位，但主要的出口方式是加工贸易或代工贸易，而且三资企业在进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在逐年上升，再加上出口产品的附加值仍然不高，所以对外贸易政策的选择应倾向于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或者中国国内产业结构优化。
中国主要的贸易对象是美国、日本、欧盟、东盟和韩国，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也主要来自这些国家或地区，因此，中国对外贸易政策必须根据这些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情势的变动而有所变动。例如，在美国、日本以及欧盟对中国的汇率制度提出质疑和责难之时，为了保持国民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可能从其他的对外贸易措施上进行协调。
另外，针对国际社会中区域集团化的倾向，中国在近年也开始逐渐通过双边和多边磋商参与到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之中，为中国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发展创造良好的周边环境和国家环境。例如中国与东盟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区意向协定，积极开展湄公河流域经济合作等等。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固然能够给中国经济发展和中国企业的成长带来相当大的好处，但是获得好处的同时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也就是中国对世界贸易组织及其成员的承诺。从现有的资料和两年的发展来看，中国议定书中有三方面的内容将对中国产生相当大的影响：第一是特别产品保障措施条款，印度和美国已经对中国使用过此条款；第二，在进行反倾销调查等程序时，在中国入世15年内wto成员依然可以将中国等同于非市场经济国家看待；第三，入世后8年内每年对中国的贸易政策进行审议。
这些都意味着中国对外贸易政策会出现大幅度调整。例如农产品贸易方面的政策，中国入世议定书中规定“中国应该执行中国货物减让和承诺表的规定，以及本‘议定书’中具体谈到的农产品的那些规定。在这方面，中国不得保持或采取对农产品的任何出口补贴。中国应按‘过渡期内审议机制’规定将农业部门的国有企业（不论是国家级还是地方级）与农业部门用作经办国家垄断贸易的其他企业之间，或者上述各企业相互之间的财务或其他转移，做出通知。”从这些条款可以看出，中国农产品的出口补贴政策已经无法使用，根据wto农业协定，中国对农业的扶持政策只能从国内支持上出发，或者说只能采取“绿箱措施”和“黄箱措施”。对于农产品的进口，中国已经约定关税税率和关税配额，但是，根据wto的若干例外条款——如国家安全例外、环境例外和国际收支例外等，可以采取一些临时性的限制措施，但前提是符合wto的例外规定。
各国制定对外贸易政策时主要考虑国内的政治经济状况，国际经济环境以及各主要贸易对象国的政治经济状况，和本国参加的国际或区域性经济组织的要求。对于中国来说，国家安全、可持续发展应该是考虑对外贸易政策的重要因素。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纳入了全球生产链、资本链、产品链的环节，中国依靠传统的劳动力比较优势已经不能维持长久的优势，因为劳动力比较优势极容易为它国取代，或被机器节约。从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的经验出发，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指导理论应该从传统的外生比较优势理论转移到内生比较优势，从静态比较优势转移到动态比较优势。
简而言之就是：首先，认识到比较优势不是天生的，而是可以通过后天的培养形成的，所以政府可以采取各种措施来扶持比较优势产业的形成；其次，比较优势不是静止的，而是不断发生变化的，在整个的生命周期中，产品和技术会从知识密集型转移到资本密集型再到劳动力密集型，所以一国在某种产品和技术的生产上是不可能永远具备比较优势的。这就意味着，每个国家都必须在产品和技术的创新与模仿上做文章，而且根据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可以知道，要素越是高级、专业，其带来的竞争优势或比较优势就越持久，企业自身管理和竞争情况也可以带来强大的竞争优势。因此，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的选择就应该围绕培养更持久的竞争优势或比较优势，换句话说，就是斟酌采取某些战略性贸易政策。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日本、欧盟等发达国家开始从自由贸易或贸易自由化倾向逐渐转向“公平贸易”政策的实行。所谓“公平贸易”主要是指为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必要时采取反倾销、反补贴或保障措施等一系列的贸易救济措施以恢复市场的可竞争性。wto的规则在很大程度上是依照了美日欧的这些做法，因此，中国在入世之后的对外贸易政策必须加强这方面政策措施的改进与完善，防止本国产业和企业或产品在遭受类似的损害之时无法可依，在遭遇贸易对象国的指责时无以回应，当然首要的还是《反垄断法》出台。
