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两会议案对政府行政进行机构改革成为热点关注议论话题。笔者认为，当前推进政府转型，需要明确以下几大理念。 理念之一:政府转型的基本趋势是公共服务职能不断发展并成为核心职能 一般来说，世界各国都经历了政府转型过程。在市场经济国家，早期的政府职能范围非常有限，基本定位在“守夜人”的角色，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承担了调解社会经济供求关系职能。随着19—20世纪初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频繁爆发，“市场失灵”的问题受到普遍重视，这些国家的政府逐步扩大了宏观调控、调解收入分配、维护公平竞争以及解决信息不对称等问题的职能。1960年代中期以后，经济滞胀问题凸现，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大规模干预经济带来的“政府失灵”问题成为新的焦点，结果引发了国有经济私有化的浪潮，并突破了一些传统上被认为属于自然垄断的领域，如电力、电信行业等。至此，这些国家的政府职能重点转向公共服务领域并趋于稳定，反映在公共支出结构上，转移性支出以及有关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等福利性支出成为主体部分。 从市场经济国家政府转型的简要描述中可以看出，政府转型的基本趋势是公共服务职能不断发展并成为核心职能。而政府转型的核心是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政府和市场能够有效克服自身的缺陷，发挥彼此不能或难以相互替代的功能，实现政府与市场功能的良性互动。这是现代公共服务体系赖以形成的基本前提和制度基础。 与市场经济国家政府转型的过程相比，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国家的政府转型尽管在调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表现出共性，但转型的起点和走向则呈现出不同的轨迹。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全面控制经济运行，政府转型所面临的初始问题是“政府失灵”而不是“市场失灵”问题。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转型是由不干预市场运行，到通过扩大公共服务来调整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而计划经济国家的政府转型则是通过缩小政府干预经济的范围，在培育和发展市场的同时，向主要提供公共服务转变。这样，在政府转型过程中往往会出现不同的“矫枉过正”情形，市场经济国家更有可能发生政府“干预过度”的问题，计划经济国家可能产生“市场扭曲”的问题。 就我国的情况来说，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尽管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形成，但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方面，政府职能的“越位”、“缺位”、“错位”现象依然存在。从政府的公共支出结构看，经济建设仍然占有主导性地位，成为制约公共服务供给的重要因素。从经济运行状况看，行政性垄断的广泛存在，既导致了不公平竞争，也抑制了市场活力，增加了社会公共服务成本。从体制方面看，政府在许多领域依然承担着决策者、生产者、监控者等多种角色，集裁判员与运动员于一身，制约了政府职能向公共服务转型的进程。理念之二:必须把维护公平正义作为基本价值取向 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基本价值取向，是坚持“以人为本”发展观的重要体现。因此，在建设公共服务体系和和谐社会过程中，政府转型必须把维护公平正义作为基本价值取向。 需要指出的是，在我国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曾经被作为分配制度改革的基本原则提出，近年来开始受到不少质疑。对此应该作具体分析。一是要考虑到改革的初始背景是分配领域中的平均主义窒息了社会活力，而且平均主义只强调结果均等，否认不同个人、群体的贡献，实际上是不公平的。二是当时提出的效率与公平具有不同指向，效率是与市场资源配置机制相联系的，选择了市场也就选择了效率；而“兼顾公平”主要是为避免因市场效率引致分配结果差距过大，其内涵与今天我们一般说的社会公平正义有很大不同。三是当时改革主要是在经济领域，政府转型主要在微观“搞活”经济方面，分配差距过大以及其他社会公平缺失问题还没有充分显现。因此，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与当初的改革原则本身没有必然联系，但由于政府转型相对滞后以及实践中存在对改革原则的扭曲或片面理解，致使人们在公平与效率问题上产生了较大的分歧。 根据改革进程的深化与社会认识水平的提高，应该说，社会发展中的公平与效率问题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问题，选择的侧重只是随着主要矛盾的变化才出现的，最终则是要实现二者的平衡，从而推动社会进步与和谐。十七大报告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反映了党在公平与效率关系上认识的深化。需要明确的是，政府与市场的功能是不同的。市场运行必然以效率为取向，这是市场机制的本质属性；市场运行也要求公平(竞争规则、秩序的公平)，但市场本身并不能完全提供这种公平。政府虽然在促进社会经济效率方面有重要作用，但这种作用主要是通过市场环境的改善而间接实现的，不是政府直接追求微观效率。政府在价值取向上必须坚持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这是政府作为公共权力受托者的本质属性。30年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不是源于政府坚持了“效率”原则，而是在于政府放弃了直接追求效率，把效率机制交给了市场，逐步把工作重心转移到改善市场环境、促进公平竞争等方面。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市场提供效率，政府维护公平正义，应该是我国市场深化改革和政府转型的基本价值取向。理念之三:从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社会管理型政府转变传统计划经济的基本理念是将公共利益、公共所有、公共管理等同起来，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是控制经济社会的唯一主体；同时，由于否定市场，市场也就不在公共利益的考虑之中。虽然我国目前已经基本形成了市场经济体制，但传统体制及其理念的惯性依然存在，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政府功能的科学定位。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利益是政府、社会公众和市场的共同需求，也是各类主体通过分工与合作共同来维护的；财产的公共所有不再是实现公共利益的唯一选择，非公有产权在基本制度规范下同样可以实现公共利益；公共管理无论在范围上还是在参与主体方面都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在这个意义上，政(学生无忧网整理)府转型不仅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而且要处理好政府与社会、公有产权和非公有产权的关系。这就必然要求我们高度重视政府功能的科学定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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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五年全国公路建设投资一万二千三百四十三亿元，扣除价格变动因素，是一九五○年到一九九七年全国公路建设投资总和的一点七倍。公路通车里程由一九九七年的一百二十三万公里增加到二○○二年的一百七十六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由四千七百七十一公里增加到二点五二万公里，从居世界第三十九位跃升到第二位。铁路营运里程由六万五千九百六十九公里增加到七万一千五百公里；五年建成新线五千九百四十四公里，复线四千六百零三公里，电气化线路五千七百零四公里。新建、改扩建机场五十个。港口万吨级码头泊位新增吞吐能力一点四四亿吨。交通建设空前发展，现代综合运输体系初步形成 ----摘自朱镕基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
电子站牌、出租车上的GPS装置、IC卡刷卡机，令我们的出行更加便捷横贯东西川流不息的长安街是首都北京的象征，更是北京市民日常出行的交通要道。有心人不难发现，北京的城市交通系统信息化工程近年来动作不断。现今，在北京长安街沿线乘坐1路公交车的乘客不用为等车而焦急了，因为你可以在新安装的电子站牌上实时看到1路车的运行位置。2002年10月15日，北京市第一块电子车牌出现在1路公交车日坛路车站。通过电子站牌，乘客能够随时了解1路公交车的运行位置，真正做到了让等车人“心中有数”。
新出现的电子站牌是北京公交智能化调度指挥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实现信息传递和互通，北京所有的1路公交车全都装上了GPS系统，指挥中心将接收到的车辆数据进行整理编辑，再由中央电视塔的调频广播发射机发射到电子站牌上。目前，这种先进的公交信息服务系统还处于试验运行阶段，所提供车辆位置信息仅供参考，但不久后将正式投入使用，范围也将扩大。
除了新亮相的电子站牌，出租车上的GPS装置、公交车上的IC卡刷卡机和停车场里的电子显示牌都在不知不觉中为人们的出行提供了便利，科技的发展正在为城市交通提速贡献自己的力量。目前这些还只是分散的资源，城市交通数字化之路建设的下一步目标就是把这些资源整合起来。
曾几何时，春运曾是中国经济发展与交通滞后的独特景观，如今，迅速增长的公路、铁路、民航运力让数以亿计的人们走得出去回得来，路网带我们走遍天涯海角5年来，大大小小的机场如雨后春笋拔地而起，机场设施的现代化水平显著提高。让我们来看看机场的候机楼吧。几年前我国民用机场旅客航站建筑面积较小，给旅客乘机带来了很多不便，而现在候机楼不仅仅面积增加，而且技术含量也在明显提高。机场候机楼设计概念逐步多样化，前列式、指廊式及其它综合方式相互结合，互为补充。
北京首都机场、上海浦东机场、杭州萧山机场等机场的航站楼均采用大跨度钢屋架结构、预应力混凝土及高强度混凝土，外形各具特色，楼内柱间距大大增加，空间宽阔，流程通畅，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计算机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为机场现代化提供了有力保障。电子离港系统的广泛应用，结束了几十年来手工办理值机手续的历史，大大减轻了工作人员的劳动强度，降低了服务差错率，提高了服务质量。在登机口通过条形码阅读器扫描登机牌并自动记录旅客人数，优化了旅客登机程序。离港系统具有计算机自动分配飞机载量平衡的功能，确保载量数据的可靠性，对飞行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电子离港系统为多柜台联办值机、无行李办理值机手续和多种旅客服务等提供了有力的支持。随着技术的更新和相关配套设施的建成，离港系统具有的延伸服务潜力日益显现，已成为机场经营管理的可靠数据来源。
民航交通的快捷，让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乘飞机出行。今年春节前，在北京上学的小赵心情非常激动，因为她可以坐飞机回家过年了，几千公里的路程只需两个小时就到了。像小赵这样春节回家过年选择乘坐飞机的人群正呈逐年递增的趋势。
曾几何时，春运，这个中国经济发展与交通滞后结合形成的独特景观，带给许多人的是痛苦的回忆。
如今，迅速增长的运力带给数以亿计的人们一个容易实现的渴望———回家过年，外出旅游。
在这跨世纪的5年，我国铁路建设不断展开新动作，其风采和魅力日益显露。联接东北与华东的陆海通道，纵贯华北、华中和华南的洛湛通道，西安至南京的东西部新通道及投资仅亚于三峡工程的京沪高速铁路的相继建成通车。铁路每年完成客运量10亿人次左右，是1949年的10倍，“买票难”、“乘车难”的帽子被甩掉了。
2000年12月18日，可以说是一个好日子，全长1262公里的京沪高速公路全线贯通。这是一条历时13载、用393亿元打造出的黄金路线。它不仅把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上海六省市连成一线，在华北与华东之间形成了一条便捷、快速的公路运输大通道，还与京沈高速公路、沈阳至长春至吉林高速公路、沪杭甬高速公路相接，使京津地区、环渤海湾地区和长江三角洲融为一体，成为东部发达地区最有力的经济“助推器”。