综合来说，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趋向应该是依据wto的基本原则以及例外条款，以国内经济发展要求为基础，在兼顾区域经济发展的利益上进行完善，倾向于采取开放型的公平与保护并存的贸易政策。
近年来，中国的地区经济差距引起了广泛关注，伴随地区经济差距扩大的同时，中国的金融发展在区域层面上也表现出了明显的差距（赵伟、马瑞永，2006）。研究影响区域金融发展的因素，对于解释和控制区域金融发展差距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试图就解决这个问题做初步尝试。 传统的经济地理学理论中，地区差异化的原因主要是由地区的地理位置（如距离港口的远近）、自然条件等因素决定的。传统的经济地理学并不能解释一些地理位置不是很优越的地区经济金融也能发展得很好。
正是这个原因促使了新经济地理学的崛起，新经济地理学的关键是Krugman(1991)提出的规模收益递增，核心思想是两个自然条件和地理位置非常接近的地区，也可能由于一些偶然的因素(例如历史事件)导致产业开始在其中一个地方集聚，从而产生地区差异。同时新经济地理学开始考虑经济、历史、文化和制度及其他一些传统地理学未涉及的因素对于经济的影响（Yeung,2003）。但是常常将政策因素和传统地理因素一样视为偶然事件来分析，认为它们对于经济金融起的是间接作用而非直接作用(金煜、陈钊、陆铭，2006)。在中国经济政策和传统地理因素往往不是间接影响经济和金融发展，而是起直接作用。中国的“让东部地区先富起来”的一系列政策对于东部地区的发展起了不可否认的直接作用。因此，本文的分析框架中纳入了经济政策因素的影响。
在新经济地理学基础上发展而来的金融地理学秉承了新经济地理学超越传统地理学框架分析问题的特点，并且发展出了更加综合分析问题的视角，强调跨学科的研究，从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多个角度来研究区域金融的发展。在这个视角下，传统地理因素、新经济地理因素和政策因素等都被包括在内。金雪军、田霖（2004）对这方面的实证研究已经作了初步尝试，从金融地理学的综合视角构建了区域金融竞争力评价体系，其指标体系涵盖了经济、文化、科技、区位等多个方面。本文试图从金融地理学的视角出发，构建一个金融地理学分析地区金融发展的框架。在此框架下将地区金融发展的影响因素经济、科技、历史等多种因素主要分为三类：经济地理因素、新经济地理因素和经济政策
二、中国区域金融发展描述性分析
我们分别采用金融相关比率（FIR）和金融市场化率(FMR)来衡量地区的金融发展程度。戈德史密斯提出的金融相关比率（FIR）作为衡量地区金融发展状况的指标已经被广泛采用，由于我国的国有金融长期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为了更好地反映影响我国区域金融发展的因素，我们特地还采用另一指标金融市场化率（FMR）来反映非国有金融发展状况（周立，2001）。FIR的定义是全部金融资产价值与全部实物资产(即国民财富)价值之比,这是衡量金融上层结构相对规模的最广义指标。
FMR是非国有金融机构的金融资产与国民财富的比值。如果用S代表存款、L代表贷款，以FIR表示金融相关率,那么计算公式则为：FIR=(S L)/GDP。本文下面也将采用这种方法计算金融相关比率。相对应的金融市场化比率FMR就为非国有银行的存贷款之和与GDP的比值（周立，2001）。
中国的区域金融发展水平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存在明显的变化，表示非国有金融发展水平的FMR的变化相对表示总体金融发展水平的 FIR更加明显。我们将从金融地理学的视角来分析区域金融发展水平变动的影响因素
三、实证分析
我们采用混同回归模型和非观测效应模型来对所获得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我们将对区域金融总体发展水平和区域非国有金融的发展水平分别建模分析。
（一）变量和数据 根据前面的分析，把影响区域金融发展的因素分为三类： 1.传统地理因素。按照地理位置和区域研究的传统，我们把30个省级行政单位分为东、中、西部三个地区。设立两个虚拟变量region2、 region3来分别代表中部和西部地区。 2.新经济地理因素。根据Henderson(1974)、Krugman(1991)、金雪军、田霖（2004）等前人的研究和金融地理学的特点，对影响区域金融发展的新经济地理因素我们考虑以下几个方面：（1）产业外溢效应。用地区第三产业产值占地区GDP的比重（indusratio）来表示。（2）地区人力资本水平。我们采用当地每百人中高校大学生的数量（hcap）来表示。（3）信息化水平。我们用当地年度邮政和电信业务的总量（comm）来表示信息化水平。（4）交通运输状况。我们用地区公路里程总长度（highway）来反映。（5）科技水平。我们用当地年度专利审批通过的数量（patent）来反映。（6）文化因素。我们用当地城镇居民除衣物、食品和居住消费以外的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consu）来反映一个地区的消费文化（金雪军、田霖，2004）。