5年来，高速公路建设成就格外引人注目，东部地区省会与地市级城市间建立以高速公路为主的快速公路网已经基本完成。现如今，一条条高速路由中心城市辐射出去，密密织就了大城市圈，在中华大地上遍地开花。据悉，截至2001年底，我国高速公路总里程达19453公里（不包括港澳台），已跃居世界第二位。
其中山东省高速公路里程达2077公里、河北1565公里，广东1500公里。2002年11月高速公路突破2万公里。
到2005年，全国公路总里程将新增20万公里。到2010年，总长约3.5万公里、纵贯东西和横穿国境南北的“五纵七横”12条国道主干线系统将全面建成。
铁路在四次大提速之后，将于今年和2005年再进行两次大提速，并建成“三个中心”、“三个提速圈”。“三个中心”即以北京、上海、广州为中心，建成连接主要城市的快速客运网，总里程达14000~16000公里；“三个提速圈”即以中心城市为圆心，半径在500公里左右的城市间实现“朝发夕归”，半径在1200~1500公里实现“夕发朝至”，半径在2000~2500公里的实现“一日到达”。
高速公路联网，铁路大提速，交通科技让我们体验时代的“快感”2000年9月15日，正值“两纵两横”三个重要路段中的京沈高速公路通车。之前，从北京到沈阳乘最快的一班火车要9个小时，汽车走102国道需18个小时，京沈高速公路开通后只要6个小时。京沈高速公路成为华北与东北之间最便捷的大通道。曾经是海空部队飞行员的赵先生，现在每次来往于沈阳与北京之间，都选择乘坐“虎跃”高速直达大巴。他说：“我喜欢那种风驰电掣的感觉，就好像我依然驾驭着战斗机在蓝天上飞。”“千里江陵一日还”。现在，从铁路的任何一个节点，1500公里内都可以夕发朝至，一日何止千里！
过去，“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现在岭南的荔枝离开枝头不到6小时，已摆上西安的超市货架，进入寻常百姓家。曾经“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现在乘500吨轮渡可溯江入川，沿高速公路可直达锦城，蜀道已成康庄大道。
当沈大、济青、沪宁、成渝、京石、京津塘等地高速公路迅速延伸之时，铁路建设早已按耐不住它时代的步伐。
1995年10月，铁路科学技术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铁道部党组果断决策，提出了科技发展的十个现代化奋斗目标，逐步实现大宗货物运输重载化，旅客运输快速化，安全技术装备现代化，牵引动力电气、内燃化，车辆大型专业化，运营管理现代化和主要运输过程控制自动、半自动化，铁道结构重型化，养路、装卸、检修机械化，铁路设计施工现代化，铁路宏观决策科学化，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铁路技术体系。我国铁路提速拉开了帷幕。
1997年4月1日，全国铁路第一次大提速在京沪、京广、京哈线实施。这次提速，全路运行时速达120－160公里的特快旅客列车有8对；夕发朝至列车78列。货物列车最高时速达80公里；京沪、京广线开行重载列车64对，首次推出了月开行达515趟的“五定”（定点，定线，定车次，定时间，定运价）货运班列。
1998年10月1日，第二次大提速使京广、京沪、京哈三大干线提速区段得到延展。2000年10月21日，以西部为重点的第三次大提速，使陇海、兰新、京九、浙赣等干线的运输能力全面提高。2001年10月21日开始正式实施铁路的第四次提速。
在提速攻关的日子里，是我们的铁路工作者对全路的线路、桥梁、机车、车辆、通信、信号、安全装备等行车设备设施进行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更新改造。提速试验先在沪宁线、京秦线、沈山线、沈大线等线路上进行，数百名科技人员参加测试，取得10亿多个关键技术数据，为确保我国铁路全面提速的成功取得了科学依据。
我国相继成功地开发出的“东风11”、“韶山8”和“东风4D”型快速客运机车，“新曙光”内燃动车组、准高速双层内燃动车组、“蓝箭”交流传动电动车组、“春城号”动车组、“中原之星”电力动车组，“先锋号”和“奥星”机车，新型产品研制之多之快，让人应接不暇。这些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名副其实的“中华牌”机车车辆，在关键技术、制造工艺和整体技术水平上已经接近和达到国际同类产品的水平。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的不断采用，新设备的不断研制成功，使我国铁路装备又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成为了我国高速火车的动力源。
科技进步使得铁路安全技术设备水平大幅度提高，为铁路提速保驾护航。通用式机车信号、列车自动停车装置和列车安全运行速度监控记录装置，车站计算机联索设备，客车红外线轴温检测装置，钢轨探伤仪，轨道动态检查仪，道口报警装置等安全设置，已在全路普遍推广使用，初步形成了列车运行监控和列车超速防护相结合的发展模式。
高速公路，给我们的交通送来了时代节奏。铁路提速，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全路客票收入每年递增10％以上，1999年全路提前一年扭亏为盈。正是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制造水平的提升为我国铁路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科技进步，为我国交通事业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原动力2001年6月29日在我国交通建设史上又可以说是一个好日子，望眼雪域高原，举世瞩目的青藏铁路在那天正式开工建设。而如今，全长1142公里，途经海拔4000米以上地段960公里与多年连续冻土地段550公里，翻越唐古拉山路段海拔最高达5072米的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青藏铁路已初具规模。其中，冻土地区建设铁路的技术性难题已基本解决。
在青藏高原的高寒冻土地区修建铁路，是世界性工程技术难题。没有充分的科研成果是根本办不到的。是什么支撑着他们创造着我国乃至世界铁道建设史上的奇迹？
铁道部青藏铁路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朱振升回答了这一问题：是我国工程技术人员为青藏铁路的修建提供着强大的技术后盾，是他们在海拔4780米的风火山常年冻土地区开展路基、桥涵、房屋试验与多年不间断的观测、研究，取得了1300多万个试验数据后，阐明解决冻土问题的核心是控制融沉和冻胀变形；提出冷却地基冻土，减少传入冻土的热量，保持冻土热稳定性的技术路线，从而为施工中解决冻土引起的线路病害找到了有效措施。
铁道部发展计划司长期规划处林仲洪处长说，在今后的几年里，为了满足国家开发西部地区，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需求，我们将在抓好青藏铁路建设的基础上，着力构建西部路网基本框架，完善“八纵八横”的铁路路网通道，加强跨越东西部主干线的建设；在城市密集区发展城际多线铁路，在主要繁忙干线实现客货分线运输，在全国主要城市与港口构建15个专门的集装箱节点站，满足国家对能源输送与高附加值物资增长的需求。到2020年铁路总营业里程将达9万公里。
1997年1月，“韶山8”型大功率客运电力机车牵引着我国自行研制的准高速客车，在北京环行线上开始启动。铁道部各级领导坐在试验车上，认真地注视着计算机屏幕上的各种数据变化和列车快速行驶时的平稳性能。
当列车速度冲到212.6公里／小时，并稳稳地行驶2公里后，铁道部傅志寰部长高兴地说：“我国列车已进入高速行列，这是我国铁路史上一个里程碑”。1998年6月，“韶山8”型电力机车牵引的快速列车在郑武线跑出了240公里／小时，成为当时“中国第一速”，新华社迅速向全世界播发了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
5年来，科学技术的发展，为我国交通事业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原动力，我国的交通状况正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交通的高速发展成为中国经济版图中最引人注目的篇章。现今，每打开一本交通地图，铁路、公路、飞机航线所勾画的祖国交通网不免令人“眼花缭乱”。铁路“八纵八横”的框架给中国经济布下了一张好棋盘，以高速公路为主的快速公路网已见规模。数字化交通正在打造着“城市交通新理念”。
据统计，铁路营业里程达到7万公里，反映铁路运输效率的重要指标———运输密度达到每公里3000万吨，居世界第一。公路通车里程达到170万公里，居世界第四位。高速公路里程达到了1.9万公里，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民航机队的规模发展到1000多架，运输周转量达到了140亿吨公里，已经形成世界最大的民航市场。水运、集装箱吞吐量已经增长到2653万标准箱，其中上海港达到634万标准箱，稳稳地坐上了世界第5把交椅。随着我国交通基础设施、运输装备和客货运输总量规模迅速扩展及质量水平大幅提高，我国交通整体结构明显改善，5年来，我们已建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现代交通运输系统。
交通是篇大文章，寥寥几千字又怎能囊括5年来我国交通事业的变化与发展。作为普通老百姓，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感受着我们交通的发展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变化，而这些正是科技服务于交通为其注入了新鲜的活力。要想富，先修路。科技作用于交通的意义更在于使得迅猛发展的交通事业有力地拉动了我国不发达地区区域经济的积极增长，逐步把我国经济推上了快车道。
科技典范摊开中国铁路运营图，西藏自治区日前还是一片空白。如今，国家在“十五”计划中把建设青藏铁路列到新世纪重大工程中，在全国铁路横向大动脉———陇海线的西端又延长了1118公里。
提起第一次上山，青藏铁路第五标段科技攻关组组长、青年路基专家王永义说：“当时已近年底，山上气候和环境条件极其恶劣，在决定上不上山时，采取什么技术时，众说不一。
青藏铁路全长1118公里，其中多年冻土地段约600公里，海拔高于4000米的地段960多公里，青藏铁路将成为世界上海拔最高和最长的高原铁路。昆仑山隧道地处海拔4600米以上的高原多年冻土区，其隧道施工究竟采用哪种合理的支护方法，始终是专家的科研课题。有人主张采用湿喷混凝土技术，可在国内多年冻土隧道从未有过实践，没有成熟的经验，一些专家持怀疑态度，所以设计要求采用模筑混凝土技术，但也没有绝对把握，况且在昆仑山隧道冻土含冰量高，围岩破碎，冻土开挖暴露时间过长会造成冰层融化和坍塌。
王永义带领攻关小组迎难而上，他们与有关科研单位一道，选择了湿喷混凝土技术率先在全线开展攻关。通过大量室内及现场试验，终于在高寒低温及冻土条件下实现了湿喷混凝土速凝、早强、耐久，将其作为隧道临时支护及时封闭围岩裂隙，有效阻止了冰融速度，证实湿喷混凝土支护的可行性，填补了我国这方面研究的空白。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的实践催生科学理论，科学理论指导伟大的实践。回眸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经验，探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发展的历史轨迹和内在规律，准确把握科学发展观与改革开放的辩证关系，对于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具有重大意义。
一、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催生科学发展观
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是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改革开放与思想解放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向新的历史阶段转变，促进了科学发展观的形成与发展。