（7）历史因素。用该地区1997年的人均GDP指标（pergdp97）水平来反映一个地区的历史经济状况。 3.经济政策。本文主要从以下角度考虑政策的影响：（1）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参与程度。我们用当地财政支出中除教育、行政管理和基本建设之外的支出所占份额（government）来表示（金煜、陈钊、陆铭，2006)。（2）对外开放程度。研究对外开放程度较多采用对外贸易依存度指标，但是为了避免内生性问题，我们选用中国的对外开放优惠政策指数（Sylvie Démurge，2002；张学勇等，2006）来反映开放程度。（3）货币政策。中国统一的货币政策对于不同的地区却有不同的作用效果（宋旺、钟正生，2006），我们采用央行基准存款利率水平来反映货币政策力度。 我们选取1997-2004年的数据进行分析，一方面是由于我国的非国有金融在90年代初以前发展趋势不明显，另一方面从1996年以后利率政策使用较为频繁，对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可能产生影响。变量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经济信息网的地区年鉴、《中国金融年鉴》、《中国统计年鉴》相关各期，以及《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1.传统经济地理因素中的地理位置对于中国各地区的总体金融发展水平没有显著影响，但是对非国有金融却有显著影响。中国金融中国有金融占比较大，行政色彩浓厚并非按照正常的市场规律，经济发达地区并非金融发展程度高，经济落后地区也未必金融发展水平落后。但是非国有金融相对而言市场化程度较高，处于不利地理位置的西部地区其地理位置必然对其非国有金融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限制作用。 2.新经济地理因素对于区域金融发展有重要影响。（1）其中的人力资本、信息化水平和历史经济基础对地区总体金融发展和非国有金融发展都具有非常显著的正的影响。（2）地区的消费文化只在混同回归模型中对区域金融总体发展水平表现出显著的正的影响，但是在随机效应模型中并不显著；其对区域非国有金融发展也没有显著影响。（3）科技发展水平只在随机效应模型中表现出对区域金融总体发展水平的正影响，其他模型中统计结果均不显著。说明我国区域金融的发展对当地科技发展并不存在明显的依赖性。（4）交通运输状况对区域金融发展没有显著影响，由于金融发展已经越来越多地依赖于信息化水平，而对于交通运输条件的依赖已经很弱了。（5）产业外溢程度在随机效应模型中表现出对区域金融总体发展水平的正影响作用，即第三产业越发达，对区域金融发展越有利。 3.经济政策存在明显的区域效应。（1）政府对经济的参与对于区域金融总体发展水平和非国有金融发展水平均表现出显著的抑制作用。对东部地区非国有金融的发展抑制作用尤为明显，对西部地区的非国有金融发展无明显影响。（2）对外开放的地区优惠政策在对地区金融总体发展水平的影响方面，对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都有显著的负影响，中部地区没有影响。在影响非国有金融发展方面，对外开放优惠政策对于东部地区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于中部地区没有影响，对于西部地区却具有负影响。东部地区享受到的对外开放优惠政策力度最大，而且取得了卓著的政策实施效果；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力度较小，且未起到明显的效果。（3）利率政策对于区域金融的发展具有明显的区域效应。利率水平与区域非国有金融发展成负相关，但是这种负的影响东部地区最强，中部其次，西部最弱。东部地区由于投资意识相对发达，对于利率较中西部地区更加敏感，所以利率政策作用也更加明显。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从金融地理学的视角出发，构建了一个分析区域金融发展影响因素的框架，并且结合中国地区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论表明：经济地理因素中地理位置对区域非国有金融发展有显著影响；新经济地理因素中区域人力资本水平、信息化水平、历史经济基础等都对金融发展有显著正影响，而科技水平和交通运输条件影响不显著；经济政策有着差异化的区域效应：对外开放政策对于东部地区非国有金融发展影响显著，对于中西部地区促进作用不明显；政府减少对经济活动的参与有利于区域金融的发展，尤其对于市场化程度高的东部地区；利率政策的敏感程度按照东、中、西部地区依次递减。 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我们得到以下政策启示：第一，根据各地区不同的情况制定差异化的政策。对外开放政策对于东部地区的金融市场化具有很好的推动作用，可以继续保持，但对于中西部地区金融发展的促进作用未见明显，因此，促进中西部地区的金融发展和金融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应该采用其他方式。