思想大解放，为科学发展观的形成奠定思想基石。解放思想是引导社会发展、催生新生事物的强大力量，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直接的思想基石。没有改革开放进程中的思想大解放，就没有科学发展观的形成和发展。1978年和1992年两次思想大解放，推动了改革开放的两次大跨越。从真理标准大讨论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确立，从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成为全党共识，都使我们党在冲破“左”的樊篱、摆脱“两个凡是”束缚和姓“社”姓“资”的争论中，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错误的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为科学发展观的形成扫清了思想障碍。在创立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我们既没丢“老祖宗”，又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根据当代中国改革发展的实际，深入研究和探讨“为谁发展、靠谁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实践中，坚决破除把经济增长等同于发展的思想观念，坚决冲破发展不计成本、不惜资源和环境代价的思维定势，坚决消除“重物轻人”的思想理念，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展现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最新认识，开辟了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实践证明，只有不断解放思想，才能在深化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推进理论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
经济建设的经验，为科学发展观的形成提供客观依据。马克思主义的每一次重大发展，总是与一定时代条件下的伟大实践联系在一起。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面对濒于崩溃边缘的国民经济，我们党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历史性决策，通过改革开放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增长奇迹。但不容讳言，随着改革开放的步步深入，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日益凸显。由于过分追求经济增长数量，出现了忽视经济增长质量、忽视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既要有重大战略部署、重大战略决策、重大战略举措的实施，更呼唤重大战略思想的指导。科学发展观正是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改革发展实践经验，顺应时代发展新要求提出来的。由此可见，改革开放的生动实践，是科学发展观形成与发展的源头活水。
社会发展的进步，为科学发展观的形成提供了动力支撑。唯物史观认为，人的发展是衡量社会发展进步的根本标尺。科学发展观的形成，是以不断满足人的根本利益为动力支撑的。30年前，我们党为了解决人民群众的吃饭问题，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这是完全正确的。但随着温饱问题的解决，群众对生活质量的渴求越来越高，不仅关注经济利益，而且关注政治利益、文化利益和自身的长远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制定发展战略时，必须坚持以人为本，追求人的全面发展。既要重视经济指标，也不能忽视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指标;既要重视近期指标，也要兼顾远期指标。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把“以人为本”作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应运而生。十六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顺应社会发展进步的新要求，始终在实践中身体力行科学发展观，高度关注民生，积极推进社会事业发展，使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内涵更丰富，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一致认同，并转化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实践表明，社会的发展进步，促进了人的全面发展，为科学发展观形成与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动力支撑。
摘 要：科学发展观是我党执政经验的最新总结，它要求我们的发展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实现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协调发展。为了实现这种发展观，我党必须不断改进和完善执政方式，笔者认为，依法执政就体现了这种要求，它能够保障人的全面发展，它是人类政治文明的要求，它可以使我们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 依法执政 政治文明 以人为本 可持续发展
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以往我们一直强调发展的重要性，但对于如何发展，我们的认识其实并不深刻。党的十六届中央委员会集中回答了如何发展的问题：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就是要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提出了“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又提出了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要求，即“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这些都是在充分总结我党五十几年执政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对如何发展这一问题作出的科学回答，既实事求是，又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是我党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重大创新，也我党执政理念的重大突破。
科学发展观与提高执政能力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科学发展观是关于发展的宏观科学指导，提高执政能力是我党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措施。我党科学发展观的确立经历一个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再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都要硬”，最后到“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上，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的统一”的过程。发展观的重大变化，也必然要求执政能力的提高，这就是“科学、民主和依法”的执政方式。科学执政，就是坚持按照科学的理论、制度和方法来执政，是科学发展观的直接要求；民主执政，就是坚持执政为民，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科学发展观的群众基础；依法执政，就是坚持把体现执政规律、社会发展规律和人民意志的法律作为基本依据，是科学发展观的实现途径。简言之，落实科学发展观，最终要体现到依法执政上来。
一、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科学发展观的含义和要求主要有三个方面，“以人为本”的人的全面发展，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协调发展。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坚持以人为本，就是把维护人民的利益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人为本，一方面回答了为什么发展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回答了在发展中相信谁、依靠谁的问题。具体说来，首先要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既包括生存的需要，也包括享受需要，既包括物质生活，也包括精神生活，既包括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包括生活质量和生活环境的改善。其次是要尊重和保障人权，包括公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利，保护公民财产和人身自由。要不断地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保证公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第三，要保障人民的发展权，包括就学、就业和创造等方面的权利。要树立相信人民、依靠人民的观念，创造人民平等发展，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的社会环境；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的思想道德、科技文化和身体健康素质。概括说来，就是要保障宪法规定的基本人权得以实现。
还要正确处理经济增长、经济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党和政府始终十分重视我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必须把可持续发展放在十分突出的地位，坚持计划生育、保护环境和保护资源的基本国策。”正确处理经济增长、经济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既是关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也是关系中华民族生存和未来发展的长远大计。牢固树立科学的发展观，一定要把保持经济快速增长与合理保护环境、科学利用资源结合起来，把经济发展建立在生态良好循环的基础之上，努力实现经济协调发展，社会全面进步，资源永续利用，环境不断改善，生态良性循环的协调统一，坚定不移地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必须深刻认识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的科学内涵，全面准确把握“三个文明”之间的辩证关系。全面发展观，就是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协调发展观，就是要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观,就是要在开发利用自然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可以看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是科学发展观题中应有之意。
三个文明全面发展，尤其要重视政治文明建设。长期以来，我们只重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作用，而忽视了政治文明建设。政治文明的主要作用表现为，政治文明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提供有力的政治和法律保障、提供组织和制度保障。只有这三者协调发展了，才真正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具体说来，就是要在党的领导下，不断弘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保障并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一步发展。胡锦涛同志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事业。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方面。缺少其中任何一个方面,社会都不可能健康地向前发展。”