第二，要促进地区的金融发展和金融市场化水平的提高，需要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参与，对于经济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尤其要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参与，充分发挥市场主体的能动性。第三，为了更好地促进地区金融发展，需要实行差别化的利率政策。较低的利率水平对区域金融发展有促进作用。东部地区的金融发展对利率水平最为敏感，因此利率可以作为调节东部地区金融发展得很好的政策工具。对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其影响程度依次减弱，但是影响仍然显著。所以如果要利用差异化的利率政策促进区域金融发展，利率水平应该按东、中、西部顺序依次提高才能发挥出好的效果。
参考文献： [1]Krugman，P．，“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99：483-499, 1991 [2]金雪军,田霖.我国区域金融成长差异的态势: 1978- 2003年[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04,(8):24-30. [3]周立.中国各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1978-2000)[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贾伟） 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地理环境与经济政策 卢 佳 金雪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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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超过20%。
近年来，中国经济持续保持中高速增长，成为全球经济复苏和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发动机。2013—2016年，按照当年汇率计算，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由12.5%提高到14.8%，提高了2.3个百分点。
按照2010年不变美元价格计算，4年间中国经济实现了年均7.2%的增长速度，远高于同期美国、欧元区和日本三大发达经济体2.1%、1.2%和1.1%的年均增速，有力推动了世界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超过30%。
1979年至2017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为18.4%，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特别是自2006年以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稳居世界第一位。
2017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7.8%，超过美国、日本贡献率的总和，拉动世界经济增长0.8个百分点，是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
扩展资料
197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世界排名第11位；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在此后稳居世界第二位。我国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逐年上升，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计算，2017年，我国GDP为120146亿美元，占世界总量的15%，比1978年提高了13.2个百分点。
近几年，中国最终消费对世界消费增长的年均贡献率已经是世界第一。2013—2016年，按照不变美元价格计算，中国最终消费对世界消费增长的年均贡献率为23.4%，同期美国、欧元区和日本的年均贡献率分别为23%、7.9%和2.1%。
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未变。中国仍然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信息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经济发展的潜力大、韧性足、回旋余地广。
参考资料来源：中国经济网-人民日报发表郭同欣署名文章：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
参考资料来源：中国经济网-中国经济39年“成绩单”优异对世界经济增长年均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