长期以来，我们党的执政过程中，总是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科学的发展观的指引，忽视了政治文明建设。当党的发展观存在重大缺陷时，出现一些问题也在所难免。但仅仅有科学的发展观，还未必能实现科学的发展。科学发展观的实现程度取决于党的执政能力。所谓执政能力，是我们党在执政活动中，通过协调党与政府和社会其他团体和组织的关系，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能力。一个党能否科学地协调党与政治和社会的关系，能否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推动社会的发展，完全取决于这个政治的执政方式。
二、依法执政的意义
依法执政是与科学发展观相适应的、科学的执政方式。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它体现了“以人为本”的要求。这种要求是通过执政党遵守人民制定的法律来实现的，因为这些法律是人民意志的体现，是人民的利益的直接表达。
政党的基本功能是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1]]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保证把人民的利益稳定地表达出来。米歇尔斯曾经把无产阶级政党的执政规律尖刻地称为寡头统治铁律，“政党是为了特定的目的而建立起来的，它是一种达到特定目的手段。然而，一旦政党本身变成了目的，有了自己的目标和利益，那么从目的论的角度看，它将脱离自己所代表的阶级。”[[2]]我党会不会也犯这样的错误？笔者认为，克服这个铁律的关键所在是她不能有脱离人民大众的、属于政党自己的利益，也即执政行为本身不能成为党的最终追求，组织的自我保存也不能成为目的，而只能是手段，是为人民谋利益的手段，人民的利益永远是党的终极目标，党最终要做到以人为本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社会的全面发展。那么，如何保证党永远服从人民的利益？
革命领袖的结论是民意、人民利益要靠民主执政来体现。1945年，毛泽东在延安回答民主人士黄炎培提出的共产党能否跳出历史“周期率”问题时指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未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3]]在他看来，人民是对权力进行制约的主体，民主是克服权力政治的最好方式，要想保证人民的利益实现，必须采取民主的形式，我们的执政过程中必须要有充分的人民的意志反映。但最终他还是未能把有法制保障的民主贯彻到执政过程中，他欣赏广泛发展群众参与的“大民主”，忽视、轻视法制，倾向“人治”，这些认识，成为发动文革的一个重要思想根源。法律不一定以民主为前提，但民主必须以法律为基础，十年动乱是它最好的注解――缺乏法律保障的民主必然会走向民主的反面。未来的改革必须转向制度建设，在坚持党的领导下进行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把人民利益充分体现在执政过程中。
要在执政过程中充分体现民意，必须要以群众的观点来看待政绩。这就要求倾听群众呼声，忠实履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追求政绩的根本目的，衡量干部政绩，最根本的是看人民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但在实践过程中，又不存在抽象的群众观，执政党在执政过程中，不可能事事都要征求群众的意见，问问群众答应不答应，那样既不可能实现，即使实现，其成本也是巨大的。其实，在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人民意志已经转化成了法律，执政党在执政过程中，遵守了法律，就等于遵守人民意志，体现了人民利益。因此，依法执政就是以人为本、民主执政的具体实现方式。
其次，它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要求。
在经历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物质、精神两手都要抓、都要硬”两个阶段之后，要实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协调发展，就必须着重强调政治文明对物质和精神两个文明的支持和保障作用。
我们现阶段要建设高度的政治文明，就必须注重借鉴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发展的一切优秀成果和积极的因素。政治文明，是人类政治生活的一种进步状态，是人类在政治生活中各种规则和惯例的总结和提炼，是人类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政治成果，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是法治文明。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像斯大林那样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都不可能发生。[[4]]邓小平同志也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精神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5]]十六大报告也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同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
在我国，要建设政治文明，就是要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的前提下，充分吸收世界各国包括西方发达国家政治制度中的一切有利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文明成果，善于从世界现代政治文明发展的高度，全面科学地认识我国政治文明程度，并把政治文明建设与其他人类文明形式结合起来，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提供组织和制度保障。既然政治文明的核心是法治文明，建设法治国家就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一个核心任务。
建设法治国家最直接的目的就是规范和限制政府权力。亚里士多德就说过：“法治应包含两重含义――已通过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的良好法律。”[[6]]在人治社会，民众守法而政府可以不守法，在法治国家，民众守法，政府更应当首先守法，政府是否严格依法行政是衡量一个国家法治化程度的重要标志。但在西方，却鲜有国家直接用法律来规范政党的执政行为，因为他们对政党的监督主要是通过反对党与执政党之间的竞争来实现的，在多党政治制度下，宪法不需要直接规定执政党的职权和程序，而是规定各个政党平等竞选执政的权利，取得执政地位的政党就成为执政党，执政党政绩不佳、违法乱政，自然被反对党所取代。在我国，党的干部编制，属于国家编制；执政党的活动经费，包含在国家财政预算之内；执政党的领导权，主要表现为对国家大政方针的决策建议权和对国家领导干部的任免建议权。党处于国家政治活动的领导核心地位，这是我国宪法明文规定的，也是国情所决定的。党的这种特殊地位就决定了，在我国建设法治国，首先规制党的权力，实现依法执政，所谓依法执政就是政党依照法律进入国家政权机构并处于主导地位，且依照法律从事对全体社会成员发生约束性影响的国家政务管理活动。[[7]]也有人名之曰党的领导方式法治化，即党的领导有明确的法律根据，有充分的法律保障，有具体的职权范围，有法定的活动程序。[[8]]坚持、完善党的领导权是依法治国的关键。[[9]]中国政党制度的特殊性要求宪法明确具体地规定党的职权和程序。
论“看病难看病贵”的成因及对策
摘 要：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和医疗体制的改革和发展，看病难、看病贵是当前医疗卫生服务工作中群众呼声最强烈的问题，已成为全国普通存在的热点问题，看病难看病贵不仅是一个民生问题，而且也是一个综合性、体制性的社会问题。重点阐述看病难看病贵的主要矛盾，而且也详述了它的成因及揭示了看病难看病贵的对策。
关键词：医疗体制改革；医疗卫生；医疗保险
1 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原因分析
随着国家各个领域的飞速发展，看病难看病贵的显现越来越凸显了。对于这一问题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分析：
首先是从病人的方面来剖析。中国病人中没有医疗保险的人当中绝大多数是农民，约占37%正是因为这样，我觉得他们缺乏有关医疗保险的法律和法规，没有对医疗保险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预见，所以一去到医院，就总觉得看病难看病贵，那些病人就被这样一个事实所吓倒，同时心理为这笔昂贵的医药费用而产生崩溃。所以像这种情况也就犹然而产生了。
其次，从国家的方面来看，不但有政策方面的原因，而且还有国家和政府对市场的监管力度不够严格和财政投入不足的原因。政策方面，我国关于医疗立法还存在很多的缺陷，立法还很不健全，法律监测也很不完善，所以当病人在上医院看病接受治疗时只能是心理感觉价格高而无法用法律来得到根本的保障，况且，医院以及一些卫生院或诊所是属于事业单位，也是具有赢利性质的，所以患者就更加受蒙蔽了。同时，国家对医疗市场的监管不严，还没有真正的落实到每一个人，所以这就大大地主张了看病难看病贵的不良状况。至于财政投入方面，在2007年我国用于医疗救助的各级财政投入达71.2亿元，其中中央财政补助地方城乡医疗救助资金33.4亿元，比2006年的14.3亿元增长了13.3%，地方各级财政预算安排城乡医疗救助资金37.8亿元，较2006年27亿元增长了40%。其中江西、上海、辽宁、浙江、江苏等地的地方各级财政城乡医疗救助资金投入超过2亿元，江西、上海和河南等地省级财政投入资金超过1亿元，广西、安徽、重庆等地今年财政投入比2006年增长了2倍以上。我们可以看出，这还是很不足，这么大一个国家投入这么的少，不仅让我们老百姓看病难，同时也不能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此外，我国医疗卫生投入只占世界的2%，但是我国的人口总数占世界人口总数的22%左右，用2%的医疗费用去解决22%的人口健康问题肯定会觉得看病难，看病贵。据前几年统计部门称，中国有病而不去就诊的老百姓约占49.2%，这一数字看了的确令人吃惊啊。面对这种压力，我觉得国家和政府应该要高度的重视，不要让这种局面继续发展下去。
关于医疗保险方面，目前中国医疗保险的覆盖范围特别的窄。从结构上看，基本医疗保险主要覆盖的还是机关、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而农民、城镇非正式就业人员、弱势群体（低收入或下岗、失业职工）还没有被保险制度所覆盖，医疗保险制度应有的公平性和优越性没有充分体现出来。在有的农村，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因病返贫，因病致贫的现象非常的多，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还没充分凸现出来，所以我们可以经常从电机屏幕中看到农民工因工伤或意外伤害而没有钱治病，就算给农民保险，但仍还是不够充足。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一些方面：首先是农村合作医疗保险资金来源不足。随着基层社区集体经济力量的下降向农民集资成为建立合作医疗资金的重要来源，但向农民投资的难度，重要取于农民对医疗的满意程度。但是国家对医疗事业的投入甚少。然后农村合作医疗的政策不稳定。因为国家对医疗合作大多是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但是地方政府行政官员为了各自的利益，使得他们对执行政策的主动 性大大降低，没有足够推动合作医疗政策的落实。此外，近期国家实行一些惠民政策而取消了合作医疗项目，这一政策与国家支持发展农村合作医疗的政策相冲突，因而加大发展国家医疗政策的难度。接着是农村卫生体制难以适应农民从享有卫生保健的要求。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平衡，区域内部因乡村劳动力的急剧分化和大规模的非农化、职工化，农民对医疗保障的要求也不相同，这给建立统一的农村医疗保障体制，即农村保障的主体、方向、管理方法方面都构成了障碍。最后就是医疗卫生资源的分配不均衡，难以发挥最大的效益。一是农村的行政区域设置的卫生医疗网点业务不足。不少地方的农民基本可以做到小病不出乡，大病直接去县或乡级医院。因此县或乡的医疗布局不能适应新的情况。二是卫生机构重叠，人员臃肿，造成卫生资源的极大浪费。此外还有卫生人员的分布非常不协调。总之这些都是产生医疗保险覆盖范围严重不足的主要原因，不足之后自然就产生病人看病难看病贵。
公立医疗机构的公益性有所淡化对病人看病产生了麻烦。首先医疗机构没有充分保障每一个获得基本卫生服务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其次就是县域经济困难，特别是很多西部的一些县域非常贫因，所以这有可能导致公立医
